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留学生在现代西学东渐中的作用是勿庸置疑的,这只要看一看鲁迅和胡适就很可以明白了,这两位对于现代中国影响最大的知识分子恰好代表了留学生中两个最大的分支——留日和留美。这两类留学生在政治态度、学术观点等方面往往不尽相同,但“别求新声于异邦”是一致的,他们寻觅的“新声”都来自西方,或直接取自西方,或取道于日本间接地取自西方。
　　鲁迅说得好:“人往往以神话中的Prometheus比革命者,以为窃火给人,虽遭天帝之虐待不悔,其博大坚忍正相同。”转运某种异质文化之“新声”以进中国,正有类似的价值。留学生中的优秀分子,正是代表先进文化的英雄。
　　长期以来,在对这批现代普罗米修斯的研究中,学者们一直习惯使用“西方”、“西学”这样的概念,来与“中国”、“国学”相对应,但随着研究的深入,新一代的学者们感到应该打破这两组概念之间长期以来“相看两不厌”的对峙关系,在看似铁板一块的“西方”上找出凹凸不平、甚至有缝隙的地方,在看似整齐的“西学”树林中指出各株树木的高低粗细。一般来讲留学生与中外文化交流已经显得过于笼统,这里需要更具体更细致的工作——这是我拜读了叶隽博士的《另一种西学:中国现代留德学人及其对德国文化的接受》一书之后获得的第一个强烈印象。正如作者开宗明义指出的那样,“以往学界经常使用的‘西学东渐’这一概念,过于宽泛,因为具体到各个国家的思想文化资源,都不尽相同,尤其是与‘英美传统’和‘苏联资源’有异的德国思想,更是具有鲜明的特征”。德国资源在现代中国的接受非常值得我们进行更为深入细致的梳理,而选择留德学人来进入这一领域则无疑是切近易行的最佳角度。
　　作为一个文化大国,德国对于近代中国学人的吸引力是巨大的,鲁迅和胡适的身边就有不少留德学人,从蔡元培、陈寅恪、林语堂到傅斯年、毛子水、徐梵澄,可以举出一大批人们耳熟能详的名流。鲁迅和胡适也都曾经学过德文,鲁迅更不止一次地萌生过到德国去的念头,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成行。鲁迅一直利用德文翻译外国文学作品,例如中篇小说《工人绥惠略夫》、童话《小约翰》以及若干短篇小说,都是从德文译本转译而来;而他翻译这些作品时的合作者、教育部老同事齐宗颐就是一位留德学人(毕业于柏林大学政法科)。碰巧的是,他们两位所讨厌的上司章士钊总长,也曾经留学德国。
　　研究留学生的历史是非常有意义的一项工作,可惜难度很大。关于一般留学生,大量的原始文献可能还藏在档案馆里,未见天日,或者在私人通信和回忆录中,非常分散难寻。挖掘这些材料,全面具体地研究留学生的历史功过,显然是一个非常具有潜力和魅力的学术生长点。
　　据统计,1860—1945年间中国留德学人约两千左右。在宏观把握这批留学生的同时,叶隽选择了其中四位代表人物来做细致的个案研究,他们是:马君武、宗白华、陈铨、冯至。过去学界对这四位学人的研究,主要强调了他们分别作为革命者、美学家、“战国策”派代表、杰出诗人的一面,而相对忽略了他们作为现代知识分子,尤其是具有留学德国背景的现代知识分子所具有的特色以及他们的方方面面。比如宗白华,长期以来在人们心目中始终是一个悠闲散步的美学家的形象,忘记了他乃是内心深藏着“致用情怀”的有为之士。叶隽的研究表明,宗先生在抗战时代以渝版《学灯》为平台实现其文化建国之理想的经历,是他一生中应该以浓墨重彩、大书特书的一页,而在这一页的背后则是他留德五年所接触到的魏玛时代的文化。一个人年轻时的经历总会对他以后的事业产生某种重大的影响,更何况是在一个与中国几乎完全异质的文化环境中学习生活了多年呢,那种视觉和心灵上的冲击,决不会像牛排那样,吃下去不久就消逝得无影无踪。
　　叶隽选择的四位留德生,学成回国后都居于要津,他们虽然年龄辈分、专业背景、活动范围各不相同,但在为中国文化发展寻求新路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这一点也正是作者将这四个人串联在一起的红线,换言之,作者特别关注的不是他们如何“留学”,而是回国后如何“学以致用”。留学生在国外所学与回国所用并不总是对口的,学非所用的情况在历史上并不少见,其中颇有英雄豪杰之士;而从一个学人的本分来说,完全学用脱节又总是不正常的,这里有一个很大的悖论。在这一方面,留德学生的情况很值得注意。
　　处于中西文化激烈交锋第一线的现代中国留学生,一般来说很难做到“两耳不闻窗外事”而一心向学,事实上,作为民族的精英,他们比一般的民众和知识分子具有更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这里必须特别注意的是,其表现形式有外显与内隐的不同,前者如马君武、陈铨,后者如宗白华、冯至。叶隽认为,“正是这种由强烈的个体风格而产生的不同输入方式,构成了德国思想资源介入中国现代文化发展过程的丰富多元”。这种方式的多元与作者反复强调的资源的多元同样具有启发意义,因为多元和复杂乃是历史的本来面貌,我们不应该人为地将它简化和提纯。
　　留德学生在“经世致用”领风骚方面可能略逊一筹,但在所学专业范围内实事求是干实事方面却有着骄人的成绩。书中提供的一组数字告诉我们,尽管留德学生人数不多,但1907—1961年间,获得博士学位的有七百三十二名,高于留法的五百八十一名和留英的三百四十六名,“即使与素以学业基础扎实,学习勤勉,多习理工医农,在科技进步和科学普及方面成绩卓著的留美生相比,留德学人也毫不逊色”。追求“纯学术”可以看作留德学人的一大特点,而这本来也是德国大学理念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纯学术”不能立竿见影地产生效应,但可能倒是更大的文化贡献。
　　由此反思现代中国的西学东渐,我倒觉得似乎“致用”得有点过了头,中国文化传统太深,中国社会积习太重,急于“致用”未必能取得良好的效果,或者说只能取效于一时。鲁迅就曾经批评过“五四时代的启蒙者”“急于事功”,可惜这一批评被无意或有意地忘却了。知识分子固然要对国家的兴亡负起责任,但醉心于“纯学术”也很难说就是完全的失责。不必每个人都是革命家或战士,需要得更多的是立足专业、关心大局的专家学者。在这一点上,德国的伟大人物提供了很好的榜样,当拿破仑大兵压境的时候,歌德泰然自若,而黑格尔则在隆隆的炮声中完成了他的《精神现象学》,他所唯一担心的是在兵荒马乱中自己的宝贝手稿会在邮寄的过程中丢失——这也是一种德国资源,对于今天中国越来越多的留学生和留心西学的人来说,可能是更有借鉴价值的。日本已有六种《歌德全集》的译本,而我们才只有一种《歌德文集》,据此以推,多做一些“求是”的工作不是很必要,也很迫切吗?
　　其实叶隽本人的经历也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他大学毕业后一直在留学基金委做“致用”的工作,而他博士毕业后却选择了去社会科学院坐冷板凳,这样的选择显然基于“求是”压倒“致用”的考虑,虽然从他最近的著作中我很清晰地读出他的当下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