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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闯出自己的道路，是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的前提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缺少经验，基本上是照搬了苏联的一些做法。第一个五年计划后期，苏联经验的弊病逐渐暴露出来，这促使中国共产党人开始对有关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重新思考。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中共中央把注意力逐渐转移到经济建设和科学文化建设上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在实践中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论十大关系》讲话，就是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探索的开始。
邓小平对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也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提出了许多正确的见解。
要学习外国经验，又要避免犯教条主义错误
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上，邓小平认为“我们全党还是小学生，我们的本领差得很”，“我们有可能在比较短一点的时间内学会建设”。如何学？我们当时主要是学习苏联的经验。但是，我们在学习苏联的经验时，由于照抄照搬苏联的模式，忽视了中国的实际，使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出现了一些缺点和错误，在一定程度上也束缚了我国生产力的发展。
1961年1月11日，邓小平会见南非共产党代表团。在介绍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时，他说：要学会搞经济，并不比学会搞革命容易。如果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规律不同本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任何国家的革命都是搞不成功的。建设也一样，必须适合自己国家的情况，也有运用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问题。
1965年2月11日，邓小平在接见摩洛哥共产党代表团时说，在开始建国的几年中，我们在建设方面确实犯过教条主义的错误，不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照抄别国的经验。因为我们不懂社会主义的建设问题，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只能求助于苏联。苏联的经验有一部分是应该学的，而且我们学习得也正确。
邓小平强调，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要“面对国家的现实，我们不要脱离国家的现实”。只有从国家现实出发才能克服教条主义、经验主义，才能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建设实际相结合，这是我们的前提。“如果普遍真理不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或者结合得不好，那么就会造成很大的损失。”
邓小平在反对教条主义的同时，还强调：我们对世界上的先进经验吸收不够，有许多东西搞得不好。他提出：“我们也要学习世界上一切先进的经验，世界各国，包括美国在内，有先进的东西我们也要学。”
要自力更生，要有自己的创造，闯出自己的道路
邓小平认为，学习苏联是不错的，应该学，但全党要有自己的创造。要敢想、敢说、敢干，富有创造性。如果外国没有的话，我们就不能说；外国没有的图，我们就不能画；外国没有的字，我们就不能写，那么我们就永远不能超越别人，就不能对世界作出我们的贡献。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我们忽略了自力更生。自己动脑筋少了，产生依赖心。我们有好多规章制度都是抄来的，妨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好多建设项目，贪大、贪全，很不经济。
1961年10月23日，邓小平接见参加共青团中央工作会议的全体人员并讲话，在谈到国内形势时说：总的比预期的好。这三年，我们有大量的正面的经验，也有大量的反面的教训，应该说，这都是我们的财富。……今后要自力更生，把自己的事搞好。自己走出来的路，是最熟悉的路，也是走得最稳当的路。
群众满意与发展生产力是搞社会主义的两条重要标准
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开始后，出现了一些问题：“有的农村发生杀牲口、砍树、藏粮等不正常现象；有的地方遭灾歉收后仍谎报产量、多征购粮食，导致饿死人的事情发生；还有的地方，人民公社的牌子刚刚挂出，就急忙宣布人民公社为‘全民所有制’，搞‘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试点。”毛泽东发现问题后，于1958年11月召开了第一次郑州会议。会议期间，有人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已经过时，提议要搞一个新的。毛泽东提议由邓小平主持起草一个《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1958—1972）》（草案）。11月7日，邓小平在主持讨论时，提出了三个问题：第一，社会主义的内容是什么，共产主义的内容是什么，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第二，人民公社的性质、体制问题，分配问题，城市问题，个人、集体和全民的关系问题；第三，一些具体政策问题，比如有关资产阶级问题、民主人士问题、工人问题，等等。
邓小平的观点是：建成社会主义的标准，就是实现全民所有制。实现全民所有制要有雄厚的物质基础。现在一些农村人民公社就急于宣布实现全民所有制，言过其实了，因为生产力水平还很低。
关于人民公社的性质，邓小平概括了五条：（一）是工农商学兵结合的社会结构的基层单位。（二）同时还起一部分基层政权的作用。（三）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是“大跃进”的产物，不是偶然的。（四）是实现两个过渡的最好形式。（五）是将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邓小平明确指出，现在的公社是社会主义的，还不是共产主义的，“连社会主义还没有建成，怎么就是共产主义呢？”
如何搞社会主义，邓小平认为主要看两条：（一）群众满意。（二）发展生产力。
群众满意、支持是判断社会制度好坏的标准
1961年初，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强调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要使1961年成为一个调查研究年，一个实事求是年。根据毛泽东的讲话精神，邓小平于1961年4月到北京郊区顺义县调查。在顺义县调查期间，邓小平十分注意倾听基层干部和社员的意见。对一些问题拿不准时，交由群众去讨论，办法决定于群众。邓小平认为，把队干部们的智慧集中起来，总比我们在办公室里想得快、想得全面。要根据群众的意愿决定党的政策。凡涉及人民群众生活的事情，应当和群众商量，不能凭主观愿望办事。 4月18日，邓小平参观白庙村公共食堂。在听取了社员群众对食堂的尖锐意见后，他对随行的干部说：吃食堂是社会主义，不吃食堂也是社会主义。要根据群众的意见，决定食堂的去留。邓小平在后来形成的《调查报告》上写道：“看来，吃不吃食堂的问题比较复杂，不能像供给制一样，一刀两断地下决心，尤其要走群众路线，让社员慢慢地考虑，好好讨论，完全根据群众的意愿，他自己感到怎样合算就怎样办。”
社会制度要有利于发展生产力
邓小平认为，要从实践上解决社会主义问题，首先要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看问题。从生产力角度认识和评价社会主义，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
1957年1月12日，邓小平在清华大学师生大会上作形势报告，在谈到社会主义制度时说，这个制度好不好，决定于是否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应该说，我们现在的制度是适合生产力发展的。基本制度是好的，但还要注意调整。我们的事业还很年轻，经验还不足，我们的制度还不完善。重要的是正确的要坚持，错的要纠正，不完善的要补足。在具体制度上，只要有利于发展生产，有利于发挥工人阶级的积极性、创造性，能够监督和防止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什么制度合适，就采取什么制度。
1962年，围绕着如何恢复农业生产问题，党内有着不同的意见。特别是对“包产到户”问题，分歧很大。这年的7月2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恢复农业问题。
邓小平说，不管是黄猫、黑猫，在过渡时期，哪一种方法有利于恢复，就用哪一种方法。我赞成认真研究一下分田或者包产到户，究竟存在什么问题，因为相当普遍。你说不好，总要有答复。群众要求，总有道理。不要一口否定，不要在否定的前提下去搞。要肯定，形式要多样。几天以后，他在接见出席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三届七中全会全体人员时指出：“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就像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
这里邓小平主要着眼点是如何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他强调：我们制定的方针、政策要有利于发展生产力。衡量我们工作做得好不好，要看我们能不能发展生产力。
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必须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
农业要发展多种经营
1958年9月22日，邓小平到吉林省视察。在听取中共吉林省委和长春市委负责人工作汇报后，他说：“农村只靠粮食摆脱不了贫困。要发展多种经营，坚决搞一批相信这个道理的人去试验。”10月25日，邓小平在昆明同中共云南省委负责人谈话时指出：“在农业上一定要多种经营，搞多样性。不搞多种经营，还是不会富裕的。”10月29日，邓小平听取四川省温江专署所属几个县的负责人的工作汇报后指出，每个县都要给自己出题目，千方百计地提高农业产值。生产的安排必须适应社会生活发展的需要。需要有两方面：一是满足自身的需要，一是同他人交换。因此要发展多种经营，多生产一些有交换价值的农产品，这样才能不断地增加财富。竹子、果木、麻、药材等产品，交换价值大，既可以增加财富，又可以使农村园林化，大有可为。农村不搞多种经营要富裕起来是困难的。
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所必需的
人民公社化运动兴起后，物资大都实行统一调拨，商品交换和货币流通在一些地区已经基本上被取消，极大地限制了工业和城市经济的发展。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要不要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这个问题当时党内也有着不同的意见。
1958年11月9日，毛泽东主持会议，审议邓小平主持起草的《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1958—1972）》（草案）修改稿时，肯定了修改稿中提出的“必须增加用以交换的产品”的主张，要求把“产品”概念换成“商品”概念。邓小平在会上的插话中指出要限制供给制，他说：“商品和工资是关联的，通通都是供给了，商品也就很难交换了。”
在随后召开的武昌会议上，邓小平多次主持讨论《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他在肯定人民公社是成功的同时，也指出人民公社是一个新问题，不能疏忽大意，要不断总结经验，加强领导。目前在党内和人民群众中，对人民公社的看法是参差不齐的，关于人民公社的政策和做法，也有些不一致，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也有些不正确的、庸俗的解释。他针对急于取消商品货币关系、实行平均主义供给制，缩小按劳分配的工资差别的“左”的倾向，指出：“商品的生命时间还会长一些”，在城市中，相当长时间内，主要形式还是工资制。农村看起来是供给的部分多，但发展的结果还是工资多，特别是表现在劳动力身上还是工资多。12月9日，他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对这个草案作出的说明中指出：“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所必需的。目前我国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应当利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形式来促进生产的发展。”《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强调，要建设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保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决议》指出，在今后一个必要的历史时期内，人民公社的商品生产，以及国家和公社、公社和公社之间的商品交换，必须有一个很大的发展，这种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地进行的，因而不是资本主义的。
实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
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刮起的“共产风”，搞“一平二调”，特别是在分配上实行供给制和吃饭不要钱的所谓“共产主义”，严重损害了农民的利益，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导致农业生产持续下滑。农业总产值和主要农作物产量在1959年全面下降后，1960年再次全面大幅度下降。
北京市顺义县地处京郊平原，农业生产发达，号称北京的粮仓。农业合作化以后，粮食连年增产。由于片面强调“公”，热衷于所谓的“共产主义因素”，1958年后，顺义县把社员的自留地、家禽家畜通通收归公社所有，家庭副业全部被废弃，实行供给制和工分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大搞平均主义，在生产、生活中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破坏了等价交换和按劳分配原则，粮食产量连年下降。 1961年4月，邓小平在顺义县调查时，在充分了解实际情况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恢复农业生产，调动广大社员群众积极性的切实可行的办法。邓小平在几个座谈会上都明确指出：调动干部和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的关键问题就是尽快制定“三包一奖惩”（包工、包产、包成本、超产奖励减产惩罚）和“四固定”（土地、劳力、耕畜、农具固定到队使用）的责任制。
在谈到分配问题、确定手工业人员的报酬问题、拖拉机的管理问题时，邓小平一再强调：“要认真执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承包单位之间、社员之间无论如何不能拉平，要克服分配上的平均主义。这样才能调动起社员的劳动积极性。”
邓小平对顺义县委的工作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当前最主要的问题，是赶快把基本核算单位定下来，小队和小队，社员和社员，都不要拉平，要多产多卖多留多吃。一定要实行包额包工、多劳多得，按工分奖励粮食等办法。强调多劳多得是天经地义的事，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
邓小平在给中央的调查报告中援引典型调查材料，说明“三包一奖惩”和评工记分制度体现了按劳分配原则，这一制度及其他措施实行的结果是，社员“劳动积极性和劳动效率显著提高”。
建设社会主义要有一个好的政党
邓小平认为，革命胜利要有好的党，建设社会主义也要有一个好的党。搞建设不要党的领导不行。不要党的领导，就学不会建设，就要栽大跟头。带着这个思考，邓小平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提出了一些合乎中国实际情况的创造性设想。
党委必须管大事
如何实现党的领导，邓小平认为，党委必须管大事。1957年1月8日，邓小平在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时指出：“党委领导一揽子抓工作，抓许多枝节问题，这肯定要失败。一揽子抓工作，有时是要的，如肃反，非党委抓不可。但党委经常性的领导，必须是管大事，管方针政策，具体工作依靠行政、工会、青年团。总之，要使党委真正成为讨论方针政策的机构。”
党和政府应该经常注意民生，加强民主生活，使人民有提意见的地方，有说话的地方。对于群众闹事，我们要站在人民之中，当作人民内部的问题来处理。
1962年11月，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时，进一步指出：“民主集中制，发扬民主，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要永远强调。在组织范围内提意见是合法的。这涉及党风问题，涉及对后代的影响问题。制度上如果执行不好，将来的党风不可设想。”
邓小平强调：“认真建立和健全党和国家的民主集中制。这是党和国家的根本制度，是保证党不会变质，国家不会变质的根本制度。”“革命胜利要有好的党，建设社会主义直到共产主义也要有好的党。建设时期，党的重要性，党的意义，不比革命时期更轻、更不重要，而是更重、更重要。搞不好要亡党亡国。”他说：“现在不是民主够了，是不够，发扬民主永远要坚持。这是制度，是子孙后代的问题。”
党要受监督，独断专行非犯错误不可
邓小平多次指出：“搞建设，不要党的领导不行。不要党的领导就学不会建设，就要栽大跟头。”“每个共产党员、高级干部都应该了解，没有监督不得了，独断专行非犯错误不可。监督有三个方面，第一是党内监督，第二是人民监督，第三是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监督，科学家的监督，这也属于人民群众监督的一部分。我们必须邀请别人监督。从各个角度考虑问题，总比从一个角度考虑问题有好处。所以‘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好得很。”
邓小平认为：没有民主党派的监督，没有人民的监督，共产党单独处理问题，总是要出毛病的。世界上的事物是变化多端的，社会是越发展越复杂，没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们的思想就会简单化，就跟不上世事、社会的发展变化，我们的党就会衰退。
党的群众路线观点
1956年9月16日，邓小平在中共八大全体会议上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指出：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组织工作中的根本问题，是党章中的根本问题，是需要在党内反复进行教育的。党的群众路线包含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方面，它认为人民群众必须自己解放自己，党的全部任务就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群众服务。另一方面，它认为党的领导工作能否保持正确，决定于它能否采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一个党和它的党员，只有认真地总结群众的经验，集中群众的智慧，才能指出正确的方向，领导群众前进。
1957年3月18日，在山西视察的邓小平给山西省直机关干部和太原市机关干部、厂矿负责人作报告。针对山西省一些厂矿群众闹事的情况，邓小平指出，群众闹事大体上是由于党的领导薄弱，我们的党员、干部官僚主义严重，对群众正当的要求不闻不问，应该解决又可能解决的问题，也不去解决。一时不能解决的问题，也不向群众解释，使群众了解真相。因此，群众一肚子气，就闹起来了。避免群众闹事的根本办法是加强教育，扩大民主。加强教育，主要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没有经常的思想政治工作，群众闹事就不可避免。扩大民主，主要是指经常的民主生活。要避免群众闹事这种“大民主”，就必须搞好经常的民主生活这种“小民主”。没有“小民主”，一定发生“大民主”。
邓小平认为转变干部作风和教育干部是坚持群众观点的重要问题。党的领导好坏，关键在于我们能否依靠群众，能否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从思想上经常“洗脸”“扫地”。现在群众原谅我们脱离群众的现象，是因为党在群众中有崇高的威信。但仅仅依靠党的威信，总有一天会靠不住的。他要求干部“面对群众，发现问题，依靠群众，解决问题，要天天看到人民群众，不要天天看领导”。他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全党如果都是这样，我们党就不会灭亡。”
4月5日，邓小平在甘肃省、兰州市干部会议上作报告时指出：近年来，在我们共产党员中，包括部分高级干部，对“群众”两字模糊了，或者看不见了，与群众的联系少了。过去我们为什么能打胜仗，就是靠不脱离群众。现在忘记这一点，是非常危险的，是致命伤。不要以为我们共产党是金字招牌，如果脱离群众，党的威信是靠不住的。脱离了群众，任何英雄也办不成事情。共产党员要与群众同甘共苦，这是我们的老章程。
如何走群众路线？邓小平说：群众路线要采取各种形式，其中包括热闹的形式，但主要的是要做经常的细致的工作。一点一滴的工作积累起来，才有我们伟大的成绩。我们党的历史，我们党的传统，有热闹的形式，但归根到底，我们是实事求是地做深入的工作。我们要把主要精力放到经常性工作方面。群众路线是党的传统，群众运动要在经常性的一点一滴的工作基础上搞。有些群众运动不合乎群众路线，违反了群众路线。总之，应当从全局出发，看到前途，艰苦奋斗，做老实人，办老实事，说老实话。
从上述邓小平的这些具体而又深刻的思考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改革开放新的实践中形成的邓小平理论，同当年这些探索思考有着一脉相承的历史联系。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缺少经验，基本上是照搬了苏联的一些做法。第一个五年计划后期，苏联经验的弊病逐渐暴露出来，这促使中国共产党人开始对有关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重新思考。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中共中央把注意力逐渐转移到经济建设和科学文化建设上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在实践中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论十大关系》讲话，就是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探索的开始。
邓小平对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也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提出了许多正确的见解。
要学习外国经验，又要避免犯教条主义错误
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上，邓小平认为“我们全党还是小学生，我们的本领差得很”，“我们有可能在比较短一点的时间内学会建设”。如何学？我们当时主要是学习苏联的经验。但是，我们在学习苏联的经验时，由于照抄照搬苏联的模式，忽视了中国的实际，使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出现了一些缺点和错误，在一定程度上也束缚了我国生产力的发展。
1961年1月11日，邓小平会见南非共产党代表团。在介绍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时，他说：要学会搞经济，并不比学会搞革命容易。如果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规律不同本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任何国家的革命都是搞不成功的。建设也一样，必须适合自己国家的情况，也有运用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问题。
1965年2月11日，邓小平在接见摩洛哥共产党代表团时说，在开始建国的几年中，我们在建设方面确实犯过教条主义的错误，不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照抄别国的经验。因为我们不懂社会主义的建设问题，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只能求助于苏联。苏联的经验有一部分是应该学的，而且我们学习得也正确。
邓小平强调，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要“面对国家的现实，我们不要脱离国家的现实”。只有从国家现实出发才能克服教条主义、经验主义，才能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建设实际相结合，这是我们的前提。“如果普遍真理不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或者结合得不好，那么就会造成很大的损失。”
邓小平在反对教条主义的同时，还强调：我们对世界上的先进经验吸收不够，有许多东西搞得不好。他提出：“我们也要学习世界上一切先进的经验，世界各国，包括美国在内，有先进的东西我们也要学。”
要自力更生，要有自己的创造，闯出自己的道路
邓小平认为，学习苏联是不错的，应该学，但全党要有自己的创造。要敢想、敢说、敢干，富有创造性。如果外国没有的话，我们就不能说；外国没有的图，我们就不能画；外国没有的字，我们就不能写，那么我们就永远不能超越别人，就不能对世界作出我们的贡献。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我们忽略了自力更生。自己动脑筋少了，产生依赖心。我们有好多规章制度都是抄来的，妨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好多建设项目，贪大、贪全，很不经济。
1961年10月23日，邓小平接见参加共青团中央工作会议的全体人员并讲话，在谈到国内形势时说：总的比预期的好。这三年，我们有大量的正面的经验，也有大量的反面的教训，应该说，这都是我们的财富。……今后要自力更生，把自己的事搞好。自己走出来的路，是最熟悉的路，也是走得最稳当的路。
群众满意与发展生产力是搞社会主义的两条重要标准
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开始后，出现了一些问题：“有的农村发生杀牲口、砍树、藏粮等不正常现象；有的地方遭灾歉收后仍谎报产量、多征购粮食，导致饿死人的事情发生；还有的地方，人民公社的牌子刚刚挂出，就急忙宣布人民公社为‘全民所有制’，搞‘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试点。”毛泽东发现问题后，于1958年11月召开了第一次郑州会议。会议期间，有人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已经过时，提议要搞一个新的。毛泽东提议由邓小平主持起草一个《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1958—1972）》（草案）。11月7日，邓小平在主持讨论时，提出了三个问题：第一，社会主义的内容是什么，共产主义的内容是什么，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第二，人民公社的性质、体制问题，分配问题，城市问题，个人、集体和全民的关系问题；第三，一些具体政策问题，比如有关资产阶级问题、民主人士问题、工人问题，等等。
邓小平的观点是：建成社会主义的标准，就是实现全民所有制。实现全民所有制要有雄厚的物质基础。现在一些农村人民公社就急于宣布实现全民所有制，言过其实了，因为生产力水平还很低。
关于人民公社的性质，邓小平概括了五条：（一）是工农商学兵结合的社会结构的基层单位。（二）同时还起一部分基层政权的作用。（三）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是“大跃进”的产物，不是偶然的。（四）是实现两个过渡的最好形式。（五）是将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邓小平明确指出，现在的公社是社会主义的，还不是共产主义的，“连社会主义还没有建成，怎么就是共产主义呢？”
如何搞社会主义，邓小平认为主要看两条：（一）群众满意。（二）发展生产力。
群众满意、支持是判断社会制度好坏的标准
1961年初，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强调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要使1961年成为一个调查研究年，一个实事求是年。根据毛泽东的讲话精神，邓小平于1961年4月到北京郊区顺义县调查。在顺义县调查期间，邓小平十分注意倾听基层干部和社员的意见。对一些问题拿不准时，交由群众去讨论，办法决定于群众。邓小平认为，把队干部们的智慧集中起来，总比我们在办公室里想得快、想得全面。要根据群众的意愿决定党的政策。凡涉及人民群众生活的事情，应当和群众商量，不能凭主观愿望办事。 4月18日，邓小平参观白庙村公共食堂。在听取了社员群众对食堂的尖锐意见后，他对随行的干部说：吃食堂是社会主义，不吃食堂也是社会主义。要根据群众的意见，决定食堂的去留。邓小平在后来形成的《调查报告》上写道：“看来，吃不吃食堂的问题比较复杂，不能像供给制一样，一刀两断地下决心，尤其要走群众路线，让社员慢慢地考虑，好好讨论，完全根据群众的意愿，他自己感到怎样合算就怎样办。”
社会制度要有利于发展生产力
邓小平认为，要从实践上解决社会主义问题，首先要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看问题。从生产力角度认识和评价社会主义，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
1957年1月12日，邓小平在清华大学师生大会上作形势报告，在谈到社会主义制度时说，这个制度好不好，决定于是否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应该说，我们现在的制度是适合生产力发展的。基本制度是好的，但还要注意调整。我们的事业还很年轻，经验还不足，我们的制度还不完善。重要的是正确的要坚持，错的要纠正，不完善的要补足。在具体制度上，只要有利于发展生产，有利于发挥工人阶级的积极性、创造性，能够监督和防止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什么制度合适，就采取什么制度。
1962年，围绕着如何恢复农业生产问题，党内有着不同的意见。特别是对“包产到户”问题，分歧很大。这年的7月2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恢复农业问题。
邓小平说，不管是黄猫、黑猫，在过渡时期，哪一种方法有利于恢复，就用哪一种方法。我赞成认真研究一下分田或者包产到户，究竟存在什么问题，因为相当普遍。你说不好，总要有答复。群众要求，总有道理。不要一口否定，不要在否定的前提下去搞。要肯定，形式要多样。几天以后，他在接见出席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三届七中全会全体人员时指出：“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就像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
这里邓小平主要着眼点是如何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他强调：我们制定的方针、政策要有利于发展生产力。衡量我们工作做得好不好，要看我们能不能发展生产力。
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必须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
农业要发展多种经营
1958年9月22日，邓小平到吉林省视察。在听取中共吉林省委和长春市委负责人工作汇报后，他说：“农村只靠粮食摆脱不了贫困。要发展多种经营，坚决搞一批相信这个道理的人去试验。”10月25日，邓小平在昆明同中共云南省委负责人谈话时指出：“在农业上一定要多种经营，搞多样性。不搞多种经营，还是不会富裕的。”10月29日，邓小平听取四川省温江专署所属几个县的负责人的工作汇报后指出，每个县都要给自己出题目，千方百计地提高农业产值。生产的安排必须适应社会生活发展的需要。需要有两方面：一是满足自身的需要，一是同他人交换。因此要发展多种经营，多生产一些有交换价值的农产品，这样才能不断地增加财富。竹子、果木、麻、药材等产品，交换价值大，既可以增加财富，又可以使农村园林化，大有可为。农村不搞多种经营要富裕起来是困难的。
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所必需的
人民公社化运动兴起后，物资大都实行统一调拨，商品交换和货币流通在一些地区已经基本上被取消，极大地限制了工业和城市经济的发展。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要不要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这个问题当时党内也有着不同的意见。
1958年11月9日，毛泽东主持会议，审议邓小平主持起草的《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1958—1972）》（草案）修改稿时，肯定了修改稿中提出的“必须增加用以交换的产品”的主张，要求把“产品”概念换成“商品”概念。邓小平在会上的插话中指出要限制供给制，他说：“商品和工资是关联的，通通都是供给了，商品也就很难交换了。”
在随后召开的武昌会议上，邓小平多次主持讨论《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他在肯定人民公社是成功的同时，也指出人民公社是一个新问题，不能疏忽大意，要不断总结经验，加强领导。目前在党内和人民群众中，对人民公社的看法是参差不齐的，关于人民公社的政策和做法，也有些不一致，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也有些不正确的、庸俗的解释。他针对急于取消商品货币关系、实行平均主义供给制，缩小按劳分配的工资差别的“左”的倾向，指出：“商品的生命时间还会长一些”，在城市中，相当长时间内，主要形式还是工资制。农村看起来是供给的部分多，但发展的结果还是工资多，特别是表现在劳动力身上还是工资多。12月9日，他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对这个草案作出的说明中指出：“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所必需的。目前我国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应当利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形式来促进生产的发展。”《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强调，要建设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保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决议》指出，在今后一个必要的历史时期内，人民公社的商品生产，以及国家和公社、公社和公社之间的商品交换，必须有一个很大的发展，这种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地进行的，因而不是资本主义的。
实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
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刮起的“共产风”，搞“一平二调”，特别是在分配上实行供给制和吃饭不要钱的所谓“共产主义”，严重损害了农民的利益，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导致农业生产持续下滑。农业总产值和主要农作物产量在1959年全面下降后，1960年再次全面大幅度下降。
北京市顺义县地处京郊平原，农业生产发达，号称北京的粮仓。农业合作化以后，粮食连年增产。由于片面强调“公”，热衷于所谓的“共产主义因素”，1958年后，顺义县把社员的自留地、家禽家畜通通收归公社所有，家庭副业全部被废弃，实行供给制和工分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大搞平均主义，在生产、生活中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破坏了等价交换和按劳分配原则，粮食产量连年下降。 1961年4月，邓小平在顺义县调查时，在充分了解实际情况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恢复农业生产，调动广大社员群众积极性的切实可行的办法。邓小平在几个座谈会上都明确指出：调动干部和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的关键问题就是尽快制定“三包一奖惩”（包工、包产、包成本、超产奖励减产惩罚）和“四固定”（土地、劳力、耕畜、农具固定到队使用）的责任制。
在谈到分配问题、确定手工业人员的报酬问题、拖拉机的管理问题时，邓小平一再强调：“要认真执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承包单位之间、社员之间无论如何不能拉平，要克服分配上的平均主义。这样才能调动起社员的劳动积极性。”
邓小平对顺义县委的工作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当前最主要的问题，是赶快把基本核算单位定下来，小队和小队，社员和社员，都不要拉平，要多产多卖多留多吃。一定要实行包额包工、多劳多得，按工分奖励粮食等办法。强调多劳多得是天经地义的事，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
邓小平在给中央的调查报告中援引典型调查材料，说明“三包一奖惩”和评工记分制度体现了按劳分配原则，这一制度及其他措施实行的结果是，社员“劳动积极性和劳动效率显著提高”。
建设社会主义要有一个好的政党
邓小平认为，革命胜利要有好的党，建设社会主义也要有一个好的党。搞建设不要党的领导不行。不要党的领导，就学不会建设，就要栽大跟头。带着这个思考，邓小平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提出了一些合乎中国实际情况的创造性设想。
党委必须管大事
如何实现党的领导，邓小平认为，党委必须管大事。1957年1月8日，邓小平在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时指出：“党委领导一揽子抓工作，抓许多枝节问题，这肯定要失败。一揽子抓工作，有时是要的，如肃反，非党委抓不可。但党委经常性的领导，必须是管大事，管方针政策，具体工作依靠行政、工会、青年团。总之，要使党委真正成为讨论方针政策的机构。”
党和政府应该经常注意民生，加强民主生活，使人民有提意见的地方，有说话的地方。对于群众闹事，我们要站在人民之中，当作人民内部的问题来处理。
1962年11月，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时，进一步指出：“民主集中制，发扬民主，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要永远强调。在组织范围内提意见是合法的。这涉及党风问题，涉及对后代的影响问题。制度上如果执行不好，将来的党风不可设想。”
邓小平强调：“认真建立和健全党和国家的民主集中制。这是党和国家的根本制度，是保证党不会变质，国家不会变质的根本制度。”“革命胜利要有好的党，建设社会主义直到共产主义也要有好的党。建设时期，党的重要性，党的意义，不比革命时期更轻、更不重要，而是更重、更重要。搞不好要亡党亡国。”他说：“现在不是民主够了，是不够，发扬民主永远要坚持。这是制度，是子孙后代的问题。”
党要受监督，独断专行非犯错误不可
邓小平多次指出：“搞建设，不要党的领导不行。不要党的领导就学不会建设，就要栽大跟头。”“每个共产党员、高级干部都应该了解，没有监督不得了，独断专行非犯错误不可。监督有三个方面，第一是党内监督，第二是人民监督，第三是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监督，科学家的监督，这也属于人民群众监督的一部分。我们必须邀请别人监督。从各个角度考虑问题，总比从一个角度考虑问题有好处。所以‘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好得很。”
邓小平认为：没有民主党派的监督，没有人民的监督，共产党单独处理问题，总是要出毛病的。世界上的事物是变化多端的，社会是越发展越复杂，没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们的思想就会简单化，就跟不上世事、社会的发展变化，我们的党就会衰退。
党的群众路线观点
1956年9月16日，邓小平在中共八大全体会议上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指出：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组织工作中的根本问题，是党章中的根本问题，是需要在党内反复进行教育的。党的群众路线包含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方面，它认为人民群众必须自己解放自己，党的全部任务就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群众服务。另一方面，它认为党的领导工作能否保持正确，决定于它能否采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一个党和它的党员，只有认真地总结群众的经验，集中群众的智慧，才能指出正确的方向，领导群众前进。
1957年3月18日，在山西视察的邓小平给山西省直机关干部和太原市机关干部、厂矿负责人作报告。针对山西省一些厂矿群众闹事的情况，邓小平指出，群众闹事大体上是由于党的领导薄弱，我们的党员、干部官僚主义严重，对群众正当的要求不闻不问，应该解决又可能解决的问题，也不去解决。一时不能解决的问题，也不向群众解释，使群众了解真相。因此，群众一肚子气，就闹起来了。避免群众闹事的根本办法是加强教育，扩大民主。加强教育，主要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没有经常的思想政治工作，群众闹事就不可避免。扩大民主，主要是指经常的民主生活。要避免群众闹事这种“大民主”，就必须搞好经常的民主生活这种“小民主”。没有“小民主”，一定发生“大民主”。
邓小平认为转变干部作风和教育干部是坚持群众观点的重要问题。党的领导好坏，关键在于我们能否依靠群众，能否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从思想上经常“洗脸”“扫地”。现在群众原谅我们脱离群众的现象，是因为党在群众中有崇高的威信。但仅仅依靠党的威信，总有一天会靠不住的。他要求干部“面对群众，发现问题，依靠群众，解决问题，要天天看到人民群众，不要天天看领导”。他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全党如果都是这样，我们党就不会灭亡。”
4月5日，邓小平在甘肃省、兰州市干部会议上作报告时指出：近年来，在我们共产党员中，包括部分高级干部，对“群众”两字模糊了，或者看不见了，与群众的联系少了。过去我们为什么能打胜仗，就是靠不脱离群众。现在忘记这一点，是非常危险的，是致命伤。不要以为我们共产党是金字招牌，如果脱离群众，党的威信是靠不住的。脱离了群众，任何英雄也办不成事情。共产党员要与群众同甘共苦，这是我们的老章程。
如何走群众路线？邓小平说：群众路线要采取各种形式，其中包括热闹的形式，但主要的是要做经常的细致的工作。一点一滴的工作积累起来，才有我们伟大的成绩。我们党的历史，我们党的传统，有热闹的形式，但归根到底，我们是实事求是地做深入的工作。我们要把主要精力放到经常性工作方面。群众路线是党的传统，群众运动要在经常性的一点一滴的工作基础上搞。有些群众运动不合乎群众路线，违反了群众路线。总之，应当从全局出发，看到前途，艰苦奋斗，做老实人，办老实事，说老实话。
从上述邓小平的这些具体而又深刻的思考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改革开放新的实践中形成的邓小平理论，同当年这些探索思考有着一脉相承的历史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