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实验室的走廊，我时常看见瘦高身材的他从卫生间里走出来，耷拉着头，两只长手前后摆动着，一只手里总会紧紧地攥着一块垫板，那是他给学生讲解实验时垫纸用的。
第一次见到他，我注意到他的与头颅不太相称的宽阔肩膀，像个衣架子一样很“富余”地支撑着略微显旧的格子衬衣。
他是第一个受聘于中国科学院的老外，中文名字叫“老福”，我导师给他起的名字，期望他能有多多的福气。
老福有一双淡蓝色的忧郁眼睛和一张无比苍白瘦削的脸。
二十几岁开始，他就饱受癌症的折磨，那时他在英国，后来辗转到美国。期间，他数次躺上手术台，身体的一些器官因而被切除。他的消瘦，他經常跑卫生间，他说话时不停咳嗽，都和年轻时就被癌细胞侵蚀的身体有关。
受聘来到我们这个位于中国西南边陲的研究所时，他已经年逾五十。一开始，我们谁都不信他身患癌症，因为他是那样平静、乐观。他说话时声音很柔弱，就像他贫血的脸。他又那么幽默，从不提自己的病，一开口总是和我们开玩笑，挥霍着特有的“英国式幽默”。好像每一件事，他都能看出好笑的地方，然后用他平静的语调说出来，出奇地好笑，总令人捧腹不止。
一次组里聚餐，我正好坐在他旁边，我们谈起了“笑”。一个同事说，老福的笑看起来天真无邪。不料他很严肃地说：哦，这在我们英国很普遍，那里的人不会笑，于是就专门进行笑的训练，像这样……说着，他迅速将嘴角高高地上弯，向我们露出一个圆满的笑脸，然后补充道：不过，在中国，你们的笑看来没有经过训练。我揶揄道：那你的笑经过训练没有？他一下子乐了，“哈哈哈”开怀大笑起来，并像孩子一样摇着我的胳臂，说：你又在取笑我了！
老福来到中国不久，他年近八十的母亲千里迢迢来看望儿子。我陪着他们在一家小餐馆里吃饭。他母亲动情地讲起常去他们家院子的一只鹦鹉。“16年了！”她怀念地说，“每天它都来到我的院子，每天我都给它放些吃的东西……后来它不来了，我猜想它是死了……之前有一次，不知为什么它的嘴裂开了一条缝……”
这时，老福很认真地问她：妈妈，它抽烟吗？
我在一边忍不住笑了，他母亲也被逗笑了，伸过手来，隔着桌子轻轻拍了他一下，怜爱地笑道：噢，儿子！
老福的母亲有三个儿子，其中老福和一个哥哥是双胞胎。两个哥哥长得健壮高大，只有老福身体最为孱弱，但他是家里唯一有牛津大学博士学位的孩子，所以深受母亲喜爱。我可以想见三个年幼的男孩曾给母亲带来多少欢喜和烦恼。
有天老福给我发了一封邮件，附件里有两张照片。我好奇地打开，第一张标题为“6个月大的老福”，细看却是一只头发零乱的小猕猴正从一块大石头后怯生生地探出头来张望，模样实在滑稽可笑。另一张照片标题为“双胞胎猴子”，打开一看，是一位非常漂亮的西洋少妇，怀抱着一对双胞胎婴儿，正甜蜜地向我看。这当然就是不放过任何开玩笑机会的老福和他的母亲、哥哥。
可是谁又能想到他被癌症苦苦拖累了近30年？直到来中国时，他仍在每天吃药。他戏称他每天都在吃老鼠药，因为他服用的药物和老鼠药的原理是一样的——抗凝血。
我的生日快到了，老福说之前一天要请我吃饭。那天我们去了附近的一个小饭馆，饭馆中央有一棵高大粗壮的树。在树桩下，有一张小桌子，我和老福在桌前吃着简单的饭菜，聊啊聊，一直聊了4个小时。老福的脸泛着红光，他的眼睛不再是忧郁的蓝色，却有着阵阵喜悦的涟漪。
他几乎每天都给我发Email，有时是公事，有时是请我帮忙。我出差去日本时，我们依然每天通信。在一封标题为“大米饭和蘑菇”的信里他说：“你每天都只在订饭的时候来，问我要吃米饭加蘑菇还是吃炒饭，难道生活里只有米饭和蘑菇吗？就没有别的了吗？”我心里“咯噔”一下，他又在开玩笑吧？我拒绝了，理由是他这只是因为孤独。一星期后回国，见到的还是那个笑眯眯的老福，虽不时感到他纤弱而热烈的心，但我们更多的是友好的同事。
年底，他觉得肋骨痛，趁圣诞节回美国去检查了一下。医生发现他的癌细胞已经转移到骨骼。再后来，可怜的老福苦苦挣扎了不到一年时间，在美国去世了。
他在美国进行此生不知第几次放疗时，我们打电话问候他——当时我们谁都没有想到事情会这样严重。我和他开玩笑：老福，你的头发还剩下多少呢？——从前他在中国时，浅黄色的头发就只有很稀疏的几根。他没有生气，挺认真地回答我：“哦，现在我的头绝对就是只光溜溜的鸡蛋！你知道吗，当我第一次去医院做放疗，看到病人都顶着个光光的鸡蛋头，心里还很诧异。现在我也和他们一样了。哈哈。”
他走了之后，我常常回忆起一个晚上。那天我加班，走的时候已经很晚，老福的办公室大门敞开，灯火通明，他正准备离开。我惊奇他怎么这样晚回去，就站在门口对他说：“老福，以后你可要早些回去啊，晚上街道的治安不是很好。你又是老外，万一遭人抢劫怎么办？”他想了想，挥舞着手中的一把长伞，说：“那我就拿这个当武器！”我笑了，说：“你这把伞？转眼就成了抢劫者的武器了！”他站在那儿一下子懵了，一筹莫展，神情中透露出孩子般的紧张和恐惧。“哈哈。”我不禁乐了：“不怕不怕，小心些就是了。”他才回过神，重又快乐起来。
一年后，我读博士临近毕业，在论文中向亲友们致谢。我写道：感谢老福博士，我将永远回忆他对我真诚的、耐心的帮助，以及他那“未经训练过”的天真笑容和“英国式”风趣——即便绝症缠身的时候，他也一如既往地热爱着生活及生活中的人们。
第一次见到他，我注意到他的与头颅不太相称的宽阔肩膀，像个衣架子一样很“富余”地支撑着略微显旧的格子衬衣。
他是第一个受聘于中国科学院的老外，中文名字叫“老福”，我导师给他起的名字，期望他能有多多的福气。
老福有一双淡蓝色的忧郁眼睛和一张无比苍白瘦削的脸。
二十几岁开始，他就饱受癌症的折磨，那时他在英国，后来辗转到美国。期间，他数次躺上手术台，身体的一些器官因而被切除。他的消瘦，他經常跑卫生间，他说话时不停咳嗽，都和年轻时就被癌细胞侵蚀的身体有关。
受聘来到我们这个位于中国西南边陲的研究所时，他已经年逾五十。一开始，我们谁都不信他身患癌症，因为他是那样平静、乐观。他说话时声音很柔弱，就像他贫血的脸。他又那么幽默，从不提自己的病，一开口总是和我们开玩笑，挥霍着特有的“英国式幽默”。好像每一件事，他都能看出好笑的地方，然后用他平静的语调说出来，出奇地好笑，总令人捧腹不止。
一次组里聚餐，我正好坐在他旁边，我们谈起了“笑”。一个同事说，老福的笑看起来天真无邪。不料他很严肃地说：哦，这在我们英国很普遍，那里的人不会笑，于是就专门进行笑的训练，像这样……说着，他迅速将嘴角高高地上弯，向我们露出一个圆满的笑脸，然后补充道：不过，在中国，你们的笑看来没有经过训练。我揶揄道：那你的笑经过训练没有？他一下子乐了，“哈哈哈”开怀大笑起来，并像孩子一样摇着我的胳臂，说：你又在取笑我了！
老福来到中国不久，他年近八十的母亲千里迢迢来看望儿子。我陪着他们在一家小餐馆里吃饭。他母亲动情地讲起常去他们家院子的一只鹦鹉。“16年了！”她怀念地说，“每天它都来到我的院子，每天我都给它放些吃的东西……后来它不来了，我猜想它是死了……之前有一次，不知为什么它的嘴裂开了一条缝……”
这时，老福很认真地问她：妈妈，它抽烟吗？
我在一边忍不住笑了，他母亲也被逗笑了，伸过手来，隔着桌子轻轻拍了他一下，怜爱地笑道：噢，儿子！
老福的母亲有三个儿子，其中老福和一个哥哥是双胞胎。两个哥哥长得健壮高大，只有老福身体最为孱弱，但他是家里唯一有牛津大学博士学位的孩子，所以深受母亲喜爱。我可以想见三个年幼的男孩曾给母亲带来多少欢喜和烦恼。
有天老福给我发了一封邮件，附件里有两张照片。我好奇地打开，第一张标题为“6个月大的老福”，细看却是一只头发零乱的小猕猴正从一块大石头后怯生生地探出头来张望，模样实在滑稽可笑。另一张照片标题为“双胞胎猴子”，打开一看，是一位非常漂亮的西洋少妇，怀抱着一对双胞胎婴儿，正甜蜜地向我看。这当然就是不放过任何开玩笑机会的老福和他的母亲、哥哥。
可是谁又能想到他被癌症苦苦拖累了近30年？直到来中国时，他仍在每天吃药。他戏称他每天都在吃老鼠药，因为他服用的药物和老鼠药的原理是一样的——抗凝血。
我的生日快到了，老福说之前一天要请我吃饭。那天我们去了附近的一个小饭馆，饭馆中央有一棵高大粗壮的树。在树桩下，有一张小桌子，我和老福在桌前吃着简单的饭菜，聊啊聊，一直聊了4个小时。老福的脸泛着红光，他的眼睛不再是忧郁的蓝色，却有着阵阵喜悦的涟漪。
他几乎每天都给我发Email，有时是公事，有时是请我帮忙。我出差去日本时，我们依然每天通信。在一封标题为“大米饭和蘑菇”的信里他说：“你每天都只在订饭的时候来，问我要吃米饭加蘑菇还是吃炒饭，难道生活里只有米饭和蘑菇吗？就没有别的了吗？”我心里“咯噔”一下，他又在开玩笑吧？我拒绝了，理由是他这只是因为孤独。一星期后回国，见到的还是那个笑眯眯的老福，虽不时感到他纤弱而热烈的心，但我们更多的是友好的同事。
年底，他觉得肋骨痛，趁圣诞节回美国去检查了一下。医生发现他的癌细胞已经转移到骨骼。再后来，可怜的老福苦苦挣扎了不到一年时间，在美国去世了。
他在美国进行此生不知第几次放疗时，我们打电话问候他——当时我们谁都没有想到事情会这样严重。我和他开玩笑：老福，你的头发还剩下多少呢？——从前他在中国时，浅黄色的头发就只有很稀疏的几根。他没有生气，挺认真地回答我：“哦，现在我的头绝对就是只光溜溜的鸡蛋！你知道吗，当我第一次去医院做放疗，看到病人都顶着个光光的鸡蛋头，心里还很诧异。现在我也和他们一样了。哈哈。”
他走了之后，我常常回忆起一个晚上。那天我加班，走的时候已经很晚，老福的办公室大门敞开，灯火通明，他正准备离开。我惊奇他怎么这样晚回去，就站在门口对他说：“老福，以后你可要早些回去啊，晚上街道的治安不是很好。你又是老外，万一遭人抢劫怎么办？”他想了想，挥舞着手中的一把长伞，说：“那我就拿这个当武器！”我笑了，说：“你这把伞？转眼就成了抢劫者的武器了！”他站在那儿一下子懵了，一筹莫展，神情中透露出孩子般的紧张和恐惧。“哈哈。”我不禁乐了：“不怕不怕，小心些就是了。”他才回过神，重又快乐起来。
一年后，我读博士临近毕业，在论文中向亲友们致谢。我写道：感谢老福博士，我将永远回忆他对我真诚的、耐心的帮助，以及他那“未经训练过”的天真笑容和“英国式”风趣——即便绝症缠身的时候，他也一如既往地热爱着生活及生活中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