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两点半，北京西站地下出站口。刚刚从老家回到北京，我书包里装着几件衣服和一份大学录取通知书。由于没有买到白天到站的火车票，从火车上下来，我只得先找一根柱子靠着，等待天亮搭公交。
　　刚刚找到一根柱子靠定，便有一位穿着保安服的人朝我走来，并告诉我那边有报纸可以拿过来睡一会儿。怀着强烈的排斥心理以及对他保安身份的怀疑，我并没有理会，一个人掏出手机蹲在地上，准备打发这三个小时的时间。保安便走远了，四处打望着，也不时地望过来。
　　我收起手机，抬头看到一个年轻人向我走来，一位二十几岁的小伙子。他首先自我介绍说：“我是一名黑导，就是沒有导游证的导游。昨天在西站带客人，太晚了没有公交回去，所以在站里凑合一晚上。”然后递上一张名片。我接过名片，他便顺势坐在了我旁边，只见名片上写着：导游刘勇。紧跟着两个手机号码和一些北京著名的旅游景点，长城、故宫之类的。
　　感觉到他的坦诚，我们便交谈起来。他首先问了我的情况：刚刚拿到录取通知书来找在北京打工父母的小姑娘。然后告诉我：“刚刚穿着保安制服的人其实现在已经不是保安了，他们专门在别人睡着后把包拿走，然后翻翻有值钱的就拿走，没有就随便找个地方一扔。我知道你也没啥值钱的东西，但你想想，就算丢件衣服，你穿的时候也不方便吧！”并且说：“现在很多导游都不会把游客带到真正的八达岭长城，都是为了让游客多买点东西。”然后他便指着西站地下大厅里的人跟我描述，这些是做什么的，那些是做什么的。想着他对西站的人有如此的了解，不知在这里待过多少个日夜。我们就这样聊了两个小时。
　　将近五点钟的时候，有一位长得很高的年轻小伙子过来跟我们聊天。他说自己是西安人，来北京的专卖店买鞋。在北京住了两天身上没钱了，所以在西站等他妈妈接他回去。我信以为真，刘勇却不置可否地问了一句：“西安不是也有很多专卖店吗？”小伙子回答说：“北京的专卖店更多一点。”没聊几句，刘勇就对我说：“走吧，你不是要去南广场坐车么？”我点点头，有点疑惑地跟他一起往南广场走。路上他告诉我：“我们再晚一会儿不走，他就要开口要钱了。”在我的吃惊中，他说：“我要去北广场坐车，现在上面天亮了，你自己上去吧。”然后他便原路返回，消失在了地下大厅的人流中。
　　北京是怎样的一个城市？生活、奋斗在北京的人们又是怎样的？在我当时的眼睛里，在这里奋斗的人们如此复杂，却又如此可爱。
　　父母在北京五环以外的西南地区生活了许多年，自己也是每年寒暑假都乘着火车往返，每次的列车上都是从北京出来或是走进北京的人。早就接触了这种与火车打交道的生活，大学选在了重庆，所以只得一个人从北京去重庆报到。
　　T9次火车上有许多从北京返回重庆的重庆人，周围的人得知我一个人去重庆念书，都很热心地向我介绍重庆的特点。比如重庆早点的包子里都有辣椒，重庆的公交车都是要过隧道的……他们会说北京公交司机的服装不如重庆的好看，北京的小吃不如重庆的多、不如重庆的好吃，北京的空气不如重庆的好……但他们还说回家办完事还要再来北京。下了火车之后，人们不停地前行，与邻座也早已走散，但就在我接近出站口的时候，我的一个邻座拖着两大包行李，从人群中挤回来找到我说：“我找到你们学校接站的人了，你跟我走。”这些常年与火车打交道、往返于大城市和自己家乡的人们，丝毫没有丧失对生活的热爱，淳朴而善良。他们对自己的家乡有着浓浓的情意，对于大城市的艰辛也甘之如饴。
　　没有体面的工作，这些从祖国四面八方涌向北京的人们，在这座城市里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从“保安”、刘勇、专卖店买鞋的小伙子，到自己的父母和火车上往返于北京和家乡的打工者，甚至是在尘土飞扬的马路边吃着五块钱一碗拉面或饺子的年轻建筑工人，冬日里在学校门口推着煎饼车卖煎饼的年轻商贩……噢，这些在大城市打拼的可爱的人！你们住在逼仄的出租屋里，远离家乡的亲人，远离读书的子女。渐渐蹒跚的步伐，佝偻的脊梁，和被这座城市的大风刮得不再年轻的面庞，一如既往地在这样一个城市里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你们在生活的褶皱里努力，伴随着这个城市的日出和夕阳，行走在公交的车轮旁，呼吸着灰尘和寒冷的空气。你们，是为了什么？
　　为什么再苦再累都要奔北京，没有为什么。为了孩子拿出录取通知书的时候能交得起学费，为了在出租房里买得起冬天的暖气，为了过年回家时买得起一身体面的衣服，为了给家里添一台洗衣机或是电烤箱，为了把自行车换成电动车，为了错过夜班公交车时不用在火车站熬一晚……
　　对于这样的一群人来说，北京，不过是区别于家乡的一个代名词，是能够打工挣钱养家糊口的地方。他们不会思考为什么再苦再累都要奔北京，他们只知道留在家乡是没办法养活自己和家人的。而在家乡人眼里，年轻人若不出去打工是站不住的，更没有什么前途可言。
　　（摘自《 北京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