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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史记》在现实主义的创作基础上，还闪烁着浪漫主义的光芒。笔者首先对浪漫主义进行了界定，然后从表现和作用两个方面入手，探讨《史记》人物传记中的浪漫主义创作方法。
关键词：《史记》；浪漫主义；表现；作用
作者简介：王磊平（1963-），男，吉林省人，长春理工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史记》研究；史佳欣（1994-），女，四川省人，硕士研究生在读，现就读于长春理工大学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专业。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03-0-03
提到“浪漫主义”一词，我们并不陌生。《中国文学史》（袁行霈主编）一书中说：“楚辞突出地表现了浪漫的精神气质。这种浪漫精神主要表现为感情的热烈奔放，对理想的追求，以及抒情主人公形象的塑造，想象的奇幻等。楚辞中另一浪漫特征表现在它通过幻想、神话等创造了一幅幅雄伟壮丽的图景。”[1]《西方文论史》（马新国主编）中也论述道：“……于是，这些作家寄希望于理想世界，企图通过对理想世界和理想人物的创造，引导人们寻求解决社会矛盾的途径，这便导致了浪漫主义思潮的出现。”[2]可见，浪漫主义是作者以理想的人、理想的世界为载体，以想象、夸张、虚构等艺术手法为途径，寄寓作者的情感与追求的一种创作方法。也就是说，浪漫主义最重要的特征就是高度的理想主义。作为我国文学史上的一朵奇葩，《史记》虽然是一部记述史实的现实主义著作，但其中也运用了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成为史学与文学高度融合的典范。
一、《史记》人物传记中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表现
由于《史记》是一部纪传体通史，以对各个阶层有代表性的历史人物的记载来再现历史，因而司马迁的浪漫主义创作方法便是通过这些历史人物来体现。笔者认为，《史记》人物传记中的浪漫主义创作方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为人物立传以“爱奇”为审美原则
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篇中曰：“（司马迁）爱奇反经之尤”，道出了司马迁“爱奇”的审美倾向。所谓“爱奇”的审美倾向，即司马迁以奇伟倜傥为美，喜欢记叙倜傥非常之人、奇崛卓越之事等，表现历史人物的风度和精神品质。司马迁在为历史人物立传时，就特别注意那些奇人、奇事、奇才、奇策、奇计等，以此来寄托自己的理想和感情。
1.记载有关帝王的神话传说
司马迁喜欢猎奇，在本纪中就记录了关于帝王的一些神话传说。《五帝本纪》云：“（尧）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富而不骄，贵而不舒……能明驯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便章百姓。百姓昭明，合和万国。”在司马迁的笔下，尧有着如天一般的仁德、如神一般的智慧，靠近他就如太阳一般温暖，远望他就像云彩般绚丽。尧富有而不骄纵，显贵而不惰慢，能够弘扬顺从的圣德来亲睦九族。九族已经和睦了，尧又明确划分百官的职责，于是百官的政绩卓著，天下诸侯团结和洽。更为可贵的是，尧知道自己的儿子丹朱不贤能，不足以授天下，认为“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于是把天下传给了“年二十以孝闻”的舜。舜也是一个贤明之人，虽然父亲、后母和弟弟都想杀死他，但他每次都躲避开，而以顺从的态度待之，一天比一天诚笃小心，从不懈怠。不仅如此，舜在历山耕作，历山的人都能让出自己的田界；在雷泽捕鱼，雷泽上的人都能让出自己的住所；在黄河边作陶器，黄河沿岸出产的陶器都没有粗制滥造的。百姓受到舜的教育感化竟到了如此深的程度，以至于“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
其他如黄帝、契、后稷等帝王，司马迁也记载了关于他们的神话传说。司马迁通过对这些神话传说的记载，表达了他对德治仁政的无比向往之情。
2.穿插历史人物的奇闻轶事
不仅那些圣明帝王的事迹具有传奇色彩，就连诸侯、功臣、平民百姓等各个阶层的人物之中也不乏一些奇闻轶事。对此，“爱奇”的司马迁当然不会错过。
《留侯世家》中记载了黄石老人赠给张良《太公兵法》一事：张良因刺杀秦始皇失败而改名换姓，躲藏在下邳。一次，张良在一座桥上漫步闲游时，一位老人走到张良身边，故意把鞋弄丢，掉到桥下，然后让张良下去捡鞋，并为他穿鞋。张良强忍着脾气，替老人取鞋，并跪着给他穿鞋。老人笑着走了，张良十分吃惊地望着老人离去。老人走了一里多后又回来对张良说：“孺子可教矣。后五日平明，与我会此。”前两次都因张良在老人之后到达，老人怒而去。等到第三次，张良没到半夜就前往赴约，于是老人高兴地交给张良一卷竹简编成的书，曰：“读此则为王者师矣。后十年兴。十三年孺子见我济北，穀城山下黄石即我矣。”老人说完就离开了，也没有再跟张良约见。等到天色亮了，张良一看，原来是《太公兵法》，心里也十分珍爱它，经常研读记诵。司马迁记载这件事，不仅为张良蒙上了一层神秘主义色彩，而且使这位帝王之师的形象更加丰满，为后文写他在帮刘邦定天下等关乎天下存亡的事件中所显示出的才能作了铺垫。
此外，《扁鹊仓公列传》中记录长桑君授扁鹊秘方之事等，也属于司马迁在人物传记中穿插的奇闻轶事。这些奇闻轶事增强了传记的趣味性，不仅体现了司马迁“爱奇”的审美倾向，而且突出了传主非凡的才能和贡献，表达了司马迁对这些奇人、奇士的肯定与赞扬。
3.选择有理想主义光芒的历史人物
司马迁笔下的众多历史人物都散发着一种理想主义的光芒，他们充斥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之中，体现出司马迁的理想追求——帝王圣明，臣子贤能，百姓互相友爱等。
《廉颇蔺相如列传》中，司马迁用完璧归赵、渑池会和负荆请罪三个故事，刻画出蔺相如不辱使命、先国家之急而后个人之私的光辉形象：赵惠文王得到楚国的和氏璧，秦昭王听说后，派人送信给赵王，愿意用十五座城交换和氏璧，赵王与廉颇等诸大臣商议道：把和氏璧给秦国，恐怕得不到那十五座城，白白被欺骗；不给秦国，又怕秦军来犯。一时难以做出决定，想要派一個可以答复秦王的使者，也没有找到。在这样的情况下，蔺相如自告奋勇，曰：“王必无人，臣愿奉璧往使。城入赵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请完璧归赵。”最终，蔺相如果然不辱使命。之后，秦王又想与赵王在渑池会盟，赵王无奈前往，蔺相如随行。这次会盟，蔺相如凭借自己的机智和勇敢，不但保护了赵王的安全，而且使赵王不被秦王羞辱。回国之后，赵王拜蔺相如为上卿，官位在廉颇之上，这便引起了廉颇的不满，并宣言称：“我见相如，必辱之。”相如听说之后就开始躲避廉颇，不肯和他见面。面对舍人的谏言，蔺相如说：“顾吾念之，强秦之所以不敢加兵于赵者，徒以吾两人在也。今两虎共斗，其势不俱生。吾所以为此者，以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廉颇听闻，肉袒负荆，向蔺相如谢罪。最后，两人成为刎颈之交。 《史记》中不但有不少将相功臣是司马迁所称赞的，而且还有许多学者、游侠、刺客等平民百姓也被其推崇，在他们身上也有着司马迁所赞美的闪光点。《萧相国世家》的论赞中称赞萧何的名声流传于后世，永垂不朽，与周朝的闳夭、散宜生等大功臣可以相媲美。司马迁在《鲁仲连邹阳列传》中更是坦言“然余多其（鲁仲连）在布衣之位，荡然肆志，不诎于诸侯，谈说于当世，折卿相之权。”另外，田横、孙叔敖的至贤，管仲与鲍叔牙的深厚友谊，信陵君的“不以富贵骄士”等，都是司马迁所歌颂的可贵精神，也是司马迁一生追求的理想。
（二）艺术手法的巧妙运用
司马迁的浪漫主义创作方法不仅体现在对历史人物的称赞与推崇之上，也表现在一些具体的艺术手法的运用之中。
1.夸张的运用
在文学创作中，适度的夸张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仿佛这些人、事、物因夸张反而更显真实生动，更让读者为之动容。
首先是人物神情动作的夸张。鸿门宴中，樊哙担心刘邦的安危，于是闯入帐中，“披帷西向立，嗔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眦尽裂。”樊哙怒瞪项羽，使得头发都竖了起来，眼角都睁裂了。这显然是司马迁的夸张，却又令读者愿意去相信。当高渐离在易水边为荆轲送行时，一人击着筑，一人和着筑声唱歌，“士皆垂泪涕泣，皆瞋目，发尽上指冠。”司马迁用夸张的艺术手法渲染了一幅悲壮慷慨而又凄凉的图景，让读者仿佛身临其境，也为荆轲叹惋。让人印象深刻的还有《外戚世家》中，窦皇后与弟弟窦广国相认时，抱着弟弟痛哭，涕泗橫流，而“侍御左右皆伏地泣，助皇后悲哀”，一句话就使得读起来更具戏剧性和趣味性。
其次是场面描写的夸张。当项羽和刘邦对阵于广武时，项羽三次派出壮士前去挑衅，都被刘邦手下善于骑射的楼烦人射杀，于是项羽大怒，自己披甲持戟，出马挑战，这时“楼烦欲射之，项王瞋目叱之，楼烦目不敢视，手不敢发，遂走还入壁，不敢复出。”等到赤泉侯杨喜追杀项羽时，“项王瞋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马俱惊，辟易数里。”虽然是夸张，但是司马迁巧妙地突出了项羽举世无双的英雄气概。飞将军李广同样也是司马迁笔下让人敬佩的人物，为了展现李广的善射本领，司马迁写了一次李广外出打猎的情景：“（广）见草中石，以为虎而射之，中石没镞，视之石也。”一箭射去，不但射中了石头，而且把整个箭头都射了进去，这样的射技怎能不让人拍手叫绝。
2.想象的运用
浪漫主义离不开想象，司马迁在《史记》人物传记中恰当地运用这一手法来描写人物的心理等，既避免了记事的枯燥乏味，又无害于史实，使得人物更显真实，形象更加丰满。
运用合理的想象将人物刻画得极为成功的，当推《李斯列传》。李斯年少时，看到厕中鼠和仓中鼠的不同而感叹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于是“乃从荀卿学帝王之术”。一句感慨就表明李斯的心术不正。当赵高同李斯合谋想立胡亥而杀扶苏时，“李斯乃仰天而叹，垂泪太息曰：‘嗟乎！独遭乱世，既以不能死，安托命哉！’”可是后来当使者回来报告扶苏自杀、蒙恬遭囚禁时，胡亥、李斯和赵高皆大喜。前后强烈的对比，更显李斯的虚伪。到最后，李斯惨死，夷灭三族，可谓咎由自取。李斯当时的内心想法，司马迁当然无从得知，但司马迁根据李斯的性格特点，揣摩李斯的内心世界，合理想象李斯的所言所想，使李斯重名利、贪富贵的形象跃然纸上。
3.使用幽默诙谐的语言
幽默诙谐的语言不仅可以缓解紧张尴尬的气氛，一笑了之，还能使作品富于浪漫主义气息。这一点明显地反映在《滑稽列传》之中：优孟常以谈笑讽谏，楚庄王有一匹喜爱的马死了，想要以大夫之礼埋葬它，优孟仰天大哭，曰：“马者王之所爱也，以楚国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礼葬之，薄，请以人君礼葬之。”让楚庄王明白了自己这种贱人而贵马的做法是错误的。优旃也善于说笑，而且能够合乎大道。秦始皇在宫中设宴，正巧遇到下雨，看到阶下执着盾牌站岗的士兵衣服都淋湿了，冻得很厉害，优旃很怜悯他们，临槛大呼曰：“汝虽长，何益，幸雨立。我虽短也，幸休居。”于是秦始皇让一半的士兵可以换岗休息。秦始皇曾经召集群臣商议，想要扩大蓄养禽兽的苑囿，东至函谷关，西至雍、陈仓，优旃曰：“善。多纵禽兽于其中，寇从东方来，令麋鹿触之足矣。”秦始皇因此就停止了扩大苑囿的计划。二世继位，又想要漆咸阳城，优旃曰：“善。主上虽无言，臣固将请之。漆城虽于百姓愁费，然佳哉！漆城荡荡，寇来不能上。即欲就之，易为漆耳，顾难为荫室。”于是二世笑着取消了漆城的计划。优孟和优旃凭借幽默诙谐的语言，既巧妙地维护了君王的颜面，又言谈切中事理，达到了讽谏的目的。
二、《史记》人物传记中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作用
正所谓浪漫主义追求高度的理想主义，因此，《史记》人物传记中的浪漫主义创作方法有着更深层的作用、更深刻的意义。
（一）增强《史记》的文学色彩
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增强了《史记》的文学色彩是毋庸置疑的。作为一部史书巨著，如果仅仅是简单地记录历史事件，读起来必定索然无味。博学多才的司马迁巧妙地避免了这一弊病，他将那些历史人物的事迹故事化，有的故事情节甚至富有戏剧性、趣味性。在刻画人物性格、塑造人物形象时，司马迁不仅记载了关于传主的一些神话传说、奇闻轶事，还运用了想象、夸张等艺术手法，使《史记》在一片充满了浪漫主义的历史氛围中成功地塑造出形形色色的人物，增强并且丰富了《史记》的文学色彩，在我国文学史上画上了精彩的一笔。
（二）提高《史记》的美学价值
前面已经提到，司马迁选择历史人物立传具有“爱奇”的倾向，那么，从美学的角度来说，便是司马迁具有“以奇为美、以倜傥非常为美”的美学观。他理想中的人物，或者说他所推崇的人物，是那些有着非凡的气度与风度的人，如信陵君等人的“为人仁而下士，不敢以其富贵骄士”；是那些有着高贵的精神品质的人，如鲁仲连的“好奇伟俶傥之画策，而不肯仕宦任职，好持高节”，以及公孙杵臼、程婴救赵氏孤儿那样的气节；是那些有着奇特的计谋策略的人，如田单等人的“兵以奇胜、出奇无穷，奇正还相生，如环之无端”；是那些有着治理才能的人，如孙叔敖、子产等人的“奉职循理”；也是那些有着侠肝义胆、重情重义的人，如聂政、荆轲等人的“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这种浪漫主义创作方法大大提高了《史记》的美学价值。 （三）寄寓作者的爱憎情感、理想追求，终“成一家之言”
《史记》塑造了各个阶层的历史人物，实际上隐含着司马迁对于整个社会不同层面的理想与追求。记载黄帝、尧、舜、后稷等帝王的光辉事迹，是为了表达司马迁对美政的向往；记载萧何、子产等将相功臣的伟大功绩，是为了抒发对贤臣的渴望；记载孔子等圣贤的不朽言论，是为了彰显对圣人的崇敬；记载豫让、聂政、朱家、郭解等刺客、游侠的事迹，是为了显示对重情义之士的赞美；记载鲁仲连等高节之士的义行，是为了表达对高风亮节之人的称颂。当然，除此之外，在司马迁的笔下还有一些为恶之人，如暴君桀、纣，酷吏王温舒、张汤，奸臣赵高等，他们的存在一方面是为了更真实地再现历史，但更为重要的是与那些司马迁所称赞歌颂的明君、奇士、奇才形成强烈的对比，使得司马迁的爱憎情感更为鲜明，理想追求更加热烈。因此，在司马迁浪漫主义思想的深处是他“成一家之言”的坚定信念。
《史记》被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当之无愧的。《史记》的实录精神为后世的史官树立了榜样，人物传记中的浪漫主义创作方法也为之后的传记文学创造了典范。不仅人物塑造、情节安排、思想艺术等方面为后代的小说、戏剧等文学样式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其中的许多人物故事也成为后代小说、戏剧的取材宝库。
参考文献：
[1][3]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二版）第一卷[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123，136.
[2]马新国.西方文论史（第三版）[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213.
[4]李泽厚.美的历程[M].三聯书店，2009，72.
[5]朱正平.论《史记》的历史浪漫主义[J].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6，31（13）：23-32.
[6]潘啸龙.论《史记》人物传记的浪漫主义[J].安徽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3）：50-56.
[7]何旭光.浅谈《史记》的浪漫主义[J].固原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21-25.
[8]段学红.浅探《史记》中的浪漫主义因素[J].唐都学刊，1999，15（3）：35-36.
[9]刘宁.论《史记》叙事中的三类情节及其组合意义[J].社会科学家，2007，（2）：23-26.
[10]何旭光.“无韵之《离骚》”试析[J].川北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4（3）：18-23.
[11]孙秋克.浪漫与忧患的变奏——《离骚》《史记》文学精神论略[J].昆明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14（1）：55-59.
关键词：《史记》；浪漫主义；表现；作用
作者简介：王磊平（1963-），男，吉林省人，长春理工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史记》研究；史佳欣（1994-），女，四川省人，硕士研究生在读，现就读于长春理工大学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专业。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03-0-03
提到“浪漫主义”一词，我们并不陌生。《中国文学史》（袁行霈主编）一书中说：“楚辞突出地表现了浪漫的精神气质。这种浪漫精神主要表现为感情的热烈奔放，对理想的追求，以及抒情主人公形象的塑造，想象的奇幻等。楚辞中另一浪漫特征表现在它通过幻想、神话等创造了一幅幅雄伟壮丽的图景。”[1]《西方文论史》（马新国主编）中也论述道：“……于是，这些作家寄希望于理想世界，企图通过对理想世界和理想人物的创造，引导人们寻求解决社会矛盾的途径，这便导致了浪漫主义思潮的出现。”[2]可见，浪漫主义是作者以理想的人、理想的世界为载体，以想象、夸张、虚构等艺术手法为途径，寄寓作者的情感与追求的一种创作方法。也就是说，浪漫主义最重要的特征就是高度的理想主义。作为我国文学史上的一朵奇葩，《史记》虽然是一部记述史实的现实主义著作，但其中也运用了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成为史学与文学高度融合的典范。
一、《史记》人物传记中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表现
由于《史记》是一部纪传体通史，以对各个阶层有代表性的历史人物的记载来再现历史，因而司马迁的浪漫主义创作方法便是通过这些历史人物来体现。笔者认为，《史记》人物传记中的浪漫主义创作方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为人物立传以“爱奇”为审美原则
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篇中曰：“（司马迁）爱奇反经之尤”，道出了司马迁“爱奇”的审美倾向。所谓“爱奇”的审美倾向，即司马迁以奇伟倜傥为美，喜欢记叙倜傥非常之人、奇崛卓越之事等，表现历史人物的风度和精神品质。司马迁在为历史人物立传时，就特别注意那些奇人、奇事、奇才、奇策、奇计等，以此来寄托自己的理想和感情。
1.记载有关帝王的神话传说
司马迁喜欢猎奇，在本纪中就记录了关于帝王的一些神话传说。《五帝本纪》云：“（尧）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富而不骄，贵而不舒……能明驯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便章百姓。百姓昭明，合和万国。”在司马迁的笔下，尧有着如天一般的仁德、如神一般的智慧，靠近他就如太阳一般温暖，远望他就像云彩般绚丽。尧富有而不骄纵，显贵而不惰慢，能够弘扬顺从的圣德来亲睦九族。九族已经和睦了，尧又明确划分百官的职责，于是百官的政绩卓著，天下诸侯团结和洽。更为可贵的是，尧知道自己的儿子丹朱不贤能，不足以授天下，认为“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于是把天下传给了“年二十以孝闻”的舜。舜也是一个贤明之人，虽然父亲、后母和弟弟都想杀死他，但他每次都躲避开，而以顺从的态度待之，一天比一天诚笃小心，从不懈怠。不仅如此，舜在历山耕作，历山的人都能让出自己的田界；在雷泽捕鱼，雷泽上的人都能让出自己的住所；在黄河边作陶器，黄河沿岸出产的陶器都没有粗制滥造的。百姓受到舜的教育感化竟到了如此深的程度，以至于“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
其他如黄帝、契、后稷等帝王，司马迁也记载了关于他们的神话传说。司马迁通过对这些神话传说的记载，表达了他对德治仁政的无比向往之情。
2.穿插历史人物的奇闻轶事
不仅那些圣明帝王的事迹具有传奇色彩，就连诸侯、功臣、平民百姓等各个阶层的人物之中也不乏一些奇闻轶事。对此，“爱奇”的司马迁当然不会错过。
《留侯世家》中记载了黄石老人赠给张良《太公兵法》一事：张良因刺杀秦始皇失败而改名换姓，躲藏在下邳。一次，张良在一座桥上漫步闲游时，一位老人走到张良身边，故意把鞋弄丢，掉到桥下，然后让张良下去捡鞋，并为他穿鞋。张良强忍着脾气，替老人取鞋，并跪着给他穿鞋。老人笑着走了，张良十分吃惊地望着老人离去。老人走了一里多后又回来对张良说：“孺子可教矣。后五日平明，与我会此。”前两次都因张良在老人之后到达，老人怒而去。等到第三次，张良没到半夜就前往赴约，于是老人高兴地交给张良一卷竹简编成的书，曰：“读此则为王者师矣。后十年兴。十三年孺子见我济北，穀城山下黄石即我矣。”老人说完就离开了，也没有再跟张良约见。等到天色亮了，张良一看，原来是《太公兵法》，心里也十分珍爱它，经常研读记诵。司马迁记载这件事，不仅为张良蒙上了一层神秘主义色彩，而且使这位帝王之师的形象更加丰满，为后文写他在帮刘邦定天下等关乎天下存亡的事件中所显示出的才能作了铺垫。
此外，《扁鹊仓公列传》中记录长桑君授扁鹊秘方之事等，也属于司马迁在人物传记中穿插的奇闻轶事。这些奇闻轶事增强了传记的趣味性，不仅体现了司马迁“爱奇”的审美倾向，而且突出了传主非凡的才能和贡献，表达了司马迁对这些奇人、奇士的肯定与赞扬。
3.选择有理想主义光芒的历史人物
司马迁笔下的众多历史人物都散发着一种理想主义的光芒，他们充斥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之中，体现出司马迁的理想追求——帝王圣明，臣子贤能，百姓互相友爱等。
《廉颇蔺相如列传》中，司马迁用完璧归赵、渑池会和负荆请罪三个故事，刻画出蔺相如不辱使命、先国家之急而后个人之私的光辉形象：赵惠文王得到楚国的和氏璧，秦昭王听说后，派人送信给赵王，愿意用十五座城交换和氏璧，赵王与廉颇等诸大臣商议道：把和氏璧给秦国，恐怕得不到那十五座城，白白被欺骗；不给秦国，又怕秦军来犯。一时难以做出决定，想要派一個可以答复秦王的使者，也没有找到。在这样的情况下，蔺相如自告奋勇，曰：“王必无人，臣愿奉璧往使。城入赵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请完璧归赵。”最终，蔺相如果然不辱使命。之后，秦王又想与赵王在渑池会盟，赵王无奈前往，蔺相如随行。这次会盟，蔺相如凭借自己的机智和勇敢，不但保护了赵王的安全，而且使赵王不被秦王羞辱。回国之后，赵王拜蔺相如为上卿，官位在廉颇之上，这便引起了廉颇的不满，并宣言称：“我见相如，必辱之。”相如听说之后就开始躲避廉颇，不肯和他见面。面对舍人的谏言，蔺相如说：“顾吾念之，强秦之所以不敢加兵于赵者，徒以吾两人在也。今两虎共斗，其势不俱生。吾所以为此者，以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廉颇听闻，肉袒负荆，向蔺相如谢罪。最后，两人成为刎颈之交。 《史记》中不但有不少将相功臣是司马迁所称赞的，而且还有许多学者、游侠、刺客等平民百姓也被其推崇，在他们身上也有着司马迁所赞美的闪光点。《萧相国世家》的论赞中称赞萧何的名声流传于后世，永垂不朽，与周朝的闳夭、散宜生等大功臣可以相媲美。司马迁在《鲁仲连邹阳列传》中更是坦言“然余多其（鲁仲连）在布衣之位，荡然肆志，不诎于诸侯，谈说于当世，折卿相之权。”另外，田横、孙叔敖的至贤，管仲与鲍叔牙的深厚友谊，信陵君的“不以富贵骄士”等，都是司马迁所歌颂的可贵精神，也是司马迁一生追求的理想。
（二）艺术手法的巧妙运用
司马迁的浪漫主义创作方法不仅体现在对历史人物的称赞与推崇之上，也表现在一些具体的艺术手法的运用之中。
1.夸张的运用
在文学创作中，适度的夸张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仿佛这些人、事、物因夸张反而更显真实生动，更让读者为之动容。
首先是人物神情动作的夸张。鸿门宴中，樊哙担心刘邦的安危，于是闯入帐中，“披帷西向立，嗔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眦尽裂。”樊哙怒瞪项羽，使得头发都竖了起来，眼角都睁裂了。这显然是司马迁的夸张，却又令读者愿意去相信。当高渐离在易水边为荆轲送行时，一人击着筑，一人和着筑声唱歌，“士皆垂泪涕泣，皆瞋目，发尽上指冠。”司马迁用夸张的艺术手法渲染了一幅悲壮慷慨而又凄凉的图景，让读者仿佛身临其境，也为荆轲叹惋。让人印象深刻的还有《外戚世家》中，窦皇后与弟弟窦广国相认时，抱着弟弟痛哭，涕泗橫流，而“侍御左右皆伏地泣，助皇后悲哀”，一句话就使得读起来更具戏剧性和趣味性。
其次是场面描写的夸张。当项羽和刘邦对阵于广武时，项羽三次派出壮士前去挑衅，都被刘邦手下善于骑射的楼烦人射杀，于是项羽大怒，自己披甲持戟，出马挑战，这时“楼烦欲射之，项王瞋目叱之，楼烦目不敢视，手不敢发，遂走还入壁，不敢复出。”等到赤泉侯杨喜追杀项羽时，“项王瞋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马俱惊，辟易数里。”虽然是夸张，但是司马迁巧妙地突出了项羽举世无双的英雄气概。飞将军李广同样也是司马迁笔下让人敬佩的人物，为了展现李广的善射本领，司马迁写了一次李广外出打猎的情景：“（广）见草中石，以为虎而射之，中石没镞，视之石也。”一箭射去，不但射中了石头，而且把整个箭头都射了进去，这样的射技怎能不让人拍手叫绝。
2.想象的运用
浪漫主义离不开想象，司马迁在《史记》人物传记中恰当地运用这一手法来描写人物的心理等，既避免了记事的枯燥乏味，又无害于史实，使得人物更显真实，形象更加丰满。
运用合理的想象将人物刻画得极为成功的，当推《李斯列传》。李斯年少时，看到厕中鼠和仓中鼠的不同而感叹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于是“乃从荀卿学帝王之术”。一句感慨就表明李斯的心术不正。当赵高同李斯合谋想立胡亥而杀扶苏时，“李斯乃仰天而叹，垂泪太息曰：‘嗟乎！独遭乱世，既以不能死，安托命哉！’”可是后来当使者回来报告扶苏自杀、蒙恬遭囚禁时，胡亥、李斯和赵高皆大喜。前后强烈的对比，更显李斯的虚伪。到最后，李斯惨死，夷灭三族，可谓咎由自取。李斯当时的内心想法，司马迁当然无从得知，但司马迁根据李斯的性格特点，揣摩李斯的内心世界，合理想象李斯的所言所想，使李斯重名利、贪富贵的形象跃然纸上。
3.使用幽默诙谐的语言
幽默诙谐的语言不仅可以缓解紧张尴尬的气氛，一笑了之，还能使作品富于浪漫主义气息。这一点明显地反映在《滑稽列传》之中：优孟常以谈笑讽谏，楚庄王有一匹喜爱的马死了，想要以大夫之礼埋葬它，优孟仰天大哭，曰：“马者王之所爱也，以楚国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礼葬之，薄，请以人君礼葬之。”让楚庄王明白了自己这种贱人而贵马的做法是错误的。优旃也善于说笑，而且能够合乎大道。秦始皇在宫中设宴，正巧遇到下雨，看到阶下执着盾牌站岗的士兵衣服都淋湿了，冻得很厉害，优旃很怜悯他们，临槛大呼曰：“汝虽长，何益，幸雨立。我虽短也，幸休居。”于是秦始皇让一半的士兵可以换岗休息。秦始皇曾经召集群臣商议，想要扩大蓄养禽兽的苑囿，东至函谷关，西至雍、陈仓，优旃曰：“善。多纵禽兽于其中，寇从东方来，令麋鹿触之足矣。”秦始皇因此就停止了扩大苑囿的计划。二世继位，又想要漆咸阳城，优旃曰：“善。主上虽无言，臣固将请之。漆城虽于百姓愁费，然佳哉！漆城荡荡，寇来不能上。即欲就之，易为漆耳，顾难为荫室。”于是二世笑着取消了漆城的计划。优孟和优旃凭借幽默诙谐的语言，既巧妙地维护了君王的颜面，又言谈切中事理，达到了讽谏的目的。
二、《史记》人物传记中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作用
正所谓浪漫主义追求高度的理想主义，因此，《史记》人物传记中的浪漫主义创作方法有着更深层的作用、更深刻的意义。
（一）增强《史记》的文学色彩
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增强了《史记》的文学色彩是毋庸置疑的。作为一部史书巨著，如果仅仅是简单地记录历史事件，读起来必定索然无味。博学多才的司马迁巧妙地避免了这一弊病，他将那些历史人物的事迹故事化，有的故事情节甚至富有戏剧性、趣味性。在刻画人物性格、塑造人物形象时，司马迁不仅记载了关于传主的一些神话传说、奇闻轶事，还运用了想象、夸张等艺术手法，使《史记》在一片充满了浪漫主义的历史氛围中成功地塑造出形形色色的人物，增强并且丰富了《史记》的文学色彩，在我国文学史上画上了精彩的一笔。
（二）提高《史记》的美学价值
前面已经提到，司马迁选择历史人物立传具有“爱奇”的倾向，那么，从美学的角度来说，便是司马迁具有“以奇为美、以倜傥非常为美”的美学观。他理想中的人物，或者说他所推崇的人物，是那些有着非凡的气度与风度的人，如信陵君等人的“为人仁而下士，不敢以其富贵骄士”；是那些有着高贵的精神品质的人，如鲁仲连的“好奇伟俶傥之画策，而不肯仕宦任职，好持高节”，以及公孙杵臼、程婴救赵氏孤儿那样的气节；是那些有着奇特的计谋策略的人，如田单等人的“兵以奇胜、出奇无穷，奇正还相生，如环之无端”；是那些有着治理才能的人，如孙叔敖、子产等人的“奉职循理”；也是那些有着侠肝义胆、重情重义的人，如聂政、荆轲等人的“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这种浪漫主义创作方法大大提高了《史记》的美学价值。 （三）寄寓作者的爱憎情感、理想追求，终“成一家之言”
《史记》塑造了各个阶层的历史人物，实际上隐含着司马迁对于整个社会不同层面的理想与追求。记载黄帝、尧、舜、后稷等帝王的光辉事迹，是为了表达司马迁对美政的向往；记载萧何、子产等将相功臣的伟大功绩，是为了抒发对贤臣的渴望；记载孔子等圣贤的不朽言论，是为了彰显对圣人的崇敬；记载豫让、聂政、朱家、郭解等刺客、游侠的事迹，是为了显示对重情义之士的赞美；记载鲁仲连等高节之士的义行，是为了表达对高风亮节之人的称颂。当然，除此之外，在司马迁的笔下还有一些为恶之人，如暴君桀、纣，酷吏王温舒、张汤，奸臣赵高等，他们的存在一方面是为了更真实地再现历史，但更为重要的是与那些司马迁所称赞歌颂的明君、奇士、奇才形成强烈的对比，使得司马迁的爱憎情感更为鲜明，理想追求更加热烈。因此，在司马迁浪漫主义思想的深处是他“成一家之言”的坚定信念。
《史记》被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当之无愧的。《史记》的实录精神为后世的史官树立了榜样，人物传记中的浪漫主义创作方法也为之后的传记文学创造了典范。不仅人物塑造、情节安排、思想艺术等方面为后代的小说、戏剧等文学样式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其中的许多人物故事也成为后代小说、戏剧的取材宝库。
参考文献：
[1][3]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二版）第一卷[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123，136.
[2]马新国.西方文论史（第三版）[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213.
[4]李泽厚.美的历程[M].三聯书店，2009，72.
[5]朱正平.论《史记》的历史浪漫主义[J].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6，31（13）：23-32.
[6]潘啸龙.论《史记》人物传记的浪漫主义[J].安徽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3）：50-56.
[7]何旭光.浅谈《史记》的浪漫主义[J].固原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21-25.
[8]段学红.浅探《史记》中的浪漫主义因素[J].唐都学刊，1999，15（3）：35-36.
[9]刘宁.论《史记》叙事中的三类情节及其组合意义[J].社会科学家，2007，（2）：23-26.
[10]何旭光.“无韵之《离骚》”试析[J].川北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4（3）：18-23.
[11]孙秋克.浪漫与忧患的变奏——《离骚》《史记》文学精神论略[J].昆明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14（1）：55-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