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全国“两会”闭幕后，温家宝总理对中外记者表示，“我深知改革的难度，主要是任何一项改革必须有人民的觉醒、人民的支持、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目前，人民觉醒的力量正在汇成改变中国的最大正能量——以大国公民的名义。
　　中国拥有着精英治国的悠久传统。改革开放以来，发展经济、实现国家强盛在相当长历史时期成为全民认同的中国共识。三部分核心精英即政治精英、商业精英和文化精英在这个全民拼搏的年代是统一的，并深受广大群众认同和拥戴，这成为中国迅速崛起的基石。
　　然而，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国际影响力的提升，由于体制变革的滞后，社会阶层分化加剧，贫富差距拉大，尤其是与国内生产总值（GDP）辉煌数据匹配的道德水平、价值体系的滞后，导致功利成为衡量社会成员主要甚至是唯一的标准。
　　贫富差距、社会不公等一些负面因素加剧了“仇官”、“仇富”情绪，加上寒门上升通道日益狭窄，官员贪腐和各类社会矛盾频发，全社会的焦虑和不幸福感增加，政府管理社会的成本激增。
　　按照国际惯例，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一个国家将进入矛盾多发的转型敏感期，如果找不到摆脱危机的正确通道，将进入经济停滞、社会动荡的中等收入陷阱。
　　“深化改革”、“推进民主”、“完善法治”成为当下中国的关键词。社会公众参与社会管理的意识渐浓，他们从不同的方向，在推动改革战舰驶入深水区的中国奋勇前行。
　　重庆正厅级干部雷政富肯定不是被网友击倒的最后一个贪官，但却颇具代表性。他的情色视频和背后的权钱交易再度提醒执政党：官员贪腐已经成为当下社会公众最痛恨的丑行。
　　十八大新任领导集体对此有清醒的认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一届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时警告说，如果对腐败问题不加控制，“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他还说：“对一切违反党纪国法的行为，都必须严惩不贷，决不能手软。”
　　这既需要执政党完善吏治，推动制度反腐进程，更需要公众的广泛参与。
　　即使有着微博这样的互联网新型武器，有着击倒“表叔”、“房叔”、“雷冠希”这样的出色战果，公众监督政府、推动反腐的渠道依旧相当有限。
　　在现行大政府、小社会格局下，反腐事业主要力量长期以党政为主，公众只是一个配角。随着中国法治的完善，尤其是公众权利意识、公共意識的觉醒，政府和民众开始在法治的框架下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亲密互动，为中国反腐倡廉工作一个崭新的时代拉开帷幕。比如轰动全国的“雷冠希事件”，从事发到处理仅仅用了63小时。然而，由于监督体系不完善，公众反腐渠道尚需拓展，监督政府的成本依旧高昂。
　　但越来越多的人民向着公民的方向进发，他们睁大眼睛，尽其所能地努力推动政府向着政治清明、一心为公的方向前进，推动中国法治约束公权的历史进程。
　　十八大报告第一次将生态文明列为国家发展的战略，并提出了一个备受全民认同的“美丽中国”的概念。这证明“中国梦”在完善和进化——不仅要实现全球崛起，更要姿态优雅。
　　但由于经济下行的压力增大，传统的政绩考核依旧是笼罩在不少地方政府决策者心头的巨大阴霾，“数字出干部”转化成“民生出干部”还需要刚性的制度保障。毕竟，高能耗、高污染的发展不符合中国发展的目标，也伤及公众的核心利益。
　　在近期发生的四川什邡事件和宁波镇海事件中，地方政府出于经济发展的单方考量，执意上马重金属污染项目，结果招致民众的抗议。这场博弈成本巨大，没有赢家。其背后更尖锐的问题是：在科学发展成为主要目标的今天，地方政府决策依然可能无视民意，终为此付出惨重代价。
　　相信政府的最终妥协会唤醒更多的决策者认真倾听公众的声音，使发展真正回归到中央确定的惠及民生的正确轨道，以提升自身民主决策、科学决策的水平。
　　伴随着中国城市化、工业化的迅速推进，越来越多的民众由于非法拆迁踏上越级上访的危途，成为一些地方官员的“心腹大患”。2012年，连续曝出多位名人的老家被强拆的悲剧。遗憾的是，他们求援的途径竟只是在微博上吐槽。这说明，在拆迁成为常态的今天，仍缺乏一部专门的全国大法来约束部分地方政府的逐利行为。
　　11月16日——距国际儿童日四天，五个贵州毕节的流浪儿童死在垃圾桶里，旋即便有万千网民声讨，随后八个地方官员被问责。其背后是户籍壁垒下5800万留守儿童、2700万流动儿童命运的极端缩影。此后，民众的呼声成为唤醒政府完善制度、健全管理、加强服务的最直接动力，并获得积极回应。
　　这一年，许许多多的小人物成为社会正能量的主角，托举着社会既倒的道德和良知；这一年，当官办慈善的公信力降到冰点时，越来越多的民间力量还是担起扶危济困的重任。
　　2012年，越来越多的普通中国人开始以公民的姿态登场，他们珍惜法律赋予自己的权利，促使着官民更积极地互动，形成新的共识，推动新的制度，使自己的国家向着更民主、更平等、更自由、更博爱的方向进发。
　　每个人都是中国改革的主角。你责无旁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