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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期间，在东部大陆的中心地带沦陷后，国民政府沿长江上溯，将政府移到了1500公里之外的上游地区。重庆摇身一变，成为民国政府的行政中心，备受国际瞩目。与此同时，千里之外，更加贫穷、更加落后的延安，没有像重庆那样遭受频繁的轰炸，走出了聚光灯的照明范围，毛泽东把握住这个机会，创造出一种新的社会秩序。与重庆相同，延安精神层面的意义逐渐凸显。而由于两位领导人的政治眼光、理念之差，使这两座城市有着天差地别。重庆成为一种符号，代表了国家政体和社会相互结合的一种新尝试;延安的模式与之类似，但已经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面：共产党向往的不是温吞水般的改革，而是轰轰烈烈的革命。
责任编辑/廖翼颖
陪都重庆在风雨飘摇的“非常态”中成为中国政治动员、文化教育和经济生产的中心。千里之外的延安是一个经过初步革命改造的社会，已经成长为能与重庆相抗衡的另一种政治空间。它们因此也为未来中国提供了两种迥然相异的政治前途
蒋介石试图在重庆建立起一个现代国家的上层架构，却反而建立和发展了与专制统治相适应的制度
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宣布移都重庆。这个消息犹如动地而来的鼙鼓，从根本上重塑了这座古老的山城。
战前的重庆，包括广大的西南地区，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远远落后于发达的东部沿海与长江中下游一带，与国家的命运、与世界的关联，处在一种自成天地的格局之中，从未处于国民党的正式统治之下。“重庆在抗战前人口不到40万，其中参加袍哥组织的有七八万，加上家属就占了重庆人口的大部分”。伴随着国民政府大量的政府机关、工矿企业、教育机构迁入重庆，数以百万计的的外地人口溯江而上，不断西迁，在短短几年内重庆这座城市登上了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瞩目的舞台，成为了战时中国内地的缩影。
美国记者白修德，在其记录中将“重庆”称之为“暂时避战之所在”。由国民党宣传部的精干头目霍灵顿·K.唐经营的英文杂志《战时中国》，曾经向态度中立的美国民众讲述了英勇的中国飞行员如何驾驶战斗机在重庆最危险的珊瑚坝机场着陆的故事。在以重庆为陪都的中国西部，国民政府口中的“自由中国”，这类对于抵抗精神的大肆“营销”始终大行其道。而“自由中国”在国外观察家看来，也正是为博取国外援助而特设的称号。
“道路都是重新铺就的，城市面貌焕然一新。政府机关林立，把城里塞得满满当当的”。但由于难民的大量涌入，重庆很快被各式各样简陋不堪的临时棚屋所充斥。
这一时期的重庆出现了大量报刊、书店、文化活动提供给人们更多了解外界的窗口。“当时沙坪坝一带生活书店、新华书店有很多进步的刊物和书籍，三民主义的文化是主要的，但不是全部，《新华日报》以及一些共产党方面的新书也能读到”。然而精神上的充实并不能填补物质的匮乏和经济的拮据。“1937年到1941年间城市经济较好，物价还算平稳，但是1942年之后恶性通货膨胀愈发严重”。
与此同时，日军的飞机和炸弹随之而来。从1938年初，日军对重庆进行了长达5年之久的轰炸。尤其在日军实行无差别轰炸的1939年到1941年，重庆人把上午10点到下午3点称为“防空洞时间”，“许多商铺都选在下午4点后开业，以尽可能躲避空袭的危险”。
在各种公共防空洞和私人防空洞里，会聚着形形色色的市民群体，国民政府意识到“防空洞时间”对于抗战动员宣传的重要性，并试图以某种方式加以运用，对民众进行战时教育。1940年6月，重庆市防空洞内遍贴有《空袭时之国民信条》十条，写满了“我们有三民主义的革命精神，我们绝不畏惧慌张”;“敌人愈滥炸，我们的胜利愈接近”等标语。
国民政府深知，这些看似振奋人心的群众动员，在实际上的效果是不尽如人意的。强大的政府是稳定政权的必要条件，人民不远万里跟随政府深入中国腹地，当他们遭遇战乱陷入困顿时，更期望政府提供实际的协助和支持。但当时的国民政府在客观上却缺乏这样的能力和执行力。
而从另一方面，蒋介石试图在重庆建立起一个现代国家的上层架构，却反而建立和发展了与专制统治相适应的制度。
重庆就是在这种风雨飘摇的“非常态”中成为了中国政治动员、文化教育和经济生产的中心。
1942年10月10日，对于中国人，特别是重庆人来说，是一个有特殊意义的国庆节。这一天的陪都重庆，格外热闹。蒋介石在庆祝“双十节”大会上发表了讲话。
历史学家黄仁宇当年正好目睹了这一场面：“翌日为国庆日，他（指蒋介石）往重庆较场口宣布。恰巧当时我和弟妹蹀躞街头，忽见蒋乘敞篷车至，车行极缓。虽有宪兵指挥清道，但无特别戒备，车行所至，两侧群众自动鼓掌。”
在这次大会上，蒋介石郑重宣布美、英两国政府将放弃一切特权，重新商定平等新约的消息，他声明道：“我国百年来所受各国不平等条约的束缚，至此已可根本解除。国父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遗嘱亦完全实现。我全国同胞从今日起，应格外奋勉，自立自强，人人要做一个真正独立自由的国民，始能建立一个真正独立自由的国家，以期无愧为同盟国之一员。”
当天，美国费城独立厅的自由钟敲响31下，以此向开始走上独立之路的中华民国三十一年国庆节遥致祝福。蒋介石为此向罗斯福致谢，在日记里，他写下这样的话：“接获美、英自动放弃治外法权之通告，此为总理（国父）革命以来毕生奋斗最大之目的，而今竟得由我亲手达成。衷心快慰，实为平生唯一之幸事。”正如黄仁宇所说，“废除不平等条约对蒋介石为一生大事”。
1943年1月11日，重庆政府与英、美两国签订新约，正式宣布取消对华不平等条约。这个消息令全中国人民欢欣鼓舞。国民党政府更是倍感振奋，宣称中国在政治上与世界各国已获得“完全独立平等自由之地位”，并与各国“齐驱并进”。
当时的一些报纸称中国已经进入世界四强的行列。为此，社会各界知名人士纷纷撰文，畅谈废约的历史意义，对中英中美间签订新约大力褒奖。时至春夏之交，春风得意的蒋介石趁势出版了《中国之命运》一书，宣扬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 而恰在此时，5月22日，作为各国共产党最高领导机关的共产国际突然宣告解散。这一消息使国民党人受到极大鼓舞，蒋介石立即提出，应争取使共产党“将军权、政权统一于中央”。便授意国民党宣传情报部门鼓动各种社会团体，纷纷致电毛泽东，要求中共解散组织、放弃政权和武装，统一到国民政府的军令、政令之下。
此时，重庆在舆论上处于绝对优势，蒋介石对国内战局也表现得极其乐观，他预测日军将北上进攻苏联，为此，他几度企图对中共陕甘宁边区采取军事行动。国共关系发生了又一次严重的政治危机，中共方面称之为第三次反共高潮。1943年6月，中共谈判代表周恩来、林彪离开重庆返回延安，国共谈判就此中断。
正当重庆政府陷入某种舆论狂欢当中的时候，千里之外的延安是另一番景象。
延安成为另一个中国的雏形，“与重庆迥然是另一个世界”
1935年，延安，一支由约9000名饥寒交迫的士兵组成的队伍到达了这座西北山城。他们的到达标志着一段共产主义传奇——长征的结束。
1937年8月13日，当中日之间的鏖战在上海打响，毛泽东在同一天与美国记者斯诺进行会晤，并称共产党的军队将作为国军的一部分参与战争。9月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式宣布成立。总部位于延安。在陕甘宁边区这片核心根据地中，毛泽东度过了抗日战争中的漫长岁月，并且创建了一种崭新的社会愿景，它被后世分析家称之为“延安道路”。
延安依靠坚决抵抗策略获得了强大的力量，就像一座灯塔一样吸引了大量的移民。1937～1940年，约有10万人拥入延安，虽然与逃往重庆的百万人流相形见绌，但在迁移到延安的难民之中，受过良好教育的民众占了更高的比例：10万人中约有5万人来自中产阶级，其中包括大量学生、记者和教师。他们之中的大部分领教了国民政府在1937年之前倒行逆施的恶行，认为国民政府已然无可救药，便来到延安探寻中国的未来。
和重庆那样的繁华城市相比，这座小城经济落后，陕西省的周边环境也贫困不堪，基本上还完全属于农业社会。共产党治区的人口只有140万。不仅如此，该地区自然灾害多发，地震和旱灾频频发生，匪患猖獗。供人居住的窑屋都是在山崖上掏挖而成的。
但对于这些革命者来说，生活就是饱富张力的抗争。1943年一整年，国民党驻延安联络代表徐佛观都处在忧心忡忡之中。在延安的窑洞里，毛泽东信心满怀地对他说：“蒋先生不相信天上有两个太阳，我偏要出一个给他看，再过五年、八年，看鹿死谁手！”
毛泽东针对的是蒋介石在3月发表的《中国之命运》。此书一出，国民党内大声叫好，但是在延安呆了大半年，亲眼看到共产党励精图治，他感到延安已是一个经过初步革命改造的社会，徐佛观感到十分担忧。
当年10月，徐佛观返回重庆后呈上“延安印象意见书”，蒋介石下令印成小册子在少数高级情报人员中传阅。以“现代新儒家”享誉台、港的徐佛观，那时已经预见到了一个不祥的结局：用武力，在目前政治现状下，（国民党）前途并不乐观。
很多人都说，抗战时候的延安是一个充满阳光的地方。黄土高坡上成排的窑洞，山坡中间流淌的延水，还有山顶上的古塔，这些象征中国革命意识形态的地理剪影，成为了中国近代史上的经典画面。
在长征结束之后，延安就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大本营。用现在的眼光看，这是陕北偏僻山沟里一个粗糙简单的集镇：300多家门面至少有50家是打铁铺，商店里只有日用品，橱窗纯粹是摇鼓担式的。
但细心的人能看出，这个红色根据地又是一个经过初步革命改造的社会。当时的绝大多数人都没想到，仅仅数年之后，这个地方发育的政治意识形态和社会经济模式，就将被发展、完善并推广到广袤的中国大地上。
中国共产党原来较为简单的党内机构和政府组织建制，在这时日渐成熟。党的中央委员会在延安设有不同的部门，如军事、组织、宣传、统战工作、敌区工作、工人、妇女等十余个部，同时还领导着晋绥、太行（晋冀豫）、晋察冀、华中、山东等五六个战略根据地。1943年这些根据地都实现了以大区负责干部为中心的党的一元化领导，由他们担任书记的各中央局对所属的根据地的党政、军事、财政、群众等工作进行具体管理。
尽管边区政府是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但其政权组织形式上的灵活性加强了中国共产党在边区的群众基础。
在边区、县、乡三级政府的参议会中，中共党员只占其中1/3的席位，剩下2/3由非中共人士担任。据此时期来延安采访的西方记者称，“参议员全部是直接民选产生的”。烧香窟窿、数豆豆这样一些通俗的办法被不识字的农民用来代替写选票。各级参议会再选出乡县和边区的委员和乡长、县长及边区政府的正副主席。
在农村基层，日常事务由乡长、文书和自卫军连长组织政务会议讨论，重大问题则开一揽子会，劳动英雄、变工队长等一起参加。减租减息由此得以展开。所有被评估后的土地按照富农、中农、贫农等层次，重新平均分配。获得土地后的农民埋头垦种。
1943年，驻扎在延安的边区政府机关、部队、学校以及工作人员的家属，正投入在紧张的“大生产运动”中。当时的《解放日报》第二版，每天十之八九是生产消息，谁半夜就上山开荒，谁开荒多少，谁打破纪录，谁家的婆姨又纺纱多少。“跟着看齐”、“挑战”、“热火朝天”等词汇充满动感。有材料说，“大生产运动”以前，陕北一带的衣料全由外面供给。自从提倡妇纺后，民间手纺车已达12万架。这个生产运动帮助边区政权克服了百团大战和皖南事变，以及1941年的农作物欠收后的危机。
农村开始呈现出集体经济的特征，旧时农村分散的劳工互助形式成为一种生产组织形式。634个集体性的经济组织，管理生产、消费、运输、农贷、婚丧贷款和代收税金，无所不包。农民被允许以实物和人力、畜力入股。
于是，无论是美国观察团还是战地记者们，都直接从外表上看到了这样一个差别：享受着实物供给制和生产运动果实的延安战士们看上去精壮而整洁，穿着合身的军装。而国民党方面，尽管有可夸耀的美国装备，但士兵的生活依然很差，他们的军装都是用廉价的、质地很薄的布制作的。 尽管1943年边区的土地、人口和力量没有扩展，但全国范围内的人心向背已经开始发生意义深刻的转折。
这个时候的延安实际上正经历着一场思想和组织的整顿。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完成了组织结构的大调整，毛泽东正式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刘少奇成为党的第二号人物。此外，1942年到1944年，共产党在政治意识形态领域发起了一场大规模的改造工程。共产党内的思想组织取得了完全的统一，“全党在毛泽东的旗帜下空前团结起来”。毛泽东的领导才能已经得到全党的一致公认。
毋庸置疑的是，相继到达延安的中外记者们看到，延安“与重庆迥然是另一个世界”。
1943年5月，毛泽东被告知共产国际即将解散。不再是共产国际支部的中国共产党更加充满信心，专心致志地实现中共未来的革命目标。
此前，1939年和1940年，毛泽东在他那个只有一铺大炕、一张桌子、一条木凳和一盆木炭的窑洞内，阅读了大量马列理论、经济学和哲学书籍，然后发表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构建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和理论基础。
毛泽东分析说，中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是新生的……是中国古老社会的孪生子，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对抗。在这个基础上，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革命是合理的。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的革命两步走，这两个阶段又必须相互衔接，“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这是中国共产党争取政权的理论根据。
此时的毛泽东胸有成竹。他知道，对于延安的共产党来说，执政只是时间的问题。
1943年出版的《中国之命运》大力宣扬“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作为对应，一首歌曲很快被针锋相对地创作出来，歌名叫《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当八路军新四军规模发展到91万人的时候，这一口号被添上了一个很重要的字眼，变成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群贤毕至的重庆，是国共两党争取人心的前沿阵地
1938年，武汉告急，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周恩来、叶剑英酝酿在重庆建立八路军办事处，之前，中共在重庆只有一个位于机房街的通讯处。1939年1月，办事处在通讯处原址成立，中共中央南方局也秘密设在办事处内部，进行一切活动皆以办事处为名义，办事处的工作直接受南方局指导。二者都在周恩来领导下工作，实际是中共在国统区的司令部，与大本营延安遥相呼应。
“蒋介石上午在重庆骂了娘，下午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就知道了”——这句玩笑话并不夸张。1939年，国民党暗箱制定了一系列反共文件，中共皆了然于胸，在1940年初反共高潮掀起之时，中共将这些文件结集印刷成小册子《摩擦从何而来》，向社会曝光，使当局陷入极大被动。蒋介石始终不知道，他参与的每场会议，坐在他身后笔走龙蛇的速记员沈小姐，不仅是国民党中央常委会的王牌录音笔，也是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的“窃听器”。她就是沈安娜，几乎所有国民党高层绝密会议的速记员，她从未受到怀疑，一直工作到渡江战役前夕全身而退。
沈安娜只是周恩来一盘大棋中的一小步。以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为幕后司令部，中共特工遍布山城及各大战区的核心部门，包括打入军统电台的张露萍七人小组，获取德国即将进攻苏联情报的阎宝航，白崇禧的机要秘书谢和庚，鹿钟麟的机要秘书梁蔼然，拜在杜月笙门下周旋于三教九流的名演员金山，陈布雷的女儿陈莲……每天深夜，周恩来闭门审阅分析各路情报，择要亲自拟稿，经办事处秘密电台发给延安，没有价值的当场烧掉。
1939年5月，在重庆大轰炸中，地处闹市的机房街通讯处被炸毁。办事处和南方局全体工作人员连夜搬到了红岩嘴的大有农场。
红岩距离市区十多里，八办另有一处办公地在城里的曾家岩50号，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周恩来名义租赁，人称周公馆，用于接待民主人士和外国记者。周恩来白天在曾家岩开会应酬，晚上回红岩安排地下工作。
从红岩到曾家岩，沿途十余里常年蹲守七八十个特务，城内主干道也遍布“岗哨”。国共合作期间，不敢公然抓捕中共工作人员和有名望的文化人，只能没完没了地跟着。时间长了，中统特务自己都说，我们是给共产党义务保镖的。
红岩村远居山地，周公馆背水环敌，八路军办事处看上去是国统区的红色孤岛，其实朋友遍天下。周恩来多次跟工作人员说，统一战线工作就是交朋友，尽量多交朋友。
八路军办事处始终与中间党派保持着诚挚沟通和良好关系。皖南事变使中间党派人人自危，连共产党军队都可能被突然围剿，手无寸铁的小党感到需要抱团取暖。1941年3月，在周恩来的建议和组织下，张澜、沈钧儒、章伯钧、黄炎培、许德珩、梁漱溟等联合起来，成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推张澜为主席。中共给予民盟精神和物质上的多重支持。民盟在香港办报，南方局以“南洋富商”名义交给梁漱溟5000元经费。民盟内部各党派矛盾不少，周恩来出面请客攒饭局撮合关系。
民盟成立是一个标志性事件，中共与中间党派联合起来站在了国民党的对立面，并且中共成为联盟的领导者，连张君劢也不再反对中共扩充军队，认为中共是中国实现民主中一支必要的友军。
以民盟作为中介，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与西南的地方实力派结成更为牢固的统一战线。国民政府西撤使西南诸侯倍感压力，为避免被吞并，急需政治同盟。1942年2月，在刘文辉老部下、民盟中央委员张志和的安排下，“西康王”刘文辉到重庆与周恩来进行深夜密谈，会谈后中共在雅安设立了秘密电台。同一时段，在四川潘文华、邓锡侯，云南龙云等处也设立了电台，与延安保持直接联系。刘文辉、龙云等成为民盟秘密委员，龙云支持罗隆基等人的活动，昆明成为大后方的民主运动堡垒。
1941年4月，海明威来到重庆，同行的还有与他刚刚结合的第三任妻子盖尔霍恩，他们以记者和美国政府特派员的身份来华调查中国抗战和国共关系。蒋介石、宋美龄很重视，以国宴规格予以招待，席间滔滔不绝讲述皖南事变之“真相”，海明威并没有把这些一面之词写进报告。 几天后，盖尔霍恩与海明威甩开特务跟踪，来到周公馆。会谈中周恩来从中共角度阐明了皖南事变来龙去脉，并交给海明威书面纪要，希望这份材料能够作为美国政府理解国共关系的参考。海明威回忆道：“周恩来是一个具有极大魅力和智慧的人，他与所有国家的驻华使馆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成功地使几乎每一个在重庆与他有过接触的人都接受共产党人对于所发生的任何事情的立场。”在回国后写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海明威预言中共将接管中国。
与海明威会面后，周恩来兴奋地给延安发去电报，汇报我们在外交方面“大有活动余地”。与美国人交朋友不再是蒋宋王朝的专利，中共以重庆办事处为窗口，开始突破外交封锁。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著名汉学家费正清来华担任美国驻华大使特别助理，经过1942年一整年的观察，他对国民政府感到失望，想与中国的左翼接触。在《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帮助下，他结识了周恩来和南方局外事组副组长龚澎。
“1943年弥漫在重庆的沮丧而单调乏味的气氛中，她那充沛的生命力使人如同呼吸到了一股新鲜空气。”费正清对龚澎之风采念念不忘。龚澎定期与费正清见面，教他中文会话。有一次刚碰头，龚澎立即拿出一本政论小册子，“里面共产党扮演了痛斥国民党的高贵角色。此书印刷精美，纸张洁白，真是鬼神莫测，他们竟能搞出这么漂亮的小册子，其中一半已经由她译成英文”。
八路军办事处从1942年开始编印这些小册子，主要介绍解放区的抗日斗争、民主生活和生产建设，或全文翻译毛泽东的重要文章，至抗战胜利出了50多种。外事组不断把这些小册子送给外国记者。抗战期间，有上百名外国记者驻扎在重庆，他们每天以俱乐部的形式聚会交流新闻，来自“在野党”的信息是他们感兴趣的。
在八路军办事处持续不断地宣传和邀请下，1943年11月，合众社记者福尔曼按捺不住好奇心，要到“乌托邦”一探究竟，他向国民政府提出赴延安采访的要求。其他外国记者紧跟其后纷纷提交申请。国民政府不便拒绝，遂于1944年5月组织中外记者西北考察团;两个月后，美国观察组也到达延安，延安向世界展示了蓬勃朝气。这两大事件被视为中共开展独立外交、走向国际社会的起点。
群贤毕至的重庆，既是抗日战争的大后方，也是国共两党争取人心的前沿阵地，在这个阵地上，周恩来领导八路军办事处取得了完胜。
蒋介石所思所虑，几乎完全处于毛泽东的掌握之中
1943年11月21日晨7时半，蒋介石的座机降落在埃及开罗机场。三个月前，蒋介石通过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强化了个人权力，而成为名正言顺的国家元首。而此行他又是首次以“四大国”领袖之一的身份，走向世界。
开罗会议是战争期间唯一一次旨在全面解决中日冲突的重大会议。蒋介石此行得以与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一起，联名发表《开罗宣言》。宣言公开宣告，日本必须无条件投降。战后日本自甲午战争起侵占的台湾、澎湖列岛以及东北四省等，均应归还中国。蒋介石此行颇为成功，中国已跻身于美、英两大强国之中，不仅给积贫积弱的中国赢得了荣誉，而且也预示着蒋介石及其政府已经得到美、英等大国的强有力的支持。
接下来，美、英、苏三国首脑在德黑兰会晤，在其后发表的德黑兰会议宣言当中，三国宣布将从东、西、南三个方向对德军采取军事行动。此言之意，等于宣布将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在开罗会议上风光无限的蒋介石预感到大祸将至。
欧洲第二战场即将开辟，意味着德军将遭到苏军与美英盟军的双重打击，这样，德军的战败实际上已成定局，也意味着日军已不可能配合德军北上攻苏。接下来的问题是：在日军将肯定放弃攻苏的条件下，那么，日军在中国战场又将采取怎样的战略行动？对此，国共的两位主帅迅速作出各自的研判。
1943年12月10日，蒋介石致电罗斯福表示：盟军主力投入欧洲第二战场，那么，在东方战场必然削弱对日军的打击与牵制，这样，日军便可“集中全力”在中国战场发动进攻。蒋介石的结论是：1944年，日军“必对华发动一全面之攻势”。
此时此刻，蒋介石之所思与所虑，几乎完全处于毛泽东的掌握之中。就在蒋介石致电罗斯福的六天之后，12月16日，毛泽东致电中共北方局代书记邓小平，判断：“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可能使蒋介石招致日寇正面进攻之祸……故蒋此次由开罗飞返重庆，不及前次废约之大吹大擂、兴高采烈了。时局于抗日、革命是极为有利的。”
毛电所指，就是开罗、德黑兰两个会议与国共的关系。抗战时期，毛泽东对国民党制订了一个基本政策：要使国民党既不能投降，又不能剿共。开罗会议宣布日本必须无条件投降，这就堵塞了蒋介石与日本任何妥协的可能。而日本在妥协无望的条件下，则有可能在中国战场对国民党军发动正面进攻，而在日军的正面打击之下，意味着蒋介石已不可能再掀反共浪潮。这样，毛泽东的两个设想——国民党既不能投降、又不能剿共，将全面实现。因此，毛泽东认为时局“极为有利”。
综上所述，根据开罗与德黑兰两个会议，国共两位主帅的结论基本相同。那么，日军的进攻必然为国共关系重新调整提供一个重要契机。为此，毛泽东迅速将日军可能的进攻与重启国共谈判联系起来，在此基础上作出通盘布局。
1944年开年之后不久，1月16日，毛泽东约见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军令部驻延安联络参谋郭仲容。1月17日，郭仲容报告重庆：“本月十六日，毛泽东先生约谈，表示目前中共拟于周恩来、林祖涵、朱德总司令中，择一或三人同行到渝，晋谒委座请示，并嘱报告请示可否。”林伯渠字祖涵，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延安提出中共领导人赴渝，就是恢复国共谈判之意。2月2日，军令部复电郭仲容：欢迎朱、周、林来渝。
这样，国共恢复谈判一事提上议程。
正当延安就林伯渠赴渝问题磋商之际，毛泽东早已预判的日军的正面进攻，端倪渐显。3月27日，毛泽东在一电报中指出：日军有打通平汉路模样。平汉路即北平—汉口的铁路。毛泽东在对未来的时局走向作出准确预判的基础上，安排了林伯渠的重庆之行，这就是说，重庆的谈判尚未举行，而谈判的主导权已经操之于毛泽东。 此时，作为对手的蒋介石也在作观察与研判。1944年3月10日，蒋介石根据以往谈判的经验和遗留问题拟定的应对方针是：“政治放宽，军事从严。政治可划定区域，军事不能指定专区。”这里，所谓“放宽”与“从严”，就是一种政治交换，以宽换严。
把蒋介石、毛泽东关于此次谈判的观察与研判联系起来作一比较，二人之间的高低便显现出来了。蒋介石对于中共最初的具体要求作出了较为准确的判断，但是，这基本上是一个就事论事的研判，其视角仅限于国共之间。蒋介石之失算在于，他没有将国共之外的、可能发生的其他因素一并纳入观察与考虑。正因为如此，国民党方面的开价相当的低，其核心就是，以同意中共增编一个军为条件，换取中共“绝对服从军令”。这个开价表明，在接下来的谈判中，国民党将长期陷入被动的局面。
1944年1月，日军大本营拟定“一号作战纲要”。一号作战发动之前，河南日军已经出现异常动向，将连接平汉路的黄河铁桥修复。此举显然是为打通平汉路做准备，但重庆统帅部的意见较为庞杂，没有形成统一认识。
就在此刻，新闻媒体报道了两条消息：3月30日，苏联与日本签署了《关于北萨哈连日本油矿和煤矿租借区移交苏联的议定书》，同日，两国还签订了一项日苏渔业协定延期议定书。萨哈连即库页岛。这样两条表面看来纯属经济性质的消息，并不十分引人关注。
但是，毛泽东则极为敏锐地一举识破其背后重大的战略意图。
4月5日，毛泽东在一份电报中指出：“近日，日将库页岛权益还苏，北和苏联，南抗美、英，进攻中国（打通平汉路甚至粤汉路），‘扫荡’敌后，东条此项政策，更加明显，因此日蒋冲突，今年必更剧。”
日军一号作战的方向是，沿平汉与粤汉两条铁路线，由北向南逐次进攻。日军由北南下之后，其北部兵力必然空虚，而在北部能够对日军构成威胁和牵制的则只有苏军。因此，日军在发动一号作战之际，必然要与苏联缓和关系，以确保南下作战顺利。这样，日苏之间有关库页岛的油矿、煤矿以及渔业协议，也就不是一个孤立的、经济性质的协议，而是“北和苏联”的一项战略举动。那么，北和苏联的战略意图又是什么？此即“南抗美英”。接下来的问题是，南抗美英则必须打通平汉、粤汉两条铁路，而打通这两条铁路，日军与国民党军必将发生剧烈交战。因此，毛电最后的结论是：“日蒋冲突，今年必更剧。”
依据“北和苏联”，毛泽东对日军的战略意图，战略方向，战略后果，迅速作出明确判断。将毛泽东的这个论断与前述“正面进攻”、“中原大战”联系起来，表明他的思路是连贯的，并非偶然。不同的是，论据更加充分，论点更加明确。
同样，蒋介石也注意到这条消息。在3月底的反省录中蒋介石写道：“倭俄渔业协定为期五年，此最骇异，以往年皆为期一年也。北库页岛油矿权利尽交于俄，此不待言，可知俄倭妥协已成事实以后，远东形势必一大变。祸乎？福乎？”
当蒋毛二人的视线聚集到同一个问题时，二人之间在战略视野上的高低深浅也就显现出来了。尽管蒋介石亦判断“远东形势必一大变”，但是，怎样一个大变，蒋介石则未作出明确回答，尤其是“祸乎？福乎？”的自问，表明蒋介石尚未完全看懂其中的利害。因此，蒋介石不可能如同毛泽东那样，对日军的战略意图、战略方向、战略后果作出一系列明确判断。
5月17日，张治中、王世杰、林伯渠同机飞抵重庆，继续会谈。
蒋介石万万没有料到，此时此刻，林彪方案基本上已被毛泽东放弃。5月16日，毛泽东致电林伯渠，提出一个全新的、总共二十条要求的谈判方案。其中，关于全国性的政治要求有三条：一，请政府实行民主政治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人身之自由;二，请政府开放党禁，承认中共及各爱国党派的合法地位，释放爱国政治犯;三，请政府允许实行名副其实的人民地方自治。此外，关于两党之间的问题有十七条，主要要求有：中共军队编为十六个军，四十七个师，为委曲求全，目前至少编为五个军，十六个师。承认陕甘宁边区及华北、华中、华南各抗日根据地的民选政府为合法地方政府，等等。
国共谈判就范围而论，从来限于双边关系，不涉及其他。毛泽东的新二十条头一次提出了超出双边范围的全国性问题，并且是全国性政治问题。“请政府实行民主政治”作为一项谈判条件提出，将深刻改变国共谈判的性质，并且，还将深刻改变中国政治的进程。
5月22日，谈判在重庆继续进行。新方案引起张治中和王世杰的愤怒，故中共此一新方案被二人拒绝接受。基于国民党军在河南战败，新二十条的提出，虽不能马上实现，但可成为新的谈判基础。林伯渠向中央表示，希望坚持二十条，因为：在河南战败的条件下，蒋介石“对共党无办法”。林伯渠与毛泽东的策略思想无疑是相通的。6月3日，毛泽东复电：“完全同意你们对时局的估计与对谈判的方针，你们的意见和我们是一致的。”
河南战役发起之后，日军连连得手，5月25日，洛阳陷落，河南战役发展到顶点。作为一个战略家，毛泽东一向将战局与政局联系起来，一并观察和提出问题。5月21日，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作报告，说：“蒋介石的三个主力就塌掉两个，中国政治局面就会起大的变化，国民党与共产党力量的对比也会起变化。”
蒋介石的三个主力，指汤恩伯、胡宗南、陈诚部。经过河南战役，汤恩伯部基本溃败，胡宗南一部赴豫参战，也被部分击溃。毛泽东的意思是，如果蒋介石的几个主力相继“塌掉”，那么，国共力量的对比就会发生变化。在这里，毛泽东的着眼点在于：国共“力量的对比”。一旦双方力量对比发生变化，“中国政治局面就会起大的变化”。这就是说，随着战局的发展，毛泽东已经将政局的变化提了出来。
5月25日，以洛阳失陷为标志，日军的一号作战告一阶段。在这个背景下，6月5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召开了一次关于城市工作的专题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说：将来可能出现三股子力量，即罗斯福的美军、蒋介石和共产党，看谁先进城。刘少奇说：我们现在进入城市的条件，超过世界各国的党……可以实行“先到为君，后到为臣”。周恩来说：我们先进了城，人民选举我们，我们就是合法的，国民党要反对我们，他就是非法的。 在这里，刘少奇提出了“君”与“臣”的问题，也就是要在抢先进入中心城市的基础上，使中共成为“君”，而使国民党成为“臣”，从根本上改善国共关系。
关于一号作战对国民党军的打击及其后果，毛泽东这样估计：日寇这次大规模进攻，目的在于打通粤汉、平汉两路，消灭蒋介石野战军，其进攻可能造成四种变化：一是国民党大大削弱，美国增加援助后恢复战斗力;二是国民党大大削弱，美国暂不增加援助，但不投降;三是国民党大大削弱后，一部分投降，一部分继续抗战;四是完全投降。毛泽东认为：在一、二种情况下，美国、国民党、共产党三股力量必然要对日反攻收复大城市，届时，我们应争取起决定作用。毛泽东对国民党的四种估计，提出了四种不同的结果，但前提都一样，都是国民党大大削弱，因此提出在收复大城市行动中，中共应起“决定作用”。
彭真说：通过国民党河南战争的失败，要认识夺取大城市要靠我们。过去把国民党当作正统的观念要改变。张闻天说：提出城市工作问题在思想上要有一个大的转变。过去认为国民党是老大哥，今后我们就是老大哥。毛泽东最后说：对蒋介石又拥护又批评……将来可能成立各党联合的民族联盟。
“老大哥”与“君”的意思是相通的，都是中共对于自身地位的全新认识。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成立各党联合的民族联盟的可能性，毛泽东已经在思考建立一种新的政权形式了。
对于林伯渠的新二十条，王世杰、张治中采取的办法是，仍然声明拒绝转交政府，同时，又表示可以个人名义收下，互换方案仅仅是收下对方提案，并不等于同意。以6月5日国共双方互换提案为标志，此次谈判告一段落。
从5月3日至6月5日这次谈判，以河南战役为背景，中共迅速摆脱从前的谈判条件，首次提出全国性政治要求，从而将两党关系的改变与国家政治的改变联系起来。自此，国共谈判的性质将要发生重大变化。
“两个中国之命运”仍然归结为国共两党的较量
当重庆政府让美国盟友感到悲观失望时，美国开始关注共产党武装。1944年7月，美国向延安派出了观察组。7月22日和8月7日，美军观察组分两批到达延安。美军观察组的报告称：“共产党采取了一些新的，民主的制度，老百姓拥挤共产党。在过去的7年中，共产党控制下的领土从9万平方公里增加到40万平方公里，武装力量从10万增加到约50万。”这些报告引起了美方的重视，11月7日，赫尔利以美国总统罗斯福私人特使的身份访问延安。赫尔利的突然到来，引起了延安的轰动。这说明，美国开始正视中国共产党这股力量。
当1944年结束时，蒋介石还沉浸在一年前《开罗宣言》一刻的“大国领袖”迷梦里，谈判以国民党一党独大，最多“邀请共产党加入自己的国民政府”当作政治底线。但是，国内外形势早已悄然发生变化，毛泽东敏锐地洞察大局，适时调整政治策略，提出了新的政治主张——《论联合政府》！
1945年4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毛泽东在开幕词《两个中国之命运》中谈到：中国之命运有两种，一种是有人已经写了书的（指蒋介石《中国之命运》）;我们这个大会是代表另一种中国之命运，我们也要写出一本书来（指毛泽东在本次大会上做的《论联合政府》）。
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充满自豪地宣布：“我们现在已经具备了这样几个条件：第一，有一个经验丰富和集合了121万党员的强大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有一个强大的解放区，这个解放区包括9550万人口、91万军队、220万民兵。”
这个报告明确表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立场——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以和平的方式建立一个新中国。
《论联合政府》的提出，说明了中国共产党的眼光已从抗日战争，迈向了抗日战争以后的新时代，换言之，毛泽东和他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在政治上、组织上和军事上都做好了战后打造新中国的战略准备。
毛泽东对赫尔利说过：“中国需要在民主的基础上团结全国抗日力量。因此必须改组现在的国民党政府，建立包含一切抗日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联合国民政府。”在这里，毛泽东之所言，就是把调整两党合作的基础提了出来，而调整的方式则是改组政府。那么，改组政府是什么性质？毛泽东这样说：“我们对国民党的方针，自国共合作以来，就是改良方针……现在的口号是改组政府、改组统帅部。这个口号不是改良主义的，而是革命性的。”毛泽东称：“这是一个原则的转变”。从“改良”到“革命”这一原则的转变，就是国共合作的基础与方式的调整，及其性质的转变。
从纯军事的角度，蒋介石很自信，他手中的五大主力达到了相当的战力。但是，国民政府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准备严重不足。
当日本突然宣布“无条件投降”时，国民政府实际控制地区不过四川、重庆、陕西、湖南和贵州的一部分，广西在桂系手中，云南是龙云的天下，西北地方是马家军地盘。
这些地区在八年抗战中，透支了有限的资源。财政上更是处于疲敝的状态，如果失去了美国的援助，经济将难以支撑。
当时，国民党内就有这样一个悲观的论调——搞选举，国民党选不过共产党;打内战，国民党也打不过共产党。
不过，蒋介石本人还是乐观的，他觉得凭借手里的几个美式装备的军，再接收一笔日伪财富，加上中国领袖的头衔就能轻易地战胜对手。8月11日，蒋介石召开了国民党中常会和国防最高委员会的临时联席会议，决定独享抗战的胜利果实，实行全面接收。
蒋介石没有料到的是，以联合政府的提出为标志，中国政治的主题在此时已经发生转换。中国政治舞台的角逐者，很快将由两国三方，变为一国两方。
（参考资料：《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中国被遗忘的盟友》、《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等;作者：邓野、拉纳·米特、杨奎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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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媒体眼中的毛泽东与蒋介石
因为宗教信仰的缘故，美国《时代》周刊创刊人亨利·鲁斯偏爱蒋介石，但是，随着中共力量不断壮大，在中国政治舞台影响力日益增加，鲁斯不能忽视毛泽东和中共的存在。一个新闻家的职业敏感，常常使他的刊物走在西方媒体报道毛泽东的前列。 《时代》创刊人关注中国
美国《时代》周刊由亨利·鲁斯创刊于1923年，第二年，北洋军阀吴佩孚就成了《时代》封面上的第一位中国人。从此，每一次中国封面人物的出现，都伴随着当时的风云变幻。
蒋介石1927年的首次出现，伴随着中国大革命的大起大落;冯玉祥1928年的出现，伴随着蒋冯联盟的形成;溥仪1934年的出现，伴随着“满洲国”的成立;蒋介石宋美龄1938年联袂成为年度人物，伴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展开;陈诚1941年的出现，伴随着重庆大轰炸艰难的日子;毛泽东1949年2月的首次出现，伴随着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崩溃、共产党新政权的开始;周恩来1951年的首次出现，伴随着朝鲜战争的进行……
据统计，在全世界范围里，成为《时代》封面人物的次数排序，中国人物颇为重要。其中，毛泽东，十二次，名列第十二;蒋介石，十次，名列第十七。周恩来，八次，名列第二十二。由此可见，蒋介石和毛泽东、周恩来受《时代》重视的程度。
亨利·鲁斯是虔诚的基督徒，他延续着父辈的梦想，对世界局势的判断，对自己刊物倾向的确定，有时不免受到其宗教信仰的左右。蒋介石、冯玉祥，在20世纪20年代出现的这两个封面人物都声称皈依基督教，这样一些与基督教相关的中国政治强人，自然会格外吸引鲁斯的目光。鲁斯对皈依基督教的蒋介石宋美龄夫妇抱有极大的兴趣和偏爱，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他对中国政局发展的判断。冷战期间，即便蒋介石在失败后到了台湾，鲁斯也一直支持蒋介石。他曾到台湾访问，并在1955年仍把蒋介石作为《时代》封面人物。当然，这也是最后一次。
可以说，鲁斯的政治态度、宗教信仰和中国情结，一直决定着他以个人的方式关注中国。
1937年，毛泽东八角帽上的红星，在纽约开始闪耀
鲁斯偏爱蒋介石，但是，随着中共力量不断壮大，在中国政治舞台影响力日益增加，鲁斯不能忽视毛泽东和中共的存在。一个新闻家的职业敏感，常常使他的刊物走在西方媒体报道毛泽东的前列。
1937年新年，《时代》照例评选年度封面人物，这一次，他们评选的1936年年度人物是辛普森夫人——英国王室变故中的女主角。从当年的新闻轰动效应来看，辛普森夫人确实超过了所有人，无论是西班牙内战烽烟中引人注目的佛朗哥将军，还是中国西安事变中的主角张学良、杨虎城和蒋介石。
然而，从对未来历史产生重要影响的角度来回顾当年，便会发现，在1937年初亮相的人物中，真正具有世界意义和历史轰动效应的，显然另有其人。他就是斯诺拍摄的红军领袖毛泽东——1937年1月在《时代》姊妹刊物《生活》杂志上，神秘的中共领袖、未来中国历史舞台上的一个主角，露出了庐山真面目。
《生活》杂志由鲁斯于1936年11月19日在纽约创办。以新闻图片为主，如《时代》一样，《生活》创刊伊始就对中国有着浓厚兴趣。《生活》在创刊两个月后，于1937年1月25日出版的这期杂志，从第九页起用数页篇幅发表了一组照片，标题是《中国漂泊的共产党人的首次亮相》。这些照片的作者，是美国记者斯诺，他在几个月前刚完成在中国陕北的探险，从红色首都保安（今志丹县）回到北平。据斯诺的传记作者说，鲁斯为发表这批照片，向斯诺支付了一千美金，在当时这是颇为可观的报酬。鲁斯的新闻敏感与魄力，由此可见一斑。
毛泽东的大幅照片在第九页上发表。在斯诺所有为毛泽东拍摄的照片中，这张头戴八角帽、神情沉着、面容清癯的肖像最为著名。毛泽东喜蓄长发，从来不爱戴帽子，斯诺为拍照而特意将自己头上的八角帽戴在了毛泽东头上。拍照时，来自美国的马海德医生也在现场，1960年，斯诺重访中国时，马海德又回忆起当年情形，“在周围的人里，只有你给毛泽东戴过一顶帽子。多少年来，那张照片出现在书籍、报刊中，现在它被收藏在革命博物馆”。这张照片被刊发在《生活》杂志上时，只有一个简略说明：“毛是他的名字，他的头值25万美元。”
《生活》在发表斯诺拍摄的这些照片时，还配发了史沫特莱的照片和她所写的关于西安事变和中国局势的文章。“编者按”说：
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几乎完全是神秘的。将近十年的时间里，他们行踪不定，与蒋介石委员长的国民政府进行战斗。下面发表的这些关于漂泊的红军的照片，是第一次被带到国外。他们的领导者毛泽东被称作“中国的斯大林”，或者“中国的林肯”。他的新首都在中国西北的保安。左面是毛的一位美国同盟者史沫特莱，她原是一个中学教师，目前正在西安的共产党广播电台工作，那里上个月发生的绑架蒋介石的事件已经结束。（《生活》，1937年1月25日）
毛泽东八角帽上的红星，在纽约开始闪耀了。这是多年来处在劣势的毛泽东和中共首次以赢家的姿态出现在世界政治舞台上。无论对中国现代史的发展，还是对中美关系大起大落的演变，这都是历史性的亮相。鲁斯和他的杂志，站在了一个最具历史意义的转折点上，介入到了中国的历史变革中。
鲁斯与中国封面人物的见面
1945年10月，鲁斯决定重访中国，他要亲眼看看胜利后的中国。此时的鲁斯，已成为国、共两党领袖都十分重视的人物。他抵达重庆时，中共领袖毛泽东正在重庆与蒋介石举行谈判，鲁斯终于有机会与毛泽东、周恩来、冯玉祥等传奇人物见面。
此次会面应该是鲁斯与《时代》中国封面人物最为集中的一次会面。蒋介石、宋美龄、阎锡山、宋子文、陈诚、冯玉祥这些封面人物，他都见到了。但最值得关注的是此次与毛泽东、周恩来、冯玉祥的见面，这次见面在美国出版的《鲁斯时代的中国形象》一书中略有叙述，但错把冯玉祥也列入共产党领导人的行列：
在共产党领导人中间，鲁斯与冯玉祥一起进餐。1932年，鲁斯曾与他见过面，冯玉祥现在很快就称鲁斯是“一位老朋友”。鲁斯回忆，冯玉祥似是非常巴结这位《时代》、《生活》的出版人。“他非常严肃地阐述日本袭击珍珠港的原因，是在于美国站在正义、公正和中国统一的立场上，这将被人们铭记千年万年。我问有多少中国人有这种认识，他说：‘万分之九千九百九十九！’我对大块头将军点点头;他的宽阔脸庞流露出无限的庄重，似是他已经决定了历史。”
鲁斯后来与毛泽东短暂交谈，他说，毛泽东对他既不恭维也不巴结。“我告诉他，我们已有几位相互都认识的朋友。……他吃惊地看看我，紧盯着看，但并不是不友好的那种好奇。他的表示是礼貌地嘟哝了几声。”
在鲁斯看来，周恩来对他要热情得多。“我们谈得很愉快——从一落座就非常坦率。他说我们的刊物近来对他们一直不友好。我说，情况太糟是因为我们正面对着全球性的左翼宣传，进行一场全球性的战斗……应我的请求，他说会安排让我与山东根据地的共产党接触。”
鲁斯所说的请求，是他想重返他的出生地、儿时熟悉的胶东半岛。当时，那里除青岛等城市外，大部分地区已经是中共的解放区。周恩来过后亲自过问，帮忙安排鲁斯访问了胶东地区。对于鲁斯，这是中共送给他的一份礼物。
1945年10月的重返胶东之行，想必带给鲁斯许多愉快回忆。他回到美国之后，1946年春天，《时代》发表了《毛的一家》的报道，那时，距鲁斯在重庆与毛泽东见面刚刚过去三个月。
（责任编辑：廖翼颖;参考资料：《文史参考》;作者：李辉）
责任编辑/廖翼颖
陪都重庆在风雨飘摇的“非常态”中成为中国政治动员、文化教育和经济生产的中心。千里之外的延安是一个经过初步革命改造的社会，已经成长为能与重庆相抗衡的另一种政治空间。它们因此也为未来中国提供了两种迥然相异的政治前途
蒋介石试图在重庆建立起一个现代国家的上层架构，却反而建立和发展了与专制统治相适应的制度
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宣布移都重庆。这个消息犹如动地而来的鼙鼓，从根本上重塑了这座古老的山城。
战前的重庆，包括广大的西南地区，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远远落后于发达的东部沿海与长江中下游一带，与国家的命运、与世界的关联，处在一种自成天地的格局之中，从未处于国民党的正式统治之下。“重庆在抗战前人口不到40万，其中参加袍哥组织的有七八万，加上家属就占了重庆人口的大部分”。伴随着国民政府大量的政府机关、工矿企业、教育机构迁入重庆，数以百万计的的外地人口溯江而上，不断西迁，在短短几年内重庆这座城市登上了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瞩目的舞台，成为了战时中国内地的缩影。
美国记者白修德，在其记录中将“重庆”称之为“暂时避战之所在”。由国民党宣传部的精干头目霍灵顿·K.唐经营的英文杂志《战时中国》，曾经向态度中立的美国民众讲述了英勇的中国飞行员如何驾驶战斗机在重庆最危险的珊瑚坝机场着陆的故事。在以重庆为陪都的中国西部，国民政府口中的“自由中国”，这类对于抵抗精神的大肆“营销”始终大行其道。而“自由中国”在国外观察家看来，也正是为博取国外援助而特设的称号。
“道路都是重新铺就的，城市面貌焕然一新。政府机关林立，把城里塞得满满当当的”。但由于难民的大量涌入，重庆很快被各式各样简陋不堪的临时棚屋所充斥。
这一时期的重庆出现了大量报刊、书店、文化活动提供给人们更多了解外界的窗口。“当时沙坪坝一带生活书店、新华书店有很多进步的刊物和书籍，三民主义的文化是主要的，但不是全部，《新华日报》以及一些共产党方面的新书也能读到”。然而精神上的充实并不能填补物质的匮乏和经济的拮据。“1937年到1941年间城市经济较好，物价还算平稳，但是1942年之后恶性通货膨胀愈发严重”。
与此同时，日军的飞机和炸弹随之而来。从1938年初，日军对重庆进行了长达5年之久的轰炸。尤其在日军实行无差别轰炸的1939年到1941年，重庆人把上午10点到下午3点称为“防空洞时间”，“许多商铺都选在下午4点后开业，以尽可能躲避空袭的危险”。
在各种公共防空洞和私人防空洞里，会聚着形形色色的市民群体，国民政府意识到“防空洞时间”对于抗战动员宣传的重要性，并试图以某种方式加以运用，对民众进行战时教育。1940年6月，重庆市防空洞内遍贴有《空袭时之国民信条》十条，写满了“我们有三民主义的革命精神，我们绝不畏惧慌张”;“敌人愈滥炸，我们的胜利愈接近”等标语。
国民政府深知，这些看似振奋人心的群众动员，在实际上的效果是不尽如人意的。强大的政府是稳定政权的必要条件，人民不远万里跟随政府深入中国腹地，当他们遭遇战乱陷入困顿时，更期望政府提供实际的协助和支持。但当时的国民政府在客观上却缺乏这样的能力和执行力。
而从另一方面，蒋介石试图在重庆建立起一个现代国家的上层架构，却反而建立和发展了与专制统治相适应的制度。
重庆就是在这种风雨飘摇的“非常态”中成为了中国政治动员、文化教育和经济生产的中心。
1942年10月10日，对于中国人，特别是重庆人来说，是一个有特殊意义的国庆节。这一天的陪都重庆，格外热闹。蒋介石在庆祝“双十节”大会上发表了讲话。
历史学家黄仁宇当年正好目睹了这一场面：“翌日为国庆日，他（指蒋介石）往重庆较场口宣布。恰巧当时我和弟妹蹀躞街头，忽见蒋乘敞篷车至，车行极缓。虽有宪兵指挥清道，但无特别戒备，车行所至，两侧群众自动鼓掌。”
在这次大会上，蒋介石郑重宣布美、英两国政府将放弃一切特权，重新商定平等新约的消息，他声明道：“我国百年来所受各国不平等条约的束缚，至此已可根本解除。国父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遗嘱亦完全实现。我全国同胞从今日起，应格外奋勉，自立自强，人人要做一个真正独立自由的国民，始能建立一个真正独立自由的国家，以期无愧为同盟国之一员。”
当天，美国费城独立厅的自由钟敲响31下，以此向开始走上独立之路的中华民国三十一年国庆节遥致祝福。蒋介石为此向罗斯福致谢，在日记里，他写下这样的话：“接获美、英自动放弃治外法权之通告，此为总理（国父）革命以来毕生奋斗最大之目的，而今竟得由我亲手达成。衷心快慰，实为平生唯一之幸事。”正如黄仁宇所说，“废除不平等条约对蒋介石为一生大事”。
1943年1月11日，重庆政府与英、美两国签订新约，正式宣布取消对华不平等条约。这个消息令全中国人民欢欣鼓舞。国民党政府更是倍感振奋，宣称中国在政治上与世界各国已获得“完全独立平等自由之地位”，并与各国“齐驱并进”。
当时的一些报纸称中国已经进入世界四强的行列。为此，社会各界知名人士纷纷撰文，畅谈废约的历史意义，对中英中美间签订新约大力褒奖。时至春夏之交，春风得意的蒋介石趁势出版了《中国之命运》一书，宣扬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 而恰在此时，5月22日，作为各国共产党最高领导机关的共产国际突然宣告解散。这一消息使国民党人受到极大鼓舞，蒋介石立即提出，应争取使共产党“将军权、政权统一于中央”。便授意国民党宣传情报部门鼓动各种社会团体，纷纷致电毛泽东，要求中共解散组织、放弃政权和武装，统一到国民政府的军令、政令之下。
此时，重庆在舆论上处于绝对优势，蒋介石对国内战局也表现得极其乐观，他预测日军将北上进攻苏联，为此，他几度企图对中共陕甘宁边区采取军事行动。国共关系发生了又一次严重的政治危机，中共方面称之为第三次反共高潮。1943年6月，中共谈判代表周恩来、林彪离开重庆返回延安，国共谈判就此中断。
正当重庆政府陷入某种舆论狂欢当中的时候，千里之外的延安是另一番景象。
延安成为另一个中国的雏形，“与重庆迥然是另一个世界”
1935年，延安，一支由约9000名饥寒交迫的士兵组成的队伍到达了这座西北山城。他们的到达标志着一段共产主义传奇——长征的结束。
1937年8月13日，当中日之间的鏖战在上海打响，毛泽东在同一天与美国记者斯诺进行会晤，并称共产党的军队将作为国军的一部分参与战争。9月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式宣布成立。总部位于延安。在陕甘宁边区这片核心根据地中，毛泽东度过了抗日战争中的漫长岁月，并且创建了一种崭新的社会愿景，它被后世分析家称之为“延安道路”。
延安依靠坚决抵抗策略获得了强大的力量，就像一座灯塔一样吸引了大量的移民。1937～1940年，约有10万人拥入延安，虽然与逃往重庆的百万人流相形见绌，但在迁移到延安的难民之中，受过良好教育的民众占了更高的比例：10万人中约有5万人来自中产阶级，其中包括大量学生、记者和教师。他们之中的大部分领教了国民政府在1937年之前倒行逆施的恶行，认为国民政府已然无可救药，便来到延安探寻中国的未来。
和重庆那样的繁华城市相比，这座小城经济落后，陕西省的周边环境也贫困不堪，基本上还完全属于农业社会。共产党治区的人口只有140万。不仅如此，该地区自然灾害多发，地震和旱灾频频发生，匪患猖獗。供人居住的窑屋都是在山崖上掏挖而成的。
但对于这些革命者来说，生活就是饱富张力的抗争。1943年一整年，国民党驻延安联络代表徐佛观都处在忧心忡忡之中。在延安的窑洞里，毛泽东信心满怀地对他说：“蒋先生不相信天上有两个太阳，我偏要出一个给他看，再过五年、八年，看鹿死谁手！”
毛泽东针对的是蒋介石在3月发表的《中国之命运》。此书一出，国民党内大声叫好，但是在延安呆了大半年，亲眼看到共产党励精图治，他感到延安已是一个经过初步革命改造的社会，徐佛观感到十分担忧。
当年10月，徐佛观返回重庆后呈上“延安印象意见书”，蒋介石下令印成小册子在少数高级情报人员中传阅。以“现代新儒家”享誉台、港的徐佛观，那时已经预见到了一个不祥的结局：用武力，在目前政治现状下，（国民党）前途并不乐观。
很多人都说，抗战时候的延安是一个充满阳光的地方。黄土高坡上成排的窑洞，山坡中间流淌的延水，还有山顶上的古塔，这些象征中国革命意识形态的地理剪影，成为了中国近代史上的经典画面。
在长征结束之后，延安就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大本营。用现在的眼光看，这是陕北偏僻山沟里一个粗糙简单的集镇：300多家门面至少有50家是打铁铺，商店里只有日用品，橱窗纯粹是摇鼓担式的。
但细心的人能看出，这个红色根据地又是一个经过初步革命改造的社会。当时的绝大多数人都没想到，仅仅数年之后，这个地方发育的政治意识形态和社会经济模式，就将被发展、完善并推广到广袤的中国大地上。
中国共产党原来较为简单的党内机构和政府组织建制，在这时日渐成熟。党的中央委员会在延安设有不同的部门，如军事、组织、宣传、统战工作、敌区工作、工人、妇女等十余个部，同时还领导着晋绥、太行（晋冀豫）、晋察冀、华中、山东等五六个战略根据地。1943年这些根据地都实现了以大区负责干部为中心的党的一元化领导，由他们担任书记的各中央局对所属的根据地的党政、军事、财政、群众等工作进行具体管理。
尽管边区政府是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但其政权组织形式上的灵活性加强了中国共产党在边区的群众基础。
在边区、县、乡三级政府的参议会中，中共党员只占其中1/3的席位，剩下2/3由非中共人士担任。据此时期来延安采访的西方记者称，“参议员全部是直接民选产生的”。烧香窟窿、数豆豆这样一些通俗的办法被不识字的农民用来代替写选票。各级参议会再选出乡县和边区的委员和乡长、县长及边区政府的正副主席。
在农村基层，日常事务由乡长、文书和自卫军连长组织政务会议讨论，重大问题则开一揽子会，劳动英雄、变工队长等一起参加。减租减息由此得以展开。所有被评估后的土地按照富农、中农、贫农等层次，重新平均分配。获得土地后的农民埋头垦种。
1943年，驻扎在延安的边区政府机关、部队、学校以及工作人员的家属，正投入在紧张的“大生产运动”中。当时的《解放日报》第二版，每天十之八九是生产消息，谁半夜就上山开荒，谁开荒多少，谁打破纪录，谁家的婆姨又纺纱多少。“跟着看齐”、“挑战”、“热火朝天”等词汇充满动感。有材料说，“大生产运动”以前，陕北一带的衣料全由外面供给。自从提倡妇纺后，民间手纺车已达12万架。这个生产运动帮助边区政权克服了百团大战和皖南事变，以及1941年的农作物欠收后的危机。
农村开始呈现出集体经济的特征，旧时农村分散的劳工互助形式成为一种生产组织形式。634个集体性的经济组织，管理生产、消费、运输、农贷、婚丧贷款和代收税金，无所不包。农民被允许以实物和人力、畜力入股。
于是，无论是美国观察团还是战地记者们，都直接从外表上看到了这样一个差别：享受着实物供给制和生产运动果实的延安战士们看上去精壮而整洁，穿着合身的军装。而国民党方面，尽管有可夸耀的美国装备，但士兵的生活依然很差，他们的军装都是用廉价的、质地很薄的布制作的。 尽管1943年边区的土地、人口和力量没有扩展，但全国范围内的人心向背已经开始发生意义深刻的转折。
这个时候的延安实际上正经历着一场思想和组织的整顿。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完成了组织结构的大调整，毛泽东正式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刘少奇成为党的第二号人物。此外，1942年到1944年，共产党在政治意识形态领域发起了一场大规模的改造工程。共产党内的思想组织取得了完全的统一，“全党在毛泽东的旗帜下空前团结起来”。毛泽东的领导才能已经得到全党的一致公认。
毋庸置疑的是，相继到达延安的中外记者们看到，延安“与重庆迥然是另一个世界”。
1943年5月，毛泽东被告知共产国际即将解散。不再是共产国际支部的中国共产党更加充满信心，专心致志地实现中共未来的革命目标。
此前，1939年和1940年，毛泽东在他那个只有一铺大炕、一张桌子、一条木凳和一盆木炭的窑洞内，阅读了大量马列理论、经济学和哲学书籍，然后发表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构建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和理论基础。
毛泽东分析说，中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是新生的……是中国古老社会的孪生子，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对抗。在这个基础上，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革命是合理的。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的革命两步走，这两个阶段又必须相互衔接，“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这是中国共产党争取政权的理论根据。
此时的毛泽东胸有成竹。他知道，对于延安的共产党来说，执政只是时间的问题。
1943年出版的《中国之命运》大力宣扬“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作为对应，一首歌曲很快被针锋相对地创作出来，歌名叫《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当八路军新四军规模发展到91万人的时候，这一口号被添上了一个很重要的字眼，变成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群贤毕至的重庆，是国共两党争取人心的前沿阵地
1938年，武汉告急，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周恩来、叶剑英酝酿在重庆建立八路军办事处，之前，中共在重庆只有一个位于机房街的通讯处。1939年1月，办事处在通讯处原址成立，中共中央南方局也秘密设在办事处内部，进行一切活动皆以办事处为名义，办事处的工作直接受南方局指导。二者都在周恩来领导下工作，实际是中共在国统区的司令部，与大本营延安遥相呼应。
“蒋介石上午在重庆骂了娘，下午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就知道了”——这句玩笑话并不夸张。1939年，国民党暗箱制定了一系列反共文件，中共皆了然于胸，在1940年初反共高潮掀起之时，中共将这些文件结集印刷成小册子《摩擦从何而来》，向社会曝光，使当局陷入极大被动。蒋介石始终不知道，他参与的每场会议，坐在他身后笔走龙蛇的速记员沈小姐，不仅是国民党中央常委会的王牌录音笔，也是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的“窃听器”。她就是沈安娜，几乎所有国民党高层绝密会议的速记员，她从未受到怀疑，一直工作到渡江战役前夕全身而退。
沈安娜只是周恩来一盘大棋中的一小步。以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为幕后司令部，中共特工遍布山城及各大战区的核心部门，包括打入军统电台的张露萍七人小组，获取德国即将进攻苏联情报的阎宝航，白崇禧的机要秘书谢和庚，鹿钟麟的机要秘书梁蔼然，拜在杜月笙门下周旋于三教九流的名演员金山，陈布雷的女儿陈莲……每天深夜，周恩来闭门审阅分析各路情报，择要亲自拟稿，经办事处秘密电台发给延安，没有价值的当场烧掉。
1939年5月，在重庆大轰炸中，地处闹市的机房街通讯处被炸毁。办事处和南方局全体工作人员连夜搬到了红岩嘴的大有农场。
红岩距离市区十多里，八办另有一处办公地在城里的曾家岩50号，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周恩来名义租赁，人称周公馆，用于接待民主人士和外国记者。周恩来白天在曾家岩开会应酬，晚上回红岩安排地下工作。
从红岩到曾家岩，沿途十余里常年蹲守七八十个特务，城内主干道也遍布“岗哨”。国共合作期间，不敢公然抓捕中共工作人员和有名望的文化人，只能没完没了地跟着。时间长了，中统特务自己都说，我们是给共产党义务保镖的。
红岩村远居山地，周公馆背水环敌，八路军办事处看上去是国统区的红色孤岛，其实朋友遍天下。周恩来多次跟工作人员说，统一战线工作就是交朋友，尽量多交朋友。
八路军办事处始终与中间党派保持着诚挚沟通和良好关系。皖南事变使中间党派人人自危，连共产党军队都可能被突然围剿，手无寸铁的小党感到需要抱团取暖。1941年3月，在周恩来的建议和组织下，张澜、沈钧儒、章伯钧、黄炎培、许德珩、梁漱溟等联合起来，成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推张澜为主席。中共给予民盟精神和物质上的多重支持。民盟在香港办报，南方局以“南洋富商”名义交给梁漱溟5000元经费。民盟内部各党派矛盾不少，周恩来出面请客攒饭局撮合关系。
民盟成立是一个标志性事件，中共与中间党派联合起来站在了国民党的对立面，并且中共成为联盟的领导者，连张君劢也不再反对中共扩充军队，认为中共是中国实现民主中一支必要的友军。
以民盟作为中介，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与西南的地方实力派结成更为牢固的统一战线。国民政府西撤使西南诸侯倍感压力，为避免被吞并，急需政治同盟。1942年2月，在刘文辉老部下、民盟中央委员张志和的安排下，“西康王”刘文辉到重庆与周恩来进行深夜密谈，会谈后中共在雅安设立了秘密电台。同一时段，在四川潘文华、邓锡侯，云南龙云等处也设立了电台，与延安保持直接联系。刘文辉、龙云等成为民盟秘密委员，龙云支持罗隆基等人的活动，昆明成为大后方的民主运动堡垒。
1941年4月，海明威来到重庆，同行的还有与他刚刚结合的第三任妻子盖尔霍恩，他们以记者和美国政府特派员的身份来华调查中国抗战和国共关系。蒋介石、宋美龄很重视，以国宴规格予以招待，席间滔滔不绝讲述皖南事变之“真相”，海明威并没有把这些一面之词写进报告。 几天后，盖尔霍恩与海明威甩开特务跟踪，来到周公馆。会谈中周恩来从中共角度阐明了皖南事变来龙去脉，并交给海明威书面纪要，希望这份材料能够作为美国政府理解国共关系的参考。海明威回忆道：“周恩来是一个具有极大魅力和智慧的人，他与所有国家的驻华使馆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成功地使几乎每一个在重庆与他有过接触的人都接受共产党人对于所发生的任何事情的立场。”在回国后写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海明威预言中共将接管中国。
与海明威会面后，周恩来兴奋地给延安发去电报，汇报我们在外交方面“大有活动余地”。与美国人交朋友不再是蒋宋王朝的专利，中共以重庆办事处为窗口，开始突破外交封锁。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著名汉学家费正清来华担任美国驻华大使特别助理，经过1942年一整年的观察，他对国民政府感到失望，想与中国的左翼接触。在《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帮助下，他结识了周恩来和南方局外事组副组长龚澎。
“1943年弥漫在重庆的沮丧而单调乏味的气氛中，她那充沛的生命力使人如同呼吸到了一股新鲜空气。”费正清对龚澎之风采念念不忘。龚澎定期与费正清见面，教他中文会话。有一次刚碰头，龚澎立即拿出一本政论小册子，“里面共产党扮演了痛斥国民党的高贵角色。此书印刷精美，纸张洁白，真是鬼神莫测，他们竟能搞出这么漂亮的小册子，其中一半已经由她译成英文”。
八路军办事处从1942年开始编印这些小册子，主要介绍解放区的抗日斗争、民主生活和生产建设，或全文翻译毛泽东的重要文章，至抗战胜利出了50多种。外事组不断把这些小册子送给外国记者。抗战期间，有上百名外国记者驻扎在重庆，他们每天以俱乐部的形式聚会交流新闻，来自“在野党”的信息是他们感兴趣的。
在八路军办事处持续不断地宣传和邀请下，1943年11月，合众社记者福尔曼按捺不住好奇心，要到“乌托邦”一探究竟，他向国民政府提出赴延安采访的要求。其他外国记者紧跟其后纷纷提交申请。国民政府不便拒绝，遂于1944年5月组织中外记者西北考察团;两个月后，美国观察组也到达延安，延安向世界展示了蓬勃朝气。这两大事件被视为中共开展独立外交、走向国际社会的起点。
群贤毕至的重庆，既是抗日战争的大后方，也是国共两党争取人心的前沿阵地，在这个阵地上，周恩来领导八路军办事处取得了完胜。
蒋介石所思所虑，几乎完全处于毛泽东的掌握之中
1943年11月21日晨7时半，蒋介石的座机降落在埃及开罗机场。三个月前，蒋介石通过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强化了个人权力，而成为名正言顺的国家元首。而此行他又是首次以“四大国”领袖之一的身份，走向世界。
开罗会议是战争期间唯一一次旨在全面解决中日冲突的重大会议。蒋介石此行得以与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一起，联名发表《开罗宣言》。宣言公开宣告，日本必须无条件投降。战后日本自甲午战争起侵占的台湾、澎湖列岛以及东北四省等，均应归还中国。蒋介石此行颇为成功，中国已跻身于美、英两大强国之中，不仅给积贫积弱的中国赢得了荣誉，而且也预示着蒋介石及其政府已经得到美、英等大国的强有力的支持。
接下来，美、英、苏三国首脑在德黑兰会晤，在其后发表的德黑兰会议宣言当中，三国宣布将从东、西、南三个方向对德军采取军事行动。此言之意，等于宣布将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在开罗会议上风光无限的蒋介石预感到大祸将至。
欧洲第二战场即将开辟，意味着德军将遭到苏军与美英盟军的双重打击，这样，德军的战败实际上已成定局，也意味着日军已不可能配合德军北上攻苏。接下来的问题是：在日军将肯定放弃攻苏的条件下，那么，日军在中国战场又将采取怎样的战略行动？对此，国共的两位主帅迅速作出各自的研判。
1943年12月10日，蒋介石致电罗斯福表示：盟军主力投入欧洲第二战场，那么，在东方战场必然削弱对日军的打击与牵制，这样，日军便可“集中全力”在中国战场发动进攻。蒋介石的结论是：1944年，日军“必对华发动一全面之攻势”。
此时此刻，蒋介石之所思与所虑，几乎完全处于毛泽东的掌握之中。就在蒋介石致电罗斯福的六天之后，12月16日，毛泽东致电中共北方局代书记邓小平，判断：“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可能使蒋介石招致日寇正面进攻之祸……故蒋此次由开罗飞返重庆，不及前次废约之大吹大擂、兴高采烈了。时局于抗日、革命是极为有利的。”
毛电所指，就是开罗、德黑兰两个会议与国共的关系。抗战时期，毛泽东对国民党制订了一个基本政策：要使国民党既不能投降，又不能剿共。开罗会议宣布日本必须无条件投降，这就堵塞了蒋介石与日本任何妥协的可能。而日本在妥协无望的条件下，则有可能在中国战场对国民党军发动正面进攻，而在日军的正面打击之下，意味着蒋介石已不可能再掀反共浪潮。这样，毛泽东的两个设想——国民党既不能投降、又不能剿共，将全面实现。因此，毛泽东认为时局“极为有利”。
综上所述，根据开罗与德黑兰两个会议，国共两位主帅的结论基本相同。那么，日军的进攻必然为国共关系重新调整提供一个重要契机。为此，毛泽东迅速将日军可能的进攻与重启国共谈判联系起来，在此基础上作出通盘布局。
1944年开年之后不久，1月16日，毛泽东约见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军令部驻延安联络参谋郭仲容。1月17日，郭仲容报告重庆：“本月十六日，毛泽东先生约谈，表示目前中共拟于周恩来、林祖涵、朱德总司令中，择一或三人同行到渝，晋谒委座请示，并嘱报告请示可否。”林伯渠字祖涵，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延安提出中共领导人赴渝，就是恢复国共谈判之意。2月2日，军令部复电郭仲容：欢迎朱、周、林来渝。
这样，国共恢复谈判一事提上议程。
正当延安就林伯渠赴渝问题磋商之际，毛泽东早已预判的日军的正面进攻，端倪渐显。3月27日，毛泽东在一电报中指出：日军有打通平汉路模样。平汉路即北平—汉口的铁路。毛泽东在对未来的时局走向作出准确预判的基础上，安排了林伯渠的重庆之行，这就是说，重庆的谈判尚未举行，而谈判的主导权已经操之于毛泽东。 此时，作为对手的蒋介石也在作观察与研判。1944年3月10日，蒋介石根据以往谈判的经验和遗留问题拟定的应对方针是：“政治放宽，军事从严。政治可划定区域，军事不能指定专区。”这里，所谓“放宽”与“从严”，就是一种政治交换，以宽换严。
把蒋介石、毛泽东关于此次谈判的观察与研判联系起来作一比较，二人之间的高低便显现出来了。蒋介石对于中共最初的具体要求作出了较为准确的判断，但是，这基本上是一个就事论事的研判，其视角仅限于国共之间。蒋介石之失算在于，他没有将国共之外的、可能发生的其他因素一并纳入观察与考虑。正因为如此，国民党方面的开价相当的低，其核心就是，以同意中共增编一个军为条件，换取中共“绝对服从军令”。这个开价表明，在接下来的谈判中，国民党将长期陷入被动的局面。
1944年1月，日军大本营拟定“一号作战纲要”。一号作战发动之前，河南日军已经出现异常动向，将连接平汉路的黄河铁桥修复。此举显然是为打通平汉路做准备，但重庆统帅部的意见较为庞杂，没有形成统一认识。
就在此刻，新闻媒体报道了两条消息：3月30日，苏联与日本签署了《关于北萨哈连日本油矿和煤矿租借区移交苏联的议定书》，同日，两国还签订了一项日苏渔业协定延期议定书。萨哈连即库页岛。这样两条表面看来纯属经济性质的消息，并不十分引人关注。
但是，毛泽东则极为敏锐地一举识破其背后重大的战略意图。
4月5日，毛泽东在一份电报中指出：“近日，日将库页岛权益还苏，北和苏联，南抗美、英，进攻中国（打通平汉路甚至粤汉路），‘扫荡’敌后，东条此项政策，更加明显，因此日蒋冲突，今年必更剧。”
日军一号作战的方向是，沿平汉与粤汉两条铁路线，由北向南逐次进攻。日军由北南下之后，其北部兵力必然空虚，而在北部能够对日军构成威胁和牵制的则只有苏军。因此，日军在发动一号作战之际，必然要与苏联缓和关系，以确保南下作战顺利。这样，日苏之间有关库页岛的油矿、煤矿以及渔业协议，也就不是一个孤立的、经济性质的协议，而是“北和苏联”的一项战略举动。那么，北和苏联的战略意图又是什么？此即“南抗美英”。接下来的问题是，南抗美英则必须打通平汉、粤汉两条铁路，而打通这两条铁路，日军与国民党军必将发生剧烈交战。因此，毛电最后的结论是：“日蒋冲突，今年必更剧。”
依据“北和苏联”，毛泽东对日军的战略意图，战略方向，战略后果，迅速作出明确判断。将毛泽东的这个论断与前述“正面进攻”、“中原大战”联系起来，表明他的思路是连贯的，并非偶然。不同的是，论据更加充分，论点更加明确。
同样，蒋介石也注意到这条消息。在3月底的反省录中蒋介石写道：“倭俄渔业协定为期五年，此最骇异，以往年皆为期一年也。北库页岛油矿权利尽交于俄，此不待言，可知俄倭妥协已成事实以后，远东形势必一大变。祸乎？福乎？”
当蒋毛二人的视线聚集到同一个问题时，二人之间在战略视野上的高低深浅也就显现出来了。尽管蒋介石亦判断“远东形势必一大变”，但是，怎样一个大变，蒋介石则未作出明确回答，尤其是“祸乎？福乎？”的自问，表明蒋介石尚未完全看懂其中的利害。因此，蒋介石不可能如同毛泽东那样，对日军的战略意图、战略方向、战略后果作出一系列明确判断。
5月17日，张治中、王世杰、林伯渠同机飞抵重庆，继续会谈。
蒋介石万万没有料到，此时此刻，林彪方案基本上已被毛泽东放弃。5月16日，毛泽东致电林伯渠，提出一个全新的、总共二十条要求的谈判方案。其中，关于全国性的政治要求有三条：一，请政府实行民主政治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人身之自由;二，请政府开放党禁，承认中共及各爱国党派的合法地位，释放爱国政治犯;三，请政府允许实行名副其实的人民地方自治。此外，关于两党之间的问题有十七条，主要要求有：中共军队编为十六个军，四十七个师，为委曲求全，目前至少编为五个军，十六个师。承认陕甘宁边区及华北、华中、华南各抗日根据地的民选政府为合法地方政府，等等。
国共谈判就范围而论，从来限于双边关系，不涉及其他。毛泽东的新二十条头一次提出了超出双边范围的全国性问题，并且是全国性政治问题。“请政府实行民主政治”作为一项谈判条件提出，将深刻改变国共谈判的性质，并且，还将深刻改变中国政治的进程。
5月22日，谈判在重庆继续进行。新方案引起张治中和王世杰的愤怒，故中共此一新方案被二人拒绝接受。基于国民党军在河南战败，新二十条的提出，虽不能马上实现，但可成为新的谈判基础。林伯渠向中央表示，希望坚持二十条，因为：在河南战败的条件下，蒋介石“对共党无办法”。林伯渠与毛泽东的策略思想无疑是相通的。6月3日，毛泽东复电：“完全同意你们对时局的估计与对谈判的方针，你们的意见和我们是一致的。”
河南战役发起之后，日军连连得手，5月25日，洛阳陷落，河南战役发展到顶点。作为一个战略家，毛泽东一向将战局与政局联系起来，一并观察和提出问题。5月21日，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作报告，说：“蒋介石的三个主力就塌掉两个，中国政治局面就会起大的变化，国民党与共产党力量的对比也会起变化。”
蒋介石的三个主力，指汤恩伯、胡宗南、陈诚部。经过河南战役，汤恩伯部基本溃败，胡宗南一部赴豫参战，也被部分击溃。毛泽东的意思是，如果蒋介石的几个主力相继“塌掉”，那么，国共力量的对比就会发生变化。在这里，毛泽东的着眼点在于：国共“力量的对比”。一旦双方力量对比发生变化，“中国政治局面就会起大的变化”。这就是说，随着战局的发展，毛泽东已经将政局的变化提了出来。
5月25日，以洛阳失陷为标志，日军的一号作战告一阶段。在这个背景下，6月5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召开了一次关于城市工作的专题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说：将来可能出现三股子力量，即罗斯福的美军、蒋介石和共产党，看谁先进城。刘少奇说：我们现在进入城市的条件，超过世界各国的党……可以实行“先到为君，后到为臣”。周恩来说：我们先进了城，人民选举我们，我们就是合法的，国民党要反对我们，他就是非法的。 在这里，刘少奇提出了“君”与“臣”的问题，也就是要在抢先进入中心城市的基础上，使中共成为“君”，而使国民党成为“臣”，从根本上改善国共关系。
关于一号作战对国民党军的打击及其后果，毛泽东这样估计：日寇这次大规模进攻，目的在于打通粤汉、平汉两路，消灭蒋介石野战军，其进攻可能造成四种变化：一是国民党大大削弱，美国增加援助后恢复战斗力;二是国民党大大削弱，美国暂不增加援助，但不投降;三是国民党大大削弱后，一部分投降，一部分继续抗战;四是完全投降。毛泽东认为：在一、二种情况下，美国、国民党、共产党三股力量必然要对日反攻收复大城市，届时，我们应争取起决定作用。毛泽东对国民党的四种估计，提出了四种不同的结果，但前提都一样，都是国民党大大削弱，因此提出在收复大城市行动中，中共应起“决定作用”。
彭真说：通过国民党河南战争的失败，要认识夺取大城市要靠我们。过去把国民党当作正统的观念要改变。张闻天说：提出城市工作问题在思想上要有一个大的转变。过去认为国民党是老大哥，今后我们就是老大哥。毛泽东最后说：对蒋介石又拥护又批评……将来可能成立各党联合的民族联盟。
“老大哥”与“君”的意思是相通的，都是中共对于自身地位的全新认识。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成立各党联合的民族联盟的可能性，毛泽东已经在思考建立一种新的政权形式了。
对于林伯渠的新二十条，王世杰、张治中采取的办法是，仍然声明拒绝转交政府，同时，又表示可以个人名义收下，互换方案仅仅是收下对方提案，并不等于同意。以6月5日国共双方互换提案为标志，此次谈判告一段落。
从5月3日至6月5日这次谈判，以河南战役为背景，中共迅速摆脱从前的谈判条件，首次提出全国性政治要求，从而将两党关系的改变与国家政治的改变联系起来。自此，国共谈判的性质将要发生重大变化。
“两个中国之命运”仍然归结为国共两党的较量
当重庆政府让美国盟友感到悲观失望时，美国开始关注共产党武装。1944年7月，美国向延安派出了观察组。7月22日和8月7日，美军观察组分两批到达延安。美军观察组的报告称：“共产党采取了一些新的，民主的制度，老百姓拥挤共产党。在过去的7年中，共产党控制下的领土从9万平方公里增加到40万平方公里，武装力量从10万增加到约50万。”这些报告引起了美方的重视，11月7日，赫尔利以美国总统罗斯福私人特使的身份访问延安。赫尔利的突然到来，引起了延安的轰动。这说明，美国开始正视中国共产党这股力量。
当1944年结束时，蒋介石还沉浸在一年前《开罗宣言》一刻的“大国领袖”迷梦里，谈判以国民党一党独大，最多“邀请共产党加入自己的国民政府”当作政治底线。但是，国内外形势早已悄然发生变化，毛泽东敏锐地洞察大局，适时调整政治策略，提出了新的政治主张——《论联合政府》！
1945年4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毛泽东在开幕词《两个中国之命运》中谈到：中国之命运有两种，一种是有人已经写了书的（指蒋介石《中国之命运》）;我们这个大会是代表另一种中国之命运，我们也要写出一本书来（指毛泽东在本次大会上做的《论联合政府》）。
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充满自豪地宣布：“我们现在已经具备了这样几个条件：第一，有一个经验丰富和集合了121万党员的强大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有一个强大的解放区，这个解放区包括9550万人口、91万军队、220万民兵。”
这个报告明确表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立场——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以和平的方式建立一个新中国。
《论联合政府》的提出，说明了中国共产党的眼光已从抗日战争，迈向了抗日战争以后的新时代，换言之，毛泽东和他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在政治上、组织上和军事上都做好了战后打造新中国的战略准备。
毛泽东对赫尔利说过：“中国需要在民主的基础上团结全国抗日力量。因此必须改组现在的国民党政府，建立包含一切抗日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联合国民政府。”在这里，毛泽东之所言，就是把调整两党合作的基础提了出来，而调整的方式则是改组政府。那么，改组政府是什么性质？毛泽东这样说：“我们对国民党的方针，自国共合作以来，就是改良方针……现在的口号是改组政府、改组统帅部。这个口号不是改良主义的，而是革命性的。”毛泽东称：“这是一个原则的转变”。从“改良”到“革命”这一原则的转变，就是国共合作的基础与方式的调整，及其性质的转变。
从纯军事的角度，蒋介石很自信，他手中的五大主力达到了相当的战力。但是，国民政府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准备严重不足。
当日本突然宣布“无条件投降”时，国民政府实际控制地区不过四川、重庆、陕西、湖南和贵州的一部分，广西在桂系手中，云南是龙云的天下，西北地方是马家军地盘。
这些地区在八年抗战中，透支了有限的资源。财政上更是处于疲敝的状态，如果失去了美国的援助，经济将难以支撑。
当时，国民党内就有这样一个悲观的论调——搞选举，国民党选不过共产党;打内战，国民党也打不过共产党。
不过，蒋介石本人还是乐观的，他觉得凭借手里的几个美式装备的军，再接收一笔日伪财富，加上中国领袖的头衔就能轻易地战胜对手。8月11日，蒋介石召开了国民党中常会和国防最高委员会的临时联席会议，决定独享抗战的胜利果实，实行全面接收。
蒋介石没有料到的是，以联合政府的提出为标志，中国政治的主题在此时已经发生转换。中国政治舞台的角逐者，很快将由两国三方，变为一国两方。
（参考资料：《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中国被遗忘的盟友》、《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等;作者：邓野、拉纳·米特、杨奎松等）
链接
西方媒体眼中的毛泽东与蒋介石
因为宗教信仰的缘故，美国《时代》周刊创刊人亨利·鲁斯偏爱蒋介石，但是，随着中共力量不断壮大，在中国政治舞台影响力日益增加，鲁斯不能忽视毛泽东和中共的存在。一个新闻家的职业敏感，常常使他的刊物走在西方媒体报道毛泽东的前列。 《时代》创刊人关注中国
美国《时代》周刊由亨利·鲁斯创刊于1923年，第二年，北洋军阀吴佩孚就成了《时代》封面上的第一位中国人。从此，每一次中国封面人物的出现，都伴随着当时的风云变幻。
蒋介石1927年的首次出现，伴随着中国大革命的大起大落;冯玉祥1928年的出现，伴随着蒋冯联盟的形成;溥仪1934年的出现，伴随着“满洲国”的成立;蒋介石宋美龄1938年联袂成为年度人物，伴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展开;陈诚1941年的出现，伴随着重庆大轰炸艰难的日子;毛泽东1949年2月的首次出现，伴随着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崩溃、共产党新政权的开始;周恩来1951年的首次出现，伴随着朝鲜战争的进行……
据统计，在全世界范围里，成为《时代》封面人物的次数排序，中国人物颇为重要。其中，毛泽东，十二次，名列第十二;蒋介石，十次，名列第十七。周恩来，八次，名列第二十二。由此可见，蒋介石和毛泽东、周恩来受《时代》重视的程度。
亨利·鲁斯是虔诚的基督徒，他延续着父辈的梦想，对世界局势的判断，对自己刊物倾向的确定，有时不免受到其宗教信仰的左右。蒋介石、冯玉祥，在20世纪20年代出现的这两个封面人物都声称皈依基督教，这样一些与基督教相关的中国政治强人，自然会格外吸引鲁斯的目光。鲁斯对皈依基督教的蒋介石宋美龄夫妇抱有极大的兴趣和偏爱，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他对中国政局发展的判断。冷战期间，即便蒋介石在失败后到了台湾，鲁斯也一直支持蒋介石。他曾到台湾访问，并在1955年仍把蒋介石作为《时代》封面人物。当然，这也是最后一次。
可以说，鲁斯的政治态度、宗教信仰和中国情结，一直决定着他以个人的方式关注中国。
1937年，毛泽东八角帽上的红星，在纽约开始闪耀
鲁斯偏爱蒋介石，但是，随着中共力量不断壮大，在中国政治舞台影响力日益增加，鲁斯不能忽视毛泽东和中共的存在。一个新闻家的职业敏感，常常使他的刊物走在西方媒体报道毛泽东的前列。
1937年新年，《时代》照例评选年度封面人物，这一次，他们评选的1936年年度人物是辛普森夫人——英国王室变故中的女主角。从当年的新闻轰动效应来看，辛普森夫人确实超过了所有人，无论是西班牙内战烽烟中引人注目的佛朗哥将军，还是中国西安事变中的主角张学良、杨虎城和蒋介石。
然而，从对未来历史产生重要影响的角度来回顾当年，便会发现，在1937年初亮相的人物中，真正具有世界意义和历史轰动效应的，显然另有其人。他就是斯诺拍摄的红军领袖毛泽东——1937年1月在《时代》姊妹刊物《生活》杂志上，神秘的中共领袖、未来中国历史舞台上的一个主角，露出了庐山真面目。
《生活》杂志由鲁斯于1936年11月19日在纽约创办。以新闻图片为主，如《时代》一样，《生活》创刊伊始就对中国有着浓厚兴趣。《生活》在创刊两个月后，于1937年1月25日出版的这期杂志，从第九页起用数页篇幅发表了一组照片，标题是《中国漂泊的共产党人的首次亮相》。这些照片的作者，是美国记者斯诺，他在几个月前刚完成在中国陕北的探险，从红色首都保安（今志丹县）回到北平。据斯诺的传记作者说，鲁斯为发表这批照片，向斯诺支付了一千美金，在当时这是颇为可观的报酬。鲁斯的新闻敏感与魄力，由此可见一斑。
毛泽东的大幅照片在第九页上发表。在斯诺所有为毛泽东拍摄的照片中，这张头戴八角帽、神情沉着、面容清癯的肖像最为著名。毛泽东喜蓄长发，从来不爱戴帽子，斯诺为拍照而特意将自己头上的八角帽戴在了毛泽东头上。拍照时，来自美国的马海德医生也在现场，1960年，斯诺重访中国时，马海德又回忆起当年情形，“在周围的人里，只有你给毛泽东戴过一顶帽子。多少年来，那张照片出现在书籍、报刊中，现在它被收藏在革命博物馆”。这张照片被刊发在《生活》杂志上时，只有一个简略说明：“毛是他的名字，他的头值25万美元。”
《生活》在发表斯诺拍摄的这些照片时，还配发了史沫特莱的照片和她所写的关于西安事变和中国局势的文章。“编者按”说：
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几乎完全是神秘的。将近十年的时间里，他们行踪不定，与蒋介石委员长的国民政府进行战斗。下面发表的这些关于漂泊的红军的照片，是第一次被带到国外。他们的领导者毛泽东被称作“中国的斯大林”，或者“中国的林肯”。他的新首都在中国西北的保安。左面是毛的一位美国同盟者史沫特莱，她原是一个中学教师，目前正在西安的共产党广播电台工作，那里上个月发生的绑架蒋介石的事件已经结束。（《生活》，1937年1月25日）
毛泽东八角帽上的红星，在纽约开始闪耀了。这是多年来处在劣势的毛泽东和中共首次以赢家的姿态出现在世界政治舞台上。无论对中国现代史的发展，还是对中美关系大起大落的演变，这都是历史性的亮相。鲁斯和他的杂志，站在了一个最具历史意义的转折点上，介入到了中国的历史变革中。
鲁斯与中国封面人物的见面
1945年10月，鲁斯决定重访中国，他要亲眼看看胜利后的中国。此时的鲁斯，已成为国、共两党领袖都十分重视的人物。他抵达重庆时，中共领袖毛泽东正在重庆与蒋介石举行谈判，鲁斯终于有机会与毛泽东、周恩来、冯玉祥等传奇人物见面。
此次会面应该是鲁斯与《时代》中国封面人物最为集中的一次会面。蒋介石、宋美龄、阎锡山、宋子文、陈诚、冯玉祥这些封面人物，他都见到了。但最值得关注的是此次与毛泽东、周恩来、冯玉祥的见面，这次见面在美国出版的《鲁斯时代的中国形象》一书中略有叙述，但错把冯玉祥也列入共产党领导人的行列：
在共产党领导人中间，鲁斯与冯玉祥一起进餐。1932年，鲁斯曾与他见过面，冯玉祥现在很快就称鲁斯是“一位老朋友”。鲁斯回忆，冯玉祥似是非常巴结这位《时代》、《生活》的出版人。“他非常严肃地阐述日本袭击珍珠港的原因，是在于美国站在正义、公正和中国统一的立场上，这将被人们铭记千年万年。我问有多少中国人有这种认识，他说：‘万分之九千九百九十九！’我对大块头将军点点头;他的宽阔脸庞流露出无限的庄重，似是他已经决定了历史。”
鲁斯后来与毛泽东短暂交谈，他说，毛泽东对他既不恭维也不巴结。“我告诉他，我们已有几位相互都认识的朋友。……他吃惊地看看我，紧盯着看，但并不是不友好的那种好奇。他的表示是礼貌地嘟哝了几声。”
在鲁斯看来，周恩来对他要热情得多。“我们谈得很愉快——从一落座就非常坦率。他说我们的刊物近来对他们一直不友好。我说，情况太糟是因为我们正面对着全球性的左翼宣传，进行一场全球性的战斗……应我的请求，他说会安排让我与山东根据地的共产党接触。”
鲁斯所说的请求，是他想重返他的出生地、儿时熟悉的胶东半岛。当时，那里除青岛等城市外，大部分地区已经是中共的解放区。周恩来过后亲自过问，帮忙安排鲁斯访问了胶东地区。对于鲁斯，这是中共送给他的一份礼物。
1945年10月的重返胶东之行，想必带给鲁斯许多愉快回忆。他回到美国之后，1946年春天，《时代》发表了《毛的一家》的报道，那时，距鲁斯在重庆与毛泽东见面刚刚过去三个月。
（责任编辑：廖翼颖;参考资料：《文史参考》;作者：李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