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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所谓“文革档案”的说法纯粹是炒作。只有“‘文革’期间的档案”,没有什么“‘文革’档案”。
“一起去档案馆看‘文革’档案吧。”2008年12月1日,常居北京的“熊猫丙”看到《法制晚报》上刊登的新闻:《北京市“文革”档案年底公开普通市民可查询》,激动不已,马上在豆瓣上建了一个论坛:“要了解30年前的过去,最佳的方式就是去看档案。看档案不光是历史学家的事情,对历史有兴趣的人都可以去。”从12月25日到1月31日,共有327人参加,730人对这个活动产生了兴趣,某发烧友甚至从杭州萧山打“飞的”赶来。
但让他们失望的是,这批传说中的档案解密经历了北京市档案局“否定之否定”,直到今年5月底,才正式面向公众。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所谓“文革档案”的说法纯粹是炒作。“依据档案法相关规定,国家档案馆保管的档案,除了涉及个人信息、国家安全等情况,一般应当自形成之日起满30年都会向社会开放,1966-1976年的部分档案已经达到了开放时间。”
言下之意,只有“‘文革’期间的档案”,没有什么“‘文革’档案”。
这是北京市档案馆首次向社会公布“文革”期间的档案,而早在2005年3月21日,浙江省档案馆已经向市民开放了“文革”期间的部分档案和文件。就在同一年,广东省档案馆也开放了12万件相关档案,绝大多数为1949年到1974年各时期的官方文件。2009年6月3日,西安市档案馆也首次对外公布了“文革”时期档案。
档案的价值
“‘文革’期间的档案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形成市民查阅的高潮。”工作人员透露,“从以往的情况来看,前来查档的市民主要是为了解决一些与个人有关的民生问题。”在北京市档案馆第二次开放的档案中,有全国劳模名册、北京市劳模名册、北京市五好职工代表名册等档案1101卷,吸引了数百名老劳模前来查阅取证,解决他们的待遇问题。
官方档案对学术研究的价值毋庸置疑。被学界刮目相看的北京青年报编辑陈国华,十年如一日泡在北京档案馆,以每日最多能抄写八九千字被友人戏称“陈徒手”。
上世纪90年代,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印红标教授也曾一度是档案馆的常客。“1993年,有人无意中告诉我,北京市档案馆在贡院胡同的老馆,有一批‘文化大革命’最初的档案归到了‘文化大革命’以前,可以查阅。这些资料虽然不多,但有些内容还是很有价值。比如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官方统计数据,后来在北京市内部发行的大事记里面也曾被引用,即从1966年8月下旬开始‘破四旧’”,到9月底,每一天北京地区因为红卫兵的暴力而死亡的人数,可以画出一条曲线,总数有近1780人(除北京之外,其他省市并未出现这样的刑事失控)。
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的徐友渔教授认为,虽然真正的重要档案不可能看到,但北京市档案馆开放的这批档案依然值得肯定与研究。
徐教授是著名的西方当代哲学专家,但他上世纪90年代初在英国某大学作研究时,看到一个说法: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文革”发生在中国,“文革学”是在西方。“对我这样一个亲身经历过‘文革’的人而言,这句话是对中国人的侮辱,我当时非常气愤。但在把1965年到1993年的几乎所有的重要文献都看了之后,我不得不承认事实确实如此。就在‘五一六通知’发出后的第二个月,西方学术界对‘文化革命’大规模的系统研究就开始了,动作之快,政治敏感性之强,非常使人吃惊。‘文化革命’在当时确实是震动世界的头等大事。一个领袖要把自己辛辛苦苦缔造的政权打得粉碎;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大的国家从上到下集体发疯,发生了很多匪夷所思、令人眼花缭乱的事情,这是任何一种政治学都无法解释的事情,西方人理解起来非常费劲。他们通过长期的追踪,力图把这些事情搞清楚。”
1987年徐友渔赴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第一次看到东亚图书馆丰富的“文革”资料,极为震撼。“西方对‘文革’资料的搜集是从情报研究开始。“文革”发动初期,大字报上街,国家机密屡屡被泄露。后来把外国记者请出去之后,美国中央情报局无法可想,开始以香港为观测基地,通过香港到广州搜集一些群众组织办的小报。他们花的功夫很大,但是了解情况非常少,有时候把一些传言也当成事实。‘文革’进行到中后期,不少‘文革’积极参与者跑到了香港,西方的‘文革’研究学者开始聚集到香港,从他们那里淘换到了大量的资料。他们出版的书籍,就是这批人的口述历史。”
由于“文革”已经过去了很多年,和现实政治越离越远,在缺乏经费支持的情况下,西方的“文革”学已经冷了下来。在徐友渔看来,从2003年和2004年之交开始,“文革”学在某种意义上说回到了中国。香港中文大学的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与宋永毅等旅美学者合作,于2002年出版发行了3000多万字的资料库光碟。
在中国大陆也有各种学术活动。邵燕祥提出建立“文革”学(见《文汇月刊》1986年第4期所载《建立“‘文革’学”雏议》)。1986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高皋、严家其合著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中共党史专家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在1988年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据悉近期正准备第三次再版。
“在90年代初期的时候,每年可以在光明日报看到,在全国各大学研究生招生广告中,最引人注目的有中央党校金春明教授,每年招‘文革’研究的博士生和硕士生。”1996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了席宣与金春明合著的《“文化大革命”简史》。1996年8月22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在中央党校召开“《“文化大革命”简史》座谈会”,当代中国研究所于11月5日举办了一个规模较大的“文革”研讨会。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于11月30日召开题为“1966——1976:中国的社会与文化”学术讨论会。
在写作《我所经历的“文革”》过程中,陈小津把它看作是一次“闯禁区”的尝试。“因为‘文革’在过去一直是比较敏感的题材。但没想到书稿交到中央文献出版社,最终得以顺利出版。”这位党史研究专家认为:“中央文献出版社是中央文献研究室下设机构,可以说是国内在党史方面最权威的出版社之一,不少领导人专著都出自该社。这也说明,党史研究对于‘文革’等话题,不再刻意回避。”
2006年5月17——19日,渤海大学召开了“文化大革命史料收集与整理”学术研讨会。在此之前,在著名学者于光远的建议和推动下,北京图书馆(现称国家图书馆)曾经清点过家底,在这年4月完成“关于北京图书馆对有关‘文化大革命’资料收藏情況的调查报告”。根据这份报告,北图收藏的相关资料共计2611种,66797期。
北大是“文革”的策源地,聂元梓贴出了全国第一张大字报,“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的对联也出自北大历史系,中国社科院一位历史研究者,非常盼望北大“文革”资料的解密,但印红标则言不必寄予厚望。“北京大学的文革资料共有1056本,每本30-50份。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的小报合订本,四册丢了两册。后来连中国科学院收藏的‘文革’小报目录都弄丢了。清华还有一大堆,包在牛皮纸里面用草绳捆着,都没有整理。日本人却保存得非常好。早稻田大学每张‘文革’小报都经过了脱硫处理,用一个大的硬塑料袋装起来,好像宝贝一样。”
“中国学者研究‘文革’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学术规范。西方学者已经在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人类文化学、心理学等方面都作了大量研究,而我们一讲起‘文革’,还是一把鼻涕一把泪。”徐友渔认为。但党史研究专家里也不乏高手。“改革开放以后,伦敦大学汉学家施拉姆访问中国,中央党史研究室的一位学者说你们应该看1956年6月20日有一篇社论,刘少奇指挥写的,说我们既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冒进,这标志着当年中央
主要领导路线之间的分歧。给他们点化了一下,他们就欣喜若狂。”
谁有话语权?
在一些年轻人看来,做“文革”研究,实际上是在揭那个时代的旧疮疤。“这一页翻不得,还是赶紧忘掉的好。”而一位档案界人士也告诉记者,由于很多当事人仍健在,利用“文革”时期的档案会挑起不必要的矛盾。2009年初春,章诒和在《南方周末》发表《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依据山西省一位资深政法工作者提供的档案材料,将已近百岁高龄的黄苗子送上了告密者的道德审判台,文化偶像一夜坍塌。“只能说明那个时代是不能有英雄的时代。除非选择成为林昭,所有的人,不自污就不能活。我们只能互相理解,接受历史教训然后往前看。但捂起来也不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别最后我们忘记了,外国人没忘记,结果是话语权全在洋人手里。有一次把我气坏了,上课的时候,学生讲这段引用的都是外国‘二把刀’学者写的东西。”
徐友渔一直呼吁以真实的历史昭示后人。在他看来,“文革”不仅是一个历史题材,更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经对“文革”作出了定性:“它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但由于近年来社会矛盾凸显,官员腐败难以有效遏止,改革所遇到的瓶颈问题暂时无法解决,有人认为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可以和法国大革命相提并论,充分体现出多数人暴政,最大民主、最集中的民主就是“文化革命”中的大民主。在那个时期,社会才是平等的,官员不敢腐败,人民群众可以冲击贪官污吏,打倒特权阶层。一些人甚至特别盼望发动群众“再来一次”,而且觉得这是真正解决中国问题的唯一有效的办法。这一观点在民间流传甚广。有一次当徐友渔讲到“文化大革命”所谓的群众路线,是假戏真做、被操纵的伪民主时,一位听讲者当场起立反驳。而在他的另一次讲座上,一位年轻的“新左派”捎话说,不来的原因是担心自己会因为若干历史评价的问题,“与徐先生打起来”。
徐友渔说:“西方1968年烧图书馆、砸汽车那代人,事后并没有遭到清洗。这些社会活动能力很强的人(有不少)后来成为社会的主流,在学术界成为大学校长、学院院长、系主任,正面肯定和歌颂‘文革’。
“而中国没经历过‘文革’的一代青年社科学者,留学美国又师从西方这些学者,回到中国又把这些观点灌输给了自己的学生。按照其中有些人的说法,‘文化革命’有大量的合理因素,中国要走民主道路,就要落实毛泽东的‘文化革命七八年再来一次’。
“‘文化革命’的大民主,到底是不是民主?毛泽东发动‘文化革命’是不是要实现最平等的社会?这些问题说不清楚,我作为一个研究者特别着急。中国社会蕴藏着一种令人担忧的情绪,我认为这是最大的不稳定因素。”
“一起去档案馆看‘文革’档案吧。”2008年12月1日,常居北京的“熊猫丙”看到《法制晚报》上刊登的新闻:《北京市“文革”档案年底公开普通市民可查询》,激动不已,马上在豆瓣上建了一个论坛:“要了解30年前的过去,最佳的方式就是去看档案。看档案不光是历史学家的事情,对历史有兴趣的人都可以去。”从12月25日到1月31日,共有327人参加,730人对这个活动产生了兴趣,某发烧友甚至从杭州萧山打“飞的”赶来。
但让他们失望的是,这批传说中的档案解密经历了北京市档案局“否定之否定”,直到今年5月底,才正式面向公众。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所谓“文革档案”的说法纯粹是炒作。“依据档案法相关规定,国家档案馆保管的档案,除了涉及个人信息、国家安全等情况,一般应当自形成之日起满30年都会向社会开放,1966-1976年的部分档案已经达到了开放时间。”
言下之意,只有“‘文革’期间的档案”,没有什么“‘文革’档案”。
这是北京市档案馆首次向社会公布“文革”期间的档案,而早在2005年3月21日,浙江省档案馆已经向市民开放了“文革”期间的部分档案和文件。就在同一年,广东省档案馆也开放了12万件相关档案,绝大多数为1949年到1974年各时期的官方文件。2009年6月3日,西安市档案馆也首次对外公布了“文革”时期档案。
档案的价值
“‘文革’期间的档案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形成市民查阅的高潮。”工作人员透露,“从以往的情况来看,前来查档的市民主要是为了解决一些与个人有关的民生问题。”在北京市档案馆第二次开放的档案中,有全国劳模名册、北京市劳模名册、北京市五好职工代表名册等档案1101卷,吸引了数百名老劳模前来查阅取证,解决他们的待遇问题。
官方档案对学术研究的价值毋庸置疑。被学界刮目相看的北京青年报编辑陈国华,十年如一日泡在北京档案馆,以每日最多能抄写八九千字被友人戏称“陈徒手”。
上世纪90年代,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印红标教授也曾一度是档案馆的常客。“1993年,有人无意中告诉我,北京市档案馆在贡院胡同的老馆,有一批‘文化大革命’最初的档案归到了‘文化大革命’以前,可以查阅。这些资料虽然不多,但有些内容还是很有价值。比如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官方统计数据,后来在北京市内部发行的大事记里面也曾被引用,即从1966年8月下旬开始‘破四旧’”,到9月底,每一天北京地区因为红卫兵的暴力而死亡的人数,可以画出一条曲线,总数有近1780人(除北京之外,其他省市并未出现这样的刑事失控)。
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的徐友渔教授认为,虽然真正的重要档案不可能看到,但北京市档案馆开放的这批档案依然值得肯定与研究。
徐教授是著名的西方当代哲学专家,但他上世纪90年代初在英国某大学作研究时,看到一个说法: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文革”发生在中国,“文革学”是在西方。“对我这样一个亲身经历过‘文革’的人而言,这句话是对中国人的侮辱,我当时非常气愤。但在把1965年到1993年的几乎所有的重要文献都看了之后,我不得不承认事实确实如此。就在‘五一六通知’发出后的第二个月,西方学术界对‘文化革命’大规模的系统研究就开始了,动作之快,政治敏感性之强,非常使人吃惊。‘文化革命’在当时确实是震动世界的头等大事。一个领袖要把自己辛辛苦苦缔造的政权打得粉碎;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大的国家从上到下集体发疯,发生了很多匪夷所思、令人眼花缭乱的事情,这是任何一种政治学都无法解释的事情,西方人理解起来非常费劲。他们通过长期的追踪,力图把这些事情搞清楚。”
1987年徐友渔赴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第一次看到东亚图书馆丰富的“文革”资料,极为震撼。“西方对‘文革’资料的搜集是从情报研究开始。“文革”发动初期,大字报上街,国家机密屡屡被泄露。后来把外国记者请出去之后,美国中央情报局无法可想,开始以香港为观测基地,通过香港到广州搜集一些群众组织办的小报。他们花的功夫很大,但是了解情况非常少,有时候把一些传言也当成事实。‘文革’进行到中后期,不少‘文革’积极参与者跑到了香港,西方的‘文革’研究学者开始聚集到香港,从他们那里淘换到了大量的资料。他们出版的书籍,就是这批人的口述历史。”
由于“文革”已经过去了很多年,和现实政治越离越远,在缺乏经费支持的情况下,西方的“文革”学已经冷了下来。在徐友渔看来,从2003年和2004年之交开始,“文革”学在某种意义上说回到了中国。香港中文大学的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与宋永毅等旅美学者合作,于2002年出版发行了3000多万字的资料库光碟。
在中国大陆也有各种学术活动。邵燕祥提出建立“文革”学(见《文汇月刊》1986年第4期所载《建立“‘文革’学”雏议》)。1986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高皋、严家其合著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中共党史专家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在1988年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据悉近期正准备第三次再版。
“在90年代初期的时候,每年可以在光明日报看到,在全国各大学研究生招生广告中,最引人注目的有中央党校金春明教授,每年招‘文革’研究的博士生和硕士生。”1996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了席宣与金春明合著的《“文化大革命”简史》。1996年8月22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在中央党校召开“《“文化大革命”简史》座谈会”,当代中国研究所于11月5日举办了一个规模较大的“文革”研讨会。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于11月30日召开题为“1966——1976:中国的社会与文化”学术讨论会。
在写作《我所经历的“文革”》过程中,陈小津把它看作是一次“闯禁区”的尝试。“因为‘文革’在过去一直是比较敏感的题材。但没想到书稿交到中央文献出版社,最终得以顺利出版。”这位党史研究专家认为:“中央文献出版社是中央文献研究室下设机构,可以说是国内在党史方面最权威的出版社之一,不少领导人专著都出自该社。这也说明,党史研究对于‘文革’等话题,不再刻意回避。”
2006年5月17——19日,渤海大学召开了“文化大革命史料收集与整理”学术研讨会。在此之前,在著名学者于光远的建议和推动下,北京图书馆(现称国家图书馆)曾经清点过家底,在这年4月完成“关于北京图书馆对有关‘文化大革命’资料收藏情況的调查报告”。根据这份报告,北图收藏的相关资料共计2611种,66797期。
北大是“文革”的策源地,聂元梓贴出了全国第一张大字报,“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的对联也出自北大历史系,中国社科院一位历史研究者,非常盼望北大“文革”资料的解密,但印红标则言不必寄予厚望。“北京大学的文革资料共有1056本,每本30-50份。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的小报合订本,四册丢了两册。后来连中国科学院收藏的‘文革’小报目录都弄丢了。清华还有一大堆,包在牛皮纸里面用草绳捆着,都没有整理。日本人却保存得非常好。早稻田大学每张‘文革’小报都经过了脱硫处理,用一个大的硬塑料袋装起来,好像宝贝一样。”
“中国学者研究‘文革’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学术规范。西方学者已经在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人类文化学、心理学等方面都作了大量研究,而我们一讲起‘文革’,还是一把鼻涕一把泪。”徐友渔认为。但党史研究专家里也不乏高手。“改革开放以后,伦敦大学汉学家施拉姆访问中国,中央党史研究室的一位学者说你们应该看1956年6月20日有一篇社论,刘少奇指挥写的,说我们既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冒进,这标志着当年中央
主要领导路线之间的分歧。给他们点化了一下,他们就欣喜若狂。”
谁有话语权?
在一些年轻人看来,做“文革”研究,实际上是在揭那个时代的旧疮疤。“这一页翻不得,还是赶紧忘掉的好。”而一位档案界人士也告诉记者,由于很多当事人仍健在,利用“文革”时期的档案会挑起不必要的矛盾。2009年初春,章诒和在《南方周末》发表《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依据山西省一位资深政法工作者提供的档案材料,将已近百岁高龄的黄苗子送上了告密者的道德审判台,文化偶像一夜坍塌。“只能说明那个时代是不能有英雄的时代。除非选择成为林昭,所有的人,不自污就不能活。我们只能互相理解,接受历史教训然后往前看。但捂起来也不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别最后我们忘记了,外国人没忘记,结果是话语权全在洋人手里。有一次把我气坏了,上课的时候,学生讲这段引用的都是外国‘二把刀’学者写的东西。”
徐友渔一直呼吁以真实的历史昭示后人。在他看来,“文革”不仅是一个历史题材,更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经对“文革”作出了定性:“它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但由于近年来社会矛盾凸显,官员腐败难以有效遏止,改革所遇到的瓶颈问题暂时无法解决,有人认为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可以和法国大革命相提并论,充分体现出多数人暴政,最大民主、最集中的民主就是“文化革命”中的大民主。在那个时期,社会才是平等的,官员不敢腐败,人民群众可以冲击贪官污吏,打倒特权阶层。一些人甚至特别盼望发动群众“再来一次”,而且觉得这是真正解决中国问题的唯一有效的办法。这一观点在民间流传甚广。有一次当徐友渔讲到“文化大革命”所谓的群众路线,是假戏真做、被操纵的伪民主时,一位听讲者当场起立反驳。而在他的另一次讲座上,一位年轻的“新左派”捎话说,不来的原因是担心自己会因为若干历史评价的问题,“与徐先生打起来”。
徐友渔说:“西方1968年烧图书馆、砸汽车那代人,事后并没有遭到清洗。这些社会活动能力很强的人(有不少)后来成为社会的主流,在学术界成为大学校长、学院院长、系主任,正面肯定和歌颂‘文革’。
“而中国没经历过‘文革’的一代青年社科学者,留学美国又师从西方这些学者,回到中国又把这些观点灌输给了自己的学生。按照其中有些人的说法,‘文化革命’有大量的合理因素,中国要走民主道路,就要落实毛泽东的‘文化革命七八年再来一次’。
“‘文化革命’的大民主,到底是不是民主?毛泽东发动‘文化革命’是不是要实现最平等的社会?这些问题说不清楚,我作为一个研究者特别着急。中国社会蕴藏着一种令人担忧的情绪,我认为这是最大的不稳定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