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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奇或写实：笔法或思潮？
徐 勇
虽然很多时候人们谈起“传奇”和“写实”时，总是倾向于从文学思潮的角度展开论述，但事实是文学史上并没有哪一部作品可以严格意义上称为传奇或写实之作。因为，称为“传奇”的作品中有“写实”的成分，而“写实”之作也有“传奇”的因素在内。因此，某种程度上，“传奇”与“写实”不应该看成是思潮而应看成是形式和笔法。而这也就意味着如下问题的提出，即“传奇”或“写实”如何主导并影响一部小说的叙述进程？比如说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这是一部极为典型的现实主义作品，但作品中却出现了外星人光临的细节。这一带有科幻性质的细节的出现，明显与小说的整体风格和氛围形成巨大反差。如此反差的细节的出现当然意味着败笔或瑕疵，但仅仅批评其败笔或瑕疵是不能说明问题的。我们需要追问的是，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这样带有传奇因素的细节在作品中出现？这一传奇笔法的出现反映或说明了什么？
一
就《平凡的世界》的叙述而言，其之所以出现外星人一幕，是因为现实语境中现实的逻辑的限制和束缚使得路遥无所适从。他不知道如何处理横亘在孙少平和田晓霞之间的爱情道路上的现实困难。20世纪80年代的城乡二元模式及其户籍制度的限制，以及孙少平和田晓霞的不同身份，决定了他们之间的爱情难以完美收场，假使两人结婚最终也可能因为现实难题而離婚，而作者又太过钟爱他的男女主人公们，不忍心让现实中的他们遭遇困境或最终分手，这种情况下，外星人的出现也就暴露或预示了路遥解决现实生活中矛盾和困境的另一种尝试，而这，又与小说整体上的现实主义风格格格不入，万般无奈之下，路遥只能设计一场突如其来的洪水卷走田晓霞，也算是给他们之间的爱情留下一个虽是悲剧但终究美好的唏嘘感叹的结局。
事实上，不论是外星人，还是洪水，这两个意象的设计，都属于文学写作中的“传奇”笔法。它们的出现都只表明一点，即路遥在面对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和困境时的无力与无能，他无法解决这一现实语境中的矛盾，故而采用“传奇”的笔法，以使故事“突转”，朝向某种现实的逻辑之外的方向展开。某种程度看，这其实是一种偷懒和取巧的做法。
当然，这并不是在指责路遥，而只是想指出，“路遥命题”的背后其实是时代社会的限制。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路遥命题”呢？这就涉及到“传奇”和“写实”的主导权问题。虽然“传奇”和“写实”在文学史上几乎所有的作品中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总有一个谁主导谁的问题。当一部作品的叙述中，“传奇”占据主导地位的时候，这样的作品可能是神话、寓言、漫画、浪漫传奇，或者说是英雄史诗。比如说荷马史诗、《变形记》 （卡夫卡）、《西游记》、《炸裂志》（阎连科）等等。如若一部书“写实”的因素占据主导地位的话，这样的作品就应该从现实主义的角度对其定位，比如说《红楼梦》《平凡的世界》 《创业史》 《林海雪原》 《烈火金刚》 《红岩》，以及《蛙》（莫言）、《废都》、《白夜》、《老生》（贾平凹），《第七天》（余华）、《野蛮生长》（盛可以）《涂自强的个人悲伤》（方方）等等。这样一种主导权的问题，其实也就是余华所说的读者和作者签订的“合约”：“与现实签订什么样的合约，决定了一部作品完成之后是什么样的品格。因为一开始，作家就必须将作品的语感、叙述方式和故事的位置确立下来。也就是说，作家在一开始就应该让自己明白，正在叙述中的作品是一个传说，还是真实的故事？是荒诞的，还是现实的？或者两者都有？”（余华：《长篇小说的写作》）这里所谓的“签约说”，实际上也就是作者和读者（作者某种程度上也是读者）在小说叙述的开始达成的某种约定或“期待”，透过这一“期待”，作者可以决定自己的叙述方向，读者也可以或得以确定应该从哪个角度（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等）对作品展开阅读。就《平凡的世界》而言，其一开始的叙述决定了这是一部“写实”占据主导地位的小说，“写实”的主导地位决定了现实生活的逻辑的决定作用。换言之，小说的整体上的情节设计和人物命运的结局，都必须在现实生活的逻辑的框架下展开。这样一种“约定”决定了路遥最终放弃了外星人“拯救”孙少平和田晓霞之间的爱情的可能。因为外星人的情节设计与小说的整体上的现实生活的逻辑明显不符。但这并不表明《平凡的世界》这样的小说中就不能再有其他“传奇”的笔法的出现。小说中洪水的出现，即是“传奇”笔法的再现。《平凡的世界》这一例子表明，在以“写实”为主导的小说中，“传奇”笔法的使用必须符合或从属于现实生活的逻辑，而不是相反。
二
这并不是说在“写实”占据主导的小说中不能没有“传奇”笔法出现，这里需要追问的是“传奇”笔法在这里应该起什么作用？是为了推动情节向前发展，还是情节无法推动、矛盾无法解决之时而设想一个戏剧性的解决之道？就小说的叙事层面来看，“传奇”笔法在小说中主要以三种功能呈现，一种是作为情节的一部分，一种是作为背景或情境的一部分，一种是介于情节和情境之间。《红楼梦》，以及贾平凹的《废都》《遗石》等小说显然属于第二种，“传奇”在小说中是以语境上下文的关系出现在小说中，它并不决定主人公的行动，而只是一种背景的形式存在，构成一种小说整体上的氛围，或映衬，或反衬。换言之，它虽不会直接决定主人公的言行，但却以一种“缺席的在场”影响着主人公。第三种的典型是王安忆的《遍地枭雄》和《匿名》。两部小说的故事都是源于一场意外的绑架事件，在这里，“传奇”是作为推动主人公命运突变的决定性因素，但作者的立意不在“传奇”人生的演变，而在于通过“传奇”事件，把主人公置于一种全新的“异度”时空让其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生活。这有点类似电影类型中的公路电影，但与公路电影的闭合结构不同的是，这是一种开放的结构。“异度”空间的出现，是为了探讨人性的复杂性，及其多变的可能，而不仅仅是为了抚慰人心。这样的小说，还有孔捷生的《大林莽》、路遥的《人生》、宁肯的《蒙面之城》、徐则臣的《午夜之门》，等等。
应该说，小说中的“传奇”笔法更多是第一种，也即以情节的一部分出现。这里有一种极端的做法，即把“传奇”化身为情节，直接左右主人公的命运演变。其中又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把“传奇”以一种表象叠加的方式集中于相关的多个人的身上，其典型是余华的《第七天》和盛可以的《野蛮生长》。特别是后者，这部小说为了达到强烈批判的效果，而把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发生于中国大地上的一系列重大新闻事件集中在一个家族几代人的身上，其中的巧合和斧凿的痕迹极为明显，难免让人生疑。另一种做法，则是把“传奇”分置于一个人的一生命运突变的各个阶段，老舍的《骆驼祥子》和方方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即此。这都是一种以果推因的做法（包括《第七天》和《野蛮生长》），因为设定了祥子和涂自强的悲剧命运结局，为了达到这样一种结局，只有不断地借助“传奇”笔法才能把主人公一步步推向绝境。“传奇”是主导主人公命运的加速推动器。虽然说这两种情况都存在极端化的倾向，但如果能够很好地做到对起承转合的处理，这样的写作往往能达到对某一主题效果的强化，否则只成为一种主题先行的概念化写作，从这个角度，阎连科的《炸裂志》堪称两种极端情况的集大成者，在其中，不论是人物还是情境，无不以一种漫画化或变形夸张的方式呈现，意念化倾向极其明显。 而這，也正告诉我们，“传奇”笔法在“写实”占主导地位的小说中的难点和关键所在，即如何在“写实”和主题表达之间达成某种平衡。有些小说会因为恪守现实生活的逻辑而回避“奇”，其结果会陷于日常生活的泥淖，琐碎、平庸而了无趣味，诸如新写实小说的大多数；有些小说往往会为了主题上的表达而由“实”趋“奇”，革命现实主义，伤痕文学，以及部分七八十年代之交的知青写作、改革文学，都是如此，比如说浩然的《金光大道》和《艳阳天》，叶辛的《蹉跎岁月》，等等。在这些小说中，小说人物的意外死亡或命运突变，往往就成为他们的喜欢选择的“传奇”笔法。这里比较常见也比较成功的做法还属《平凡的世界》，“传奇”往往成为现实生活中的矛盾无法解决时的解决之道。比如说贾平凹《废都》的结尾处庄之蝶意外倒毙于准备南下前的火车站候车室，苏童《河岸》的结尾处男主人公背负石碑的纵身一跳，方方的《奔跑的火光》结尾处女主人公的纵火杀人事件，等等都是如此。在这里，“传奇”事件既是作为现实中无法解决的矛盾的解决之道，又是作为现实的逻辑发展下的自然延伸，两者之间构成一种动态平衡和张力关系。
三
事实上，对于很多作家来说，他们选择“传奇”笔法，常常暴露出的是他们“写实”能力的欠缺。阎连科即是其中最为具有代表性的一例。《最后一个女知青》和《瑶沟村的一轮日头》（《情感狱》的一部分，曾以中篇的形式发表）可以参照阅读。后者中两个少年的爱情故事让人想起《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和田晓霞，而这，恰恰也暴露出阎连科“写实”的能力的贫乏，他的“写实”的最好之作也是“模拟”，没有多少新意。这也就决定了阎连科最终转向出“奇”的路子，《情感狱》发展到后来趋“奇”即是表征。这样来看，就会发现《最后一个女知青》其实很有两不靠的味道。这是一部尝试写实的小说，但因作者在主人公人生的几个关节点上采取一种跳跃式的“传奇”突变笔法，人生的转折以一种戏剧性的形式完成，不论是成功抑或是失败。这样一种笔法虽看似痛快淋漓，但因为对其中的起承转合的过程匆匆略过而显得生硬，也正是沿着这一思路，作者后来逐渐转到讽喻写作的脉络中。批判或讽喻的主题预设决定了小说在情节设计上的“传奇”主导结构，作者越走越远，从“传奇”走向“奇崛”、“奇诡”乃至“为奇而奇”，最后落得只剩下“奇”而无现实生活的底子或里子了。事实上，阎连科的作品中，写得最好的应该是“传奇”笔法功能中的第三种，即介于情节和情境之间的。比如说《年月日》《天宫图》都可堪称精品中的精品。其次像《日光流年》，也都处理得很好。而至于他的最近的《炸裂志》（2013）和《日熄》（2015），虽极富想象，但终究太过极端，某种程度上已成为为讽喻而讽喻，已然超越了小说的边界，而与寓言无异了。
作者简介：
徐勇，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后。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及文化研究。
走过的生活都化成了生命
相 宜
五四以降，无论世事如何剧变，百姓或跃跃欲试或惊恐惶惑或艰辛无奈，日常生活依然在亘古的生命之河中缓缓流淌。从鲁迅的《伤逝》，巴金的《寒夜》，再到林语堂的《京华烟云》，张爱玲的《金锁记》，老舍的《四世同堂》《正红旗下》等等，那些来自生活稍瞬即逝的光芒，被纸笔凝结成文学世界里的繁星点点。日常生活，构成了作家的生命真实。日常是拥抱之后的争吵，争吵之后的拥抱；是儿孙的吵闹，祖宗的香火；是熨帖的袖口，裤腿的褶皱；是嘴角的饭粒，弥漫在房子里久不散去的油烟，是街头巷尾的鸡鸡狗狗……这些散落在每一个生命刻度里的存在，如此琐碎，你甚至没有意识到发生就已经结束。然而，当你试图感怀人生的宏大，蓦然回首，却看见成群结队盛气凌人的少年中，你笑得招摇；故乡门上的福字，依靠着木叶，你贴得小心。走过的生活，都化成了生命，一地鸡毛，熠熠生辉。
日常生活以及生活其间的人，成为一代一代作家们笔下的主题，周而复始，生生不息。叙述日常的传统，而今流淌到受到文坛关注的青年作家的身上，本文讨论的两位青年作家，他们年轻、敏感，与时代的紧张共存相长，不能说为新文学长河拓展了流域，却也溅起属于他们生命信息的五光十色。
作家张忌成名于2005发表的中篇小说《小京》。他并不把目光聚焦于离奇的谋杀案上，而是平实又真诚地把亲人与爱人，面对生命无常的日常反应刻画出来。爱情无疑是美好的，面对女友的突然离世，“我”充满深情的日常回忆让人动容，不论是小京找到工作时对未来的期许“我们再也不会分开了”，还是冬日里的温情“小京最怕冷，以前每次睡觉，都是我先钻到被窝里睡暖了再给她睡的。”那些本该美好的未来都随着小京的死，不复存在，只留下生者生存。从四川乡下来处理后事的“大伯”、“姐夫”与“我”对小京的怀念，在故事的发展中形成鲜明的反差：对北京郊区的嫌弃，对我的冷淡，理发的喜悦，去天安门的激动……所有“我”以为的来自乡土看起来对死亡的漠不关心，在小说的尾端，渐渐崩裂。当看到小京冰冻的遗容，当年轻的生命燃烧成灰烬，当“我”为了与小京多待会儿，独自背着骨灰前行，人与人的隔膜在生命与生活面前达成了谅解：“姐夫和大伯正一左一右地站在我的身后，他们用两只干裂的大手托住了装着骨灰盒的大旅行袋，两个人神情专注，像是捧着一件价值连城的宝贝。”这是我们都爱的人，生于日常里的生活，必镂刻在生命之中，人总要活下去。
关于人如何活着，张忌的长篇小说新作《出家》，给出了另一种出路：信仰。主人公方泉是一个入世的机灵人，怀揣着赚钱让妻儿过上幸福生活的梦想，拼了命地努力工作。方泉勤快又善于揣摩他人的心理，凭借送礼的活络脑筋，让妻子秀珍获得工作，也让自己同时身兼数职：送牛奶、送报纸、骑三轮车、和尚、油漆匠、卖废瓶。初读《出家》，有些余华笔下《活着》的感觉，这种感觉来自于作家设置的苦难生活。自日常层层叠叠，接连不断的大小灾祸，让一个平凡之家几乎没有片刻安宁。生活疲惫不堪时，原来仅仅是谋生手段的“出家”，逐渐在他的日常生活隐现，成为平凡生活中另一种选择。 “可是，真离开了寺庙到城里来送奶，我又有点后悔。我说不清那种感觉，似乎心底里，我还是想做和尚这个行当的。”
佛缘在一次次现世生活绝望之际，将方泉拯救。冥冥之中，出家之路在出世入世间，已经注定。他为了谋生，初次上赤霞山，被阿宏叔剃头后“恍惚地觉得自己已经成了一个身份不明的人”，第二次，因为奶站出事，阿宏叔邀他去做空班赚钱，“起初，跟在人群后，我还显得有些战战兢兢，因为我觉着自己是这群人中最身份不明的一个。但没多久，我便适应了这样的气氛，我一边撒着净水，一边念念有词。甚至，在装模作样张嘴闭口之间，我都疑心耳边那些诵经声真是从我的嘴中发出的。”自我身份的怀疑逐渐消解，每当生活看起来在好转，突如其来的现实困境其实正一步一步把他引向出家。第三次空班，他仿佛看见“那些僧众和信徒，站在高台前，温和而赤诚，而我就那样面容安详地坐在高台上，身上笼着一层淡却辉煌的光芒。就在这一瞬，我的心忽然就明亮了起来。”
当妻子怀上他期待已久的儿子，随时要住院时，前所未有的恐慌和焦虑席卷而来，方泉没有选择与家人取暖，而是躲进厕所念起楞严咒。
“终于，念到第五遍的时候，我终于完全地平静了下来，就像有什么东西从我身体里被驱趕了出去。再念下去，声音竟然也不一样了，似乎不再是我一个人单调的诵念，而是无数个我站在一起，层层叠叠，低沉浑厚，海一样的无边无沿……我感觉自己不是从厕所里走出，而是从另一个世界走过来。这世界似乎是真实存在的，它与我若即若离，就像磁铁的两级，存在却无法接近……就在此刻，我在心里默许了一个愿望。我想，如果我这次真能生下一个儿子，我一定要把自己的下半生皈依了佛祖。”
秀珍生下儿子方丈后，却意外发现手骨患了囊肿。所有积蓄填了医药费，方泉已难以在俗世生活自处。成为乐众的他，从容地参与大大小小的佛事。宗教生活成为其日常。于是，他遇见了慧明师父，获得了属于自己的小庵，成为了“山前寺”的当家——广净师父。
世俗生活和出家生活在方泉身上痛苦地纠缠着，“我有些害怕，我怎么能动心呢，难道我愿意为了那个寺庙舍弃秀珍和孩子们？我用力给了自己一个耳光，我在心里用最恶毒的字眼反复地咒骂自己，我得让自己明白，一切都是虚妄，只有躺在我身边的秀珍，还有那三个孩子，才是我真正该拥有的一切。”但是，方泉的心思早已经不在于此，他试图回忆家庭的美好画面，却发现更在意山上遍野的杜鹃花，金碧辉煌的庙宇，满溢的赞扬声和虔诚的眼神，想象中身披法衣慈悲普度众生的自己。终于，方泉成为了家庭生活的局外人。利弊难以道明，只希望方泉不要忘记破败的山前寺院里，桂花树下说笑念经的村中老太，“村里人家，无论是婚丧嫁娶，还是出门营生，都不会绕过寺庙，只要有事，都会去庙里问问师父”，与人的连接才是寺庙的日常生活。
与无常共生，无常即是日常。作家双雪涛笔下的生活冷峻又充满诗意，人生的无常，在时光的流逝中生长为生命的一部分。让人惊艳的是，他没有放过生活中稍瞬即逝的光与幽，并让世界的某种本质在其中闪烁。
《平原上的摩西》以干净、简洁、克制的笔调，大量的交叉闪回，不同人物的视角，环环相扣讲述了一个特有时代的日常图景。生活不知不觉被撕裂开，巨大的伤口深处，闪耀着幽微光芒，忽隐忽现，人性随时都可能火山爆发。
作者在表现生活的从容中，抵达人性的内核，审视时代，构建生命。故事设置在九十年代，那是属于几代人的共同记忆。“工厂的崩溃好像在一瞬之间，其实早有预兆。有段时间电视上老播，国家现在的负担很大，国家现在需要老百姓援手，多分担一点，好像国家是个小寡妇。”大量生活被连根拔起，曾经无忧无虑的同路人，在九十年代被吹散到社会各个阶层，各有归属，各自流浪。生活与国家时代紧紧勾连成大网，把这些无能为力的小生命过滤出局，这些构建时代的参与者，反而被抛弃了。故事大量地提到时间刻度（按文中出现顺序），真实又直观地让读者认可这个文学世界：1995年庄德增离职卷烟厂南下求机遇；1995年初冬，市里发生出租车命案；1995年12月24日晚十点半，警察蒋不凡遇难；1995年，7月12日小树打架，傅东心给李斐讲《出埃及记》；1995年，工厂崩溃李守廉下岗；千禧年前后的某个夏天，广场拆除伟人像，庄德增遇上出租车司机李守廉；2007年，庄树成为刑警，重查劫杀出租车司机案；1968年，李师傅救了傅东心的爸爸，庄德增把傅爸爸的同事打死了。1995年9月，李斐和庄树约好平安夜11点在东头高粱地，送他一片燃烧的圣诞树……
捋顺所有的时间节点之后，作者笔下的日常线索给出了故事谜底。残酷的案件竟阴错阳差起缘于孩子之间的承诺：“小树在等我啊。”“一片火做的圣诞树，烧得高高的，我答应你的。”或许我们可以把故事开始裂变时间再往前推一些，1968年文化大革命，李师傅救了人，庄德增杀了人。傅东心对“恩人之女”李斐的关照和“仇人之子”庄树的淡漠，从中便可窥见其因。她看着儿子庄树的顽劣就想起文革的残酷暴力。“我说，无论因为什么，打人都有罪，你知道吗？他说，别人打我，我也不能打回去吗？那以后不是谁都能打我？我看着他，看着他和德增一样的圆脸，还有坚硬的短发。在我们三个人里，他们那么相像。”冬心放不下的执念，遮蔽了庄树继承的是庄傅两脉血液的事实，“我爸常说我叛逆，也常说我和他们俩一点都不像。其实，我是这个家庭里最典型的另一个，执拗、认真、苦行，不易忘却。越是长大越是如此，只是他们不了解我而已。”长大着的庄树决定做些对别人和自己有意义的事——成为一名警察。从警校毕业时，东心把庄树欺负李斐的踢球场景角色调转，把和解与信任作为一幅画送给了儿子。
摩西分开红海前，接受神旨的犹豫和挣扎，就如同傅东心背负着文革遭遇的伤痛在时代中静默地生活，把所学所想教授李斐；如同庄树面对玩伴与责任，李斐面对爱人与亲人。他们都拼尽全力想要保护自己想保护的人，珍视有他们存在的生活，一旦心存信念作出决定，水面变成平原，万物都将让路。
双雪涛寥寥数笔勾勒出“日常生活”的画面感，真实得令人发指，让人扑通一下，跌入文学世界。“一辆救护车从他身后赶上来，车上跳下来几个男护士，七手八脚把他擒住，他向我喊道：默，别哭，我在这儿呢。他被拖上车的时候，灵车也发动起来，我坐上灵车，向外撒起纸钱，向着和他相反的方向驶远了。”（《我的朋友安德烈》）作者首先把人放在第一位，因为有“人”，画面充实了，灵动起来。这些生活的画面不是空洞的、不知所谓的故事背景，而是人生活其间的日常场域，是寄托着信与诚的生命。 双雪涛以充满活力的烟火气语言表现了对生活的洞察，精准地把握住人性在复杂世事中，瞬间裂变的幽与明，一念之差，人生便天翻地覆。他的叙事站在坚实的日常生活，文学想象美好得像一尾远走高飞的风筝，牵引其飞翔的线被他紧紧拽在手中。藏污纳垢的土壤滋养出蓬勃的生命力，通过作者的身驱，带着体温，顺着长长的线往上舒展，风筝招摇得没心没肺，生命能量席卷而来，势不可挡。一如安德烈强盛的生命力与蓬勃的气场，更在于安德烈对这个世界虚假的斥责令我们为之心动。作者眼中的聪慧者或说精神狂人安德烈不再相信这个世界了，可爱的真诚的安德烈，这个曾经说着“这件事就是我一个人干的，你诬赖别人干什么？”的正义者，已不愿面对现实，待在“此处甚好”精神病院。双雪涛手中的风筝是通过安德烈、安娜、刘一朵、老萧们，抓住了这个时代的精神病根。于是，颇领小说精髓的双雪涛，以日常生活的细节完成了他对高于生活的另一种“生活”的表现。
“每个写作者不但创造着作品，也在创造自己。”一如平淡的日常生活和生命体验在冯至的诗中，升华到万物共生的哲理高度。《我们站立在高高的山巅》这样写到：
哪条路、哪道水，没有关联，
哪阵风、哪片云，没有呼应；
我们走过的城市、山川，
都化成了我们的生命。
作者简介：
相宜，复旦大学与哈佛大学联合培养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本论文得到留学基金委资助。
现实：写实的，还是传奇的？
石岸书
一
当代社会的一个别具症候性的事件，是风靡全球的美剧《纸牌屋》与最近美国大选的交错上映。这部现实主义的政治黑幕剧讲述的是美国国会议员如何无所不用其极地登上美国总统的宝座的故事。讽刺的是，美国大选结束后，我们蓦然发现，这部虚构的美剧竟然不如美国大选本身那么富于戏剧性和传奇性。——美国中产阶级和主流媒体做梦也没有想到，被视为笑话的唐纳德·特朗普会打败老谋深算的希拉里·克林顿，成为新的美国总统。
在当代社会，现实已经比文学虚构更富传奇性，更像虚构。现在是文学虚构在亦步亦趋地追随而不是超越现实。这一感受充分表明当代社会是如何比马克思所预言的工业资本主义社会还要变动不居，还要符合“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的判断。我们当然可以尝试着指出一些推动当代社会如此变动不安的宏观因素，例如全球化的日益加深、信息科技的日新月异、经济危机的日益频繁、消费社会的重复再生产、传统社会组织的不断崩解、个人主义的极端发展等等。正是当代社会的这种变本加厉的瞬息万变，我们的生活现实变得更加令人不安和危机四伏，也因此，更加地富于故事性、戏剧性和传奇性。
早在1970年代，身处后现代初潮中的鲍德里亚就敏锐地指出，资本主义现代社会已经从仿造现实、自我生产迈入到拟真的阶段，在这个拟真的世界里，没有所谓的本体和本体论，不存在所谓的真实与虚构的界限，事实上，拟真要比真实还要显得真实，因为拟真不但遮蔽、替代、再造了真实，而且也改造了个体关于真实的感受和想象。今天，伴随着虚拟网络的更趋发达，人工智能的崛起，媒介力量的无孔不入，当代社会的拟真性只会更为突出，更为悄无声息但却不可抗拒地抹除真实与非真实的界限。现实就是非现实。这让我们不断加深着一种身处梦境的疏离感，《黑客帝国》和《盗梦空间》这样的电影，正是预言、呼应和表述了这种状况和感受。
在当代社会，把握现实的难度无疑与日俱增了。既然我们甚至已经不知道今天的现实是否还是明天的现实，既然我们甚至已经越来越分辨不出现实与非现实的界限，那么我们又如何来表述现实呢？这是所谓“无边的现实主义”文学所面临的根本困难。
二
我们姑且粗糙地将写实和传奇都视作文学把握现实的两种基本方式。中国现代文学的先驱者正是通过与“传奇文学”的对立而开创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鲁迅的现实主义小说是伟大的示范，陈独秀、胡适、茅盾、周作人等对写实的鼓吹是例证。在他们那里，“传奇”，就其“作意好奇”与消闲的目的来说，就其与唐传奇、魏晋志怪的渊源来说，就其与晚清以降的消闲怪谈的传承来说，是旧文学的代称，新文学要追求“写实”，要“建設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要“为人生”。传奇与写实是五四新文学的二元论之一。例如周作人曾说：新文学必须建立在写实的基础上，“便是新的传奇主义，也是受了写实的洗礼”，“所以对于这一面也应该注意，否则便容易变成旧传奇主义。”（周作人：《三个文学家的纪念》）罗家伦也曾说，“西洋的新浪漫主义，乃是经过多少写实主义的陶熔而生的；现在连写实主义都不曾产生的中国，配谈新浪漫主义吗？其结果恐怕真要成中国所谓‘传奇派’了。”（罗家伦：《近代中国文学思想之变迁》）在五四先驱者看来，“传奇”的新旧标准，在于其是否建立在写实的基础之上。写实是新文学开辟道路的基本方法，是把握甚至重构处于现代转变中的现实的基本方式，文学由此获得了现代性，成为中国现代性的建制性条件。
现实主义文学传统曾经是把写实与虚构结合起来的最为成功的尝试之一。写实是指精确、科学地表述现实及其所要求的一系列文学取向和技术，排斥离奇的、不符合日常现实的人物和情节。然而，现实主义文学从来不止于写实，从鲁迅发端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在写实的基础上所突出的是“典型性”。典型性意味着以具体和特殊去凸显那抽象和普遍之物。由于典型性的要求，现实主义文学不得不对现实进行选择乃是虚构，因为现实主义文学，特别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所要追求的是那具有必然性的“现实”，是必然要降临却还未降临的“现实”，因而在其典型性中蕴含着虚构的必然理由，这就是所谓的“源于现实，高于现实”。
然而，为了理解文学与当代现实的关系，当我们思考由莫言、王安忆、贾平凹、余华等主流作家所代表的当代文学时，我们可以不止于想到鲁迅、茅盾所开创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想到由周扬、柳青所提倡和实践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传统，想到由刘震云、方方所重振的自然主义文学传统，我们还可以有两个最近的参照，那就是网络文学与“非虚构写作”。 新世纪所崛起的网络文学无疑是超级虚构的文学，它依赖虚拟网络而生存，它的主流充满了虚构、玄想，网络文学如此“作意好奇”，可以称为我们时代的传奇文学。那些令人瞠目结舌的文学类型（玄幻、奇幻、仙侠、灵异）已足以让传统文学的拥护者云里雾里。网络文学大量地借助穿越、重生的奇妙手段，打破现实的固有成规，扭曲现实的逻辑，甚至构造现实不存在的事物，致力于在反现实也是反写实的写作中激发无穷无尽的阅读快感。网络文学追求的不仅是传奇性，而且是超级传奇性，它从来不假装要把握现实，更别谈写实了，相反，它就是要逃离、颠覆和幻象化现实。
网络文学的这种特性，根本上源于其生存媒介是虚拟网络。网络文学主要地存在于虚拟世界里，它不像传统文学一样，经过编辑出版，最终化为现实的物质力量；网络文学在虚拟网络中生产、消费和再生产，自成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与此同时，网络文学与网络游戏最为密切地共生共存，后者深刻地影响了前者的故事类型、结构、主题甚至人物设定，这种影响加剧了网络文学的虚构性和传奇性。
网络文学的勃兴或许是因其呼应了当代社会的拟真性，呼应了身处当代社会的个体那越来越明确感受到的现实感的模糊。网络文学无视现实与非现实的关系，极力地诱惑读者沉浸在文本之内和虚拟网络之中，任何“间离化”的可能性都被尽力排除。我们偶尔会有这样的感觉：从数百万字的网络小说中探出头来时，一刹那现实与非现实有一种若有若无的模糊感。正是在这意义上，网络文学的主导文学技术和想象方式，包括它自身所追求的传奇性、虚构性，其所构造的幻象，正把握到了现实的这种拟真性。一定程度上，传奇性就已经是现实的本性之一。
另一方面，现实仍然是铁的。在当代社会，我们时时刻刻感受到现实的铁的冰冷与实在。社会转型的冲击、经济不平等的残酷、社会关系的紊乱和生存环境的恶化等等，这一切甚至在我们的身体上烙上鲜明而丑陋的印记。当代社会的“非虚构写作”正是应和了那铁的现实。
“非虚构写作”在六七十年代的西方最初兴起时，是为了命名将“小说手法引入新闻报道”的尝试。当代社会新闻媒体的无所不在、无孔不入和无所不包，使得文学也不能不受影响，媒体的霸权是当下“非虚构写作”兴盛的条件。就“非虚构写作”在写实中追求文学性而言，就其所承载着的现实关怀而言，“非虚构写作”与现实主义文学殊途同归。在文学史上，“非虚构写作”与夏衍（《包身工》）、邹韬奋（《萍踪寄语》）、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特别是刘宾雁（《在桥梁工地上》、《人妖之间》和《第二种忠诚》）所开创的报告文学的传统一脉相承。在当下，中国青年报的“冰点周刊”和《人民文学》都曾经是“非虚构写作”的重镇。“冰点”的长篇特稿、《人民文学》所刊登的《梁庄》（梁鸿）、《词典：南方工业生活》（萧相风）、《瞻对：一个两百年的康巴传奇》（阿来）都是“非虚构写作”的样板。
“非虚构写作”是对现实的传奇化和幻象化的抵抗，是对那铁的现实的顽强捕捉，是彻底的写实。拟真性在北京、上海，在高新科技所渗透的国际化大都市，在金融资本的直接运作领域里，也许是部分的现实，然而在中西部农村、在血汗工厂和城乡结合部，却仍是隐藏甚至是未及降临的幽灵。在那铁而残酷的现实里，写实仍然是把握现实的最质朴也最有力量的方式。
三
“现实中的文学”始终无法回避其与“文学中的现实”的关系，无论是通过写实的方式还是传奇的方式。正视这种关系，并且积极主动地把握和处理这种关系，是文学具有现实能动性的条件。现实主义文学有时超越或落后于现实，网络文学有时反现实，“非虚构写作”有时过于现实，当代文学始终以不同的处理方式徘徊在与现实的不同关系里。
在新的时代，不断变革的经济关系、社会关系与不断创新的高新技术、媒介力量一道，不断地推动着现实加剧其偶然性、不确定性、传奇性甚至拟真性，与此同时，表述、传播的低门槛和不同阶层在文学上的随时介入，也使得关于现实的表述角度和话语方式無穷多变，现实主义文学、网络文学和“非虚构写作”只不过是捕捉、把握和处理与现实关系的不同方式。现实不仅在其外部无限地滋生，也在其内部不断自我分解，不仅在宏观层面更为变动不居，也在微观层面更为偶然不定。无论如何，现实日益地将自身凸显为一个被改变、被创造并将继续被改变、被创造的“流体”，它充满内容却没有固定的形式，充满所指却没有固定的能指。身处其中的个体不只是充满了不确定、焦虑和危机感，也可以更为敏锐地感知到现实正在被改变、被创造。
正是这种现实的性质，使得“现实”就其实在的和虚拟的双重意义上都更为突出地表现为一个斗争的领域。这是当代社会关于现实的斗争，既是现实的各部分力量的互相斗争，也是关于塑造和传播哪一种现实的斗争。也因此，文学深深地卷入其中，在真实与非真实、在写实与传奇的错综复杂的关系里，文学既构成了现实的一部分，也构成了表述、传播乃至创造现实的一部分。
意识到现实不只是被呈现的，在当代社会它也更是时刻被创造和被改变的，这有助于我们去理解甚至判断当代文学的性质，去理解各种文学形式的可能性及其局限。现实是什么样的现实？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现实？我们要如何改变和创造现实？这三个问题构成了文学的政治性之所在。在这个意义上，当代社会的文学不只是关涉到形式，也关涉到更为广泛和深沉的价值，关涉一种更美好的社会的想象。正是在这里，在更为变动不居的当代现实里，文学能否把这种价值和想象转化为文学形式，能否以文学形式将现实更为激进地把握为一个需要被改变和创造、也能够被改变和创造的开放形态，或许值得成为判断当代文学的一种标准。
作者简介：
石岸书，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清华大学中文系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徐 勇
虽然很多时候人们谈起“传奇”和“写实”时，总是倾向于从文学思潮的角度展开论述，但事实是文学史上并没有哪一部作品可以严格意义上称为传奇或写实之作。因为，称为“传奇”的作品中有“写实”的成分，而“写实”之作也有“传奇”的因素在内。因此，某种程度上，“传奇”与“写实”不应该看成是思潮而应看成是形式和笔法。而这也就意味着如下问题的提出，即“传奇”或“写实”如何主导并影响一部小说的叙述进程？比如说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这是一部极为典型的现实主义作品，但作品中却出现了外星人光临的细节。这一带有科幻性质的细节的出现，明显与小说的整体风格和氛围形成巨大反差。如此反差的细节的出现当然意味着败笔或瑕疵，但仅仅批评其败笔或瑕疵是不能说明问题的。我们需要追问的是，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这样带有传奇因素的细节在作品中出现？这一传奇笔法的出现反映或说明了什么？
一
就《平凡的世界》的叙述而言，其之所以出现外星人一幕，是因为现实语境中现实的逻辑的限制和束缚使得路遥无所适从。他不知道如何处理横亘在孙少平和田晓霞之间的爱情道路上的现实困难。20世纪80年代的城乡二元模式及其户籍制度的限制，以及孙少平和田晓霞的不同身份，决定了他们之间的爱情难以完美收场，假使两人结婚最终也可能因为现实难题而離婚，而作者又太过钟爱他的男女主人公们，不忍心让现实中的他们遭遇困境或最终分手，这种情况下，外星人的出现也就暴露或预示了路遥解决现实生活中矛盾和困境的另一种尝试，而这，又与小说整体上的现实主义风格格格不入，万般无奈之下，路遥只能设计一场突如其来的洪水卷走田晓霞，也算是给他们之间的爱情留下一个虽是悲剧但终究美好的唏嘘感叹的结局。
事实上，不论是外星人，还是洪水，这两个意象的设计，都属于文学写作中的“传奇”笔法。它们的出现都只表明一点，即路遥在面对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和困境时的无力与无能，他无法解决这一现实语境中的矛盾，故而采用“传奇”的笔法，以使故事“突转”，朝向某种现实的逻辑之外的方向展开。某种程度看，这其实是一种偷懒和取巧的做法。
当然，这并不是在指责路遥，而只是想指出，“路遥命题”的背后其实是时代社会的限制。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路遥命题”呢？这就涉及到“传奇”和“写实”的主导权问题。虽然“传奇”和“写实”在文学史上几乎所有的作品中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总有一个谁主导谁的问题。当一部作品的叙述中，“传奇”占据主导地位的时候，这样的作品可能是神话、寓言、漫画、浪漫传奇，或者说是英雄史诗。比如说荷马史诗、《变形记》 （卡夫卡）、《西游记》、《炸裂志》（阎连科）等等。如若一部书“写实”的因素占据主导地位的话，这样的作品就应该从现实主义的角度对其定位，比如说《红楼梦》《平凡的世界》 《创业史》 《林海雪原》 《烈火金刚》 《红岩》，以及《蛙》（莫言）、《废都》、《白夜》、《老生》（贾平凹），《第七天》（余华）、《野蛮生长》（盛可以）《涂自强的个人悲伤》（方方）等等。这样一种主导权的问题，其实也就是余华所说的读者和作者签订的“合约”：“与现实签订什么样的合约，决定了一部作品完成之后是什么样的品格。因为一开始，作家就必须将作品的语感、叙述方式和故事的位置确立下来。也就是说，作家在一开始就应该让自己明白，正在叙述中的作品是一个传说，还是真实的故事？是荒诞的，还是现实的？或者两者都有？”（余华：《长篇小说的写作》）这里所谓的“签约说”，实际上也就是作者和读者（作者某种程度上也是读者）在小说叙述的开始达成的某种约定或“期待”，透过这一“期待”，作者可以决定自己的叙述方向，读者也可以或得以确定应该从哪个角度（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等）对作品展开阅读。就《平凡的世界》而言，其一开始的叙述决定了这是一部“写实”占据主导地位的小说，“写实”的主导地位决定了现实生活的逻辑的决定作用。换言之，小说的整体上的情节设计和人物命运的结局，都必须在现实生活的逻辑的框架下展开。这样一种“约定”决定了路遥最终放弃了外星人“拯救”孙少平和田晓霞之间的爱情的可能。因为外星人的情节设计与小说的整体上的现实生活的逻辑明显不符。但这并不表明《平凡的世界》这样的小说中就不能再有其他“传奇”的笔法的出现。小说中洪水的出现，即是“传奇”笔法的再现。《平凡的世界》这一例子表明，在以“写实”为主导的小说中，“传奇”笔法的使用必须符合或从属于现实生活的逻辑，而不是相反。
二
这并不是说在“写实”占据主导的小说中不能没有“传奇”笔法出现，这里需要追问的是“传奇”笔法在这里应该起什么作用？是为了推动情节向前发展，还是情节无法推动、矛盾无法解决之时而设想一个戏剧性的解决之道？就小说的叙事层面来看，“传奇”笔法在小说中主要以三种功能呈现，一种是作为情节的一部分，一种是作为背景或情境的一部分，一种是介于情节和情境之间。《红楼梦》，以及贾平凹的《废都》《遗石》等小说显然属于第二种，“传奇”在小说中是以语境上下文的关系出现在小说中，它并不决定主人公的行动，而只是一种背景的形式存在，构成一种小说整体上的氛围，或映衬，或反衬。换言之，它虽不会直接决定主人公的言行，但却以一种“缺席的在场”影响着主人公。第三种的典型是王安忆的《遍地枭雄》和《匿名》。两部小说的故事都是源于一场意外的绑架事件，在这里，“传奇”是作为推动主人公命运突变的决定性因素，但作者的立意不在“传奇”人生的演变，而在于通过“传奇”事件，把主人公置于一种全新的“异度”时空让其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生活。这有点类似电影类型中的公路电影，但与公路电影的闭合结构不同的是，这是一种开放的结构。“异度”空间的出现，是为了探讨人性的复杂性，及其多变的可能，而不仅仅是为了抚慰人心。这样的小说，还有孔捷生的《大林莽》、路遥的《人生》、宁肯的《蒙面之城》、徐则臣的《午夜之门》，等等。
应该说，小说中的“传奇”笔法更多是第一种，也即以情节的一部分出现。这里有一种极端的做法，即把“传奇”化身为情节，直接左右主人公的命运演变。其中又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把“传奇”以一种表象叠加的方式集中于相关的多个人的身上，其典型是余华的《第七天》和盛可以的《野蛮生长》。特别是后者，这部小说为了达到强烈批判的效果，而把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发生于中国大地上的一系列重大新闻事件集中在一个家族几代人的身上，其中的巧合和斧凿的痕迹极为明显，难免让人生疑。另一种做法，则是把“传奇”分置于一个人的一生命运突变的各个阶段，老舍的《骆驼祥子》和方方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即此。这都是一种以果推因的做法（包括《第七天》和《野蛮生长》），因为设定了祥子和涂自强的悲剧命运结局，为了达到这样一种结局，只有不断地借助“传奇”笔法才能把主人公一步步推向绝境。“传奇”是主导主人公命运的加速推动器。虽然说这两种情况都存在极端化的倾向，但如果能够很好地做到对起承转合的处理，这样的写作往往能达到对某一主题效果的强化，否则只成为一种主题先行的概念化写作，从这个角度，阎连科的《炸裂志》堪称两种极端情况的集大成者，在其中，不论是人物还是情境，无不以一种漫画化或变形夸张的方式呈现，意念化倾向极其明显。 而這，也正告诉我们，“传奇”笔法在“写实”占主导地位的小说中的难点和关键所在，即如何在“写实”和主题表达之间达成某种平衡。有些小说会因为恪守现实生活的逻辑而回避“奇”，其结果会陷于日常生活的泥淖，琐碎、平庸而了无趣味，诸如新写实小说的大多数；有些小说往往会为了主题上的表达而由“实”趋“奇”，革命现实主义，伤痕文学，以及部分七八十年代之交的知青写作、改革文学，都是如此，比如说浩然的《金光大道》和《艳阳天》，叶辛的《蹉跎岁月》，等等。在这些小说中，小说人物的意外死亡或命运突变，往往就成为他们的喜欢选择的“传奇”笔法。这里比较常见也比较成功的做法还属《平凡的世界》，“传奇”往往成为现实生活中的矛盾无法解决时的解决之道。比如说贾平凹《废都》的结尾处庄之蝶意外倒毙于准备南下前的火车站候车室，苏童《河岸》的结尾处男主人公背负石碑的纵身一跳，方方的《奔跑的火光》结尾处女主人公的纵火杀人事件，等等都是如此。在这里，“传奇”事件既是作为现实中无法解决的矛盾的解决之道，又是作为现实的逻辑发展下的自然延伸，两者之间构成一种动态平衡和张力关系。
三
事实上，对于很多作家来说，他们选择“传奇”笔法，常常暴露出的是他们“写实”能力的欠缺。阎连科即是其中最为具有代表性的一例。《最后一个女知青》和《瑶沟村的一轮日头》（《情感狱》的一部分，曾以中篇的形式发表）可以参照阅读。后者中两个少年的爱情故事让人想起《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和田晓霞，而这，恰恰也暴露出阎连科“写实”的能力的贫乏，他的“写实”的最好之作也是“模拟”，没有多少新意。这也就决定了阎连科最终转向出“奇”的路子，《情感狱》发展到后来趋“奇”即是表征。这样来看，就会发现《最后一个女知青》其实很有两不靠的味道。这是一部尝试写实的小说，但因作者在主人公人生的几个关节点上采取一种跳跃式的“传奇”突变笔法，人生的转折以一种戏剧性的形式完成，不论是成功抑或是失败。这样一种笔法虽看似痛快淋漓，但因为对其中的起承转合的过程匆匆略过而显得生硬，也正是沿着这一思路，作者后来逐渐转到讽喻写作的脉络中。批判或讽喻的主题预设决定了小说在情节设计上的“传奇”主导结构，作者越走越远，从“传奇”走向“奇崛”、“奇诡”乃至“为奇而奇”，最后落得只剩下“奇”而无现实生活的底子或里子了。事实上，阎连科的作品中，写得最好的应该是“传奇”笔法功能中的第三种，即介于情节和情境之间的。比如说《年月日》《天宫图》都可堪称精品中的精品。其次像《日光流年》，也都处理得很好。而至于他的最近的《炸裂志》（2013）和《日熄》（2015），虽极富想象，但终究太过极端，某种程度上已成为为讽喻而讽喻，已然超越了小说的边界，而与寓言无异了。
作者简介：
徐勇，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后。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及文化研究。
走过的生活都化成了生命
相 宜
五四以降，无论世事如何剧变，百姓或跃跃欲试或惊恐惶惑或艰辛无奈，日常生活依然在亘古的生命之河中缓缓流淌。从鲁迅的《伤逝》，巴金的《寒夜》，再到林语堂的《京华烟云》，张爱玲的《金锁记》，老舍的《四世同堂》《正红旗下》等等，那些来自生活稍瞬即逝的光芒，被纸笔凝结成文学世界里的繁星点点。日常生活，构成了作家的生命真实。日常是拥抱之后的争吵，争吵之后的拥抱；是儿孙的吵闹，祖宗的香火；是熨帖的袖口，裤腿的褶皱；是嘴角的饭粒，弥漫在房子里久不散去的油烟，是街头巷尾的鸡鸡狗狗……这些散落在每一个生命刻度里的存在，如此琐碎，你甚至没有意识到发生就已经结束。然而，当你试图感怀人生的宏大，蓦然回首，却看见成群结队盛气凌人的少年中，你笑得招摇；故乡门上的福字，依靠着木叶，你贴得小心。走过的生活，都化成了生命，一地鸡毛，熠熠生辉。
日常生活以及生活其间的人，成为一代一代作家们笔下的主题，周而复始，生生不息。叙述日常的传统，而今流淌到受到文坛关注的青年作家的身上，本文讨论的两位青年作家，他们年轻、敏感，与时代的紧张共存相长，不能说为新文学长河拓展了流域，却也溅起属于他们生命信息的五光十色。
作家张忌成名于2005发表的中篇小说《小京》。他并不把目光聚焦于离奇的谋杀案上，而是平实又真诚地把亲人与爱人，面对生命无常的日常反应刻画出来。爱情无疑是美好的，面对女友的突然离世，“我”充满深情的日常回忆让人动容，不论是小京找到工作时对未来的期许“我们再也不会分开了”，还是冬日里的温情“小京最怕冷，以前每次睡觉，都是我先钻到被窝里睡暖了再给她睡的。”那些本该美好的未来都随着小京的死，不复存在，只留下生者生存。从四川乡下来处理后事的“大伯”、“姐夫”与“我”对小京的怀念，在故事的发展中形成鲜明的反差：对北京郊区的嫌弃，对我的冷淡，理发的喜悦，去天安门的激动……所有“我”以为的来自乡土看起来对死亡的漠不关心，在小说的尾端，渐渐崩裂。当看到小京冰冻的遗容，当年轻的生命燃烧成灰烬，当“我”为了与小京多待会儿，独自背着骨灰前行，人与人的隔膜在生命与生活面前达成了谅解：“姐夫和大伯正一左一右地站在我的身后，他们用两只干裂的大手托住了装着骨灰盒的大旅行袋，两个人神情专注，像是捧着一件价值连城的宝贝。”这是我们都爱的人，生于日常里的生活，必镂刻在生命之中，人总要活下去。
关于人如何活着，张忌的长篇小说新作《出家》，给出了另一种出路：信仰。主人公方泉是一个入世的机灵人，怀揣着赚钱让妻儿过上幸福生活的梦想，拼了命地努力工作。方泉勤快又善于揣摩他人的心理，凭借送礼的活络脑筋，让妻子秀珍获得工作，也让自己同时身兼数职：送牛奶、送报纸、骑三轮车、和尚、油漆匠、卖废瓶。初读《出家》，有些余华笔下《活着》的感觉，这种感觉来自于作家设置的苦难生活。自日常层层叠叠，接连不断的大小灾祸，让一个平凡之家几乎没有片刻安宁。生活疲惫不堪时，原来仅仅是谋生手段的“出家”，逐渐在他的日常生活隐现，成为平凡生活中另一种选择。 “可是，真离开了寺庙到城里来送奶，我又有点后悔。我说不清那种感觉，似乎心底里，我还是想做和尚这个行当的。”
佛缘在一次次现世生活绝望之际，将方泉拯救。冥冥之中，出家之路在出世入世间，已经注定。他为了谋生，初次上赤霞山，被阿宏叔剃头后“恍惚地觉得自己已经成了一个身份不明的人”，第二次，因为奶站出事，阿宏叔邀他去做空班赚钱，“起初，跟在人群后，我还显得有些战战兢兢，因为我觉着自己是这群人中最身份不明的一个。但没多久，我便适应了这样的气氛，我一边撒着净水，一边念念有词。甚至，在装模作样张嘴闭口之间，我都疑心耳边那些诵经声真是从我的嘴中发出的。”自我身份的怀疑逐渐消解，每当生活看起来在好转，突如其来的现实困境其实正一步一步把他引向出家。第三次空班，他仿佛看见“那些僧众和信徒，站在高台前，温和而赤诚，而我就那样面容安详地坐在高台上，身上笼着一层淡却辉煌的光芒。就在这一瞬，我的心忽然就明亮了起来。”
当妻子怀上他期待已久的儿子，随时要住院时，前所未有的恐慌和焦虑席卷而来，方泉没有选择与家人取暖，而是躲进厕所念起楞严咒。
“终于，念到第五遍的时候，我终于完全地平静了下来，就像有什么东西从我身体里被驱趕了出去。再念下去，声音竟然也不一样了，似乎不再是我一个人单调的诵念，而是无数个我站在一起，层层叠叠，低沉浑厚，海一样的无边无沿……我感觉自己不是从厕所里走出，而是从另一个世界走过来。这世界似乎是真实存在的，它与我若即若离，就像磁铁的两级，存在却无法接近……就在此刻，我在心里默许了一个愿望。我想，如果我这次真能生下一个儿子，我一定要把自己的下半生皈依了佛祖。”
秀珍生下儿子方丈后，却意外发现手骨患了囊肿。所有积蓄填了医药费，方泉已难以在俗世生活自处。成为乐众的他，从容地参与大大小小的佛事。宗教生活成为其日常。于是，他遇见了慧明师父，获得了属于自己的小庵，成为了“山前寺”的当家——广净师父。
世俗生活和出家生活在方泉身上痛苦地纠缠着，“我有些害怕，我怎么能动心呢，难道我愿意为了那个寺庙舍弃秀珍和孩子们？我用力给了自己一个耳光，我在心里用最恶毒的字眼反复地咒骂自己，我得让自己明白，一切都是虚妄，只有躺在我身边的秀珍，还有那三个孩子，才是我真正该拥有的一切。”但是，方泉的心思早已经不在于此，他试图回忆家庭的美好画面，却发现更在意山上遍野的杜鹃花，金碧辉煌的庙宇，满溢的赞扬声和虔诚的眼神，想象中身披法衣慈悲普度众生的自己。终于，方泉成为了家庭生活的局外人。利弊难以道明，只希望方泉不要忘记破败的山前寺院里，桂花树下说笑念经的村中老太，“村里人家，无论是婚丧嫁娶，还是出门营生，都不会绕过寺庙，只要有事，都会去庙里问问师父”，与人的连接才是寺庙的日常生活。
与无常共生，无常即是日常。作家双雪涛笔下的生活冷峻又充满诗意，人生的无常，在时光的流逝中生长为生命的一部分。让人惊艳的是，他没有放过生活中稍瞬即逝的光与幽，并让世界的某种本质在其中闪烁。
《平原上的摩西》以干净、简洁、克制的笔调，大量的交叉闪回，不同人物的视角，环环相扣讲述了一个特有时代的日常图景。生活不知不觉被撕裂开，巨大的伤口深处，闪耀着幽微光芒，忽隐忽现，人性随时都可能火山爆发。
作者在表现生活的从容中，抵达人性的内核，审视时代，构建生命。故事设置在九十年代，那是属于几代人的共同记忆。“工厂的崩溃好像在一瞬之间，其实早有预兆。有段时间电视上老播，国家现在的负担很大，国家现在需要老百姓援手，多分担一点，好像国家是个小寡妇。”大量生活被连根拔起，曾经无忧无虑的同路人，在九十年代被吹散到社会各个阶层，各有归属，各自流浪。生活与国家时代紧紧勾连成大网，把这些无能为力的小生命过滤出局，这些构建时代的参与者，反而被抛弃了。故事大量地提到时间刻度（按文中出现顺序），真实又直观地让读者认可这个文学世界：1995年庄德增离职卷烟厂南下求机遇；1995年初冬，市里发生出租车命案；1995年12月24日晚十点半，警察蒋不凡遇难；1995年，7月12日小树打架，傅东心给李斐讲《出埃及记》；1995年，工厂崩溃李守廉下岗；千禧年前后的某个夏天，广场拆除伟人像，庄德增遇上出租车司机李守廉；2007年，庄树成为刑警，重查劫杀出租车司机案；1968年，李师傅救了傅东心的爸爸，庄德增把傅爸爸的同事打死了。1995年9月，李斐和庄树约好平安夜11点在东头高粱地，送他一片燃烧的圣诞树……
捋顺所有的时间节点之后，作者笔下的日常线索给出了故事谜底。残酷的案件竟阴错阳差起缘于孩子之间的承诺：“小树在等我啊。”“一片火做的圣诞树，烧得高高的，我答应你的。”或许我们可以把故事开始裂变时间再往前推一些，1968年文化大革命，李师傅救了人，庄德增杀了人。傅东心对“恩人之女”李斐的关照和“仇人之子”庄树的淡漠，从中便可窥见其因。她看着儿子庄树的顽劣就想起文革的残酷暴力。“我说，无论因为什么，打人都有罪，你知道吗？他说，别人打我，我也不能打回去吗？那以后不是谁都能打我？我看着他，看着他和德增一样的圆脸，还有坚硬的短发。在我们三个人里，他们那么相像。”冬心放不下的执念，遮蔽了庄树继承的是庄傅两脉血液的事实，“我爸常说我叛逆，也常说我和他们俩一点都不像。其实，我是这个家庭里最典型的另一个，执拗、认真、苦行，不易忘却。越是长大越是如此，只是他们不了解我而已。”长大着的庄树决定做些对别人和自己有意义的事——成为一名警察。从警校毕业时，东心把庄树欺负李斐的踢球场景角色调转，把和解与信任作为一幅画送给了儿子。
摩西分开红海前，接受神旨的犹豫和挣扎，就如同傅东心背负着文革遭遇的伤痛在时代中静默地生活，把所学所想教授李斐；如同庄树面对玩伴与责任，李斐面对爱人与亲人。他们都拼尽全力想要保护自己想保护的人，珍视有他们存在的生活，一旦心存信念作出决定，水面变成平原，万物都将让路。
双雪涛寥寥数笔勾勒出“日常生活”的画面感，真实得令人发指，让人扑通一下，跌入文学世界。“一辆救护车从他身后赶上来，车上跳下来几个男护士，七手八脚把他擒住，他向我喊道：默，别哭，我在这儿呢。他被拖上车的时候，灵车也发动起来，我坐上灵车，向外撒起纸钱，向着和他相反的方向驶远了。”（《我的朋友安德烈》）作者首先把人放在第一位，因为有“人”，画面充实了，灵动起来。这些生活的画面不是空洞的、不知所谓的故事背景，而是人生活其间的日常场域，是寄托着信与诚的生命。 双雪涛以充满活力的烟火气语言表现了对生活的洞察，精准地把握住人性在复杂世事中，瞬间裂变的幽与明，一念之差，人生便天翻地覆。他的叙事站在坚实的日常生活，文学想象美好得像一尾远走高飞的风筝，牵引其飞翔的线被他紧紧拽在手中。藏污纳垢的土壤滋养出蓬勃的生命力，通过作者的身驱，带着体温，顺着长长的线往上舒展，风筝招摇得没心没肺，生命能量席卷而来，势不可挡。一如安德烈强盛的生命力与蓬勃的气场，更在于安德烈对这个世界虚假的斥责令我们为之心动。作者眼中的聪慧者或说精神狂人安德烈不再相信这个世界了，可爱的真诚的安德烈，这个曾经说着“这件事就是我一个人干的，你诬赖别人干什么？”的正义者，已不愿面对现实，待在“此处甚好”精神病院。双雪涛手中的风筝是通过安德烈、安娜、刘一朵、老萧们，抓住了这个时代的精神病根。于是，颇领小说精髓的双雪涛，以日常生活的细节完成了他对高于生活的另一种“生活”的表现。
“每个写作者不但创造着作品，也在创造自己。”一如平淡的日常生活和生命体验在冯至的诗中，升华到万物共生的哲理高度。《我们站立在高高的山巅》这样写到：
哪条路、哪道水，没有关联，
哪阵风、哪片云，没有呼应；
我们走过的城市、山川，
都化成了我们的生命。
作者简介：
相宜，复旦大学与哈佛大学联合培养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本论文得到留学基金委资助。
现实：写实的，还是传奇的？
石岸书
一
当代社会的一个别具症候性的事件，是风靡全球的美剧《纸牌屋》与最近美国大选的交错上映。这部现实主义的政治黑幕剧讲述的是美国国会议员如何无所不用其极地登上美国总统的宝座的故事。讽刺的是，美国大选结束后，我们蓦然发现，这部虚构的美剧竟然不如美国大选本身那么富于戏剧性和传奇性。——美国中产阶级和主流媒体做梦也没有想到，被视为笑话的唐纳德·特朗普会打败老谋深算的希拉里·克林顿，成为新的美国总统。
在当代社会，现实已经比文学虚构更富传奇性，更像虚构。现在是文学虚构在亦步亦趋地追随而不是超越现实。这一感受充分表明当代社会是如何比马克思所预言的工业资本主义社会还要变动不居，还要符合“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的判断。我们当然可以尝试着指出一些推动当代社会如此变动不安的宏观因素，例如全球化的日益加深、信息科技的日新月异、经济危机的日益频繁、消费社会的重复再生产、传统社会组织的不断崩解、个人主义的极端发展等等。正是当代社会的这种变本加厉的瞬息万变，我们的生活现实变得更加令人不安和危机四伏，也因此，更加地富于故事性、戏剧性和传奇性。
早在1970年代，身处后现代初潮中的鲍德里亚就敏锐地指出，资本主义现代社会已经从仿造现实、自我生产迈入到拟真的阶段，在这个拟真的世界里，没有所谓的本体和本体论，不存在所谓的真实与虚构的界限，事实上，拟真要比真实还要显得真实，因为拟真不但遮蔽、替代、再造了真实，而且也改造了个体关于真实的感受和想象。今天，伴随着虚拟网络的更趋发达，人工智能的崛起，媒介力量的无孔不入，当代社会的拟真性只会更为突出，更为悄无声息但却不可抗拒地抹除真实与非真实的界限。现实就是非现实。这让我们不断加深着一种身处梦境的疏离感，《黑客帝国》和《盗梦空间》这样的电影，正是预言、呼应和表述了这种状况和感受。
在当代社会，把握现实的难度无疑与日俱增了。既然我们甚至已经不知道今天的现实是否还是明天的现实，既然我们甚至已经越来越分辨不出现实与非现实的界限，那么我们又如何来表述现实呢？这是所谓“无边的现实主义”文学所面临的根本困难。
二
我们姑且粗糙地将写实和传奇都视作文学把握现实的两种基本方式。中国现代文学的先驱者正是通过与“传奇文学”的对立而开创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鲁迅的现实主义小说是伟大的示范，陈独秀、胡适、茅盾、周作人等对写实的鼓吹是例证。在他们那里，“传奇”，就其“作意好奇”与消闲的目的来说，就其与唐传奇、魏晋志怪的渊源来说，就其与晚清以降的消闲怪谈的传承来说，是旧文学的代称，新文学要追求“写实”，要“建設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要“为人生”。传奇与写实是五四新文学的二元论之一。例如周作人曾说：新文学必须建立在写实的基础上，“便是新的传奇主义，也是受了写实的洗礼”，“所以对于这一面也应该注意，否则便容易变成旧传奇主义。”（周作人：《三个文学家的纪念》）罗家伦也曾说，“西洋的新浪漫主义，乃是经过多少写实主义的陶熔而生的；现在连写实主义都不曾产生的中国，配谈新浪漫主义吗？其结果恐怕真要成中国所谓‘传奇派’了。”（罗家伦：《近代中国文学思想之变迁》）在五四先驱者看来，“传奇”的新旧标准，在于其是否建立在写实的基础之上。写实是新文学开辟道路的基本方法，是把握甚至重构处于现代转变中的现实的基本方式，文学由此获得了现代性，成为中国现代性的建制性条件。
现实主义文学传统曾经是把写实与虚构结合起来的最为成功的尝试之一。写实是指精确、科学地表述现实及其所要求的一系列文学取向和技术，排斥离奇的、不符合日常现实的人物和情节。然而，现实主义文学从来不止于写实，从鲁迅发端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在写实的基础上所突出的是“典型性”。典型性意味着以具体和特殊去凸显那抽象和普遍之物。由于典型性的要求，现实主义文学不得不对现实进行选择乃是虚构，因为现实主义文学，特别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所要追求的是那具有必然性的“现实”，是必然要降临却还未降临的“现实”，因而在其典型性中蕴含着虚构的必然理由，这就是所谓的“源于现实，高于现实”。
然而，为了理解文学与当代现实的关系，当我们思考由莫言、王安忆、贾平凹、余华等主流作家所代表的当代文学时，我们可以不止于想到鲁迅、茅盾所开创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想到由周扬、柳青所提倡和实践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传统，想到由刘震云、方方所重振的自然主义文学传统，我们还可以有两个最近的参照，那就是网络文学与“非虚构写作”。 新世纪所崛起的网络文学无疑是超级虚构的文学，它依赖虚拟网络而生存，它的主流充满了虚构、玄想，网络文学如此“作意好奇”，可以称为我们时代的传奇文学。那些令人瞠目结舌的文学类型（玄幻、奇幻、仙侠、灵异）已足以让传统文学的拥护者云里雾里。网络文学大量地借助穿越、重生的奇妙手段，打破现实的固有成规，扭曲现实的逻辑，甚至构造现实不存在的事物，致力于在反现实也是反写实的写作中激发无穷无尽的阅读快感。网络文学追求的不仅是传奇性，而且是超级传奇性，它从来不假装要把握现实，更别谈写实了，相反，它就是要逃离、颠覆和幻象化现实。
网络文学的这种特性，根本上源于其生存媒介是虚拟网络。网络文学主要地存在于虚拟世界里，它不像传统文学一样，经过编辑出版，最终化为现实的物质力量；网络文学在虚拟网络中生产、消费和再生产，自成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与此同时，网络文学与网络游戏最为密切地共生共存，后者深刻地影响了前者的故事类型、结构、主题甚至人物设定，这种影响加剧了网络文学的虚构性和传奇性。
网络文学的勃兴或许是因其呼应了当代社会的拟真性，呼应了身处当代社会的个体那越来越明确感受到的现实感的模糊。网络文学无视现实与非现实的关系，极力地诱惑读者沉浸在文本之内和虚拟网络之中，任何“间离化”的可能性都被尽力排除。我们偶尔会有这样的感觉：从数百万字的网络小说中探出头来时，一刹那现实与非现实有一种若有若无的模糊感。正是在这意义上，网络文学的主导文学技术和想象方式，包括它自身所追求的传奇性、虚构性，其所构造的幻象，正把握到了现实的这种拟真性。一定程度上，传奇性就已经是现实的本性之一。
另一方面，现实仍然是铁的。在当代社会，我们时时刻刻感受到现实的铁的冰冷与实在。社会转型的冲击、经济不平等的残酷、社会关系的紊乱和生存环境的恶化等等，这一切甚至在我们的身体上烙上鲜明而丑陋的印记。当代社会的“非虚构写作”正是应和了那铁的现实。
“非虚构写作”在六七十年代的西方最初兴起时，是为了命名将“小说手法引入新闻报道”的尝试。当代社会新闻媒体的无所不在、无孔不入和无所不包，使得文学也不能不受影响，媒体的霸权是当下“非虚构写作”兴盛的条件。就“非虚构写作”在写实中追求文学性而言，就其所承载着的现实关怀而言，“非虚构写作”与现实主义文学殊途同归。在文学史上，“非虚构写作”与夏衍（《包身工》）、邹韬奋（《萍踪寄语》）、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特别是刘宾雁（《在桥梁工地上》、《人妖之间》和《第二种忠诚》）所开创的报告文学的传统一脉相承。在当下，中国青年报的“冰点周刊”和《人民文学》都曾经是“非虚构写作”的重镇。“冰点”的长篇特稿、《人民文学》所刊登的《梁庄》（梁鸿）、《词典：南方工业生活》（萧相风）、《瞻对：一个两百年的康巴传奇》（阿来）都是“非虚构写作”的样板。
“非虚构写作”是对现实的传奇化和幻象化的抵抗，是对那铁的现实的顽强捕捉，是彻底的写实。拟真性在北京、上海，在高新科技所渗透的国际化大都市，在金融资本的直接运作领域里，也许是部分的现实，然而在中西部农村、在血汗工厂和城乡结合部，却仍是隐藏甚至是未及降临的幽灵。在那铁而残酷的现实里，写实仍然是把握现实的最质朴也最有力量的方式。
三
“现实中的文学”始终无法回避其与“文学中的现实”的关系，无论是通过写实的方式还是传奇的方式。正视这种关系，并且积极主动地把握和处理这种关系，是文学具有现实能动性的条件。现实主义文学有时超越或落后于现实，网络文学有时反现实，“非虚构写作”有时过于现实，当代文学始终以不同的处理方式徘徊在与现实的不同关系里。
在新的时代，不断变革的经济关系、社会关系与不断创新的高新技术、媒介力量一道，不断地推动着现实加剧其偶然性、不确定性、传奇性甚至拟真性，与此同时，表述、传播的低门槛和不同阶层在文学上的随时介入，也使得关于现实的表述角度和话语方式無穷多变，现实主义文学、网络文学和“非虚构写作”只不过是捕捉、把握和处理与现实关系的不同方式。现实不仅在其外部无限地滋生，也在其内部不断自我分解，不仅在宏观层面更为变动不居，也在微观层面更为偶然不定。无论如何，现实日益地将自身凸显为一个被改变、被创造并将继续被改变、被创造的“流体”，它充满内容却没有固定的形式，充满所指却没有固定的能指。身处其中的个体不只是充满了不确定、焦虑和危机感，也可以更为敏锐地感知到现实正在被改变、被创造。
正是这种现实的性质，使得“现实”就其实在的和虚拟的双重意义上都更为突出地表现为一个斗争的领域。这是当代社会关于现实的斗争，既是现实的各部分力量的互相斗争，也是关于塑造和传播哪一种现实的斗争。也因此，文学深深地卷入其中，在真实与非真实、在写实与传奇的错综复杂的关系里，文学既构成了现实的一部分，也构成了表述、传播乃至创造现实的一部分。
意识到现实不只是被呈现的，在当代社会它也更是时刻被创造和被改变的，这有助于我们去理解甚至判断当代文学的性质，去理解各种文学形式的可能性及其局限。现实是什么样的现实？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现实？我们要如何改变和创造现实？这三个问题构成了文学的政治性之所在。在这个意义上，当代社会的文学不只是关涉到形式，也关涉到更为广泛和深沉的价值，关涉一种更美好的社会的想象。正是在这里，在更为变动不居的当代现实里，文学能否把这种价值和想象转化为文学形式，能否以文学形式将现实更为激进地把握为一个需要被改变和创造、也能够被改变和创造的开放形态，或许值得成为判断当代文学的一种标准。
作者简介：
石岸书，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清华大学中文系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