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媒体行业异军突起，不仅撼动了电视行业的基石，突破了院线放映窗口期，模糊了电影和电视之间的界限，还改写了独立制片和委托制片之间的商业关系，很多订阅型付费点播（SVOD）合同更是引入了美国式雇佣工作条件。
　　随着流媒体服务在全球的落地渗透，各国政府也陆续意识到，这种变革是根本性的，必须在法律法规上做出监管。
　　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媒体研究教授阿曼达·洛茨（Amanda Lotz）就提出过一个问题：流媒体服务更像广播电视公司，还是更像录像租赁店？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国际流媒体巨头公司现在已是庞然大物，集生产商、委托人、发行商、出口商、捆绑服务商、电影节主办方，以及电子商务购物窗口于一身。
　　各国政府对流媒体平台的监管方式不尽相同。有的政府从文化认同的角度来探讨在线视频;有的则从产业政策上对流媒体展开治理，包括创造就业、频谱分配、增加税收及颁发许可等。
　　随着流媒体巨头的规模不断扩大，人们惊恐地发现，这些流媒体平台拥有几乎无限的选择，它们直接面对消费者，可以引进海量的国外内容。毫无疑问，就像約束社交媒体和假新闻一样，流媒体也需要约束。
　　在澳大利亚，针对全球巨头公司的相关立法讨论停滞多年后，突然又紧迫起来。但对于流媒体，澳大利亚业界还没有形成统一立场。
　　在欧洲，以前用于规范广播电视领域的《电视无国界指令》（Television Without Frontiers）已经被新出台的《视听媒体服务指令》（Audiovisual Media Services Directive）所取代。这项指令里有些熟悉的条款，满足了一些国家的“文化例外”想法。
　　毫无疑问，各国政府针对流媒体巨头的战线已经拉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