锈迹斑驳的刀鞘，闪着寒光的刺刀、指挥刀，狰狞丑陋的防毒面具，冰冷坚硬的钢盔，上面还有一个个被洞穿的弹孔，残破褴褛的血衣，成堆成捆的图片、报纸、书籍、传单、布告，质脆且泛黄，还有各种军用器具：水壶、碗、饭盒、挂盘、望远镜……
　　在常人看来，这是只有博物馆才有的景观。
　　但，这不是博物馆，这是一个人的家。
　　它的主人叫樊建川。在四川乃至全国的媒体中，樊建川这个名字一点儿也不陌生。从副市长职位弃官从商并很快成为资产雄厚的民营企业家；投入巨资收藏研究文革时期瓷器精品，所著《文革瓷器图鉴》奠定了其在文革时期瓷器研究的学术权威地位；所创办的成都建川房屋开发有限公司跻身四川省房地产经济效益十强……
　　然而，樊建川最吸引人们眼球的，不是他的公司，而是他这个抗战博物馆。这个国内规模最大的也是唯一的私人收藏抗战文物的博物馆就设在他自己的家里。
　　1993年，自幼喜欢文物收藏的樊建川辞去宜宾市副市长的职务，开始一边经商、一边收藏抗日战争文物。
　　收藏费钱。一个抗战脸盆要花七八千元，一个日军警报器要几千元，《抗战日记》花几万元才买到。经过许多年的不懈努力，樊建川耗资数百万元，收藏抗日文物1万多件。身为数家企业老板的樊建川，家中却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简陋得让人难以想像。他说：“收藏虽然要花费很多金钱、时间和精力，但我的目的是为了我们的民族不再做噩梦，不再受耻辱。我无意唤起经岁月冲刷已渐泯灭的民族仇恨，但对一个不懂得自省的民族，一个不敢直面历史、甚至歪曲历史的民族，我们必须加以警惕！”
　　樊建川的收藏不仅名扬全国，还传布于海外华人。2003年9月27日，原援华飞虎队陈纳德将军遗孀陈香梅自美进川了却夙愿，一睹《飞虎图》。1940年初，旅美画家张善子为飞虎队作画《飞虎图》。一幅送陈纳德将军，一幅义展。该年，张善子因身体不适携画回国，10月20日病逝重庆。1970年，四川省文物总店从张善子后人手中以20元一张价格买下一些字画。26年后，1996年的拍卖中，樊建川以8万元购得《飞虎图》。
　　樊建川为陈香梅布置了抗战美军物品展，大至军服小到纽扣。她一一浏览后，在复制的《飞虎图》上题诗：“中美合作八春秋，飞虎功业众人赏，二十一世纪博物馆，永留关爱在蜀山。”晚餐时，陈香梅突然起身，说：“我要唱《满江红》。”她表情肃穆、两拳紧握：“怒发冲冠……”唱罢解释，“我年轻时，在街头宣传抗日就唱这首歌。”她答应樊建川帮他在美收集他缺少的“软件”，保证“我会丰富你的收藏”。
　　陈香梅之前，陈纳德女儿罗丝·马丽及外孙女已在樊建川留言簿上留言：“博物馆对教育青年一代维护和平有重大意义。”她们对藏品连叹几个“没想到”。罗丝·马丽凝视《飞虎图》感慨：“没想到先父在中国的根扎得这么深，被中国人这么长久地尊重和记忆。父亲如果地下有知，会很高兴。”
　　2005年8月15日，抗战博物馆正式开馆。博物馆分为八馆
　　——共军馆、国军馆、川军馆、伪军馆、美军馆、俘虏馆、汉奸馆、全民抗战馆。
　　为被日军俘虏的中国军人建馆，违逆常人思维定势，但对樊建川，却是一个情结。他阅读过的国内外战争书籍中，国内对战役统计数字：战死人数，战伤人数，失踪人数，避写俘虏人数，而西方统计公开明确。樊建川分析有意的忽略源于文化，不仅中国，还有日本。著名的《菊花与刀》作者将东方文化中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不成功，便成仁”概括为“耻感文化”。樊建川收藏的蒋介石的中正剑上便刻有“不成功，便成仁”。战争后期，日本提出“一亿玉碎”总动员。日本对待俘虏政策是“相机处理”。盐谷保芳解释“相机处理”，“就是杀头”。
　　樊建川提出一个人们习惯否定或回避的观点，“俘虏也是英雄，无名英雄，只要他身俘心不俘。”既然是英雄，英雄纪念碑就应该有他们的位置。
　　俘虏馆，樊建川给了俘虏应有的位置。其意义，战场上，任何人都可能成俘虏。如果硝烟再起，玉碎心理是战场包袱，耻感文化是战后阴影。俘虏馆旨为提醒人们修正传统，重建现代俘虏观。
　　汉奸馆，樊建川是为防将来鬼子二次进村，中国少出汉奸或不出汉奸而建。在一个启蒙幼童“留取丹心照汗青”、“要留清白在人间”的国度里，八年抗战竟出百万汉奸，汪精卫汉奸队伍、伪满洲国汉奸队伍、华北伪政权汉奸队伍、维持会……其深层原因，樊建川至今在找答案。如果说俘虏是身不由己，汉奸予取予夺，全在自己。樊建川从中外报刊上翻拍数百张汉奸照片。如一些巨奸立场决定了其下场：殷汝耕、汪时璟、邹泉荪押解抵京，梁鸿志押赴刑场，陈公博饮弹陈尸。
　　樊建川的1万多件抗战文物中有14件被国家文物局评定为一级文物，这些藏品价值连城。在这些收藏品中，有一张《大东亚共荣圈民族分布图》，这是日本昭和 19年（1944年）版《大东亚南方圈地图帖》中的一张地图。地图册的硬皮外壳因年久已断裂成两半，外表十分破旧，但里面的图案内容却十分清晰。它把中国的地图涂成了7种颜色，使日本妄图分裂中国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长久以来，地域狭窄、资源匮乏的日本，总梦想着把中国这个地大物博的邻国当成自己的“大后方”。他们挖空心思，以“人种说”为幌子，把中国分割成7种不同的人种：满洲族、支那族、西藏族、新疆族、印度支那族、蒙古族、台湾族，以便肢解中国，实现他们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的美梦，其用心是何等的险恶。《大东亚南方圈地图帖》出版的年代，正是李登辉在日本接受教育的年代，这与他后来提出的分裂中国的“七块论”是一脉相承的。
　　关于日本的侵略野心，还有一件不得不说的收藏品。这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制作的铜器，高约35厘米，大体形状呈樱花花瓣状。画面的主体为一日军士兵，头戴钢盔，右手持三八大盖步枪，左手叉在腰间。它的顶部有一个篆体的“赐”字，说明了天皇与其军队的亲密关系，只是这个字不知被谁划上了几刀，显得十分狰狞。作为一个国家的士兵，他的双脚应该站在自己的国土上。可是，这个日本士兵的铁蹄却踩在中国的长城上！而且如此耀武扬威。他难道不是强盗吗？他那锋利的枪刺上，沾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他那长长的枪管击碎了多少个中国家庭的团圆与安宁……
　　2000年，樊建川将他数年的收藏结集出版。他谨慎而又深思熟虑地给自己新著起的名字是：《一个人的抗战》。他在这本书的序言中写道：
　　“我的父亲是在面对面的拼杀中认识‘皇军’的；我们这代人是在《地雷战》、《地道战》、《小兵张嘎》中认识‘皇军’的；而我的女儿已经不认识‘皇军’了，她正享受着日本先进的科技产品带给她的舒适，至于‘日本鬼子’，仿佛只是一个遥远的传说。”
　　著名的抗战老将吕正操将军为他所著的《一个人的抗战》题写了“勿忘历史”。年迈的启功先生一气为他题写了八个“旁证”。启功先生并且解释说：“正史出示的证据是主证，这些藏品是在为历史提供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