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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诞生之初未被纳入批评视野的“平安假名日记”，经过“国学”、“国文学”运动的推升，作为“国语”的基础——“和文”，以及描写了所谓的日本的“国民性”而受到高度评价，最终成为作为“制度”而被创造出来的“国文学”的一部分，被经典化为“平安女性日记文学”。
关键词：平安假名日记；国民国家；文学史；经典研究；平安女性日记文学
中图分类号：I313.0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09)03-0132-05
平安(794—192年)女贵族利用平假名所创作的《蜻蛉日记》(974年)、《和泉式部日记》(1007年)、《紫式部日记》(1010年)、《更级日记》(1059年)等日记作品，在其诞生之初地位很低，但经过“国学”尤其是近代“国文学”运动的提升，发展到今天已作为“平安女性日记文学”被视为日本文学的重要典籍，其地位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笔者立足于“经典研究”，分析自产生至二战前，时代需求如何作用于社会对这些作品的认识，将之从不人流的“平安假名日记”，一跃推升至“平安女性日记文学”这一经典地位。该探讨对于深入了解日本近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及研究女性主义文学具有理论意义，同时对推动新时期中国社会主义文学和文化建设、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和发展也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一、“女性日记文学”经典化过程概观
广义的“经典”，一般是指由强力制度、机构所认定的文本，其实质是支配集团用来再生产自己的价值或者意识形态，从而维护权力体制、利益的工具。适应政治需求的发展与变化，文本必然被重新解读、再定义、再解释，故经典的形成必然是持续的、变化的。探究日本文学的经典化问题，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今天我们所知道的“日本文学”，是1890年代才产生并开始拥有具体形态的近代“建构物”，深受国家(nation-state)和文学(literature)这两个基本范畴概念的规定。而这二者的大部分内涵均来自近代欧洲的国民国家、文学的概念。“国文学”(national literature)概念，是在18、19世纪的欧洲与民族主义的高涨同时出现的。以被视为国文学的作品存在于特定的国民(nation／people)的系谱性、集合性历史中为前提所建构的“国文学”概念，将被视为体现国民文化或者国民精神的文本特权化。民族主义一般通过溯源或者创造传统的手段来确立、强化自己的文化身份认同。
平安女贵族所撰写的平假名——原本被视为带有强烈贬义文化含义的表记符号——日记，诞生之初几乎未被纳入文学批评视野。尽管经历了中世纪(1192～600年)“国学”运动的推升，仍未能进入文坛主流。只是进入近代尤其是大正(1912—1926年)末期，为适应确立国民身份认同，推动国民国家建设这一政治需求，其中的大部分作品才开始受到瞩目，逐渐被推到日本古代文学的中心地位。一般认为，“日记文学”一词是土居光知效法欧美文学，于1920年在《日本文学的展开》一文中首先提出来的。加上当时随着日本产业社会的迅猛发展，女性读者群迅速扩大，在大众传媒普及、文字商品化压力下，1920年“女性文学”这一概念应运而生。围绕该概念的批评风起云涌，急需为其寻找历史渊源。正是适应了社会上为“女性文学”溯源的需求，“女性日记文学”这一概念被“发明”“创造”出来，假名日记上升为注释和研究的对象，成为“制度”、经典。此外，在受自然主义影响所掀起的“私小说”高潮中，许多人认为“女性日记文学”是构成广义“私小说”话语的一部分，因而将之纳入“自照文学”(Literature of self-Re-flection)范畴；也有人认为，近代“女性文学”的自我告白、自传性质，乃是源自“平安女性日记文学”，是日本女性传统的自然体现。这些也都进一步稳固了其经典地位。
二、平安假名日记——未进入批评视野
由于出自女性之手，平安时期的假名日记长期未受重视，在文坛上的地位很低。但例外的是，早在12－13世纪，纪贯之(872-945年)假借女性之手所著的《土佐日记》(934年)，以及紫式部所著《紫式部日记》就已获得极高的评价。这主要是藤原俊成(1114－1204年)、定家(1162－1241年)父子二人将纪贯之所编辑的《古今和歌集》(905年)、紫式部所著的《源氏物语》(1000年)定为和歌范本，奠定了二人作为传统和歌权威的地位。爱屋及乌，《土佐日记》与《紫式部日记》在遣词用语、文体等方面也便成为范文。当然，《土佐日记》之所以长期被视为最具价值的日记文学，纪贯之的男性身份也不容忽视。千野香织认为，平安时代男性贵族将汉字作为正式场合的表记符号来显耀和保持自己的地位和权威②。以致纪贯之著《土佐日记》时不得不假借女性身份：“作为女性的我，也想试着写男性所写的日记。”当时只有女性采用平假名。换言之，在男性为经典制造者的中古(794—1192年)至中世初期，假名日记自然会遭到无视或者轻视。当时上述日记基本未受文坛注目就是最有力的佐证。
但需要注意的是：假名的出现实际上是对处于支配地位的儒教、汉学的反抗。5-9世纪约五百年间，效法隋、唐，通过“大化改新”(645年)建立了“律令国家”的日本，在政治、文化等方面均深受强势的中国文化的影响和支配。假名、训点以及假名作品的出现，表面上是随着音声中心主义势力的增强，原本用汉字无法表记的日语固有发音开始得以体现的标志，其实质是一直受到中华思想压抑的日本本土文化、思想抬头的标志，也是为酝酿具备“大和”即日本“国民性”文学所做的努力和尝试。例如，《古今和歌集》的假名序不但将“和”语与“KARA”语言相对立，提出“和魂”、“和绘”等词语，有意识地将之树立为具有“大和”性质的固有文化价值，力图与汉学分庭抗礼，而且还通过将“歌”称作“和歌”的方式，有意识地将其与力图证明皇室正统性的《古事记》(712年)、《日本书纪》(720年)联系在一起，抬高其地位。通过种种操作，《古今和歌集》所体现的贵族主义、传统主义性质的文化价值初步形成。当然我们还必须考虑到，“摄关”政治——通过后宫姻亲方式掌握实际控制权的政治形式——客观上极大地提高了女贵族的文学和文化修养，他们所创造的这种独特的文化，渐呈引领日本“国风文化”发展之势。因此，《古今和歌集》不仅标志着假名这种文字、文体的成熟与发达，也是和语·固有语言世界“一跃进入正式场合、具划时代意义之盛事”。这也正是假名日记被视为对汉学的反抗，以及被江户“国学者”、近代“国文学者”们视为“国语”的基础——“和语”与最具大和性质的文艺作品的原因之一。
但在男性中心时代，女性被排斥在权力话语之外。因此虽然假名作品出现，但“从整个语言体系来看，这并不代表当时的整体现状。承继前代发展而 来的汉诗仍然占据支配地位”，而且“俯瞰平安时代以后国语文体的走向，稳居其中心的，并非平假名或者片假名为载体的文章，而是承继古代传统的汉文”。长期以来，正如《源氏物语》所示，实际上这些日记仍被视为妇女儿童读物，这种看法甚至一直持续至与谢芜村(1716—1783年)试图将传统的“雅”与“俗”统一之时。
三、近世(1603—1867年)“国学”——尚未进入主流
进入中世尤其是进入近世后，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商人即所谓的“町人”阶层实力日益强大，开始产生强烈的政治愿望和要求。为确立自己的政治地位，他们必然要树立作为自己身份认同标志的新文化。从该意义而言，18世纪之后出现的“国学运动”不但是试图将日本从中国文化殖民地的境况中解放出来的尝试，也是以町人为主体的学者们力图确立自己身份认同的一种尝试，是他们对贵族性质的以朝廷为中心的和学传统的堂上歌人，以及由武士阶级的学者为先导、支配着当时思想界、幕府意识形态的朱子学的反抗。
一言以蔽之，“国学运动”借助回溯日本古代的方式力图实现对汉学实际上就是对中国思想、文化的抗衡，从而形成自我同一的话语。为此，“国学者”们立足于自认为最具“大和性”的文本：一方面致力于将以假名为载体的和歌、物语推升至最高文艺地位，确立新的经典；另一方面攻击一切被认为受到外国影响的事物，试图将佛教、儒教以及中国的诗、史等排除在经典之外，颠覆传统的文艺秩序金字塔。
尤其是“国学”的领军人物本居宣长(1730-1801年)，将以儒教为中心的中国思想称为“汉心(KARAGOKORO)”，认为其理论基础在于汉学。尤为极端的是，由于认为只有汉字传人之前的声音语言(古代口语)才是真实的世界(KUZUBANA)，因此，他不但反对汉字，甚至将文字看作一切问题的根源。“必须从我们的语言中追求我们世界的根源——这是宣长的立场，也是他力图从‘古言’中求得自我确认的一贯追求”。他所追求的是由古语所支持的世界，正如“皇国”这一词所示，是一个天皇一统的有别于其他国家的世界。从历史长河来看，江户时期的“国学”运动是日本民族主义发展的初期阶段，是一种国内现象，其中心是构建与“KARA”相对立的想象中的“大和”。这与近代的“语言国粹主义”，即把语言当做近代国民基础的理论如出一辙。这正是“国学者”们的理论被近代“国文学者”们所利用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国学”追求“大和性”的结果，自然引起关于日本文学、文化起源的争论，并为近代“国文学”提供了理论源泉。但该时期负面评价仍据主流。例如“国学”的另一领军人物贺茂真渊(1697—1769年)高度评价古代以及《万叶集》的“大丈夫气概(MASUR—AOBURI)”，而对平安时代以及该时期文学作品所体现的“柔弱女性气质(TAOYAMEBURI)”则作出负面评价，甚至认为该时期由男性的阳刚转向女性的柔弱，是历史的倒退。因而该时期“国学”思想未能成为社会主要思潮，更未能占据统治地位，江户时期各藩校(各藩为培养服务于封建统治的人才而建立的学校)科目中，“国学”未能成为中心课程就清楚表明该时期“国学”的地位仍然低下。
四、近代“国文学”——发展成为“制度”
1853年4月“柏利来航”，在美国坚船利炮威胁之下被迫开港的日本面临空前的亡国危机。为脱亚入欧，尽早将日本建设成为与欧美比肩的强大的国民国家，日本政府开始了明治维新(1868年)——基于欧美列强理论和价值观基础之上的全面“自我殖民地化”。
国民国家的主体是“国民”(nation)——具有独特“国民认同”的民众，这是一个近代以来所形成的政治概念，其目的是通过灌输“国民国家”(nation－state)意识，强调本民族固有的、超越时空的尤其是那些被认为在受到外国影响之前就已经存在的特征，从而形成本尼迪特克·安德森所称的“想象的共同体”。而构建国民“固有”传统的最有效手段就是将俗语所创作的传统文学作品确立为经典，即“经典的形成，也一直是抵抗文化支配的手段，建立带有独有民族性、国家性、性别性国民认同特征的手段”。因此，与江户时期的“国学”运动不同，以建设国民国家为目的的明治时期的经典形成，是全球民族主义浪潮的一部分。“女性日记文学”就是在该社会背景下，适应必须确立“国语”、“国文学”等“制度”这一政治需求而确立的。
(一)“国语”和“国文学”“制度”的确立——“发明”“平安女性日记文学”的必然性
随着民族意识的诞生，首先需要确立“国语”和“国文学”“制度”，以此来建构国民身份的认同。因此，近代经典形成的意识形态的核心是语言民族主义。为此，明治维新后日本首先掀起“文言一致”运动，创建能够体现日本、日本人的日本语和日本文化成为时代课题。
以前岛密的《废除汉学之议》(1866年)为起点所掀起的“文言一致”，经历了中法战争(1884—1885年)的冲击，在甲午战争(1894—1895年)所掀起的民族情绪高潮中，上田万年的著名演讲《国语与国家》(1894年)标志着语言问题上升为“国语”问题。他认为日本正是依靠“忠君爱国”思想和“国语”力量得以统合的国家。因此“我们不能无视的是，坪内逍遥发表《小说神髓》之时，正是(日本)在‘文言一致’这一口号之下，图谋制造新的‘国民’语言之际”，二叶亭四迷的《浮云》(1887年)实际上是建设国语的尝试。
在确立国语的同时，鉴于“国文学贯通于国民一统，赋予同胞一体之感觉，为一国特有之显象；其职能对于外国，可固国民之凝聚力，化其为一元之素，故于国乃极重要之物”，为国家创制“重要”的“国文学”呼声成为时代的最强音，文学上升为“国文学”。以1907年“西园寺总理与国内一流文士的聚会”为标志，日本确立了“大文字文学”，文学被提高到国家表象的崇高地位，最终实现了“国学”家们力图颠覆文艺作品传统等级的目标。
(二)文学史的权力与“写实”主张的影响——“发明”“平安女性日记文学”的手段
1 借助文学史的权力确立经典
文学史是在19世纪以来所形成的民族——国家观基础上，适应国民国家建设的需要，通过回溯文学发展历程，对文学作品进行整理、予以取舍，是“创造”、“发明”经典的手段。它能够彰显民族文化，激发爱国热情，十分有益于近代国民国家形象和民族精神的建构。进入19世纪80-90年代，日本效法西洋，通过编纂文学史重新审视、评价原有的文学作品体系。一系列“国文学史”、“和文学史”以及文选的出版，在日本掀起了与欧洲民族国家观念密切相关的思想高潮，确立了新的经典。其目的就在于通过文学史教育国民把握“我国文学的整体”，从而了解“日本国民”“心性的发达”与“思想的变迁”，“加深 国民热爱自己国家的观念”。因此，“近代日本国文学概念，其‘文学性’与‘日本性’两个侧面都植根于更广域的近代架构之内”。作为世界范围内近代民族文化建设的一部分，日本学术界由“国学”时代进入“国文学”时代。
例如，奈良时代(710～84年)贵族所编辑的《万叶集》，原本只是贵族的读物，但到了民族情绪高涨的明治中期，深受德国国家主义、浪漫主义影响的日本，将之作为上白天皇下至庶民的“国民诗集”而经典化，使之成为日本文化的伟大遗产、日本人的心灵故乡；《源氏物语》原本只是妇女儿童读物、和歌创作指南，但此时却被尊为“最好的写实小说”。尤其是该书最初几章(如对醍醐天皇)的描写，适应于当时“大政奉还”(将统治权从幕府归还到天皇手中)这一政治形势之需，被作为最理想的日本政权形式——“天皇亲政”楷模而大受推崇，在证明天皇统治的正统性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成为国民国家建设的文化装置。
2 利用“进化论”和“融合论”勾描“国民性”
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丹纳(Hippolyte－Adol－phe Taine)的《英国文学史》为日本“国文学者”勾描“国民性”提供了具体方法：受进化论和西洋文学理论影响的坪内逍遥将“写实”小说提升为最高级的文学形态，对重新认识平安假名日记并进而将之经典化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丹纳认为：人种所固有的本源性精神倾向是该种族普遍的、永久的因素，是其他可变因素的基础，二者构成不变／可变的二元构造。受其影响，日本知识分子致力于通过文学勾描所谓的固有的“国民性”。“我大日本帝国之国语，乃皇祖皇宗以来显表我国民思想之利器、大和民族精神之血液”，而以该语言所书就的“所谓一国的文学，是该国国民以国语所记录的自己的特有思想、感情、想象”，是“国民性的反映”等论点喧嚣尘上。与进化论相唱和，融合论应运而生。例如，在汉字传人之前应该存在着“神代文字”。但汉字可谓诞生日本文学之母。进入德川时代(1600—1867年)后，作为对“汉文学者”作品的抵制，“国学者”们提倡复兴“古代国文学”。看似对立的上述二者，“之后相互融合”，汉学与“国学”融合产生“和汉混淆体”。且进入近代以来，必然与“西洋文学”“混合溶解”。国学、汉学与洋学相互融合，呈现出明治新文学的美观。但是无论如何融合，由于共有“万世一系的天子”、拥有“千古不易之国语”，日本自然拥有不变的“固有”“国民性”，因而外来文化只能是可变因素，它们必将被“自国化”即本土化。
正是立足于上述理论，“国学者”们勾描出所谓的日本不变的“国民性”。例如，平安女性日记在形式上“容易流于平淡直叙，缺乏力度”，而且其内容——“通过文字表现出的人心”——“无力，淫逸，缺乏节操”，即无论内容还是形式上均存在种种不足，但这些缺点被视为发展过程中的必然而得以正当化。他们认为，平安假名日记不仅创造了“国语”的基础——“和文”，还在进入“尚武气象隆盛”的镰仓时期(1192－1333年)后，通过“大和语”与“汉语佛语”“相协调”，极大地“扩展了国语的范围、国文的范围”，而且在此基础之上，吸收中国等外来文化的影响，通过扬弃，终于摆脱女性化之弊发展成为中世纪继而德川时期雄浑的男性化文学。“和汉混淆文”体足以与“江户时期汉学者之手所创造的文学相匹敌”。从而极大地提高了女性文学的价值。
之后，在“国学”尤其是本居宣畏的“物哀(MONONOAWARE)”论基础上，藤冈作太郎(1870－1910年)用“写实”和写“情”两个标准重新评价了平安日记文学。传统上对《土佐日记》的评价要高于《紫式部日记》，但按照写实标准来衡量，“少用敬语，罕有润色”，“随心运笔，毫无苦心斧削之痕迹”，“轻快简洁”，即采用直接表现的《紫式部日记》则地位上升。而且与“写实”相较，藤冈更推崇“直白单纯、痛切的感情”，认为毫无“虚饰”的“真情流露”才是平安文学的优点。由于假名日记“多为深大感兴勃发时所记”，因而具有“文学价值”。正是基于上述标准，他认为日记文学尤其是《蜻蛉日记》“其实却近乎物语”，“宛如纯粹的小说”，“近乎自叙传性质的写实小说”，将之视作“近代文学”的先驱予以积极的正面评价。此外，他还指出平安文学中的“情趣”、“爱”、“自然”、“美”等概念，提出平安文学的新的意义。而这一连串价值概念，被1890年代以北村透谷为首的《文学界》同仁，以及20世纪初涌现的各种浪漫主义思潮所继承和光大，成为日本近代文学话语的核心。
深受藤冈平安文学研究成果影响的津田左右吉更是将藤冈所强调的“恋”与“自然”作为日本国民传统的中心，积极评价其感情的直接表白形式，“对自己情感生活的毫不掩饰的告白也好，空想的结果也好，其目的是对某情景、或者情感的直接描绘”，“从他们胸底喷涌而出的感情之泉直接化为声音，震撼人耳”。首先提出“日记文学”概念的土居也认为“如果考虑日本文学的特性，我们感到日本人特别具备抒情性”，“平安朝的日记文学位于抒情诗和物语中间”。高度评价这种由抒情性、人的观照性、想象力等所构成的表现形式，是“在从前的日本文学中，最具罕见个性的直接表现”。
与此同时，19世纪20年代中期女性读者群的急速扩大、文字商品化的发展也为“女性文学”概念的登场和对之的研究创造了历史条件。“女性文学研究”的创始者池田龟鉴，将平安女性日记文学定义为“自照文学”，是“作者以Ich的形式表现个性，主动地将自我的真实采用最直接的忏悔或者告白予以袒露的一种文学系列”，其特点是“对过去的思索和反思”，“是明朗的、全一自我的最直接、自律性质的表现……是纯真无邪的灵魂的自叙传”，因此是“国民自身所书就的自身影像”、“自我的传记”，是“真实的内心生活的告白”。国民可以由此“自觉认识到本国的国性和国民性，对本国的国民精神拥有强烈的亲切感”，“丰富了国民思想精神的营养，强壮了整个国家的肌体”。
上述评论无疑与当时社会上“私小说”的流行相呼应。当时文坛的状况是：田山花袋《棉被》(1907年)的发表，“终结了此前一年由岛崎藤村的《破戒》所开辟的近代性质的虚构的可能性，将小说创作方向扭曲到‘私小说’的方向上”，使“私小说”成为日本“纯文学”的主流。真挚的自我表白和自我探求是文学的基础，只有文学才能达到真正的自我实现这一文学观开始在社会上盛行。这样，“女性日记文学”自然成为广义的“私小说”话语的一部分，无疑也为其成功进入“日本文学主流”发挥了巨大作用。
五、结语
只有首先确立国民身份认同，才能以之为手段推动和促进国民国家的建立和建设，而确立国民身份认同的最有效手段是将“国语”和国文学确立为“制度”、文化装置。作为对统治整个日本的汉学与中华思想的抗衡，出现于平安时期的假名日记，虽然出现之初几乎未被纳入文学批评视野，但在复古与国粹主义倾向日趋强盛的“国学”时代却渐呈抬头之势，在明治维新尤其是在甲午战争后日本民族主义高涨的社会背景下，适应国民国家建设的需求，在确立“国语”(所谓的该国国民的固有语言)、“国文学”(以“国语”书就的所谓根源性文学)运动中，以其使用的是“国语”的基础——“和文”与描写了所谓的日本文学固有的文学性，以及其描绘的所谓“国民性”而获得高度评价，最终作为“国文学”的一部分被经典化为“女性日记文学”。从该意义而言，持日本文学具有“脱政治性”的认识是肤浅的。
关键词：平安假名日记；国民国家；文学史；经典研究；平安女性日记文学
中图分类号：I313.0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09)03-0132-05
平安(794—192年)女贵族利用平假名所创作的《蜻蛉日记》(974年)、《和泉式部日记》(1007年)、《紫式部日记》(1010年)、《更级日记》(1059年)等日记作品，在其诞生之初地位很低，但经过“国学”尤其是近代“国文学”运动的提升，发展到今天已作为“平安女性日记文学”被视为日本文学的重要典籍，其地位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笔者立足于“经典研究”，分析自产生至二战前，时代需求如何作用于社会对这些作品的认识，将之从不人流的“平安假名日记”，一跃推升至“平安女性日记文学”这一经典地位。该探讨对于深入了解日本近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及研究女性主义文学具有理论意义，同时对推动新时期中国社会主义文学和文化建设、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和发展也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一、“女性日记文学”经典化过程概观
广义的“经典”，一般是指由强力制度、机构所认定的文本，其实质是支配集团用来再生产自己的价值或者意识形态，从而维护权力体制、利益的工具。适应政治需求的发展与变化，文本必然被重新解读、再定义、再解释，故经典的形成必然是持续的、变化的。探究日本文学的经典化问题，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今天我们所知道的“日本文学”，是1890年代才产生并开始拥有具体形态的近代“建构物”，深受国家(nation-state)和文学(literature)这两个基本范畴概念的规定。而这二者的大部分内涵均来自近代欧洲的国民国家、文学的概念。“国文学”(national literature)概念，是在18、19世纪的欧洲与民族主义的高涨同时出现的。以被视为国文学的作品存在于特定的国民(nation／people)的系谱性、集合性历史中为前提所建构的“国文学”概念，将被视为体现国民文化或者国民精神的文本特权化。民族主义一般通过溯源或者创造传统的手段来确立、强化自己的文化身份认同。
平安女贵族所撰写的平假名——原本被视为带有强烈贬义文化含义的表记符号——日记，诞生之初几乎未被纳入文学批评视野。尽管经历了中世纪(1192～600年)“国学”运动的推升，仍未能进入文坛主流。只是进入近代尤其是大正(1912—1926年)末期，为适应确立国民身份认同，推动国民国家建设这一政治需求，其中的大部分作品才开始受到瞩目，逐渐被推到日本古代文学的中心地位。一般认为，“日记文学”一词是土居光知效法欧美文学，于1920年在《日本文学的展开》一文中首先提出来的。加上当时随着日本产业社会的迅猛发展，女性读者群迅速扩大，在大众传媒普及、文字商品化压力下，1920年“女性文学”这一概念应运而生。围绕该概念的批评风起云涌，急需为其寻找历史渊源。正是适应了社会上为“女性文学”溯源的需求，“女性日记文学”这一概念被“发明”“创造”出来，假名日记上升为注释和研究的对象，成为“制度”、经典。此外，在受自然主义影响所掀起的“私小说”高潮中，许多人认为“女性日记文学”是构成广义“私小说”话语的一部分，因而将之纳入“自照文学”(Literature of self-Re-flection)范畴；也有人认为，近代“女性文学”的自我告白、自传性质，乃是源自“平安女性日记文学”，是日本女性传统的自然体现。这些也都进一步稳固了其经典地位。
二、平安假名日记——未进入批评视野
由于出自女性之手，平安时期的假名日记长期未受重视，在文坛上的地位很低。但例外的是，早在12－13世纪，纪贯之(872-945年)假借女性之手所著的《土佐日记》(934年)，以及紫式部所著《紫式部日记》就已获得极高的评价。这主要是藤原俊成(1114－1204年)、定家(1162－1241年)父子二人将纪贯之所编辑的《古今和歌集》(905年)、紫式部所著的《源氏物语》(1000年)定为和歌范本，奠定了二人作为传统和歌权威的地位。爱屋及乌，《土佐日记》与《紫式部日记》在遣词用语、文体等方面也便成为范文。当然，《土佐日记》之所以长期被视为最具价值的日记文学，纪贯之的男性身份也不容忽视。千野香织认为，平安时代男性贵族将汉字作为正式场合的表记符号来显耀和保持自己的地位和权威②。以致纪贯之著《土佐日记》时不得不假借女性身份：“作为女性的我，也想试着写男性所写的日记。”当时只有女性采用平假名。换言之，在男性为经典制造者的中古(794—1192年)至中世初期，假名日记自然会遭到无视或者轻视。当时上述日记基本未受文坛注目就是最有力的佐证。
但需要注意的是：假名的出现实际上是对处于支配地位的儒教、汉学的反抗。5-9世纪约五百年间，效法隋、唐，通过“大化改新”(645年)建立了“律令国家”的日本，在政治、文化等方面均深受强势的中国文化的影响和支配。假名、训点以及假名作品的出现，表面上是随着音声中心主义势力的增强，原本用汉字无法表记的日语固有发音开始得以体现的标志，其实质是一直受到中华思想压抑的日本本土文化、思想抬头的标志，也是为酝酿具备“大和”即日本“国民性”文学所做的努力和尝试。例如，《古今和歌集》的假名序不但将“和”语与“KARA”语言相对立，提出“和魂”、“和绘”等词语，有意识地将之树立为具有“大和”性质的固有文化价值，力图与汉学分庭抗礼，而且还通过将“歌”称作“和歌”的方式，有意识地将其与力图证明皇室正统性的《古事记》(712年)、《日本书纪》(720年)联系在一起，抬高其地位。通过种种操作，《古今和歌集》所体现的贵族主义、传统主义性质的文化价值初步形成。当然我们还必须考虑到，“摄关”政治——通过后宫姻亲方式掌握实际控制权的政治形式——客观上极大地提高了女贵族的文学和文化修养，他们所创造的这种独特的文化，渐呈引领日本“国风文化”发展之势。因此，《古今和歌集》不仅标志着假名这种文字、文体的成熟与发达，也是和语·固有语言世界“一跃进入正式场合、具划时代意义之盛事”。这也正是假名日记被视为对汉学的反抗，以及被江户“国学者”、近代“国文学者”们视为“国语”的基础——“和语”与最具大和性质的文艺作品的原因之一。
但在男性中心时代，女性被排斥在权力话语之外。因此虽然假名作品出现，但“从整个语言体系来看，这并不代表当时的整体现状。承继前代发展而 来的汉诗仍然占据支配地位”，而且“俯瞰平安时代以后国语文体的走向，稳居其中心的，并非平假名或者片假名为载体的文章，而是承继古代传统的汉文”。长期以来，正如《源氏物语》所示，实际上这些日记仍被视为妇女儿童读物，这种看法甚至一直持续至与谢芜村(1716—1783年)试图将传统的“雅”与“俗”统一之时。
三、近世(1603—1867年)“国学”——尚未进入主流
进入中世尤其是进入近世后，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商人即所谓的“町人”阶层实力日益强大，开始产生强烈的政治愿望和要求。为确立自己的政治地位，他们必然要树立作为自己身份认同标志的新文化。从该意义而言，18世纪之后出现的“国学运动”不但是试图将日本从中国文化殖民地的境况中解放出来的尝试，也是以町人为主体的学者们力图确立自己身份认同的一种尝试，是他们对贵族性质的以朝廷为中心的和学传统的堂上歌人，以及由武士阶级的学者为先导、支配着当时思想界、幕府意识形态的朱子学的反抗。
一言以蔽之，“国学运动”借助回溯日本古代的方式力图实现对汉学实际上就是对中国思想、文化的抗衡，从而形成自我同一的话语。为此，“国学者”们立足于自认为最具“大和性”的文本：一方面致力于将以假名为载体的和歌、物语推升至最高文艺地位，确立新的经典；另一方面攻击一切被认为受到外国影响的事物，试图将佛教、儒教以及中国的诗、史等排除在经典之外，颠覆传统的文艺秩序金字塔。
尤其是“国学”的领军人物本居宣长(1730-1801年)，将以儒教为中心的中国思想称为“汉心(KARAGOKORO)”，认为其理论基础在于汉学。尤为极端的是，由于认为只有汉字传人之前的声音语言(古代口语)才是真实的世界(KUZUBANA)，因此，他不但反对汉字，甚至将文字看作一切问题的根源。“必须从我们的语言中追求我们世界的根源——这是宣长的立场，也是他力图从‘古言’中求得自我确认的一贯追求”。他所追求的是由古语所支持的世界，正如“皇国”这一词所示，是一个天皇一统的有别于其他国家的世界。从历史长河来看，江户时期的“国学”运动是日本民族主义发展的初期阶段，是一种国内现象，其中心是构建与“KARA”相对立的想象中的“大和”。这与近代的“语言国粹主义”，即把语言当做近代国民基础的理论如出一辙。这正是“国学者”们的理论被近代“国文学者”们所利用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国学”追求“大和性”的结果，自然引起关于日本文学、文化起源的争论，并为近代“国文学”提供了理论源泉。但该时期负面评价仍据主流。例如“国学”的另一领军人物贺茂真渊(1697—1769年)高度评价古代以及《万叶集》的“大丈夫气概(MASUR—AOBURI)”，而对平安时代以及该时期文学作品所体现的“柔弱女性气质(TAOYAMEBURI)”则作出负面评价，甚至认为该时期由男性的阳刚转向女性的柔弱，是历史的倒退。因而该时期“国学”思想未能成为社会主要思潮，更未能占据统治地位，江户时期各藩校(各藩为培养服务于封建统治的人才而建立的学校)科目中，“国学”未能成为中心课程就清楚表明该时期“国学”的地位仍然低下。
四、近代“国文学”——发展成为“制度”
1853年4月“柏利来航”，在美国坚船利炮威胁之下被迫开港的日本面临空前的亡国危机。为脱亚入欧，尽早将日本建设成为与欧美比肩的强大的国民国家，日本政府开始了明治维新(1868年)——基于欧美列强理论和价值观基础之上的全面“自我殖民地化”。
国民国家的主体是“国民”(nation)——具有独特“国民认同”的民众，这是一个近代以来所形成的政治概念，其目的是通过灌输“国民国家”(nation－state)意识，强调本民族固有的、超越时空的尤其是那些被认为在受到外国影响之前就已经存在的特征，从而形成本尼迪特克·安德森所称的“想象的共同体”。而构建国民“固有”传统的最有效手段就是将俗语所创作的传统文学作品确立为经典，即“经典的形成，也一直是抵抗文化支配的手段，建立带有独有民族性、国家性、性别性国民认同特征的手段”。因此，与江户时期的“国学”运动不同，以建设国民国家为目的的明治时期的经典形成，是全球民族主义浪潮的一部分。“女性日记文学”就是在该社会背景下，适应必须确立“国语”、“国文学”等“制度”这一政治需求而确立的。
(一)“国语”和“国文学”“制度”的确立——“发明”“平安女性日记文学”的必然性
随着民族意识的诞生，首先需要确立“国语”和“国文学”“制度”，以此来建构国民身份的认同。因此，近代经典形成的意识形态的核心是语言民族主义。为此，明治维新后日本首先掀起“文言一致”运动，创建能够体现日本、日本人的日本语和日本文化成为时代课题。
以前岛密的《废除汉学之议》(1866年)为起点所掀起的“文言一致”，经历了中法战争(1884—1885年)的冲击，在甲午战争(1894—1895年)所掀起的民族情绪高潮中，上田万年的著名演讲《国语与国家》(1894年)标志着语言问题上升为“国语”问题。他认为日本正是依靠“忠君爱国”思想和“国语”力量得以统合的国家。因此“我们不能无视的是，坪内逍遥发表《小说神髓》之时，正是(日本)在‘文言一致’这一口号之下，图谋制造新的‘国民’语言之际”，二叶亭四迷的《浮云》(1887年)实际上是建设国语的尝试。
在确立国语的同时，鉴于“国文学贯通于国民一统，赋予同胞一体之感觉，为一国特有之显象；其职能对于外国，可固国民之凝聚力，化其为一元之素，故于国乃极重要之物”，为国家创制“重要”的“国文学”呼声成为时代的最强音，文学上升为“国文学”。以1907年“西园寺总理与国内一流文士的聚会”为标志，日本确立了“大文字文学”，文学被提高到国家表象的崇高地位，最终实现了“国学”家们力图颠覆文艺作品传统等级的目标。
(二)文学史的权力与“写实”主张的影响——“发明”“平安女性日记文学”的手段
1 借助文学史的权力确立经典
文学史是在19世纪以来所形成的民族——国家观基础上，适应国民国家建设的需要，通过回溯文学发展历程，对文学作品进行整理、予以取舍，是“创造”、“发明”经典的手段。它能够彰显民族文化，激发爱国热情，十分有益于近代国民国家形象和民族精神的建构。进入19世纪80-90年代，日本效法西洋，通过编纂文学史重新审视、评价原有的文学作品体系。一系列“国文学史”、“和文学史”以及文选的出版，在日本掀起了与欧洲民族国家观念密切相关的思想高潮，确立了新的经典。其目的就在于通过文学史教育国民把握“我国文学的整体”，从而了解“日本国民”“心性的发达”与“思想的变迁”，“加深 国民热爱自己国家的观念”。因此，“近代日本国文学概念，其‘文学性’与‘日本性’两个侧面都植根于更广域的近代架构之内”。作为世界范围内近代民族文化建设的一部分，日本学术界由“国学”时代进入“国文学”时代。
例如，奈良时代(710～84年)贵族所编辑的《万叶集》，原本只是贵族的读物，但到了民族情绪高涨的明治中期，深受德国国家主义、浪漫主义影响的日本，将之作为上白天皇下至庶民的“国民诗集”而经典化，使之成为日本文化的伟大遗产、日本人的心灵故乡；《源氏物语》原本只是妇女儿童读物、和歌创作指南，但此时却被尊为“最好的写实小说”。尤其是该书最初几章(如对醍醐天皇)的描写，适应于当时“大政奉还”(将统治权从幕府归还到天皇手中)这一政治形势之需，被作为最理想的日本政权形式——“天皇亲政”楷模而大受推崇，在证明天皇统治的正统性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成为国民国家建设的文化装置。
2 利用“进化论”和“融合论”勾描“国民性”
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丹纳(Hippolyte－Adol－phe Taine)的《英国文学史》为日本“国文学者”勾描“国民性”提供了具体方法：受进化论和西洋文学理论影响的坪内逍遥将“写实”小说提升为最高级的文学形态，对重新认识平安假名日记并进而将之经典化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丹纳认为：人种所固有的本源性精神倾向是该种族普遍的、永久的因素，是其他可变因素的基础，二者构成不变／可变的二元构造。受其影响，日本知识分子致力于通过文学勾描所谓的固有的“国民性”。“我大日本帝国之国语，乃皇祖皇宗以来显表我国民思想之利器、大和民族精神之血液”，而以该语言所书就的“所谓一国的文学，是该国国民以国语所记录的自己的特有思想、感情、想象”，是“国民性的反映”等论点喧嚣尘上。与进化论相唱和，融合论应运而生。例如，在汉字传人之前应该存在着“神代文字”。但汉字可谓诞生日本文学之母。进入德川时代(1600—1867年)后，作为对“汉文学者”作品的抵制，“国学者”们提倡复兴“古代国文学”。看似对立的上述二者，“之后相互融合”，汉学与“国学”融合产生“和汉混淆体”。且进入近代以来，必然与“西洋文学”“混合溶解”。国学、汉学与洋学相互融合，呈现出明治新文学的美观。但是无论如何融合，由于共有“万世一系的天子”、拥有“千古不易之国语”，日本自然拥有不变的“固有”“国民性”，因而外来文化只能是可变因素，它们必将被“自国化”即本土化。
正是立足于上述理论，“国学者”们勾描出所谓的日本不变的“国民性”。例如，平安女性日记在形式上“容易流于平淡直叙，缺乏力度”，而且其内容——“通过文字表现出的人心”——“无力，淫逸，缺乏节操”，即无论内容还是形式上均存在种种不足，但这些缺点被视为发展过程中的必然而得以正当化。他们认为，平安假名日记不仅创造了“国语”的基础——“和文”，还在进入“尚武气象隆盛”的镰仓时期(1192－1333年)后，通过“大和语”与“汉语佛语”“相协调”，极大地“扩展了国语的范围、国文的范围”，而且在此基础之上，吸收中国等外来文化的影响，通过扬弃，终于摆脱女性化之弊发展成为中世纪继而德川时期雄浑的男性化文学。“和汉混淆文”体足以与“江户时期汉学者之手所创造的文学相匹敌”。从而极大地提高了女性文学的价值。
之后，在“国学”尤其是本居宣畏的“物哀(MONONOAWARE)”论基础上，藤冈作太郎(1870－1910年)用“写实”和写“情”两个标准重新评价了平安日记文学。传统上对《土佐日记》的评价要高于《紫式部日记》，但按照写实标准来衡量，“少用敬语，罕有润色”，“随心运笔，毫无苦心斧削之痕迹”，“轻快简洁”，即采用直接表现的《紫式部日记》则地位上升。而且与“写实”相较，藤冈更推崇“直白单纯、痛切的感情”，认为毫无“虚饰”的“真情流露”才是平安文学的优点。由于假名日记“多为深大感兴勃发时所记”，因而具有“文学价值”。正是基于上述标准，他认为日记文学尤其是《蜻蛉日记》“其实却近乎物语”，“宛如纯粹的小说”，“近乎自叙传性质的写实小说”，将之视作“近代文学”的先驱予以积极的正面评价。此外，他还指出平安文学中的“情趣”、“爱”、“自然”、“美”等概念，提出平安文学的新的意义。而这一连串价值概念，被1890年代以北村透谷为首的《文学界》同仁，以及20世纪初涌现的各种浪漫主义思潮所继承和光大，成为日本近代文学话语的核心。
深受藤冈平安文学研究成果影响的津田左右吉更是将藤冈所强调的“恋”与“自然”作为日本国民传统的中心，积极评价其感情的直接表白形式，“对自己情感生活的毫不掩饰的告白也好，空想的结果也好，其目的是对某情景、或者情感的直接描绘”，“从他们胸底喷涌而出的感情之泉直接化为声音，震撼人耳”。首先提出“日记文学”概念的土居也认为“如果考虑日本文学的特性，我们感到日本人特别具备抒情性”，“平安朝的日记文学位于抒情诗和物语中间”。高度评价这种由抒情性、人的观照性、想象力等所构成的表现形式，是“在从前的日本文学中，最具罕见个性的直接表现”。
与此同时，19世纪20年代中期女性读者群的急速扩大、文字商品化的发展也为“女性文学”概念的登场和对之的研究创造了历史条件。“女性文学研究”的创始者池田龟鉴，将平安女性日记文学定义为“自照文学”，是“作者以Ich的形式表现个性，主动地将自我的真实采用最直接的忏悔或者告白予以袒露的一种文学系列”，其特点是“对过去的思索和反思”，“是明朗的、全一自我的最直接、自律性质的表现……是纯真无邪的灵魂的自叙传”，因此是“国民自身所书就的自身影像”、“自我的传记”，是“真实的内心生活的告白”。国民可以由此“自觉认识到本国的国性和国民性，对本国的国民精神拥有强烈的亲切感”，“丰富了国民思想精神的营养，强壮了整个国家的肌体”。
上述评论无疑与当时社会上“私小说”的流行相呼应。当时文坛的状况是：田山花袋《棉被》(1907年)的发表，“终结了此前一年由岛崎藤村的《破戒》所开辟的近代性质的虚构的可能性，将小说创作方向扭曲到‘私小说’的方向上”，使“私小说”成为日本“纯文学”的主流。真挚的自我表白和自我探求是文学的基础，只有文学才能达到真正的自我实现这一文学观开始在社会上盛行。这样，“女性日记文学”自然成为广义的“私小说”话语的一部分，无疑也为其成功进入“日本文学主流”发挥了巨大作用。
五、结语
只有首先确立国民身份认同，才能以之为手段推动和促进国民国家的建立和建设，而确立国民身份认同的最有效手段是将“国语”和国文学确立为“制度”、文化装置。作为对统治整个日本的汉学与中华思想的抗衡，出现于平安时期的假名日记，虽然出现之初几乎未被纳入文学批评视野，但在复古与国粹主义倾向日趋强盛的“国学”时代却渐呈抬头之势，在明治维新尤其是在甲午战争后日本民族主义高涨的社会背景下，适应国民国家建设的需求，在确立“国语”(所谓的该国国民的固有语言)、“国文学”(以“国语”书就的所谓根源性文学)运动中，以其使用的是“国语”的基础——“和文”与描写了所谓的日本文学固有的文学性，以及其描绘的所谓“国民性”而获得高度评价，最终作为“国文学”的一部分被经典化为“女性日记文学”。从该意义而言，持日本文学具有“脱政治性”的认识是肤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