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一连串响亮的名字。
　　他们，出生于19世纪80年代。
　　他们成长于清代，成名于民国，影响到当代。
　　他们生活于急剧动荡的中国社会，他们既看到了清政府的软弱无能，亦看到了列强的强硬无理；他们既浸润了中国千百年来的古老文明，又接受了西方的新式教育；既植根于中国广袤的土地，又不辞辛苦远渡重洋求新求变……他们在当时的中国各个领域，都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他们中有文学大家鲁迅，为民主立宪流尽最后一滴血的宋教仁，弃文从武的蔡锷，一生政治立场多变的汤芗铭，有享有“药中甘草”、“翰林将军”之称的谭延闿……他们中还有在宦海中不断沉浮的黄郛，“民国第一杀手”王亚樵，还有皈依佛门的弘一大师李叔同，一战成名的《庄子》研究大家刘文典。
　　他们中更有乱世佳人吕碧城，诗名远播的末世才女徐蕴华，美丽强悍的女权运动先驱何震，宋氏家族的真正领袖宋霭龄……
　　仅仅翻开早期同盟会领导人名单，我们就会发现许多“英雄”和“坏人”的名字赫然在上：管总务庶务科的宋教仁、张继，书记科的马君武、胡汉民，评议部的汪精卫、朱执信、冯自由等等；而会员中的活跃分子则有章士钊、邹容、谭平山、李济深、苏曼殊……还有蔡锷、李烈钧、蒋百里、尹昌衡、唐继尧、程潜、蒋介石、阎锡山……在当时，他们还都是个个意气风发的80后。
　　百年前的中国遇到了两千年来未曾有过的大变局，出现了风气大变、豪杰辈出的井喷气象。革命与反动、变革与保守、扩张与独立，种种荣辱浮华、兴衰更替，一夜之间都齐齐上演，各种政治势力轮番上台。这样，我们就看到了救国救民的英雄人物，也看到了独霸一方的军阀，还有变节者和卖国者。不可否认，他们把名字永远地刻在近现代中国的历史上。
　　为何天才总是成群到来？人们总是这样追问。诚如茨威格所言：“历史亦是如此，它不可能持续不断地进行新的创造。一个真正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时刻——一个人类的群星闪耀时刻出现以前，必然会有漫长的岁月无谓地流逝而去。在这种关键时刻，那些平时慢慢悠悠顺序发生和并列发生的事，都压缩在这样一个决定一切的短暂时刻表现出来。这一时刻对民世代代作出不可改变的决定。它决定着一个人的生死，一个民族的存亡甚至整个人类的命运。”
　　历史选择这一时间段绝非是什么国泰民安的盛世，而正是在让人眼花缭乱的朝代更迭中，却齐齐涌现出耀眼的群星，他们照亮了历史的天空，影响了百年乃至更深远的中国走向。梳理这些人和事时，我们惊奇地发现决定历史命运的这批人大部分是生于19世纪80年代初，按照今天的话语体系——他们是一批一百年前的“80后”。
　　其实，当时手掌清廷大权的宣统皇帝溥仪的父亲摄政王载沣，还有其弟载洵、载涛都是80后。革命打破了旧有的社会体系，使得根深蒂固的阶层重新洗牌，在中国这个最讲究资历、出身、血统的国度里，一夜之间一批来自底层草根的80后登上了历史舞台。长袖善舞的宋教仁刚刚30岁很快就要当上一国总理，年纪轻轻的蔡锷、李烈钧、尹昌衡、唐继尧、阎锡山等等当上一省都督……
　　英雄与乱世总是结伴而至，对于一个民族的文化发展和百姓生活来说，这真的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如今我们已经与那个英雄和天才辈出的年代相隔一百多年了，一个多世纪的时间弹指间逝去，白杨作柱，红粉成灰，那些人的笑傲风云、金戈铁马、千古风流，都已尘烟散尽，只留下一串供后人追思的名字。
　　我们自己常常会惊讶于这些英雄与天才的成长史，诚如李叔同对马一浮的评价：“马先生是生而知之的。假定有一个人，生出来就读书，而且每天读两本，而且读了就会背诵，读到马先生的年纪，所读的书也不及马先生之多。”所有看过这句话的人大约都想问，那么马一浮是怎么读书的？这样的疑问我们几乎可以指向每一个一百年前的80后，或如李叔同所说是“生而知之”，或如荣格所说，这是一种被遗传的“集体无意识”，此外，我们再也找不到更合理的解释。
　　当我们将“80后”这样一个富有当下色彩的词强加于宋教仁、谭延闿、蔡锷、蒋百里、鲁迅、熊十力等人头上时，不免要引发一些相隔百年的遥遥对视与对比。如果说这样的强加行为有一点现实意义的话，那么套用一个流行的词说，它是“励志”的。他们至少让我们看到，人类在向个人能力极限挑战中所能达到的一个高度，虽然这种挑战并不一定是自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