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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猎手
和打鱼相比，打猎很辛苦并且极易一无所获，“打鱼打不到烧碗汤，打猎打不到溜溜光”。但身体强壮的男人，往往更愿意打猎。主要原因在于，打猎或许可以成就致富的梦想。
一位老猎人，学了梅山之术，能请动山神帮助，打猎很少空手而归。据说几年下来，他就提了满满一袋麝香，换回了一袋银圆，把草房推倒修起了大瓦房，还送孩子上了学。这位老猎人晚年成了父亲的师父，我常常见到他。戴着帽子，穿着长衫，满面皱纹，胡子花白。腰肩系着布绳，身上背着黑色的大包。其实，我不觉得他有什么神奇的地方，于我而言，仅仅是一个和蔼可亲的长辈。
可是等到亲见“梅山”的种种礼仪，我不得不对他心怀崇敬，甚至有些害怕。就说“走九州”吧。春天，进山打猎之前，要先在家请来各方神灵，然后一个一个地沟通，直到安顿好所有神灵。这个过程，称之为“走九州”。九州，即扬州、荆州、豫州、青州、兖州、雍州、幽州、冀州、并州，一般泛指中国。请了九州的神，走遍全国，都有神的保护。但请神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先念祝词，再念咒语，再念祝词，请完祝毕，还要用卦检验效果。卦由半块竹根或牛角做成，小孩半个手掌大小，前尖后粗，牛角状弯曲。祝词念完，两卦先合拢，再错开，往地上一扔，根据剖面方向判断卦象。一上一下称为胜卦（或者顺卦），全上为阳卦，全下为阴卦。如果要什么卦象就有什么卦象，神就认可了你的行为，接受了你的香火祭品，一年就通行无碍了。但是，卦象总是随机的，不可能想要什么有什么。卦象不对，那个神就要重新请。所以，“走九州”往往要大半天时间，中间不能停顿。七八十岁的老人，一边念咒语，一边四方跪拜，还要翻跟头，一折腾就大半天，如果没有信仰作支撑，是无法完成的。
进山打猎的时候，还要在山前请“梅山”，“梅山胡李赵三大王”是猎神，带着“嘘风童子、唤狗二郎”掌控了猎场。请“梅山”也叫“开山”。因为祝词念了，卦象也到位了，还不够，还有个叫“开山”的仪式。“开山”的一种是开“红山”，也叫“武山”，就是用剥皮的利刃在自己额头上砍出口子。如果一砍就鲜血淋漓，就表明一年红运当头，“开山”也就完成。怪异的是，很多时候，砍了好几刀，伤口白森森的，肉往外翻，血却不出来。这样就只有再砍，直到有血渗出为止。另一种称为开“文山”，不砍额头，杀鸡祭奠或者只念祝词即可，但这种据说效果不好，所以还是以前一种为主。老猎手的额头上，有一道深深的凹痕，就是年年“开山”砍出的。
除了这些仪式之外，新工具的第一次使用前，也要先祭祀山神猎神。比如一个背猎物的麻绳网兜，一捆钢丝套等等。不过到父亲打猎的时候，空手而归的时候越来越多。老人说，这归咎于父亲的半信半疑。“你都不相信他们的功夫，他们咋个帮你呢。”我得承认，这是老人说过的一句很有哲学味道的话。老人还说过一句极有哲理的话。那是他的一个不太长进的徒弟，老觉没有得到师父真传，乞求师父给点“硬的”。老人说：“硬的？河里的石头就硬！”
老人不仅懂梅山之术，还懂一些巫祝之术。有人“撞鬼”、“中邪”生病，就找他念咒治疗。因为要画大大小小的桃符，并且要用圆形的簸箕端了符纸走来走去，也称为“送花盘”。仪式可繁可简，视病情而定。有治好的，但大多数不会因为“送花盘”而痊愈。可以肯定的是，老人从未收过别人一分钱。在缺医少药的乡村，在大多数人都因无钱治疗而“小病拖好或拖大、大病拖死”的现实情况下，老人的种种巫祝仪式，至少给了乡亲们以心理上的安慰。而我也体会到，乡亲们很多时候其实并不是种种“喉舌”说的那样迷信，也不是以“知识阶层”自命的那些人说的那样愚昧，更多的是贫困中的无奈。
徒弟学成之后，有个仪式叫“出师”，也叫“出山”。“出师”的关键在于，师父要对徒弟念一些听不明白的咒语，念过之后，徒弟才真正有了“硬功夫”，才可以独自开门立户。但没等到父亲“出师”，老人就溘然长逝。猎手应该代代相传。老人死后，还有几个猎手，但都不懂梅山之术。按老人的说法，那不算猎手，顶多算个“撵山的”（围猎时和猎狗一起追赶猎物的人）。父亲也算不得猎手，因为他早年抓黄麂、打山羊和刺猬等等的时候，还没学梅山之术；后来学了，反而一年顶多在猎狗的帮助下捉几只拱庄稼的獾猪。
父亲留下了几大本手抄的梅山秘籍，而这些文字，全部来自老人的记忆。在老家最后的猎人相继去世的时候，留下这些文字，或许会让人想起他们，想起乡村的某个时代。
末代地主
他家没有几亩地，不过，他是村里主事的。村里的事，大到修祠建堂、修桥补路、买卖田地或者和邻近村交往，小到男婚女嫁、纠纷调停，都要和他商量。就是甲长保长，也不敢惹恼他。
他的威望来源于耿直和粗暴。如果一个人比较耿直，那么他的粗暴是可以原谅的。如果一个人比较粗暴，对自己认定的事情态度坚决，那么他的耿直是可以实现自我维护的。
我没有见过他，他的种种，来自于祖父平淡的讲述。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兵、匪交相为患。先是兵。川军将领在山寨喝酒闲聊，一时兴起，便比试枪法。几人以山下农田劳作的农民为靶，争相射击。一人枪法精准，顷刻三农民惨死田间。后来日军在侵华战争中有比赛杀人的兽行，国人为之泣血痛恨，殊不知在中国由匪而兵的军队中，此等行为早已有之。而劳作的农民，当是这些军队的衣食父母，以父母为靶，其行更令人发指。匪则隐驻山林，白天分散而出，和当地群众没什么两样。有的甚至就是当地人。晚上则聚众行事，直奔白日踩好的“窝子”，烧杀抢掠，无所不为。
有合法外衣的兵老百姓惹不起，匪却可以大张旗鼓地赶。他聚集了村里六七十个年轻人，守在路口，要和土匪决一死战。他们的武器是杀猪刀和锄头，就他一个人有一支从军队买来的枪。那唯一的枪他也不会用，仅仅用来壮胆。匪来了，一场混战，他的队伍几乎丧失了战斗力。他看见土匪头子得意的笑脸。他扔下枪，抓起一把刀，不顾一切向土匪头子冲去。土匪的马刀纷纷向他身上砍，可他就像失去知觉似的继续前冲。近了，手起刀落，土匪头子人头落地，还是一脸骇异的笑容。树倒猢狲散，土匪就散了。他追了几步，就要倒下。于是扶了树干，僵硬地站着不倒，还大声叫骂。骂了几句，就一头栽倒。抬回家，草药先生一数伤口，大的七八十处，小的不计其数。只好用药全身裹了，放在床上慢慢养。活不活，全凭天意了。先生说。让人意外的是，他竟然活了下来。半年后，他可以下地活动了，又过了几个月，他几乎恢复了常态。只是全身上下疤痕累累，面目狰狞，让人不敢直视。 解决乡邻的纠纷，他的方法也极有特色。搭张桌子，几碗茶一放，先“吃讲茶”，纠纷双方各说各的理。说完了，请来的长辈开始议论谁是谁非，得出初步结论。他听完，一锤定音，双方决不能反悔。而这“一锤定音”的仪式极具个人特色。抓一只公鸡，一刀砍去鸡头，接半碗血，当事双方一人一口，剩下的，他一口喝干。仪式结束，无头的鸡还在满地扑腾，血溅一地。扑腾越久，表明这事定得越好。如果鸡一声不吭就死了，那就要重新议过。再要杀鸡，就由那几个议的人出。我没有亲见过这样的仪式，只是后来在乡政府那一堆土改时的卷宗里看到过类似的记载，当然，那已经被描述为“横行乡里”的证据。
祖父用了很长时间讲给我听的，是他的结局。
土改时，他的地被分了。上面的政策说，要团结乡绅，他自认为应该不会有事。可是后来事情陡转，说要镇压恶霸地主。关于他是恶霸地主的传言越来越多，罪状也日渐明确。例如，“为保护他的私人田产，强迫村里的年轻人为他打土匪，造成大量死伤”等。特别是一些对他当年的调解纠纷心怀不满的人，多次找工作组告状，“包揽狱讼，手段血腥”的罪名很快就板上钉钉了。
他觉得自己已经非死不可了。于是在工作组找他的时候，跑到附近的悬崖边跳崖自杀。纵身一跳，以为死定了。谁知天不作美，一棵树救了他。工作组到了，用绳子吊起他。于是他又多了一条“自绝于人民”的罪状。
不认罪成了他速死的重要原因。“对敌人仁慈就是对人民残忍”，工作组对不认罪的恶霸地主是不会客气的。“说是要镇压了，把恶霸地主拖出来。他是最后一个拖出来的，倒拖着，好像已经死了，脑壳在楼梯上碰得噔噔噔地响。还是打了一枪，脑壳爆了，不晓得流血没有。”祖父说。
他的坟墓在村小学背后。那是个“一师一校”的小校点，我的一二年级就在那里读。那时他的坟还是个小坟包，坟头的石头和坟边的石板被掀掉了。几年前，和他在县城工作的孙子一起回老家，我见到了他已被修复一新的坟墓。坟堆高大，墓碑簇新，红油漆描过的碑文闪烁着血红的光芒。
失落在老屋的记忆
拆茅草房的时候，我们都哭了。祖母说，虽说修了大瓦房，我们还是舍不得拆了旧房子。可是一大块地，不可能就空着啊。后来还是留了一小间，放些过冬的柴草。
祖母说的茅草房我没见过。对于茅草房的直观印象，来源于耕种那块土地时发现的种种痕迹。比如烧得坚硬无比的土块，熏黑的石头，夹杂了稻草的土坯，水沟里的苔藓遗迹，以及一些瓷器的碎片。特别是那些瓷器碎片，初看去尘苟斑斑，捡起来搓去泥土，立即变得光滑温润，破碎的边沿也散发出令人惊喜的光芒。那瓷片的前身也许就是一只碗、一个盘子、一盏酒杯等等，就是那些与先祖们朝夕相处的生活器具。与瓷片的亲近，就是与先祖们的亲近；与瓷片的交流，就是与先祖时代的时光交流。所以，很早，我就对瓷片心怀敬畏。
最后一间茅屋的消失，是因为一个人的消失。你从来没有见过你大爷爷。祖父说。他就死在那间屋里。他得的是枯痨病（肺结核），整天吐血，吃药也没效果。没办法，就把他安置在那间老屋里。一天晚上，听他呻唤的声音大，我们去看他，都还有口气。第二天，人就硬在床上，床前一大滩血。没棺木，就搭了几块板子，把他安葬在后面的老坟园里。回来就把草房推了，架起柏桠枝烧了。
我难以想象，那个我应该叫“大爷爷”的人，在那块十几平方米的土地上大口吐血、奄奄一息的样子，更难以体会，杂于柴草之间，疾病、饥饿、寒冷交相凌迫之时那种疼痛与绝望。可以理解的是，当一个人彻底解脱，亲人们立刻烧毁作为苦难、悲哀、愧疚见证的草房，既是决绝的祭奠，又是无奈的回避。可是，苦难的记忆怎么会随房屋的消失而消失呢。
我见到的老屋，当然是后来的瓦房。
藏青的瓦。瓦菲是时光的标记。白或者黑的瓦菲，不论风和日丽还是风雨交加，都以同样的姿势欣欣招摇，在瓦片上留下季节的刻度。而新盖的瓦不长瓦菲，略显灰白，淡淡地没有长过瓦菲后那种浓烈的温暖。
木板面壁，底色深灰，上面有黑色、白色的或浓或淡的字迹。那些字迹，有的是木炭划的“正”字。大集体生产时，分粮食分物品，生产队长高声念，如“王某某，米一百斤，稻谷三百斤，稻草五百个……”等等，念一种，就划一笔，随后一数笔画，够了，就开始给下一个分。“正”的另一个来源是选举。很早以前，选人大代表，也这样。群众投了票，几个人就在前面算结果。“正”字代表票数。木炭划的字迹不易磨灭，如果不刻意擦去，几十年都在。有的字迹是我们自己涂上去的。初学写字，随意涂鸦，不知所云，却朴拙可爱。墨或者油漆写的，不久就淡了，却不会消失。粉笔写的，很快就擦去了。但擦了还会写，我们不写了，孩子又开始写。板壁高处，很久都保留着我写的“三条好汉、浩然正气”八个字以及我和两个弟弟的名字。那是我迷恋武侠小说时的“创作”。
进门，火塘在屋中间。方方正正的，四面放着长板凳，中间从楼上垂下来的铁钩上挂着铸铁罐。铸铁罐有大有小，可烧水，可做饭，可炒，可蒸，可炖，一切美味，尽可从中来。就是现在，很多地方仍然在使用。风景区的几家饭店，将“铁罐饭”作为特色餐推出，人们对此推崇备至。
东西都是厢房，北是正房。因为是平民家第，南无阁子相衬。每个房间都有床、有桌、有椅，每个房间我都睡过，都留下过我的体温。而曾祖父、祖父祖母、父亲母亲，他们身体的温暖，曾经让我在许多寒冷冬夜酣然入梦。然后，我又眼睁睁的看着他们衰老，慢慢离我远去。
东厢房是曾祖父母晚年的卧室，上世纪八十年代，他们相继离开。很快，那里被改造成厨房。正房是祖父母的卧室，九十年代末祖母去世后，祖父便移居到东厢房隔壁原厨房改成的房间。西厢房是父母的卧室，后来做了储藏室。父亲重病期间，就在西厢房隔壁厢房里放了一张床。在那张床上，父亲强忍着肝区的剧烈疼痛，一声不吭地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三年。三年间，他最大的快乐，就是斜靠在椅子上看电视。很长一段时间，在老屋看电视的时候，我都觉得父亲就在我身边坐着，偶尔有一声叹息或者压抑的呻吟。
靠北的一半房屋是父亲修的，仅仅二十年，还不显老。修房起屋，是农村人的大事。在我贫瘠的老家，有的乡亲要用几代人的时间才能完成修房大业。我们有弟兄三人，如果都在农村成家立业，肯定无法居住。父亲很倔强，一定要再修一套房子。于是点滴积累，省吃俭用，终于建成。谁知天不作美，房后水土流失，虽未将房屋冲垮，但泥土石头堆满一屋。我们使用最简单的工具，用了三年时间，才将泥石全部清除。装上楼板，已经是房架竖起后的第十五年。父亲说，早知道你们不回来生活，我就不修了。笑容却很欣慰，很骄傲。秋后的阳光照在玉米棒子和乳白的秸秆上，空气里散发着粮食的甜香。此情此景，如在昨日。
对旧屋的改造，也逐步进行。砖墙代替了板壁，粗糙的墙壁上，又有了二弟两个孩子的涂画。但我还是那么迷恋木板面壁和木门。在村小学读书的时候，冬季来的早了，没人在家，我就把身子贴在晒得温热的板壁和木门上取暖。一个冬日的下午，太阳慢慢收束着它的光芒。一个八九岁的孩子，全身贴在木门上，一边感受太阳的温暖，一边等待父母回家。许多年后，我都在脑海里描摹我当年的样子。
秋去冬来，年近九旬的祖父是靠在门前椅子上晒太阳呢，还是在屋里生火取暖？股骨骨折靠双拐移动的母亲，是终日躺在床上寂寞地望老屋屋顶呢，还是在孩子们的搀扶下到屋后走走？这是我不知道的。高堂犹在，而我已为了自己的生活背井离乡。我无法温暖他们的孤寂，正如同，他们已经没有能力温暖老屋的孤寂。
和打鱼相比，打猎很辛苦并且极易一无所获，“打鱼打不到烧碗汤，打猎打不到溜溜光”。但身体强壮的男人，往往更愿意打猎。主要原因在于，打猎或许可以成就致富的梦想。
一位老猎人，学了梅山之术，能请动山神帮助，打猎很少空手而归。据说几年下来，他就提了满满一袋麝香，换回了一袋银圆，把草房推倒修起了大瓦房，还送孩子上了学。这位老猎人晚年成了父亲的师父，我常常见到他。戴着帽子，穿着长衫，满面皱纹，胡子花白。腰肩系着布绳，身上背着黑色的大包。其实，我不觉得他有什么神奇的地方，于我而言，仅仅是一个和蔼可亲的长辈。
可是等到亲见“梅山”的种种礼仪，我不得不对他心怀崇敬，甚至有些害怕。就说“走九州”吧。春天，进山打猎之前，要先在家请来各方神灵，然后一个一个地沟通，直到安顿好所有神灵。这个过程，称之为“走九州”。九州，即扬州、荆州、豫州、青州、兖州、雍州、幽州、冀州、并州，一般泛指中国。请了九州的神，走遍全国，都有神的保护。但请神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先念祝词，再念咒语，再念祝词，请完祝毕，还要用卦检验效果。卦由半块竹根或牛角做成，小孩半个手掌大小，前尖后粗，牛角状弯曲。祝词念完，两卦先合拢，再错开，往地上一扔，根据剖面方向判断卦象。一上一下称为胜卦（或者顺卦），全上为阳卦，全下为阴卦。如果要什么卦象就有什么卦象，神就认可了你的行为，接受了你的香火祭品，一年就通行无碍了。但是，卦象总是随机的，不可能想要什么有什么。卦象不对，那个神就要重新请。所以，“走九州”往往要大半天时间，中间不能停顿。七八十岁的老人，一边念咒语，一边四方跪拜，还要翻跟头，一折腾就大半天，如果没有信仰作支撑，是无法完成的。
进山打猎的时候，还要在山前请“梅山”，“梅山胡李赵三大王”是猎神，带着“嘘风童子、唤狗二郎”掌控了猎场。请“梅山”也叫“开山”。因为祝词念了，卦象也到位了，还不够，还有个叫“开山”的仪式。“开山”的一种是开“红山”，也叫“武山”，就是用剥皮的利刃在自己额头上砍出口子。如果一砍就鲜血淋漓，就表明一年红运当头，“开山”也就完成。怪异的是，很多时候，砍了好几刀，伤口白森森的，肉往外翻，血却不出来。这样就只有再砍，直到有血渗出为止。另一种称为开“文山”，不砍额头，杀鸡祭奠或者只念祝词即可，但这种据说效果不好，所以还是以前一种为主。老猎手的额头上，有一道深深的凹痕，就是年年“开山”砍出的。
除了这些仪式之外，新工具的第一次使用前，也要先祭祀山神猎神。比如一个背猎物的麻绳网兜，一捆钢丝套等等。不过到父亲打猎的时候，空手而归的时候越来越多。老人说，这归咎于父亲的半信半疑。“你都不相信他们的功夫，他们咋个帮你呢。”我得承认，这是老人说过的一句很有哲学味道的话。老人还说过一句极有哲理的话。那是他的一个不太长进的徒弟，老觉没有得到师父真传，乞求师父给点“硬的”。老人说：“硬的？河里的石头就硬！”
老人不仅懂梅山之术，还懂一些巫祝之术。有人“撞鬼”、“中邪”生病，就找他念咒治疗。因为要画大大小小的桃符，并且要用圆形的簸箕端了符纸走来走去，也称为“送花盘”。仪式可繁可简，视病情而定。有治好的，但大多数不会因为“送花盘”而痊愈。可以肯定的是，老人从未收过别人一分钱。在缺医少药的乡村，在大多数人都因无钱治疗而“小病拖好或拖大、大病拖死”的现实情况下，老人的种种巫祝仪式，至少给了乡亲们以心理上的安慰。而我也体会到，乡亲们很多时候其实并不是种种“喉舌”说的那样迷信，也不是以“知识阶层”自命的那些人说的那样愚昧，更多的是贫困中的无奈。
徒弟学成之后，有个仪式叫“出师”，也叫“出山”。“出师”的关键在于，师父要对徒弟念一些听不明白的咒语，念过之后，徒弟才真正有了“硬功夫”，才可以独自开门立户。但没等到父亲“出师”，老人就溘然长逝。猎手应该代代相传。老人死后，还有几个猎手，但都不懂梅山之术。按老人的说法，那不算猎手，顶多算个“撵山的”（围猎时和猎狗一起追赶猎物的人）。父亲也算不得猎手，因为他早年抓黄麂、打山羊和刺猬等等的时候，还没学梅山之术；后来学了，反而一年顶多在猎狗的帮助下捉几只拱庄稼的獾猪。
父亲留下了几大本手抄的梅山秘籍，而这些文字，全部来自老人的记忆。在老家最后的猎人相继去世的时候，留下这些文字，或许会让人想起他们，想起乡村的某个时代。
末代地主
他家没有几亩地，不过，他是村里主事的。村里的事，大到修祠建堂、修桥补路、买卖田地或者和邻近村交往，小到男婚女嫁、纠纷调停，都要和他商量。就是甲长保长，也不敢惹恼他。
他的威望来源于耿直和粗暴。如果一个人比较耿直，那么他的粗暴是可以原谅的。如果一个人比较粗暴，对自己认定的事情态度坚决，那么他的耿直是可以实现自我维护的。
我没有见过他，他的种种，来自于祖父平淡的讲述。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兵、匪交相为患。先是兵。川军将领在山寨喝酒闲聊，一时兴起，便比试枪法。几人以山下农田劳作的农民为靶，争相射击。一人枪法精准，顷刻三农民惨死田间。后来日军在侵华战争中有比赛杀人的兽行，国人为之泣血痛恨，殊不知在中国由匪而兵的军队中，此等行为早已有之。而劳作的农民，当是这些军队的衣食父母，以父母为靶，其行更令人发指。匪则隐驻山林，白天分散而出，和当地群众没什么两样。有的甚至就是当地人。晚上则聚众行事，直奔白日踩好的“窝子”，烧杀抢掠，无所不为。
有合法外衣的兵老百姓惹不起，匪却可以大张旗鼓地赶。他聚集了村里六七十个年轻人，守在路口，要和土匪决一死战。他们的武器是杀猪刀和锄头，就他一个人有一支从军队买来的枪。那唯一的枪他也不会用，仅仅用来壮胆。匪来了，一场混战，他的队伍几乎丧失了战斗力。他看见土匪头子得意的笑脸。他扔下枪，抓起一把刀，不顾一切向土匪头子冲去。土匪的马刀纷纷向他身上砍，可他就像失去知觉似的继续前冲。近了，手起刀落，土匪头子人头落地，还是一脸骇异的笑容。树倒猢狲散，土匪就散了。他追了几步，就要倒下。于是扶了树干，僵硬地站着不倒，还大声叫骂。骂了几句，就一头栽倒。抬回家，草药先生一数伤口，大的七八十处，小的不计其数。只好用药全身裹了，放在床上慢慢养。活不活，全凭天意了。先生说。让人意外的是，他竟然活了下来。半年后，他可以下地活动了，又过了几个月，他几乎恢复了常态。只是全身上下疤痕累累，面目狰狞，让人不敢直视。 解决乡邻的纠纷，他的方法也极有特色。搭张桌子，几碗茶一放，先“吃讲茶”，纠纷双方各说各的理。说完了，请来的长辈开始议论谁是谁非，得出初步结论。他听完，一锤定音，双方决不能反悔。而这“一锤定音”的仪式极具个人特色。抓一只公鸡，一刀砍去鸡头，接半碗血，当事双方一人一口，剩下的，他一口喝干。仪式结束，无头的鸡还在满地扑腾，血溅一地。扑腾越久，表明这事定得越好。如果鸡一声不吭就死了，那就要重新议过。再要杀鸡，就由那几个议的人出。我没有亲见过这样的仪式，只是后来在乡政府那一堆土改时的卷宗里看到过类似的记载，当然，那已经被描述为“横行乡里”的证据。
祖父用了很长时间讲给我听的，是他的结局。
土改时，他的地被分了。上面的政策说，要团结乡绅，他自认为应该不会有事。可是后来事情陡转，说要镇压恶霸地主。关于他是恶霸地主的传言越来越多，罪状也日渐明确。例如，“为保护他的私人田产，强迫村里的年轻人为他打土匪，造成大量死伤”等。特别是一些对他当年的调解纠纷心怀不满的人，多次找工作组告状，“包揽狱讼，手段血腥”的罪名很快就板上钉钉了。
他觉得自己已经非死不可了。于是在工作组找他的时候，跑到附近的悬崖边跳崖自杀。纵身一跳，以为死定了。谁知天不作美，一棵树救了他。工作组到了，用绳子吊起他。于是他又多了一条“自绝于人民”的罪状。
不认罪成了他速死的重要原因。“对敌人仁慈就是对人民残忍”，工作组对不认罪的恶霸地主是不会客气的。“说是要镇压了，把恶霸地主拖出来。他是最后一个拖出来的，倒拖着，好像已经死了，脑壳在楼梯上碰得噔噔噔地响。还是打了一枪，脑壳爆了，不晓得流血没有。”祖父说。
他的坟墓在村小学背后。那是个“一师一校”的小校点，我的一二年级就在那里读。那时他的坟还是个小坟包，坟头的石头和坟边的石板被掀掉了。几年前，和他在县城工作的孙子一起回老家，我见到了他已被修复一新的坟墓。坟堆高大，墓碑簇新，红油漆描过的碑文闪烁着血红的光芒。
失落在老屋的记忆
拆茅草房的时候，我们都哭了。祖母说，虽说修了大瓦房，我们还是舍不得拆了旧房子。可是一大块地，不可能就空着啊。后来还是留了一小间，放些过冬的柴草。
祖母说的茅草房我没见过。对于茅草房的直观印象，来源于耕种那块土地时发现的种种痕迹。比如烧得坚硬无比的土块，熏黑的石头，夹杂了稻草的土坯，水沟里的苔藓遗迹，以及一些瓷器的碎片。特别是那些瓷器碎片，初看去尘苟斑斑，捡起来搓去泥土，立即变得光滑温润，破碎的边沿也散发出令人惊喜的光芒。那瓷片的前身也许就是一只碗、一个盘子、一盏酒杯等等，就是那些与先祖们朝夕相处的生活器具。与瓷片的亲近，就是与先祖们的亲近；与瓷片的交流，就是与先祖时代的时光交流。所以，很早，我就对瓷片心怀敬畏。
最后一间茅屋的消失，是因为一个人的消失。你从来没有见过你大爷爷。祖父说。他就死在那间屋里。他得的是枯痨病（肺结核），整天吐血，吃药也没效果。没办法，就把他安置在那间老屋里。一天晚上，听他呻唤的声音大，我们去看他，都还有口气。第二天，人就硬在床上，床前一大滩血。没棺木，就搭了几块板子，把他安葬在后面的老坟园里。回来就把草房推了，架起柏桠枝烧了。
我难以想象，那个我应该叫“大爷爷”的人，在那块十几平方米的土地上大口吐血、奄奄一息的样子，更难以体会，杂于柴草之间，疾病、饥饿、寒冷交相凌迫之时那种疼痛与绝望。可以理解的是，当一个人彻底解脱，亲人们立刻烧毁作为苦难、悲哀、愧疚见证的草房，既是决绝的祭奠，又是无奈的回避。可是，苦难的记忆怎么会随房屋的消失而消失呢。
我见到的老屋，当然是后来的瓦房。
藏青的瓦。瓦菲是时光的标记。白或者黑的瓦菲，不论风和日丽还是风雨交加，都以同样的姿势欣欣招摇，在瓦片上留下季节的刻度。而新盖的瓦不长瓦菲，略显灰白，淡淡地没有长过瓦菲后那种浓烈的温暖。
木板面壁，底色深灰，上面有黑色、白色的或浓或淡的字迹。那些字迹，有的是木炭划的“正”字。大集体生产时，分粮食分物品，生产队长高声念，如“王某某，米一百斤，稻谷三百斤，稻草五百个……”等等，念一种，就划一笔，随后一数笔画，够了，就开始给下一个分。“正”的另一个来源是选举。很早以前，选人大代表，也这样。群众投了票，几个人就在前面算结果。“正”字代表票数。木炭划的字迹不易磨灭，如果不刻意擦去，几十年都在。有的字迹是我们自己涂上去的。初学写字，随意涂鸦，不知所云，却朴拙可爱。墨或者油漆写的，不久就淡了，却不会消失。粉笔写的，很快就擦去了。但擦了还会写，我们不写了，孩子又开始写。板壁高处，很久都保留着我写的“三条好汉、浩然正气”八个字以及我和两个弟弟的名字。那是我迷恋武侠小说时的“创作”。
进门，火塘在屋中间。方方正正的，四面放着长板凳，中间从楼上垂下来的铁钩上挂着铸铁罐。铸铁罐有大有小，可烧水，可做饭，可炒，可蒸，可炖，一切美味，尽可从中来。就是现在，很多地方仍然在使用。风景区的几家饭店，将“铁罐饭”作为特色餐推出，人们对此推崇备至。
东西都是厢房，北是正房。因为是平民家第，南无阁子相衬。每个房间都有床、有桌、有椅，每个房间我都睡过，都留下过我的体温。而曾祖父、祖父祖母、父亲母亲，他们身体的温暖，曾经让我在许多寒冷冬夜酣然入梦。然后，我又眼睁睁的看着他们衰老，慢慢离我远去。
东厢房是曾祖父母晚年的卧室，上世纪八十年代，他们相继离开。很快，那里被改造成厨房。正房是祖父母的卧室，九十年代末祖母去世后，祖父便移居到东厢房隔壁原厨房改成的房间。西厢房是父母的卧室，后来做了储藏室。父亲重病期间，就在西厢房隔壁厢房里放了一张床。在那张床上，父亲强忍着肝区的剧烈疼痛，一声不吭地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三年。三年间，他最大的快乐，就是斜靠在椅子上看电视。很长一段时间，在老屋看电视的时候，我都觉得父亲就在我身边坐着，偶尔有一声叹息或者压抑的呻吟。
靠北的一半房屋是父亲修的，仅仅二十年，还不显老。修房起屋，是农村人的大事。在我贫瘠的老家，有的乡亲要用几代人的时间才能完成修房大业。我们有弟兄三人，如果都在农村成家立业，肯定无法居住。父亲很倔强，一定要再修一套房子。于是点滴积累，省吃俭用，终于建成。谁知天不作美，房后水土流失，虽未将房屋冲垮，但泥土石头堆满一屋。我们使用最简单的工具，用了三年时间，才将泥石全部清除。装上楼板，已经是房架竖起后的第十五年。父亲说，早知道你们不回来生活，我就不修了。笑容却很欣慰，很骄傲。秋后的阳光照在玉米棒子和乳白的秸秆上，空气里散发着粮食的甜香。此情此景，如在昨日。
对旧屋的改造，也逐步进行。砖墙代替了板壁，粗糙的墙壁上，又有了二弟两个孩子的涂画。但我还是那么迷恋木板面壁和木门。在村小学读书的时候，冬季来的早了，没人在家，我就把身子贴在晒得温热的板壁和木门上取暖。一个冬日的下午，太阳慢慢收束着它的光芒。一个八九岁的孩子，全身贴在木门上，一边感受太阳的温暖，一边等待父母回家。许多年后，我都在脑海里描摹我当年的样子。
秋去冬来，年近九旬的祖父是靠在门前椅子上晒太阳呢，还是在屋里生火取暖？股骨骨折靠双拐移动的母亲，是终日躺在床上寂寞地望老屋屋顶呢，还是在孩子们的搀扶下到屋后走走？这是我不知道的。高堂犹在，而我已为了自己的生活背井离乡。我无法温暖他们的孤寂，正如同，他们已经没有能力温暖老屋的孤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