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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7世纪英国散文家艾萨克·沃尔顿的散文《钓客清谈》是英国文学经典之一，然而自出版以来却很少受到评论界关注。在散文中，沃尔顿看似描写垂钓者的生活，却以垂钓者的视角对英国田园生活的美好展开想象。在他看来，五月的英格兰乡村满载幸福时光，而挤奶姑娘作为善良美好的乡村劳动者代表则是欢乐、无忧无虑与童贞的象征，与美丽宁静的乡村风光融为一体，成为17世纪英国田园牧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沃尔顿对英格兰五月的重点描绘承袭了乔叟对这个特殊月份的理解，使之成为英国文化中的一个特殊时间，为他的“习静”哲学提供了丰厚的孕育土壤。
关键词：沃尔顿 田园想象 挤奶姑娘 五月 “习静”
琼基尔·贝文（Jonquil Bevan）指出艾萨克·沃尔顿（Izaak Walton）的散文《钓客清谈》是17世纪英国当之无愧的为数不多的经典作品之一。17世纪的英国作家创作了许多垂钓手册，也创作了一些关于完美的绅士、厨师的手册，然而，这些作品远不及《钓客清谈》流传得广泛久远。①该书自1653年出版以来的十二年内，先后有五个版本问世，至今已再版五百多次。安德鲁·朗（Andrew Lang）在分析该书得以一版再版的原因时认为沃尔顿是“乡村友人”，因为“他丝毫不热衷于城镇，也不愿意追随城镇的生活方式，也不愿意向城里人学习”②。
美国当代小说家托马斯·麦古恩（Thomas Mcuane）说垂钓者给予了《钓客清谈》持久绵长的生命力，虽然他讲述的钓鱼知识早已过时，但是他的创作灵感却符合“田园梦想家”的心灵期待，他的创作思想表明钓鱼“这项运动需要全心投入——从空中到水中，从焦躁到冷静，透过一条河的流动看到运动的宇宙和它所有的星辰”③。
文学评论家乔治·桑普森（George Sampson）也承认该书是一部“垂钓经典”，认为沃尔顿在《钓客清谈》中展现了英国人对乡村田园、山丘、小溪与河谷的热爱之情，同时对该书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进行了客观的评价，他说“不可计数的读者虽然在餐桌以外的其他地方从未见过鱼，但是他们阅读并喜欢《钓客清谈》这本书。此书优美精致，既不枯燥无聊，也无停滞之感，书中主人公步履轻快、谈吐蓬勃向上，他们好似世界上最快乐的人在垂钓与饮食。时间的流逝更是赋予本书一种悠远的重要性，因为它完全是对已经逝去的生活方式的‘完整’描述”④。
一、远离尘嚣：沃尔顿的乡村情结
在《钓客清谈》这本以垂钓为主题的散文中，沃尔顿的文笔轻松、欢快，描绘了英格兰乡村的美丽景色，树林、草地、灌木丛、田地与鲜花以及充满芳香的空气，构成了一幅英国人想象中的理想图画。民国时期学者金东雷在评价沃尔顿时认为《钓客清谈》“描写天然的风景，有独到之处……充满着诗意和自然界的美丽，可以看，又可以听。我们读了《完备的渔夫之后》，觉得雨后的夕阳斜照在树枝的空隙里和树叶上，美得可爱；溪流的水，温静得说不出来，同时也觉得作者文笔之引人入胜”⑤。
在沃尔顿看来，大自然有着无穷的魅力与吸引力，这无时无刻不让他感到快乐，这一切都要归因于沃爾顿的乡村情结，这一切都是他对英国牧歌传统的继承与展现。在沃尔顿笔下乡间的美景中，读者如若不知，很难想象，在当时的宫廷与城市，发生了一次又一次血腥的革命与破坏活动：国王被斩首，不同教派之间的争斗愈演愈烈，小吉丁这种类型的宗教团体遭到巨大抨击，教堂被焚毁……沃尔顿想象中的一切，与17世纪英国社会发生的剧烈变化形成了巨大反差，他描绘的英格兰乡间仿佛是一座世外桃源，犹如仙境。其轻松、风趣的写作风格让读者感到如沐春风，不知不觉被其吸引，暂时忘却现世生活的波涛汹涌，让他们对社会剧变的畏惧与恐慌暂时消解，暂时得以实现精神之逃离。
梁实秋也认为《钓客清谈》是沃尔顿的“杰作”，是“英国‘田园文学’中最高成就之一”。该书出版以后，“其受欢迎的情形为作者及出版者所意料不到，在作者生时共印了五版，成为英国文学中最受大众欢迎的书之一”。梁实秋说英国作家兰姆（Charles Lamb）也非常喜爱这本书，他说：“书中洋溢着天真无邪纯洁单纯的精神……一个人在任何时候开卷读之可以收心平气和之益。”⑥在分析这一现象时，梁实秋说：“越是在动乱的时代人们越是憧憬于和平宁静的理想，最和平宁静的事无过于钓鱼……是由于广大读者有此心理上之需要。”⑦沃尔顿在《钓客清谈》中描绘的英格兰田园风光远离尘嚣、美丽宁静，充满了浓烈的田园气息与恬淡安逸的意境。碧绿的草地、苍翠的树木、清澈的小溪、鲜艳的花朵、聪明或迟钝的鱼儿无不成为《钓客清谈》中吸引读者的自然元素，这一切虽不能言语，但是它们的存在本身就是沃尔顿乡村情结的证明。
英国人的乡村情结由来已久，深入其思想，体现在其各个时代的文学创作之中。麦考利（Lord Macaulay）在对比英国乡村与爱尔兰乡村时曾经说过：“英国村庄是满载幸福时光的村庄，而爱尔兰村庄则破败萧条。”⑧“英国就是乡村，乡村就是英国”，这是20世纪20年代，时任英国首相的保守党领袖斯坦利·鲍德温（Stanley Baldwin）说过的一句名言，与其时代相近的我国学者林语堂曾经戏谑地说“人生理想之事，莫过于挣美国钱，娶日本太太，雇中国厨子，住英国乡间”。
乡村在英国民众的想象中是纯真、健康的象征，是英国人最理想的生活方式，英国著名记者杰里米·帕克斯曼（Jeremy Paxman）在《英国特性》一书中写道：“无论如何，在英国人的脑海里，英国的灵魂在乡村。”⑨
乡村在沃尔顿心目中占有重要地位，然而，沃尔顿的乡村并不是孤立的自然美景，而是与人类活动融为一体，在沃尔顿的想象世界中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在该书开篇，有钓鱼人、猎人和放鹰人三位人物，《钓客清谈》就在这三个人物之间的对话中展开。然而，随着对话的深入，放鹰人逐渐淡出读者的视野，却又出现了钓鱼人、猎人与挤奶姑娘及其母亲的对话。钓鱼人与猎人请挤奶姑娘为他们唱歌，他们则回报她们以鱼。在沃尔顿看来，这是淳朴、善良的人际关系，与金钱和利益无关。在沃尔顿笔下，挤奶姑娘是乡村人物，尤其是善良、美好的乡村劳动者的代表，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与文化内涵。 二、挤奶姑娘与沃尔顿的田园想象
挤奶姑娘（milkmaid）是《钓客清谈》中的一个重要意象。挤奶姑娘，美丽的乡村女性劳动者形象，是英国文学传统中的一个经典形象，在英国的诗歌、民谣以及小说中经常出现。根据牛津英语词典，“milkmaid”这个词汇最早出现于1552年。接下来，1570年，福克斯（Foxe）记载了伊丽莎白女王对乡村挤奶姑娘生活的热切向往，他说：“伊丽莎白……听到了……挤奶姑娘的愉快歌声，希望自己也能成为像她一样的挤奶姑娘。”⑩从该词出现在英语中的那一时刻起，就是欢乐、无忧无虑与童贞的象征，她与美丽宁静的乡村风光融为一体，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成为英国田园牧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沃尔顿对挤奶姑娘这一人物形象的描写，具有17世纪性格特写（character-writing）的色彩。关于挤奶姑娘的性格特写早在沃尔顿撰写《钓客清谈》之前就已经存在。欧佛伯利（Thomas Overbury）是17世纪英国最著名的性格特写作家，在《欧佛伯利性格特写》中，有一篇由韦伯斯特（John Webster）撰写的题为《一位美丽的挤奶姑娘》的性格特写。这篇特写开篇赞颂了挤奶姑娘的俊美外表、朴素而又天真无邪的装扮，接下来描述她遵循自然规律的生活习惯和在不同季节的辛勤劳作，最后阐释她“只知道做好事”的“诚实的思想”。韦伯斯特笔下的挤奶姑娘是17世纪英国绅士贵族们向往的理想化的田园生活的典型体现。
在英国文学传统中，挤奶姑娘是正直而又充满活力的女孩，由于受到乡村生活的影响，保持着人类的纯真状态，在英国人的共同体想象中是正能量的象征。在英国文学的主流传统中，挤奶姑娘与美丽的大自然融为一体，揭示的是人类纯真而美好的状态。这一文学形象自产生以来，不仅受到诗人们的青睐，也受到小说家的青睐。在《苔丝》这部小说中，苔丝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刻就是在农场里做挤奶姑娘，她与爱人安吉尔恋爱的幸福时光也是她在做挤奶姑娘的时候。虽然哈代笔下的苔丝与沃尔顿笔下的挤奶姑娘所生活的时代相差了一个多世纪，但是，连接二者之间的精神纽带与想象空间却没有变化。当苔丝没有出现在安吉尔面前的时候，他把苔丝想象为“大自然的贞女”“土地的女儿”“没有受到现代社会的疑虑触动的原始灵魂的代表”{11}。虽然这是安吉尔对苔丝的最初认识，但这也恰好反映了英国普通大众对挤奶姑娘这一原型人物的认知。
挤奶姑娘是一种特殊身份的农民，她的安闲惬意与没有受到工业污染和资本主义发展影响的美好农业社会场景相契合。因此，挤奶姑娘这个文学形象蕴含的是英国民众对美好的农业社会的怀念情绪，乡村的美景与农业社会的静谧与和谐是英国民众的最高精神追求，彰显英国民众的一缕怀旧情怀。
燕卜荪（William Empson）在著作《牧歌的几种表现形式》中说：“牧歌是一个将复杂纳入简单的过程，可以看出其中的社会意识。”杨周翰在分析燕卜荪的思想时认为：“他所说的社会意识，主要指通过牧歌消灭或调和社会上存在的差别，如赋予社会下层以高贵的品质。”{12}沃尔顿在写作的过程中，忽略了挤奶姑娘生活真实中的一部分，将她的田园生活理想化，赋予其高贵品质。
在沃尔顿看来，挤奶姑娘带给他的也许是“别样的喜悦”，因为在钓鱼人看来“她正值花样年华，不谙世事……抛开所有顾忌，像夜莺一样歌唱，她的声音很美……”{13}而猎人也被她歌声的美妙与欢快所打动，不由得想起伊丽莎白女王对挤奶姑娘的赞许，于是说“我现在明白了我们的伊丽莎白女王经常希望自己是五月的挤奶姑娘并不是没有理由，因为她们不被恐惧、担忧所困扰，只是整天愉快地歌唱，整个晚上都安然入眠。没有怀疑，诚实无邪，美丽的莫德琳正是这样”{14}。之后，沃尔顿借猎人之口表达了他对挤奶姑娘的祝福，引用的是性格特写《一位美丽的挤奶姑娘》的结尾句“她就是这样过生活，她唯一担心的是不能死在春天，好让她的裹尸布上插满成堆的鲜花”。沃尔顿似乎想要告诉读者：在混乱动荡的时代，人们对死亡以及死后人类灵魂状态的关注。如果人们在春天死去，那么就有成堆的鲜花相伴，犹如灵魂在人类死后进入天堂，这是人们对死亡的理想状态的想象。
莫德琳的美好品质使她成为沃尔顿笔下的一个独特人物，这在城市正在兴起并迅速发展的时代，不能不说是沃尔顿对现实的反思、失望与批判。莫德琳抛弃一切烦恼，像夜莺一样欢乐地歌唱，她用歌声传递自己的心声，这一切都被《钓客清谈》中的钓鱼人感受到了。也恰恰是因为此，他请求她再次为他歌唱，想再次感受她歌声中的欢乐。在挤奶姑娘的歌声中，男女主人公都生活在乡村，有着相似的生活经历与社会地位，因此，歌曲所反映的爱情关系是健康和谐的，听众可以想象，歌曲中的牧羊人和他的女孩的爱情故事有着圆满的结局。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到了18世纪以及后来的19世纪，挤奶姑娘在英国诗歌乃至文学作品中的角色却发生了重大变化，她们的生活因为接触到来自不同阶级的男性主人公，而使故事的结局发生改变。哈代笔下的苔丝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人物，苔丝善良纯真的个性在给她带来快乐的同时，也给她带来了悲惨结局。
通过比较发现，在“milkmaid”这个词汇刚刚出现的两个世纪里，其含义与内涵是正面而积极的，表现的是英国人对田园生活的想象。同时，挤奶姑娘珍视自身的童贞，维护自身的美德，也使她们在英国文学作品中成为捍卫自身美德的象征。流行于19世纪以及20世纪上半叶的《挤奶姑娘贝翠》通过叙事的形式，展现挤奶姑娘贝翠与乡绅之间的爱情。作为劳动阶层的一员，贝翠虽然受到一位来自中上层社会的乡绅的热烈追求，但是她不为所动，不愿为了满足乡绅的愿望而接受他的爱意，她认为他的爱情不过是想欺骗她、玩弄她。所以，她拒绝乡绅送给她的戒指，说：“我热爱自己的美德，犹如热爱我珍贵的生命。”然后在糾缠之中，她用匕首刺伤了乡绅。善良的贝翠因此而自责，她的自责进一步激发了乡绅对她的爱意，最终有情人终成眷属。{15}
英国文学主流传统对挤奶姑娘这个美好意象的认知与描绘在19世纪威廉·巴恩斯（William Barnes）的《农场的挤奶姑娘》一诗中也有体现。在他笔下，挤奶姑娘不仅“欢快、明媚，犹如女王般尊贵”，而且，她的生活习惯与自然规律相契合，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白天不睡懒觉，就连那些奶牛也与她友好相处，它们不踢她，也不用尾巴抽打她。虽然巴恩斯对挤奶姑娘的描绘充满了伊甸园式的幻想和乌托邦色彩，但是，通过这种方式，巴恩斯把英国民众崇尚自然的美好想象推向极致。与巴恩斯同时代的哈代，对此并不完全苟同，在哈代看来，挤奶姑娘的内心虽然感受到充满诗意的美好的自然，然而，这美好的景象却受到工业文明的影响，已经不再如巴恩斯描绘的那般纯净了。{16} 无论如何，挤奶姑娘，这个重要的揭示英国民众崇尚自然的审美情趣的意象，带给读者的是温暖、柔软与友善的情感。正如贝文所言，挤奶姑娘在第二章出现的场景是沃尔顿的纯粹想象，是一种虚无缥缈的真实，在这里沃尔顿展现给读者的是神话世界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对话。{17}
在《钓客清谈》中，沃尔顿充分展现了这一意象带来的所有正面积极的情感体验，而将各种负面消极的情感体验与人生体验都置于挤奶姑娘的母亲——这位年长的农村女性劳动者身上。他似乎想要告诉读者，他向往回归理想中的完美的青年时代，这个时代没有受到社会的玷污，这个时代美好而充满活力。虽然如此，沃尔顿通过将挤奶姑娘和她的母亲置于静谧、美好的自然景色之中，尤其是五月，这个英格兰最美丽的时节，用美好的自然意境缓和年龄的增长给人类带来的烦恼这一负面认知。
三、“美好”的五月：《钓客清谈》与牧歌传统
《钓客清谈》描述的是英格兰五月大自然的美丽景色与旺盛的生命力，而对萧索的冬季，沃尔顿鲜有提及。沃尔顿对英格兰四季着墨的不均衡，是他对想象世界中的英格兰的创造，通过《钓客清谈》，他把理想中的英格兰描绘为一个安详、宁静的国度，充满了美丽的鲜花与纯洁的歌声，其中的人际关系非常理想化：天真、温暖与热情。
将时间主要定格在春季便于沃爾顿将书中人物之间的关系描绘为淳朴与天真。虽然书中钓鱼人与挤奶姑娘及其母亲的对话具有一定的契约关系，但是却是单纯而真诚的，没有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之初的浓重的利益色彩。在沃尔顿看来，这种美好的人际关系发生在春季，如果到了秋季，那就变成了“愚蠢的成熟”与“腐烂”。
挤奶姑娘的母亲最后一句歌词是“如果青春能够持续、爱情能够生生不息，/欢乐没有期限，年龄不再必需，/那么那些欢乐可能使我心动，/我要去你那里，做你的情人”{18}。这暗示了沃尔顿对基督教线性时间观的否定，他欣赏的是四季中的“春季”、人生中的“青春”，然而，这一切却无法维持永恒。
春季，是一年开始的季节；清晨，是一天开始的标志。《钓客清谈》对英格兰春季的清晨着墨最多，象征着沃尔顿对春季“人生的童年阶段”这一过程的美好想象，构成了英格兰共同体想象中的一部分。春季不仅仅象征着复活，而且按照图夫教授（Rosemond Tuve）的观点，早在中世纪的文学作品中，春季就是一个充满“爱之精神”（the spirit of love）的季节的象征。{19}
因此，在描绘英格兰春季的过程中，沃尔顿最喜欢用的一个词语是“美好”（“sweet”），在这美好的季节，发生的一切事情都让人感到惬意，自然中的一切植物、动物都井然有序。在这样的氛围中，《钓客清谈》中的人物关系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和谐有序，体现了人与宇宙的一种圆融惬意的关系。在这种氛围中，人类不会因为经历的不幸而丧失“美好的心灵”，就连蜜蜂在五月的清晨也从事着“愉悦的劳动”（“sweet labour”）{20}，而钓鱼人则拥有“温柔、美好而又平静的灵魂”{21}，挤奶姑娘唱出甜美的歌声……
美好的五月，在英国民众共同体的想象中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一方面，万物的生机勃发与绽放，是幸福、生命与积极力量的象征；另一方面，在五月举行庆祝活动的五朔节，也具有古老的神话色彩。挤奶姑娘，是五朔节女神在基督教语境中的置换变形，承继了英吉利民族在发展过程中对历史的包容与对美好精神境界的向往。
五月在英国文化中有着特定的想象空间，并与欧洲大陆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早在1106年以前建造的意大利摩德纳教堂（the cathedral of Modena）廊柱的雕塑上就绘有不同月份的图案，象征五月的图案是一名骑在马背上的武士。{22}此类象征还体现在日历、雕塑或者壁毯等艺术形式中。马背上的武士带着一只鹰，年轻俊美，通常他还手拿花束或者树枝，或者头戴一顶布满鲜花或者一枚心形图案的花环，或者有侍从跟随。在欧洲文学早期手稿中伴随五月出现的还有一些暗示求爱的场景，或者如同古老的描绘牧羊女罗曼司的法国抒
情诗一样将五月描绘为理想的牧歌场景。不过，图夫教授指出这一切与英国季节诗（seasons poetry）格格不入，直到中世纪时期，这些与五月有关的内涵才被英国文化所接受，不过却表现出多种不同形式：带着鹰坐在马背上的男青年拉着女孩的手、男女青年相互拥吻、双手拿着花的女孩坐在草地上……与五月相近的四月和六月则呈现为完全不同的意象：四月多与农耕意象有关，而象征六月的则是手拿镰刀在割草的农民。{23}由此可见，自中世纪以来，五月就已经成为一个以女孩为象征主体的月份，在英国的文化中具有特殊意义。
英国文学之父乔叟（Geoffrey Chaucer）在《特洛伊罗斯与克丽西达》第二部的第八小节运用巧智，将五月比喻为“各月份之母”（“that mother … of months”）{24}。在他笔下，五月加速了冬的死亡，使得红的、蓝的、白的各色鲜花充满生机，草地上飘来阵阵清香，太阳的光辉普照着一切，而诗中的主人公则在这美好的五月里歌唱……两个半世纪以后的沃尔顿在《钓客清谈》中运用大量篇幅来描写五月的美景，并让挤奶姑娘在这美好的季节里放歌心声，不能不说是他对以乔叟为代表的英国文学传统中有关季节与月份的想象传统的继承与维系。
四、沉思的垂钓者：沃尔顿的“习静”哲学
沃尔顿是位大器晚成的独特作家。《钓客清谈》出版于他六十岁高龄之时，此时的他已经经历了人生中的激烈时代，透射着对“静谧人生”的独特感悟，因此以一种平和的心态撰写此书，在该书的最后一页附上了一句“习静”（Study to be quiet），以此表达一种基督徒个体对平静与美好的想象。鉴于此，杨周翰将沃尔顿的哲学思想概括为“习静哲学”{25}。英国学者布拉迈尔斯（Harry Blamires）也指出了沃尔顿性格中的这一特征，认为“这是一本由个性开朗平静的人写的书，他喜欢沉思，看书，古怪地进行自我暴露”{26}。 同其他17世纪作家一样，沃尔顿经历了焦虑多变的早期现代英国社会，然而，这一切与他异常平静的性格和对宁静的追求形成了鲜明对比。{27}在分析沃尔顿的性格特征时，兰姆（Charles Lamb）在1798年10月28日向柯勒律治（Coleridge）推荐此书时说：“它（《钓客清谈》）流露着天真纯洁的精神，簡单朴实的心性……它会使任何时候阅读它的人变得性格随和；它会使任何发怒的、不和谐的激情接受基督的教化；愿你能够喜欢上它。”{28}
垂钓虽然是沃尔顿的业余爱好，但是，他并没有在这种闲暇中虚度时光。对沃尔顿本人来说，创作《钓客清谈》是他自娱自乐的方式，但是，对于读者，却远非如此。在“致读者信”中，沃尔顿写道：“我希望读者能够注意到我写此书的原因，我是为了娱乐，而写的一本与娱乐有关的书，这一点也许在阅读中能够得到证实。为使阅读免于枯燥无味，我在书中偶尔插入一些天真的欢乐场景；如果您严肃而又苛刻，我也不会驳回您做一名称职的审判者。”{29}鉴于该书缘于垂钓，而又不仅限于垂钓的轻松明快的语言与风格，使得该书与一般意义上的垂钓手册大不相同。
书中穿插的一些特别场景，例如挤奶姑娘以年轻男性牧羊人的口吻所唱的歌曲，充满了大量的基督教意象，其首句和末句“到我这里来，做我的情人”暗示沃尔顿用人世间的情人关系阐释人类灵魂与上帝之间的理想关系。在歌曲中，有暗示伊甸园的“山谷、果林、小山”，有暗示上帝的“牧羊人”，有象征甜美爱情的“玫瑰花”，有“最美丽的羊羔”“最纯净的黄金”以及象征圣餐的“肉”，等等，这一系列意象既是对挤奶姑娘的美好乡间生活的描绘，也是沃尔顿对堕落以前的人类社会纯真状态的追忆与向往，具有怀旧与乌托邦的色彩。
与挤奶姑娘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她的母亲，她歌唱的第二部分充满了忧郁的情感基调，描绘了时间对牧羊人的生活所产生的影响：“发怒的河流”“变冷的岩石”“嘶哑的夜莺”“枯萎的花儿”“荒芜的沃野”“愁苦的秋天”……沃尔顿似乎用这一系列具有否定含义的意象来说明人类在“愚蠢”中走向“成熟”，在挤奶姑娘母亲歌曲的结尾，沃尔顿再次强调人类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只有“上帝庇护和赐予的食物”才是唯一的美味。
挤奶姑娘和她母亲演唱的歌曲具有浓重的基督教色彩，暗示基督教在17世纪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在《钓客清谈》中，沃尔顿借挤奶姑娘母亲之口，对钓鱼人（Angler）进行了定义，认为他们是“诚实的、有公民意识的、安静的人”{30}。不仅如此，在该书开篇，沃尔顿也以钓鱼人的名义，给原始基督徒下了定义，认为“原始基督徒（primitive Christians）如同大多数钓鱼人（most Anglers）一样是安静的人，热爱和平；他们明智而不会因为苦恼出卖良知，他们明智而不畏惧死亡”{31}。杨周翰认为《钓客清谈》的英文标题中的“Angler”是“Anglican”（英国国教徒）的双关语{32}，它不仅反映了作者有钓鱼这一嗜好，同时也反映出作者的宗教精神与爱国热情。
《钓客清谈》中处处洋溢着沃尔顿对上帝的虔敬之情，并将垂钓与上帝密切联系在一起。书中的钓鱼人向他的听众讲述基督与钓鱼人的密切关系以及基督所行的与鱼有关的神迹。例如，钓鱼人说“据说万能的主曾经与鱼对话，但却不曾对野兽开口”{33}。接下来，钓鱼人还说上帝曾把一条鲸鱼变成一艘船，把先知约拿送到指定之地，先知阿摩斯不仅是一名牧羊人，同时也是一名钓鱼人等。{34}
沃尔顿的宗教倾向还体现在他为17世纪五位英国国教徒所做的传记中，他们分别是理查德·胡克（Richard Hooker）、约翰·多恩（John Donne）、乔治·赫伯特（George Herbert）、亨利·沃顿（Henry Wotton）以及罗伯特·桑德逊（Robert Sanderson）。
杨周翰认为书中的“这个钓者显然是以他本人为原型，反映他本人的理想：忍耐、知足、安详、虔诚，一句话，‘原始基督徒精神’”{35}。博特拉尔（Margaret Bottrall）也注意到了这一点，认为正是由于沃尔顿的牧歌想象与虔诚的愉悦，使得该书成为英国散文中的经典作品。《钓客清谈》在沃尔顿有生之年再版四次，虽然在18世纪该书仅出版了十个版本，但是19世纪却见证了该书的受欢迎程度，共有一百五十九个版本问世，仅20世纪上半叶，该书又有一百多个版本问世。{36}《钓客清谈》的反复再版足以使其走入英国文学经典的行列，并在英国文化与英国特性逐渐形成的过程中，与其互为呼应，将英国人对田园的想象与宗教的热情融入其文化肌理之中，使其成为英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在评价沃尔顿对英国文化产生的影响时，诺瓦尔（David Novarr）认为，沃尔顿的天真、诚实与谦逊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们对他一以贯之的推崇，而且，他的宗教虔诚也早已经将这份推崇转化为爱与尊敬。在沃尔顿生活的17世纪，比沃尔顿虔诚的人有很多，但是，他们的虔诚带来的往往是恐惧与敬畏，而不是爱。因为有一种宗教虔诚，会让那些对宗教事务不是特别热心的人反感。他们排斥那些把宗教虔诚推向极致的做法，因为他们认为这样显得颇为自以为是。沃尔顿的宗教虔诚与他们相比则显得美好而又合情合理，温和而又优雅。{37}
博特拉尔在阐释沃尔顿独有的英国特性时说：“英国大众对《钓客清谈》的热衷与赞美对于国外读者来说也许令人匪夷所思，其原因有三：首先，沃尔顿在钓鱼这一爱好中表现出的热情，对于垂钓业余爱好者来说特别值得称赞，而对于那些不会钓鱼的读者而言，也能在阅读中分享他的写作所带来的精神愉悦；其次，沃尔顿热衷于描写乡村景色与声响，这对在城里长大的英国人来说不仅熟悉而且非常渴望，而居住在城市里的欧洲人却无法分享这一感受；第三，英国人非常看重钓鱼人本身表现出的一些性格特征，他友好、忍耐、幽默、有耐心、不打扰任何人，除了要求安静地享受自己的钓鱼乐趣以外，一无所求。”{38}麦古恩在把沃尔顿与梭罗和吉尔伯特·怀特进行了比较之后说这三人都是“文学旅居者”。他认为，“与怀特相比，他（沃尔顿）是非科学的；和梭罗相比，他是散漫的，是圈子里每个人的知己，对同行不太构成威胁……沃尔顿性格平和，而这种信仰的宁静，在现代人看来，无论是神灵的坟墓还是基督徒的灰烬，他的旅程都讲述了一种温和的死亡和人世间的正义，三百年来，这些都受到读者的敬慕”{39}。
关键词：沃尔顿 田园想象 挤奶姑娘 五月 “习静”
琼基尔·贝文（Jonquil Bevan）指出艾萨克·沃尔顿（Izaak Walton）的散文《钓客清谈》是17世纪英国当之无愧的为数不多的经典作品之一。17世纪的英国作家创作了许多垂钓手册，也创作了一些关于完美的绅士、厨师的手册，然而，这些作品远不及《钓客清谈》流传得广泛久远。①该书自1653年出版以来的十二年内，先后有五个版本问世，至今已再版五百多次。安德鲁·朗（Andrew Lang）在分析该书得以一版再版的原因时认为沃尔顿是“乡村友人”，因为“他丝毫不热衷于城镇，也不愿意追随城镇的生活方式，也不愿意向城里人学习”②。
美国当代小说家托马斯·麦古恩（Thomas Mcuane）说垂钓者给予了《钓客清谈》持久绵长的生命力，虽然他讲述的钓鱼知识早已过时，但是他的创作灵感却符合“田园梦想家”的心灵期待，他的创作思想表明钓鱼“这项运动需要全心投入——从空中到水中，从焦躁到冷静，透过一条河的流动看到运动的宇宙和它所有的星辰”③。
文学评论家乔治·桑普森（George Sampson）也承认该书是一部“垂钓经典”，认为沃尔顿在《钓客清谈》中展现了英国人对乡村田园、山丘、小溪与河谷的热爱之情，同时对该书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进行了客观的评价，他说“不可计数的读者虽然在餐桌以外的其他地方从未见过鱼，但是他们阅读并喜欢《钓客清谈》这本书。此书优美精致，既不枯燥无聊，也无停滞之感，书中主人公步履轻快、谈吐蓬勃向上，他们好似世界上最快乐的人在垂钓与饮食。时间的流逝更是赋予本书一种悠远的重要性，因为它完全是对已经逝去的生活方式的‘完整’描述”④。
一、远离尘嚣：沃尔顿的乡村情结
在《钓客清谈》这本以垂钓为主题的散文中，沃尔顿的文笔轻松、欢快，描绘了英格兰乡村的美丽景色，树林、草地、灌木丛、田地与鲜花以及充满芳香的空气，构成了一幅英国人想象中的理想图画。民国时期学者金东雷在评价沃尔顿时认为《钓客清谈》“描写天然的风景，有独到之处……充满着诗意和自然界的美丽，可以看，又可以听。我们读了《完备的渔夫之后》，觉得雨后的夕阳斜照在树枝的空隙里和树叶上，美得可爱；溪流的水，温静得说不出来，同时也觉得作者文笔之引人入胜”⑤。
在沃尔顿看来，大自然有着无穷的魅力与吸引力，这无时无刻不让他感到快乐，这一切都要归因于沃爾顿的乡村情结，这一切都是他对英国牧歌传统的继承与展现。在沃尔顿笔下乡间的美景中，读者如若不知，很难想象，在当时的宫廷与城市，发生了一次又一次血腥的革命与破坏活动：国王被斩首，不同教派之间的争斗愈演愈烈，小吉丁这种类型的宗教团体遭到巨大抨击，教堂被焚毁……沃尔顿想象中的一切，与17世纪英国社会发生的剧烈变化形成了巨大反差，他描绘的英格兰乡间仿佛是一座世外桃源，犹如仙境。其轻松、风趣的写作风格让读者感到如沐春风，不知不觉被其吸引，暂时忘却现世生活的波涛汹涌，让他们对社会剧变的畏惧与恐慌暂时消解，暂时得以实现精神之逃离。
梁实秋也认为《钓客清谈》是沃尔顿的“杰作”，是“英国‘田园文学’中最高成就之一”。该书出版以后，“其受欢迎的情形为作者及出版者所意料不到，在作者生时共印了五版，成为英国文学中最受大众欢迎的书之一”。梁实秋说英国作家兰姆（Charles Lamb）也非常喜爱这本书，他说：“书中洋溢着天真无邪纯洁单纯的精神……一个人在任何时候开卷读之可以收心平气和之益。”⑥在分析这一现象时，梁实秋说：“越是在动乱的时代人们越是憧憬于和平宁静的理想，最和平宁静的事无过于钓鱼……是由于广大读者有此心理上之需要。”⑦沃尔顿在《钓客清谈》中描绘的英格兰田园风光远离尘嚣、美丽宁静，充满了浓烈的田园气息与恬淡安逸的意境。碧绿的草地、苍翠的树木、清澈的小溪、鲜艳的花朵、聪明或迟钝的鱼儿无不成为《钓客清谈》中吸引读者的自然元素，这一切虽不能言语，但是它们的存在本身就是沃尔顿乡村情结的证明。
英国人的乡村情结由来已久，深入其思想，体现在其各个时代的文学创作之中。麦考利（Lord Macaulay）在对比英国乡村与爱尔兰乡村时曾经说过：“英国村庄是满载幸福时光的村庄，而爱尔兰村庄则破败萧条。”⑧“英国就是乡村，乡村就是英国”，这是20世纪20年代，时任英国首相的保守党领袖斯坦利·鲍德温（Stanley Baldwin）说过的一句名言，与其时代相近的我国学者林语堂曾经戏谑地说“人生理想之事，莫过于挣美国钱，娶日本太太，雇中国厨子，住英国乡间”。
乡村在英国民众的想象中是纯真、健康的象征，是英国人最理想的生活方式，英国著名记者杰里米·帕克斯曼（Jeremy Paxman）在《英国特性》一书中写道：“无论如何，在英国人的脑海里，英国的灵魂在乡村。”⑨
乡村在沃尔顿心目中占有重要地位，然而，沃尔顿的乡村并不是孤立的自然美景，而是与人类活动融为一体，在沃尔顿的想象世界中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在该书开篇，有钓鱼人、猎人和放鹰人三位人物，《钓客清谈》就在这三个人物之间的对话中展开。然而，随着对话的深入，放鹰人逐渐淡出读者的视野，却又出现了钓鱼人、猎人与挤奶姑娘及其母亲的对话。钓鱼人与猎人请挤奶姑娘为他们唱歌，他们则回报她们以鱼。在沃尔顿看来，这是淳朴、善良的人际关系，与金钱和利益无关。在沃尔顿笔下，挤奶姑娘是乡村人物，尤其是善良、美好的乡村劳动者的代表，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与文化内涵。 二、挤奶姑娘与沃尔顿的田园想象
挤奶姑娘（milkmaid）是《钓客清谈》中的一个重要意象。挤奶姑娘，美丽的乡村女性劳动者形象，是英国文学传统中的一个经典形象，在英国的诗歌、民谣以及小说中经常出现。根据牛津英语词典，“milkmaid”这个词汇最早出现于1552年。接下来，1570年，福克斯（Foxe）记载了伊丽莎白女王对乡村挤奶姑娘生活的热切向往，他说：“伊丽莎白……听到了……挤奶姑娘的愉快歌声，希望自己也能成为像她一样的挤奶姑娘。”⑩从该词出现在英语中的那一时刻起，就是欢乐、无忧无虑与童贞的象征，她与美丽宁静的乡村风光融为一体，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成为英国田园牧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沃尔顿对挤奶姑娘这一人物形象的描写，具有17世纪性格特写（character-writing）的色彩。关于挤奶姑娘的性格特写早在沃尔顿撰写《钓客清谈》之前就已经存在。欧佛伯利（Thomas Overbury）是17世纪英国最著名的性格特写作家，在《欧佛伯利性格特写》中，有一篇由韦伯斯特（John Webster）撰写的题为《一位美丽的挤奶姑娘》的性格特写。这篇特写开篇赞颂了挤奶姑娘的俊美外表、朴素而又天真无邪的装扮，接下来描述她遵循自然规律的生活习惯和在不同季节的辛勤劳作，最后阐释她“只知道做好事”的“诚实的思想”。韦伯斯特笔下的挤奶姑娘是17世纪英国绅士贵族们向往的理想化的田园生活的典型体现。
在英国文学传统中，挤奶姑娘是正直而又充满活力的女孩，由于受到乡村生活的影响，保持着人类的纯真状态，在英国人的共同体想象中是正能量的象征。在英国文学的主流传统中，挤奶姑娘与美丽的大自然融为一体，揭示的是人类纯真而美好的状态。这一文学形象自产生以来，不仅受到诗人们的青睐，也受到小说家的青睐。在《苔丝》这部小说中，苔丝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刻就是在农场里做挤奶姑娘，她与爱人安吉尔恋爱的幸福时光也是她在做挤奶姑娘的时候。虽然哈代笔下的苔丝与沃尔顿笔下的挤奶姑娘所生活的时代相差了一个多世纪，但是，连接二者之间的精神纽带与想象空间却没有变化。当苔丝没有出现在安吉尔面前的时候，他把苔丝想象为“大自然的贞女”“土地的女儿”“没有受到现代社会的疑虑触动的原始灵魂的代表”{11}。虽然这是安吉尔对苔丝的最初认识，但这也恰好反映了英国普通大众对挤奶姑娘这一原型人物的认知。
挤奶姑娘是一种特殊身份的农民，她的安闲惬意与没有受到工业污染和资本主义发展影响的美好农业社会场景相契合。因此，挤奶姑娘这个文学形象蕴含的是英国民众对美好的农业社会的怀念情绪，乡村的美景与农业社会的静谧与和谐是英国民众的最高精神追求，彰显英国民众的一缕怀旧情怀。
燕卜荪（William Empson）在著作《牧歌的几种表现形式》中说：“牧歌是一个将复杂纳入简单的过程，可以看出其中的社会意识。”杨周翰在分析燕卜荪的思想时认为：“他所说的社会意识，主要指通过牧歌消灭或调和社会上存在的差别，如赋予社会下层以高贵的品质。”{12}沃尔顿在写作的过程中，忽略了挤奶姑娘生活真实中的一部分，将她的田园生活理想化，赋予其高贵品质。
在沃尔顿看来，挤奶姑娘带给他的也许是“别样的喜悦”，因为在钓鱼人看来“她正值花样年华，不谙世事……抛开所有顾忌，像夜莺一样歌唱，她的声音很美……”{13}而猎人也被她歌声的美妙与欢快所打动，不由得想起伊丽莎白女王对挤奶姑娘的赞许，于是说“我现在明白了我们的伊丽莎白女王经常希望自己是五月的挤奶姑娘并不是没有理由，因为她们不被恐惧、担忧所困扰，只是整天愉快地歌唱，整个晚上都安然入眠。没有怀疑，诚实无邪，美丽的莫德琳正是这样”{14}。之后，沃尔顿借猎人之口表达了他对挤奶姑娘的祝福，引用的是性格特写《一位美丽的挤奶姑娘》的结尾句“她就是这样过生活，她唯一担心的是不能死在春天，好让她的裹尸布上插满成堆的鲜花”。沃尔顿似乎想要告诉读者：在混乱动荡的时代，人们对死亡以及死后人类灵魂状态的关注。如果人们在春天死去，那么就有成堆的鲜花相伴，犹如灵魂在人类死后进入天堂，这是人们对死亡的理想状态的想象。
莫德琳的美好品质使她成为沃尔顿笔下的一个独特人物，这在城市正在兴起并迅速发展的时代，不能不说是沃尔顿对现实的反思、失望与批判。莫德琳抛弃一切烦恼，像夜莺一样欢乐地歌唱，她用歌声传递自己的心声，这一切都被《钓客清谈》中的钓鱼人感受到了。也恰恰是因为此，他请求她再次为他歌唱，想再次感受她歌声中的欢乐。在挤奶姑娘的歌声中，男女主人公都生活在乡村，有着相似的生活经历与社会地位，因此，歌曲所反映的爱情关系是健康和谐的，听众可以想象，歌曲中的牧羊人和他的女孩的爱情故事有着圆满的结局。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到了18世纪以及后来的19世纪，挤奶姑娘在英国诗歌乃至文学作品中的角色却发生了重大变化，她们的生活因为接触到来自不同阶级的男性主人公，而使故事的结局发生改变。哈代笔下的苔丝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人物，苔丝善良纯真的个性在给她带来快乐的同时，也给她带来了悲惨结局。
通过比较发现，在“milkmaid”这个词汇刚刚出现的两个世纪里，其含义与内涵是正面而积极的，表现的是英国人对田园生活的想象。同时，挤奶姑娘珍视自身的童贞，维护自身的美德，也使她们在英国文学作品中成为捍卫自身美德的象征。流行于19世纪以及20世纪上半叶的《挤奶姑娘贝翠》通过叙事的形式，展现挤奶姑娘贝翠与乡绅之间的爱情。作为劳动阶层的一员，贝翠虽然受到一位来自中上层社会的乡绅的热烈追求，但是她不为所动，不愿为了满足乡绅的愿望而接受他的爱意，她认为他的爱情不过是想欺骗她、玩弄她。所以，她拒绝乡绅送给她的戒指，说：“我热爱自己的美德，犹如热爱我珍贵的生命。”然后在糾缠之中，她用匕首刺伤了乡绅。善良的贝翠因此而自责，她的自责进一步激发了乡绅对她的爱意，最终有情人终成眷属。{15}
英国文学主流传统对挤奶姑娘这个美好意象的认知与描绘在19世纪威廉·巴恩斯（William Barnes）的《农场的挤奶姑娘》一诗中也有体现。在他笔下，挤奶姑娘不仅“欢快、明媚，犹如女王般尊贵”，而且，她的生活习惯与自然规律相契合，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白天不睡懒觉，就连那些奶牛也与她友好相处，它们不踢她，也不用尾巴抽打她。虽然巴恩斯对挤奶姑娘的描绘充满了伊甸园式的幻想和乌托邦色彩，但是，通过这种方式，巴恩斯把英国民众崇尚自然的美好想象推向极致。与巴恩斯同时代的哈代，对此并不完全苟同，在哈代看来，挤奶姑娘的内心虽然感受到充满诗意的美好的自然，然而，这美好的景象却受到工业文明的影响，已经不再如巴恩斯描绘的那般纯净了。{16} 无论如何，挤奶姑娘，这个重要的揭示英国民众崇尚自然的审美情趣的意象，带给读者的是温暖、柔软与友善的情感。正如贝文所言，挤奶姑娘在第二章出现的场景是沃尔顿的纯粹想象，是一种虚无缥缈的真实，在这里沃尔顿展现给读者的是神话世界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对话。{17}
在《钓客清谈》中，沃尔顿充分展现了这一意象带来的所有正面积极的情感体验，而将各种负面消极的情感体验与人生体验都置于挤奶姑娘的母亲——这位年长的农村女性劳动者身上。他似乎想要告诉读者，他向往回归理想中的完美的青年时代，这个时代没有受到社会的玷污，这个时代美好而充满活力。虽然如此，沃尔顿通过将挤奶姑娘和她的母亲置于静谧、美好的自然景色之中，尤其是五月，这个英格兰最美丽的时节，用美好的自然意境缓和年龄的增长给人类带来的烦恼这一负面认知。
三、“美好”的五月：《钓客清谈》与牧歌传统
《钓客清谈》描述的是英格兰五月大自然的美丽景色与旺盛的生命力，而对萧索的冬季，沃尔顿鲜有提及。沃尔顿对英格兰四季着墨的不均衡，是他对想象世界中的英格兰的创造，通过《钓客清谈》，他把理想中的英格兰描绘为一个安详、宁静的国度，充满了美丽的鲜花与纯洁的歌声，其中的人际关系非常理想化：天真、温暖与热情。
将时间主要定格在春季便于沃爾顿将书中人物之间的关系描绘为淳朴与天真。虽然书中钓鱼人与挤奶姑娘及其母亲的对话具有一定的契约关系，但是却是单纯而真诚的，没有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之初的浓重的利益色彩。在沃尔顿看来，这种美好的人际关系发生在春季，如果到了秋季，那就变成了“愚蠢的成熟”与“腐烂”。
挤奶姑娘的母亲最后一句歌词是“如果青春能够持续、爱情能够生生不息，/欢乐没有期限，年龄不再必需，/那么那些欢乐可能使我心动，/我要去你那里，做你的情人”{18}。这暗示了沃尔顿对基督教线性时间观的否定，他欣赏的是四季中的“春季”、人生中的“青春”，然而，这一切却无法维持永恒。
春季，是一年开始的季节；清晨，是一天开始的标志。《钓客清谈》对英格兰春季的清晨着墨最多，象征着沃尔顿对春季“人生的童年阶段”这一过程的美好想象，构成了英格兰共同体想象中的一部分。春季不仅仅象征着复活，而且按照图夫教授（Rosemond Tuve）的观点，早在中世纪的文学作品中，春季就是一个充满“爱之精神”（the spirit of love）的季节的象征。{19}
因此，在描绘英格兰春季的过程中，沃尔顿最喜欢用的一个词语是“美好”（“sweet”），在这美好的季节，发生的一切事情都让人感到惬意，自然中的一切植物、动物都井然有序。在这样的氛围中，《钓客清谈》中的人物关系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和谐有序，体现了人与宇宙的一种圆融惬意的关系。在这种氛围中，人类不会因为经历的不幸而丧失“美好的心灵”，就连蜜蜂在五月的清晨也从事着“愉悦的劳动”（“sweet labour”）{20}，而钓鱼人则拥有“温柔、美好而又平静的灵魂”{21}，挤奶姑娘唱出甜美的歌声……
美好的五月，在英国民众共同体的想象中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一方面，万物的生机勃发与绽放，是幸福、生命与积极力量的象征；另一方面，在五月举行庆祝活动的五朔节，也具有古老的神话色彩。挤奶姑娘，是五朔节女神在基督教语境中的置换变形，承继了英吉利民族在发展过程中对历史的包容与对美好精神境界的向往。
五月在英国文化中有着特定的想象空间，并与欧洲大陆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早在1106年以前建造的意大利摩德纳教堂（the cathedral of Modena）廊柱的雕塑上就绘有不同月份的图案，象征五月的图案是一名骑在马背上的武士。{22}此类象征还体现在日历、雕塑或者壁毯等艺术形式中。马背上的武士带着一只鹰，年轻俊美，通常他还手拿花束或者树枝，或者头戴一顶布满鲜花或者一枚心形图案的花环，或者有侍从跟随。在欧洲文学早期手稿中伴随五月出现的还有一些暗示求爱的场景，或者如同古老的描绘牧羊女罗曼司的法国抒
情诗一样将五月描绘为理想的牧歌场景。不过，图夫教授指出这一切与英国季节诗（seasons poetry）格格不入，直到中世纪时期，这些与五月有关的内涵才被英国文化所接受，不过却表现出多种不同形式：带着鹰坐在马背上的男青年拉着女孩的手、男女青年相互拥吻、双手拿着花的女孩坐在草地上……与五月相近的四月和六月则呈现为完全不同的意象：四月多与农耕意象有关，而象征六月的则是手拿镰刀在割草的农民。{23}由此可见，自中世纪以来，五月就已经成为一个以女孩为象征主体的月份，在英国的文化中具有特殊意义。
英国文学之父乔叟（Geoffrey Chaucer）在《特洛伊罗斯与克丽西达》第二部的第八小节运用巧智，将五月比喻为“各月份之母”（“that mother … of months”）{24}。在他笔下，五月加速了冬的死亡，使得红的、蓝的、白的各色鲜花充满生机，草地上飘来阵阵清香，太阳的光辉普照着一切，而诗中的主人公则在这美好的五月里歌唱……两个半世纪以后的沃尔顿在《钓客清谈》中运用大量篇幅来描写五月的美景，并让挤奶姑娘在这美好的季节里放歌心声，不能不说是他对以乔叟为代表的英国文学传统中有关季节与月份的想象传统的继承与维系。
四、沉思的垂钓者：沃尔顿的“习静”哲学
沃尔顿是位大器晚成的独特作家。《钓客清谈》出版于他六十岁高龄之时，此时的他已经经历了人生中的激烈时代，透射着对“静谧人生”的独特感悟，因此以一种平和的心态撰写此书，在该书的最后一页附上了一句“习静”（Study to be quiet），以此表达一种基督徒个体对平静与美好的想象。鉴于此，杨周翰将沃尔顿的哲学思想概括为“习静哲学”{25}。英国学者布拉迈尔斯（Harry Blamires）也指出了沃尔顿性格中的这一特征，认为“这是一本由个性开朗平静的人写的书，他喜欢沉思，看书，古怪地进行自我暴露”{26}。 同其他17世纪作家一样，沃尔顿经历了焦虑多变的早期现代英国社会，然而，这一切与他异常平静的性格和对宁静的追求形成了鲜明对比。{27}在分析沃尔顿的性格特征时，兰姆（Charles Lamb）在1798年10月28日向柯勒律治（Coleridge）推荐此书时说：“它（《钓客清谈》）流露着天真纯洁的精神，簡单朴实的心性……它会使任何时候阅读它的人变得性格随和；它会使任何发怒的、不和谐的激情接受基督的教化；愿你能够喜欢上它。”{28}
垂钓虽然是沃尔顿的业余爱好，但是，他并没有在这种闲暇中虚度时光。对沃尔顿本人来说，创作《钓客清谈》是他自娱自乐的方式，但是，对于读者，却远非如此。在“致读者信”中，沃尔顿写道：“我希望读者能够注意到我写此书的原因，我是为了娱乐，而写的一本与娱乐有关的书，这一点也许在阅读中能够得到证实。为使阅读免于枯燥无味，我在书中偶尔插入一些天真的欢乐场景；如果您严肃而又苛刻，我也不会驳回您做一名称职的审判者。”{29}鉴于该书缘于垂钓，而又不仅限于垂钓的轻松明快的语言与风格，使得该书与一般意义上的垂钓手册大不相同。
书中穿插的一些特别场景，例如挤奶姑娘以年轻男性牧羊人的口吻所唱的歌曲，充满了大量的基督教意象，其首句和末句“到我这里来，做我的情人”暗示沃尔顿用人世间的情人关系阐释人类灵魂与上帝之间的理想关系。在歌曲中，有暗示伊甸园的“山谷、果林、小山”，有暗示上帝的“牧羊人”，有象征甜美爱情的“玫瑰花”，有“最美丽的羊羔”“最纯净的黄金”以及象征圣餐的“肉”，等等，这一系列意象既是对挤奶姑娘的美好乡间生活的描绘，也是沃尔顿对堕落以前的人类社会纯真状态的追忆与向往，具有怀旧与乌托邦的色彩。
与挤奶姑娘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她的母亲，她歌唱的第二部分充满了忧郁的情感基调，描绘了时间对牧羊人的生活所产生的影响：“发怒的河流”“变冷的岩石”“嘶哑的夜莺”“枯萎的花儿”“荒芜的沃野”“愁苦的秋天”……沃尔顿似乎用这一系列具有否定含义的意象来说明人类在“愚蠢”中走向“成熟”，在挤奶姑娘母亲歌曲的结尾，沃尔顿再次强调人类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只有“上帝庇护和赐予的食物”才是唯一的美味。
挤奶姑娘和她母亲演唱的歌曲具有浓重的基督教色彩，暗示基督教在17世纪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在《钓客清谈》中，沃尔顿借挤奶姑娘母亲之口，对钓鱼人（Angler）进行了定义，认为他们是“诚实的、有公民意识的、安静的人”{30}。不仅如此，在该书开篇，沃尔顿也以钓鱼人的名义，给原始基督徒下了定义，认为“原始基督徒（primitive Christians）如同大多数钓鱼人（most Anglers）一样是安静的人，热爱和平；他们明智而不会因为苦恼出卖良知，他们明智而不畏惧死亡”{31}。杨周翰认为《钓客清谈》的英文标题中的“Angler”是“Anglican”（英国国教徒）的双关语{32}，它不仅反映了作者有钓鱼这一嗜好，同时也反映出作者的宗教精神与爱国热情。
《钓客清谈》中处处洋溢着沃尔顿对上帝的虔敬之情，并将垂钓与上帝密切联系在一起。书中的钓鱼人向他的听众讲述基督与钓鱼人的密切关系以及基督所行的与鱼有关的神迹。例如，钓鱼人说“据说万能的主曾经与鱼对话，但却不曾对野兽开口”{33}。接下来，钓鱼人还说上帝曾把一条鲸鱼变成一艘船，把先知约拿送到指定之地，先知阿摩斯不仅是一名牧羊人，同时也是一名钓鱼人等。{34}
沃尔顿的宗教倾向还体现在他为17世纪五位英国国教徒所做的传记中，他们分别是理查德·胡克（Richard Hooker）、约翰·多恩（John Donne）、乔治·赫伯特（George Herbert）、亨利·沃顿（Henry Wotton）以及罗伯特·桑德逊（Robert Sanderson）。
杨周翰认为书中的“这个钓者显然是以他本人为原型，反映他本人的理想：忍耐、知足、安详、虔诚，一句话，‘原始基督徒精神’”{35}。博特拉尔（Margaret Bottrall）也注意到了这一点，认为正是由于沃尔顿的牧歌想象与虔诚的愉悦，使得该书成为英国散文中的经典作品。《钓客清谈》在沃尔顿有生之年再版四次，虽然在18世纪该书仅出版了十个版本，但是19世纪却见证了该书的受欢迎程度，共有一百五十九个版本问世，仅20世纪上半叶，该书又有一百多个版本问世。{36}《钓客清谈》的反复再版足以使其走入英国文学经典的行列，并在英国文化与英国特性逐渐形成的过程中，与其互为呼应，将英国人对田园的想象与宗教的热情融入其文化肌理之中，使其成为英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在评价沃尔顿对英国文化产生的影响时，诺瓦尔（David Novarr）认为，沃尔顿的天真、诚实与谦逊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们对他一以贯之的推崇，而且，他的宗教虔诚也早已经将这份推崇转化为爱与尊敬。在沃尔顿生活的17世纪，比沃尔顿虔诚的人有很多，但是，他们的虔诚带来的往往是恐惧与敬畏，而不是爱。因为有一种宗教虔诚，会让那些对宗教事务不是特别热心的人反感。他们排斥那些把宗教虔诚推向极致的做法，因为他们认为这样显得颇为自以为是。沃尔顿的宗教虔诚与他们相比则显得美好而又合情合理，温和而又优雅。{37}
博特拉尔在阐释沃尔顿独有的英国特性时说：“英国大众对《钓客清谈》的热衷与赞美对于国外读者来说也许令人匪夷所思，其原因有三：首先，沃尔顿在钓鱼这一爱好中表现出的热情，对于垂钓业余爱好者来说特别值得称赞，而对于那些不会钓鱼的读者而言，也能在阅读中分享他的写作所带来的精神愉悦；其次，沃尔顿热衷于描写乡村景色与声响，这对在城里长大的英国人来说不仅熟悉而且非常渴望，而居住在城市里的欧洲人却无法分享这一感受；第三，英国人非常看重钓鱼人本身表现出的一些性格特征，他友好、忍耐、幽默、有耐心、不打扰任何人，除了要求安静地享受自己的钓鱼乐趣以外，一无所求。”{38}麦古恩在把沃尔顿与梭罗和吉尔伯特·怀特进行了比较之后说这三人都是“文学旅居者”。他认为，“与怀特相比，他（沃尔顿）是非科学的；和梭罗相比，他是散漫的，是圈子里每个人的知己，对同行不太构成威胁……沃尔顿性格平和，而这种信仰的宁静，在现代人看来，无论是神灵的坟墓还是基督徒的灰烬，他的旅程都讲述了一种温和的死亡和人世间的正义，三百年来，这些都受到读者的敬慕”{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