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记事的时候，俄亥俄州的冬天既长又冷，寒风也比现在更凛冽。外面的水池上可以溜冰，草地上可以搭雪城堡和堆雪人。在白雪皑皑的冬天，我们几个孩子都很喜欢拥抱肥肥的全身生满毛茸茸的金黄汗毛的巴瑞，但他对冬天的态度与我们完全不同。他居然只穿T恤就出门，还不给我们开暖气，说我们家得省点电费。起床的时候房间是最冷的，我们颤抖着、充满期望地等待中央火炉启动时的辘辘声响起，一听到就高兴地去找个风口取暖。扫兴的是风口总是被挡住———巴瑞养的四只猫十分舒服地在四个不同的风口上酣睡。我气得快疯了———它们那种惬意的表情最气人，但我不想动它们，那样太不人道了吧，只好披着被子去吃早饭。
　　就在这种情况下妈妈问我要不要去外婆家玩。外婆的房子像个白色的大烤箱，如果一个人戴着手套去开外面的那扇黑色的门，就犹如一个小厨师正仔细地看桃子派烤得如何。妈妈按了门铃，里面的门立刻被我外婆打开。她有黑白的卷发，各种颜色的牙齿，但依然笑容灿烂。她唱歌似的跟我们打招呼，每次看到我都好像是十年没见的样子，先用双手挤我的脸，然后咂着嘴给我一个让我害怕的湿润的亲吻。我们一边高声问候一边脱靴子，到了房间里面我乐呵呵地把臃肿的衣服卸下来，半个小时以后我那肥嘟嘟的、雪白的脸蛋就像两个面包块一样被烤上了颜色。妈妈解释说外婆有关节炎，所以暖气开得大。等妈妈开始抱怨太热的时候，我恨不得跳到她身上捂住她的嘴巴。
　　我们每次出门离开时，外婆都会叫声“别”，然后去打开她的古董柜子。她满是皱纹的右手颤巍巍地将镌刻着小花纹的把手一拉，拿出柜子里的一个华丽的银鼎。银鼎的盖子一打开，我就发现里面放着好多水晶似的糖果。外婆严肃地说道，“你可以拿两块。”我惊喜的同时小小的双手马上就伸进去摸索了几块宝贝，毫不在意妈妈的面孔慢慢变成了一个快爆炸的火山。我把糖放到口袋里，并没有立刻去吃。姐姐教导过我，“好东西要慢慢吃，要把最好的留到最后，这叫‘渐入佳境’！”
　　我跟妈妈都不吭声地上了车，我高兴，她生气。妈妈要把我培养成一个能吃苦的人，所以不肯给我糖吃，另外如果我牙齿出了问题，还得由她送我去看牙医。相反的，外婆说做外婆比什么都好，因为她终于可以放纵自己，不顾后果地宠爱小孩子。因此外婆和妈妈的关系一直很复杂，对于外婆那么殷勤地帮她带孩子，妈妈很舍不得，因为很讨厌她这么随心所欲地哄我开心。
　　下次再去外婆那里时，我妈妈给了外婆一项艰巨的任务。我那时特别怕耳药水，上耳药水是让我觉得最痛苦的事情，妈妈第一次给我用这药时，我的脑袋里像有火在燃烧，疼得我流了整整一小盆泪水。妈妈不忍看我哭的样子，不想负责给我上这种药，便把我留给了外婆。到该用药的时候，外婆放了些抒情音乐，然后温柔地对我说很不幸她要给我上这种药。她抚摩我的头，给我摆了个枕头，告诉我肯定会很痛，但她知道我是个很勇敢的孩子。滴药的时候，我跟以前一样难受，也哭了一阵子，但我还是很高兴地挺过去了。
　　就是在这样的宠爱下我慢慢不再害怕上耳药水了。因为必须让药水慢慢滴出来，我的头靠在一个盖好毛巾的枕头上不能乱动。外婆给我开电视，说有个惊喜要给我看。她调到赛马节目，然后给我两枚对我来说非常罕见的硬币。我看着钱，有点不知所措。外婆接着说：“现在比赛快要开始了，你可以看看每一匹马，觉得哪匹厉害，就可以选它。我选的马会跟你不同，我们赌五分美金吧，看谁挑的马跑得快。”第一场我赢了，外婆说我应该很高兴，我的马排在第三名呢。外婆问我，“要不再来一场？”我简略地说，“嗯。”那时我已经在看下一批马和赛马手，已经在盘算谁更有可能赢。接着我赢一场，外婆赢一场……一直赌到我要回家的时候。游戏结束时我手中还是那两枚硬币。现在回想起来才发现外婆完全是故意的，真是个赌博高手哦。可以这么说，因为长辈很早就给我介绍这些东西，长大后并没有觉得它有什么了不得。他们介绍的方式也没有让我对这些东西产生迷恋。外婆要是真的想让我赌博上瘾，应当先让我输才对吧。也许是个人的偏见，我觉得，有赌瘾的人就是喜欢输，正是失败的过程才让他们那么地兴奋。
　　后来爸爸想教导我杜绝赌博。他有一次接我们去做礼拜，到了教堂，平时不露面的大牧师上讲台了。他用西班牙语说了好长时间令人痛苦的话，我继母艾莉丝持着话筒自信地把牧师的话译成清晰的英语，如同辛酸的泪水魔术般地变成了欢快的溪水，她把难懂的西班牙语变成了熟悉的噼里啪啦的美国白话。话我是听懂了，但我还是要问爸爸，牧师到底在讲什么故事。爸爸回答，“他是买了张彩票，现在后悔了。”牧师挥着手臂，摇着头哭泣着说，“那九千块钱……我没要！当我收到支票时，我把它撕得一地都是！这里写得一清二楚———”他拿起圣经来，指出了章号，教堂里各位都匆忙地把自己的圣经拿出来找，紧跟着他读：“除我之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作什么形象上天、入地……”牧师接着说，“赌博就是崇拜运气，崇拜金钱！”
　　在回家的路上爸爸也有些想诉苦，他说金钱和赌博会破坏友谊。他说有一次赌博让他至今都非常后悔。从前有个拳击比赛，他赌前冠军一定赢，因为他是美国历史上最好的拳击手之一。意外的是，比赛受到了贿赂。他说，“连播音员也当场宣言，‘那拳打得连一颗葡萄也打不扁！’但前冠军躺在地上，不肯站起来。我当时说我那个赌不能给钱，因为比赛不公平。”爸爸说，因为这个分歧他跟他的朋友不欢而散了，而他今天认为在那种情况下他是应该给钱的。
　　巴瑞有个相似的说法，但他没有跟我说他这个想法的理由。他说亲兄弟要明算帐，小小的经济纠纷很容易让人做不成朋友。可惜我没有完全理会他的话。人们常常用打赌来证明自己对某件事有多确定，而我在上四年级的时候，没听牧师、爸爸和巴瑞的话，跟我最好的朋友艾利克打了一个赌。
　　我那些年人际关系很不好，一直喜欢讽刺学校和同学，并且对上学一点也不感兴趣。只有艾利克觉得我的讽刺蛮好笑，一直喜欢听我讲话，总是笑着。我去他家玩，发现了他幼稚的一面———他会把他的破烂的小熊娃娃拣起来对它说些甜言蜜语。他那样让我觉得很尴尬，但因为只有他愿意陪伴我这个对社会这么有看法的人，我只好承受他的幼稚。幸亏我发现他家里有更好的知己：他的父母。艾利克一直都喜欢和我竞争，一起跑步时他要跑得更远，对话时他总想说服我。跟他吃三明治时，他跟我讲营养问题，说糖分对人体有什么什么危害。我问他，“那我们三明治上的花生酱不就是糖分为主的吗？”他说，“这里面的糖分不多。”我给他看配料，指出白砂糖排在第一，那不就是意味着糖分是最多的吗？他坚决否认。我叫他妈妈过来判决，他妈妈支持我的说法，“艾利克，配料就是按总量排的，小陶说得是完全正确的。”艾利克就离开现场到一边哭泣去了，我就跟他父母聊了一阵子。他父母都是德国知识分子，爱看书，喜欢说些有智慧的话。我发现如果我跟艾利克不好，我可以跟他父母说话，这仍然是很有意思的。
　　青年时代，我更喜欢大人的陪伴。妈妈在我们的大草坪上开什么亲戚大聚会的时候，我对那些喝着啤酒、嗓音深沉的大人是最感兴趣的。我外婆的亲戚都从宾夕法尼亚州过来，他们比什么人都土，长得有些奇怪，措辞也让我们发笑。他们当中有一个爱吸烟的叫比里的人，地理概念很差，偏偏又很自信。他嘴巴有点歪，使他看上去有点笨笨的。他看着他的可乐罐上印的生产地区标志说，“这是维吉尼亚州。”我反驳，“那不是维吉尼亚，那是西维吉尼亚。”我们便打赌，他输了，但他没给钱。所以我跟我表弟杰夫偷偷处理掉他的令我们最讨厌的东西———香烟作为处罚。我们拿走了他的香烟盒然后冲到马桶里。然后互相看着对方，嘻嘻地笑。那天我们都玩得很开心，没有把什么事情放在心上，连比里也把香烟盒的事情忘掉了。但我发觉，打赌赢的钱不仅是钱，而是一个人的面子，所以这钱总是很难要到的。
　　既然钱那么难要到，有个讲原则的人来帮忙是弥足珍贵的。我长大了以后，一个夏天的阳光明媚的星期六，居然有一个声音并不熟悉的女人打电话找我。我猜想可能是销售人员，没想到却是艾利克的妈妈。她很果断地说，“小陶，是我，艾利克的妈妈。你们以前打过一块钱的赌，是关于大学篮球联赛中谁投了最后的球，是吗？”我回答，“是的，但我们赌了五块钱，不是一块。艾利克敷衍了我两个星期，说要等他的股票上涨才能把钱给我。后来他再没有理我。”我记得那么清楚是因为一个小孩有股票是很少见的事。艾利克妈妈很信任我，她说，“我知道了，谢谢。”三天后我收到了一张五块美金的支票，是艾利克的妈妈签的。
　　我想：有时候自己是被迫要认识朋友的朋友、亲戚的亲戚的。他们中有一些人我们会暗中嫌弃，可能心里会希望一辈子都不要跟他们交往；另外一些人则是我们挺喜欢的，然而跟第一个朋友或亲戚关系疏远破裂时，去找那些“下线”的亲友们聊天又是很尴尬的。我今天不会直接去联系我外婆，不用说和类似艾利克父母这样的人也不能联系了。对于友谊，我可以跟大家打赌，每一份友谊都会有结束的那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