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见倾心或许是爱情的缘起，但冰心与吴文藻随之添上平顺的一笔，在相互扶持中显现最朴素的生活痕迹。

在邮轮上相遇

　　1923年8月，23岁的冰心登上去往西雅图的邮轮。第二天想起旧日同学吴楼梅委托照顾其弟的事，便请同学许地山帮忙寻来。一位身材瘦高、外表斯文的青年来到近前，冰心问：“昨晚休息得可好？你姐来信说你同乘这船出去。”
　　青年满脸疑惑：“家姐文化低，何时给你写了信？”意识到认错人的冰心颇为尴尬。两人倚在船栏上闲聊。青年问：“你读过拜伦和雪莱的书？”冰心摇头，青年不依不饶：“到了美国多读些书吧，否则白跑一趟。”
　　冰心11岁前读完《说部丛书》，19岁发表《两个家庭》，两年相继出版小说集《超人》、诗集《繁星》……竟不如眼前的他“见多识广”。
　　几个热爱写作的同学操办墙报，冰心的小作也贴在舱壁上。冰心暗自期许他的评阅，但吴文藻却只字未语。冰心并不知道，他是怕掩不住内心涟漪才避重就轻的。
　　邮轮抵美后，冰心到威尔斯利女子大学研究院进修，吴文藻进入达特默思学院攻读社会学。冰心陆续接到许多信函，只有吴文藻“漫不经心”地寄来明信片。她倒觉有趣，给旁人回寄明信片，唯独给他回封长信。信件投入邮筒时，冰心莫名多了几许慌乱。
　　吴文藻正奔着改造中国社会的理想不懈努力，读到冰心的信亦不多想，遂回赠几本书以示感谢。吴文藻读第一遍时用红笔标注，冰心读第二遍时写出感受。一来二去，书悄然变成情感的信物。有老师称赞替冰心选定书目的朋友当属学者，冰心抿嘴浅笑，满心欢喜已按捺不住。
　　两个多月后，冰心因病住进疗养院，后因肺部支气管扩张复发休养半年。诸多朋友送来问候，吴文藻却姗姗来迟。原来，远在新罕布尔什州的他并不知晓冰心入院，直到圣诞节到纽约度假途经波士顿才有所听闻。
　　吴文藻飞奔而来，安慰冰心“养好身体为先”。冰心从寥寥数语中感受到“显然不是敷衍”的贴护。待他离开，她在宛若谢灵运笔下“岩壑寓耳目，欢爱隔音容”的超然情境里为国内《晨报》执笔。1926年5月，北新书局将这些美好的文字结集为《寄小读者》出版。
　　病愈复学，冰心每月参加“湖社”讨论会，还参演梁实秋、闻一多等人编排的英译版戏剧《琵琶记》。演出前，冰心送给吴文藻一张入场券。许是冰心的家世与名气令其思虑良多，向来自信的吴文藻借口“学业太忙，无法前来”。但在公演第二天，冰心在人群中捕捉到了朝思暮想的他。

迈向亲密生活

　　时值夏日，在康奈尔大学补习法语的冰心与吴文藻不期而遇。他们在教室与图书馆温习功课，在依山傍水的小路结伴漫步……近距离的相处让吴文藻更加笃定，在卡尤佳湖的小舟上，他以一支钢笔向冰心表白想要“亲密生活”。
　　隔天，冰心回复吴文藻：“我没有意见，但要得到父母同意方能确定。”这与她在小说《惆怅》里表达的爱恋观如出一辙：感情可建立于自由的选择，爱情与婚姻要尊重父母的态度。
　　再次分别，吴文藻寄予冰心一盒特制信纸，上面印有冰心姓名的缩写图案。一次，读完吴文藻的来信，冰心涌动的心情难以平复，俯在桌前落笔如泉，书尽相思。
　　1926年7月，冰心回母校燕京大学任教，吴文藻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任教国文课的冰心用半阕词“相离只晓相思死，那识相思未死时”教学生练习普通话。生物系的女同事江先群打趣：“听说你教学生‘相思’诗曲，莫不是想念海外那人？”冰心不由面红耳赤。
　　1929年6月15日，冰心和吴文藻的婚礼在临湖轩举行。时任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主婚，来宾只有同事与同学，待客之物不外乎咖啡、茶点……新婚之夜安排在西山大觉寺，除了自带的两张帆布床，还有一张三条腿的桌子与窗外翩跹的银杏。冰心对简朴却契合的婚礼相当满意，后来头戴花环补拍婚照为念。
　　燕南园新居落成前，冰心在周围栽种各式花草，吴文藻请木匠打制书架。吴文藻爱书，冰心唤这小间“难为春室”，感怀“九一八”事变后“四海皆秋气，一室难为春”的气氛。
　　有人来贺乔迁之喜，吴文藻聊完话题回书房看书，留冰心一人待客。被冰心“拽”出去赏花，心系书房的吴文藻把“丁香”附和成妻子口中戏谑的“香丁”。冰心让吴文藻购买萨琪马和双丝葛面料，他在点心铺脱口而出“马”，在绸布店要买一丈多的“羽毛纱”……
　　冰心不急不恼，把这些趣事写成宝塔诗：马/香丁/羽毛纱/样样都差/傻姑爷到家/说起来真是笑话……但冰心包容“傻姑爷”，“书呆子”吴文藻夸赞妻子是“新思想旧道德兼备的完人”。

一人做研究，一人写文章

　　抗战爆发，冰心夫妇暂离燕南园，家具或捐或卖。笔记、书信、字画等寄存于教学楼顶楼，他日再寻无果，两个人心伤不已。
　　吴文藻先在云南大学设立社会学系并出任系主任，同时代表燕大与云大联合组建“实地调查工作站”。人类学讲座因英庚款问题中止，素不在意个人荣辱的吴文藻仍坚持“开帐讲学”培养人才;工作站经费不足，他又与同仁想方设法攻克窘境。那段时间，冰心带孩子们迁至郊外的华氏祠堂，为之取名“默庐”;忙碌的吴文藻只在周末骑马而归。
　　辗转重庆，吴文藻和冰心在歌乐山附近置办了一所没有围墙的土屋。吴文藻继续以实地考察推促社会学，冰心则主动承揽了琐碎家务，偶尔坐在藤椅上执笔，定是应编辑部索稿，此时的她对写作“一分靠天才，九分靠逼迫”的說法感同身受。
　　1942年春，吴文藻患肺炎住院，悉心陪护的冰心亟待医生所言一周左右的“转折点”。然而，吴文藻高烧十三天才见好转，惊魂未定的冰心含泪嗔怪他“做什么都慢”。生活窘迫，为吴文藻调养身体的广柑汁误加了盐，他没法下咽，她却舍不得，倒掉仰头就喝。
　　抗战胜利后，冰心随吴文藻赴东京考察。20世纪50年代初回国，吴文藻在中央民族学院任民族情况教研室主任。20世纪70年代末，吴文藻参加“重建社会学会”的座谈会并作“社会学与现代化”的发言，秋天起接受“英国社会人类学”的教学任务。冰心心疼吴文藻的身体却并不反对，她懂得那是丈夫的理想所在。冰心因脑血栓和腿伤卧床时也执意练字，在《三寄小读者》的序言中提出“生命从八十岁开始”的宣言。1983年，他们搬进民族学院新建的高知楼，相对摆放的两张书桌前，一人做研究，一人写文章。
　　1985年9月24日，84岁的吴文藻走完了生命历程。冰心在数月后写《我的老伴——吴文藻》，直言是投笔前“最后要做的一件事”。此后，她认真生活，和一只叫“咪咪”的猫相伴。
　　1999年2月28日，冰心追随吴文藻而逝。两人合葬的骨灰盒上写着：江阴吴文藻，长乐谢婉莹。这段平凡婚恋，凝聚了她的“普世”与他的“时代”，是支撑彼此的信仰。
　　编辑 王冬艳 437408345@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