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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投诉增多的趋势相对应的是，汽车消费维权的艰难。
经常从事汽车方面法律咨询的汇业律师事务所吴冬律师表示，消费者与生产厂家以及经销企业之间义务和权利的不明确，导致目前汽车类投诉很难得到有效解决，其中，举证难、鉴定难、维权费用高等已成为汽车消费维权的“死角”，致使许多投诉无法得到有效解决。
“死角”一 举证鉴定难
一位车主驾驶某品牌越野车在时速50多公里时，左转弯翻车造成左胳膊截肢。她为举证花费了大量财力、精力，均无法证明是汽车质量的问题导致了这次事故，直到从网上得知在美国进行的这种车型试验中，发现存在设计缺陷，她才得到有力证据。
按说，车辆出现问题，消费者应该拥有绝对的话语权。然而，在实际生活中，“举证难”则是消费者面对的第一道坎。吴冬表示，由于汽车系统的复杂性，许多消费者缺乏汽车消费的专业知识，有的甚至根本不懂车，所以无法像分辨其他商品一样对它有个起码的评判。因此，维权困难也就不奇怪了。
比如发生车祸后，即便行车的所有操作都是正常的，也很难举出令人信服的理由证明是由车辆的本身原因造成的。而如果消费者的车辆其中一个部件因为损坏刚修理过，但由于修理单位以次充好而造成交通事故，那消费者必须证明两点，即首先证明在该单位修理过，其次证明造成此次事故是因为修理质量问题。而事实上，拿出修理的单据对消费者来说不是难事，而证明造成事故的原因是由于车辆问题却非常困难。因此，这样的举证对于一般消费者来说难以操作。
而与举证相比，汽车质量问题的鉴定则更让消费者头疼。
一旦消费者和厂商较起真来，这鉴定汽车质量的好坏，就变成了一个难题。厂商说得很有道理，要检测，可以一起到权威部门去。而鉴定部门也有难处——厂商得提供真品的样本或者数据才好鉴定。消费者那方则说，如果这个产品是很多年前生产的，消费者已经无法在市场上找到同款新车，那么很难找到有说服力的样品，而厂商提供的样品和数据又是否能够真实客观呢?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很多难题使汽车质量纠纷的解决在这一步就卡住了。
“死角”二 权责不清“踢皮球”
郭先生花68万元购买了英国某公司生产的一辆豪华汽车。该车行驶到4089公里时，在正常驾驶情况下，转向拉杆突然脱落，汽车行驶方向失去控制。他将销售该车的上海某公司告上法庭。被告却认为，公司不该是本案第一被告，原告不能把生产者扔在一边，只告销售商。然而如果起诉作为生产者的英国某公司，要通过外交部送达法律文书，那么开庭的时间起码要推后一年。
此案说明消费者、销售商、生产厂家三者之间在商业行为的过程中，责、权、利往往不明确。现行的相关法律虽然有些规定，但是实际操作起来存在困难。所以，很容易造成各方互相推诿，将问题踢来踢去，导致消费者最终投诉无门。
而进口汽车更是涉及跨国诉讼，其中耗费的经历和时间都非常大，车主一定要有耐心。因为让一家外国公司知道中国有一位用户在起诉他，通过外交途径的话，最短时间也要半年，这还只是让对方知道有这么一回事。至于何时有结果，只能耐心等待。在记者了解的几例涉外汽车官司中，有起诉书送达用了一年时间的，也有送达后对方置之不理的。记者采访了几位律师，他们几乎异口同声地说，汽车官司难打，即使打赢，依照现有法律获得的赔偿也不高，与付出的精力、财力难成比例。
“死角”三 法律规范缺失
张先生买的是经济型轿车，买来第三天就发现门打不开了，他到特约维修站修好后没多久，接着差速器、里程表又坏了，又去修。后来又换了变速器总成、后桥总成、消声器总成以及传动轴。从买车到现在不到4个月的时间里，他跑了很多趟维修站，而从家到维修站往返需要30公里。有时厂家的配件迟迟不到，最短也等了20多天，最长等过两个月。他现在一提起修车心就烦。更何况，如果这辆车在半道上出现刹车失灵、抛锚、发生交通事故，这个责任由谁来负?他不想再修了，想退车。
汽车销售处的工作人员告诉他，经营者和消费者在购买商品之前，一般按照“三包”规定，如果没有“三包”就按照保修手册来执行“三包”规定。那厂方的“三包”又是怎么规定的呢?包退：在7天之内，如果汽车出现重大的质量问题(如大梁断裂、转向失灵、刹车抱死等)；包换：在15天之内，如果汽车出现了重大质量问题。可是张先生认为，按照厂家的这个“三包”规定，退车的条件太苛刻了，如果符合这样的退车规定，那肯定是要出大事了。
汽车消费相关政策、法律法规滞后和缺失是造成像张先生这样的消费者维权艰辛的重要原因。
吴冬告诉记者，我国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和《合同法》，三法规对处理汽车消费纠纷均具适用性，但汽车毕竟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大行业，对汽车市场的管理，应该有更详细、更有针对性的办法和规定，最为紧迫和突出的当属汽车售后服务、民事责任规定方面的法律制度，如汽车“三包”规定和有关退车、换车的法规等。
“死角”四 维权费用高
即便有能力举证，也要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承担检测费用。多数消费者在“协商→投诉→诉讼”循序渐进维护自己权益的过程中往往只走到第二步就中止了，“维权成本高”成为限制消费者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权益的一大瓶颈。
据上海消保委汽车专业办公室投诉咨询事务部钱婷介绍，上海国家机动车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可以进行公正的汽车质量鉴定，但是前提是接受执法部门和司法机关的委托，而且收费也比较昂贵。“上万元的检测费用是比较常见的。”钱婷告诉记者。
如果进入诉讼程序，律师费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动辙成千上万元的检测费用是一笔开支，车子停驶期间的其他费用也是一笔开支，除了这些必不可少的开支之外，消费者还得承担万一败诉后的官司费用。即便抛开这些费用不谈，打官司需要花费的大量时间、精力也足以使不少消费者打消诉讼的念头。
经常从事汽车方面法律咨询的汇业律师事务所吴冬律师表示，消费者与生产厂家以及经销企业之间义务和权利的不明确，导致目前汽车类投诉很难得到有效解决，其中，举证难、鉴定难、维权费用高等已成为汽车消费维权的“死角”，致使许多投诉无法得到有效解决。
“死角”一 举证鉴定难
一位车主驾驶某品牌越野车在时速50多公里时，左转弯翻车造成左胳膊截肢。她为举证花费了大量财力、精力，均无法证明是汽车质量的问题导致了这次事故，直到从网上得知在美国进行的这种车型试验中，发现存在设计缺陷，她才得到有力证据。
按说，车辆出现问题，消费者应该拥有绝对的话语权。然而，在实际生活中，“举证难”则是消费者面对的第一道坎。吴冬表示，由于汽车系统的复杂性，许多消费者缺乏汽车消费的专业知识，有的甚至根本不懂车，所以无法像分辨其他商品一样对它有个起码的评判。因此，维权困难也就不奇怪了。
比如发生车祸后，即便行车的所有操作都是正常的，也很难举出令人信服的理由证明是由车辆的本身原因造成的。而如果消费者的车辆其中一个部件因为损坏刚修理过，但由于修理单位以次充好而造成交通事故，那消费者必须证明两点，即首先证明在该单位修理过，其次证明造成此次事故是因为修理质量问题。而事实上，拿出修理的单据对消费者来说不是难事，而证明造成事故的原因是由于车辆问题却非常困难。因此，这样的举证对于一般消费者来说难以操作。
而与举证相比，汽车质量问题的鉴定则更让消费者头疼。
一旦消费者和厂商较起真来，这鉴定汽车质量的好坏，就变成了一个难题。厂商说得很有道理，要检测，可以一起到权威部门去。而鉴定部门也有难处——厂商得提供真品的样本或者数据才好鉴定。消费者那方则说，如果这个产品是很多年前生产的，消费者已经无法在市场上找到同款新车，那么很难找到有说服力的样品，而厂商提供的样品和数据又是否能够真实客观呢?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很多难题使汽车质量纠纷的解决在这一步就卡住了。
“死角”二 权责不清“踢皮球”
郭先生花68万元购买了英国某公司生产的一辆豪华汽车。该车行驶到4089公里时，在正常驾驶情况下，转向拉杆突然脱落，汽车行驶方向失去控制。他将销售该车的上海某公司告上法庭。被告却认为，公司不该是本案第一被告，原告不能把生产者扔在一边，只告销售商。然而如果起诉作为生产者的英国某公司，要通过外交部送达法律文书，那么开庭的时间起码要推后一年。
此案说明消费者、销售商、生产厂家三者之间在商业行为的过程中，责、权、利往往不明确。现行的相关法律虽然有些规定，但是实际操作起来存在困难。所以，很容易造成各方互相推诿，将问题踢来踢去，导致消费者最终投诉无门。
而进口汽车更是涉及跨国诉讼，其中耗费的经历和时间都非常大，车主一定要有耐心。因为让一家外国公司知道中国有一位用户在起诉他，通过外交途径的话，最短时间也要半年，这还只是让对方知道有这么一回事。至于何时有结果，只能耐心等待。在记者了解的几例涉外汽车官司中，有起诉书送达用了一年时间的，也有送达后对方置之不理的。记者采访了几位律师，他们几乎异口同声地说，汽车官司难打，即使打赢，依照现有法律获得的赔偿也不高，与付出的精力、财力难成比例。
“死角”三 法律规范缺失
张先生买的是经济型轿车，买来第三天就发现门打不开了，他到特约维修站修好后没多久，接着差速器、里程表又坏了，又去修。后来又换了变速器总成、后桥总成、消声器总成以及传动轴。从买车到现在不到4个月的时间里，他跑了很多趟维修站，而从家到维修站往返需要30公里。有时厂家的配件迟迟不到，最短也等了20多天，最长等过两个月。他现在一提起修车心就烦。更何况，如果这辆车在半道上出现刹车失灵、抛锚、发生交通事故，这个责任由谁来负?他不想再修了，想退车。
汽车销售处的工作人员告诉他，经营者和消费者在购买商品之前，一般按照“三包”规定，如果没有“三包”就按照保修手册来执行“三包”规定。那厂方的“三包”又是怎么规定的呢?包退：在7天之内，如果汽车出现重大的质量问题(如大梁断裂、转向失灵、刹车抱死等)；包换：在15天之内，如果汽车出现了重大质量问题。可是张先生认为，按照厂家的这个“三包”规定，退车的条件太苛刻了，如果符合这样的退车规定，那肯定是要出大事了。
汽车消费相关政策、法律法规滞后和缺失是造成像张先生这样的消费者维权艰辛的重要原因。
吴冬告诉记者，我国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和《合同法》，三法规对处理汽车消费纠纷均具适用性，但汽车毕竟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大行业，对汽车市场的管理，应该有更详细、更有针对性的办法和规定，最为紧迫和突出的当属汽车售后服务、民事责任规定方面的法律制度，如汽车“三包”规定和有关退车、换车的法规等。
“死角”四 维权费用高
即便有能力举证，也要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承担检测费用。多数消费者在“协商→投诉→诉讼”循序渐进维护自己权益的过程中往往只走到第二步就中止了，“维权成本高”成为限制消费者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权益的一大瓶颈。
据上海消保委汽车专业办公室投诉咨询事务部钱婷介绍，上海国家机动车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可以进行公正的汽车质量鉴定，但是前提是接受执法部门和司法机关的委托，而且收费也比较昂贵。“上万元的检测费用是比较常见的。”钱婷告诉记者。
如果进入诉讼程序，律师费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动辙成千上万元的检测费用是一笔开支，车子停驶期间的其他费用也是一笔开支，除了这些必不可少的开支之外，消费者还得承担万一败诉后的官司费用。即便抛开这些费用不谈，打官司需要花费的大量时间、精力也足以使不少消费者打消诉讼的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