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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解决边界问题意义重大
一谈到中国与俄罗斯关系，人们不免想到中国与苏联的关系，想到20世纪50年代的蜜月期和之后的对峙期。对峙期的顶峰莫过于1969年两国的边界冲突了。但那时，人们绝没有料到二十多年后苏联大厦倒塌分解为15个独立国家，更没料到四十年后中国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都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
2008年10月14日，中俄两国在黑龙江中的黑瞎子岛上举行“中俄国界东段界桩揭幕仪式”，标志着中俄两国4300多公里的边界线走向全部在实地确定。此事意义重大，这个日子值得永远纪念。前国务委员唐家璇在他的专著《劲雨煦风》中详细披露了解决黑瞎子岛问题的艰难进程，并指出，“中俄边界问题的解决，消除了两国关系中的长期隐患，这是双边关系不断改善、发展的生动体现，也有利于进一步深化和推进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增进双方睦邻友好和相互信任。”俄罗斯前驻华大使罗高寿对《环球时报》表示，“这次移交意义重大，因为政治问题已经消除，双方今后将着力解决实际问题。”瑞典著名历史学家琳达·巴克特曼对《环球时报》记者说：“国家间和平移交领土的事情极少发生，大国间就更困难了。一个黑瞎子岛，不仅对中俄意义重大，也为中东、拉美等国解决领土纠纷提供了借鉴。”我很欣赏这位史学家的看法，他的看法很有高度。
边界问题是双边关系中最复杂敏感的政治问题，国家间因领土边界问题流血打仗的事例不少，这一问题至今仍困扰着多个国家。我国政府一贯表示愿通过平等谈判，与有关邻国解决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中俄双方通过谈判完全解决边界问题，对不断加强两国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起到了重要作用。
我在任时，多年从事中苏边界问题研究，先后两次用了一百多天时间，实地察看了东西两段的争议地区包括黑瞎子岛，参加过苏联解体前和解体后的政府间的边界谈判。看到这个世界上最敏感问题得以顺利解决，感到无限欣慰，常情不自禁回忆往事。
研究边界
从《尼布楚条约》开始
说起中苏边界，不能不提到历史上有名的《尼布楚条约》。1689年，即在清朝康熙皇帝当政时，中国与沙皇俄国在名叫尼布楚的地方（今称涅尔琴斯克）签订了两国第一个涉及边界走向的条约。除了边界走向，条约还对边界的管理、边境地区的贸易以及人员往来作出了规定。这是世界上第二个以法律条文形式规定边界走向的条约。世界上第一个涉及边界问题的条约是法国与西班牙在1659年签订的《比利牛斯和约》，比《尼布楚条约》只早30年。有意思的是，《尼布楚条约》缔约过程中，由康熙的洋老师法国传教士张诚（中文名）和葡萄牙传教士徐日升（中文名）充当中俄全权代表的译员，用拉丁文做工作语言并书就条约文本，然后再译为俄文和满文。用拉丁文做工作语言在中国外交史上大概就这一次。由于有了这份条约，中国东北边境得以保持了170年的安宁稳定，直到1858年被中俄《瑷珲条约》打破。从那时起到20世纪初，中俄之间签订的大大小小的边界文件包括母约、子约、孙子约竟有二十多个。数量之多，在国际关系史上也属少见。有关这些条约的性质，20世纪60年代中国政府的历次声明和1989年5月邓小平会见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时均已作了明确结论。
我是从1979年开始研究边界问题的，当时单位叫中苏谈判代表团。这个团的前身是1962年在高度保密下成立的中苏边界问题专案组。为了了解边界线的演变过程，我从《尼布楚条约》开始学起。中俄间的旧条约文件曾是我案头的必读本。难道它们像文学作品那样引人入胜让我爱不释手吗？完全不是！实际上读起来心情非常沉重，感觉十分枯燥，没有一点愉悦。但为工作，我必须熟悉它们，就像数学工作者必须牢记数学公式一样。这些条约是中俄边界演变过程的真实写照，让人懂得国力强弱如何表现在边界线的变化中。刚到这个单位时，领导要求我熟读和牢记所有中俄边界条约文件的主要内容，并提醒我届时接受测验。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我除了背诵条约文本，还查阅了涉及中俄边界的各种地图、历史档案和中外历史文献，做了很多笔记，获益匪浅。令我难忘的是，老同志们制作了难以计数的边界资料，一盒盒卡片整齐地码放在文件柜里，分门别类，查找十分方便。要知道那时候没有电脑，全是用手一笔一笔写成的，他们付出的心血可见一斑。约一年后，代表团的一位老同志对我进行了口头测验。她让我背诵1864年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的主要条款。我比较流利地背出了，她高兴地说：“不错，过关了！”她还对我说，除了知道这些纸上的东西，最好到实地看一下，这样才能真正掌握。代表团里的很多老同志是我很敬佩的老师，虽然其中一些已经离世，但他们爱国敬业、忘我工作、一丝不苟的精神深深印在我脑海里。他们是幕后的英雄，国家的功臣！
三种温度下的三次中苏边界谈判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同苏联举行过三次边界谈判。回顾历史可看到，国家关系的温度决定着谈判的温度，因而也决定了谈判的前景。同样，谈判的进展反过来也促进国家关系的进展。
1964年2月至8月，中苏双方在北京举行了建交后的第一次边界谈判，历时半年。为何要举行那次谈判？因为边界上有争议，导致多起冲突，需要谈判并实地划定明确的边界线。那时中苏两国虽因意识形态争论导致双边关系不断降温，但两国在各领域仍保持着低水平的往来和合作。在那次边界谈判中，双方对鸦片战争后中俄边界条约的性质展开了激烈争论，谁也没有让谁。但双方还是讨论了中苏东段边界走向问题，最大的成果是苏方同意在水界按主航道中心线划界。按照这一原则，双方除了黑瞎子岛问题没有取得一致意见外，其他地段基本达成一致。双方商定下轮会上继续谈判黑岛问题并开始讨论中苏西段边界。不巧的是，因赫鲁晓夫当年10月下台，苏联政局发生变故，谈判未能得以继续。
1969年3月，中苏双方在乌苏里江的珍宝岛上多次发生武装冲突，8月又在新疆铁列克提边境地区发生武装冲突，导致重大人员伤亡。为了缓和两国的紧张局势，当年9月，中国政府总理周恩来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首都机场举行了会晤，商定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当年10月，中苏开始了长达十年的谈判，这是中苏第二次边界谈判。双方在防止武装冲突、维持边界现状问题上展开了激烈辩论。我没有参加过此次谈判。但后来从边界谈判纪录中看到，几乎每次会议上双方唇枪舌剑，各执其词，自然每次不欢而散。苏方坚持不承认边界上有争议地段。1979年底，由于苏军入侵阿富汗，边界谈判因此中止。但平心而论，长达十年马拉松式的谈判虽未达成任何具体协议，但在中苏严重对立的那个年代，边界谈判机制成了两国直接对话的唯一平台。要知道，当时除了两国的大使馆、年度低级别贸易谈判、北京与莫斯科一条铁路与空中航线外，中苏之间在主要领域几乎中断了应有水平的往来与合作。 1987年2月，时隔八年，中苏在莫斯科恢复边界谈判，也称之为第三次边界谈判。那时，两国关系已有较大缓和，各领域的联系在逐步恢复。在此背景下，谈判的气氛已大为改观。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的钱其琛任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苏方团长是外交部副部长罗高寿。我作为代表团专家参加了这次谈判。在第一天的全体会议上，双方很快就划界的基本原则达成共识，同意逐段讨论争议地区的划界问题。之后的几轮谈判中，双方都是讨论边界走向的具体问题。当然有分歧，有时争论还相当激烈。到1991年12月苏联解体前，双方共举行了五轮谈判，除了黑瞎子岛等一两块地方没有达成一致外，当年双方就东段边界的其他地段达成一致并签署了东段协定。
独特的“一对四”谈判机制
1991年底苏联解体，中苏边界随即转变为中国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四国的边界。一方变为了四方，这为谈判增加了不确定因素。当时中方有这样的担心：苏联没有了，以前谈定的东西还算数吗？会不会前功尽弃？个别人表示了悲观：苏联没有了，恢复边界谈判看来遥遥无期了，谈判代表团办公室可以关门了。但半年后，中方得到了俄方传来的重要信息：俄方和哈、吉、塔三国准备组成四国联合代表团，与中方就没有达成一致的地段继续谈判。这一信息非常重要，消除了我们的疑惑与担心。1992年10月，俄副外长库纳泽率俄哈吉塔四国政府联合代表团访问中国，明确同意与中方继续进行边界谈判。钱其琛在会见库纳泽时说：“苏联解体以后，中俄两国继承了中苏关系正常化后的积极成果而没有继承消极因素，使中俄关系在完全平等、和平共处、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不断向前发展。中方相信，两国关系会比过去中苏关系更健康，更正常。边界线上充满活力，令人鼓舞。我们的边界不再是军事对峙的、封闭的边界，而是开放的、鼓励双方来往和开展友好合作的边界。因此，在边界谈判中，我们也应该适应新情况，用新方法来解决争议。”库表示完全赞同钱的说法，并与中方签署了会谈纪要，正式确认了“一对四”谈判机制。双方还商定先在工作小组水平上进行“一对四”谈判，待取得成果后再在政府代表团全体会议上确认。不过，究竟如何运作这个机制，一方同四方如何共同讨论边界问题，对大家来说都是个新课题，国际上也没有先例，因此也算是个“创新”吧。
1993年2月，我受命率中方工作小组前往莫斯科，与俄哈吉塔四国组成的联合工作小组，举行苏联解体后的首次边界谈判。由于对方是四国组成的联合代表团，人数自然比中方多得多，俄方出任团长。哈、吉、塔派出的外交部高官，分坐在俄方代表两旁。我在非正式场合对俄方一官员开玩笑说，“你瞧，四家对一家，像是不平的谈判啊！那位官员笑道，“哎，感到不平等的应是我们，四家合在一起对你一家呀！”在会上，我方将四方联合代表团称为“联方”。那次谈判虽然没有具体讨论边界线走向，但共同确认苏联解体前中苏达成的任何地段的任何协议继续有效，并就今后的工作程序和方法达成了共识。俄副外长库纳泽在会议结束后接见我时肯定了会议气氛，并对谈判前景表示乐观。我当即表示，今天我们以一种崭新的方式迈出了第一步，希望不断积累经验，尽早取得突破。从此，“一对四”机制正式开始运作，最初联方基本上由俄代表其他三国发言，乍一看，似乎没有发生过苏联解体这件大事。在后来的工作组会议上，与联方开始按国别讨论边界线走向。涉及哪个国家的边界，主要就由哪个国家代表发言并提出具体划界主张，其他国家代表一般也在场听会。到后期，就采取一对一即中俄、中哈、中吉、中塔间的双边谈判形式了。哈、吉、塔三国先于俄同我方就边界线走向达成一致。“一对四”的谈判机制经过最初的磨合，一直到我与俄解决问题后才完全停止运作。
回头看，这个机制是特殊时期的特殊产物，但这一“创新”恰为解决复杂问题找对了路子。它的另一个贡献是，这一机制为哈、吉、塔三国培养了一批边界问题专家。因为在苏联时期，边界问题的权限属苏外交部，加盟共和国没有这种权限，自然缺乏自己的专家。非常有意思的是，参与谈判的对手们在“一对四”机制终结时，还流露出惋惜之情。有人提出长期保留的建议。这是我后来听说的。
对“研究”的研究
边界问题涉及国家的核心利益和民族尊严，绝对不像做买卖那么简单、爽快。谈判桌上每方受权都有限，因此都很谨慎耐心，总会反复研究对方提出的方案。在工作组会议上，一方提出具体划界方案的发言少则两三分钟，多则十几分钟，没有洋洋万言长篇大论。对方听后一般会提出休息，表示要认真“研究”。东道国通常都会在全体会议室外提供专门场所，供对方内部商量问题。那里备有充足的咖啡、茶叶等饮品和小点心。这一“研究”有时花去半小时或一小时，有时甚至两三个小时也不拿出对案，最后声称带回去“研究”，或允第二天答复。实际上是请示国内需要时间。这是常事，是很正常的。而一方往往能容忍对方长时间研究。1987年开始的第三次边界谈判中，“研究”两字使用的频率很高，几乎每场会上都用。这两个字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确有不同理解。中苏对抗年代，谈判是战场，“研究”两字基本不用，更多使用的是“反对”、“拒绝”、“不能同意”甚至“抗议”等词，以此将对方主张或提案顶回去。因此，一方听到“研究”两字时都会重视，反复琢磨。不管如何，“研究”两字含义深刻，有时暗示可能接受对方提案或建议；有时为不使对方尴尬也用“研究”作挡箭牌。这就需要对“研究”两字在会下作认真研究，以判定对方的真实意图。现任哈萨克斯坦议会领导人的托卡耶夫就是一个重视“研究”的资深外交家，他精通汉语，参加过中苏间的很多谈判，在其个人专著《制胜》中，对中国人爱用的“研究”两字作了精彩解析，真可谓对“研究”研究到家了。
更有意思的是，谈判中双方经过长时间的磨合，在阐述原则立场表明基本观点时，往往会说相似的话，唱相似的调。记得有一次谈判结束到外地参观后，我与联方组长在回京飞机上商量会议总结问题。我已写了个提纲，口头向他罗列了要点。他说也写了个提纲，并罗列了要点。结果发现两人的总结用词几乎一致，好像他“抄袭”我的。“英雄所见略同，你的总结性发言我不会再‘研究’了！”--我笑着对他说。
从1995年起，我离开政府代表团出任驻外大使，直到2006年初退休，再也没参加过边界谈判和相关工作。但我离任后仍有机会遇上昔日的“对手朋友”，叙旧时大家津津有味聊往事。一位俄罗斯朋友对我说，“还是以前的工作比现在有意思，特别是搞研究工作的人，每天要动脑筋，设法从对方公开的发言、讲话、文章的字里行间寻找‘真材实料’。但现在，接我们班的那些人不费那个心思了。”我明白他这番话的含意。其实，时代已变，观念更新，中国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的边界已成为睦邻友好合作的纽带，双边关系日益加深，互信水平不断提高，大家再也用不着讲话绕弯、苦心“研究”了。
（作者系中国前驻吉尔吉斯斯坦、拉脱维亚、哈萨克斯坦、乌克兰大使）
（责任编辑：徐海娜）
一谈到中国与俄罗斯关系，人们不免想到中国与苏联的关系，想到20世纪50年代的蜜月期和之后的对峙期。对峙期的顶峰莫过于1969年两国的边界冲突了。但那时，人们绝没有料到二十多年后苏联大厦倒塌分解为15个独立国家，更没料到四十年后中国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都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
2008年10月14日，中俄两国在黑龙江中的黑瞎子岛上举行“中俄国界东段界桩揭幕仪式”，标志着中俄两国4300多公里的边界线走向全部在实地确定。此事意义重大，这个日子值得永远纪念。前国务委员唐家璇在他的专著《劲雨煦风》中详细披露了解决黑瞎子岛问题的艰难进程，并指出，“中俄边界问题的解决，消除了两国关系中的长期隐患，这是双边关系不断改善、发展的生动体现，也有利于进一步深化和推进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增进双方睦邻友好和相互信任。”俄罗斯前驻华大使罗高寿对《环球时报》表示，“这次移交意义重大，因为政治问题已经消除，双方今后将着力解决实际问题。”瑞典著名历史学家琳达·巴克特曼对《环球时报》记者说：“国家间和平移交领土的事情极少发生，大国间就更困难了。一个黑瞎子岛，不仅对中俄意义重大，也为中东、拉美等国解决领土纠纷提供了借鉴。”我很欣赏这位史学家的看法，他的看法很有高度。
边界问题是双边关系中最复杂敏感的政治问题，国家间因领土边界问题流血打仗的事例不少，这一问题至今仍困扰着多个国家。我国政府一贯表示愿通过平等谈判，与有关邻国解决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中俄双方通过谈判完全解决边界问题，对不断加强两国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起到了重要作用。
我在任时，多年从事中苏边界问题研究，先后两次用了一百多天时间，实地察看了东西两段的争议地区包括黑瞎子岛，参加过苏联解体前和解体后的政府间的边界谈判。看到这个世界上最敏感问题得以顺利解决，感到无限欣慰，常情不自禁回忆往事。
研究边界
从《尼布楚条约》开始
说起中苏边界，不能不提到历史上有名的《尼布楚条约》。1689年，即在清朝康熙皇帝当政时，中国与沙皇俄国在名叫尼布楚的地方（今称涅尔琴斯克）签订了两国第一个涉及边界走向的条约。除了边界走向，条约还对边界的管理、边境地区的贸易以及人员往来作出了规定。这是世界上第二个以法律条文形式规定边界走向的条约。世界上第一个涉及边界问题的条约是法国与西班牙在1659年签订的《比利牛斯和约》，比《尼布楚条约》只早30年。有意思的是，《尼布楚条约》缔约过程中，由康熙的洋老师法国传教士张诚（中文名）和葡萄牙传教士徐日升（中文名）充当中俄全权代表的译员，用拉丁文做工作语言并书就条约文本，然后再译为俄文和满文。用拉丁文做工作语言在中国外交史上大概就这一次。由于有了这份条约，中国东北边境得以保持了170年的安宁稳定，直到1858年被中俄《瑷珲条约》打破。从那时起到20世纪初，中俄之间签订的大大小小的边界文件包括母约、子约、孙子约竟有二十多个。数量之多，在国际关系史上也属少见。有关这些条约的性质，20世纪60年代中国政府的历次声明和1989年5月邓小平会见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时均已作了明确结论。
我是从1979年开始研究边界问题的，当时单位叫中苏谈判代表团。这个团的前身是1962年在高度保密下成立的中苏边界问题专案组。为了了解边界线的演变过程，我从《尼布楚条约》开始学起。中俄间的旧条约文件曾是我案头的必读本。难道它们像文学作品那样引人入胜让我爱不释手吗？完全不是！实际上读起来心情非常沉重，感觉十分枯燥，没有一点愉悦。但为工作，我必须熟悉它们，就像数学工作者必须牢记数学公式一样。这些条约是中俄边界演变过程的真实写照，让人懂得国力强弱如何表现在边界线的变化中。刚到这个单位时，领导要求我熟读和牢记所有中俄边界条约文件的主要内容，并提醒我届时接受测验。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我除了背诵条约文本，还查阅了涉及中俄边界的各种地图、历史档案和中外历史文献，做了很多笔记，获益匪浅。令我难忘的是，老同志们制作了难以计数的边界资料，一盒盒卡片整齐地码放在文件柜里，分门别类，查找十分方便。要知道那时候没有电脑，全是用手一笔一笔写成的，他们付出的心血可见一斑。约一年后，代表团的一位老同志对我进行了口头测验。她让我背诵1864年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的主要条款。我比较流利地背出了，她高兴地说：“不错，过关了！”她还对我说，除了知道这些纸上的东西，最好到实地看一下，这样才能真正掌握。代表团里的很多老同志是我很敬佩的老师，虽然其中一些已经离世，但他们爱国敬业、忘我工作、一丝不苟的精神深深印在我脑海里。他们是幕后的英雄，国家的功臣！
三种温度下的三次中苏边界谈判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同苏联举行过三次边界谈判。回顾历史可看到，国家关系的温度决定着谈判的温度，因而也决定了谈判的前景。同样，谈判的进展反过来也促进国家关系的进展。
1964年2月至8月，中苏双方在北京举行了建交后的第一次边界谈判，历时半年。为何要举行那次谈判？因为边界上有争议，导致多起冲突，需要谈判并实地划定明确的边界线。那时中苏两国虽因意识形态争论导致双边关系不断降温，但两国在各领域仍保持着低水平的往来和合作。在那次边界谈判中，双方对鸦片战争后中俄边界条约的性质展开了激烈争论，谁也没有让谁。但双方还是讨论了中苏东段边界走向问题，最大的成果是苏方同意在水界按主航道中心线划界。按照这一原则，双方除了黑瞎子岛问题没有取得一致意见外，其他地段基本达成一致。双方商定下轮会上继续谈判黑岛问题并开始讨论中苏西段边界。不巧的是，因赫鲁晓夫当年10月下台，苏联政局发生变故，谈判未能得以继续。
1969年3月，中苏双方在乌苏里江的珍宝岛上多次发生武装冲突，8月又在新疆铁列克提边境地区发生武装冲突，导致重大人员伤亡。为了缓和两国的紧张局势，当年9月，中国政府总理周恩来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首都机场举行了会晤，商定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当年10月，中苏开始了长达十年的谈判，这是中苏第二次边界谈判。双方在防止武装冲突、维持边界现状问题上展开了激烈辩论。我没有参加过此次谈判。但后来从边界谈判纪录中看到，几乎每次会议上双方唇枪舌剑，各执其词，自然每次不欢而散。苏方坚持不承认边界上有争议地段。1979年底，由于苏军入侵阿富汗，边界谈判因此中止。但平心而论，长达十年马拉松式的谈判虽未达成任何具体协议，但在中苏严重对立的那个年代，边界谈判机制成了两国直接对话的唯一平台。要知道，当时除了两国的大使馆、年度低级别贸易谈判、北京与莫斯科一条铁路与空中航线外，中苏之间在主要领域几乎中断了应有水平的往来与合作。 1987年2月，时隔八年，中苏在莫斯科恢复边界谈判，也称之为第三次边界谈判。那时，两国关系已有较大缓和，各领域的联系在逐步恢复。在此背景下，谈判的气氛已大为改观。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的钱其琛任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苏方团长是外交部副部长罗高寿。我作为代表团专家参加了这次谈判。在第一天的全体会议上，双方很快就划界的基本原则达成共识，同意逐段讨论争议地区的划界问题。之后的几轮谈判中，双方都是讨论边界走向的具体问题。当然有分歧，有时争论还相当激烈。到1991年12月苏联解体前，双方共举行了五轮谈判，除了黑瞎子岛等一两块地方没有达成一致外，当年双方就东段边界的其他地段达成一致并签署了东段协定。
独特的“一对四”谈判机制
1991年底苏联解体，中苏边界随即转变为中国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四国的边界。一方变为了四方，这为谈判增加了不确定因素。当时中方有这样的担心：苏联没有了，以前谈定的东西还算数吗？会不会前功尽弃？个别人表示了悲观：苏联没有了，恢复边界谈判看来遥遥无期了，谈判代表团办公室可以关门了。但半年后，中方得到了俄方传来的重要信息：俄方和哈、吉、塔三国准备组成四国联合代表团，与中方就没有达成一致的地段继续谈判。这一信息非常重要，消除了我们的疑惑与担心。1992年10月，俄副外长库纳泽率俄哈吉塔四国政府联合代表团访问中国，明确同意与中方继续进行边界谈判。钱其琛在会见库纳泽时说：“苏联解体以后，中俄两国继承了中苏关系正常化后的积极成果而没有继承消极因素，使中俄关系在完全平等、和平共处、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不断向前发展。中方相信，两国关系会比过去中苏关系更健康，更正常。边界线上充满活力，令人鼓舞。我们的边界不再是军事对峙的、封闭的边界，而是开放的、鼓励双方来往和开展友好合作的边界。因此，在边界谈判中，我们也应该适应新情况，用新方法来解决争议。”库表示完全赞同钱的说法，并与中方签署了会谈纪要，正式确认了“一对四”谈判机制。双方还商定先在工作小组水平上进行“一对四”谈判，待取得成果后再在政府代表团全体会议上确认。不过，究竟如何运作这个机制，一方同四方如何共同讨论边界问题，对大家来说都是个新课题，国际上也没有先例，因此也算是个“创新”吧。
1993年2月，我受命率中方工作小组前往莫斯科，与俄哈吉塔四国组成的联合工作小组，举行苏联解体后的首次边界谈判。由于对方是四国组成的联合代表团，人数自然比中方多得多，俄方出任团长。哈、吉、塔派出的外交部高官，分坐在俄方代表两旁。我在非正式场合对俄方一官员开玩笑说，“你瞧，四家对一家，像是不平的谈判啊！那位官员笑道，“哎，感到不平等的应是我们，四家合在一起对你一家呀！”在会上，我方将四方联合代表团称为“联方”。那次谈判虽然没有具体讨论边界线走向，但共同确认苏联解体前中苏达成的任何地段的任何协议继续有效，并就今后的工作程序和方法达成了共识。俄副外长库纳泽在会议结束后接见我时肯定了会议气氛，并对谈判前景表示乐观。我当即表示，今天我们以一种崭新的方式迈出了第一步，希望不断积累经验，尽早取得突破。从此，“一对四”机制正式开始运作，最初联方基本上由俄代表其他三国发言，乍一看，似乎没有发生过苏联解体这件大事。在后来的工作组会议上，与联方开始按国别讨论边界线走向。涉及哪个国家的边界，主要就由哪个国家代表发言并提出具体划界主张，其他国家代表一般也在场听会。到后期，就采取一对一即中俄、中哈、中吉、中塔间的双边谈判形式了。哈、吉、塔三国先于俄同我方就边界线走向达成一致。“一对四”的谈判机制经过最初的磨合，一直到我与俄解决问题后才完全停止运作。
回头看，这个机制是特殊时期的特殊产物，但这一“创新”恰为解决复杂问题找对了路子。它的另一个贡献是，这一机制为哈、吉、塔三国培养了一批边界问题专家。因为在苏联时期，边界问题的权限属苏外交部，加盟共和国没有这种权限，自然缺乏自己的专家。非常有意思的是，参与谈判的对手们在“一对四”机制终结时，还流露出惋惜之情。有人提出长期保留的建议。这是我后来听说的。
对“研究”的研究
边界问题涉及国家的核心利益和民族尊严，绝对不像做买卖那么简单、爽快。谈判桌上每方受权都有限，因此都很谨慎耐心，总会反复研究对方提出的方案。在工作组会议上，一方提出具体划界方案的发言少则两三分钟，多则十几分钟，没有洋洋万言长篇大论。对方听后一般会提出休息，表示要认真“研究”。东道国通常都会在全体会议室外提供专门场所，供对方内部商量问题。那里备有充足的咖啡、茶叶等饮品和小点心。这一“研究”有时花去半小时或一小时，有时甚至两三个小时也不拿出对案，最后声称带回去“研究”，或允第二天答复。实际上是请示国内需要时间。这是常事，是很正常的。而一方往往能容忍对方长时间研究。1987年开始的第三次边界谈判中，“研究”两字使用的频率很高，几乎每场会上都用。这两个字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确有不同理解。中苏对抗年代，谈判是战场，“研究”两字基本不用，更多使用的是“反对”、“拒绝”、“不能同意”甚至“抗议”等词，以此将对方主张或提案顶回去。因此，一方听到“研究”两字时都会重视，反复琢磨。不管如何，“研究”两字含义深刻，有时暗示可能接受对方提案或建议；有时为不使对方尴尬也用“研究”作挡箭牌。这就需要对“研究”两字在会下作认真研究，以判定对方的真实意图。现任哈萨克斯坦议会领导人的托卡耶夫就是一个重视“研究”的资深外交家，他精通汉语，参加过中苏间的很多谈判，在其个人专著《制胜》中，对中国人爱用的“研究”两字作了精彩解析，真可谓对“研究”研究到家了。
更有意思的是，谈判中双方经过长时间的磨合，在阐述原则立场表明基本观点时，往往会说相似的话，唱相似的调。记得有一次谈判结束到外地参观后，我与联方组长在回京飞机上商量会议总结问题。我已写了个提纲，口头向他罗列了要点。他说也写了个提纲，并罗列了要点。结果发现两人的总结用词几乎一致，好像他“抄袭”我的。“英雄所见略同，你的总结性发言我不会再‘研究’了！”--我笑着对他说。
从1995年起，我离开政府代表团出任驻外大使，直到2006年初退休，再也没参加过边界谈判和相关工作。但我离任后仍有机会遇上昔日的“对手朋友”，叙旧时大家津津有味聊往事。一位俄罗斯朋友对我说，“还是以前的工作比现在有意思，特别是搞研究工作的人，每天要动脑筋，设法从对方公开的发言、讲话、文章的字里行间寻找‘真材实料’。但现在，接我们班的那些人不费那个心思了。”我明白他这番话的含意。其实，时代已变，观念更新，中国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的边界已成为睦邻友好合作的纽带，双边关系日益加深，互信水平不断提高，大家再也用不着讲话绕弯、苦心“研究”了。
（作者系中国前驻吉尔吉斯斯坦、拉脱维亚、哈萨克斯坦、乌克兰大使）
（责任编辑：徐海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