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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斐济建交以来的岁月中，双边关系的好坏变化，无不与台湾问题有关。因为这一原因，我在中国驻斐济大使馆工作期间，同斐济总理马拉的交往就显得特别的艰难曲折。
初会总理提交涉
1987年9月22日，我正式到任后的第7天，斐济外交部紧急约见，向我抛出斐方准备好为台湾贸易机构“升格”的三项措施：第一，台湾在斐济的东亚贸易中心“升格为中华民国商务代表处”。第二，该处人员享有外交特权。第三，允许升挂“国旗”。我当即表示，斐方将要采取的三项措施，不符合中斐建交公报中斐方“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原则。中国政府坚决反对制造“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要求斐方从中斐友好的大局出发，履行自己的国际承诺，取消这三项措施。并指出，如果斐方采取三项措施，那将严重损害中斐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友好合作关系，并引起严重后果。
12月16日，获悉斐济总理兼外长马拉即将为台湾贸易机构正式“升格”，遂向国内发特特急电，建议紧急约见斐外交部常秘，要其澄清。12月20日，我们收到国内的批复。正当我们紧急与斐方安排约见时，12月21日斐方不顾我方的坚决反对，公然发表新闻公报，宣布斐济政府决定为台湾贸易机构“升格”，把9月22日斐济外交部讲的“三条措施”全盘照搬。我即紧急约见了外交部常秘霍华德，指出：斐济的这一错误决定违背了中斐建交公报的原则，损害了两国关系。为此，向斐济政府提出强烈的抗议。霍华德常秘表示接受中方的抗议，但他回答不了我提出的严正要求。他说，马拉总理已经表示，要亲自就此事向中方作出解释。
1988年1月6日，我第一次会见马拉。会见中，我根据事先准备好的腹稿，首先充分肯定了马拉对同中国建交和发展双边关系所作出的贡献。然后，我正面阐述了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原则立场，表示相信马拉总理能予充分理解并慎重处理“升格”问题。马拉满面冰霜地听完我发言后说：“斐济正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并由此引发了社会不安宁。斐济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钱。台湾愿意提供贷款5000万美元来帮助我们。”我表示：“我们理解并同情斐济面临的困难，也不反对斐济同台湾进行民间性质的经贸往来。但台湾当局利用经贸往来，提出政治条件，为其在斐贸易机构‘升格’，以此来破坏中斐友好关系。”马拉立即情绪激动地说：“你们想阻止我们给台湾‘升格’，你们是不是愿意看到斐济这样困难和混乱下去！”我当即指出：“为台贸机构‘升格’，完全超出了经贸范围，并造成‘两个中国’的局面，这与中斐建交公报中只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不符。”马拉无言以对，便在官方和民间的含义上不停地进行纠缠。我考虑不必就此僵持下去，便说：“今天同阁下会谈，虽未达成一致，但双方表明了各自的立场和看法，促进了相互了解。我建议同阁下另定时间继续会谈，寻求一个共同接受的解决办法。”马拉表示同意。
第一次会谈后，我们抓住双方同意的“寻求一个共同接受的解决办法”为杠杆进行工作。经过协商，双方同意，在我同马拉举行第二次会谈之前，指派代表商谈解决办法。经过几轮会商，一致同意不能使用“中华民国”称谓，也不能允许台方挂旗。很快，斐济外交部常秘霍华德私下告诉我，这一解决办法，已得到马拉总理的同意。
1月13日，我按约前往斐济总理办公室同马拉第二次会谈。马拉首先说：“既然你们不同意我们‘升格’，我们就要改变那个决定了。但是，台湾在斐济的王先生（即台在斐贸易机构东亚贸易中心主任）很顽固，不肯接受。为此，我将去台湾向蒋经国先生作出解释。”马拉这一招实在出乎我们所料。尽管事前对会谈中可能出现的问题都反复作了设想，但就没有想到马拉会去台湾。我面对这一重大原则问题，必须立即表明立场。而对马拉这样一个对手，则务必既要表明态度，又不致使刚有进展的会谈倒退。
我随即表示：“对阁下所说要改变为台湾‘升格’的决定我表示欢迎。但所提要去台湾作解释问题，请阁下考虑，可不可以通过另外的方式或渠道进行。”真没有想到，马拉一下就激动起来，提高嗓门说：“你不让我去台湾，去台是我的自由。建交公报上也没有规定我不能去台湾。”他还把中国大陆提出的同台湾的“三通”和台湾同各国的来往混为一谈，并继续在民间与官方的解释上固执己见。对此，我扼要表明我方立场和看法后，并表示我们愿意继续通过友好协商解决问题。
此后，我们对斐方各界人士做了大量工作，对马拉施加影响。2月16日，奉马拉总理之命，斐济外交部常秘霍华德送来致我正式照会一件，重申“斐济政府继续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并承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此后，霍华德常秘为协调斐济政府各部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和做法，又向政府各部常务秘书发出文件。文件指出，斐济“所有同台湾来往的函件和文书，不准使用‘中华民国’的称谓。台湾的机构必须只使用中国台北的名义，而不能使用‘中华民国’。台湾机构可以享受由斐济财政部管理下的优惠，但不属外交豁免。斐济不允许台湾机构公开挂旗和奏歌，也不允许使用外交（CD）汽车牌照。他们的人员不准登入外交官和领事官员名册”。
多做工作增友谊
中斐关系中的台湾问题如此敏感，是有其历史缘由的。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即在斐济建立直属支部，在斐设有领事馆。长期以来，他们在斐济上层人士中进行反动宣传和利诱。中斐建交谈判长达3年之久，就是因为马拉及一些斐济上层人士迟迟不肯与台湾“旧友”决裂。1975年中斐建交后，台在斐“中华民国商务代表团”才改变为“东亚贸易中心”。
俗话说：“不打不相识。”如上所述，我到任后首次拜会总理马拉，是就台湾问题向他提出交涉；第二次见面也是会谈台湾问题。经过同马拉面对面的交锋，双方由生疏到比较了解。尤其是我对马拉的对华态度、处世特点及个性，有了切身的体验。经综合分析与思考，我感到对马拉还是有大量工作可做的。
“升格”问题告一段落后，我本着深交朋友多做工作的精神，继续对马拉做工作。根据其特点，我们先从做马拉夫人及其子女的工作入手。马拉夫人安迪·拉德·拉拉巴拉吾·莉蒂亚·卡拉弗陶加比马拉易于接近，我们开始先约她和子女们到使馆做客，增进了解，建立友谊。其后，其子女同我馆年轻的外交官成为朋友，双方相互来往。马拉夫人对做生意兴趣大，使馆商务处的同志就与她谈生意。目的都是为了影响马拉，通过马拉阻止中斐关系中出现“两个中国”问题。 与此同时，在双方进一步了解和增进友谊的基础上，两国间的人员交往和经贸合作也在顺利进行。斐济自1987年发生两次军事政变后，原来的外籍医生离境，斐济医院的医生严重缺员。应斐方请求，我国10名医生应聘及时抵斐，解其燃眉之急。在此形势下，1988年5月20日，我陪同四川来的一个盐业和服装投资考察团拜会马拉。我看马拉情绪很高，又有热情，接见结束时，我便向马拉表示，在他方便的时候，欢迎他同夫人到中国使馆作客。马拉当即欣然答应，表示很高兴接受邀请，时间另行安排。
一个月之后，一个星期五的下午，使馆办公室忽然接到斐济总理办公室来电话说，马拉总理夫妇拟于本周六，即1988年6月26日晚应邀到使馆作客，询问时间是否合适。时间虽然确实紧了些，但我们当即表示热烈欢迎。
26日晚7时，马拉夫妇准时到达中国使馆，同到的还有其儿子、儿媳、女儿和女婿以及外孙共7人。这次宴请的目的是继续增进相互了解，联络感情，促进友谊。马拉上穿西服，下身着斐济传统的斐济裙。他一改以往会谈中的疾言厉色，而是笑容可掬，言谈友善。他不断称赞中国历史悠久，是文明古国。他兴奋地谈到1985年访华时受到的热情款待。他还告诉我，他受日本 川良一集团的邀请，将于1988年8月去东京出席南太平洋岛国会议。之后，由笹川集团安排，他将率南太岛国领导人去北京旅游。那天晚上在使馆作客，马拉始终谈笑风生，热情友好。第二天早上，马拉亲自给我打来电话，对受到的热情款待再次表示深切谢意，并表示日后加强联络。据使馆礼宾工作记载，他已多年未来过使馆。至于使馆的招待会，他更是从未出席过。
说服众人排浊浪
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发生了政治风波。随着一些西方国家掀起的反华波澜，台湾当局又在南太平洋地区投机钻营，妄图浑水摸鱼，破坏我们同一些岛国的正常关系，中斐关系中的台湾问题因之突现。正在此时，马拉总理访英经香港返斐，却被台湾当局拉去访台两天。在台期间，台力劝马拉弃我就台，马拉当时未予答应。台湾当局对马拉声称，将以上亿美元取代我所有援斐项目，以换取斐济对“中华民国”的承认。
在斐济首都苏瓦，满城风雨，谣言四起，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不少华人和斐济朋友对中斐关系忧心忡忡。而在斐济政府中，某些部长主张接受台湾重金，既承认“中华民国”，又保持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这种想法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马拉的思想。
此时，我刚参加完在京召开的第七次使节会议返回斐济。面对险恶的形势，我们决定有针对性地做细致的工作。
1989年9月12日，我正式约见了马拉总理。我就台湾问题再次表明中国政府的立场，并耐心地讲清道理，指明利害。马拉总理经过权衡得失，最后郑重地向我表示，斐济将继续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不变。他声称，斐济同中国之间有双方达成的协议，斐济无意破坏这些协议。为此，斐济不会允许台湾在斐济设立什么“中华民国领事馆”。这次马拉没有发火，倒是在会见结束时还开了个玩笑：“阁下尽可以安心地睡觉。”
马拉总理的明确表态，使台湾当局破坏中斐友好关系的图谋再次遭到失败。中斐友好关系在国际险恶的风浪中经受了又一次考验。
访华归来学中华
1975年中斐建交后，马拉总理曾于1978年和1985年先后两次正式访问中国。1988年8月马拉率南太平洋岛国领导人赴北京非正式访问，回到斐济不久他就曾向一位华人流露，愿意再次正式访问中国。1990年1月，李鹏总理向马拉发出了邀请他正式访问中国的函件，我即约定时间，当面将李鹏总理的邀请函交给了马拉。他对此深表感谢，并回顾了前两次正式访华的情景。
1990年4月15日，马拉一行抵达深圳。我先期回国，向部里汇报工作，然后去深圳迎接他们。在广东访问期间，受到了叶选平、李灏等省市领导的热情接待。马拉在深圳国贸大厦的旋转厅俯瞰全城，极目远眺，对深圳变化之大，感慨颇深。他说：“几年前我曾经过深圳，那时不过是一个种满水稻和荔枝的小村庄。目下的深圳，我简直认不出来了，它和毗邻的香港难以辨别，这不能不使我感到惊奇和钦佩。”从广东飞往成都，又受到了张皓若省长等领导的盛情接待。这是马拉第一次到四川访问。访问中，四川的农业种植和都江堰古老巨大的水利工程，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马拉一行于4月19日抵达北京，先后受到江泽民总书记、杨尚昆主席和李鹏总理热情友好的会见和款待，并同李鹏总理进行了正式会谈。
在谈到双边关系时，马拉主动谈及台湾问题。他说：“斐济之所以要同台湾保持一定联系，主要是出于国内政治上的考虑。斐济族人和印度族人几乎各占一半。斐济人只有同整个华人社团保持密切联系，才能维持斐济人的政治优势。因此，我们不愿看到斐济华人社团因我们断绝同台湾的联系发生分裂。”
李鹏总理表示：“我们了解并关注斐济同台湾在贸易方面的密切关系。我们在台湾问题上，对所有与我建交国都采取一个立场，即必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最近台湾同几个国家‘复交’或‘建交’，我们不得不终止同这些国家的外交关系。台湾企图利用其经济力量搞‘弹性外交’，实质上是搞‘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我们不阻止、不反对与我建交国同台湾进行纯属民间的商贸往来，但有个界限，就是不能同台湾发展政治和外交关系。”
在李鹏举办的欢迎宴会上，李鹏称：“马拉总理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曾多次访华，为发展中斐之间的友好关系作过贡献。”他相信，马拉总理的这次访问，必将使两国人民的友谊和两国友好合作关系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马拉总理对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成就深表钦佩，对两国的友好关系给予高度评价，他还对中国政府多年来对斐济的经济援助表示深切的感谢，并表示将继续发展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在京期间，双方代表正式签署了中斐经济技术合作协定。马拉的成功访问，对日后中斐关系的发展、扩大双方各方面的交往，创造了更好的条件。
的确，马拉毕竟是一位政治家，他不忘台湾“老朋友”的同时，也清楚地认识到，中国是一个日益强大的大国，又是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斐济要在国际舞台上存在，就不能不同中国搞好关系，因此，在中斐关系中，在台湾问题上他不大可能走得太远，但在一个中国的原则问题上又会不时地遇到干扰和挑战。在我的任期内，我同马拉的交往就是在崎岖且时有险阻的道路上，艰难走过来的。
初会总理提交涉
1987年9月22日，我正式到任后的第7天，斐济外交部紧急约见，向我抛出斐方准备好为台湾贸易机构“升格”的三项措施：第一，台湾在斐济的东亚贸易中心“升格为中华民国商务代表处”。第二，该处人员享有外交特权。第三，允许升挂“国旗”。我当即表示，斐方将要采取的三项措施，不符合中斐建交公报中斐方“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原则。中国政府坚决反对制造“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要求斐方从中斐友好的大局出发，履行自己的国际承诺，取消这三项措施。并指出，如果斐方采取三项措施，那将严重损害中斐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友好合作关系，并引起严重后果。
12月16日，获悉斐济总理兼外长马拉即将为台湾贸易机构正式“升格”，遂向国内发特特急电，建议紧急约见斐外交部常秘，要其澄清。12月20日，我们收到国内的批复。正当我们紧急与斐方安排约见时，12月21日斐方不顾我方的坚决反对，公然发表新闻公报，宣布斐济政府决定为台湾贸易机构“升格”，把9月22日斐济外交部讲的“三条措施”全盘照搬。我即紧急约见了外交部常秘霍华德，指出：斐济的这一错误决定违背了中斐建交公报的原则，损害了两国关系。为此，向斐济政府提出强烈的抗议。霍华德常秘表示接受中方的抗议，但他回答不了我提出的严正要求。他说，马拉总理已经表示，要亲自就此事向中方作出解释。
1988年1月6日，我第一次会见马拉。会见中，我根据事先准备好的腹稿，首先充分肯定了马拉对同中国建交和发展双边关系所作出的贡献。然后，我正面阐述了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原则立场，表示相信马拉总理能予充分理解并慎重处理“升格”问题。马拉满面冰霜地听完我发言后说：“斐济正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并由此引发了社会不安宁。斐济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钱。台湾愿意提供贷款5000万美元来帮助我们。”我表示：“我们理解并同情斐济面临的困难，也不反对斐济同台湾进行民间性质的经贸往来。但台湾当局利用经贸往来，提出政治条件，为其在斐贸易机构‘升格’，以此来破坏中斐友好关系。”马拉立即情绪激动地说：“你们想阻止我们给台湾‘升格’，你们是不是愿意看到斐济这样困难和混乱下去！”我当即指出：“为台贸机构‘升格’，完全超出了经贸范围，并造成‘两个中国’的局面，这与中斐建交公报中只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不符。”马拉无言以对，便在官方和民间的含义上不停地进行纠缠。我考虑不必就此僵持下去，便说：“今天同阁下会谈，虽未达成一致，但双方表明了各自的立场和看法，促进了相互了解。我建议同阁下另定时间继续会谈，寻求一个共同接受的解决办法。”马拉表示同意。
第一次会谈后，我们抓住双方同意的“寻求一个共同接受的解决办法”为杠杆进行工作。经过协商，双方同意，在我同马拉举行第二次会谈之前，指派代表商谈解决办法。经过几轮会商，一致同意不能使用“中华民国”称谓，也不能允许台方挂旗。很快，斐济外交部常秘霍华德私下告诉我，这一解决办法，已得到马拉总理的同意。
1月13日，我按约前往斐济总理办公室同马拉第二次会谈。马拉首先说：“既然你们不同意我们‘升格’，我们就要改变那个决定了。但是，台湾在斐济的王先生（即台在斐贸易机构东亚贸易中心主任）很顽固，不肯接受。为此，我将去台湾向蒋经国先生作出解释。”马拉这一招实在出乎我们所料。尽管事前对会谈中可能出现的问题都反复作了设想，但就没有想到马拉会去台湾。我面对这一重大原则问题，必须立即表明立场。而对马拉这样一个对手，则务必既要表明态度，又不致使刚有进展的会谈倒退。
我随即表示：“对阁下所说要改变为台湾‘升格’的决定我表示欢迎。但所提要去台湾作解释问题，请阁下考虑，可不可以通过另外的方式或渠道进行。”真没有想到，马拉一下就激动起来，提高嗓门说：“你不让我去台湾，去台是我的自由。建交公报上也没有规定我不能去台湾。”他还把中国大陆提出的同台湾的“三通”和台湾同各国的来往混为一谈，并继续在民间与官方的解释上固执己见。对此，我扼要表明我方立场和看法后，并表示我们愿意继续通过友好协商解决问题。
此后，我们对斐方各界人士做了大量工作，对马拉施加影响。2月16日，奉马拉总理之命，斐济外交部常秘霍华德送来致我正式照会一件，重申“斐济政府继续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并承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此后，霍华德常秘为协调斐济政府各部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和做法，又向政府各部常务秘书发出文件。文件指出，斐济“所有同台湾来往的函件和文书，不准使用‘中华民国’的称谓。台湾的机构必须只使用中国台北的名义，而不能使用‘中华民国’。台湾机构可以享受由斐济财政部管理下的优惠，但不属外交豁免。斐济不允许台湾机构公开挂旗和奏歌，也不允许使用外交（CD）汽车牌照。他们的人员不准登入外交官和领事官员名册”。
多做工作增友谊
中斐关系中的台湾问题如此敏感，是有其历史缘由的。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即在斐济建立直属支部，在斐设有领事馆。长期以来，他们在斐济上层人士中进行反动宣传和利诱。中斐建交谈判长达3年之久，就是因为马拉及一些斐济上层人士迟迟不肯与台湾“旧友”决裂。1975年中斐建交后，台在斐“中华民国商务代表团”才改变为“东亚贸易中心”。
俗话说：“不打不相识。”如上所述，我到任后首次拜会总理马拉，是就台湾问题向他提出交涉；第二次见面也是会谈台湾问题。经过同马拉面对面的交锋，双方由生疏到比较了解。尤其是我对马拉的对华态度、处世特点及个性，有了切身的体验。经综合分析与思考，我感到对马拉还是有大量工作可做的。
“升格”问题告一段落后，我本着深交朋友多做工作的精神，继续对马拉做工作。根据其特点，我们先从做马拉夫人及其子女的工作入手。马拉夫人安迪·拉德·拉拉巴拉吾·莉蒂亚·卡拉弗陶加比马拉易于接近，我们开始先约她和子女们到使馆做客，增进了解，建立友谊。其后，其子女同我馆年轻的外交官成为朋友，双方相互来往。马拉夫人对做生意兴趣大，使馆商务处的同志就与她谈生意。目的都是为了影响马拉，通过马拉阻止中斐关系中出现“两个中国”问题。 与此同时，在双方进一步了解和增进友谊的基础上，两国间的人员交往和经贸合作也在顺利进行。斐济自1987年发生两次军事政变后，原来的外籍医生离境，斐济医院的医生严重缺员。应斐方请求，我国10名医生应聘及时抵斐，解其燃眉之急。在此形势下，1988年5月20日，我陪同四川来的一个盐业和服装投资考察团拜会马拉。我看马拉情绪很高，又有热情，接见结束时，我便向马拉表示，在他方便的时候，欢迎他同夫人到中国使馆作客。马拉当即欣然答应，表示很高兴接受邀请，时间另行安排。
一个月之后，一个星期五的下午，使馆办公室忽然接到斐济总理办公室来电话说，马拉总理夫妇拟于本周六，即1988年6月26日晚应邀到使馆作客，询问时间是否合适。时间虽然确实紧了些，但我们当即表示热烈欢迎。
26日晚7时，马拉夫妇准时到达中国使馆，同到的还有其儿子、儿媳、女儿和女婿以及外孙共7人。这次宴请的目的是继续增进相互了解，联络感情，促进友谊。马拉上穿西服，下身着斐济传统的斐济裙。他一改以往会谈中的疾言厉色，而是笑容可掬，言谈友善。他不断称赞中国历史悠久，是文明古国。他兴奋地谈到1985年访华时受到的热情款待。他还告诉我，他受日本 川良一集团的邀请，将于1988年8月去东京出席南太平洋岛国会议。之后，由笹川集团安排，他将率南太岛国领导人去北京旅游。那天晚上在使馆作客，马拉始终谈笑风生，热情友好。第二天早上，马拉亲自给我打来电话，对受到的热情款待再次表示深切谢意，并表示日后加强联络。据使馆礼宾工作记载，他已多年未来过使馆。至于使馆的招待会，他更是从未出席过。
说服众人排浊浪
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发生了政治风波。随着一些西方国家掀起的反华波澜，台湾当局又在南太平洋地区投机钻营，妄图浑水摸鱼，破坏我们同一些岛国的正常关系，中斐关系中的台湾问题因之突现。正在此时，马拉总理访英经香港返斐，却被台湾当局拉去访台两天。在台期间，台力劝马拉弃我就台，马拉当时未予答应。台湾当局对马拉声称，将以上亿美元取代我所有援斐项目，以换取斐济对“中华民国”的承认。
在斐济首都苏瓦，满城风雨，谣言四起，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不少华人和斐济朋友对中斐关系忧心忡忡。而在斐济政府中，某些部长主张接受台湾重金，既承认“中华民国”，又保持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这种想法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马拉的思想。
此时，我刚参加完在京召开的第七次使节会议返回斐济。面对险恶的形势，我们决定有针对性地做细致的工作。
1989年9月12日，我正式约见了马拉总理。我就台湾问题再次表明中国政府的立场，并耐心地讲清道理，指明利害。马拉总理经过权衡得失，最后郑重地向我表示，斐济将继续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不变。他声称，斐济同中国之间有双方达成的协议，斐济无意破坏这些协议。为此，斐济不会允许台湾在斐济设立什么“中华民国领事馆”。这次马拉没有发火，倒是在会见结束时还开了个玩笑：“阁下尽可以安心地睡觉。”
马拉总理的明确表态，使台湾当局破坏中斐友好关系的图谋再次遭到失败。中斐友好关系在国际险恶的风浪中经受了又一次考验。
访华归来学中华
1975年中斐建交后，马拉总理曾于1978年和1985年先后两次正式访问中国。1988年8月马拉率南太平洋岛国领导人赴北京非正式访问，回到斐济不久他就曾向一位华人流露，愿意再次正式访问中国。1990年1月，李鹏总理向马拉发出了邀请他正式访问中国的函件，我即约定时间，当面将李鹏总理的邀请函交给了马拉。他对此深表感谢，并回顾了前两次正式访华的情景。
1990年4月15日，马拉一行抵达深圳。我先期回国，向部里汇报工作，然后去深圳迎接他们。在广东访问期间，受到了叶选平、李灏等省市领导的热情接待。马拉在深圳国贸大厦的旋转厅俯瞰全城，极目远眺，对深圳变化之大，感慨颇深。他说：“几年前我曾经过深圳，那时不过是一个种满水稻和荔枝的小村庄。目下的深圳，我简直认不出来了，它和毗邻的香港难以辨别，这不能不使我感到惊奇和钦佩。”从广东飞往成都，又受到了张皓若省长等领导的盛情接待。这是马拉第一次到四川访问。访问中，四川的农业种植和都江堰古老巨大的水利工程，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马拉一行于4月19日抵达北京，先后受到江泽民总书记、杨尚昆主席和李鹏总理热情友好的会见和款待，并同李鹏总理进行了正式会谈。
在谈到双边关系时，马拉主动谈及台湾问题。他说：“斐济之所以要同台湾保持一定联系，主要是出于国内政治上的考虑。斐济族人和印度族人几乎各占一半。斐济人只有同整个华人社团保持密切联系，才能维持斐济人的政治优势。因此，我们不愿看到斐济华人社团因我们断绝同台湾的联系发生分裂。”
李鹏总理表示：“我们了解并关注斐济同台湾在贸易方面的密切关系。我们在台湾问题上，对所有与我建交国都采取一个立场，即必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最近台湾同几个国家‘复交’或‘建交’，我们不得不终止同这些国家的外交关系。台湾企图利用其经济力量搞‘弹性外交’，实质上是搞‘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我们不阻止、不反对与我建交国同台湾进行纯属民间的商贸往来，但有个界限，就是不能同台湾发展政治和外交关系。”
在李鹏举办的欢迎宴会上，李鹏称：“马拉总理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曾多次访华，为发展中斐之间的友好关系作过贡献。”他相信，马拉总理的这次访问，必将使两国人民的友谊和两国友好合作关系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马拉总理对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成就深表钦佩，对两国的友好关系给予高度评价，他还对中国政府多年来对斐济的经济援助表示深切的感谢，并表示将继续发展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在京期间，双方代表正式签署了中斐经济技术合作协定。马拉的成功访问，对日后中斐关系的发展、扩大双方各方面的交往，创造了更好的条件。
的确，马拉毕竟是一位政治家，他不忘台湾“老朋友”的同时，也清楚地认识到，中国是一个日益强大的大国，又是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斐济要在国际舞台上存在，就不能不同中国搞好关系，因此，在中斐关系中，在台湾问题上他不大可能走得太远，但在一个中国的原则问题上又会不时地遇到干扰和挑战。在我的任期内，我同马拉的交往就是在崎岖且时有险阻的道路上，艰难走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