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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同光年间长沙官学得到强化，书院也走上官学化的道路，教学内容也极力灌输传统伦理道德和正统理学思想。但受全国洋务思潮的影响，长沙教育也出现了一些新气象，主要体现在经世致用、重视实践、教授新学倾向的加强和民间捐资助学之风的兴起等。
（一）岳麓书院的恢复与发展
同治之初，岳麓书院经山长丁善庆、周玉麒相继整顿，组织更加完善：山长下设监院；监院下设首士和斋长；首士下设门夫、堂夫、斋夫、更夫、看司、看书、看碑；斋长管理各斋生徒，下设书办、清书、衙门、监院。1867年（同治六年），湖南巡抚刘崐主持大修岳麓书院，次年竣工。“凡院之门堂斋舍，院内外及岳麓峰之祠庙、殿、庑、楼、台、亭、阁，因旧制而复修之者十之五，新建者十之二，或增或改者十之三，共费钱六万缗有奇”〔1〕。
同治之初，岳麓书院的恢复与发展，山长丁善庆功不可没。丁善庆（1790—1869），字伊辅，号自庵，亦号养斋。湖南清泉（今衡南）人，幼孤，随母同外祖刘权之久居北京。道光三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历任会试同考官、广西学政、文渊阁校理、侍讲学士等职，授三品衔。母老乞养归。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聘主岳麓书院山长，至同治六年（1867年）止，共二十二年。丁善庆任岳麓书院山长期间干了以下几件大事：
一是以明经修行、先行后文、有体有用之旨训士，锐意培养人才，反对科举考试中用八股文试士。他指出：“近今士子，或未能尽读群书，甚且束之高阁，日俯首于腐烂八股文中，剽窃字句，摹取声调。华或挫之靡，清或失之薄，连篇累牍，而书理茫然，即幸获则文不求工而工，泥文以求工，鲜有能工者。吾愿诸士，明确修行，其为有体有用之学。”
二是修缮书院。1852年（咸丰二年）太平军攻打长沙之役，书院毁于兵火。丁氏旋即于1853年修复文庙、御书楼、文昌阁、讲堂、斋舍、祠宇等。1855年又修复半学斋，1861年大修自卑亭，1865年再修复屈子祠、贾太傅祠、李中丞祠，并另招僧维护李中丞祠，重刻碑记。1865—1866年重修爱晚亭、崇圣祠、慕道祠、濂溪祠、风雩亭，数年之内修复达二十三处。
三是修纂《续修岳麓书院志》，并撰序言，阐明纂修宗旨、刊刻原委、体例等。《续志》除补充《康熙岳麓志》未录之历代佚文外，还录入当时大批文献史料，增刊书籍目录等。
四是倡捐藏书。为恢复御书楼藏书，丁氏向社会名流学者倡议捐赠，且将自家藏书首先捐出，继之，巡抚李瀚章、著名刻书藏书家陈子仁后裔陈源豫等均捐赠私人藏书；又购置书籍一批，使书院藏书得以恢复，比嘉庆时尚多一千四百余册。他著有《左氏兵论》、《字画辨正》、《知畏斋日记》、《养斋集》等。
徐棻从光绪二年（1876年）起主岳麓书院讲席，至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卒于院长任上，共主教十九年，成绩卓著。徐棻（1811—1896），字芸渠，长沙人。道光二十一年恩科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内阁中书，升起居注主事。咸丰三年（1853年）回籍养亲，办理团练五年，1876年任岳麓书院山长，加上原任城南书院山长四年，共主讲书院二十三年。被清廷赏二品顶戴，三品卿衔，倍受嘉奖。编著有《鹿鸣雅咏》。徐氏“淡于荣利，行为士表，学为儒宗。存心养性，无门户标榜之习，砥德砺行，陶成后进，经师人师，四方学者云从景附，学子遍于三湘四水，成材者亦以百计。”〔2〕
光绪年间，书院御书楼藏书更为丰富。嘉庆末年，藏书曾达一万零五十四卷，咸丰兵火，损失惨重。同治间恢复，增藏至一万四千一百三十卷。社会人士的捐献是岳麓书院藏书的一个重要来源。院长丁善庆带头捐献《御制日讲四书解义》、《御定佩文韵府》、《十三经注疏》、《困学纪闻三笺》等八百六十二卷，因此带动士绅学子纷纷捐献，如湘阴人李桓一次就捐置了《四库全书提要》、《资治通鉴》、《钦定礼记义疏》、《金石萃编》、《王忠文公全集》、《类书纂要》、《日知录》、《史记》、《玉海》等三十六种书籍，计两千余卷。长沙数学家丁取忠将自己著述编辑的《度里表》、《数学拾遗》、《算学丛书》等二十一种捐给书院。湖南督粮道谢煌捐《约书》两部，湖南巡抚李瀚章送《御纂周易折中》等八部书。湘籍在外官绅也踊跃献书，如浙江巡、抚湘乡人杨昌泼捐置《新唐书》、《旧唐书》、《十三经古注》等十三种图籍。曾国荃献《王船山遗书》一套，计二百七十卷。捐献者大多为书院毕业或在籍生徒，他们慷慨捐赠，表现出对岳麓书院的深厚感情。由于各方人士的关心，至1868年（同治七年），岳麓书院藏书又达到一万四千余卷，超过了嘉庆末年的藏量，其中九千三百余卷是官绅士民捐送的，占总数百分之六十五点九，可见，它是岳麓书院后期藏书的主要来源。九十年代后，熊希龄、蒋德钧、刘麒祥等又捐入《电学》、《数学理》、《东方时局论略》、《铁甲丛谈》、《保富述要》、《数理精蕴》、《弦切对数表》、《工程致富》、《类症活人书》、《炼石篇》、《美国水师考》、《海军调度要言》等“新学西书”计一百二十种四百余册。
私人所捐书籍，因为时间和捐献者社会地位、学术水平、爱好等不同而各具特色，从而形成了岳麓书院藏书内容广泛丰富的特点，特别是学者们有的捐赠自己的学术著作，反映了最新的研究成果，更有利于促进书院学术交流，提高研究水平。
（二）湘水校经堂（校经书院）的教育改革
鸦片战争前，全国书院都是以八股时文为主要教学内容，以适应科举考试的需要。岳麓书院也在很大程度上成了科举制度的附庸。道光十一年（1831年），崇尚朴学的原湖南布政使吴荣光升任湖南巡抚。吴荣光是清中期著名汉学家、乾嘉学派后起者阮元的弟子。阮元曾独创中国专课经史训诂的诂经精舍和学海堂。这两所学校代表了清代书院发展中的一个重大变化，即以汉学取代理学，以实学取代制艺。吴荣光主政后，很不满意当时书院专课八股的习气，乃仿效老师的作法，创办湘水校经堂于岳麓书院斋西的隙地。校经堂专课经史，以经义、治事、词章分科试士，然后择其优者，赐食赠金，召至抚署以供使用。刚开始时，校经堂并无固定生额，而是岳麓书院的一些生徒在本院课试制艺时文之余，在此兼习汉学。吴荣光对校经堂非常重视，曾亲书“湘水校经堂”题额，并筹给经费，酌定章程，还经常渡江到堂讲课。校经堂作为湖南最早的专习汉学的机构，对湖南学术风尚的转变起了较大的作用。后来担任湖南巡抚的李明墀在评价校经堂的创办时说：“其时多士景从，咸知讲求实学，人才辈出，称为极盛。”〔3〕
1852年，太平军攻打长沙，岳麓书院受到战火毁坏，校经堂的课业也陷入停顿。咸丰末年任湖南巡抚的毛鸿宾曾筹集经费，恢复校经堂，并“定立章程，自中丞以下至郡守，月一课”。〔4〕到光绪初年，湖南学政朱逌然重新恢复了湘水校经堂，他把重新恢复的校经堂从岳麓书院分离出来，改设在天心阁侧原城南书院旧址，并正式招收了二十名生徒。这样，湘水校经堂成为了一所专门治经的独立书院。这时，汉学也开始分化，古文经学逐渐衰微，而主张经世致用的今文经学开始复兴。朱逌然重新规划湘水校经堂后，其学术风尚开始发生变化，朝着经世致用方向发展。当时郭嵩焘为之撰写《重建湘水校经堂》，主张通经致用，将治经与“因革损益”、“治乱兴衰”、“人事之变”甚至“起居日常之用”、“进退揖让之礼”结合起来。
朱逌然聘请了著名经学大师成孺主持校经堂。成孺在校经堂设立“博文”和“约礼”两斋，规定生徒要“遍读经世之书，以研究农桑、钱谷、仓储、漕运、盐课、榷酤、水利、屯垦、兵法、与政之属，以征诸实用”。〔5〕这些教学内容的改革对湖南学术和教育的影响很大。一时之间，“湘中士大夫争自兴于学”。以后郭嵩焘在长沙创办思贤讲舍，王闿运在衡阳主讲船山书院，沅州知府朱其懿在芷江创立沅水校经书院，其课试内容均仿效湘水校经堂。正如郭嵩焘所言：“湖南校经堂课实开偏隅风气之先。”〔6〕
校经堂仅有学额二十名，且城南旧址狭窄，不能适应发展的需要。于是，光绪十六年（1890年），当时的湖南学政张亨嘉与巡抚张煦商议，决定在长沙湘春门外另建新舍，并将湘水校经堂改名为校经书院。张亨嘉向盐商募捐以解决书院经费，又新增加学额二十名。校经书院分经义、治事两斋，专课“全省通晓经史，熟悉掌故之士”，“务期多士沉潜向学，博达古今，养成有体有用之士，以备他日吏干军咨之选”。校经书院通经致用的办学方针，在以后的维新运动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光绪二十年（1894年），江标任湖南学政。他厌恶八股文，对校经书院的学风非常赞赏，并对校经书院进行了进一步的改革。
从岳麓书院的湘水校经堂到独立的校经书院，历时六十多年。在这段时间里，它的发展变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改变了传统的埋头于故纸堆的学风，促进了今文经学的复兴，推动了湖南学术的发展和繁荣；同时，在客观上为湖南维新运动的兴起创造了条件；维新运动兴起后，它又很快成为了维新思想的宣传基地；特别是它的演变以及教学内容和改革，反映了传统教育的危机和教育改革的必然趋势，客观上为书院制度的改革以及新的教育体制的建立创造了条件。
（三）郭嵩焘主讲城南书院和创办思贤讲舍
同治、光绪年间郭嵩焘曾经两度在长沙从事教育活动。1866年（同治五年）他在署理广东巡抚任上因允准英人进入潮州城遭人反对，加之与总督有意见而被开缺。他回到湖南后，大力宣传洋务思想。他不仅对科举制度表示不满，而且对洋务派的新式学堂京师同文馆也颇有微词，认为它不过是“虚文相应而已”，其管理制度类似于科举制度，使“朝廷败坏人才，莫甚于大考”。他主张“广开西学馆”，特别要多开设工艺技术方面的学校，以便使“有人服其业，知其所以为利，庶几人心所趋，自求之而自通之”。〔7〕1870年4月郭嵩焘开始在长沙主讲城南书院。一上任，他就主持了城南书院的修缮工程，对工程质量进行了严格的监督。他一贯认为，讲学治经“以不为风气所染为俊杰”，而“宋明之语录，本朝之汉学，皆风气之为也……固非道之所存矣”。〔8〕因此，他在主讲城南书院期间，大力提倡“实学”、“时务”。所授经课往往与传统观点相抵牾。他刚刚为诸生授课不久，在讲孟子万物皆备思想时因与传统观点不符，为诸生所不理解，诸生因撰一联讽之：“万物皆备孟夫子，一窍不通郭先生”。他深感“书院气习之坏，至不可问，”〔9〕因而对城南书院进行了一系列的整顿。他以山长名义发起修建王船山祠。此举遭到一些人的阻挠和反对而一度停工。郭嵩焘极力坚持，排除干扰，终于修成。郭嵩焘亲自为之撰祠联，立神位，并撰写《船山祠碑记》，介绍王夫之的著作，赞扬王夫之的经世致用学风。他还协助刊印魏源的《古微堂诗集》并为之作序。当时，他已看到旧式书院教育的一些弊端，曾于1873年与他人商议开设校经堂。后来为纪念曾国藩，他将拟议中的校经堂改名为思贤讲舍，后因朝廷召他入京，此议暂时搁置。
光绪元年（1875年），郭嵩焘复出，任“在总理衙门行走”。在此期间，他写了《条议海防事宜》一文，其中特别强调教育的重要性：“西洋之法，通国士民，一出于学；律法、军政、船政，下及工艺，皆由学升进而专习之。”〔10〕1875年底，他作为中国近代第一个驻外使节出使英国。在英国，他参观了各类学校，认为英国的学校教育“一皆致之实用，不为虚文”，而“中国收召虚浮不根之子弟，习为诗文无实之言”，“悉取天下之人才败坏灭裂之，而学校遂至不堪闻问”。因此，他写信给朝廷大臣，力言教育的重要性：“人才国势，关系本原，大要莫急于学。”“宜先就通商口岸开设学馆，求为征实致用之学。”“此实今时之要务，而未可一日视为缓图者也。”〔11〕
1879年郭嵩焘回到湖南后，他继承前议，“谋一洗三书院陋习”，“讲求征实致用之学”，〔12〕在长沙开设了思贤讲舍。思贤讲舍设在长沙城东曾文正公祠内。刚开馆时收有学生十五人，以后陆续增加至二十多人，经费由盐商拨票筹措。讲舍于光绪七年三月二十六日（1881年4月24日）正式开馆。郭嵩焘为思贤讲舍议定学规十条。开馆时又亲自带领诸生至船山先生祠行礼，勉励诸生“自重以为立身之本，讲求礼法以为接人应务之方，亲师取友以求共学之益，读书务实以立为学之程”。〔13〕
从郭嵩焘议定的学规和他所揭示的办学宗旨看，思贤讲舍在本质上与传统书院无异。但是，它也有与传统书院教育不同的地方。郭嵩焘认为，当时人心风俗败坏的主要原因是“学校之不修也”。“欲挽回人心风俗，必自学校始”。因此，郭嵩焘在鼓励诸生读书治经的同时，非常重视思贤讲舍的社会教化作用。他希望讲舍诸生“日读经书”以“立身制行”，更希望以“此十五人之才力，推衍以至无穷”，使“人心风俗亦将有感发振兴”〔14〕，固他发起成立禁烟公社，并“以思贤讲舍与公社交相维持”，也就是想通过思贤讲舍的社会教化作用来促进禁烟。郭嵩焘作为一个洋务运动的积极支持者和理论家，其洋务思想也反映到他的教育活动中。郭嵩焘在思贤讲舍内是“不可不谈洋务”的。如他在禁烟公社会讲时论及士农工商各有本业时，在引证了大量经史典籍后，突然话锋一转：“窃观西洋以商贾为本计，通国无一闲；中国重士而轻视农工商三者，乃至一家一邑之中，有职业者不逮百分之一，闲民居其九而又过之，民安得不穷？国安得不弱？”〔15〕其中体现出来的思想倾向是不言而喻的。由此可见他的洋务观对他教育活动的影响。
思贤讲舍的教学方法也有一些特点。如郭嵩焘为讲舍规定了“会讲”制度，即每年四次邀请省城绅士名流到思贤讲舍采取集体讨论式的形式为诸生讲课。讨论的问题涉及“汉学、宋学所以纷争，及人才所以虚乏之由”、“挽回人心风俗，从何处入手”等各方面。同时，郭嵩焘“以思贤讲舍与公社交相维持”，每次禁烟公社集会演讲，讲舍诸生都必须参加。这也增加了讲舍诸生了解社会的机会。
郭嵩焘还在思贤讲舍对传统书院的考试形式进行了改革。传统书院按科举形式，考试时将考场门窗全部封闭，任何人不能出入。郭嵩焘认为学生应该“专以读书立身为义”，只要“设立章程，以资循守”就行，不必“扃门课试”。因此，他在为思贤讲舍规定的章程中废除了这一“书院陋习”。
光绪十六年（1890年），郭嵩焘将思贤讲舍主讲之席让给从江苏学政任上卸任回湘的王先谦。但他本人一直关心思贤讲舍，直到他1891年病逝。思贤讲舍到民国初年改为船山学社。
（四）宁乡云山书院的创办和浏阳洞溪书院的扩建
清代中后期，长沙府各县涌现了一批书院，如宁乡县玉潭书院、道山书院、云山书院，浏阳县文靖书院、南山书院、南台书院、狮山书院、文华书院、洞溪书院等。这些书院或在旧有书院基础上恢复，或由乡村义学发展而来，都办得有声有色，其中尤以宁乡县云山书院和浏阳县洞溪书院最具代表性。
云山书院位于宁乡县横市镇西水云山下，1864年（同治三年）刘典倡建，邑人公建，同治六年落成。据刘典《云山书院记》载：建正屋四楹，最上为先师殿，次为山长课艺处、讲堂、出入总会之门。左右各建两楹，分十六斋，共一百五十八间。“外垣可数百步，凿池以导源，泉流而不滞，池畔植桂竹与兰，亦馨亦郁。院后重峦叠嶂、佳木葱茏”。讲堂悬挂刘典亲撰一联：“为将十年，每思禁暴安民，愧无格致诚正本领；读书万卷，须知明体达用，不外君臣弟友常经。”院舍规则仿城南书院，建有东西云门、大门、讲堂、崇道堂、希贤堂、先贤堂、藏书楼、仰极台、凌云亭、奎光阁、文昌阁等。堂台亭阁均镌楹联，颇具云光山色。
刘典（1819—1878），字伯敬，号克庵。长沙府宁乡人。县学生员。追随左宗棠转战南北，历官知县、知府、按察使，1867年（同治六年）署陕西巡抚。光绪元年（1875年）帮办陕甘军务留守兰州，迁布政使。刘关心家乡教育，除倡建云山书院外，还在长沙望麓园创建了宁沩试馆。刘典《云山书院记》记录了他创办云山书院的初衷和始末：
余以观昔者之有书院，其用意深也。余尝思复其旧，久而未敢言。同治癸亥冬，余由浙臬丁艰回籍。过信州时，魏君隽卿良总理楚军粮台事务，过舟吊余，宿于舟。更阑，言及建复书院，鼓舞不已。归而谋诸同人，咸翕然从。甲子（1864年）二月既望，集曾君敬庄毓郯、罗君翊廷珍、潘君复亭本榘、王君书霖懋昭，于六都水云山，相其基址，咸以山水秀丽，局势开展为壮观。遂议纠费置田几百亩，岁收租千有余石。刻日兴工，建正屋四楹，最上为先师殿，次山长课艺处，次讲堂，又次为出入总会之门。左右各建两楹，分十六斋，共计一百五十八间。〔16〕
书院于1867年落成，聘姜于冈为山长，其教学活动注重笃行实践，培养经世之才，遵循刘典所立宗旨：“博学、审问、慎思，明辨以析其理，笃行以践其实，诚能百倍其功，则愚必明，柔必强，从此臻于纯粹，处为大儒，出为良佐。”〔17〕
洞溪书院位于浏阳县东张家坊，始创于道光年间，完全由乡村捐资自办。洞溪书院后经咸丰、同治、光绪三朝，历时七十余年，培养了不少人才。
洞溪书院的前身是浏阳张家坊例贡生张良赞费资四千金兴办的文昌祠义学。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张良赞逝世，夫人遵其遗嘱，召集众人商议，推举乡贤张祖德、李元善经理，并将义学改为书院，取名“洞溪书院”。经过几年的筹备，书院于咸丰二年（1852年）正式开馆，延聘浏阳西乡举人熊冲之主讲。乡人奔走相告，远近士子纷纷聚集书院就读，竟使斋舍一时容纳不下。乡人办学热情高涨，决意扩大斋舍，乃发起募捐。是时正值年岁丰稔，乡人捐资非常踊跃，数年间共募得白银一千七百余两。
捐资办学之风一直延续到同治年间。同治四年（1865年），有张昌芾、李元善各垫月钱一千多缗，垫千缗以下者还有不少人士。同治八年（1869年），浏阳知县盛赓乐带头捐资百金，乡绅富户竞相仿效，捐款十分可观。洞溪书院用这笔捐款新建了文昌阁、圣殿、讲堂、厅堂、斋舍四十间。左厢三间名存意斋，为书院藏书处。至此，洞溪书院规模始定，成为可与省城长沙诸书院媲美的学府。洞溪书院自创办义学到书院规模初成，都离不开浏阳士民的慨然捐资，它是一所地地道道的乡村自办书院。
洞溪书院虽系乡村自办，但学规严明，教学方法十分讲究，而且十数任院长均系知名学者，如三中副榜的浏阳西乡举人、浏阳文庙的著名乐师邱庆诰；长于诗文词赋，著有《云卧山庄诗钞》、《云卧山庄尺牍稿》的大学者郭崑焘（郭嵩焘之弟）；先后掌教过南台书院、狮山书院、文华书院的长沙府著名经学大师袁懋森都在咸、同年间先后主讲于洞溪书院。
书院章程明确提出，“书院作育人材，全赖师长”。师长由首事择其品学兼优者，自行聘请。每年二月初一起开馆，院长率肄业生童谒圣入学，十一月初一散馆。学规规定“书院为造材作育之处，诸凡游戏事均不宜近，严禁牌赌洋烟，如犯者，即禀明院长，逐出斋外”；又规定“生童住斋，要尊师爱友，谨慎谦恭，长幼之道不能偏废，如有狠戾乖异，傲上凌下者，分别记过，其私自冶游者，立即斥逐”。书院纪律之严明，可见一斑。
洞溪书院的课程，以学习经、史、诸子百家著作为主，兼读他书。课程安排饱满，诸生每日就寝时要默背“四书”三五页，清早披衣起床，洗漱完毕即要朗读古文。午饭后要练一个小时的书法。傍晚开始读诗，单日读古近体诗，双日试帖赋。晚饭后，还得读时文，限定篇数，必须按时完成。生徒每月朔望要轮流温习诸经若干本。每月三十（晦日）默写所学经书，由院长摘挑，如数全默者可得到奖赏；错漏句和错漏章段者，会受到记过处分。诸生读书若有所心得，随时札记。若有疑义，可另订质疑册，每月初一、十五呈报院长评阅，以便指正。很明显，洞溪书院的上述课程安排突出了灵活多样的教学原则，早、中、晚课程各异，妥善安排了一月乃至一日的学习时间，以使生徒克服厌学情绪，精神饱满地攻读群书。
洞溪书院倡行的读书方法也很有特色，可归纳为“读、看、问、记”四字。读，须读出声，以经书为主，兼读史书。经先读“六经”、《周官》，史先读《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前四史，而后读诸史，《明史》是必读之书，要求生徒精读。看，要求全神贯注地默读，广涉诸子百家、掌故舆地、儒道性理、泰西政书、诗文词赋等书，以使生徒博学广采，扩大知识面。生徒可选修某门，就长避短，因人而异。问，即提问，生徒所读所看诸书，如有疑问，可问难于院长、师尊和同学，以求析难解疑，务必弄清本质性问题。记，乃撰写读书笔记，要求生徒每月各人自定课程，读看诸书后记下心得，以巩固所学，少走弯路。这些读书方法，至今仍有借鉴意义。光绪末年，省城长沙废书院、办学堂渐成风气，影响所及，洞溪书院也改成了学堂。〔18〕
注释：
〔1〕参见杨慎初等：《岳麓书院史略》，岳麓书社1986年，第121页。
〔2〕转引自李晓钟等：《岳麓书院著名山长》，湖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79—181页。
〔3〕〔7〕〔18〕参见彭平一、陈先枢、梁小进：《湘城教育纪胜》，湖南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84、87、79—82页。
〔4〕〔6〕郭嵩焘：《重建湘水校经堂记》，《郭嵩焘诗文集》，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526、526页。
〔5〕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南省志》第17卷，《教育志》上册，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46页。
〔8〕钱基博、李肖聃：《近百年湖南学风·湘学略》，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47—48页。
〔9〕《郭嵩焘日记》第二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00页。
〔10〕《郭嵩焘奏稿》，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344页。
〔11〕转引自钟叔河：《走向世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17页。
〔12〕《郭嵩焘日记》第三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19页。
〔13〕〔14〕〔15〕《郭嵩焘日记》第四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57、157、320页。
〔16〕〔17〕刘彝、孙等纂修：《宁乡汤泉刘氏五修谱》，1943年刊。
（一）岳麓书院的恢复与发展
同治之初，岳麓书院经山长丁善庆、周玉麒相继整顿，组织更加完善：山长下设监院；监院下设首士和斋长；首士下设门夫、堂夫、斋夫、更夫、看司、看书、看碑；斋长管理各斋生徒，下设书办、清书、衙门、监院。1867年（同治六年），湖南巡抚刘崐主持大修岳麓书院，次年竣工。“凡院之门堂斋舍，院内外及岳麓峰之祠庙、殿、庑、楼、台、亭、阁，因旧制而复修之者十之五，新建者十之二，或增或改者十之三，共费钱六万缗有奇”〔1〕。
同治之初，岳麓书院的恢复与发展，山长丁善庆功不可没。丁善庆（1790—1869），字伊辅，号自庵，亦号养斋。湖南清泉（今衡南）人，幼孤，随母同外祖刘权之久居北京。道光三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历任会试同考官、广西学政、文渊阁校理、侍讲学士等职，授三品衔。母老乞养归。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聘主岳麓书院山长，至同治六年（1867年）止，共二十二年。丁善庆任岳麓书院山长期间干了以下几件大事：
一是以明经修行、先行后文、有体有用之旨训士，锐意培养人才，反对科举考试中用八股文试士。他指出：“近今士子，或未能尽读群书，甚且束之高阁，日俯首于腐烂八股文中，剽窃字句，摹取声调。华或挫之靡，清或失之薄，连篇累牍，而书理茫然，即幸获则文不求工而工，泥文以求工，鲜有能工者。吾愿诸士，明确修行，其为有体有用之学。”
二是修缮书院。1852年（咸丰二年）太平军攻打长沙之役，书院毁于兵火。丁氏旋即于1853年修复文庙、御书楼、文昌阁、讲堂、斋舍、祠宇等。1855年又修复半学斋，1861年大修自卑亭，1865年再修复屈子祠、贾太傅祠、李中丞祠，并另招僧维护李中丞祠，重刻碑记。1865—1866年重修爱晚亭、崇圣祠、慕道祠、濂溪祠、风雩亭，数年之内修复达二十三处。
三是修纂《续修岳麓书院志》，并撰序言，阐明纂修宗旨、刊刻原委、体例等。《续志》除补充《康熙岳麓志》未录之历代佚文外，还录入当时大批文献史料，增刊书籍目录等。
四是倡捐藏书。为恢复御书楼藏书，丁氏向社会名流学者倡议捐赠，且将自家藏书首先捐出，继之，巡抚李瀚章、著名刻书藏书家陈子仁后裔陈源豫等均捐赠私人藏书；又购置书籍一批，使书院藏书得以恢复，比嘉庆时尚多一千四百余册。他著有《左氏兵论》、《字画辨正》、《知畏斋日记》、《养斋集》等。
徐棻从光绪二年（1876年）起主岳麓书院讲席，至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卒于院长任上，共主教十九年，成绩卓著。徐棻（1811—1896），字芸渠，长沙人。道光二十一年恩科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内阁中书，升起居注主事。咸丰三年（1853年）回籍养亲，办理团练五年，1876年任岳麓书院山长，加上原任城南书院山长四年，共主讲书院二十三年。被清廷赏二品顶戴，三品卿衔，倍受嘉奖。编著有《鹿鸣雅咏》。徐氏“淡于荣利，行为士表，学为儒宗。存心养性，无门户标榜之习，砥德砺行，陶成后进，经师人师，四方学者云从景附，学子遍于三湘四水，成材者亦以百计。”〔2〕
光绪年间，书院御书楼藏书更为丰富。嘉庆末年，藏书曾达一万零五十四卷，咸丰兵火，损失惨重。同治间恢复，增藏至一万四千一百三十卷。社会人士的捐献是岳麓书院藏书的一个重要来源。院长丁善庆带头捐献《御制日讲四书解义》、《御定佩文韵府》、《十三经注疏》、《困学纪闻三笺》等八百六十二卷，因此带动士绅学子纷纷捐献，如湘阴人李桓一次就捐置了《四库全书提要》、《资治通鉴》、《钦定礼记义疏》、《金石萃编》、《王忠文公全集》、《类书纂要》、《日知录》、《史记》、《玉海》等三十六种书籍，计两千余卷。长沙数学家丁取忠将自己著述编辑的《度里表》、《数学拾遗》、《算学丛书》等二十一种捐给书院。湖南督粮道谢煌捐《约书》两部，湖南巡抚李瀚章送《御纂周易折中》等八部书。湘籍在外官绅也踊跃献书，如浙江巡、抚湘乡人杨昌泼捐置《新唐书》、《旧唐书》、《十三经古注》等十三种图籍。曾国荃献《王船山遗书》一套，计二百七十卷。捐献者大多为书院毕业或在籍生徒，他们慷慨捐赠，表现出对岳麓书院的深厚感情。由于各方人士的关心，至1868年（同治七年），岳麓书院藏书又达到一万四千余卷，超过了嘉庆末年的藏量，其中九千三百余卷是官绅士民捐送的，占总数百分之六十五点九，可见，它是岳麓书院后期藏书的主要来源。九十年代后，熊希龄、蒋德钧、刘麒祥等又捐入《电学》、《数学理》、《东方时局论略》、《铁甲丛谈》、《保富述要》、《数理精蕴》、《弦切对数表》、《工程致富》、《类症活人书》、《炼石篇》、《美国水师考》、《海军调度要言》等“新学西书”计一百二十种四百余册。
私人所捐书籍，因为时间和捐献者社会地位、学术水平、爱好等不同而各具特色，从而形成了岳麓书院藏书内容广泛丰富的特点，特别是学者们有的捐赠自己的学术著作，反映了最新的研究成果，更有利于促进书院学术交流，提高研究水平。
（二）湘水校经堂（校经书院）的教育改革
鸦片战争前，全国书院都是以八股时文为主要教学内容，以适应科举考试的需要。岳麓书院也在很大程度上成了科举制度的附庸。道光十一年（1831年），崇尚朴学的原湖南布政使吴荣光升任湖南巡抚。吴荣光是清中期著名汉学家、乾嘉学派后起者阮元的弟子。阮元曾独创中国专课经史训诂的诂经精舍和学海堂。这两所学校代表了清代书院发展中的一个重大变化，即以汉学取代理学，以实学取代制艺。吴荣光主政后，很不满意当时书院专课八股的习气，乃仿效老师的作法，创办湘水校经堂于岳麓书院斋西的隙地。校经堂专课经史，以经义、治事、词章分科试士，然后择其优者，赐食赠金，召至抚署以供使用。刚开始时，校经堂并无固定生额，而是岳麓书院的一些生徒在本院课试制艺时文之余，在此兼习汉学。吴荣光对校经堂非常重视，曾亲书“湘水校经堂”题额，并筹给经费，酌定章程，还经常渡江到堂讲课。校经堂作为湖南最早的专习汉学的机构，对湖南学术风尚的转变起了较大的作用。后来担任湖南巡抚的李明墀在评价校经堂的创办时说：“其时多士景从，咸知讲求实学，人才辈出，称为极盛。”〔3〕
1852年，太平军攻打长沙，岳麓书院受到战火毁坏，校经堂的课业也陷入停顿。咸丰末年任湖南巡抚的毛鸿宾曾筹集经费，恢复校经堂，并“定立章程，自中丞以下至郡守，月一课”。〔4〕到光绪初年，湖南学政朱逌然重新恢复了湘水校经堂，他把重新恢复的校经堂从岳麓书院分离出来，改设在天心阁侧原城南书院旧址，并正式招收了二十名生徒。这样，湘水校经堂成为了一所专门治经的独立书院。这时，汉学也开始分化，古文经学逐渐衰微，而主张经世致用的今文经学开始复兴。朱逌然重新规划湘水校经堂后，其学术风尚开始发生变化，朝着经世致用方向发展。当时郭嵩焘为之撰写《重建湘水校经堂》，主张通经致用，将治经与“因革损益”、“治乱兴衰”、“人事之变”甚至“起居日常之用”、“进退揖让之礼”结合起来。
朱逌然聘请了著名经学大师成孺主持校经堂。成孺在校经堂设立“博文”和“约礼”两斋，规定生徒要“遍读经世之书，以研究农桑、钱谷、仓储、漕运、盐课、榷酤、水利、屯垦、兵法、与政之属，以征诸实用”。〔5〕这些教学内容的改革对湖南学术和教育的影响很大。一时之间，“湘中士大夫争自兴于学”。以后郭嵩焘在长沙创办思贤讲舍，王闿运在衡阳主讲船山书院，沅州知府朱其懿在芷江创立沅水校经书院，其课试内容均仿效湘水校经堂。正如郭嵩焘所言：“湖南校经堂课实开偏隅风气之先。”〔6〕
校经堂仅有学额二十名，且城南旧址狭窄，不能适应发展的需要。于是，光绪十六年（1890年），当时的湖南学政张亨嘉与巡抚张煦商议，决定在长沙湘春门外另建新舍，并将湘水校经堂改名为校经书院。张亨嘉向盐商募捐以解决书院经费，又新增加学额二十名。校经书院分经义、治事两斋，专课“全省通晓经史，熟悉掌故之士”，“务期多士沉潜向学，博达古今，养成有体有用之士，以备他日吏干军咨之选”。校经书院通经致用的办学方针，在以后的维新运动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光绪二十年（1894年），江标任湖南学政。他厌恶八股文，对校经书院的学风非常赞赏，并对校经书院进行了进一步的改革。
从岳麓书院的湘水校经堂到独立的校经书院，历时六十多年。在这段时间里，它的发展变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改变了传统的埋头于故纸堆的学风，促进了今文经学的复兴，推动了湖南学术的发展和繁荣；同时，在客观上为湖南维新运动的兴起创造了条件；维新运动兴起后，它又很快成为了维新思想的宣传基地；特别是它的演变以及教学内容和改革，反映了传统教育的危机和教育改革的必然趋势，客观上为书院制度的改革以及新的教育体制的建立创造了条件。
（三）郭嵩焘主讲城南书院和创办思贤讲舍
同治、光绪年间郭嵩焘曾经两度在长沙从事教育活动。1866年（同治五年）他在署理广东巡抚任上因允准英人进入潮州城遭人反对，加之与总督有意见而被开缺。他回到湖南后，大力宣传洋务思想。他不仅对科举制度表示不满，而且对洋务派的新式学堂京师同文馆也颇有微词，认为它不过是“虚文相应而已”，其管理制度类似于科举制度，使“朝廷败坏人才，莫甚于大考”。他主张“广开西学馆”，特别要多开设工艺技术方面的学校，以便使“有人服其业，知其所以为利，庶几人心所趋，自求之而自通之”。〔7〕1870年4月郭嵩焘开始在长沙主讲城南书院。一上任，他就主持了城南书院的修缮工程，对工程质量进行了严格的监督。他一贯认为，讲学治经“以不为风气所染为俊杰”，而“宋明之语录，本朝之汉学，皆风气之为也……固非道之所存矣”。〔8〕因此，他在主讲城南书院期间，大力提倡“实学”、“时务”。所授经课往往与传统观点相抵牾。他刚刚为诸生授课不久，在讲孟子万物皆备思想时因与传统观点不符，为诸生所不理解，诸生因撰一联讽之：“万物皆备孟夫子，一窍不通郭先生”。他深感“书院气习之坏，至不可问，”〔9〕因而对城南书院进行了一系列的整顿。他以山长名义发起修建王船山祠。此举遭到一些人的阻挠和反对而一度停工。郭嵩焘极力坚持，排除干扰，终于修成。郭嵩焘亲自为之撰祠联，立神位，并撰写《船山祠碑记》，介绍王夫之的著作，赞扬王夫之的经世致用学风。他还协助刊印魏源的《古微堂诗集》并为之作序。当时，他已看到旧式书院教育的一些弊端，曾于1873年与他人商议开设校经堂。后来为纪念曾国藩，他将拟议中的校经堂改名为思贤讲舍，后因朝廷召他入京，此议暂时搁置。
光绪元年（1875年），郭嵩焘复出，任“在总理衙门行走”。在此期间，他写了《条议海防事宜》一文，其中特别强调教育的重要性：“西洋之法，通国士民，一出于学；律法、军政、船政，下及工艺，皆由学升进而专习之。”〔10〕1875年底，他作为中国近代第一个驻外使节出使英国。在英国，他参观了各类学校，认为英国的学校教育“一皆致之实用，不为虚文”，而“中国收召虚浮不根之子弟，习为诗文无实之言”，“悉取天下之人才败坏灭裂之，而学校遂至不堪闻问”。因此，他写信给朝廷大臣，力言教育的重要性：“人才国势，关系本原，大要莫急于学。”“宜先就通商口岸开设学馆，求为征实致用之学。”“此实今时之要务，而未可一日视为缓图者也。”〔11〕
1879年郭嵩焘回到湖南后，他继承前议，“谋一洗三书院陋习”，“讲求征实致用之学”，〔12〕在长沙开设了思贤讲舍。思贤讲舍设在长沙城东曾文正公祠内。刚开馆时收有学生十五人，以后陆续增加至二十多人，经费由盐商拨票筹措。讲舍于光绪七年三月二十六日（1881年4月24日）正式开馆。郭嵩焘为思贤讲舍议定学规十条。开馆时又亲自带领诸生至船山先生祠行礼，勉励诸生“自重以为立身之本，讲求礼法以为接人应务之方，亲师取友以求共学之益，读书务实以立为学之程”。〔13〕
从郭嵩焘议定的学规和他所揭示的办学宗旨看，思贤讲舍在本质上与传统书院无异。但是，它也有与传统书院教育不同的地方。郭嵩焘认为，当时人心风俗败坏的主要原因是“学校之不修也”。“欲挽回人心风俗，必自学校始”。因此，郭嵩焘在鼓励诸生读书治经的同时，非常重视思贤讲舍的社会教化作用。他希望讲舍诸生“日读经书”以“立身制行”，更希望以“此十五人之才力，推衍以至无穷”，使“人心风俗亦将有感发振兴”〔14〕，固他发起成立禁烟公社，并“以思贤讲舍与公社交相维持”，也就是想通过思贤讲舍的社会教化作用来促进禁烟。郭嵩焘作为一个洋务运动的积极支持者和理论家，其洋务思想也反映到他的教育活动中。郭嵩焘在思贤讲舍内是“不可不谈洋务”的。如他在禁烟公社会讲时论及士农工商各有本业时，在引证了大量经史典籍后，突然话锋一转：“窃观西洋以商贾为本计，通国无一闲；中国重士而轻视农工商三者，乃至一家一邑之中，有职业者不逮百分之一，闲民居其九而又过之，民安得不穷？国安得不弱？”〔15〕其中体现出来的思想倾向是不言而喻的。由此可见他的洋务观对他教育活动的影响。
思贤讲舍的教学方法也有一些特点。如郭嵩焘为讲舍规定了“会讲”制度，即每年四次邀请省城绅士名流到思贤讲舍采取集体讨论式的形式为诸生讲课。讨论的问题涉及“汉学、宋学所以纷争，及人才所以虚乏之由”、“挽回人心风俗，从何处入手”等各方面。同时，郭嵩焘“以思贤讲舍与公社交相维持”，每次禁烟公社集会演讲，讲舍诸生都必须参加。这也增加了讲舍诸生了解社会的机会。
郭嵩焘还在思贤讲舍对传统书院的考试形式进行了改革。传统书院按科举形式，考试时将考场门窗全部封闭，任何人不能出入。郭嵩焘认为学生应该“专以读书立身为义”，只要“设立章程，以资循守”就行，不必“扃门课试”。因此，他在为思贤讲舍规定的章程中废除了这一“书院陋习”。
光绪十六年（1890年），郭嵩焘将思贤讲舍主讲之席让给从江苏学政任上卸任回湘的王先谦。但他本人一直关心思贤讲舍，直到他1891年病逝。思贤讲舍到民国初年改为船山学社。
（四）宁乡云山书院的创办和浏阳洞溪书院的扩建
清代中后期，长沙府各县涌现了一批书院，如宁乡县玉潭书院、道山书院、云山书院，浏阳县文靖书院、南山书院、南台书院、狮山书院、文华书院、洞溪书院等。这些书院或在旧有书院基础上恢复，或由乡村义学发展而来，都办得有声有色，其中尤以宁乡县云山书院和浏阳县洞溪书院最具代表性。
云山书院位于宁乡县横市镇西水云山下，1864年（同治三年）刘典倡建，邑人公建，同治六年落成。据刘典《云山书院记》载：建正屋四楹，最上为先师殿，次为山长课艺处、讲堂、出入总会之门。左右各建两楹，分十六斋，共一百五十八间。“外垣可数百步，凿池以导源，泉流而不滞，池畔植桂竹与兰，亦馨亦郁。院后重峦叠嶂、佳木葱茏”。讲堂悬挂刘典亲撰一联：“为将十年，每思禁暴安民，愧无格致诚正本领；读书万卷，须知明体达用，不外君臣弟友常经。”院舍规则仿城南书院，建有东西云门、大门、讲堂、崇道堂、希贤堂、先贤堂、藏书楼、仰极台、凌云亭、奎光阁、文昌阁等。堂台亭阁均镌楹联，颇具云光山色。
刘典（1819—1878），字伯敬，号克庵。长沙府宁乡人。县学生员。追随左宗棠转战南北，历官知县、知府、按察使，1867年（同治六年）署陕西巡抚。光绪元年（1875年）帮办陕甘军务留守兰州，迁布政使。刘关心家乡教育，除倡建云山书院外，还在长沙望麓园创建了宁沩试馆。刘典《云山书院记》记录了他创办云山书院的初衷和始末：
余以观昔者之有书院，其用意深也。余尝思复其旧，久而未敢言。同治癸亥冬，余由浙臬丁艰回籍。过信州时，魏君隽卿良总理楚军粮台事务，过舟吊余，宿于舟。更阑，言及建复书院，鼓舞不已。归而谋诸同人，咸翕然从。甲子（1864年）二月既望，集曾君敬庄毓郯、罗君翊廷珍、潘君复亭本榘、王君书霖懋昭，于六都水云山，相其基址，咸以山水秀丽，局势开展为壮观。遂议纠费置田几百亩，岁收租千有余石。刻日兴工，建正屋四楹，最上为先师殿，次山长课艺处，次讲堂，又次为出入总会之门。左右各建两楹，分十六斋，共计一百五十八间。〔16〕
书院于1867年落成，聘姜于冈为山长，其教学活动注重笃行实践，培养经世之才，遵循刘典所立宗旨：“博学、审问、慎思，明辨以析其理，笃行以践其实，诚能百倍其功，则愚必明，柔必强，从此臻于纯粹，处为大儒，出为良佐。”〔17〕
洞溪书院位于浏阳县东张家坊，始创于道光年间，完全由乡村捐资自办。洞溪书院后经咸丰、同治、光绪三朝，历时七十余年，培养了不少人才。
洞溪书院的前身是浏阳张家坊例贡生张良赞费资四千金兴办的文昌祠义学。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张良赞逝世，夫人遵其遗嘱，召集众人商议，推举乡贤张祖德、李元善经理，并将义学改为书院，取名“洞溪书院”。经过几年的筹备，书院于咸丰二年（1852年）正式开馆，延聘浏阳西乡举人熊冲之主讲。乡人奔走相告，远近士子纷纷聚集书院就读，竟使斋舍一时容纳不下。乡人办学热情高涨，决意扩大斋舍，乃发起募捐。是时正值年岁丰稔，乡人捐资非常踊跃，数年间共募得白银一千七百余两。
捐资办学之风一直延续到同治年间。同治四年（1865年），有张昌芾、李元善各垫月钱一千多缗，垫千缗以下者还有不少人士。同治八年（1869年），浏阳知县盛赓乐带头捐资百金，乡绅富户竞相仿效，捐款十分可观。洞溪书院用这笔捐款新建了文昌阁、圣殿、讲堂、厅堂、斋舍四十间。左厢三间名存意斋，为书院藏书处。至此，洞溪书院规模始定，成为可与省城长沙诸书院媲美的学府。洞溪书院自创办义学到书院规模初成，都离不开浏阳士民的慨然捐资，它是一所地地道道的乡村自办书院。
洞溪书院虽系乡村自办，但学规严明，教学方法十分讲究，而且十数任院长均系知名学者，如三中副榜的浏阳西乡举人、浏阳文庙的著名乐师邱庆诰；长于诗文词赋，著有《云卧山庄诗钞》、《云卧山庄尺牍稿》的大学者郭崑焘（郭嵩焘之弟）；先后掌教过南台书院、狮山书院、文华书院的长沙府著名经学大师袁懋森都在咸、同年间先后主讲于洞溪书院。
书院章程明确提出，“书院作育人材，全赖师长”。师长由首事择其品学兼优者，自行聘请。每年二月初一起开馆，院长率肄业生童谒圣入学，十一月初一散馆。学规规定“书院为造材作育之处，诸凡游戏事均不宜近，严禁牌赌洋烟，如犯者，即禀明院长，逐出斋外”；又规定“生童住斋，要尊师爱友，谨慎谦恭，长幼之道不能偏废，如有狠戾乖异，傲上凌下者，分别记过，其私自冶游者，立即斥逐”。书院纪律之严明，可见一斑。
洞溪书院的课程，以学习经、史、诸子百家著作为主，兼读他书。课程安排饱满，诸生每日就寝时要默背“四书”三五页，清早披衣起床，洗漱完毕即要朗读古文。午饭后要练一个小时的书法。傍晚开始读诗，单日读古近体诗，双日试帖赋。晚饭后，还得读时文，限定篇数，必须按时完成。生徒每月朔望要轮流温习诸经若干本。每月三十（晦日）默写所学经书，由院长摘挑，如数全默者可得到奖赏；错漏句和错漏章段者，会受到记过处分。诸生读书若有所心得，随时札记。若有疑义，可另订质疑册，每月初一、十五呈报院长评阅，以便指正。很明显，洞溪书院的上述课程安排突出了灵活多样的教学原则，早、中、晚课程各异，妥善安排了一月乃至一日的学习时间，以使生徒克服厌学情绪，精神饱满地攻读群书。
洞溪书院倡行的读书方法也很有特色，可归纳为“读、看、问、记”四字。读，须读出声，以经书为主，兼读史书。经先读“六经”、《周官》，史先读《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前四史，而后读诸史，《明史》是必读之书，要求生徒精读。看，要求全神贯注地默读，广涉诸子百家、掌故舆地、儒道性理、泰西政书、诗文词赋等书，以使生徒博学广采，扩大知识面。生徒可选修某门，就长避短，因人而异。问，即提问，生徒所读所看诸书，如有疑问，可问难于院长、师尊和同学，以求析难解疑，务必弄清本质性问题。记，乃撰写读书笔记，要求生徒每月各人自定课程，读看诸书后记下心得，以巩固所学，少走弯路。这些读书方法，至今仍有借鉴意义。光绪末年，省城长沙废书院、办学堂渐成风气，影响所及，洞溪书院也改成了学堂。〔18〕
注释：
〔1〕参见杨慎初等：《岳麓书院史略》，岳麓书社1986年，第121页。
〔2〕转引自李晓钟等：《岳麓书院著名山长》，湖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79—181页。
〔3〕〔7〕〔18〕参见彭平一、陈先枢、梁小进：《湘城教育纪胜》，湖南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84、87、79—82页。
〔4〕〔6〕郭嵩焘：《重建湘水校经堂记》，《郭嵩焘诗文集》，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526、526页。
〔5〕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南省志》第17卷，《教育志》上册，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46页。
〔8〕钱基博、李肖聃：《近百年湖南学风·湘学略》，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47—48页。
〔9〕《郭嵩焘日记》第二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00页。
〔10〕《郭嵩焘奏稿》，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344页。
〔11〕转引自钟叔河：《走向世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17页。
〔12〕《郭嵩焘日记》第三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19页。
〔13〕〔14〕〔15〕《郭嵩焘日记》第四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57、157、320页。
〔16〕〔17〕刘彝、孙等纂修：《宁乡汤泉刘氏五修谱》，1943年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