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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策划／砚华执行／砚华 石燕 仝晓青
在前不久揭晓的第79届奥斯卡各奖项中，旅美华裔导演杨紫烨荣获了“最佳纪录短片奖”，虽然这个奖在群星璀璨的奥斯卡各奖项中并不耀眼，甚至在奥斯卡颁奖仪式的转播中都没有看到杨紫烨的身影，但是她的获奖，再次成为华人电影圈内一件令人振奋的事，各大媒体也开始纷纷报道。
认识杨紫烨是在2005年的广州纪录片大会上，当时她的预案就是《颍州的孩子》，那时候对她的了解是：她是一个优秀的剪辑师，曾经剪辑过《天浴》，有人称她是“纽约的剪辑皇后”。后来在我们的剪辑培训班和“剪辑高手”的颁奖活动中都邀请过她，接触多了，杨紫烨给我的感觉依然是一个比较随和而优雅的女人。后来看过她的《风雨故园》，被她纪录片中的情怀所感动，也看到了她作为驾驭一部纪录片的功底。于是我们在杂志上专门介绍了《风雨故园》，记得她对我说她特别喜欢我们对那一篇采访文章的编排设计。
2007年刚过，就不断有好消息传来，先是说《颍州的孩子》已经入围奥斯卡纪录短片了，1月23日正式提名，不想竟然一路顺畅荣获了最佳纪录短片奖！虽然我当时还没有看过这一部短片，但是我第一个反映是由衷的高兴，短信祝贺她，并约下采访的事情。
获奖以后的杨紫烨显然一下字成了媒体的焦点人物，一向比较低调的她回绝了很多采访，虽然她接受了我采访，但是却回绝了我要把她当作封面人物的请求。
我开玩笑地对她说，我不是跟风来吹捧你的，采访你的关键是因为你拍摄的这部片子使用的只是一部DV，我要揭秘你获奖的过程，让我们DV大众学习借鉴一下。她非常赞同我的主张，并说：“愿意与读者分享经验”。
人物背景
杨紫烨,资深电影工作者。1977年从香港移民到美国，先后取得绘画和电影制作硕士学位。曾担任多部美国电影和纪录片的剪辑师，1994年开始致力执导纪录片，作品获多个国际奖项。作为一名美籍华人，杨紫烨的心愿是希望通过影片,向美国主流社会反映中国社会的真实一面,增进美国对中国的认识。
杨紫烨导演的纪录片《风雨故园》和《中国一二》备受海内外关注。2000年《风雨故园》由美国公共广播公司CPB赞助拍摄，反映一九九七香港回归前后香港年青人的心态。影片在全美二百四十七个公共电视台播放，超过六百万人收看，也先后参加美国及欧洲多项影展。
纪录片《中国一二》，真实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新一代年青人的心态以及中国城乡地区家庭面貌的差异。该片于2002年5月在全美公共电视台PBS首度公映，之后还应邀参加香港和欧洲等地多项影展并在世界各地电视台播出，深受好评。《风雨故园》和《中国一二》目前已被美国多所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定为教科书和亚裔研究教材。
2004年杨紫烨和美国资深电影工作者Thomas Lennon成立预防艾滋病宣传制作（CAMP）项目,策划和制作以预防艾滋病为中心的电视节目。
至今,杨紫烨已带领 CAMP 团队在中国内地拍摄制作了一系列艾滋病相关公益广告和纪录片。导演的纪录片作品和公益广告作品包括：
《姚明、约翰逊公益广告纪录短片》(2005)
《姚明抗击艾滋 关爱儿童》(2005)
《姚明、约翰逊正视艾滋公益广告》(2004)
《彭丽媛携手抗击艾滋，关爱儿童公益广告》(2006)
《受艾滋病影响儿童公益广告》幕后(2006)
其中纪录片《颍州的孩子》获得2006年美国华盛顿Silverdosc电影节全球公共卫生类最佳纪录片奖，2007年获得美国第79届奥斯卡最佳纪录短片奖。《朱力亚的故事》获得2005广州纪录片节最佳纪录片入围奖，其他作品也相继在中央电视台以及各地方频道播出。
在回中国拍摄艾滋病专题之前,杨紫烨在美国担任了多部电影和纪录片的剪辑和制片，曾与多位美国华裔电影工作者如陈冲，王颖等合作。她在陈冲的处女作，获得7项金马奖的《天浴》中担任剪辑以及副制片，也在陈冲首部好莱坞影片《人在纽约》中担任剪辑。
2003年，杨紫烨为四个半小时的纪录片《成为美国人：华人的经历》（BECOMINGAMERICAN：THECHINESEEXPERIENCE）担任系列剪辑。该系列纪录片在PBS播出后获得了公众极大关注。影片主要介绍了从十九世纪初期至今，华人移民至美国的百年历史。另外，杨紫烨剪辑的多部纪录片，如《A.K.ADONBONUS》、《黑豹党——人民的权利》(ALLTHEPOWEROFTHEPEOPLE!THEBLACKPANTHERPARTYANDBEYOND)等曾获得艾美奖等多个国际级奖项。2000年杨紫烨和百度创办人徐勇合作，编辑90分钟纪录片《走进硅谷》，在中国播出后受到国家领导的重视。
杨紫烨的作品受到各方关注,她先后获得美国主流知名基金会的支持，包括美国公共广播公司PBS,创作作品基金CreativeWorkFund,独立电视服务IndependentTelevisionService,全美亚裔传播协会NAATA,美国医疗教育慈善基金会KaiserFoundation凯萨基金会颁发的学术研究基金,斯达Starr Foundation等。
杨紫烨现居北京，将会继续拍摄制作与公益事业相关的纪录片短片与广告。
解读杨紫烨的７个关键词
文／砚华
奥斯卡
当然还是要从奥斯卡说起。
若不是这一次获得 “最佳纪录短片奖”的是一个华人，很少有人会关注这个奖，在奥斯卡揭晓的那一段时间里，最佳导演、最佳影片、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等奖更是所有人所关注的。纪录片在奥斯卡奖中一直很低调，因为不受大众关注，据说奥斯卡评委会曾经想取消对纪录片的评选，但是由于受到纪录片制作者和爱好者的抵制，才继续将纪录片与纪录短片作为奖项保留下来。这一方面说明奥斯卡评选的商业性，另一方面也同时肯定了奥斯卡纪录片评选在纪录片领域还是非常受到认可并重视的。
提到奥斯卡，就自然与商业电影紧密联系在一起，更多艺术类电影大多不会参加奥斯卡的评选，纪录片的评选则更像是奥斯卡的一项公益活动。很多热爱纪录片和艺术电影的人由于价值观和艺术观的不同对奥斯卡持抵制的态度，但这丝毫不会减弱奥斯卡在全球的影响力，就电影的制作水准和娱乐性来说，奥斯卡在人们心目中依然是一个制高点。
在采访杨紫烨的时候，我很奇怪地问她，像她这种题材的纪录片其实应该参展法国真实电影节、香港电影节、阿姆斯特丹电影节、日本山形纪录片电影节等这些在独立纪录片导演心目中有特殊地位的电影节。杨紫烨说其实片子制作完毕参展的事情由他们团队中一个同事专门来做，她平时主要专注于影片的艺术创作以及各项目的策划工作，参展的事情过问得比较少。
对于杨紫烨来说，荣获这个奖也是一个意外，“其实，我对自己没有这么大的信心，获得提名奖的几部短片都特别棒。”杨紫烨像我描述了在颁奖现场各位导演间有竞争又有相互敬佩的复杂感情，她说其中一位导演指着她的脸说：“你是我的竞争对手！”但是，获奖不获奖，绝不是一个优秀导演的最高追求，她的获奖同样得到了同行们的祝贺。在这些获得最佳纪录短片奖的导演中，有一位甚至已经是4次提名了，而杨紫烨是首次提名并获奖。“是一种幸运。”杨紫烨说，评委会委员必须看完所有片子才能投票，这里面保密程度很高，在评奖期间，我们这些导演不可能与评委会见面的。在奥斯卡颁奖典礼结束后的一次酒会上，“温斯莱特（《泰坦尼克号》女主角、本次评委会委员）见到我，主动热情地拥抱了我，她告诉我她特别喜欢《颍州的孩子》。”
我问杨紫烨，《颍州的孩子》再次入围芝加哥纪录片节是否还会去美国，她竟然一脸的惊讶，原来，她还不知道这个消息。参展的事情都由别人来做，她考虑的更多的是片子的制作。正如杨紫烨所说，没有哪一个导演会为某个电影节的某个奖去制作一部电影，拍摄电影的动力是一种表达的需要。
“如果因为我所拍摄的影片，使人们消除对艾滋病的误解，消除对艾滋病患者的歧视，推动受艾滋病影响的儿童生存环境进一步得到改善，那才是对这部纪录片最大的艺术肯定。”这是杨紫烨面对这个奖所表达的观点。
合作
作为一位美籍华人，杨紫烨的国语实在是不够流利，很难想象她是如何在中国开展工作的，而且是这样一个具有挑战性的工作。
杨紫烨说，她在国内有很多合作伙伴，这种合作非常重要。如果说她申请基金、拍摄影片体现了她的能力，那么在拍摄《颍州的孩子》时，表现出来的更多是勇气。其实，没有人不知道，拍摄这种题材的纪录片，会面临很多的困难。但是，杨紫烨依然选择了这个题材，因为她拍摄的目的是宣传，宣传对艾滋病知识的了解和对患者的反歧视，这种公益之心关爱之情让她有了更大的勇气甚至是责任感。她的这种态度也自然感染了很多人愿意帮助她，她一口气说出了很多人的名字，都是曾经帮助过她的人。
“我要想做的事情，我一定会克服困难做到。”说这话的时候她虽依然微笑着，但是攥紧了拳头，优雅的女人也有刚强坚韧的一面。
在前几部纪录片的拍摄中，杨紫烨的丈夫任国光都担任摄影的角色，但是这一次她邀请了一位国内的摄影师，“因为，任国光的普通话是粤语的口音，与当地人沟通有语言障碍，与拍摄者会有距离。”
我们也同时采访了作为本片制片的米子和摄影曲戈，从他们的访谈中，同样可以感受到合作的重要。
制作
说到制作，自然首先提到了拍摄的器材——松下180ADV。在其他的电影节上，使用DV拍摄纪录片已经比较普遍，但是，角逐奥斯卡奖的纪录片，使用DV拍摄的依然还是少数。对于这一款DV，杨紫烨非常自信，她非常喜欢它的25P电影格式，转胶后特别细腻，电影感非常强。
其实，器材的选择除了资金问题，最重要的还是题材，“那些孩子本来就对陌生人有点害怕，所以不能有很多人围着孩子拍。”虽然杨紫烨对影片中的声音还不是很满意，但是，她还是坚持不请录音师。
谈到后期的剪辑，杨紫烨更是有很多感慨，这位被人称作“纽约的剪辑皇后”的制作人，在剪辑自己的片子时却有些不冷静。为此，她与汤列伦产生了很大的矛盾，她说他们合作这么久，一直合作很愉快，但是在剪辑这一部片子时，甚至发生了数次争吵。杨紫烨要保留更多漂亮的乡村镜头，汤列伦认为没有必要，而且强调要少一些孩子流泪的镜头。杨紫烨说，开始的时候，我总是舍不得剪，但是后来冷静下来，我认为汤列伦说的是对的。
39分钟的片子，有很大一部分是杨紫烨亲自动手剪辑的，到后来就主要做指导，不亲自剪辑了，“因为我想与片子保持一点距离，我已经深陷其中，不能很客观很冷静的去面对这部片子了，需要适当的距离来保持对影片客观理性的把握。”追求完美是杨紫烨的天性，整个影片的调色、混音、音乐的选择都是亲自操作，那些细腻优美的画面，那些敏感细致的不易觉察的色调变化不仅体现了她高超的技术，更保证了整部片子精致的艺术品质。
“后期制作，我几乎都累垮了。”前期拍摄的辛苦并不算什么，整整十个月的后期制作，让杨紫烨身心疲惫，但是现在想来是值得的。
基金
有人说杨紫烨是靠善心感动了奥斯卡的评委，这当然不是她获奖的全部理由，但是杨紫烨说她拍摄纪录片的要求是“一部好的电影加上一件好事”。我们可以将这个“好事”理解为“善事”。“我的纪录片不是在告诉别人一个多么离奇的引人入胜的故事，我想通纪录片感动人并解决一些问题。”
所以，从这个角度出发，杨紫烨拍摄的纪录片基本上就与商业没有太多的联系。她所执导的纪录片资金来源几乎都是来自基金会。
说到基金的申请，我特别问到了一些细节，因为，如何申请到一笔不求商业回报的基金对纪录片人来说非常重要。
吴：“是不是只有拥有美国国籍的人才能申请这个基金呢？”
杨：“不是，但是，事实上其他国家的人很难申请得到。我们申请了10个月的时间才申请下来，这个过程很艰难。”
吴：你的合作者汤列伦是不是在基金申请上有很大帮助？
杨：我与汤列伦的合作开始于2001年，在拍摄制作一部关于中美移民史的纪录片《成为美国人》中首次合作，我担任该片的主编辑。同期我通过报刊的新闻看到了中国的艾滋病问题，此后一直予以关注，并逐步萌生为中国艾滋病孤儿拍一部纪录片的想法。我把这个想法和汤列伦沟通，他也对这个新题材表示了很大的兴趣。同时汤列伦还建议，如果这个题材拍摄成功，一定要在中国播出才有意义，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更大程度地帮助中国这些受艾滋病影响的人。
汤列伦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导演和监制，他的纪录片曾经获得过奥斯卡的提名，不过，那已经是10年前的事情，他一直在不懈努力工作。
吴：在广州纪录片大会上，我看到一些国外同行介绍申请基金方式时，有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你所拍摄的内容应该与这个国家有一定的关系。比如一个中国人想要拿到加拿大的一笔基金，你所拍摄的内容虽然是在中国但要有加拿大元素，比如拍摄“白求恩在中国”这一类的片子会容易获取基金。在《颍州的孩子》中，我看了有美国的医生在为孩子看病体检，还交代说有一个美国老太太个人为一个小女孩捐赠药品，这些内容的存在是不是基金会的要求？
杨：不是的，你说的是政府基金，或者是电视台的资金，他们会有你说的那种要求，我们申请的基金，没那么多的要求。
吴：是不是要填写很多表格？
杨：不是，是要写很长计划书，很细致的，而且要反复讨论。但是一旦申请下来，基金会不会干涉你的拍摄，也不会要求你要获奖或在多少个电视台播出。
吴：《颍州的孩子》你的投入是4.5万美元，你们申请下的基金是多少方便透露么？
杨：我们申请基金是一个综合项目，纪录片拍摄只是其中的一项。我们以后做关于预防艾滋病题材的制作还要使用这个基金。什么开销列入我们申请的基金，什么不列入，我们都有非常明确的交代，比如这次我去美国领奖，机票和旅费都是要我自己花钱的，因为当初申请基金的时候，没有列入这一项，我们对基金的使用会很严谨账目很清楚明确。
吴：看来，申请到一笔国外的基金真是不容易。
杨：是的，但是，只要你有足够的理由去申请，有足够的能力去完成你的计划，还是有可能的。
颍州的孩子
具体说到《颍州的孩子》，其实我是先看到评论后看到影片的，与以往看到的那些独立纪录片导演的片子相比，《颍州的孩子》确切地说，有宣传的声音在里面，杨紫烨说她的纪录片就是有宣传的目的，但是要通过感人的故事来表现。
片子我看了两遍，两遍的感受是不同的，最初觉得好像是个电视台的专题片，主要讲述了几个受艾滋病影响的孩子的生活，影片气氛把握得很好，镜头感也不错，但少有惨烈的画面和悲情，反而不时有优美的田园风光出现，有一些苦闷与伤心，但后来展现出一些解决问题的事情，越来越光明，让人看到希望。这种光明的结尾似乎不是观者的心理期待。
其实，与看电视专题片形成反向心理，中国的纪录片观众的心态有时往往是矫枉过正，或者单纯地以一种标准来衡量纪录片。
拍摄这种题材的作品，往往陷入两难的境地，过分地展示苦难、甚至是把一些患者的患处特写出来，会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但是，往往让人觉得不太舒服，用苦难唤起同情，这是惯常做法，但并不高明。但是如果不表现这些，就又有粉饰现实之嫌。
《颍州的孩子》表现得恰到好处。其实整个片子打动我的并不是苦难，而是苦难之后的片刻欢乐，孩子们的歌声、油菜花田地里艾滋孤儿与他的养父的欢声笑语，却几乎让我落泪。
抛去所有对所谓艺术于风格或表现手法的评价标准，在我看来《颍州的孩子》达到了她所要宣传的目的——消除歧视。
争议
与荣誉随之而来的，还有一些争议，面对这些争议，或是猜疑，尤其是网上有一篇没有看完《颍州的孩子》而写的一篇评论，言辞颇为激烈。一些敏感的问题遭到质疑。
隐私的曝光：文章中说有一姑娘隐瞒了自己的病情而结婚……“影片中那个结婚的姑娘自己没有患病，她所想隐瞒的是她有个妹妹是HIV阳性，她想隐瞒她妹妹的病情”杨澄清道。
“影片中所有的人都给我有授权书，都是签字的，有些孩子太小，我们就请他们的监护人签字。”
我相信，因为这是美国人的做事方法。即便是在做好事、做善事也不会在法律责任上不清楚。“有人说你是吃‘艾滋饭’的？”针对这个问题，我很想知道杨紫烨是如何回答。她很平静地说，她不知道别人是怎么理解“艾滋饭”这个词的含义的。“就像给病人看病的医生，你能说医生是在“吃病人的饭”么？如果是这样理解的话，我倒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吃‘艾滋饭’，这样就会有更多人来为受艾滋病影响的人们带来帮助。考察一个医生要看他治病的水平和医德，考察我们的任务是基金会的事情。”
我更相信，单凭杨紫烨剪辑的功夫，如果要挣钱的话，一定会比拍摄纪录片要简单容易得多。
后来还看了杨紫烨一些工作照，其中有她和孩子们一起吃饭、玩耍的照片，我问她：“你真的不怕么？”她说不怕，怕是因为不了解。“没有关系的，我很多次与朱力亚（一个向公众宣布自己身患艾滋病的女孩）一起手挽手逛街，没有问题！”
一个外籍人士拍摄这样的题材会不会让人引起怀疑？
杨紫烨说，其实从政府到民间没有人限制拍摄，我拍摄的这些内容，很多都是国家医学专家组、一些相关权威大学教授看过的。
未来
“《颍州的孩子》现在名声鹊起，在发行上肯定比一般的纪录片要好一些，在这方面有什么计划呢？”杨紫烨说，其实在国外，也是关注商业娱乐片和明星，纪录片永远不会有热闹的市场，包括这次获奖的报道，在外面也是华人媒体报道得多一些。所以，不会有什么大的惊喜。她同时表示，所有的回报还要投入到抗艾的活动中。
对纪录片的真爱让杨紫烨不能停下工作，但是她依然奉行“讲一个好故事，与一个好事结合的原则”。抗艾是一个长远的计划，接下来她拍摄的纪录片将与环保有关。她说目前中国拍摄的题材很多，她非常喜欢王兵的《铁西区》。她说她还去拍电影，但是，依然是艺术电影，她喜欢比较有纪录片感觉的电影，比如贾樟柯的《三峡好人》。
专业的制片人米子
记者：阿宇
来自湖南的米子给人的第一感觉是一个非常专业的电影人，聊起她所做的电影、电视剧头头是道。
尽管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米子却一直在上海的影视业摸爬滚打，是一个非常事业性的女强人。毕业之后米子在广告公司做一些胶片作品。三年之后，米子去了澳大利亚悉尼的麦觉理大学电影电视制作专业。
在《颖州的孩子》这个团队中，大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几乎所有的人都有丰富的经验和与他人沟通的团队协作精神。
《大众DV》：在与杨紫烨导演合作之前,你和哪些华人导演合作?
米子：在之前和法国、美国的导演都有过多次合作，也与很多华人导演合作,比如说香港的杨凡导演,他做的纪录片也非常好。杨凡导演的电影都非常另类,有点像纪录片,而且非常唯美。我们合作的讲述中国昆剧的纪录片《凤冠情事》，在画面和唱腔上都非常美。
我和他们沟通起来很方便，在语言上，普通话、上海话、粤语以及英语、日语我都略通一二，所以在很多事情上可能更好沟通一些。
《大众DV》：和杨紫烨导演的合作与其他导演的合作有什么不同吗?
米子：我一般都是负责制片方面的事情，唯一不同的是同杨紫烨合作的时间更长一些。一方面因为我熟悉各种语言,另外，出国之前在广告圈内也有比较多的人脉,所以在1999年我就和杨紫烨合作了纪录片《CHINA，21》。当时是因为要拍摄农村和城市的独生子女现象，从收集资料、联系采访家庭到最后实施拍摄都是我在和她一起做的。
华人导演在中国拍片子的时候会有很多问题,比如语言、人际关系,甚至与拍摄对象的关系。因为他们虽然是华人,但国内情况并不像我们这样熟悉,甚至有时候在拍摄时我们还要去和拍摄对象进行沟通。
与杨紫烨的合作并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概念,但是她会有一个想法,然后我去分析这个想法是怎么样的,出来到底有没有意义等等。
《大众DV》：如何选择拍摄爱滋儿童的题材？
米子：在拍摄《颖州的孩子》时，我们也拍了很多其他的素材,事实上当时我们想的就是拍摄艾滋病的题材,并没有太明确的目的。只要有关艾滋病的都去拍。后来我们遇到清华大学的晋军教授告诉了我们这个题材，因为阜阳爱滋病协会和清华大学一直合作。
《大众DV》：国内拍摄艾滋病题材的影片并不少见,怎么能确定自己影片的方向呢?
米子：拍这种题材的影片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你带给观众一种什么样的信息。有的片子就是带有很多负面影响，我想我们和其他同类影片不同之处是我们想做的是公益。因为如果不是这个原因,我也不会放下手头的工作而花费两年时间在这部纪录片上。有人当时还说可以拍一些孩子死掉的镜头,这样会更有震撼力。但我们要去拍一部片子是一部充满阳光的影片，希望给人一些积极影响。
《大众DV》：这次《颖州的孩子》获得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你是什么样的心情呢?
米子：如果真要说有什么心愿的话，我希望影片中这些信息能够传递给更多人，让他们知道那些孩子和我们没什么不一样。我希望他们能够因为影片而得到帮助。
《大众DV》：你今后还会再和这个团队合作吗？
米子：我是一个比较喜欢有独立精神的人,比如摄影师曲江涛。同他讲话可以讲出许多有意思的东西，同时他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做纪录片不要想着能得到什么，因为同电视剧或者栏目相比,这本身不是一个能有很大收益的行业,甚至最终可能无法播出，但是做电影的人都有一些梦想啊。在大学时代我就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我自己也做公司,做广告和电视剧,但无所谓什么单位之类的,我们有国内共同爱好的人，然后一起做事情。我想今后我还是会和他们合作的。
自由的摄影师曲江涛
文／小于
曲江涛，人称曲戈。
大学本科毕业之后曲江涛一度在新疆电视台任记者，2000年“混在北京”，开始成为“北漂”。其间他还曾经编剧、导演摄制短片《我的北京生活》，这部影片获得了16届东京录影节优秀作品奖。2002年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毕业后，曲江涛一直在做影视方面的事情，给中央电视台、凤凰电视，阳光卫视等电视台做摄像，拍广告和纪录片，总之一直在北京“漂着”，却不想固定下来。
但是，曲江涛的主要精力依旧是放在纪录片上的。用他的话说，喜欢在不同的题材与不同的人合作的状态，“而且拍纪录片的人基本上都不太追求安定感”。
看得出如曲江涛所说，他非常追求一种精神上的东西，做片子时就会非常投入。
采访之前他看到我拿给他的第3期新杂志上面有《花样童年》的片断，便立刻要看光盘里面的影片。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因为他现在正在制作一部关于艺术体操孩子的纪录片。
2004年4月曲江涛为中国新闻社拍摄一部关于艾滋病的短片，也因此认识了杨紫烨和现在的监制汤列伦，杨紫烨随即邀请他担任摄影，但一直没有动身。曲江涛也忙着自己的影片去了，三个月之后，刚从西藏回来的曲江涛接到了杨紫烨的电话，原本以为“黄”了的事情就这样开始了。
《大众DV》：你和杨紫烨到沿海合作过什么作品？
曲江涛：除了《颖州的孩子》我们还合作过纪录片《朱利亚的故事》和《姚明与约翰逊防艾广告》，在这些作品中我都担任摄影。
《大众DV》：他们这样一个有美国资金背景的团队在合作上同其他纪录片团队有什么不同？
曲江涛：基本上都一样，但你一定要问最大的不同，就是一个有费用的，而另一个没有。
其实我和很多大的制片人、导演也都合作过，但是我觉得杨紫烨在工作时有一个特点，就是画面、构图这些不一定非常考究，而且在拍摄时基本上不用三脚架，而在电视台却必须要用三脚架。我由于之前的习惯，前期的时候曾经拍过一部分用三脚架的素材，但是最后成片里面并没有用上。所以说她可能更是一个以“旁观者”的角度去拍摄。
另外，杨紫烨导演的自由度非常宽。每次拍摄都是她提出一个大概的方向，让我有很大的自由度去拍。她很少像某些导演那样经常看我正在拍的东西，也不使用监视器。
《大众DV》：《颖州的孩子》一共拍摄了多久？
曲江涛：这部影片实际的拍摄大概是一年左右，最终所有的素材是80个小时左右。
我们与杨紫烨导演的合作方式是在我们拍摄的同时把素材给杨紫烨导演——因为她本人就是一位很好的剪辑师。
《大众DV》：在拍摄中你们使用什么设备呢？
曲江涛：我们基本上一直在用松下180A拍摄，最早也曾经用PD150拍摄了一批素材。松下180A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款摄像机，因为它里面有一个电影模式，拿到设备开始我就一直用这个模式拍摄。另外，它的菜单非常方便，而且体积非常小。
在拍摄《颖州的孩子》时，为了处理同期声的问题，我们监制专门从国外带回一个专业话筒给我。当然同时也会配合一些无线话筒使用。
而从前我除了使用台里专业的设备，在帮一些朋友拍摄影片的时候也曾使用过比如PD190这样的设备。几年前我曾经给高天的纪录片《美美》担任副导演，那时候使用的就是PD190，这款机器很多时候它会让被摄主体色彩变得非常浓艳。
《大众DV》：在拍摄《颖州的孩子》时遇到什么问题？
曲江涛：一个我最长常遇到的问题就是光线问题。比如说在那些孩子的家庭中拍摄，他们生活很穷，所以平时的生活的都非常节俭，使用的灯泡瓦数很低，可能就是20W或25W的灯泡，基本上只能照亮一小块地方。而我又不能做一些让画面显得很刻意的办法，比如说开增益等那些可能只是在需要记录紧急的内容时，没有办法顾及到画质才做的事情。有时候只能换一些大瓦数的的灯泡，比如200W的灯泡。
当然，我们都知道，在纪录片的拍摄上技术是一个问题，而另外一格就是环境上的，其实最主要的问题是来自交流上。当然到最后我们交流的还是非常顺畅的。
《大众DV》：拍摄这样的题材，你会对拍摄对象有恐惧感吗？
曲江涛：开始的时候我当然会害怕，但是随着之后的交流和理解的增多，而且对艾滋病的了解越来越多，自然也就无所谓了。我想和他们应该是一种平等的关系。
而且后来他们喜欢很亲近我，喜欢和我玩儿。有时候我都会把摄影机先放下，去和他们玩儿。比如说有一场拍打雪仗，我觉得这样就会让他们忽视掉很多，这时候拍到的东西就比较真实。
《大众DV》：获得奥斯卡奖你是什么感受？
曲江涛：得奖啊，这个说得直白一点肯定对自己有好处，比如会有更多人关注，但是我希望有更多人关注影片，而且最希望的还是这些孩子们的生活能够因为它的获奖有所改善，我希望他们生活得更好一些。
《大众DV》：今后你们这个团队还会在一起合作吗？
曲江涛：其实我与很多导演也都合作过，不一定非要和谁合作，否则这和每天到固定的地方上班没有什么区别，我自己还是喜欢这样自由一些的生活。至于未来，如果有好的合作选题，当然这要我感兴趣，我想我还会继续和这个团队合作的，其实这种“小”的自由就是我所选择的。
《大众DV》：你目前的工作内容是什么？
曲江涛：我目前正在和公司的合伙人，同时也是我的大学同学阎文龙一起拍摄一部关于艺术体操的纪录片——《启程》。我的搭档阎文龙之前已经跟拍了他们两年多。那些孩子的生活非常有意思，他们是一群住在体育大学里的小孩儿，他们之间会有因为家境而产生的贫富悬殊问题，当然他们之间也会有一些微妙关系——一种既是竞争对手又要相互合作的关系。我们今年8月份将剪辑出一个像样一点的版本。
《大众DV》：也期待着你们的新片子。
在前不久揭晓的第79届奥斯卡各奖项中，旅美华裔导演杨紫烨荣获了“最佳纪录短片奖”，虽然这个奖在群星璀璨的奥斯卡各奖项中并不耀眼，甚至在奥斯卡颁奖仪式的转播中都没有看到杨紫烨的身影，但是她的获奖，再次成为华人电影圈内一件令人振奋的事，各大媒体也开始纷纷报道。
认识杨紫烨是在2005年的广州纪录片大会上，当时她的预案就是《颍州的孩子》，那时候对她的了解是：她是一个优秀的剪辑师，曾经剪辑过《天浴》，有人称她是“纽约的剪辑皇后”。后来在我们的剪辑培训班和“剪辑高手”的颁奖活动中都邀请过她，接触多了，杨紫烨给我的感觉依然是一个比较随和而优雅的女人。后来看过她的《风雨故园》，被她纪录片中的情怀所感动，也看到了她作为驾驭一部纪录片的功底。于是我们在杂志上专门介绍了《风雨故园》，记得她对我说她特别喜欢我们对那一篇采访文章的编排设计。
2007年刚过，就不断有好消息传来，先是说《颍州的孩子》已经入围奥斯卡纪录短片了，1月23日正式提名，不想竟然一路顺畅荣获了最佳纪录短片奖！虽然我当时还没有看过这一部短片，但是我第一个反映是由衷的高兴，短信祝贺她，并约下采访的事情。
获奖以后的杨紫烨显然一下字成了媒体的焦点人物，一向比较低调的她回绝了很多采访，虽然她接受了我采访，但是却回绝了我要把她当作封面人物的请求。
我开玩笑地对她说，我不是跟风来吹捧你的，采访你的关键是因为你拍摄的这部片子使用的只是一部DV，我要揭秘你获奖的过程，让我们DV大众学习借鉴一下。她非常赞同我的主张，并说：“愿意与读者分享经验”。
人物背景
杨紫烨,资深电影工作者。1977年从香港移民到美国，先后取得绘画和电影制作硕士学位。曾担任多部美国电影和纪录片的剪辑师，1994年开始致力执导纪录片，作品获多个国际奖项。作为一名美籍华人，杨紫烨的心愿是希望通过影片,向美国主流社会反映中国社会的真实一面,增进美国对中国的认识。
杨紫烨导演的纪录片《风雨故园》和《中国一二》备受海内外关注。2000年《风雨故园》由美国公共广播公司CPB赞助拍摄，反映一九九七香港回归前后香港年青人的心态。影片在全美二百四十七个公共电视台播放，超过六百万人收看，也先后参加美国及欧洲多项影展。
纪录片《中国一二》，真实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新一代年青人的心态以及中国城乡地区家庭面貌的差异。该片于2002年5月在全美公共电视台PBS首度公映，之后还应邀参加香港和欧洲等地多项影展并在世界各地电视台播出，深受好评。《风雨故园》和《中国一二》目前已被美国多所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定为教科书和亚裔研究教材。
2004年杨紫烨和美国资深电影工作者Thomas Lennon成立预防艾滋病宣传制作（CAMP）项目,策划和制作以预防艾滋病为中心的电视节目。
至今,杨紫烨已带领 CAMP 团队在中国内地拍摄制作了一系列艾滋病相关公益广告和纪录片。导演的纪录片作品和公益广告作品包括：
《姚明、约翰逊公益广告纪录短片》(2005)
《姚明抗击艾滋 关爱儿童》(2005)
《姚明、约翰逊正视艾滋公益广告》(2004)
《彭丽媛携手抗击艾滋，关爱儿童公益广告》(2006)
《受艾滋病影响儿童公益广告》幕后(2006)
其中纪录片《颍州的孩子》获得2006年美国华盛顿Silverdosc电影节全球公共卫生类最佳纪录片奖，2007年获得美国第79届奥斯卡最佳纪录短片奖。《朱力亚的故事》获得2005广州纪录片节最佳纪录片入围奖，其他作品也相继在中央电视台以及各地方频道播出。
在回中国拍摄艾滋病专题之前,杨紫烨在美国担任了多部电影和纪录片的剪辑和制片，曾与多位美国华裔电影工作者如陈冲，王颖等合作。她在陈冲的处女作，获得7项金马奖的《天浴》中担任剪辑以及副制片，也在陈冲首部好莱坞影片《人在纽约》中担任剪辑。
2003年，杨紫烨为四个半小时的纪录片《成为美国人：华人的经历》（BECOMINGAMERICAN：THECHINESEEXPERIENCE）担任系列剪辑。该系列纪录片在PBS播出后获得了公众极大关注。影片主要介绍了从十九世纪初期至今，华人移民至美国的百年历史。另外，杨紫烨剪辑的多部纪录片，如《A.K.ADONBONUS》、《黑豹党——人民的权利》(ALLTHEPOWEROFTHEPEOPLE!THEBLACKPANTHERPARTYANDBEYOND)等曾获得艾美奖等多个国际级奖项。2000年杨紫烨和百度创办人徐勇合作，编辑90分钟纪录片《走进硅谷》，在中国播出后受到国家领导的重视。
杨紫烨的作品受到各方关注,她先后获得美国主流知名基金会的支持，包括美国公共广播公司PBS,创作作品基金CreativeWorkFund,独立电视服务IndependentTelevisionService,全美亚裔传播协会NAATA,美国医疗教育慈善基金会KaiserFoundation凯萨基金会颁发的学术研究基金,斯达Starr Foundation等。
杨紫烨现居北京，将会继续拍摄制作与公益事业相关的纪录片短片与广告。
解读杨紫烨的７个关键词
文／砚华
奥斯卡
当然还是要从奥斯卡说起。
若不是这一次获得 “最佳纪录短片奖”的是一个华人，很少有人会关注这个奖，在奥斯卡揭晓的那一段时间里，最佳导演、最佳影片、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等奖更是所有人所关注的。纪录片在奥斯卡奖中一直很低调，因为不受大众关注，据说奥斯卡评委会曾经想取消对纪录片的评选，但是由于受到纪录片制作者和爱好者的抵制，才继续将纪录片与纪录短片作为奖项保留下来。这一方面说明奥斯卡评选的商业性，另一方面也同时肯定了奥斯卡纪录片评选在纪录片领域还是非常受到认可并重视的。
提到奥斯卡，就自然与商业电影紧密联系在一起，更多艺术类电影大多不会参加奥斯卡的评选，纪录片的评选则更像是奥斯卡的一项公益活动。很多热爱纪录片和艺术电影的人由于价值观和艺术观的不同对奥斯卡持抵制的态度，但这丝毫不会减弱奥斯卡在全球的影响力，就电影的制作水准和娱乐性来说，奥斯卡在人们心目中依然是一个制高点。
在采访杨紫烨的时候，我很奇怪地问她，像她这种题材的纪录片其实应该参展法国真实电影节、香港电影节、阿姆斯特丹电影节、日本山形纪录片电影节等这些在独立纪录片导演心目中有特殊地位的电影节。杨紫烨说其实片子制作完毕参展的事情由他们团队中一个同事专门来做，她平时主要专注于影片的艺术创作以及各项目的策划工作，参展的事情过问得比较少。
对于杨紫烨来说，荣获这个奖也是一个意外，“其实，我对自己没有这么大的信心，获得提名奖的几部短片都特别棒。”杨紫烨像我描述了在颁奖现场各位导演间有竞争又有相互敬佩的复杂感情，她说其中一位导演指着她的脸说：“你是我的竞争对手！”但是，获奖不获奖，绝不是一个优秀导演的最高追求，她的获奖同样得到了同行们的祝贺。在这些获得最佳纪录短片奖的导演中，有一位甚至已经是4次提名了，而杨紫烨是首次提名并获奖。“是一种幸运。”杨紫烨说，评委会委员必须看完所有片子才能投票，这里面保密程度很高，在评奖期间，我们这些导演不可能与评委会见面的。在奥斯卡颁奖典礼结束后的一次酒会上，“温斯莱特（《泰坦尼克号》女主角、本次评委会委员）见到我，主动热情地拥抱了我，她告诉我她特别喜欢《颍州的孩子》。”
我问杨紫烨，《颍州的孩子》再次入围芝加哥纪录片节是否还会去美国，她竟然一脸的惊讶，原来，她还不知道这个消息。参展的事情都由别人来做，她考虑的更多的是片子的制作。正如杨紫烨所说，没有哪一个导演会为某个电影节的某个奖去制作一部电影，拍摄电影的动力是一种表达的需要。
“如果因为我所拍摄的影片，使人们消除对艾滋病的误解，消除对艾滋病患者的歧视，推动受艾滋病影响的儿童生存环境进一步得到改善，那才是对这部纪录片最大的艺术肯定。”这是杨紫烨面对这个奖所表达的观点。
合作
作为一位美籍华人，杨紫烨的国语实在是不够流利，很难想象她是如何在中国开展工作的，而且是这样一个具有挑战性的工作。
杨紫烨说，她在国内有很多合作伙伴，这种合作非常重要。如果说她申请基金、拍摄影片体现了她的能力，那么在拍摄《颍州的孩子》时，表现出来的更多是勇气。其实，没有人不知道，拍摄这种题材的纪录片，会面临很多的困难。但是，杨紫烨依然选择了这个题材，因为她拍摄的目的是宣传，宣传对艾滋病知识的了解和对患者的反歧视，这种公益之心关爱之情让她有了更大的勇气甚至是责任感。她的这种态度也自然感染了很多人愿意帮助她，她一口气说出了很多人的名字，都是曾经帮助过她的人。
“我要想做的事情，我一定会克服困难做到。”说这话的时候她虽依然微笑着，但是攥紧了拳头，优雅的女人也有刚强坚韧的一面。
在前几部纪录片的拍摄中，杨紫烨的丈夫任国光都担任摄影的角色，但是这一次她邀请了一位国内的摄影师，“因为，任国光的普通话是粤语的口音，与当地人沟通有语言障碍，与拍摄者会有距离。”
我们也同时采访了作为本片制片的米子和摄影曲戈，从他们的访谈中，同样可以感受到合作的重要。
制作
说到制作，自然首先提到了拍摄的器材——松下180ADV。在其他的电影节上，使用DV拍摄纪录片已经比较普遍，但是，角逐奥斯卡奖的纪录片，使用DV拍摄的依然还是少数。对于这一款DV，杨紫烨非常自信，她非常喜欢它的25P电影格式，转胶后特别细腻，电影感非常强。
其实，器材的选择除了资金问题，最重要的还是题材，“那些孩子本来就对陌生人有点害怕，所以不能有很多人围着孩子拍。”虽然杨紫烨对影片中的声音还不是很满意，但是，她还是坚持不请录音师。
谈到后期的剪辑，杨紫烨更是有很多感慨，这位被人称作“纽约的剪辑皇后”的制作人，在剪辑自己的片子时却有些不冷静。为此，她与汤列伦产生了很大的矛盾，她说他们合作这么久，一直合作很愉快，但是在剪辑这一部片子时，甚至发生了数次争吵。杨紫烨要保留更多漂亮的乡村镜头，汤列伦认为没有必要，而且强调要少一些孩子流泪的镜头。杨紫烨说，开始的时候，我总是舍不得剪，但是后来冷静下来，我认为汤列伦说的是对的。
39分钟的片子，有很大一部分是杨紫烨亲自动手剪辑的，到后来就主要做指导，不亲自剪辑了，“因为我想与片子保持一点距离，我已经深陷其中，不能很客观很冷静的去面对这部片子了，需要适当的距离来保持对影片客观理性的把握。”追求完美是杨紫烨的天性，整个影片的调色、混音、音乐的选择都是亲自操作，那些细腻优美的画面，那些敏感细致的不易觉察的色调变化不仅体现了她高超的技术，更保证了整部片子精致的艺术品质。
“后期制作，我几乎都累垮了。”前期拍摄的辛苦并不算什么，整整十个月的后期制作，让杨紫烨身心疲惫，但是现在想来是值得的。
基金
有人说杨紫烨是靠善心感动了奥斯卡的评委，这当然不是她获奖的全部理由，但是杨紫烨说她拍摄纪录片的要求是“一部好的电影加上一件好事”。我们可以将这个“好事”理解为“善事”。“我的纪录片不是在告诉别人一个多么离奇的引人入胜的故事，我想通纪录片感动人并解决一些问题。”
所以，从这个角度出发，杨紫烨拍摄的纪录片基本上就与商业没有太多的联系。她所执导的纪录片资金来源几乎都是来自基金会。
说到基金的申请，我特别问到了一些细节，因为，如何申请到一笔不求商业回报的基金对纪录片人来说非常重要。
吴：“是不是只有拥有美国国籍的人才能申请这个基金呢？”
杨：“不是，但是，事实上其他国家的人很难申请得到。我们申请了10个月的时间才申请下来，这个过程很艰难。”
吴：你的合作者汤列伦是不是在基金申请上有很大帮助？
杨：我与汤列伦的合作开始于2001年，在拍摄制作一部关于中美移民史的纪录片《成为美国人》中首次合作，我担任该片的主编辑。同期我通过报刊的新闻看到了中国的艾滋病问题，此后一直予以关注，并逐步萌生为中国艾滋病孤儿拍一部纪录片的想法。我把这个想法和汤列伦沟通，他也对这个新题材表示了很大的兴趣。同时汤列伦还建议，如果这个题材拍摄成功，一定要在中国播出才有意义，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更大程度地帮助中国这些受艾滋病影响的人。
汤列伦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导演和监制，他的纪录片曾经获得过奥斯卡的提名，不过，那已经是10年前的事情，他一直在不懈努力工作。
吴：在广州纪录片大会上，我看到一些国外同行介绍申请基金方式时，有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你所拍摄的内容应该与这个国家有一定的关系。比如一个中国人想要拿到加拿大的一笔基金，你所拍摄的内容虽然是在中国但要有加拿大元素，比如拍摄“白求恩在中国”这一类的片子会容易获取基金。在《颍州的孩子》中，我看了有美国的医生在为孩子看病体检，还交代说有一个美国老太太个人为一个小女孩捐赠药品，这些内容的存在是不是基金会的要求？
杨：不是的，你说的是政府基金，或者是电视台的资金，他们会有你说的那种要求，我们申请的基金，没那么多的要求。
吴：是不是要填写很多表格？
杨：不是，是要写很长计划书，很细致的，而且要反复讨论。但是一旦申请下来，基金会不会干涉你的拍摄，也不会要求你要获奖或在多少个电视台播出。
吴：《颍州的孩子》你的投入是4.5万美元，你们申请下的基金是多少方便透露么？
杨：我们申请基金是一个综合项目，纪录片拍摄只是其中的一项。我们以后做关于预防艾滋病题材的制作还要使用这个基金。什么开销列入我们申请的基金，什么不列入，我们都有非常明确的交代，比如这次我去美国领奖，机票和旅费都是要我自己花钱的，因为当初申请基金的时候，没有列入这一项，我们对基金的使用会很严谨账目很清楚明确。
吴：看来，申请到一笔国外的基金真是不容易。
杨：是的，但是，只要你有足够的理由去申请，有足够的能力去完成你的计划，还是有可能的。
颍州的孩子
具体说到《颍州的孩子》，其实我是先看到评论后看到影片的，与以往看到的那些独立纪录片导演的片子相比，《颍州的孩子》确切地说，有宣传的声音在里面，杨紫烨说她的纪录片就是有宣传的目的，但是要通过感人的故事来表现。
片子我看了两遍，两遍的感受是不同的，最初觉得好像是个电视台的专题片，主要讲述了几个受艾滋病影响的孩子的生活，影片气氛把握得很好，镜头感也不错，但少有惨烈的画面和悲情，反而不时有优美的田园风光出现，有一些苦闷与伤心，但后来展现出一些解决问题的事情，越来越光明，让人看到希望。这种光明的结尾似乎不是观者的心理期待。
其实，与看电视专题片形成反向心理，中国的纪录片观众的心态有时往往是矫枉过正，或者单纯地以一种标准来衡量纪录片。
拍摄这种题材的作品，往往陷入两难的境地，过分地展示苦难、甚至是把一些患者的患处特写出来，会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但是，往往让人觉得不太舒服，用苦难唤起同情，这是惯常做法，但并不高明。但是如果不表现这些，就又有粉饰现实之嫌。
《颍州的孩子》表现得恰到好处。其实整个片子打动我的并不是苦难，而是苦难之后的片刻欢乐，孩子们的歌声、油菜花田地里艾滋孤儿与他的养父的欢声笑语，却几乎让我落泪。
抛去所有对所谓艺术于风格或表现手法的评价标准，在我看来《颍州的孩子》达到了她所要宣传的目的——消除歧视。
争议
与荣誉随之而来的，还有一些争议，面对这些争议，或是猜疑，尤其是网上有一篇没有看完《颍州的孩子》而写的一篇评论，言辞颇为激烈。一些敏感的问题遭到质疑。
隐私的曝光：文章中说有一姑娘隐瞒了自己的病情而结婚……“影片中那个结婚的姑娘自己没有患病，她所想隐瞒的是她有个妹妹是HIV阳性，她想隐瞒她妹妹的病情”杨澄清道。
“影片中所有的人都给我有授权书，都是签字的，有些孩子太小，我们就请他们的监护人签字。”
我相信，因为这是美国人的做事方法。即便是在做好事、做善事也不会在法律责任上不清楚。“有人说你是吃‘艾滋饭’的？”针对这个问题，我很想知道杨紫烨是如何回答。她很平静地说，她不知道别人是怎么理解“艾滋饭”这个词的含义的。“就像给病人看病的医生，你能说医生是在“吃病人的饭”么？如果是这样理解的话，我倒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吃‘艾滋饭’，这样就会有更多人来为受艾滋病影响的人们带来帮助。考察一个医生要看他治病的水平和医德，考察我们的任务是基金会的事情。”
我更相信，单凭杨紫烨剪辑的功夫，如果要挣钱的话，一定会比拍摄纪录片要简单容易得多。
后来还看了杨紫烨一些工作照，其中有她和孩子们一起吃饭、玩耍的照片，我问她：“你真的不怕么？”她说不怕，怕是因为不了解。“没有关系的，我很多次与朱力亚（一个向公众宣布自己身患艾滋病的女孩）一起手挽手逛街，没有问题！”
一个外籍人士拍摄这样的题材会不会让人引起怀疑？
杨紫烨说，其实从政府到民间没有人限制拍摄，我拍摄的这些内容，很多都是国家医学专家组、一些相关权威大学教授看过的。
未来
“《颍州的孩子》现在名声鹊起，在发行上肯定比一般的纪录片要好一些，在这方面有什么计划呢？”杨紫烨说，其实在国外，也是关注商业娱乐片和明星，纪录片永远不会有热闹的市场，包括这次获奖的报道，在外面也是华人媒体报道得多一些。所以，不会有什么大的惊喜。她同时表示，所有的回报还要投入到抗艾的活动中。
对纪录片的真爱让杨紫烨不能停下工作，但是她依然奉行“讲一个好故事，与一个好事结合的原则”。抗艾是一个长远的计划，接下来她拍摄的纪录片将与环保有关。她说目前中国拍摄的题材很多，她非常喜欢王兵的《铁西区》。她说她还去拍电影，但是，依然是艺术电影，她喜欢比较有纪录片感觉的电影，比如贾樟柯的《三峡好人》。
专业的制片人米子
记者：阿宇
来自湖南的米子给人的第一感觉是一个非常专业的电影人，聊起她所做的电影、电视剧头头是道。
尽管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米子却一直在上海的影视业摸爬滚打，是一个非常事业性的女强人。毕业之后米子在广告公司做一些胶片作品。三年之后，米子去了澳大利亚悉尼的麦觉理大学电影电视制作专业。
在《颖州的孩子》这个团队中，大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几乎所有的人都有丰富的经验和与他人沟通的团队协作精神。
《大众DV》：在与杨紫烨导演合作之前,你和哪些华人导演合作?
米子：在之前和法国、美国的导演都有过多次合作，也与很多华人导演合作,比如说香港的杨凡导演,他做的纪录片也非常好。杨凡导演的电影都非常另类,有点像纪录片,而且非常唯美。我们合作的讲述中国昆剧的纪录片《凤冠情事》，在画面和唱腔上都非常美。
我和他们沟通起来很方便，在语言上，普通话、上海话、粤语以及英语、日语我都略通一二，所以在很多事情上可能更好沟通一些。
《大众DV》：和杨紫烨导演的合作与其他导演的合作有什么不同吗?
米子：我一般都是负责制片方面的事情，唯一不同的是同杨紫烨合作的时间更长一些。一方面因为我熟悉各种语言,另外，出国之前在广告圈内也有比较多的人脉,所以在1999年我就和杨紫烨合作了纪录片《CHINA，21》。当时是因为要拍摄农村和城市的独生子女现象，从收集资料、联系采访家庭到最后实施拍摄都是我在和她一起做的。
华人导演在中国拍片子的时候会有很多问题,比如语言、人际关系,甚至与拍摄对象的关系。因为他们虽然是华人,但国内情况并不像我们这样熟悉,甚至有时候在拍摄时我们还要去和拍摄对象进行沟通。
与杨紫烨的合作并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概念,但是她会有一个想法,然后我去分析这个想法是怎么样的,出来到底有没有意义等等。
《大众DV》：如何选择拍摄爱滋儿童的题材？
米子：在拍摄《颖州的孩子》时，我们也拍了很多其他的素材,事实上当时我们想的就是拍摄艾滋病的题材,并没有太明确的目的。只要有关艾滋病的都去拍。后来我们遇到清华大学的晋军教授告诉了我们这个题材，因为阜阳爱滋病协会和清华大学一直合作。
《大众DV》：国内拍摄艾滋病题材的影片并不少见,怎么能确定自己影片的方向呢?
米子：拍这种题材的影片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你带给观众一种什么样的信息。有的片子就是带有很多负面影响，我想我们和其他同类影片不同之处是我们想做的是公益。因为如果不是这个原因,我也不会放下手头的工作而花费两年时间在这部纪录片上。有人当时还说可以拍一些孩子死掉的镜头,这样会更有震撼力。但我们要去拍一部片子是一部充满阳光的影片，希望给人一些积极影响。
《大众DV》：这次《颖州的孩子》获得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你是什么样的心情呢?
米子：如果真要说有什么心愿的话，我希望影片中这些信息能够传递给更多人，让他们知道那些孩子和我们没什么不一样。我希望他们能够因为影片而得到帮助。
《大众DV》：你今后还会再和这个团队合作吗？
米子：我是一个比较喜欢有独立精神的人,比如摄影师曲江涛。同他讲话可以讲出许多有意思的东西，同时他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做纪录片不要想着能得到什么，因为同电视剧或者栏目相比,这本身不是一个能有很大收益的行业,甚至最终可能无法播出，但是做电影的人都有一些梦想啊。在大学时代我就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我自己也做公司,做广告和电视剧,但无所谓什么单位之类的,我们有国内共同爱好的人，然后一起做事情。我想今后我还是会和他们合作的。
自由的摄影师曲江涛
文／小于
曲江涛，人称曲戈。
大学本科毕业之后曲江涛一度在新疆电视台任记者，2000年“混在北京”，开始成为“北漂”。其间他还曾经编剧、导演摄制短片《我的北京生活》，这部影片获得了16届东京录影节优秀作品奖。2002年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毕业后，曲江涛一直在做影视方面的事情，给中央电视台、凤凰电视，阳光卫视等电视台做摄像，拍广告和纪录片，总之一直在北京“漂着”，却不想固定下来。
但是，曲江涛的主要精力依旧是放在纪录片上的。用他的话说，喜欢在不同的题材与不同的人合作的状态，“而且拍纪录片的人基本上都不太追求安定感”。
看得出如曲江涛所说，他非常追求一种精神上的东西，做片子时就会非常投入。
采访之前他看到我拿给他的第3期新杂志上面有《花样童年》的片断，便立刻要看光盘里面的影片。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因为他现在正在制作一部关于艺术体操孩子的纪录片。
2004年4月曲江涛为中国新闻社拍摄一部关于艾滋病的短片，也因此认识了杨紫烨和现在的监制汤列伦，杨紫烨随即邀请他担任摄影，但一直没有动身。曲江涛也忙着自己的影片去了，三个月之后，刚从西藏回来的曲江涛接到了杨紫烨的电话，原本以为“黄”了的事情就这样开始了。
《大众DV》：你和杨紫烨到沿海合作过什么作品？
曲江涛：除了《颖州的孩子》我们还合作过纪录片《朱利亚的故事》和《姚明与约翰逊防艾广告》，在这些作品中我都担任摄影。
《大众DV》：他们这样一个有美国资金背景的团队在合作上同其他纪录片团队有什么不同？
曲江涛：基本上都一样，但你一定要问最大的不同，就是一个有费用的，而另一个没有。
其实我和很多大的制片人、导演也都合作过，但是我觉得杨紫烨在工作时有一个特点，就是画面、构图这些不一定非常考究，而且在拍摄时基本上不用三脚架，而在电视台却必须要用三脚架。我由于之前的习惯，前期的时候曾经拍过一部分用三脚架的素材，但是最后成片里面并没有用上。所以说她可能更是一个以“旁观者”的角度去拍摄。
另外，杨紫烨导演的自由度非常宽。每次拍摄都是她提出一个大概的方向，让我有很大的自由度去拍。她很少像某些导演那样经常看我正在拍的东西，也不使用监视器。
《大众DV》：《颖州的孩子》一共拍摄了多久？
曲江涛：这部影片实际的拍摄大概是一年左右，最终所有的素材是80个小时左右。
我们与杨紫烨导演的合作方式是在我们拍摄的同时把素材给杨紫烨导演——因为她本人就是一位很好的剪辑师。
《大众DV》：在拍摄中你们使用什么设备呢？
曲江涛：我们基本上一直在用松下180A拍摄，最早也曾经用PD150拍摄了一批素材。松下180A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款摄像机，因为它里面有一个电影模式，拿到设备开始我就一直用这个模式拍摄。另外，它的菜单非常方便，而且体积非常小。
在拍摄《颖州的孩子》时，为了处理同期声的问题，我们监制专门从国外带回一个专业话筒给我。当然同时也会配合一些无线话筒使用。
而从前我除了使用台里专业的设备，在帮一些朋友拍摄影片的时候也曾使用过比如PD190这样的设备。几年前我曾经给高天的纪录片《美美》担任副导演，那时候使用的就是PD190，这款机器很多时候它会让被摄主体色彩变得非常浓艳。
《大众DV》：在拍摄《颖州的孩子》时遇到什么问题？
曲江涛：一个我最长常遇到的问题就是光线问题。比如说在那些孩子的家庭中拍摄，他们生活很穷，所以平时的生活的都非常节俭，使用的灯泡瓦数很低，可能就是20W或25W的灯泡，基本上只能照亮一小块地方。而我又不能做一些让画面显得很刻意的办法，比如说开增益等那些可能只是在需要记录紧急的内容时，没有办法顾及到画质才做的事情。有时候只能换一些大瓦数的的灯泡，比如200W的灯泡。
当然，我们都知道，在纪录片的拍摄上技术是一个问题，而另外一格就是环境上的，其实最主要的问题是来自交流上。当然到最后我们交流的还是非常顺畅的。
《大众DV》：拍摄这样的题材，你会对拍摄对象有恐惧感吗？
曲江涛：开始的时候我当然会害怕，但是随着之后的交流和理解的增多，而且对艾滋病的了解越来越多，自然也就无所谓了。我想和他们应该是一种平等的关系。
而且后来他们喜欢很亲近我，喜欢和我玩儿。有时候我都会把摄影机先放下，去和他们玩儿。比如说有一场拍打雪仗，我觉得这样就会让他们忽视掉很多，这时候拍到的东西就比较真实。
《大众DV》：获得奥斯卡奖你是什么感受？
曲江涛：得奖啊，这个说得直白一点肯定对自己有好处，比如会有更多人关注，但是我希望有更多人关注影片，而且最希望的还是这些孩子们的生活能够因为它的获奖有所改善，我希望他们生活得更好一些。
《大众DV》：今后你们这个团队还会在一起合作吗？
曲江涛：其实我与很多导演也都合作过，不一定非要和谁合作，否则这和每天到固定的地方上班没有什么区别，我自己还是喜欢这样自由一些的生活。至于未来，如果有好的合作选题，当然这要我感兴趣，我想我还会继续和这个团队合作的，其实这种“小”的自由就是我所选择的。
《大众DV》：你目前的工作内容是什么？
曲江涛：我目前正在和公司的合伙人，同时也是我的大学同学阎文龙一起拍摄一部关于艺术体操的纪录片——《启程》。我的搭档阎文龙之前已经跟拍了他们两年多。那些孩子的生活非常有意思，他们是一群住在体育大学里的小孩儿，他们之间会有因为家境而产生的贫富悬殊问题，当然他们之间也会有一些微妙关系——一种既是竞争对手又要相互合作的关系。我们今年8月份将剪辑出一个像样一点的版本。
《大众DV》：也期待着你们的新片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