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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支撑“中国模式”之经济科学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我们不仅要深入探析“中国模式”之经济科学的内在规律,而且要准确把握它的方法论,善于在研究中实现创新。同时,我们还要倡导中国“实派经济学”的风格和气派,剔除膜拜美欧、贩卖洋货的不良风气,让“中国模式“之经济科学实现时代化、大众化,推进其实现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
关键词:“中国模式”;方法论;根本理念;集成创新;实派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01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0)01—0033—06
当今世界,“中国模式“已成为与“美欧模式”相对垒的两种道路的别称。它并非中国人自誉,而是外国人叫起来的①,当然人们对其理解也各不相同,很多人并未从科学意义上把握它的要谛。现实要求我们用科学视阈加以深入研究。简单说,“中国模式”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外在表现。就经济学而言,乃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支撑的大厦,或者说是其实践基础及其一定阶段的绩效。“中国模式”经济学说堪称经济学的历史丰碑。对此,我们以专文探析了“中国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特殊规律系统及其子规律②。此处拟在已有基础上进一步探索构建“中国模式”之经济学的方法论(我把它视为最现代、最有用的方法),以为进一步深化探析这一经济理论体系(下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引玉之砖。
立本理念:“马学”为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方法论是世界观的体现和运用。立本理念是方法论的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就是研究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特殊规律的经济学说,是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发展趋势和经济规律进行系统研究的经济科学。它科学总结中国改革开放和发展的实践经验,揭示现代中国经济发展和运行的客观规律,确立其基本经济范畴,形成指导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较为完整的经济学说。这样的经济学说具有实践性、规律性、开放性和前瞻性,可视为现代经济学。
这里首先要阐明它的指导思想,即支配它的立本理念是:“马学”为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里借用了清人张之洞的话,但意义不同。“马学”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学”就是发展着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西学”就是西方经济学。这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在经济学领域的贯彻。
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科学体系,是完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立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科学方法论。只有保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经济学中的主导地位,才能把握经济建设和发展的正确方向,排除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之类理论以及形形色色教条主义的误导。
它要解决的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而不是别国的经济问题。离开了这个主题,就不能称其为中国的经济学。中国是一个人口占世界1/5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情况非常特殊。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经过60年建设特别是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已经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揭示并探索出比较充分的规律性的东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也日臻完善。
坚持“马学”为魂、“中学”为体,并非完全排斥西方经济学,而是要吸取有益成分为我所用。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善于吸收人类一切有益的文明成果来丰富和发展自己的开放的体系,所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决不能把自己封闭起来。不过,我们应当明确,不能把西方经济学作为中国经济学的主流,尤其是不能以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为经济发展的向导,否则我们就会栽大跟头,甚至会变成西方强国的附庸。中国经济学借鉴西方经济学,要区分两个层面,属于社会制度的东西,我们不能学,不能改变社会主义制度(西化);要学习的是一些有用的分析方法和适用于部门经济的运作经验、管理方式等。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不能笼统地强调所谓经济学要“与国际接轨”。与国际接轨,主要讲的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应遵守国际经济交往规则,即使那样,也还要保持民族经济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并非全盘西化。经济学更不能照搬西方的东西,因为它无法解决中国的问题。毫无疑义,我们要参考和借鉴国外经济学的一些研究成果,但不能把“与国际接轨”即“全盘西化”作为追求目标和评价标准。中国经济学要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应该凸显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特质和创新品格,并用以指导社会主义现代化。
集成创新:据史实、寻特质、辩优劣、量遐迩、尚协同
支撑“中国模式”的科学理论,当然要用最先进的方法,而先进与否只能用实践标准去衡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所采用的具体方法既吸收了西方经济学的某些长处,更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其特色在于“集成创新”:集各方优长之大成,创独具特色之新艺。从根本上说,仍然是在坚持实事求是、系统集成基础上求创新,坚持“走自己的路”。本文主要分析互为联系的五个基本方法:
(一)在历史实践基础上进行科学抽象,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实践第一的观点,简称“据史实”
这一点与西方经济学单纯从数学模型或抽象假定(如“经济人”假定)出发不同,又吸取了实证方法的长处。有两条理论依据:“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③“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是事实,而不是教条。”④换句话说,是在全面占有历史和现实详尽资料的平台上,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而不是空洞的抽象。这里要澄清的一点是,以往我们对马克思讲的“抽象法”有所误解。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说得很清楚,抽象法讲的是叙述形式,而“研究必须充分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然后才能用抽象法升华和叙述⑤。因此,不能把抽象法变成从教条出发的先验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一是要总结历史经验,包括我国和苏联以及西方国家的多年经验教训,在这个基础上探寻和揭示规律性的东西;二是要在全面准确占有大量资料包括案例、数据的基础上表述自己的论点。这一点与实用主义者根据自己的需要搜集、使用一些支撑自己观点的材料有着根本的不同。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就说过:“为了说明这种客观情况,应当利用的,不是一些例子和个别的材料(社会生活现象极其复杂,随时都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的材料来证实任何一个论点),而必须是关于所有交战大国和全世界的经济生活基础的材料的总和。”⑥
例如,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可谓总结了上百年的历史经验才认识的。邓小平作了多次反思:我们的“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⑦”前30年,我们在经济建设上的主要教训就在这里。实践逻辑是思维逻辑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当时还没有这样的实践经验,不可能准确地预知100多年后的实际教训。列宁虽有实践探索,但时间过短。斯大林和毛泽东虽有丰厚的成果,但在许多方面产生了不同程度的片面性,造成了一些损失。邓小平之所以紧紧抓住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问题,是建筑在对实践经验特别是沉痛教训的多次反思和科学总结的基础上的。邓小平从实践中抓住了理论上的要害问题,而抓住这个要害问题,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便可迎刃而解。由此反映了真理的客观性和认识的过程性。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也有一个深化的过程。即令研究具体经济现象,提出新的观点,也必须经过这样一个占有和整理事实材料的加工过程,如深入调查研究,先搞试点,分析案例,积累经验,总结提高,然后结合更多的实际,才能形成经济学的科学立论,达到“把政治经济学变成一种实证科学”的境界。
(二)在共性与个性统一中着力探寻特殊性,突出一个“特”字,简称“寻特质”
共性与个性的关系,是辩证法的精髓。新中国经济建设的60年,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探索、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6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的30年,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由胡锦涛同志具体概括的“十个结合”,可谓“中国模式”的精华。
如果用一句话表述,“中国模式”的特殊客观经济规律就是:顺应生产社会化大趋势在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实际,充分发挥社会主义优势的规律(见图示)。生产社会化与生产关系、交换方式社会化结合在一起,形成一股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和经济合力系统,并在具体国度的土壤里生根开花,发挥比之旧社会更强大的优势,并经叠加积累呈现放大效应,实现加速度地释放。这就是社会主义共性与个性的辩证统一。
这里有三个层次:社会化生产力的共性、社会主义制度的个性、中国国情的特殊性。现代社会化生产力发展从其本性上说要求有社会化的生产关系与之适应。相对于具体的社会制度而言,是一个共性与个性的关系。而社会主义制度生根、发展于个别国度,即在中国,就要与中国国情结合,这是共性与个性结合的进一步发展。那么,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在哪里?历史实践的回答是:第一,实现了生产关系社会化,扫除了生产社会化与私人占有(特别是私人大垄断资本占有)的羁绊,消除了私利集团对经济的操纵(表现在政治和市场两大领域);第二,以人民的共同富裕为目标,能够在共同利益基础上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具有强大的政治优势;第三,将主要靠市场自发调节变为自觉与自发两个调节相结合,更多地运用自觉的力量实现协调、可持续发展;第四,能够实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第五,能够发挥制度的政治优势,更好地整合各种因素,形成更强劲的合力;第六,由于在共同利益基础上形成的自觉性,可以通过自我完善消除体制和既得利益集团的羁绊,可以自觉吸取各国之长和人类文明成果。
进一步说,中国的实际又是什么?有劣势和优势两大方面。劣势是生产力落后,发展极不平衡,二元结构相当突出,人口负担太重,资源相对短缺。优势则是国家大,能够调动的力量多,劳动力资源丰富,在国际上朋友多(不侵略别人),易于创造互利共赢的经济交往关系,特别重要的是,拥有一个在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锻炼出来的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中国模式”就是创造地把生产社会化优势、社会主义优势、中国的优势聚合起来,形成巨大的合力优势,克服自身的劣势,有计划有秩序地推进经济社会稳定可持续发展。这便是顺应生产社会化大趋势,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充分发挥社会主义优势的大规律。
我们研究各个区域、各个产业、各种经济问题,都应将共性与个性统一起来,着力寻找它的特殊性,突出事物的特色,方可创新,而决不能用一个万能公式到处乱套。比如,用西方美欧模式或某些数学模型套中国的实际,这决不是真正的创新。
(三)在比较研究中鉴别真伪、优劣,取其优长而用之,舍其伪劣而弃之,简称“辩优劣”
有比较才能有鉴别。要通过纵向、横向的多视角比较,认识各种事物的长短利弊,从现象罗列到揭示规律性的东西。现在我们可以作五个方面比较:(1)中国的社会主义与苏联模式的比较;(2)中国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比较;(3)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比较;(4)中国与已演变的国家(主要是俄罗斯)比较;(5)中国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比较。通过比较,方可找出优势和劣势,昭示中国的特色,进而揭示走社会主义道路和改革开放的必然性和特殊性,弄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特殊规律。中国打开大门,引入世界上的物质、文化各种要素,但并非生吞活剥,而是认真消化,博众家之长,舍各方之短,然后加以组合,形成最优的观点和方案。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体制就是从比较中逐步形成的。它与不要市场经济的计划经济体制不同,又与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否定公有经济不同。主要包括两个结合: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运行形式(交换方式)结合,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计划)结合。联结这两个结合的仍然是社会化规律。如果说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社会化生产力要求的社会化生产关系,那么市场经济则是社会化生产力所要求的交换方式及其运行形式之一。这两个结合既可以充分优化资源配置,焕发经济活力,又能够发挥社会主义优势,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这就要求运用社会主义制度规导市场经济,更好地促进“两只手”的最佳匹配,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基础性功能,防止由此产生的盲目性、短期性、波动性和外部性。在“中国模式”中,市场作为计划的基础,计划作为市场的向导,形成一种循环运动机制,即“市场调节、调节市场”。我国之所以能够保持平稳发展(特别是近十几年的平稳发展),就在于“结合”得好,保持了经济发展的旺盛活力,避免了经济危机的发生。这种市场经济是一种世界上史无前例的全新运行体制。
(四)观察问题的视野远近结合,既分析现实又洞察未来,既防止只讲未来的空想主义,又避免只顾眼前的短期行为,简称“量遐迩”
社会主义分阶段发展规律就是“量遐迩”中发现的。因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过程,根据生产力发展水平又区分为若干阶段(主要是两个阶段)。从国情出发,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约100年),又分为若干小的时段。从基本层面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具有两层含义:(1)我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就具备了社会主义的一般特征。当今我国在“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指引下,已经建立起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关系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主体”是决定事物性质的根本因素;已经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强大基础;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主权得以巩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已经得到初步发展。(2)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它强调的是中国在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所处的历史方位,即“不发达阶段”,根本原因是中国社会主义社会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我们必须正视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前者表明我国社会的性质有着与社会主义其他阶段共同的本质;后者表明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程度有着不同于已经实现现代化阶段的特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最根本的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同时,在所有制结构上既不能私有化,也不能追求纯而又纯的公有制,其基本制度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基本分配方式是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形式并存。这样,既发挥了公有制的优势,促进了以大型企业为载体的先进生产力发展,也利用多种形式挖掘了既存多种所有制形式(主要是私营、个体经济)尚未释放完的推动生产力的潜力,尤其是能够利用中小型企业充分扩大就业。从一定意义上说,社会主义也恰如其分地吸取了资本主义的一些长处,但绝对不是资本主义制度(所谓总体上的“国家资本主义”)。
再如,我们充分估计以往的成就时,要正视现存的矛盾和将来可能出现的风险,不是回避矛盾(有些矛盾是相当突出的),而是迎着矛盾上,在认识和化解矛盾中创新经济学。
(五)立体式研究经济现象和发展中的矛盾,洞察局部问题要放眼全局,分析一个领域现象要全面考察相关因素,善于统筹协调,简称“尚协同”
这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优势,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学的一大特征,可谓“整体经济学”。犹如中医诊病“辩证治疗”,要顾及各个方面,既抓住主要矛盾,又顾及次要矛盾;既有重点,又能协同各方。科学发展的规律就是如此。比如,“五个统筹”顾及了中国的客观实际中来自各方的影响。这一点也与西方经济学不同。后者为让现实适应数学模型的需要而舍去各种影响因素,削足适履,当然会产生片面性、空洞化。这里特地要说一说统筹国内国外两个大局,它体现了国内发展与国际经济互动互约规律。生产社会化扩展到世界范围,使各国经济联成一体,只有融入国际市场才能弥补自身的不足,才能有更广大的市场和资源。然而,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中国这样的大国,不允许侵略别国,发展不能主要靠国外经济,更不能依附于别国,必须把扩大开放与自力更生结合起来,把基点放在扩大内需的基础上。这也是一条客观规律,是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途径。近年来的国际经济危机表明,我国既不能自我封闭,也不能变成“不设防的城市”,必须自觉掌握对外开放的规律,把握一定的度,建立防范和化解国际风险的机制。
倡导“实派”:理论思维唯实,行为导向务实,语言表达朴实
“中国模式”不仅要体现在中国经济学大的体系、观点创新上,还要体现在学风、文风的端正上。广义地讲,这也属于方法论大范畴。近几年经济学界的学风、文风令人担忧。许多论著空洞无物,却语言晦涩,用连篇累牍的数学模型吓人,以为越让人看不懂就越显示学问大,故弄玄虚、哗众取宠。如此下去,中国的经济学必定走向歧途。邓小平说过:“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不应去追随流行的学风、文风,而要追求“朴实”,着意于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实际问题,力求体现中国的风格和中国的气魄。
有鉴于此,为深化研究“中国模式”之经济学说,我们倡导“实派经济学”:理论思维唯实,行为导向务实,语言表达朴实。
所谓理论思维唯实,就是实事求是,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书本上套,不迷信洋人以及其他教条。有人说,“中国的改革开放理论准备不足”,事实上,任何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一开始都只能有一个大体奋斗目标和粗略框架设想,不可能事先有一种现成的、完备的方案和细致的理论分析。恰恰相反,凡是按预定框框去循规蹈矩地实施的某种固定模式的都不成功(苏联和我国都有过这类严重教训)。如果完全按照西方的理论和方案去改造中国,那更是一场历史灾难。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来自实践,又升华为科学理论,然后进一步指导实践。邓小平说得好,“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⑨。
比如,我国的改革进程叫做“摸着石头过河”,就是一步一步在实践中认识中国经济实际的“求实”过程,逐步形成一套独具“中国模式”特色的完整理论体系。到1985年,邓小平才做了这样的概括:“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过了几年又说:“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⑩进而上升为经济规律即社会主义自我完善规律。就是说,社会主义制度可以按照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不断自我更新、自我修复、自我优化,是一种特有的新陈代谢机制。苏联的教训在于没有认识和运用这种机制,使之逐渐僵化了。资本主义国家虽然也有各式各样改革,但限于小改小革、修修补补,不能解决自身的基本矛盾(发生危机即是明证),也不可能持续不断、一张蓝图绘到底。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富有生命力,就是用好了这种自我完善的机制,不断深化渐进式的改革,而又排除国内外的干扰,不走邪路,这就是求实的结晶。
今天面对新阶段“求实”,要进一步升华,把全面建设小康的进程视为经济体制不断深化改革的过程。目前,在深化改革上存在两种片面认识:一种认为应当着力于“管”,更多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一种认为应当着力于“放”,实行自由市场制度。这两种认识都不符合“求实”的要谛。改革开放30多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坚持社会主义市场取向的改革,我国经济才会充满活力,富有效率。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教训启示我们,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制度即使在西方也是失败的。如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入关键阶段,改革进入深水区。我们必须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进一步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加快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步伐,在科学发展的轨道上推进全面小康社会建设,还要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加快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这些年来,我们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积累了宏观调控的成功经验,这些经验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需要进一步把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结合起来。比如,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扩大居民收入的比重,鼓励居民通过多种途径增收致富,取消和打击不合理、不合法的收入,逐步改变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趋势;深化价格机制改革,加快形成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环境治理成本的生产要素价格形成机制以及环境污染补偿机制;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进一步改变政府错位、越位、缺位的状况,把市场和社会能解决的问题交给市场和社会,把政府该管的管住管好。这些重要改革,都需要政府和市场作用有机结合才能顺利推进。另一方面,把经济体制改革与社会体制改革结合起来,使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统一起来。改革是一场革命,既要始终坚持维护和发展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也要不断冲破各种既得利益者的阻力。在改革越来越触及深层次矛盾的情况下,尤其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改革,实事求是,敢破敢立,统筹兼顾,善于协调,既充分调动各种积极因素,又遏制消极因素,并努力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比如,改革干部政绩考核体系,改变一些地方过度维护投资者利益而对劳动者权益保护不够以及社会事业发展滞后的状况,努力实现社会发展、就业充分、劳有所得;改革一些地方政府过度依赖土地财政的状况,遏制房价过快上涨,努力实现住有所居;改革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体制,改变教育发展不均衡、看病难看病贵、社会保障发展不完善的状况,努力实现学有所教、病有所医、老有所养;改革城乡二元结构,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这些观点,都不是从书本上搬来的,也不是洋教条的产物,而是“理论思维务实”的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需要进一步扫除各种教条特别是洋教条的束缚,从唯实中求创新。
所谓行为导向务实,就是掌握真本事,学了要管用。这里需要回答两个基本问题:第一,研究经济学是为了什么?是单纯为了好看,还是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实际问题?有很多志士仁人为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呕心沥血,令人尊敬。也有少数人专门替富人说话、替外国人说话,受到多数群众的唾弃;还有相当多的人是为了扬名,专门炫耀自己的学问,或赶时髦,用大家看不懂的玄学吓唬人。这样下去,贻害于人,也贻害于己,不可能成为有真才实学、受人尊敬的经济学家。第二,什么样的学问管用?从多年的实际看,我以为,不能过分强调经济学数学化。数学只是一种工具,而且运用数学模型并不等于数量分析。数学模型(公式)不能取代数据,它只是一种思维形式、一种分析工具、一种语言,并不是数据本身。数量分析的基础在于占有大量的数据,然后用科学的方法运算、分析,而不是仅仅列出一串串数学模型。如果以数学模型取代确凿而又全面的数据,就可能引入另一种“象牙塔”,运用不当会对经济学造成危害。国际的教训告诉我们,靠数学模型并没有算出金融危机的发生及其灾难后果,也没有算出中国的奇迹。中国发展靠的还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所谓语言表达朴实,就是有个好文风,论著叫大家能看得懂,不要故弄玄虚。真正有报国之心的经济学家,写文章是为了帮助大家认识和解决实际问题,开出诊病治疗的“药方”,而不是用来吓人,让别人看不懂,自己也看不懂,以己昏昏能够使人昭昭吗?不过是自欺欺人、害人害己而已,而且很多人是抄袭别人的(特别是抄洋人的)。这是一种学术腐败。我们应当像当年反对党八股那样坚持扫除这种坏文风。毛泽东有个好文风,邓小平更会运用大众语言,不是都能揭示最管用的真理吗?一些西方经济学大师如亚当•斯密、萨谬尔森、斯蒂格里茨等写的书可读性也很强。学问大小,不在语言玄奥晦涩,而在于能否说出真理。我们着力倡导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魄的文风。这也是“中国模式”所要求的语言。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有个“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问题,需要普及,成为老百姓的常识和指南。今后我们完善“中国模式”的路子还很远,愿经济学家们的学风、文风给年轻人做出榜样。
注释
①美国学者乔舒亚•库珀•雷默于2004年首先提出“北京共识”的概念,同年英国刊文称中国“是一个新的经济模型”,以后在世界上逐步形成“中国模式”的概念。
②杨承训:《开创“中国模式”:经济学的历史丰碑》,《经济学动态》2009年第12期。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89页。
④《列宁全集》第58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86页。
⑤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1—22页。
⑥《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78页。
⑦《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6页。
⑧《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82页。
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页、第2页。
⑩《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42页、第364页。
责任编辑:晓 立
关键词:“中国模式”;方法论;根本理念;集成创新;实派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01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0)01—0033—06
当今世界,“中国模式“已成为与“美欧模式”相对垒的两种道路的别称。它并非中国人自誉,而是外国人叫起来的①,当然人们对其理解也各不相同,很多人并未从科学意义上把握它的要谛。现实要求我们用科学视阈加以深入研究。简单说,“中国模式”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外在表现。就经济学而言,乃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支撑的大厦,或者说是其实践基础及其一定阶段的绩效。“中国模式”经济学说堪称经济学的历史丰碑。对此,我们以专文探析了“中国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特殊规律系统及其子规律②。此处拟在已有基础上进一步探索构建“中国模式”之经济学的方法论(我把它视为最现代、最有用的方法),以为进一步深化探析这一经济理论体系(下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引玉之砖。
立本理念:“马学”为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方法论是世界观的体现和运用。立本理念是方法论的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就是研究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特殊规律的经济学说,是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发展趋势和经济规律进行系统研究的经济科学。它科学总结中国改革开放和发展的实践经验,揭示现代中国经济发展和运行的客观规律,确立其基本经济范畴,形成指导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较为完整的经济学说。这样的经济学说具有实践性、规律性、开放性和前瞻性,可视为现代经济学。
这里首先要阐明它的指导思想,即支配它的立本理念是:“马学”为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里借用了清人张之洞的话,但意义不同。“马学”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学”就是发展着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西学”就是西方经济学。这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在经济学领域的贯彻。
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科学体系,是完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立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科学方法论。只有保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经济学中的主导地位,才能把握经济建设和发展的正确方向,排除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之类理论以及形形色色教条主义的误导。
它要解决的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而不是别国的经济问题。离开了这个主题,就不能称其为中国的经济学。中国是一个人口占世界1/5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情况非常特殊。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经过60年建设特别是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已经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揭示并探索出比较充分的规律性的东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也日臻完善。
坚持“马学”为魂、“中学”为体,并非完全排斥西方经济学,而是要吸取有益成分为我所用。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善于吸收人类一切有益的文明成果来丰富和发展自己的开放的体系,所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决不能把自己封闭起来。不过,我们应当明确,不能把西方经济学作为中国经济学的主流,尤其是不能以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为经济发展的向导,否则我们就会栽大跟头,甚至会变成西方强国的附庸。中国经济学借鉴西方经济学,要区分两个层面,属于社会制度的东西,我们不能学,不能改变社会主义制度(西化);要学习的是一些有用的分析方法和适用于部门经济的运作经验、管理方式等。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不能笼统地强调所谓经济学要“与国际接轨”。与国际接轨,主要讲的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应遵守国际经济交往规则,即使那样,也还要保持民族经济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并非全盘西化。经济学更不能照搬西方的东西,因为它无法解决中国的问题。毫无疑义,我们要参考和借鉴国外经济学的一些研究成果,但不能把“与国际接轨”即“全盘西化”作为追求目标和评价标准。中国经济学要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应该凸显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特质和创新品格,并用以指导社会主义现代化。
集成创新:据史实、寻特质、辩优劣、量遐迩、尚协同
支撑“中国模式”的科学理论,当然要用最先进的方法,而先进与否只能用实践标准去衡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所采用的具体方法既吸收了西方经济学的某些长处,更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其特色在于“集成创新”:集各方优长之大成,创独具特色之新艺。从根本上说,仍然是在坚持实事求是、系统集成基础上求创新,坚持“走自己的路”。本文主要分析互为联系的五个基本方法:
(一)在历史实践基础上进行科学抽象,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实践第一的观点,简称“据史实”
这一点与西方经济学单纯从数学模型或抽象假定(如“经济人”假定)出发不同,又吸取了实证方法的长处。有两条理论依据:“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③“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是事实,而不是教条。”④换句话说,是在全面占有历史和现实详尽资料的平台上,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而不是空洞的抽象。这里要澄清的一点是,以往我们对马克思讲的“抽象法”有所误解。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说得很清楚,抽象法讲的是叙述形式,而“研究必须充分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然后才能用抽象法升华和叙述⑤。因此,不能把抽象法变成从教条出发的先验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一是要总结历史经验,包括我国和苏联以及西方国家的多年经验教训,在这个基础上探寻和揭示规律性的东西;二是要在全面准确占有大量资料包括案例、数据的基础上表述自己的论点。这一点与实用主义者根据自己的需要搜集、使用一些支撑自己观点的材料有着根本的不同。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就说过:“为了说明这种客观情况,应当利用的,不是一些例子和个别的材料(社会生活现象极其复杂,随时都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的材料来证实任何一个论点),而必须是关于所有交战大国和全世界的经济生活基础的材料的总和。”⑥
例如,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可谓总结了上百年的历史经验才认识的。邓小平作了多次反思:我们的“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⑦”前30年,我们在经济建设上的主要教训就在这里。实践逻辑是思维逻辑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当时还没有这样的实践经验,不可能准确地预知100多年后的实际教训。列宁虽有实践探索,但时间过短。斯大林和毛泽东虽有丰厚的成果,但在许多方面产生了不同程度的片面性,造成了一些损失。邓小平之所以紧紧抓住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问题,是建筑在对实践经验特别是沉痛教训的多次反思和科学总结的基础上的。邓小平从实践中抓住了理论上的要害问题,而抓住这个要害问题,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便可迎刃而解。由此反映了真理的客观性和认识的过程性。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也有一个深化的过程。即令研究具体经济现象,提出新的观点,也必须经过这样一个占有和整理事实材料的加工过程,如深入调查研究,先搞试点,分析案例,积累经验,总结提高,然后结合更多的实际,才能形成经济学的科学立论,达到“把政治经济学变成一种实证科学”的境界。
(二)在共性与个性统一中着力探寻特殊性,突出一个“特”字,简称“寻特质”
共性与个性的关系,是辩证法的精髓。新中国经济建设的60年,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探索、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6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的30年,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由胡锦涛同志具体概括的“十个结合”,可谓“中国模式”的精华。
如果用一句话表述,“中国模式”的特殊客观经济规律就是:顺应生产社会化大趋势在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实际,充分发挥社会主义优势的规律(见图示)。生产社会化与生产关系、交换方式社会化结合在一起,形成一股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和经济合力系统,并在具体国度的土壤里生根开花,发挥比之旧社会更强大的优势,并经叠加积累呈现放大效应,实现加速度地释放。这就是社会主义共性与个性的辩证统一。
这里有三个层次:社会化生产力的共性、社会主义制度的个性、中国国情的特殊性。现代社会化生产力发展从其本性上说要求有社会化的生产关系与之适应。相对于具体的社会制度而言,是一个共性与个性的关系。而社会主义制度生根、发展于个别国度,即在中国,就要与中国国情结合,这是共性与个性结合的进一步发展。那么,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在哪里?历史实践的回答是:第一,实现了生产关系社会化,扫除了生产社会化与私人占有(特别是私人大垄断资本占有)的羁绊,消除了私利集团对经济的操纵(表现在政治和市场两大领域);第二,以人民的共同富裕为目标,能够在共同利益基础上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具有强大的政治优势;第三,将主要靠市场自发调节变为自觉与自发两个调节相结合,更多地运用自觉的力量实现协调、可持续发展;第四,能够实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第五,能够发挥制度的政治优势,更好地整合各种因素,形成更强劲的合力;第六,由于在共同利益基础上形成的自觉性,可以通过自我完善消除体制和既得利益集团的羁绊,可以自觉吸取各国之长和人类文明成果。
进一步说,中国的实际又是什么?有劣势和优势两大方面。劣势是生产力落后,发展极不平衡,二元结构相当突出,人口负担太重,资源相对短缺。优势则是国家大,能够调动的力量多,劳动力资源丰富,在国际上朋友多(不侵略别人),易于创造互利共赢的经济交往关系,特别重要的是,拥有一个在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锻炼出来的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中国模式”就是创造地把生产社会化优势、社会主义优势、中国的优势聚合起来,形成巨大的合力优势,克服自身的劣势,有计划有秩序地推进经济社会稳定可持续发展。这便是顺应生产社会化大趋势,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充分发挥社会主义优势的大规律。
我们研究各个区域、各个产业、各种经济问题,都应将共性与个性统一起来,着力寻找它的特殊性,突出事物的特色,方可创新,而决不能用一个万能公式到处乱套。比如,用西方美欧模式或某些数学模型套中国的实际,这决不是真正的创新。
(三)在比较研究中鉴别真伪、优劣,取其优长而用之,舍其伪劣而弃之,简称“辩优劣”
有比较才能有鉴别。要通过纵向、横向的多视角比较,认识各种事物的长短利弊,从现象罗列到揭示规律性的东西。现在我们可以作五个方面比较:(1)中国的社会主义与苏联模式的比较;(2)中国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比较;(3)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比较;(4)中国与已演变的国家(主要是俄罗斯)比较;(5)中国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比较。通过比较,方可找出优势和劣势,昭示中国的特色,进而揭示走社会主义道路和改革开放的必然性和特殊性,弄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特殊规律。中国打开大门,引入世界上的物质、文化各种要素,但并非生吞活剥,而是认真消化,博众家之长,舍各方之短,然后加以组合,形成最优的观点和方案。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体制就是从比较中逐步形成的。它与不要市场经济的计划经济体制不同,又与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否定公有经济不同。主要包括两个结合: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运行形式(交换方式)结合,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计划)结合。联结这两个结合的仍然是社会化规律。如果说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社会化生产力要求的社会化生产关系,那么市场经济则是社会化生产力所要求的交换方式及其运行形式之一。这两个结合既可以充分优化资源配置,焕发经济活力,又能够发挥社会主义优势,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这就要求运用社会主义制度规导市场经济,更好地促进“两只手”的最佳匹配,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基础性功能,防止由此产生的盲目性、短期性、波动性和外部性。在“中国模式”中,市场作为计划的基础,计划作为市场的向导,形成一种循环运动机制,即“市场调节、调节市场”。我国之所以能够保持平稳发展(特别是近十几年的平稳发展),就在于“结合”得好,保持了经济发展的旺盛活力,避免了经济危机的发生。这种市场经济是一种世界上史无前例的全新运行体制。
(四)观察问题的视野远近结合,既分析现实又洞察未来,既防止只讲未来的空想主义,又避免只顾眼前的短期行为,简称“量遐迩”
社会主义分阶段发展规律就是“量遐迩”中发现的。因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过程,根据生产力发展水平又区分为若干阶段(主要是两个阶段)。从国情出发,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约100年),又分为若干小的时段。从基本层面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具有两层含义:(1)我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就具备了社会主义的一般特征。当今我国在“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指引下,已经建立起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关系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主体”是决定事物性质的根本因素;已经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强大基础;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主权得以巩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已经得到初步发展。(2)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它强调的是中国在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所处的历史方位,即“不发达阶段”,根本原因是中国社会主义社会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我们必须正视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前者表明我国社会的性质有着与社会主义其他阶段共同的本质;后者表明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程度有着不同于已经实现现代化阶段的特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最根本的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同时,在所有制结构上既不能私有化,也不能追求纯而又纯的公有制,其基本制度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基本分配方式是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形式并存。这样,既发挥了公有制的优势,促进了以大型企业为载体的先进生产力发展,也利用多种形式挖掘了既存多种所有制形式(主要是私营、个体经济)尚未释放完的推动生产力的潜力,尤其是能够利用中小型企业充分扩大就业。从一定意义上说,社会主义也恰如其分地吸取了资本主义的一些长处,但绝对不是资本主义制度(所谓总体上的“国家资本主义”)。
再如,我们充分估计以往的成就时,要正视现存的矛盾和将来可能出现的风险,不是回避矛盾(有些矛盾是相当突出的),而是迎着矛盾上,在认识和化解矛盾中创新经济学。
(五)立体式研究经济现象和发展中的矛盾,洞察局部问题要放眼全局,分析一个领域现象要全面考察相关因素,善于统筹协调,简称“尚协同”
这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优势,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学的一大特征,可谓“整体经济学”。犹如中医诊病“辩证治疗”,要顾及各个方面,既抓住主要矛盾,又顾及次要矛盾;既有重点,又能协同各方。科学发展的规律就是如此。比如,“五个统筹”顾及了中国的客观实际中来自各方的影响。这一点也与西方经济学不同。后者为让现实适应数学模型的需要而舍去各种影响因素,削足适履,当然会产生片面性、空洞化。这里特地要说一说统筹国内国外两个大局,它体现了国内发展与国际经济互动互约规律。生产社会化扩展到世界范围,使各国经济联成一体,只有融入国际市场才能弥补自身的不足,才能有更广大的市场和资源。然而,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中国这样的大国,不允许侵略别国,发展不能主要靠国外经济,更不能依附于别国,必须把扩大开放与自力更生结合起来,把基点放在扩大内需的基础上。这也是一条客观规律,是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途径。近年来的国际经济危机表明,我国既不能自我封闭,也不能变成“不设防的城市”,必须自觉掌握对外开放的规律,把握一定的度,建立防范和化解国际风险的机制。
倡导“实派”:理论思维唯实,行为导向务实,语言表达朴实
“中国模式”不仅要体现在中国经济学大的体系、观点创新上,还要体现在学风、文风的端正上。广义地讲,这也属于方法论大范畴。近几年经济学界的学风、文风令人担忧。许多论著空洞无物,却语言晦涩,用连篇累牍的数学模型吓人,以为越让人看不懂就越显示学问大,故弄玄虚、哗众取宠。如此下去,中国的经济学必定走向歧途。邓小平说过:“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不应去追随流行的学风、文风,而要追求“朴实”,着意于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实际问题,力求体现中国的风格和中国的气魄。
有鉴于此,为深化研究“中国模式”之经济学说,我们倡导“实派经济学”:理论思维唯实,行为导向务实,语言表达朴实。
所谓理论思维唯实,就是实事求是,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书本上套,不迷信洋人以及其他教条。有人说,“中国的改革开放理论准备不足”,事实上,任何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一开始都只能有一个大体奋斗目标和粗略框架设想,不可能事先有一种现成的、完备的方案和细致的理论分析。恰恰相反,凡是按预定框框去循规蹈矩地实施的某种固定模式的都不成功(苏联和我国都有过这类严重教训)。如果完全按照西方的理论和方案去改造中国,那更是一场历史灾难。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来自实践,又升华为科学理论,然后进一步指导实践。邓小平说得好,“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⑨。
比如,我国的改革进程叫做“摸着石头过河”,就是一步一步在实践中认识中国经济实际的“求实”过程,逐步形成一套独具“中国模式”特色的完整理论体系。到1985年,邓小平才做了这样的概括:“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过了几年又说:“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⑩进而上升为经济规律即社会主义自我完善规律。就是说,社会主义制度可以按照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不断自我更新、自我修复、自我优化,是一种特有的新陈代谢机制。苏联的教训在于没有认识和运用这种机制,使之逐渐僵化了。资本主义国家虽然也有各式各样改革,但限于小改小革、修修补补,不能解决自身的基本矛盾(发生危机即是明证),也不可能持续不断、一张蓝图绘到底。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富有生命力,就是用好了这种自我完善的机制,不断深化渐进式的改革,而又排除国内外的干扰,不走邪路,这就是求实的结晶。
今天面对新阶段“求实”,要进一步升华,把全面建设小康的进程视为经济体制不断深化改革的过程。目前,在深化改革上存在两种片面认识:一种认为应当着力于“管”,更多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一种认为应当着力于“放”,实行自由市场制度。这两种认识都不符合“求实”的要谛。改革开放30多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坚持社会主义市场取向的改革,我国经济才会充满活力,富有效率。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教训启示我们,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制度即使在西方也是失败的。如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入关键阶段,改革进入深水区。我们必须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进一步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加快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步伐,在科学发展的轨道上推进全面小康社会建设,还要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加快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这些年来,我们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积累了宏观调控的成功经验,这些经验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需要进一步把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结合起来。比如,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扩大居民收入的比重,鼓励居民通过多种途径增收致富,取消和打击不合理、不合法的收入,逐步改变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趋势;深化价格机制改革,加快形成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环境治理成本的生产要素价格形成机制以及环境污染补偿机制;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进一步改变政府错位、越位、缺位的状况,把市场和社会能解决的问题交给市场和社会,把政府该管的管住管好。这些重要改革,都需要政府和市场作用有机结合才能顺利推进。另一方面,把经济体制改革与社会体制改革结合起来,使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统一起来。改革是一场革命,既要始终坚持维护和发展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也要不断冲破各种既得利益者的阻力。在改革越来越触及深层次矛盾的情况下,尤其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改革,实事求是,敢破敢立,统筹兼顾,善于协调,既充分调动各种积极因素,又遏制消极因素,并努力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比如,改革干部政绩考核体系,改变一些地方过度维护投资者利益而对劳动者权益保护不够以及社会事业发展滞后的状况,努力实现社会发展、就业充分、劳有所得;改革一些地方政府过度依赖土地财政的状况,遏制房价过快上涨,努力实现住有所居;改革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体制,改变教育发展不均衡、看病难看病贵、社会保障发展不完善的状况,努力实现学有所教、病有所医、老有所养;改革城乡二元结构,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这些观点,都不是从书本上搬来的,也不是洋教条的产物,而是“理论思维务实”的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需要进一步扫除各种教条特别是洋教条的束缚,从唯实中求创新。
所谓行为导向务实,就是掌握真本事,学了要管用。这里需要回答两个基本问题:第一,研究经济学是为了什么?是单纯为了好看,还是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实际问题?有很多志士仁人为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呕心沥血,令人尊敬。也有少数人专门替富人说话、替外国人说话,受到多数群众的唾弃;还有相当多的人是为了扬名,专门炫耀自己的学问,或赶时髦,用大家看不懂的玄学吓唬人。这样下去,贻害于人,也贻害于己,不可能成为有真才实学、受人尊敬的经济学家。第二,什么样的学问管用?从多年的实际看,我以为,不能过分强调经济学数学化。数学只是一种工具,而且运用数学模型并不等于数量分析。数学模型(公式)不能取代数据,它只是一种思维形式、一种分析工具、一种语言,并不是数据本身。数量分析的基础在于占有大量的数据,然后用科学的方法运算、分析,而不是仅仅列出一串串数学模型。如果以数学模型取代确凿而又全面的数据,就可能引入另一种“象牙塔”,运用不当会对经济学造成危害。国际的教训告诉我们,靠数学模型并没有算出金融危机的发生及其灾难后果,也没有算出中国的奇迹。中国发展靠的还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所谓语言表达朴实,就是有个好文风,论著叫大家能看得懂,不要故弄玄虚。真正有报国之心的经济学家,写文章是为了帮助大家认识和解决实际问题,开出诊病治疗的“药方”,而不是用来吓人,让别人看不懂,自己也看不懂,以己昏昏能够使人昭昭吗?不过是自欺欺人、害人害己而已,而且很多人是抄袭别人的(特别是抄洋人的)。这是一种学术腐败。我们应当像当年反对党八股那样坚持扫除这种坏文风。毛泽东有个好文风,邓小平更会运用大众语言,不是都能揭示最管用的真理吗?一些西方经济学大师如亚当•斯密、萨谬尔森、斯蒂格里茨等写的书可读性也很强。学问大小,不在语言玄奥晦涩,而在于能否说出真理。我们着力倡导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魄的文风。这也是“中国模式”所要求的语言。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有个“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问题,需要普及,成为老百姓的常识和指南。今后我们完善“中国模式”的路子还很远,愿经济学家们的学风、文风给年轻人做出榜样。
注释
①美国学者乔舒亚•库珀•雷默于2004年首先提出“北京共识”的概念,同年英国刊文称中国“是一个新的经济模型”,以后在世界上逐步形成“中国模式”的概念。
②杨承训:《开创“中国模式”:经济学的历史丰碑》,《经济学动态》2009年第12期。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89页。
④《列宁全集》第58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86页。
⑤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1—22页。
⑥《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78页。
⑦《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6页。
⑧《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82页。
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页、第2页。
⑩《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42页、第364页。
责任编辑:晓 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