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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茅盾，我们首先想到他是一个大作家，很少人能将他与“历险”联系在一起，可事实上，他经历的险境还不止一次，而且每一次都很惊心动魄。
1927年，病因庐山险被捉
1926年7月，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开始北伐。年底，原在上海主持国共合作事务的茅盾被党中央调至武汉，参加北伐工作，先任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政治教官，后任《汉口民国日报》总主笔。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在南京自立政府；5月，夏斗寅、许克祥等国民党军官相继在湖北、湖南发动叛乱。形势越来越险峻。7月8日，茅盾在写完一篇名为《讨蒋与团结革命势力》的社论后，即辞去了《汉口民国日报》总主笔工作，当天就与《汉口民国日报》的总经理毛泽民一起转入了地下。7月15日，武汉国民政府召开“分共”会议，国共合作的大革命彻底失败。中共中央临时常委迅即决定8月1日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
7月23日，茅盾接到上级指示，要他去九江找一个人，并交给他一张两千元的抬头支票(抬头支票是指支票上有收款人姓名的一种支票，收款人执此支票，仍须经过铺保或本人有钱存到银行，方可转账。这种支票可确保支票万一遗失，拾者不能取钱)，让他带去交给那人。
和茅盾同行的还有宋云彬及另一个姓宋的，他们去九江，是为了在那儿换船回上海。他们乘日本轮“襄阳丸”号抵达九江后，找了个客栈住下，然后，茅盾就去接头地点找人了。接头地点是一家小店铺，茅盾走进屋里，看见有两个人坐在那里，原来是董必武和谭平山。董必武对他说：“你的目的地是南昌，但今天早晨听说去南昌的火车不通了，说是中间有一段铁路被切断了。你现在先去买火车票，万一南昌去不了，你就回上海。我们也即将转移，你也不必再来了。”
茅盾想把支票交给董必武。董必武说：“还是你带到目的地去吧!”
翌日，他们一早动身，下午两三点到达庐山，住进位于半山腰的庐山大旅社。看时候还早，茅盾便打算到离旅社二三里远的牯岭大街打探一下情况，他走着走着，竟然碰到了夏曦。夏对他说：“昨天翻山下去的路还是通的，恽代英就是从这条路下去的。郭沫若来迟了一步，今天这条路就断了，所以他上午又匆匆下山回九江去了。”
“啊，那南昌就去不了啦!”茅盾十分焦虑地问。
“要不你明天再来找我，看看还有什么别的办法没有。”随后，夏曦将自己的住址告诉了他。
第二天，茅盾又去找夏曦。夏曦说：“这地方不宜长住，你还是回去吧。我也马上要走了。”南下既已无望，茅盾就准备回九江了。不料，晚上茅盾突然得了急性肠胃炎，一夜泻了七八次，第二天躺在床上动弹不得。此时，山上已无医生，只好吃茶房送来的八卦丹。茅盾在床上一连躺了五天，才稍能起身走动。此时宋云彬他们已回了上海。
8月初的一天，茅盾听人议论“南昌出事了”，便溜出去打听。一出门竟碰到在武汉的同事范志超。她原在武汉国民政府海外部任职，是一个活动能力很强的女同志，而且长得也美，所以在武汉三镇可谓大名鼎鼎。
“你怎么还在这里?”范志超惊奇地问，茅盾把自己的情况告诉了她。她接着又说：“这里不是谈话的地方，去你住的地方吧。”
回到旅社后，范志超便把南昌起义的大致情况跟茅盾讲了。茅盾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党让他去南昌是参加起义的，他却因道路阻塞和生病耽搁在了庐山。
“这几天汪精卫、于右任、张发奎、黄琪翔等人要来庐山开会。张发奎、黄琪翔昨晚已经上山，他们之中认识你的人很多，这几天你千万不要出门走动。如有什么消息，我会来告诉你的。”范志超在叮嘱了茅盾一番后，就走了。
两天以后，范志超再来，茅盾对她说：“看来南昌我是去不了了，我想回上海去，你能不能帮我买一张船票?”
“好吧，我去想办法。我们就一起走吧，大家也有个照应。”范志超说。
8月中旬，茅盾和范志超一起下山，直接上了一艘日本轮船，住的是两人一间的舱房，茅盾觉得有点别扭。见到他那拘束的样子，范志超解释道：“这里不是始发站，很难买到两个女客同一间舱房的票，与其同陌生男客在一起，还不如跟你同一间房。”
茅盾担心在上海码头碰到熟人，计划在镇江下船，再换乘火车，行李就只能托范志超带回上海了，范表示同意。第二天下午，船到镇江，茅盾就把自己在上海的地址告诉了她，随后就上了岸。镇江码头上有军警在盘查过往的旅客。一军警从茅盾身上搜出那张两千元的支票，又见他没有行李，便怀疑起来。茅盾急中生智，低声对那个军警说：“这东西我不要了，就送给你吧。”那军警迟疑了一下，就把支票塞进口袋，让茅盾走了。
茅盾在镇江站排队上车，正待走进车厢，突然从车厢里传出一个熟悉的声音，他朝车厢内一瞥，原来是故友吴开先。茅盾在汉口时，就知道吴开先已投靠了蒋介石，于是，他便没有走进车厢，而是在车厢口站到无锡，就提前下车了。他在无锡某旅馆过了一夜，第二天才坐夜车回到上海。
不日，茅盾把支票的事报告给了党组织，党组织先向银行挂了失，然后再由中共地下党员蔡绍敦开设的“绍敦电器公司”做担保，取出了那两千元钱。
1940年，进新疆容易出新疆难
1938年底，广州、武汉相继沦于日寇之手，时在香港的茅盾，因香港物价飞涨，越来越感到在香港难以立足。此时，新疆督办盛世才的东北同乡、实业家杜重远一再邀请茅盾去新疆，盛世才也给他发采了邀请电。因为盛世才在其执政前期，推行的是“反帝、亲苏、民平(民族平等)、清廉、和平、建设”六大政策，并积极邀请中共党员入疆开展工作。茅盾在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就决定去新疆了。
全面抗战爆发以后，新疆督办盛世才伪装进步，在苏联的支持下制定了“反帝、亲苏、民平(民族平等)、清廉、和平、建设”六大政策，与中共建立了统战关系，延安先后派了毛泽民、陈潭秋、邓发、孟一鸣等去新疆工作。时在香港的茅盾也应爱国民主人士、盛世才的东北同乡杜重远之邀，于1939年3月11日举家来到迪化(今乌鲁木齐)，与茅盾一家同来的还有张仲实等人。在他们到达迪化时，盛世才还亲自出城20公里迎接。 原本杜重远请茅盾来，只是想叫他到自己任校长的新疆学院担任教育系主任，但盛世才为拉拢茅盾，又给了他安了一个新疆文化协会委员长的头衔，同时，还任命了张忡实为文化协会的副委员长。
5月下旬，新疆学院的学生演出话剧《新新疆进行曲》。5月26日，茅盾在《新疆日报》上发表了《为(新新疆进行曲)的公演告亲爱的观众》一文。不料，却遭到盛世才身边几个亲信的妒忌，认为他抢了他们的风头，盛世才再见到茅盾时的态度也大不如前了。茅盾心想：我千里迢迢来到新疆，却要同这种小人斗法，实在是犯不着。于是，他从6月份起，就谢绝了一切外出演讲的邀请，并不再写与本职无关的文章，更开始制造自己健康不佳的舆论，为辞职做准备。
9月，赵丹、徐韬等人组织新疆学院的部分学生在“九·一八”纪念日演出了话剧《战斗》，结果此事又被盛世才身边几个亲信说成是杜重远想“拉山头”、“树势力”的行为。杜重远站出来予以还击，更惹恼盛世才，盛两次将茅盾叫去谈话，直接向茅盾说了他对杜的不满，并希望茅盾不要再跟着杜跑。10月上旬，杜被软禁，10月下旬，杜在新疆学院学习的内弟侯立达和秘书孙某先后被捕，侯的罪名是他在同学中散布盛世才的“六大政策”是他姐夫代写的。孙某则在严刑拷打之下，供出了一个“与汪精卫勾结”的“杜重远阴谋暴动集团”，将茅盾、张仲实等人也列入了其骨干名单。
事情发展到了这步田地，茅盾和张仲实在新疆的处境已岌岌可危。幸好盛世才此时尚未打算对他们二人动手。
1940年春节后的一天，张仲实来找茅盾，告诉他：“杜重远最近再次提出要回内地治病，但被盛世才借口没有交通工具而拒绝了，看来杜的前途已经十分危险。”两人越聊越感到威胁日益逼近，当务之急是怎么尽快离开新疆这个是非之地。
数日后，张仲实收到伯母去世的电报，遂写信给盛世才，说他从小是由伯母抚养长大的，他要请假回去安葬伯母。没想到盛竟批了，可是批归批，没有飞机，张还是不能成行。4月20日，茅盾突然收到二叔发自上海的一封加急电报：“大嫂已于17日在乌镇病故，丧事已毕。”母亲的去世，令茅盾心如刀绞，同时亦让他看到了一个逃离新疆的机会：我何不也学张仲实，请假奔丧!
“好吧。”盛世才在接到茅盾的请假电话后，沉默了片刻，表示同意。但也是不给解决交通工具。
5月1日，盛世才宴请苏联总领事，茅盾和张仲实都被邀出席。在宴会上，已事先得知5月5日会有一架苏联飞机要从迪化飞重庆的他俩瞧准机会，当着盛世才和苏联总领事的面问道：“督办，听说这几天将有一架要飞重庆的苏联飞机，不知我俩能否搭乘这架飞机回内地呀?”“哦，哦，这事你们问总领事好了。”盛世才对此毫无准备，只得如此应对。他们又立即转向总领事问道：“总领事，我们可以搭乘贵国的飞机回内地吗?”总领事回答得倒是相当干脆：“当然可以。”事已至此，盛世才尽管心中有一千个不愿意，也只得举杯对茅盾和张仲实说：“那就祝你们一路平安!”
5月5日，茅盾和张仲实等人终于登上了这架苏联飞机，飞机要在哈密停留一晚，午夜，哈密行政长官刘西屏突然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吵醒。电话是盛世才打来的：“我命令你将茅盾和张仲实扣押起来!”刘西屏是中共地下党员，他放下电话，正想着用什么办法才能让茅盾和张仲实安然脱险，盛世才竟又打来电话：“算了，还是让他们走吧!”
刘西屏怕盛世才再反悔，天一亮就急忙派车把茅盾和张仲实等人送到了飞机场，因为同行的还有苏联驻重庆大使馆的人员，他想，当着苏联人的面，盛世才应该不会再扣留他们了。
上午9时，飞机冲向蓝天，茅盾从舷窗里看到渐渐远逝的天山山峦，才如释重负地吐出了一口长气。就在他们离开新疆后不久，盛世才就彻底地撕去了伪装，毛泽民、陈潭秋等大批共产党员惨遭杀戮，杜重远被投入大牢，赵丹等人也遭到逮捕。
1942年初，冒死逃出被日军占领的香港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了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美、英等国随即对日宣战。8日晨，日军沿广九铁路线向九龙逼进，并开始轰炸香港。
当时，茅盾夫妇正在香港，和叶以群、戈宝权、宋之的夫妇及他们的小女儿，还有文艺通讯社的高汾一起住在位于轩尼诗道的一所舞蹈学校里。幸亏孔德沚已在几天前采购了足够大家两个月吃用的物品，在她的张罗下，这些人就在舞蹈学校里过起了战时共产主义的生活。
12月12日，日军占领九龙。17、18日，日军开始进攻香港。这天下午3点，一枚炮弹击中了离舞蹈学校不远的“广生行”，燃起了熊熊大火。转天，又一枚炮弹给他们的屋顶开了一个天窗，幸好没有人员受伤。舞蹈学校是不能住了，他们只好一起搬到了位于德辅道的大中华旅社二楼一个大套间里。
12月25日，香港政府升起白旗。日军征用了大中华旅社的一半房间。为避免日本兵来找麻烦，他们便在客厅里支起了一张麻将桌。茅盾夫妇和宋之的夫妇四人为一局，其他人都在旁边观战。这天，他们刚打了三圈多，就闯进来一高一矮两个日本兵。
叶以群马上日语向他俩招呼道：“你们也会这个吗?”当听日本兵说他们不会时，茅盾又以开玩笑的口气对他们说道：“要不让我来做你们的老师吧，这玩意学起来不难。”叶以群将茅盾的话翻译给两个日本兵后，两个日本兵叽咕了几句，终于走开了。
好险哪!众人都松了一口气。
大家都觉得再在这里住下去，会有危险，于是决定化整为零。茅盾夫妇先是住进了位于干诺道的大同旅馆。不久，叶以群又为他们在西环找了个住处，并告诉他们中共地下党正在加紧计划帮助滞留在香港的文化名人撤往大后方，让他们耐心等待。
1942年1月8日，茅盾终于等到了地下党派来的交通员，他对茅盾说道：“请您准备一下，明天就可以动身了。”他还告诉茅盾：“香港沦陷后，敌人在香港和九龙之间布下了一道严密的封锁线，岸边密布岗哨，海上有电艇巡逻。我们首先要冲破这道封锁线，转移到九龙，然后再撤往大后方。茅盾听后说：“我完全信赖党的安排。”
1月9日下午，茅盾夫妇扮成商人模样，只带了一个小旅行箱，就跟着地下党派来的一位交通员出发了，天黑时，他们登上了一条大船。茅盾一上船，就看到了邹韬奋、叶以群、高汾和胡绳等熟人。
翌日清晨，大船在九龙尖沙嘴靠了岸。后在东江游击队的带领下，他们夹杂在近两千名文化人中，开始了近两个月的长途跋涉，终于在1942年3月初，到达了桂林……
张宁据《名人传记》万树玉／文
1927年，病因庐山险被捉
1926年7月，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开始北伐。年底，原在上海主持国共合作事务的茅盾被党中央调至武汉，参加北伐工作，先任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政治教官，后任《汉口民国日报》总主笔。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在南京自立政府；5月，夏斗寅、许克祥等国民党军官相继在湖北、湖南发动叛乱。形势越来越险峻。7月8日，茅盾在写完一篇名为《讨蒋与团结革命势力》的社论后，即辞去了《汉口民国日报》总主笔工作，当天就与《汉口民国日报》的总经理毛泽民一起转入了地下。7月15日，武汉国民政府召开“分共”会议，国共合作的大革命彻底失败。中共中央临时常委迅即决定8月1日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
7月23日，茅盾接到上级指示，要他去九江找一个人，并交给他一张两千元的抬头支票(抬头支票是指支票上有收款人姓名的一种支票，收款人执此支票，仍须经过铺保或本人有钱存到银行，方可转账。这种支票可确保支票万一遗失，拾者不能取钱)，让他带去交给那人。
和茅盾同行的还有宋云彬及另一个姓宋的，他们去九江，是为了在那儿换船回上海。他们乘日本轮“襄阳丸”号抵达九江后，找了个客栈住下，然后，茅盾就去接头地点找人了。接头地点是一家小店铺，茅盾走进屋里，看见有两个人坐在那里，原来是董必武和谭平山。董必武对他说：“你的目的地是南昌，但今天早晨听说去南昌的火车不通了，说是中间有一段铁路被切断了。你现在先去买火车票，万一南昌去不了，你就回上海。我们也即将转移，你也不必再来了。”
茅盾想把支票交给董必武。董必武说：“还是你带到目的地去吧!”
翌日，他们一早动身，下午两三点到达庐山，住进位于半山腰的庐山大旅社。看时候还早，茅盾便打算到离旅社二三里远的牯岭大街打探一下情况，他走着走着，竟然碰到了夏曦。夏对他说：“昨天翻山下去的路还是通的，恽代英就是从这条路下去的。郭沫若来迟了一步，今天这条路就断了，所以他上午又匆匆下山回九江去了。”
“啊，那南昌就去不了啦!”茅盾十分焦虑地问。
“要不你明天再来找我，看看还有什么别的办法没有。”随后，夏曦将自己的住址告诉了他。
第二天，茅盾又去找夏曦。夏曦说：“这地方不宜长住，你还是回去吧。我也马上要走了。”南下既已无望，茅盾就准备回九江了。不料，晚上茅盾突然得了急性肠胃炎，一夜泻了七八次，第二天躺在床上动弹不得。此时，山上已无医生，只好吃茶房送来的八卦丹。茅盾在床上一连躺了五天，才稍能起身走动。此时宋云彬他们已回了上海。
8月初的一天，茅盾听人议论“南昌出事了”，便溜出去打听。一出门竟碰到在武汉的同事范志超。她原在武汉国民政府海外部任职，是一个活动能力很强的女同志，而且长得也美，所以在武汉三镇可谓大名鼎鼎。
“你怎么还在这里?”范志超惊奇地问，茅盾把自己的情况告诉了她。她接着又说：“这里不是谈话的地方，去你住的地方吧。”
回到旅社后，范志超便把南昌起义的大致情况跟茅盾讲了。茅盾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党让他去南昌是参加起义的，他却因道路阻塞和生病耽搁在了庐山。
“这几天汪精卫、于右任、张发奎、黄琪翔等人要来庐山开会。张发奎、黄琪翔昨晚已经上山，他们之中认识你的人很多，这几天你千万不要出门走动。如有什么消息，我会来告诉你的。”范志超在叮嘱了茅盾一番后，就走了。
两天以后，范志超再来，茅盾对她说：“看来南昌我是去不了了，我想回上海去，你能不能帮我买一张船票?”
“好吧，我去想办法。我们就一起走吧，大家也有个照应。”范志超说。
8月中旬，茅盾和范志超一起下山，直接上了一艘日本轮船，住的是两人一间的舱房，茅盾觉得有点别扭。见到他那拘束的样子，范志超解释道：“这里不是始发站，很难买到两个女客同一间舱房的票，与其同陌生男客在一起，还不如跟你同一间房。”
茅盾担心在上海码头碰到熟人，计划在镇江下船，再换乘火车，行李就只能托范志超带回上海了，范表示同意。第二天下午，船到镇江，茅盾就把自己在上海的地址告诉了她，随后就上了岸。镇江码头上有军警在盘查过往的旅客。一军警从茅盾身上搜出那张两千元的支票，又见他没有行李，便怀疑起来。茅盾急中生智，低声对那个军警说：“这东西我不要了，就送给你吧。”那军警迟疑了一下，就把支票塞进口袋，让茅盾走了。
茅盾在镇江站排队上车，正待走进车厢，突然从车厢里传出一个熟悉的声音，他朝车厢内一瞥，原来是故友吴开先。茅盾在汉口时，就知道吴开先已投靠了蒋介石，于是，他便没有走进车厢，而是在车厢口站到无锡，就提前下车了。他在无锡某旅馆过了一夜，第二天才坐夜车回到上海。
不日，茅盾把支票的事报告给了党组织，党组织先向银行挂了失，然后再由中共地下党员蔡绍敦开设的“绍敦电器公司”做担保，取出了那两千元钱。
1940年，进新疆容易出新疆难
1938年底，广州、武汉相继沦于日寇之手，时在香港的茅盾，因香港物价飞涨，越来越感到在香港难以立足。此时，新疆督办盛世才的东北同乡、实业家杜重远一再邀请茅盾去新疆，盛世才也给他发采了邀请电。因为盛世才在其执政前期，推行的是“反帝、亲苏、民平(民族平等)、清廉、和平、建设”六大政策，并积极邀请中共党员入疆开展工作。茅盾在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就决定去新疆了。
全面抗战爆发以后，新疆督办盛世才伪装进步，在苏联的支持下制定了“反帝、亲苏、民平(民族平等)、清廉、和平、建设”六大政策，与中共建立了统战关系，延安先后派了毛泽民、陈潭秋、邓发、孟一鸣等去新疆工作。时在香港的茅盾也应爱国民主人士、盛世才的东北同乡杜重远之邀，于1939年3月11日举家来到迪化(今乌鲁木齐)，与茅盾一家同来的还有张仲实等人。在他们到达迪化时，盛世才还亲自出城20公里迎接。 原本杜重远请茅盾来，只是想叫他到自己任校长的新疆学院担任教育系主任，但盛世才为拉拢茅盾，又给了他安了一个新疆文化协会委员长的头衔，同时，还任命了张忡实为文化协会的副委员长。
5月下旬，新疆学院的学生演出话剧《新新疆进行曲》。5月26日，茅盾在《新疆日报》上发表了《为(新新疆进行曲)的公演告亲爱的观众》一文。不料，却遭到盛世才身边几个亲信的妒忌，认为他抢了他们的风头，盛世才再见到茅盾时的态度也大不如前了。茅盾心想：我千里迢迢来到新疆，却要同这种小人斗法，实在是犯不着。于是，他从6月份起，就谢绝了一切外出演讲的邀请，并不再写与本职无关的文章，更开始制造自己健康不佳的舆论，为辞职做准备。
9月，赵丹、徐韬等人组织新疆学院的部分学生在“九·一八”纪念日演出了话剧《战斗》，结果此事又被盛世才身边几个亲信说成是杜重远想“拉山头”、“树势力”的行为。杜重远站出来予以还击，更惹恼盛世才，盛两次将茅盾叫去谈话，直接向茅盾说了他对杜的不满，并希望茅盾不要再跟着杜跑。10月上旬，杜被软禁，10月下旬，杜在新疆学院学习的内弟侯立达和秘书孙某先后被捕，侯的罪名是他在同学中散布盛世才的“六大政策”是他姐夫代写的。孙某则在严刑拷打之下，供出了一个“与汪精卫勾结”的“杜重远阴谋暴动集团”，将茅盾、张仲实等人也列入了其骨干名单。
事情发展到了这步田地，茅盾和张仲实在新疆的处境已岌岌可危。幸好盛世才此时尚未打算对他们二人动手。
1940年春节后的一天，张仲实来找茅盾，告诉他：“杜重远最近再次提出要回内地治病，但被盛世才借口没有交通工具而拒绝了，看来杜的前途已经十分危险。”两人越聊越感到威胁日益逼近，当务之急是怎么尽快离开新疆这个是非之地。
数日后，张仲实收到伯母去世的电报，遂写信给盛世才，说他从小是由伯母抚养长大的，他要请假回去安葬伯母。没想到盛竟批了，可是批归批，没有飞机，张还是不能成行。4月20日，茅盾突然收到二叔发自上海的一封加急电报：“大嫂已于17日在乌镇病故，丧事已毕。”母亲的去世，令茅盾心如刀绞，同时亦让他看到了一个逃离新疆的机会：我何不也学张仲实，请假奔丧!
“好吧。”盛世才在接到茅盾的请假电话后，沉默了片刻，表示同意。但也是不给解决交通工具。
5月1日，盛世才宴请苏联总领事，茅盾和张仲实都被邀出席。在宴会上，已事先得知5月5日会有一架苏联飞机要从迪化飞重庆的他俩瞧准机会，当着盛世才和苏联总领事的面问道：“督办，听说这几天将有一架要飞重庆的苏联飞机，不知我俩能否搭乘这架飞机回内地呀?”“哦，哦，这事你们问总领事好了。”盛世才对此毫无准备，只得如此应对。他们又立即转向总领事问道：“总领事，我们可以搭乘贵国的飞机回内地吗?”总领事回答得倒是相当干脆：“当然可以。”事已至此，盛世才尽管心中有一千个不愿意，也只得举杯对茅盾和张仲实说：“那就祝你们一路平安!”
5月5日，茅盾和张仲实等人终于登上了这架苏联飞机，飞机要在哈密停留一晚，午夜，哈密行政长官刘西屏突然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吵醒。电话是盛世才打来的：“我命令你将茅盾和张仲实扣押起来!”刘西屏是中共地下党员，他放下电话，正想着用什么办法才能让茅盾和张仲实安然脱险，盛世才竟又打来电话：“算了，还是让他们走吧!”
刘西屏怕盛世才再反悔，天一亮就急忙派车把茅盾和张仲实等人送到了飞机场，因为同行的还有苏联驻重庆大使馆的人员，他想，当着苏联人的面，盛世才应该不会再扣留他们了。
上午9时，飞机冲向蓝天，茅盾从舷窗里看到渐渐远逝的天山山峦，才如释重负地吐出了一口长气。就在他们离开新疆后不久，盛世才就彻底地撕去了伪装，毛泽民、陈潭秋等大批共产党员惨遭杀戮，杜重远被投入大牢，赵丹等人也遭到逮捕。
1942年初，冒死逃出被日军占领的香港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了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美、英等国随即对日宣战。8日晨，日军沿广九铁路线向九龙逼进，并开始轰炸香港。
当时，茅盾夫妇正在香港，和叶以群、戈宝权、宋之的夫妇及他们的小女儿，还有文艺通讯社的高汾一起住在位于轩尼诗道的一所舞蹈学校里。幸亏孔德沚已在几天前采购了足够大家两个月吃用的物品，在她的张罗下，这些人就在舞蹈学校里过起了战时共产主义的生活。
12月12日，日军占领九龙。17、18日，日军开始进攻香港。这天下午3点，一枚炮弹击中了离舞蹈学校不远的“广生行”，燃起了熊熊大火。转天，又一枚炮弹给他们的屋顶开了一个天窗，幸好没有人员受伤。舞蹈学校是不能住了，他们只好一起搬到了位于德辅道的大中华旅社二楼一个大套间里。
12月25日，香港政府升起白旗。日军征用了大中华旅社的一半房间。为避免日本兵来找麻烦，他们便在客厅里支起了一张麻将桌。茅盾夫妇和宋之的夫妇四人为一局，其他人都在旁边观战。这天，他们刚打了三圈多，就闯进来一高一矮两个日本兵。
叶以群马上日语向他俩招呼道：“你们也会这个吗?”当听日本兵说他们不会时，茅盾又以开玩笑的口气对他们说道：“要不让我来做你们的老师吧，这玩意学起来不难。”叶以群将茅盾的话翻译给两个日本兵后，两个日本兵叽咕了几句，终于走开了。
好险哪!众人都松了一口气。
大家都觉得再在这里住下去，会有危险，于是决定化整为零。茅盾夫妇先是住进了位于干诺道的大同旅馆。不久，叶以群又为他们在西环找了个住处，并告诉他们中共地下党正在加紧计划帮助滞留在香港的文化名人撤往大后方，让他们耐心等待。
1942年1月8日，茅盾终于等到了地下党派来的交通员，他对茅盾说道：“请您准备一下，明天就可以动身了。”他还告诉茅盾：“香港沦陷后，敌人在香港和九龙之间布下了一道严密的封锁线，岸边密布岗哨，海上有电艇巡逻。我们首先要冲破这道封锁线，转移到九龙，然后再撤往大后方。茅盾听后说：“我完全信赖党的安排。”
1月9日下午，茅盾夫妇扮成商人模样，只带了一个小旅行箱，就跟着地下党派来的一位交通员出发了，天黑时，他们登上了一条大船。茅盾一上船，就看到了邹韬奋、叶以群、高汾和胡绳等熟人。
翌日清晨，大船在九龙尖沙嘴靠了岸。后在东江游击队的带领下，他们夹杂在近两千名文化人中，开始了近两个月的长途跋涉，终于在1942年3月初，到达了桂林……
张宁据《名人传记》万树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