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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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的建构和想象，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重要起点和原动力。这不仅来源于域外思想和文类的导入，也深受晚清儒学新变的影响。作为文人时代遗产的公羊学，从重拾“张三世”到创构大同乌托邦，检验了儒学容纳新知的限度，也激发近代小说集中指向现代国家理想政制的创构。围绕“未来”和“纪年”，“新中国”叙事重构了现代时空秩序，取旧邦新命为改制诉求，以“家一国一大同”为超越路径，在模仿西方政制、科学的基础上，借助儒学激变所演绎之内在超越精神，重塑了流行的民族国家话语。作为现代“中国梦”的开端，近代小说的国家想象，展现出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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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博士后、讲师,上海200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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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的建构和想象，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重要起点和原动力。这不仅来源于域外思想和文类的导入，也深受晚清儒学新变的影响。作为文人时代遗产的公羊学，从重拾“张三世”到创构大同乌托邦，检验了儒学容纳新知的限度，也激发近代小说集中指向现代国家理想政制的创构。围绕“未来”和“纪年”，“新中国”叙事重构了现代时空秩序，取旧邦新命为改制诉求，以“家一国一大同”为超越路径，在模仿西方政制、科学的基础上，借助儒学激变所演绎之内在超越精神，重塑了流行的民族国家话语。作为现代“中国梦”的开端，近代小说的国家想象，展现出儒家知识人对西方现代性最初的反省，表达了以文明的、普世的、道德的尺度重构现代国家设计的高远理想。
其他文献
2015年12月，《潘懋元文选》英文版由荷兰博睿出版社（Brill Press）正式出版。该书精选了潘懋元先生20世纪50年代以来各个时期关于高等教育的代表性论文20篇，共30多万字。
“大采三周”即“五采三就”,为“二王之后”所持瑞玉。大献礼第一天举行献俘仪式,由畿内诸侯协助;第二天举行禘礼,由“二王之后”协助;第三天举行飨礼,由三事大夫协助。大献礼分仪式、仪节和仪注三个层次,包括振旅、凯入、献俘、禘祖、大飨五个仪式和服酒、告禽、讯酋、折酋、献西旅、燎周庙、告功、饮至、用牲、用卜、献邦宾、纳玉、献酒、大赏等十几个仪节、数十个仪注。从西周早期到春秋时期,大献礼的基本程序几乎没有变化。
潘知常认为,立足“价值-意义”框架,生命美学是研究进入审美关系的人类生命活动的意义与价值之学。它不但在美学问题上立一家之言,而且具备了在美学问题的思考层面的较为广阔的理论前景与阐释空间。封孝伦认为,立足于“生命”方能对“美本质”进行普适性界定。美是人的生命追求的精神实现,生命美学可合理化解美学中的难题。林早则指出,世纪之交是中国现代生命美学理论体系建构的高峰期,此后生命美学应用性研究迅猛发展。中国传统生命美学研究的丰硕显示了传统美学资源与现代生命美学理论建构之间的丰富可能,而西方生命哲学美学研究成果的薄弱
1946年,当世界上第一台数字电子计算机问世的时候,没有人会想到这个重30吨、占地10间房的巨物最后能够走进寻常百姓家。1969年,美国＂阿帕网计划＂启动的时候,没有人想到今天Internet已经走进全世界的大小城市和乡村。就影响的广泛性、深刻性而言,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发明莫过于电脑和互联网。人类发明了电脑，同时也就扩展了人脑；人类发明了互联网，也就在现实世界之外创造了另一个世界。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伴随着美国经济的稳定发展，美国公共债务规模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然而，与绝对规模不断增长的趋势不同，美国的公共债务负担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1980年呈不断下降的状态，而在1980年以后逆转为不断上升的态势。通过比较研究的方法，从开放的宏观经济学以及财税政策的角度，对美国债务负担率发生逆转的原因进行分析，可得出：一方面，1980年以后，GDP的增速除了在克林顿执政期间稳定外，整体呈现逐渐减缓的态势，GDP增速趋缓主要是投资率的不断下降和对外贸易逆差不断扩大所致。另一方面，1980年以后，
本文以王国维的诗词创作为主，分四个时期探讨了王国维之“我”与“人间”的较量，由此来观察他如何处理与时代的关系。晚清时期，王国维的“我”与“人间”对立关系在时间性维度上表现为“我”之短暂与“人间”之永恒的对立共存；在德性维度上表现为“人间”不可信任。只是这“人间”为王国维心中的人间，与现实并无多大关系，因此他的“自我”还是一个相对平静的整体。民国初年，这个“人间”开始分裂为二：一是以失去政权的清皇朝为中心的小人间，一是以革命共和为中心的大人间。王国维的取舍非常鲜明，亲前者，恶后者。他身在日本，生活稳定，远离
关于“翻译”对于一般哲学研究的意义，日本京都学派的代表人物西田几多郎一直抱有着浓厚兴趣。虽然从表面上看来，他在这方面留下的论述数量并不太多，但是这些论述所蕴含的洞察却意味深长。在这些不多的讨论中，西田向我们展现了哲思在其原文表述形式与其译文表现形式之间存在的一种“互创性”（这里所说的“互创性”，乃是笔者为了解释西田思想而自创之表达）。以西固在这一论题上的思考为基准，可将“可译性”的意义解读“创造性”，并透过“第一人称”问题之经纬，来反思哲学和翻译之间的关联性。
围绕日本学者西周将“Philosophy”译为“哲学”，高坂史朗站在思想史视角，推导出日本脱离中国儒学，树立以西方学术为根本的思维模式与价值体系的问题，由此来论证近代日本的主体性与合理性之所在；藤田正胜站在哲学史视角，阐述西周翻译为“哲学”、中江兆民表述为“理学”，并将西田几多郎探索哲学的出发点与笛卡尔“怀疑一切”的现代性思想联系起来，论证西周创立“哲学”的最终目的可以归结为“接续西方”这一主题；而林美茂站在批判史立场，指出西周对于“Philosophy”这一概念存在着本质性的误读，陷入到东西方文明冲突的
日本哲学家西田几多郎与中国哲学家牟宗三运用“即”这个概念来思考“差异性”的问题。西田的“场所”哲学，向读者展现出了“同一性”与“差异性”之间的一种踟蹰态度。有些京都学派成员就此指出，后期西田用“即”这个概念所表达的所谓“绝对矛盾的同一性”，其实并非“同一性”的哲学理论，反而是“差异性”的存有论。类似的踟蹰态度也出现在牟宗三的论述中，不过这是以“作用层一存有层”区分的面貌出现的：牟氏继承圆教的洞见，用“即”这个概念去追求“矛盾的同一性”，又用该概念去探索“作用层”与“存有层”之间的差异性。通过借鉴吉尔·德勒
20世纪初，德国观念论对日本哲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和过哲郎试图在东西文明对比中寻找日本文化传统的伦理学意义。通过阐述东方佛教哲学中“空”的概念，对比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分析，同时回归黑格尔早期国家主义学说，和过哲郎发展出了强调日本文化特有的民族精神的伦理学体系。此体系尤其注重考察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但其过度强调作为伦理关系的人及其社会的存在，最终走向了尊皇主义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