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的此时,义和团运动正在兴起,一年后便轰轰烈烈、如烈火燎原般突然燃遍整个北中国。但就在高潮之际,却又突然被残酷镇压下去,其兴也勃,其亡也速。义和团运动当然是正义的,团民们视死如归的精神更是可歌可泣。但惟其非常正义、无比英勇,使人更感到这是一场无与伦比的历史悲剧。而这场悲剧的复杂性与深刻性更需要人深省。否则,这一段深创剧痛的历史将全部"白费",那么多的鲜血与生命也将" 白费"。
　　
　　为"灭洋"而起
　　
　　义和团运动兴起的背景十分复杂,但最根本、最直接的原因则是"反洋教"。洋教是指西方传来的基督教。从康熙晚期到鸦片战争前,清廷一直实行禁教政策。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在列强的压迫下签订不平等条约,被迫同意解除教禁。传教士以坚船利炮为后盾,纷纷来华传教。很明显,这种传教的实质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但为了传教的策略需要,教会在中国创办了不少以传播现代自然科学知识为主要内容的学校、医院和报刊杂志,对现代科学知识在中国的引进和广泛传播,对中国的现代化确实起了重要作用。不过,随着越来越多的传教士深入到内地乡村建堂传教,农民和教会的冲突日益激烈,屡屡发生各种"教案"。
　　反洋教既有文化上的冲突,更有实际利益的冲突。从文化上说,教会认为"祭天祀礼拜祖"是偶像崇拜而禁止信教者进行这些活动,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视为神圣的祭天地、敬鬼神、祀祖宗、拜孔子几乎水火不容。洋教因此被许多人(尤其是官绅)视为"灭伦伤化",难以容忍。在实际利益方面,教会为了扩大传教,往往不择手段,不分良莠地吸收教民。
　　由于教会享有种种政治特权,不少品行不良分子纷纷入教,仗势为非作歹,横行乡里。在教民与乡民的冲突中,教会自然偏袒教民,地方官往往也无可奈何。这样,文化冲突与民族矛盾交织在一起,终于兴起声势浩大的反洋教运动。
　　据统计,从19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末,全国发生大小教案8百余起。其中较大的有"天津教案"、"长江暴动"及四川余栋臣起义等。其发动与参与者有地方官员,土豪乡绅,普通农民,民团会党,城市贫民,流氓无产者……十分复杂,规模越来越大,手段越来越激烈。但基本诉求仍是"趋正避邪"、"忠君卫道"的封建性。义和团运动于19世纪90年代后半期起源于山东和直隶,以"练拳"为名组织起来,攻打教堂,反洋教。1898年10月下旬,山东冠县梨园屯拳民起义,使义和团运动迅速兴起,从山东发展到直隶,并于1900年夏进入北京天津。义和团的口号虽不统一,但主要是"顺清灭洋"、"扶清灭洋"、"助清灭洋"。并明确表示"一概鬼子全杀尽,大清一统庆升平",爱国性与封建性混为一体。对一切与"洋"有关之人和物,义和团极端仇视,把传教士称为"毛子",教民称为"二毛子",通洋学、谙洋语、用洋货……者依次被称为"三毛子"、"四毛子"……直到"十毛子",统统在严厉打击之列。
　　
　　暧昧的清政府
　　
　　对如此巨大的社会运动,清王朝中央政府在相当一段时间内竟没有一个明确、统一的政策,往往由各级官员自行决定。由于中央和地方官员对义和团的态度非常不同,有的支持,有的反对,中央政府也深受影响,时而主剿,时而主抚,但总的倾向是主抚。而最终决定明确支持义和团,则是要利用义和团根绝维新隐患。 1894年甲午战争中国惨败于日本,这使国人深受刺激。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提出了"借法自强"。要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政治和社会制度改造中国。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上演了"百日维新"的话剧。变法必然触及守旧派的利益,以慈禧为代表的顽固派为了保住自己的权位,发动戊戌政变,戊戌六君子被杀,康、梁在外国使馆人员的帮助下逃往海外,支持戊戌的官员受到严厉处置,光绪皇帝被囚禁。戊戌失败,中国社会和历史严重倒退。为了根绝隐患,慈禧等守旧派决定废除光绪,另立新君。但这一计划遭到西方列强的强烈反对而未能实现。对守旧派来说,光绪的存在是潜在的巨大威胁。他们知道自己没有力量,便想依靠义和团的"民心"、"民气",同时又相信义和团的各种"法术"真能刀枪不入,打败现代化武器装备的洋人,于是决定利用义和团来杀灭洋人,达到废立的目的。而义和团本身的封建性、落后性,也为这种利用提供了基础。
　　有了清政府的明确支持,义和团情绪高涨,迅速向更极端、更加非理性的方向发展,对传教士和教民不分男女老幼,一律打杀。 1900年春夏义和团进入京津后,情形更加恐怖,许多传教士和外国人、中国教民被杀。他们要消灭一切带"洋"字的东西,铁路、电线、机器、轮船等等都在捣毁之列。有用洋物者"必杀无赦,若纸烟、若小眼镜,甚至洋伞、洋袜,用者辄置极刑。曾有学士6人仓皇避乱,因身边随带铅笔一支、洋纸一张,途遇团匪搜出,乱刀并下,死于非命"。甚至有"一家有一枚火柴,而8口同戮者"。对开明官绅,维新派人士,义和团更是明言打杀,要 " 拆毁同文馆、大学堂等,所有师徒,均不饶放",明令要"康有为回国治罪"。在一些顽固派的指使下还一度冲入禁宫要捉拿光绪皇帝。在这种情形下,西方列强以"保护使馆"的名义组成"八国联军"发动又一次侵华战争。这时,清政府已失去了回旋余地,而必须作出是战是和的决定。从6月16日到19日,清廷连续召开4次御前会议,讨论和战问题。两派进行了激烈的辩论。主和派得到光绪皇帝支持,主张镇压义和团,对外缓和;主战派实际以慈禧为首,主张支持义和团,对外宣战,首先攻打外国使馆区。结果当然是主战派胜利。主和派认为中国大难将至,在廷上相聚共泣,却毫无办法。不久,5名主和大臣被清廷处死。
　　6月19日清廷决定"向各国宣战",给北京义和团发放米2万石,银10万两,并命令清军与义和团一起攻打使馆区,义和团更加斗志高昂。经过两个月的激烈战斗,中方终因武器落后而不敌八国联军,北京城于8月14日被攻破。慈禧于第2天携光绪等向西仓皇出逃。就在八国联军血洗北京,残酷屠杀义和团团民之时,西逃途中的慈禧已开始与列强议和。为尽快与列强达成和议,清廷从9月7日起连续发谕,下令剿杀义和团:"此案初起,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铲灭不可。"经过清政府地方官的严剿,一些零星小股义和团也被最后扑灭。在八国联军开到的一些城市,迎接他们的往往是清政府官员挂出的"拳匪"头领的首级。
　　
　　"维新"才是出路
　　
　　可以说,义和团反侵略斗争无疑是正义的,但其社会政治诉求却非常落后,是反对社会发展,阻挡历史进步。近代中国的历史主题是建立现代化的经济、政治、社会制度,实现现代化转型。义和团排斥、反对乃至仇视一切现代文明,这种反现代化的态度是与这一主题背道而驰的。这种仇视当然事出有因,如中国文化中"华夏中心"、盲目排外的传统,更有近代中国屡受"洋人"侵略的背景。不过唯其如此,使人更感到"戊戌维新"的难能可贵。
　　戊戌运动的直接动因是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被明治维新的日本打败,使一些先进的中国人深受刺激,认识到只有像日本那样"维新"才是中国的出路。他们不因日本侵略中国、残酷屠杀中国人而反对维新,怒斥维新的种种不是,反而明确提出要学习敌国日本的维新,这不仅需要冷静的理性,更需要极大的勇气。因为维新派提出向敌国学习,承认敌国的社会政治制度优于被侵略的祖国,很容易被指为"汉奸"、"媚敌"、"卖国",所以只有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那样有胆有识者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在甲午战败后提出"借法自强"。
　　而义和团运动则明显是维新运动的反动,因此才能被以慈禧为首的封建统治者中最愚昧、顽固、落后、守旧者所利用,成为他们反对社会进步的工具。而且,正因为义和团非常正义,所以更容易极端、过激,而批评者对种种危害不浅的极端、过激行为甚至无法启齿,因为这种批评很容易被指为站在正义的对立面上。
　　对清政府说来,最初利用义和团时只是想到"民心"、"民气"可用,而没有看到当民众的怒火被点燃后,政府便很难控制其方向、规模。最终很可能是自己被灼伤。"民心""民气"固然可贵可用,但对统治者而言却是双刃剑,稍有不慎便伤及自身。所以定要慎之又慎。从义和团方面来说,本来就有满腔怒火正待喷发,一朝得到官方支持更一发不可收拾,而没有想到自己只是清政府的一种工具。一旦情况有变或超出官方允许的范围,自己首先就会成为牺牲品。
　　对义和团,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进人物更多地看到其负面作用。陈独秀1918年在《新青年》上发表的《克林德碑》一文甚至认为义和团是"向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道路"。闻一多谈到自己从支持国民党到支持共产党的转变时说,因为蒋介石1943年出版了《中国之命运》一书,要大力弘扬八德四维等中国"传统文化",闻氏这样写道:"《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出版,在我一个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简直被里面的义和团精神吓了一跳,我们英明的领袖原来是这样想法的吗?五四给我的影响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向五四挑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八年的回忆与感想》)这时,他急切地阅读各种左倾书籍,加入到争自由、争民主的运动中去。
　　他们对义和团的观点或许不无片面、苛刻之处。但一场正义、英勇的运动却被最腐朽、最落后的力量所掌握利用,成为阻碍社会发展、历史进步的运动。历史悲剧,莫过如此!□(编辑:张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