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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世纪60年代，美国金融界为了突破政府的金融管制，开始了金融创新活动，日本、英国等经济发达国家也参与其中。金融的地位迅速提高，金融交易规模迅速扩大。70年代，金融市场中的货币流通速度波动得更剧烈，金融市场和金融活动几乎成为这一阶段经济学家研究货币流通速度时必须考虑的因素。
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主要的影响因素也有所不同。在金融飞速发展的阶段，金融经济的波动成为影响货币流通速度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阶段，市场经济和金融经济都处于建设和完善中，社会制度和经济体制的转型会影响甚至改变人们的支付习惯和生活方式，从而影响货币流通速度。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金融体系发展步伐加快，金融市场交易规模不断扩大，金融资产种类不断增加，金融经济管理体制尚不完善等因素导致我国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动和金融市场波动。
二、我国货币供给性质与货币流通速度
20世纪70年代中期后，新凯恩斯主义在内生货币经济框架中研究一般流动性货币的流通速度，因为金融创新使得一般流动性成为经济波动中的一个关键因素。罗斯埃斯(1986)强调货币流通速度及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金融创新对货币内生的重要性。万解秋、徐涛(2001)认为，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经济主体决策的独立性得到增强，货币供给的内生性日益增强。我国货币内生性不仅表现在货币量的内生，还表现在货币流通速度的内生变化上，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同样会影响市场的流动性。童哨兵(2002)也认为我国货币供给具有内生性。方齐云、余喆杨、潘华玲(2002)认为，我国基础货币具有内生性特征，长期的货币乘数内生性特征也很强，这表明现阶段我国货币供给的内生性特征。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是货币供给内生的一个方面，会影响市场流动性和货币政策的效果。
三、多角度的实证研究
Bordo和Jonung(1987)将货币化程度、银行的普及、金融发展、经济稳定性程度等因素量化。引人货币流通速度函数中，改进只考虑利率和收入变量的传统模型。该模型表明，在几乎所有的国家，货币流通速度先随着货币化推进而下降。然后随着金融创新和经济稳定化程度提高而上升，呈现U型结构。Brodo和Jonung的制度假说有助于更好地理解长期和短期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
我国很多学者从利率、储蓄率、通货膨胀率、收入、偏好等一般性因素的角度研究我国货币流通速度，也有学者从我国转型期特殊制度因素。如货币化进程、金融现代化程度、银行体系不良金融资产、不确定性预期等角度研究我国货币流通速度。易纲(1996)提出“货币化假说”，认为货币化是导致当前我国货币流通速度下降的主要原因。耿中元、曾令华(2007)通过实证分析表明，制度和货币冲击对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动具有持久的正向效应，制度冲击最重要，货币冲击次之，技术冲击不重要。李浩(2006)指出，导致我国货币流通速度下降的转型期特殊因素有货币化进程、金融现代化程度、银行体系的不良金融资产、不确定性预期等。崔龙(2006)从制度视角诠释中国流通速度之谜，认为在制度资本(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不足的情况下，经济主体对经济资本过度依赖导致货币流通速度下降，是转型期制度不完善的必然现象。而汪军红、李治国(2006)认为，货币化对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逐渐增强，但不能完全解释我国货币流通速度下降，产业结构变动才是影响我国货币流通速度下降的主要原因。这些学者都抓住了转型期的特点，但研究角度不同，得到有参考价值的结论，对问题的认识也更全面。
四、关注金融因素的实证研究
社会融资方式和相关制度的变化将影响甚至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习惯，这些都有可能体现在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上。2009年，我国GDP为335353亿元。股票、交易所政府债券、银行间债券质押式回购三项金融资产交易总额为1250555.06亿元，是GDP的3.73倍，这说明金融市场对我国货币经济的稳定是举足轻重的。
耿中元(2007)认为，在银行主导型的融资结构下银行必须不断提供新的信贷，导致货币供给的膨胀，特别是M2的膨胀，表现为较低的货币流通速度。银行是间接融资主体，也是创造内生货币的主体。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走来，必须经历的融资体制改革历程将是：从间接融资到以间接融资为主、直接融资为辅，最后以直接融资为主。转型期我国积极发展直接融资市场，这势必会影响我国的货币流通速度，因此，要关注银行体系和直接融资市场的运作对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伍超明(2004)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全国股票交易额同比增长率与M1同比增长率间存在统计显著关系，并导致V1下降。戴晖(2006)认为，股票市值对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居首位，股票市值对货币流通速度具有负向影响。张勇(2007)考察我国公众的资产替代行为通过股票市场交易，影响货币流通速度稳定性的内在机制。当股票市场交易规模扩大时，公众会将企业存款、储蓄存款和现金替代为股票交易客户保证金，导致V1增加。
五、关于货币流通速度计量问题
全球金融资产交易额已达实物资产交易额的数十倍，我国金融资产总量也远远超过了实物资产总量，但是以往基本以名义GDP作V2的分子项，这样分子与分母没有事实上的直接联系，分子项明显偏小，从而得到货币流通速度下降的结论。肇越、葛瑛(2006)认为，计量货币流通速度时分子项与分母项之间要存在直接的经济关系，分子的选择要与不同层次货币的实际应用相符，提出采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和服务总额之和作V0的分子项，采用名义GDP作V1的分子项，选用社会经济交易总量作V2的分子项。
六、评析
现代信用经济中，每个经济体的货币供给都具有内生性，只是强弱程度不同。货币流通速度是货币内生的一个方面，把握货币流通速度变化规律，对货币当局和一般经济主体都有重要意义。我们根据研究需要分析不同层次的货币流通速度，但是在涉及金融市场交易的货币流通速度研究中应选用V2，因为M2内生性强，且与金融交易高度相关。为得到更科学、具有指导实践意义的研究结论，还必须根据分母项在经济中的实际运用确定分子项。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20世纪60年代，美国金融界为了突破政府的金融管制，开始了金融创新活动，日本、英国等经济发达国家也参与其中。金融的地位迅速提高，金融交易规模迅速扩大。70年代，金融市场中的货币流通速度波动得更剧烈，金融市场和金融活动几乎成为这一阶段经济学家研究货币流通速度时必须考虑的因素。
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主要的影响因素也有所不同。在金融飞速发展的阶段，金融经济的波动成为影响货币流通速度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阶段，市场经济和金融经济都处于建设和完善中，社会制度和经济体制的转型会影响甚至改变人们的支付习惯和生活方式，从而影响货币流通速度。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金融体系发展步伐加快，金融市场交易规模不断扩大，金融资产种类不断增加，金融经济管理体制尚不完善等因素导致我国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动和金融市场波动。
二、我国货币供给性质与货币流通速度
20世纪70年代中期后，新凯恩斯主义在内生货币经济框架中研究一般流动性货币的流通速度，因为金融创新使得一般流动性成为经济波动中的一个关键因素。罗斯埃斯(1986)强调货币流通速度及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金融创新对货币内生的重要性。万解秋、徐涛(2001)认为，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经济主体决策的独立性得到增强，货币供给的内生性日益增强。我国货币内生性不仅表现在货币量的内生，还表现在货币流通速度的内生变化上，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同样会影响市场的流动性。童哨兵(2002)也认为我国货币供给具有内生性。方齐云、余喆杨、潘华玲(2002)认为，我国基础货币具有内生性特征，长期的货币乘数内生性特征也很强，这表明现阶段我国货币供给的内生性特征。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是货币供给内生的一个方面，会影响市场流动性和货币政策的效果。
三、多角度的实证研究
Bordo和Jonung(1987)将货币化程度、银行的普及、金融发展、经济稳定性程度等因素量化。引人货币流通速度函数中，改进只考虑利率和收入变量的传统模型。该模型表明，在几乎所有的国家，货币流通速度先随着货币化推进而下降。然后随着金融创新和经济稳定化程度提高而上升，呈现U型结构。Brodo和Jonung的制度假说有助于更好地理解长期和短期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
我国很多学者从利率、储蓄率、通货膨胀率、收入、偏好等一般性因素的角度研究我国货币流通速度，也有学者从我国转型期特殊制度因素。如货币化进程、金融现代化程度、银行体系不良金融资产、不确定性预期等角度研究我国货币流通速度。易纲(1996)提出“货币化假说”，认为货币化是导致当前我国货币流通速度下降的主要原因。耿中元、曾令华(2007)通过实证分析表明，制度和货币冲击对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动具有持久的正向效应，制度冲击最重要，货币冲击次之，技术冲击不重要。李浩(2006)指出，导致我国货币流通速度下降的转型期特殊因素有货币化进程、金融现代化程度、银行体系的不良金融资产、不确定性预期等。崔龙(2006)从制度视角诠释中国流通速度之谜，认为在制度资本(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不足的情况下，经济主体对经济资本过度依赖导致货币流通速度下降，是转型期制度不完善的必然现象。而汪军红、李治国(2006)认为，货币化对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逐渐增强，但不能完全解释我国货币流通速度下降，产业结构变动才是影响我国货币流通速度下降的主要原因。这些学者都抓住了转型期的特点，但研究角度不同，得到有参考价值的结论，对问题的认识也更全面。
四、关注金融因素的实证研究
社会融资方式和相关制度的变化将影响甚至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习惯，这些都有可能体现在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上。2009年，我国GDP为335353亿元。股票、交易所政府债券、银行间债券质押式回购三项金融资产交易总额为1250555.06亿元，是GDP的3.73倍，这说明金融市场对我国货币经济的稳定是举足轻重的。
耿中元(2007)认为，在银行主导型的融资结构下银行必须不断提供新的信贷，导致货币供给的膨胀，特别是M2的膨胀，表现为较低的货币流通速度。银行是间接融资主体，也是创造内生货币的主体。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走来，必须经历的融资体制改革历程将是：从间接融资到以间接融资为主、直接融资为辅，最后以直接融资为主。转型期我国积极发展直接融资市场，这势必会影响我国的货币流通速度，因此，要关注银行体系和直接融资市场的运作对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伍超明(2004)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全国股票交易额同比增长率与M1同比增长率间存在统计显著关系，并导致V1下降。戴晖(2006)认为，股票市值对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居首位，股票市值对货币流通速度具有负向影响。张勇(2007)考察我国公众的资产替代行为通过股票市场交易，影响货币流通速度稳定性的内在机制。当股票市场交易规模扩大时，公众会将企业存款、储蓄存款和现金替代为股票交易客户保证金，导致V1增加。
五、关于货币流通速度计量问题
全球金融资产交易额已达实物资产交易额的数十倍，我国金融资产总量也远远超过了实物资产总量，但是以往基本以名义GDP作V2的分子项，这样分子与分母没有事实上的直接联系，分子项明显偏小，从而得到货币流通速度下降的结论。肇越、葛瑛(2006)认为，计量货币流通速度时分子项与分母项之间要存在直接的经济关系，分子的选择要与不同层次货币的实际应用相符，提出采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和服务总额之和作V0的分子项，采用名义GDP作V1的分子项，选用社会经济交易总量作V2的分子项。
六、评析
现代信用经济中，每个经济体的货币供给都具有内生性，只是强弱程度不同。货币流通速度是货币内生的一个方面，把握货币流通速度变化规律，对货币当局和一般经济主体都有重要意义。我们根据研究需要分析不同层次的货币流通速度，但是在涉及金融市场交易的货币流通速度研究中应选用V2，因为M2内生性强，且与金融交易高度相关。为得到更科学、具有指导实践意义的研究结论，还必须根据分母项在经济中的实际运用确定分子项。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