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邹韬奋的新闻思想是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韬奋精神”已然成为中国新闻出版事业的一面旗帜。对其加以发掘和继承,在今天仍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邹韬奋;新闻思想;初心
在中国近代新闻史中有6位对后人影响深远的记者,邹韬奋先生作为其中杰出的一位,其新闻思想无疑是中国编辑出版事业的一笔宝贵财富,同时他也是唯一一位列入首批国家公祭烈士名录的新闻出版界人士。新中国成立以来,“韬奋精神”已然成为中国新闻出版事业的一面旗帜。对于“韬奋精神”,毛泽东同志当年曾精辟地概括道:“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在社会主义新时代,新闻出版工作者虽然面临新的工作环境和挑战,但对社会主义新闻出版事业的忠贞信念不应有所改变,应继承和弘扬“韬奋精神”,以服务大局、服务读者为最根本的目标追求。
五千多年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让卓越贡献。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历经磨难,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无数仁人志士为了民族振兴,奋起抗争,积极寻求救国救民之路,把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变成繁荣富强的现代化新中国。1917年,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黄炎培在上海创办中华职业教育社。1922年,邹韬奋进入该社工作,负责主编“职业教育丛书”和《教育与职业》月刊。1926年,邹韬奋接任王志莘主编的《生活》周刊,开始从事真正意义上的新闻出版工作,这也是他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工作。自此,邹韬奋开始以强烈的爱国心和犀利的笔触与黑暗势力作抗争,主持正义舆论,推动文化进步。在邹韬奋的主持下,《生活》周刊发行量日益扩大,一跃成为当时最有影响力的新闻刊物。1932年,在《生活》周刊读者代办部基础上建立的、具有合作社性质的生活书店正式成立。此后直至1944年邹韬奋先生病逝,邹韬奋先生与书店同仁数次突破国民党反动派的封堵和围剿,成为抗战时期全民救亡运动中的一面旗帜,书店所出图书及报刊也成为以宣传团结抗战、声讨卖国投降为中心内容的爱国舆论阵地。仅图书方面,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生活书店出版鲁迅先生译著达到78部,以及大批所谓“禁书”,比如毛泽东的《论持久战》、陈白尘的《太平天国》、茅盾的《中国的一日》等。
邹韬奋先生從事新闻出版及文化工作,从一开始,似乎就注定了要走一条曲折不平之路,需要一步一步地攀缘前行。事业刚有发展,就有高官前来威胁利诱,还有特务暗杀威胁,他被迫流亡国外。《生活》周刊被封,《新生》周刊被诉上法庭,杂志相继被查禁,“七君子”身陷囹圄,生活书店分支店纷纷被封,直至邹韬奋愤然辞去国民参议会议员,出走香港……“可谓没有一步是坦途,没有一步没有艰难困苦做伴”,但他却一次也没有被吓倒,一直在忘我勤奋地工作着、顽强斗争着。
邹韬奋先生对出版事业的无比忠诚,用“锲而不舍”“生死与共”来形容也不为过。“他不畏疾风暴雨,不惧困厄丛生,入狱、流亡、暗杀、查封、围堵,一次次被扑灭,又一次次复活,一次次成功,一次次被迫分离……”然而,邹韬奋先生及其志同道合者,以坚贞的爱国热情不断地聚积起新的力量,代表现代中国进步出版文化的正确方向,牢牢掌握着那个风雨飘摇时代中国思想文化的主战场。
邹韬奋的办报活动始于1926年,这一年的10月他正式进入新闻界,开始了他一生为之奋斗的报刊编辑与出版生涯。回顾韬奋先生的一生,其一生先后共创办了六份刊物以及一份报纸,分别为1925年创于上海的《生活》周刊、1935年创刊于上海的《大众生活》周刊、1936年在香港创刊的《生活日报》以及《生活日报》增刊、1937年创刊于上海的《抗战三日刊》。1938年,邹韬奋办的《抗战三日刊》与沈钧儒办的《全民》这两份刊物合并,更名《全民抗战》,在重庆继续印刷出版。1945年,邹韬奋先生在香港复办《大众生活》周刊,以新的刊号出版。在邹韬奋一生所编辑出版的刊物中,《生活》周刊是他担任主编时间最久、影响力最大的一份刊物。在办报办刊的过程中,邹韬奋先生还不断遭到国民政府的威胁与迫害,甚至上了国民党特务们的暗杀名单,他非但没有向恶势力低头,还表现出坚定的意志品质,坚决维护爱国民众的言论自由,毫不客气批判国民党当局的新闻把关制度,痛斥对方掠夺人民拥有的合法权利的恶劣行为。
在旧社会,邹韬奋先生办报刊、出版书籍的理念与他人最显得不同的地方,是其坚持读者中心本位。基于这种理念,他依托自己主持的刊物建立了书报代办部,专门为满足读者的需求为其办理服务业务,这些代办部在之后的日子里渐渐发展成了多个生活书店,遍布于全国范围内,最多时在全国各地共有六十几处,可见规模之大。
“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一直以来,邹韬奋先生坚持联系群众、服务读者的办刊理念。尽管工作繁忙,他仍拿出大量时间,倾听读者意见与呼声,阅读和认真答复每一封读者来信,接受读者反馈读者并真诚地与读者互动。在服务读者的办刊理念下,《生活》周刊文章选题贴近生活,文字朴实亲切,愿意倾听读者倾诉衷肠,同时又以非凡的勇气面对黑暗的社会现实,敢于为读者大众伸张正义。很快,《生活》周刊周围聚拢了一大批读者,赢得了他们热爱和信任。从1926年邹韬奋先生接办,到1933年被国民党当局查封,7年时间里,《生活》周刊从一个不起眼的小刊物,一跃发展成为“风行海内外,深入穷乡僻壤的有着很大影响的刊物”。它高扬抗日爱国的旗帜,竭尽全力为读者服务,文章内容通俗易懂,其发行量很快上升至15.5万份,打破了中国杂志发行量的历史记录。由此可以看出,“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的,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在主编《生活》周刊的时期,韬奋先生创新性地设立了两个栏目:一个是《小言论》,另一个是《读者信箱》;极大增进了刊物与读者之间的互动,方便彼此之间的交流;另外,“《大众生活》编排独特,设计新颖,印刷精美。”“在刊物内容方面,强调‘有趣味’与‘有价值’的统一。”“邹韬奋还在书店中出版各种宣扬进步思想的图书读物,以唤起全民的爱国情怀,引领了大批学生、青年走上革命救国道路。”足见邹韬奋先生办报办刊改革创新思路活跃,经营管理水平高。
关键词:邹韬奋;新闻思想;初心
在中国近代新闻史中有6位对后人影响深远的记者,邹韬奋先生作为其中杰出的一位,其新闻思想无疑是中国编辑出版事业的一笔宝贵财富,同时他也是唯一一位列入首批国家公祭烈士名录的新闻出版界人士。新中国成立以来,“韬奋精神”已然成为中国新闻出版事业的一面旗帜。对于“韬奋精神”,毛泽东同志当年曾精辟地概括道:“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在社会主义新时代,新闻出版工作者虽然面临新的工作环境和挑战,但对社会主义新闻出版事业的忠贞信念不应有所改变,应继承和弘扬“韬奋精神”,以服务大局、服务读者为最根本的目标追求。
五千多年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让卓越贡献。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历经磨难,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无数仁人志士为了民族振兴,奋起抗争,积极寻求救国救民之路,把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变成繁荣富强的现代化新中国。1917年,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黄炎培在上海创办中华职业教育社。1922年,邹韬奋进入该社工作,负责主编“职业教育丛书”和《教育与职业》月刊。1926年,邹韬奋接任王志莘主编的《生活》周刊,开始从事真正意义上的新闻出版工作,这也是他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工作。自此,邹韬奋开始以强烈的爱国心和犀利的笔触与黑暗势力作抗争,主持正义舆论,推动文化进步。在邹韬奋的主持下,《生活》周刊发行量日益扩大,一跃成为当时最有影响力的新闻刊物。1932年,在《生活》周刊读者代办部基础上建立的、具有合作社性质的生活书店正式成立。此后直至1944年邹韬奋先生病逝,邹韬奋先生与书店同仁数次突破国民党反动派的封堵和围剿,成为抗战时期全民救亡运动中的一面旗帜,书店所出图书及报刊也成为以宣传团结抗战、声讨卖国投降为中心内容的爱国舆论阵地。仅图书方面,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生活书店出版鲁迅先生译著达到78部,以及大批所谓“禁书”,比如毛泽东的《论持久战》、陈白尘的《太平天国》、茅盾的《中国的一日》等。
邹韬奋先生從事新闻出版及文化工作,从一开始,似乎就注定了要走一条曲折不平之路,需要一步一步地攀缘前行。事业刚有发展,就有高官前来威胁利诱,还有特务暗杀威胁,他被迫流亡国外。《生活》周刊被封,《新生》周刊被诉上法庭,杂志相继被查禁,“七君子”身陷囹圄,生活书店分支店纷纷被封,直至邹韬奋愤然辞去国民参议会议员,出走香港……“可谓没有一步是坦途,没有一步没有艰难困苦做伴”,但他却一次也没有被吓倒,一直在忘我勤奋地工作着、顽强斗争着。
邹韬奋先生对出版事业的无比忠诚,用“锲而不舍”“生死与共”来形容也不为过。“他不畏疾风暴雨,不惧困厄丛生,入狱、流亡、暗杀、查封、围堵,一次次被扑灭,又一次次复活,一次次成功,一次次被迫分离……”然而,邹韬奋先生及其志同道合者,以坚贞的爱国热情不断地聚积起新的力量,代表现代中国进步出版文化的正确方向,牢牢掌握着那个风雨飘摇时代中国思想文化的主战场。
邹韬奋的办报活动始于1926年,这一年的10月他正式进入新闻界,开始了他一生为之奋斗的报刊编辑与出版生涯。回顾韬奋先生的一生,其一生先后共创办了六份刊物以及一份报纸,分别为1925年创于上海的《生活》周刊、1935年创刊于上海的《大众生活》周刊、1936年在香港创刊的《生活日报》以及《生活日报》增刊、1937年创刊于上海的《抗战三日刊》。1938年,邹韬奋办的《抗战三日刊》与沈钧儒办的《全民》这两份刊物合并,更名《全民抗战》,在重庆继续印刷出版。1945年,邹韬奋先生在香港复办《大众生活》周刊,以新的刊号出版。在邹韬奋一生所编辑出版的刊物中,《生活》周刊是他担任主编时间最久、影响力最大的一份刊物。在办报办刊的过程中,邹韬奋先生还不断遭到国民政府的威胁与迫害,甚至上了国民党特务们的暗杀名单,他非但没有向恶势力低头,还表现出坚定的意志品质,坚决维护爱国民众的言论自由,毫不客气批判国民党当局的新闻把关制度,痛斥对方掠夺人民拥有的合法权利的恶劣行为。
在旧社会,邹韬奋先生办报刊、出版书籍的理念与他人最显得不同的地方,是其坚持读者中心本位。基于这种理念,他依托自己主持的刊物建立了书报代办部,专门为满足读者的需求为其办理服务业务,这些代办部在之后的日子里渐渐发展成了多个生活书店,遍布于全国范围内,最多时在全国各地共有六十几处,可见规模之大。
“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一直以来,邹韬奋先生坚持联系群众、服务读者的办刊理念。尽管工作繁忙,他仍拿出大量时间,倾听读者意见与呼声,阅读和认真答复每一封读者来信,接受读者反馈读者并真诚地与读者互动。在服务读者的办刊理念下,《生活》周刊文章选题贴近生活,文字朴实亲切,愿意倾听读者倾诉衷肠,同时又以非凡的勇气面对黑暗的社会现实,敢于为读者大众伸张正义。很快,《生活》周刊周围聚拢了一大批读者,赢得了他们热爱和信任。从1926年邹韬奋先生接办,到1933年被国民党当局查封,7年时间里,《生活》周刊从一个不起眼的小刊物,一跃发展成为“风行海内外,深入穷乡僻壤的有着很大影响的刊物”。它高扬抗日爱国的旗帜,竭尽全力为读者服务,文章内容通俗易懂,其发行量很快上升至15.5万份,打破了中国杂志发行量的历史记录。由此可以看出,“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的,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在主编《生活》周刊的时期,韬奋先生创新性地设立了两个栏目:一个是《小言论》,另一个是《读者信箱》;极大增进了刊物与读者之间的互动,方便彼此之间的交流;另外,“《大众生活》编排独特,设计新颖,印刷精美。”“在刊物内容方面,强调‘有趣味’与‘有价值’的统一。”“邹韬奋还在书店中出版各种宣扬进步思想的图书读物,以唤起全民的爱国情怀,引领了大批学生、青年走上革命救国道路。”足见邹韬奋先生办报办刊改革创新思路活跃,经营管理水平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