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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教会教育与近代中国教育相结合的产物，中国近代教会大学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中国近代教会大学具有宗教性、注重教学研究、重视社会服务等鲜明特点，其发展历程对我国当前高等教育发展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教会大学；校长；女子高等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6-0167-02
一、教会大学的兴起
19世纪后期，列强依靠武力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揭开了中国近代化的序幕。初入中国的列强，实施了一系措施以保障其在华利益。经济和政治遭受列强破坏的同时，西方的文化意识形态领域也加紧了入侵步伐。教会作为西方主流文化的传播机构，理所应当地进入了中国社会。与武力入侵的方式不同，西方传教士希望借助办大学的手段来入侵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并妄图以“十字架征服中国”。在西方各个教会的共同努力下，在中国各地陆续建立起了一批教会大学。
教会大学建立之初，其培养定位就是试图培养西方资本主义在华的代理人，可以说，其教育宗旨是脱离教育本体功能的，是有悖于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的。狄考文早在19世纪70年代就曾经说过：“所有伟大的科学发现都是由上帝恩赐给基督教国家的......（科学）是上帝特别赋予教会去打开异教邪说的大门的工具和争取人们信仰的手段。”[1]这句话虽然表明教会大学重视科学，但也无法掩饰其赤裸裸的殖民心态。但随着中国近代社会的进一步开放和发展，以及教会大学教育实践的的不断深入，暗含在教会大学中的教育本体功能逐渐凸显，至此，教会大学走向了逐渐摆脱宗教束缚的道路，这在客观上也推动了中国高等教育的近代化进程。到1919年，中国一共有14所教会大学，到抗日战争时期，一共有约26所教会大学。
二、教会大学的特点
教会大学作为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特殊存在模式，在办学宗旨、办学师资、校长管理和课程设置上均与普遍意义上的近现代大学有所区别，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鲜明的特点。
（一）办学的宗教色彩浓厚。宗教性是中国近代教会大学的首要特点，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教会大学的举办权在教会手中。教会大学是由各个教会共同举办，必然是带有教会性质的宗教教育组织，其宗旨必然具有宗教性；二是教会大学的授课教师多半是传教士。作为西方宗教文化的传播者和继承者，传教士这种身份特征必然会影响到教会大学的教育教学；三是教会大学的教育内容主要反映西方宗教的价值诉求。这一点在其课程设置上尤为明显。很多教会大学在其课程设置上凸显宗教课程和英语教育的作用，善于利用宗教课程渲染宗教氛围，使学生的思想和行为在潜移默化的过程中走向基督化，这也是教会大学实现其办学定位的重要举措。教会大学还把重视科学研究作为进一步深化教义的举措，把哲学和自然科学研究置于宗教光环下，使“哲学和科学的研究浸润于基督教的教义之中，才能使人们的内心谦卑，使人们在宇宙的创造主面前低头”[2]，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其宗教色彩浓厚。
（二）“兼收并蓄”的师资队伍建设。师资队伍建设始终是一所大学得以发展和进步的重要保证。曾有学者生动地认为：“如果把办学经费喻为一所学校的‘血脉’，那么师资则是一所学校的‘脊梁’”[3]，师资队伍的作用不言而喻。中国近代教会大学重视师资，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其生存和发展的根基，这一举措也成为中国近代教会大学得以办出水平和鲜明特色的关键之所在。教会大学坚持“中西结合”、“融会贯通”、“兼收并蓄”的理念，使其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一颗耀眼的明珠。在教会大学建立初期，外籍教师的比例远远超过了本土教师，已然成为教会大学师资队伍的主体部分，尽管后期教会大学走向了本土化，本土教师逐渐成为教会大学的主体部分，但是“中西结合”的原则始终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改变，教会大学始终坚持兼职教师与专职教师相结合的师资队伍建设路径，把“选贤举能”真正落实到了办学实践中。
（三）追求真理的大学校长。中国近代教会大学校长是特殊存在，是以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开创者和奠基者的姿态出现在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发展历程中的。我们不能忽视教会大学校长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尤其是在追求真理与知识的道路上，大学校长的作用尤为凸显。教会大学的校长作为教会大学的领路人，是整个教会大学精神面貌的集中体现者和办学宗旨的具体实践家。教会大学校长作为学术之长，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大师，这是高等教育发展所赋予校长的根本使命，“只有关心学术并有能力做学问的校长才会有学术的敏感性、学术的洞察力，并因此而能整体把握大学学术发展的方向”[4]。教会大学校长把学生的发展作为学校进步的标志，在整个大学营造了一种追求真理和知识的氛围，让校园充满人文气息。
（四）课程内容的本土化。中国近代教会大学的另一个突出特点反映在其课程设置上，凸显本土化理念，这一点很值得现代大学借鉴。教会大学发展初期的课程设置并未充分重视本土化发展趋势。直到20世纪20年代以后，教会大学的课程设置发生了本质性变革，以往占据统治地位的宗教类课程逐渐让位于中国传统文化类课程，这主要表现为学校降低了宗教类课程所占的比例，削减了这一类课程的数量；与此同时，学校的课程设置的本土化倾向越来越明显。教会大学逐渐采用了国文授课的方式，并根据西方课程设置和中国具体国情和社会发展实际，有针对性的建设了一批新式课程，“开设了农科、法律、教育等职业课程，扩大了学科领域，引进了体育课程”[5]，不少教会大学教育家走向了探索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社会科学类课程的道路。
（五）重视女子高等教育。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教育传统不重视甚至忽略女子教育，认为女子没有受教育权，这种思想根深蒂固。中国近代教会大学敢为人先，率先举办女子高等教育，这也成为近代女子高等教育的开端，是社会进步的标志。女子高等教育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单独设立的女子教会大学，如在1904年建立的华北协和女子大学（前身是北京贝满学校），1908年成立的福州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前身是福州女子学院预备学校）等；二是男女同校的教会大学，例如最早实行男女同校的大学是1095年成立的广州岭南大学。女子高等教育重视宗教教育，强调宗教化生活，并且要求学生积极参加各种宗教活动。 三、中国近代教会大学的现实意义
“解放后经过高等教育院系调整，教会大学虽然在我国大陆消失了，但其教育理念和教育机制在今天仍有较强的引领作用”[6]，重视审视教会大学，对于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意义重大。
“培养高素质的适应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人才是高等教育的根本任务，而完备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是完成这一任务的根本保障”[7]。中国近代教会大学之所以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健康运行，培养一批高水平人才，与其独特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是密不可分的。纵观教会大学的机构设置，能清晰地发现其机构设置的职责划分极为明确，实现了各个职能部门的协调一致，使每一个职责部门能够明确自身的使命，朝着办学目标方向一齐努力，充分发挥了职能部门在学校管理过程中的积极主动性。教会大学在办学过程中探索出了包括“姐妹帮扶制（即三年及班级与新生班级结成帮扶关系的一种制度，旨在帮助新入学的新生尽快适应学校生活和学习）”、“学生导师制（每一名学生都可以找一名教师作为自己的导师，指导自己的学校生活和学习等）”等一系列管理制度都可以为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提供借鉴意义。
中国近代教会大学的发展冲击了传统封建教育观，“学而优则仕”、“士农工商”等思想观念越来越不适应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因此，教会大学在办学定位上构筑了一种全新的高等教育理念，强调以学生发展为中心，承担了作为一所大学所应有的职责。教会大学的办学宗旨集中体现了这一点，金陵女子大学的“厚生”宗旨——人生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自身的发展和幸福，而是要充分利用自身的知识和能力造福社会，为他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圆满人生。这些关注“人的发展”的理念并未局限于思想意识形态，而是随着教会大学的发展付诸实践。教会大学重视体育教育、农科教育、生产劳动与科学研究的结合以及参与社会时政等做法无不体现着“以人为本”的办学理念，相反，现在一些大学虽然喊着“以人为本”的口号，却做着与之相悖的事情，这一点很值得我们反思。
中国近代教会大学的另一个特色就是重视职业教育，赋予高等教育新内涵。教会大学重视职业教育，通过成立社会团体参与社会发展，向社会推广先进生产理念和新式生产工艺，扩大办学影响力，把服务社会作为其重大使命。教会大学往往通过开设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相关专业来推动社会发展。“在20世纪20年代基督教运动爆发后，教会大学为社会服务的意识增强，纷纷根据社会实际需要和地区经济生活特点，开设制革、家政、农科、劳工统计调查科、教育专修科等大量的职业课程”[8]，进一步推动了社会发展。
中国近代教会大学对校长职责进行了具有深远意义的阐释，赋予了校长以特质。教会大学校长首先是学术研究人员的身份，然后才是管理人员的身份，这种定位才是一所大学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关键。作为大学这一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校长是这所大学精神信仰和真理的践行者，发挥着奔走社会筹资金、求贤如渴招人才、呕心沥血塑精神的重大作用，是集学术、学习、学生为一体的特殊存在，能为现代大学校长发展提供启示，尤其是对当前校长专业化与职业化的探讨提供了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田正.教会大学与中国现代高等教育——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为中心[J].高等教育研究，2004（03）：91.
[2]孙培青.中国教育思想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481.
[3]张安明.华中大学[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55.
[4]眭依凡.关于大学校长及其作用的讨论[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0（03）：9.
[5]王晋丽.非基督教运动前后中国教会大学课程设置比较[J].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6）：82.
[6]宛青松.20世纪初中国教会大学的特点及其现代意义[J].高等教育研究，2009（06）：81.
[7]张慧云.论高校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现状[J].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8，（04）：78.
[8]梁欣.试述近代中国近代教会大学的职业教育[J].法制与社会，2010（08）：230.
作者简介：郝广龙（1991—），男，汉族，山东，四川师范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高等教育原理及大学文化。
关键词：教会大学；校长；女子高等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6-0167-02
一、教会大学的兴起
19世纪后期，列强依靠武力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揭开了中国近代化的序幕。初入中国的列强，实施了一系措施以保障其在华利益。经济和政治遭受列强破坏的同时，西方的文化意识形态领域也加紧了入侵步伐。教会作为西方主流文化的传播机构，理所应当地进入了中国社会。与武力入侵的方式不同，西方传教士希望借助办大学的手段来入侵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并妄图以“十字架征服中国”。在西方各个教会的共同努力下，在中国各地陆续建立起了一批教会大学。
教会大学建立之初，其培养定位就是试图培养西方资本主义在华的代理人，可以说，其教育宗旨是脱离教育本体功能的，是有悖于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的。狄考文早在19世纪70年代就曾经说过：“所有伟大的科学发现都是由上帝恩赐给基督教国家的......（科学）是上帝特别赋予教会去打开异教邪说的大门的工具和争取人们信仰的手段。”[1]这句话虽然表明教会大学重视科学，但也无法掩饰其赤裸裸的殖民心态。但随着中国近代社会的进一步开放和发展，以及教会大学教育实践的的不断深入，暗含在教会大学中的教育本体功能逐渐凸显，至此，教会大学走向了逐渐摆脱宗教束缚的道路，这在客观上也推动了中国高等教育的近代化进程。到1919年，中国一共有14所教会大学，到抗日战争时期，一共有约26所教会大学。
二、教会大学的特点
教会大学作为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特殊存在模式，在办学宗旨、办学师资、校长管理和课程设置上均与普遍意义上的近现代大学有所区别，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鲜明的特点。
（一）办学的宗教色彩浓厚。宗教性是中国近代教会大学的首要特点，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教会大学的举办权在教会手中。教会大学是由各个教会共同举办，必然是带有教会性质的宗教教育组织，其宗旨必然具有宗教性；二是教会大学的授课教师多半是传教士。作为西方宗教文化的传播者和继承者，传教士这种身份特征必然会影响到教会大学的教育教学；三是教会大学的教育内容主要反映西方宗教的价值诉求。这一点在其课程设置上尤为明显。很多教会大学在其课程设置上凸显宗教课程和英语教育的作用，善于利用宗教课程渲染宗教氛围，使学生的思想和行为在潜移默化的过程中走向基督化，这也是教会大学实现其办学定位的重要举措。教会大学还把重视科学研究作为进一步深化教义的举措，把哲学和自然科学研究置于宗教光环下，使“哲学和科学的研究浸润于基督教的教义之中，才能使人们的内心谦卑，使人们在宇宙的创造主面前低头”[2]，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其宗教色彩浓厚。
（二）“兼收并蓄”的师资队伍建设。师资队伍建设始终是一所大学得以发展和进步的重要保证。曾有学者生动地认为：“如果把办学经费喻为一所学校的‘血脉’，那么师资则是一所学校的‘脊梁’”[3]，师资队伍的作用不言而喻。中国近代教会大学重视师资，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其生存和发展的根基，这一举措也成为中国近代教会大学得以办出水平和鲜明特色的关键之所在。教会大学坚持“中西结合”、“融会贯通”、“兼收并蓄”的理念，使其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一颗耀眼的明珠。在教会大学建立初期，外籍教师的比例远远超过了本土教师，已然成为教会大学师资队伍的主体部分，尽管后期教会大学走向了本土化，本土教师逐渐成为教会大学的主体部分，但是“中西结合”的原则始终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改变，教会大学始终坚持兼职教师与专职教师相结合的师资队伍建设路径，把“选贤举能”真正落实到了办学实践中。
（三）追求真理的大学校长。中国近代教会大学校长是特殊存在，是以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开创者和奠基者的姿态出现在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发展历程中的。我们不能忽视教会大学校长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尤其是在追求真理与知识的道路上，大学校长的作用尤为凸显。教会大学的校长作为教会大学的领路人，是整个教会大学精神面貌的集中体现者和办学宗旨的具体实践家。教会大学校长作为学术之长，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大师，这是高等教育发展所赋予校长的根本使命，“只有关心学术并有能力做学问的校长才会有学术的敏感性、学术的洞察力，并因此而能整体把握大学学术发展的方向”[4]。教会大学校长把学生的发展作为学校进步的标志，在整个大学营造了一种追求真理和知识的氛围，让校园充满人文气息。
（四）课程内容的本土化。中国近代教会大学的另一个突出特点反映在其课程设置上，凸显本土化理念，这一点很值得现代大学借鉴。教会大学发展初期的课程设置并未充分重视本土化发展趋势。直到20世纪20年代以后，教会大学的课程设置发生了本质性变革，以往占据统治地位的宗教类课程逐渐让位于中国传统文化类课程，这主要表现为学校降低了宗教类课程所占的比例，削减了这一类课程的数量；与此同时，学校的课程设置的本土化倾向越来越明显。教会大学逐渐采用了国文授课的方式，并根据西方课程设置和中国具体国情和社会发展实际，有针对性的建设了一批新式课程，“开设了农科、法律、教育等职业课程，扩大了学科领域，引进了体育课程”[5]，不少教会大学教育家走向了探索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社会科学类课程的道路。
（五）重视女子高等教育。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教育传统不重视甚至忽略女子教育，认为女子没有受教育权，这种思想根深蒂固。中国近代教会大学敢为人先，率先举办女子高等教育，这也成为近代女子高等教育的开端，是社会进步的标志。女子高等教育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单独设立的女子教会大学，如在1904年建立的华北协和女子大学（前身是北京贝满学校），1908年成立的福州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前身是福州女子学院预备学校）等；二是男女同校的教会大学，例如最早实行男女同校的大学是1095年成立的广州岭南大学。女子高等教育重视宗教教育，强调宗教化生活，并且要求学生积极参加各种宗教活动。 三、中国近代教会大学的现实意义
“解放后经过高等教育院系调整，教会大学虽然在我国大陆消失了，但其教育理念和教育机制在今天仍有较强的引领作用”[6]，重视审视教会大学，对于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意义重大。
“培养高素质的适应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人才是高等教育的根本任务，而完备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是完成这一任务的根本保障”[7]。中国近代教会大学之所以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健康运行，培养一批高水平人才，与其独特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是密不可分的。纵观教会大学的机构设置，能清晰地发现其机构设置的职责划分极为明确，实现了各个职能部门的协调一致，使每一个职责部门能够明确自身的使命，朝着办学目标方向一齐努力，充分发挥了职能部门在学校管理过程中的积极主动性。教会大学在办学过程中探索出了包括“姐妹帮扶制（即三年及班级与新生班级结成帮扶关系的一种制度，旨在帮助新入学的新生尽快适应学校生活和学习）”、“学生导师制（每一名学生都可以找一名教师作为自己的导师，指导自己的学校生活和学习等）”等一系列管理制度都可以为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提供借鉴意义。
中国近代教会大学的发展冲击了传统封建教育观，“学而优则仕”、“士农工商”等思想观念越来越不适应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因此，教会大学在办学定位上构筑了一种全新的高等教育理念，强调以学生发展为中心，承担了作为一所大学所应有的职责。教会大学的办学宗旨集中体现了这一点，金陵女子大学的“厚生”宗旨——人生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自身的发展和幸福，而是要充分利用自身的知识和能力造福社会，为他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圆满人生。这些关注“人的发展”的理念并未局限于思想意识形态，而是随着教会大学的发展付诸实践。教会大学重视体育教育、农科教育、生产劳动与科学研究的结合以及参与社会时政等做法无不体现着“以人为本”的办学理念，相反，现在一些大学虽然喊着“以人为本”的口号，却做着与之相悖的事情，这一点很值得我们反思。
中国近代教会大学的另一个特色就是重视职业教育，赋予高等教育新内涵。教会大学重视职业教育，通过成立社会团体参与社会发展，向社会推广先进生产理念和新式生产工艺，扩大办学影响力，把服务社会作为其重大使命。教会大学往往通过开设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相关专业来推动社会发展。“在20世纪20年代基督教运动爆发后，教会大学为社会服务的意识增强，纷纷根据社会实际需要和地区经济生活特点，开设制革、家政、农科、劳工统计调查科、教育专修科等大量的职业课程”[8]，进一步推动了社会发展。
中国近代教会大学对校长职责进行了具有深远意义的阐释，赋予了校长以特质。教会大学校长首先是学术研究人员的身份，然后才是管理人员的身份，这种定位才是一所大学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关键。作为大学这一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校长是这所大学精神信仰和真理的践行者，发挥着奔走社会筹资金、求贤如渴招人才、呕心沥血塑精神的重大作用，是集学术、学习、学生为一体的特殊存在，能为现代大学校长发展提供启示，尤其是对当前校长专业化与职业化的探讨提供了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田正.教会大学与中国现代高等教育——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为中心[J].高等教育研究，2004（03）：91.
[2]孙培青.中国教育思想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481.
[3]张安明.华中大学[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55.
[4]眭依凡.关于大学校长及其作用的讨论[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0（03）：9.
[5]王晋丽.非基督教运动前后中国教会大学课程设置比较[J].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6）：82.
[6]宛青松.20世纪初中国教会大学的特点及其现代意义[J].高等教育研究，2009（06）：81.
[7]张慧云.论高校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现状[J].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8，（04）：78.
[8]梁欣.试述近代中国近代教会大学的职业教育[J].法制与社会，2010（08）：230.
作者简介：郝广龙（1991—），男，汉族，山东，四川师范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高等教育原理及大学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