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中国政治、社会、经济等领域现存的错综复杂的诸多问题，从源头上杜绝严重危机发生的可能，只能寄望于改革，这算是一个共识。但这个共识并不清晰，不同阶层、利益群体与观点人群都有各自的改革标准及期望，由此也造成了所谓改革“顶层设计”话语流行多年，真正可以称为“顶层设计”的政治改革及社会、经济改革均陷入停滞，某些领域甚至出现了倒退。
　　改革共识的模糊，其实暴露出人们对问题认识和评价的巨大差异。正是由于对问题认识理解不同，政治等领域发育水平较高的他国经验又存在不同版本，有改革发展经验的国家或地区也有国情、制度设计等因素造成的积弊，这就让改革“向谁学、如何学、学什么”命题的讨论变得异常混乱。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著名中国问题专家郑永年在所著的《中国改革三步走》一书中，根据自己这些年来对中国改革的观察，试图理出一个改革的实践逻辑来。
　　在郑永年看来，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存在改革、发展和稳定三个相互关联的政策领域，过去以来，这三个领域曾互相促进和支撑，造就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绩。但现在这三个领域开始出现相互掣肘甚至干扰、阻碍的情况。社会的不稳定，影响经济发展，也让改革变得更为困难；反过来，改革停滞不前，既有体制机制无从更新优化，发展动力就大大削弱，必然影响到再分配的效率和公正，引发更多不稳定情况的出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近些年来，中国至少部分地区的所谓发展，是在牺牲改革和稳定为前提，以政府动员型资源投入及环境等方面牺牲为代价取得的，造成地方政府过度亲商、亲央企而忽略民众权益利益，这种局面绝不可能持续。
　　非但如此，如今还出现了政府与社会、社会成员之间、市场成员之间等多元的不信任，这是社会改革、社会管理长期滞后于发展的结果，也影响了市场经济体系信用基础的维系，加大了政治领域政策创新改革推行的难度。
　　很显然，破解改革困局，首先就要从社会改革入手，这也是中国政府自上而下正在推进的政策方向。郑永年通过对中国国内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创新实践的研究发现，一些地方显然忽略了社会自我管理秩序、政府与社会伙伴关系的构建，而将这项改革的主要精力放在“政府管理的社会秩序”一个选项上。如此一来，跛足的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很难如方案设计那样发挥作用，更难以取信于民。
　　实际上，近年来社会领域不断出现并有蔓延趋势的（群体）暴力事件，恰恰伴随“维稳”逻辑下相关政策的推行。单向度的“维稳”，试图以政府力量取代社会治理，却因此过度承载了转型成本，还加剧了政府对社会的不信任，不敢对社会自我管理放权。
　　影响社会改革深入推行的另一大阻碍，在于举国体制化的动员型经济发展模式。这种模式非但混淆了政府和市场的边界，过度刺激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影响到市场资本主义的生存环境；并且，这种模式必然因保护国家资本主义而采取偏向企业方的劳动政策、社会福利政策，让责任型中产阶级群体很难壮大。
　　上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发展已经提出经验教训，即经济或社会改革不能长时间单兵突进，政治改革必须适时启动，为前两方面的改革实践提供切实有力的保障。在郑永年看来，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已经进行过多轮多层次政治改革，保证了执政党的内部多元性和活力，形成了较为严密的内部监督制约，但在开放政治方面，仍需深入推进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建设，并实现司法相对独立。
　　（《中国改革三步走》，郑永年 著，东方出版社2012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