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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初识苦味
平静的湖面训练不出精悍的水手,我已经下定决心,绝不后悔﹗
2003年盛夏的一天,我收拾好行囊,递上那份早已准备好的辞呈,告别山清水秀﹑以“亚洲一绝——裸泳”著称的东温泉,离开三尺讲台,来到深圳这片年轻人追梦的热土上,开始茫然的打工之旅。
站在石岩长圳的一处牌坊前,我想起三国时期以聪明才智行走江湖的郭嘉﹑周瑜等人。像我这样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惟一能做的,就是以阿Q精神自我安慰一番。而我在山城火车站台上写《远行》诗时,是如此悲壮,大有“荆轲刺秦王”的味道。
于是,我开始像所有初到深圳的打工者一样,开始为了生计而奔波。我走进职业介绍所,拿着一份轻轻的求职简历,去看面试官的脸色。而许多面试官一看到工作经验一栏只有“内地教书”时,便笑着说:“你到别的公司看看吧,我们需要的是有相关工作经验的。”
原本以为找份行政专员什么的总不难吧?一次次的碰壁,让我不得不一次次地降低要求——行政干事﹑人事助理……
终于等到面试了。面试现场,我才发现,像我这样的求职者如过江之鲫,比我优秀的竞争者也数不胜数。半个月倏然而过,工作毫无着落。当一个朋友在电话里说“你要不去做普工试试”时,我将脚下一个空的易拉罐踢到人家商店里,回答道:“什么?要我去做普工?”
找工作通常的情况是:在公司里等上半天面试,却被主考官短短几分钟的谈话后,说一句“请等待我们的通知”打发走人;或者拼命地挤上公交车,一路站着到目的地﹔或者是在返回住处的路上,暴雨骤降,被淋成个落汤鸡。
穿梭在人流中,我一次次默背: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这时,我不敢想我的未来,也不敢给家里打电话。我只有告诉自己:快快找到工作!快!!
一个月后,走投无路的我走进石岩一家100多人的小厂,职务是业务代表。底薪680元,比我在内地教书时多了45元。
2004年:洋溢着辣味
每天做着业务,心里却在想着职业发展。通过上网和与一些做人力资源的客户交流,我渐渐知道:在深圳,人力资源算是一个很前卫的职业﹔而企业文化则是一个曙光行业,需要一批对文字很执著,对生活充满热爱的人。
于是,平时爱好写写画画的我试着在中国人才热线上投递简历,主要是文宣干事﹑文化专员之类。
半年后,我得到宝安西乡某电子公司总裁助理的约见。
一周后,我被聘为该公司企业文化专员兼内刊主编,工资是1700元。
三天后,我走进了布置精致的办公室,看到了曾在电视里才看到的现代化生产车间。
渐渐地,我也开始品尝到深圳大多数打工族在工作中所遇到的辣味——在公司艰苦的生存过程。我在内地的生活习惯和工作方式与深圳有天壤之别。这里每天上班8个小时,工作专案接连不断,哪像当初任教时每天就两三节课﹔这里的同事们都埋头工作,不会像当初教书那样上完课后就随意海侃﹔许多像平面设计﹑报纸编排﹑文案策划等工作以前从没接触过,我必须一一学起。
更大的麻烦是,我太年轻了,过于锋芒毕露。我所制订的各项管理制度虽然有效,却处处得罪人,再加上公司在发展中频繁的人事变动,像所有企业一样,管理层都充满着勾心斗角。月盈则亏,自然,有些曾经被我触犯过利益的同事暗暗地将矛头指向我——江湖险恶啊!
适者生存。我渐渐学会了沉默,学会了偶尔和同事说说笑话,也学会了工作中与其他部门“沟通沟通”。原来,辣也需要看对象——四川﹑湖南人吃菜时越辣越有滋味,而广东人吃着辣菜就像要他们的命!
2004年,我在辣味中匆匆而过。
2005年:想家的辛酸味
我的工作渐渐进入角色,但有一根弦始终梗在心里,那便是思念亲人。刚到深圳时,没找到好工作,我不敢想家﹔待到稳定下来,工作又忙得要命,没有时间想家。因为我所从事的工作与其他工作不同的是:员工下班时,我要组织各种活动,如篮球比赛﹑自由卡拉OK等等。员工参与活动的积极性是我的主要绩效指标。
我有些想家了。妹妹已经去北碚念大学。一家四口,老爸守着商店,老妈守着家﹔我和妹妹就这样走开了,天南地北。也许,还有一丝线系着我们的心,这根线,就是亲情。
最难忘的是2005年除夕晚上。当我带着一帮小弟在园区发完红包﹑放完鞭炮时,已经是凌晨一点多。我拨通了家里的电话,久久无人接。
“勇儿呀,怎么还没睡觉呀?你妈妈都睡着了。”父亲说。
“爸,祝你们新年快乐。我刚才和同事们一起放鞭炮呢!”虽然还没吃晚饭,但我语气中依然充满自信。
“早点休息吧,不要太累了,你身体本来就不怎么好!”父亲喘着气的叮嘱让我的鼻子酸酸的。
“没事的,你们照顾好自己吧。今年又不能回家过年了。”我说。
匆匆挂上电话,我来到厂房五楼的天台上,遥望着山城的方向,默默地品味着酸酸的滋味。
2009年:生活变甜味
在小厂工作中,我发现自己诸多不足,常常有江郎才尽的感觉,尤其是见识方面。而同行的朋友说,像华为﹑富士康﹑华侨城等大型公司的企业文化可以学一辈子。
2006年初,经过再三考虑,我走进世界500强之一的富士康科技集团。
进入富士康后,我不再惊慌。我把自己的时间分为工作﹑学习和休闲三大块。工作中,我和同事一起讨论后再逐步展开,需要帮助时找主管。学习上,平时加紧学习平面设计﹑动画制作等,有机会便进行相关资格认证:2008年,我取得了人力资源管理师资格。业余,除了去篮球场﹑乒乓球场打打球,和棋友下下棋外,主要就是向《鸿桥》(公司内刊)或外部刊物投稿。几年下来,我先后在《鸿桥》、《江门文艺》、《羊台山》等杂志发表诗文70多篇。
更让我惊喜的是,我在这里收获了我的爱情。我和女朋友相识于《鸿桥》,我们都痴爱写作。2008年7月,我们的第一部散文合集《暖暖的阳光碎片》由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深受公司同仁的喜爱。9月,我们又在龙华供了房。生活向着我计划的方向前进着。她常说:“也许蒲公英注定要飞远,要么飞成理想,要么烟消云散。”我们都是游子,但我们为了自己心中的梦想,来到遥远的深圳,多不容易,我们要好好珍惜!
一个彩霞满天的傍晚,我和她登上本市建筑的至高点——赛格大厦,俯瞰这片我们为之欢笑、为之悲伤﹑甚至为之讴歌的热土。高楼大厦像小孩子玩的积木,四通八达的马路成了白纸带﹔平时自以为是的万物之灵人类,在这里仿佛成为一只只卑微的蚂蚁,为一日三餐匆忙地游走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耳边回响起雅典卫城帕特侬神殿立柱上的一段文字:你是谁?来自何方?将归于何方?
我恍然大悟:就是我们这一只只卑微的城市蚂蚁,建造出了堪比珠穆朗玛峰更宏观的建筑!
平静的湖面训练不出精悍的水手,我已经下定决心,绝不后悔﹗
2003年盛夏的一天,我收拾好行囊,递上那份早已准备好的辞呈,告别山清水秀﹑以“亚洲一绝——裸泳”著称的东温泉,离开三尺讲台,来到深圳这片年轻人追梦的热土上,开始茫然的打工之旅。
站在石岩长圳的一处牌坊前,我想起三国时期以聪明才智行走江湖的郭嘉﹑周瑜等人。像我这样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惟一能做的,就是以阿Q精神自我安慰一番。而我在山城火车站台上写《远行》诗时,是如此悲壮,大有“荆轲刺秦王”的味道。
于是,我开始像所有初到深圳的打工者一样,开始为了生计而奔波。我走进职业介绍所,拿着一份轻轻的求职简历,去看面试官的脸色。而许多面试官一看到工作经验一栏只有“内地教书”时,便笑着说:“你到别的公司看看吧,我们需要的是有相关工作经验的。”
原本以为找份行政专员什么的总不难吧?一次次的碰壁,让我不得不一次次地降低要求——行政干事﹑人事助理……
终于等到面试了。面试现场,我才发现,像我这样的求职者如过江之鲫,比我优秀的竞争者也数不胜数。半个月倏然而过,工作毫无着落。当一个朋友在电话里说“你要不去做普工试试”时,我将脚下一个空的易拉罐踢到人家商店里,回答道:“什么?要我去做普工?”
找工作通常的情况是:在公司里等上半天面试,却被主考官短短几分钟的谈话后,说一句“请等待我们的通知”打发走人;或者拼命地挤上公交车,一路站着到目的地﹔或者是在返回住处的路上,暴雨骤降,被淋成个落汤鸡。
穿梭在人流中,我一次次默背: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这时,我不敢想我的未来,也不敢给家里打电话。我只有告诉自己:快快找到工作!快!!
一个月后,走投无路的我走进石岩一家100多人的小厂,职务是业务代表。底薪680元,比我在内地教书时多了45元。
2004年:洋溢着辣味
每天做着业务,心里却在想着职业发展。通过上网和与一些做人力资源的客户交流,我渐渐知道:在深圳,人力资源算是一个很前卫的职业﹔而企业文化则是一个曙光行业,需要一批对文字很执著,对生活充满热爱的人。
于是,平时爱好写写画画的我试着在中国人才热线上投递简历,主要是文宣干事﹑文化专员之类。
半年后,我得到宝安西乡某电子公司总裁助理的约见。
一周后,我被聘为该公司企业文化专员兼内刊主编,工资是1700元。
三天后,我走进了布置精致的办公室,看到了曾在电视里才看到的现代化生产车间。
渐渐地,我也开始品尝到深圳大多数打工族在工作中所遇到的辣味——在公司艰苦的生存过程。我在内地的生活习惯和工作方式与深圳有天壤之别。这里每天上班8个小时,工作专案接连不断,哪像当初任教时每天就两三节课﹔这里的同事们都埋头工作,不会像当初教书那样上完课后就随意海侃﹔许多像平面设计﹑报纸编排﹑文案策划等工作以前从没接触过,我必须一一学起。
更大的麻烦是,我太年轻了,过于锋芒毕露。我所制订的各项管理制度虽然有效,却处处得罪人,再加上公司在发展中频繁的人事变动,像所有企业一样,管理层都充满着勾心斗角。月盈则亏,自然,有些曾经被我触犯过利益的同事暗暗地将矛头指向我——江湖险恶啊!
适者生存。我渐渐学会了沉默,学会了偶尔和同事说说笑话,也学会了工作中与其他部门“沟通沟通”。原来,辣也需要看对象——四川﹑湖南人吃菜时越辣越有滋味,而广东人吃着辣菜就像要他们的命!
2004年,我在辣味中匆匆而过。
2005年:想家的辛酸味
我的工作渐渐进入角色,但有一根弦始终梗在心里,那便是思念亲人。刚到深圳时,没找到好工作,我不敢想家﹔待到稳定下来,工作又忙得要命,没有时间想家。因为我所从事的工作与其他工作不同的是:员工下班时,我要组织各种活动,如篮球比赛﹑自由卡拉OK等等。员工参与活动的积极性是我的主要绩效指标。
我有些想家了。妹妹已经去北碚念大学。一家四口,老爸守着商店,老妈守着家﹔我和妹妹就这样走开了,天南地北。也许,还有一丝线系着我们的心,这根线,就是亲情。
最难忘的是2005年除夕晚上。当我带着一帮小弟在园区发完红包﹑放完鞭炮时,已经是凌晨一点多。我拨通了家里的电话,久久无人接。
“勇儿呀,怎么还没睡觉呀?你妈妈都睡着了。”父亲说。
“爸,祝你们新年快乐。我刚才和同事们一起放鞭炮呢!”虽然还没吃晚饭,但我语气中依然充满自信。
“早点休息吧,不要太累了,你身体本来就不怎么好!”父亲喘着气的叮嘱让我的鼻子酸酸的。
“没事的,你们照顾好自己吧。今年又不能回家过年了。”我说。
匆匆挂上电话,我来到厂房五楼的天台上,遥望着山城的方向,默默地品味着酸酸的滋味。
2009年:生活变甜味
在小厂工作中,我发现自己诸多不足,常常有江郎才尽的感觉,尤其是见识方面。而同行的朋友说,像华为﹑富士康﹑华侨城等大型公司的企业文化可以学一辈子。
2006年初,经过再三考虑,我走进世界500强之一的富士康科技集团。
进入富士康后,我不再惊慌。我把自己的时间分为工作﹑学习和休闲三大块。工作中,我和同事一起讨论后再逐步展开,需要帮助时找主管。学习上,平时加紧学习平面设计﹑动画制作等,有机会便进行相关资格认证:2008年,我取得了人力资源管理师资格。业余,除了去篮球场﹑乒乓球场打打球,和棋友下下棋外,主要就是向《鸿桥》(公司内刊)或外部刊物投稿。几年下来,我先后在《鸿桥》、《江门文艺》、《羊台山》等杂志发表诗文70多篇。
更让我惊喜的是,我在这里收获了我的爱情。我和女朋友相识于《鸿桥》,我们都痴爱写作。2008年7月,我们的第一部散文合集《暖暖的阳光碎片》由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深受公司同仁的喜爱。9月,我们又在龙华供了房。生活向着我计划的方向前进着。她常说:“也许蒲公英注定要飞远,要么飞成理想,要么烟消云散。”我们都是游子,但我们为了自己心中的梦想,来到遥远的深圳,多不容易,我们要好好珍惜!
一个彩霞满天的傍晚,我和她登上本市建筑的至高点——赛格大厦,俯瞰这片我们为之欢笑、为之悲伤﹑甚至为之讴歌的热土。高楼大厦像小孩子玩的积木,四通八达的马路成了白纸带﹔平时自以为是的万物之灵人类,在这里仿佛成为一只只卑微的蚂蚁,为一日三餐匆忙地游走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耳边回响起雅典卫城帕特侬神殿立柱上的一段文字:你是谁?来自何方?将归于何方?
我恍然大悟:就是我们这一只只卑微的城市蚂蚁,建造出了堪比珠穆朗玛峰更宏观的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