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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时63天，行程2000余里，曾国藩于道光二十年正月二十八到京，当时虽已授翰林院庶吉士，但并非仕途的起点，因为庶吉士为“三无产品”（无定员、无品秩、无俸禄），每月只有户部提供的四两五钱作为补助。同年，曾国藩被授予翰林院检讨，即七品京官。接下来，我们以曾国藩七品京官（道光二十一年）的收支结构（见表1）为例，分析曾国藩京官前期的收支结构（见表2），兼顾四川典试和京官后期的收入情况简析。
一、正俸不足灰色补
清朝乾隆年间定制，一、二品官员双俸双米，其他京官是双俸单米，其中双俸表示除一份正俸外，还有一份同样数目的恩俸。按此标准，七品京官曾国藩的正俸和恩俸均为45两，此外，还有四十五斛（二十二点五）“禄米”，折合29.25两银，这表明曾国藩的正俸、恩俸与禄米总价值为119.25两。除此之外，作为京官的曾国藩每月还有少量的“公费”，同现在的公款报销制度，标准是每月1.5两。公费的主要特点是折钱支付且发放不规律，道光二十一年曾国藩的公费收入计15353文，折合10.71两银。综上，曾国藩正俸、恩俸、禄米和公费的收入总计为129.95两。
与普通老百姓相比，这笔收入当然非常可观，而与当时京官在“吃穿用助学行乐医养”等方面的“排场”相比，则依然捉襟见肘，所以京官初期曾国藩生活的主旋律是借贷和哭穷，这并非子虚乌有，收支缺口巨大。当时，京官弥补收支缺口不外乎如下7种方式：第一，前期拜客收入的结余；第二，家族亲友帮助；第三，收受其他官员特别是外官的馈赠；第四，向他人及商家借贷；第五，通过第二职业如润笔及坐馆获得收入；第六，通过得差获得额外收入；第七，贪污受贿，当时京官多居清水衙门，想要贪腐也没有机会。
京官前期收支结构（见表2）中进京初期一项收入的来源则是拜客所赐，如前所述，家族亲友也没有能力帮助在京做官的曾国藩，目前也没有第二职业和得差的机会，贪污受贿等非法所得违背曾国藩想做“圣人”的初衷，所以为弥补财政赤字，曾國藩一方面沿用拜客收入“不足”的弥补办法——借贷，个人借贷85.53两，因管理长沙会馆进而有机会挪用会馆资金40两，此外，还挪用“人寄卖货银”（他人托他代卖货物银两）42.2两，由此可见借贷的总额为167.73两。另外，与当时的社会风气同流合污，有时甚至渴望通过碳敬（冬天取暖费）、冰敬（夏天降暑费）或别敬（离别分手礼）等方式获得外官馈赠。据统计，道光二十一年的外官馈赠总额约为98.57两。显见（见表1），收支结构中俸禄收入仅占其收入总额的21.36%。
接下来，我们从吃（用）、穿、住、学、行、乐（情）、养等方面陈述道光二十一年曾国藩家庭的支出结构。“吃（用）”方面，道光二十一年间，曾国藩父亲和弟弟曾国荃送曾国藩的妻小入京，十一月曾国藩生了一个女儿，曾国藩的家庭生活主要由仆人王荆七经营，购买柴米油盐等日用品和用于仆人开支等。除工钱外，曾国藩及其家人还会间或支付仆人一定数额的赏钱，以上所有开支为176.14两（见表1）。
“穿”方面，清代官服的主要特点是种类繁多、按级定质以及自行支付等，种类繁多的具体表现为按出席场合分朝服和吉服，按季节分冬天和夏天两种，按功能分日常服和出行服。特别地，具体哪天穿何种衣服，是由朝廷统一规定，而不是官员自行决定。按级定质的依据则是《大清会典》，其中甚至将高级官员朝服外面的端罩按质地、皮色及其里、带的颜色，分为8个等级，以此区别官员身份、地位的高低。此外，清代所有官服均由官员自行购置，包括皇帝赏赐置屋，如花翎等。所以，衣服是清代官员的主要资产，也占京官基本生活支出的较大部分。鉴于进京之前，曾国藩购置了大量的衣物且生活简朴，所以道光二十一年曾国藩的衣物支出并不多，总计有34.44两（见表1）。
“住”方面，京官解决住房的主要方式有自建或自购以及租赁等，因受经济能力等因素影响，曾国藩选择第3种方式解决住房问题，而京官租赁房屋的主要特点为宅子体面、周转率高以及讲究风水，所以住房开支也是京官生活支出的重要一项。道光二十一年，1?7月，曾国藩住在棉花六条胡同，月租8000文；8月搬至绳匠胡同，月租10000文。外加搬家和装修等费用34500文，道光二十一年曾国藩的住房总支出折合97.87两（见表1）。
“学”方面，曾国藩一生酷爱读书藏书，所以在道光二十九年的家书中明确说“在京多年，主要资产是衣服和书籍两项”。除买书外，买文具和笔墨纸砚等的花费也不少，因翰林生活中最重要的任务是准备朝考，据统计，道光二十一年曾国藩年在书籍和办公用品等方面的总支出为61.2两（见表1）。
道光十六年，曾国藩在京会试失败回家，途中路费不够，路过睢宁时借同乡易作梅100两白银。在路过南京时，他看到一套二十三史，爱不释手，拿出所借的100两白银以及典当部分衣服将其买下。回到家中，他将此事告知父亲，曾麟书不仅没有骂他，且喜且怒曰：“尔借钱买书，吾不惜为汝弥缝，但能悉心读之，欺不负耳。”曾国藩听后，奋发图强，起早贪黑，几乎一年足不出户，并于第二年考中进士。
“行”方面，清朝为保持满人尚武的传统，规定满族官员上朝、出行需骑马，王公、贝勒、贝子和60岁以上的官员方可坐轿，而汉人文官不论年纪、品级都可以坐轿。曾国藩京官初期的活动范围除偶尔到衙门、皇宫和圆明园值班外，主要集中在宣南一带，如琉璃厂、长沙会馆和湖广会馆等。据统计，道光二十一年，曾国藩到长沙会馆15次、琉璃厂13次、紫禁城7次、湖广会馆6次、文昌馆5次、圆明园3次、财神馆2次，送人离京2次。出行方式不外乎从车行雇车、定期结算或临时雇车、当时结算等。道光二十一年曾国藩的出行交通费用总计为50.58两（见表1）。
“乐（情）”方面，清朝后期，许多衙门的作风是“官不理事”，只有初一、十五打卡（点卯），同时许多京官又生活在一张同乡、同门、同年、同学、同僚编织起来的大网中，所以京官生活的特点是政务不多、食务繁忙。过年及端午、中秋等节，都要给上级、长辈、亲友送礼，日常则有大量的红白喜事及生日、升官或升迁等应酬。在各种礼节中，最不可能少的就是给座师的节礼。此外，京官们还经常组织各种会，或品诗鉴文，或研究学问，会后必然聚餐。据统计，曾国藩在道光二十一年间的社交应酬和人情来往等开支为128.88两（见表1）。 “养（医）”方面，京官期间，曾国藩每年都会给家里寄一些高丽参、鹿胶之类供家族中的老人滋补身体以及一些治病用的药品，还有给家庭妇女用的针线、给弟弟用的毛笔和书籍等。每次升官之后，还将退下来的衣服寄回家中。道光二十一年，曾国藩还承担了父亲曾麟书回家的路费，以上养老和家族支出以及医疗等相关费用支出在道光二十一年总计为59.35两（见表1）。
综上，将曾国藩道光二十一年的所有收支纳入表1，从中我们显见京官收入方面的主要特点是在薄俸制下，京官的俸禄收入略超过总收入的1/5，为弥补基本生活赤字，不依赖外官馈赠的“清官”只能依靠借贷度日，如曾国藩为过年只能向朋友借50两银。支出结构的主要特点则是家庭生活支出和仆人开支占支出结构的比例最大，因人口众多且仆人不少（曾国藩家里约有6个仆人），除此之外的第二大支出则是曾国藩的社交应酬和人情来往，而与学习等相关的“学”和家族养老与医疗相关的“养（医）”位居第四和第五。
二、典试是个奇异点
前文已述，得差是弥补京官基本生活赤字的一种手段，曾国藩在京为官期间，共有两次得差机会，一次是道光二十三年主持四川的乡试，另一次则是咸丰二年奉命任江西主考，中途因母亲去世需回家守制未能完成这次主考。主持乡试对京官来说既有面子，又有里子。面子上的荣光无须多言，里子上的表现有二：一是主考官是举人们的“座师”，可以收许多门生，成为官场上潜在的人脉；二是乡试结束后，主考官会获得数笔收入：地方官场要公送给主考官员的“程仪”、地方官员和房官们以私人名义致送礼金以及中举者上交的贽金等。据统计，曾国藩主持四川乡试获得的收入为：公送程仪2400两，12名房官公送513两，门生贽仪500两，国家法定路费400两，其他官员个人所赠938两，总计为4751两，外加西安、保定等地官员所赠以及其他“合法”收入，初步估计曾国藩此行收入约在6000两。
资料显示，曾国藩得差收入的主要支出有三：一是归还债务，个人在京还银1406两；二是照顾族人，除寄回600两用于家庭还债外，还寄回400两赠送亲族，除照顾族人的慈善本意外，也不无还当年的“打秋风”人情；三是提高生活质量，心情很愉快，生活水平上了一个台阶。简言之，典试收入的主要用途有还债、慈善和提高生活质量，其中还债的额度为2006两（1406+600=2006），慈善的额度为400两（见表3）。
三、侍郎也是个穷官
自道光十九年进京，至咸丰二年离京的10年间，曾国藩连升10级，最后任吏部左侍郎，堪称官场上的升迁奇迹。在此，我们多与读者分享两句题外话，如果从人力资本的角度而言，曾国藩得以连升10级的原因是千里马遇到了生命中的贵人——恩师穆彰阿。穆彰阿是曾国藩朝考时的总裁官，考试结束曾国藩按惯例拜见穆彰阿，在聊天过程中，曾国藩的许多政见与穆彰阿不谋而合，因而深得穆彰阿的赞赏和提携。
有一次，曾国藩得到了道光帝的召见，便立即去拜见穆彰阿，打算从他这里探探口风，看看皇帝究竟会问自己什么。穆彰阿便委派了一名官员前往曾国藩处，向他暗示，让其赠予某内监400两酬金，自然能得到皇帝的问询内容。曾国藩照办后，果然如穆彰阿所说，得到了道光帝的问询内容。曾国藩提前做好准备，在道光帝召见时对答如流，得到了道光帝的赞赏，从此官运亨通。
穆彰阿作为曾国藩的引路人和恩师，在曾国藩成长过程中的关键节点上都起到了重要作用，所以曾国藩对穆彰阿的知遇之恩一直铭记于心。如道光二十三年典试回京，在将所得礼物分赠恩师之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引路人穆彰阿，而且送给穆彰阿的礼物也最重：一套巴缎袍褂料，杭维四匣，燕菜二匣，名山茶二合等。即便穆彰阿死后，曾国藩也时常到穆府去看望其家人，感谢这位恩师的提拔，正所谓“没有穆彰阿，就没有曾国藩”。
升官与发财永远是一对孪生兄弟，当曾国藩就任侍郎级高官时，其收入水平也大幅提升，年俸150两，加上恩俸和禄米等，年收入约在511.5两。此外，还有一种额外补贴——餐补（饭银），如曾国藩在家书中提到在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时，饭银每年是100两，则曾国藩的俸禄收入约在每年611.5两。另外加“派教习总裁”之类在京典试机会的贽敬银收入等以及皇帝的赏赐等，据估计，曾国藩一年从朝廷获得的收入约在1000两左右。最后，如果再加上外官的碳敬、冰敬和別敬等馈赠收入，约在500～1000两，那么曾国藩京官后期的收入水平约在1500～2000两，以下限1500两计入曾国藩的收支结构（见表4）。
同样，随着官职的提升，官员的“排场”也相应提升，以“行”为例，道光二十七年，当曾国藩被授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时，他就增添了一头牲口。至咸丰二年时，曾国藩拥有3辆车、1匹马、2头骡子，所有费用加总约在400两左右。除此之外，较道光二十一年的支出结构还有一项变化较为明显，那就是照顾家族的养老和医疗费用，自道光二十七年起，曾国藩每年资助家里100两、族人50两。
综上，京官后期，曾国藩的官职收入不低于1500两，而其支出也明显提高，如前所述行和养（医）的支出分别为400两和150两，较道光二十一年的增幅分别为150%和690%，两增幅的平均值为420%。再者，前面已述二者的增幅最为显著，所以我们也不能以他们的均值作为其他支出增幅的基准，鉴于此，如果我们以道光二十一年的收支结构（见表1）为基准，以1.5倍和2倍为除行和养（医）外其他各项支出的额度，显见，第二种情景下的支出已大于曾国藩为官收入的总量，这表明即便身为侍郎，同样也是个穷官，实际情况也是如此（见表4）。道光二十八年曾国藩在一封家书中写道：“余自去岁以来，日日想归家省亲，所以不能者，一则京帐近一千，归家途费又须数百，甚难措办……”再如咸丰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的家书中写道：“今年腊底颇窘，须借200金乃可过年。”
一、正俸不足灰色补
清朝乾隆年间定制，一、二品官员双俸双米，其他京官是双俸单米，其中双俸表示除一份正俸外，还有一份同样数目的恩俸。按此标准，七品京官曾国藩的正俸和恩俸均为45两，此外，还有四十五斛（二十二点五）“禄米”，折合29.25两银，这表明曾国藩的正俸、恩俸与禄米总价值为119.25两。除此之外，作为京官的曾国藩每月还有少量的“公费”，同现在的公款报销制度，标准是每月1.5两。公费的主要特点是折钱支付且发放不规律，道光二十一年曾国藩的公费收入计15353文，折合10.71两银。综上，曾国藩正俸、恩俸、禄米和公费的收入总计为129.95两。
与普通老百姓相比，这笔收入当然非常可观，而与当时京官在“吃穿用助学行乐医养”等方面的“排场”相比，则依然捉襟见肘，所以京官初期曾国藩生活的主旋律是借贷和哭穷，这并非子虚乌有，收支缺口巨大。当时，京官弥补收支缺口不外乎如下7种方式：第一，前期拜客收入的结余；第二，家族亲友帮助；第三，收受其他官员特别是外官的馈赠；第四，向他人及商家借贷；第五，通过第二职业如润笔及坐馆获得收入；第六，通过得差获得额外收入；第七，贪污受贿，当时京官多居清水衙门，想要贪腐也没有机会。
京官前期收支结构（见表2）中进京初期一项收入的来源则是拜客所赐，如前所述，家族亲友也没有能力帮助在京做官的曾国藩，目前也没有第二职业和得差的机会，贪污受贿等非法所得违背曾国藩想做“圣人”的初衷，所以为弥补财政赤字，曾國藩一方面沿用拜客收入“不足”的弥补办法——借贷，个人借贷85.53两，因管理长沙会馆进而有机会挪用会馆资金40两，此外，还挪用“人寄卖货银”（他人托他代卖货物银两）42.2两，由此可见借贷的总额为167.73两。另外，与当时的社会风气同流合污，有时甚至渴望通过碳敬（冬天取暖费）、冰敬（夏天降暑费）或别敬（离别分手礼）等方式获得外官馈赠。据统计，道光二十一年的外官馈赠总额约为98.57两。显见（见表1），收支结构中俸禄收入仅占其收入总额的21.36%。
接下来，我们从吃（用）、穿、住、学、行、乐（情）、养等方面陈述道光二十一年曾国藩家庭的支出结构。“吃（用）”方面，道光二十一年间，曾国藩父亲和弟弟曾国荃送曾国藩的妻小入京，十一月曾国藩生了一个女儿，曾国藩的家庭生活主要由仆人王荆七经营，购买柴米油盐等日用品和用于仆人开支等。除工钱外，曾国藩及其家人还会间或支付仆人一定数额的赏钱，以上所有开支为176.14两（见表1）。
“穿”方面，清代官服的主要特点是种类繁多、按级定质以及自行支付等，种类繁多的具体表现为按出席场合分朝服和吉服，按季节分冬天和夏天两种，按功能分日常服和出行服。特别地，具体哪天穿何种衣服，是由朝廷统一规定，而不是官员自行决定。按级定质的依据则是《大清会典》，其中甚至将高级官员朝服外面的端罩按质地、皮色及其里、带的颜色，分为8个等级，以此区别官员身份、地位的高低。此外，清代所有官服均由官员自行购置，包括皇帝赏赐置屋，如花翎等。所以，衣服是清代官员的主要资产，也占京官基本生活支出的较大部分。鉴于进京之前，曾国藩购置了大量的衣物且生活简朴，所以道光二十一年曾国藩的衣物支出并不多，总计有34.44两（见表1）。
“住”方面，京官解决住房的主要方式有自建或自购以及租赁等，因受经济能力等因素影响，曾国藩选择第3种方式解决住房问题，而京官租赁房屋的主要特点为宅子体面、周转率高以及讲究风水，所以住房开支也是京官生活支出的重要一项。道光二十一年，1?7月，曾国藩住在棉花六条胡同，月租8000文；8月搬至绳匠胡同，月租10000文。外加搬家和装修等费用34500文，道光二十一年曾国藩的住房总支出折合97.87两（见表1）。
“学”方面，曾国藩一生酷爱读书藏书，所以在道光二十九年的家书中明确说“在京多年，主要资产是衣服和书籍两项”。除买书外，买文具和笔墨纸砚等的花费也不少，因翰林生活中最重要的任务是准备朝考，据统计，道光二十一年曾国藩年在书籍和办公用品等方面的总支出为61.2两（见表1）。
道光十六年，曾国藩在京会试失败回家，途中路费不够，路过睢宁时借同乡易作梅100两白银。在路过南京时，他看到一套二十三史，爱不释手，拿出所借的100两白银以及典当部分衣服将其买下。回到家中，他将此事告知父亲，曾麟书不仅没有骂他，且喜且怒曰：“尔借钱买书，吾不惜为汝弥缝，但能悉心读之，欺不负耳。”曾国藩听后，奋发图强，起早贪黑，几乎一年足不出户，并于第二年考中进士。
“行”方面，清朝为保持满人尚武的传统，规定满族官员上朝、出行需骑马，王公、贝勒、贝子和60岁以上的官员方可坐轿，而汉人文官不论年纪、品级都可以坐轿。曾国藩京官初期的活动范围除偶尔到衙门、皇宫和圆明园值班外，主要集中在宣南一带，如琉璃厂、长沙会馆和湖广会馆等。据统计，道光二十一年，曾国藩到长沙会馆15次、琉璃厂13次、紫禁城7次、湖广会馆6次、文昌馆5次、圆明园3次、财神馆2次，送人离京2次。出行方式不外乎从车行雇车、定期结算或临时雇车、当时结算等。道光二十一年曾国藩的出行交通费用总计为50.58两（见表1）。
“乐（情）”方面，清朝后期，许多衙门的作风是“官不理事”，只有初一、十五打卡（点卯），同时许多京官又生活在一张同乡、同门、同年、同学、同僚编织起来的大网中，所以京官生活的特点是政务不多、食务繁忙。过年及端午、中秋等节，都要给上级、长辈、亲友送礼，日常则有大量的红白喜事及生日、升官或升迁等应酬。在各种礼节中，最不可能少的就是给座师的节礼。此外，京官们还经常组织各种会，或品诗鉴文，或研究学问，会后必然聚餐。据统计，曾国藩在道光二十一年间的社交应酬和人情来往等开支为128.88两（见表1）。 “养（医）”方面，京官期间，曾国藩每年都会给家里寄一些高丽参、鹿胶之类供家族中的老人滋补身体以及一些治病用的药品，还有给家庭妇女用的针线、给弟弟用的毛笔和书籍等。每次升官之后，还将退下来的衣服寄回家中。道光二十一年，曾国藩还承担了父亲曾麟书回家的路费，以上养老和家族支出以及医疗等相关费用支出在道光二十一年总计为59.35两（见表1）。
综上，将曾国藩道光二十一年的所有收支纳入表1，从中我们显见京官收入方面的主要特点是在薄俸制下，京官的俸禄收入略超过总收入的1/5，为弥补基本生活赤字，不依赖外官馈赠的“清官”只能依靠借贷度日，如曾国藩为过年只能向朋友借50两银。支出结构的主要特点则是家庭生活支出和仆人开支占支出结构的比例最大，因人口众多且仆人不少（曾国藩家里约有6个仆人），除此之外的第二大支出则是曾国藩的社交应酬和人情来往，而与学习等相关的“学”和家族养老与医疗相关的“养（医）”位居第四和第五。
二、典试是个奇异点
前文已述，得差是弥补京官基本生活赤字的一种手段，曾国藩在京为官期间，共有两次得差机会，一次是道光二十三年主持四川的乡试，另一次则是咸丰二年奉命任江西主考，中途因母亲去世需回家守制未能完成这次主考。主持乡试对京官来说既有面子，又有里子。面子上的荣光无须多言，里子上的表现有二：一是主考官是举人们的“座师”，可以收许多门生，成为官场上潜在的人脉；二是乡试结束后，主考官会获得数笔收入：地方官场要公送给主考官员的“程仪”、地方官员和房官们以私人名义致送礼金以及中举者上交的贽金等。据统计，曾国藩主持四川乡试获得的收入为：公送程仪2400两，12名房官公送513两，门生贽仪500两，国家法定路费400两，其他官员个人所赠938两，总计为4751两，外加西安、保定等地官员所赠以及其他“合法”收入，初步估计曾国藩此行收入约在6000两。
资料显示，曾国藩得差收入的主要支出有三：一是归还债务，个人在京还银1406两；二是照顾族人，除寄回600两用于家庭还债外，还寄回400两赠送亲族，除照顾族人的慈善本意外，也不无还当年的“打秋风”人情；三是提高生活质量，心情很愉快，生活水平上了一个台阶。简言之，典试收入的主要用途有还债、慈善和提高生活质量，其中还债的额度为2006两（1406+600=2006），慈善的额度为400两（见表3）。
三、侍郎也是个穷官
自道光十九年进京，至咸丰二年离京的10年间，曾国藩连升10级，最后任吏部左侍郎，堪称官场上的升迁奇迹。在此，我们多与读者分享两句题外话，如果从人力资本的角度而言，曾国藩得以连升10级的原因是千里马遇到了生命中的贵人——恩师穆彰阿。穆彰阿是曾国藩朝考时的总裁官，考试结束曾国藩按惯例拜见穆彰阿，在聊天过程中，曾国藩的许多政见与穆彰阿不谋而合，因而深得穆彰阿的赞赏和提携。
有一次，曾国藩得到了道光帝的召见，便立即去拜见穆彰阿，打算从他这里探探口风，看看皇帝究竟会问自己什么。穆彰阿便委派了一名官员前往曾国藩处，向他暗示，让其赠予某内监400两酬金，自然能得到皇帝的问询内容。曾国藩照办后，果然如穆彰阿所说，得到了道光帝的问询内容。曾国藩提前做好准备，在道光帝召见时对答如流，得到了道光帝的赞赏，从此官运亨通。
穆彰阿作为曾国藩的引路人和恩师，在曾国藩成长过程中的关键节点上都起到了重要作用，所以曾国藩对穆彰阿的知遇之恩一直铭记于心。如道光二十三年典试回京，在将所得礼物分赠恩师之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引路人穆彰阿，而且送给穆彰阿的礼物也最重：一套巴缎袍褂料，杭维四匣，燕菜二匣，名山茶二合等。即便穆彰阿死后，曾国藩也时常到穆府去看望其家人，感谢这位恩师的提拔，正所谓“没有穆彰阿，就没有曾国藩”。
升官与发财永远是一对孪生兄弟，当曾国藩就任侍郎级高官时，其收入水平也大幅提升，年俸150两，加上恩俸和禄米等，年收入约在511.5两。此外，还有一种额外补贴——餐补（饭银），如曾国藩在家书中提到在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时，饭银每年是100两，则曾国藩的俸禄收入约在每年611.5两。另外加“派教习总裁”之类在京典试机会的贽敬银收入等以及皇帝的赏赐等，据估计，曾国藩一年从朝廷获得的收入约在1000两左右。最后，如果再加上外官的碳敬、冰敬和別敬等馈赠收入，约在500～1000两，那么曾国藩京官后期的收入水平约在1500～2000两，以下限1500两计入曾国藩的收支结构（见表4）。
同样，随着官职的提升，官员的“排场”也相应提升，以“行”为例，道光二十七年，当曾国藩被授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时，他就增添了一头牲口。至咸丰二年时，曾国藩拥有3辆车、1匹马、2头骡子，所有费用加总约在400两左右。除此之外，较道光二十一年的支出结构还有一项变化较为明显，那就是照顾家族的养老和医疗费用，自道光二十七年起，曾国藩每年资助家里100两、族人50两。
综上，京官后期，曾国藩的官职收入不低于1500两，而其支出也明显提高，如前所述行和养（医）的支出分别为400两和150两，较道光二十一年的增幅分别为150%和690%，两增幅的平均值为420%。再者，前面已述二者的增幅最为显著，所以我们也不能以他们的均值作为其他支出增幅的基准，鉴于此，如果我们以道光二十一年的收支结构（见表1）为基准，以1.5倍和2倍为除行和养（医）外其他各项支出的额度，显见，第二种情景下的支出已大于曾国藩为官收入的总量，这表明即便身为侍郎，同样也是个穷官，实际情况也是如此（见表4）。道光二十八年曾国藩在一封家书中写道：“余自去岁以来，日日想归家省亲，所以不能者，一则京帐近一千，归家途费又须数百，甚难措办……”再如咸丰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的家书中写道：“今年腊底颇窘，须借200金乃可过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