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2月1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对华政策声明，主张中国各政治力量的代表召开全国会议，商讨和平团结的有效办法。仅隔一个星期，美国五星上将马歇尔就作为美国总统特使来到重庆，“调处国共军事冲突”，参与国共和平谈判。马歇尔来华后，首先恢复已经中断的国共谈判，并于次年1月成立有国共美三方组成的三人委员会，共商解决各项军事问题的具体办法。在此后将近一年的时间内，周恩来和马歇尔共事在同一个委员会中。
　　
　　转达毛泽东谢意
　　
　　马歇尔调停的消息发布后，周恩来认真研究了美国的对华政策，表示审慎乐观的态度。接着，他又以中共中央发言人的身份发表谈话，对杜鲁门对华政策声明中的态度，尤其是关于国共停止敌对行动，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改组政府的建议表示欢迎。
　　马歇尔到重庆的第二天，周恩来和董必武、叶剑英便前往拜访。他对马歇尔说：中国人民抗战八年，如从“九一八”算起，已经十四年了，牺牲重大。中国不能再有内战。我们主张由政治协商会议草拟宪法，然后由改组了的政府筹备国民大会，通过宪法，使中国走入宪政的国家。
　　1946年元旦，根据马歇尔的提议，由国共美三方各出一人组成委员会（后简称三人会议），国民党为张群（不久改为张治中），共产党为周恩来，美国为马歇尔。这个委员会的职责是处理有关停战、恢复交通和受降事宜，采取一致协议方式，每方都有否决权。一切决议须送国、共最高当局核准后生效。周恩来在签字仪式上说，“我们欢迎外来的友谊协助”，“同时也愿望盟国恪守‘不干涉中国内政’的诺言”。马歇尔还提议，设立有三方代表参加的执行部，执行已取得协议的政策，监视停战，公正地作调查。执行部下设四个交通中心、八个小组。周恩来对此表示支持，同时呼吁，国民党应该迅速停止对热河的进攻。
　　1月7日，三人委员会举行首次会议，讨论《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恢复交通的命令和声明》。针对恢复交通的问题，周恩来提出，碉堡和工事理当在拆除之列，并且呼吁全国全面停战。张群虽在表面上赞同，但却提出东北和华北的赤峰、多伦例外，因为政府要从苏联手中接收主权。周恩来严正指出，东北已为我人民武装接收，主权已经恢复。如果是全面停战，那么，东北当属其中。至于赤峰和多伦，周恩来更是断然拒绝，因为那里已经成立了民选政府，一切都在按人民的愿望行事。
　　三人会议举行了五次。由于国共双方争执不下，马歇尔提议暂时对此不予讨论。周恩来在单独和马歇尔会谈时，反对国民党以接收主权为名，从中共手中“接收”赤峰、多伦。当日，马歇尔去见蒋介石，转告周恩来的意见。没想到蒋介石也同意马歇尔的意见，暂时不予讨论，收回所谓“接收”的要求。这样，晋察冀解放区北部的安全与东北解放区交通的通畅获得了保证。
　　经过马歇尔的斡旋，1月10日，国共双方的代表张群和周恩来终于签署了《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恢复交通的命令和声明》与《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同日，国共双方的最高统帅向各自的军队下达停战令。在此基础上，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周恩来出席会议，并向会议呈送中共代表团的《和平建国纲领草案》，正式提出军队国家化和政治民主化的要求。
　　政协会议于31日闭幕，也就是这一天，国民党改派张治中为代表，与周恩来、马歇尔组成最高军事三人小组会议，研究军队整编统编问题。据张治中回忆，在马歇尔向蒋介石提出的最初整军草案中，“准予中共陆军和国民党陆军成一与二之比。而海、空军是中共当时所没有的，中共向未提过这种要求，现在突然取得百分之三十的兵力。当然为国民党方面始料未及的。这份草案当然让蒋感到非常诧异，马上请马歇尔来谈话，结果由马再加修正提出，陆军比例改成一比五，其余海、空军两点就没提了。”2月25日，周恩来、张治中和马歇尔签署《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在签字仪式上，周恩来对马歇尔卓有成效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说：“这次的成功，正如停止军事冲突协定之成功一样，应感谢马歇尔将军之协助与努力。我个人也很光荣，能与一个世界战略家共同工作，完成此计划。”
　　马歇尔也作了简短致词，他说：“此协定为中国之希望。吾相信其将不为少数顽固分子所污损，盖此少数顽固分子，自私自利，即摧毁中国大多数人民所渴望之和平及繁荣生存权利而不顾也。”据张治中说，这番刺激性话语是有所指的，“他所称的‘少数顽固分子’是指国民党方面的，大概他当时已经从情报方面得到若干的报道了”。
　　


　　三人委员会的初期工作虽然时有争执，但是，总归排除了干扰，签订了一些书面性的文件，这自然要归功于马歇尔的努力。
　　周恩来回延安汇报情况后，又回到重庆，在参加政协闭幕式后，就直接去拜访马歇尔，特意转达毛泽东的谢意，感谢他为促进停止内战所做的努力，希望他再促使东北停战，认为他的态度和方法是公正的，表示中共愿意在这个基础上和美国合作。马歇尔很高兴，当即表示将努力说服蒋介石，解除对中共动机的疑惧。马歇尔还建议国共双方军队混编。中共军队主要驻在华北，一部分可驻在东北、华南。周恩来知道，马歇尔作为一个美国人，他的思维方式与时下的局势是多么的格格不入，蒋介石就是要将中共的军队从华北、东北、中原和华南排挤出去，怎么可能会答应中共军队常驻呢？再说要将两支性质截然不同的军队混编，多少有些异想天开，是万万难以实现的。马歇尔既然说了，那也就姑妄言之，姑妄听之了。
　　
　　一路视察到延安
　　
　　1946年2月28日，周恩来和马歇尔、张治中就停战和整编工作，一同由重庆飞北平，开始视察华北和华中各地。在北平，国共双方报告的内容虽是各执一词，但却都表达了共同的希望：早日停止军事冲突，恢复交通，实现真正的和平、统一。马歇尔听了很高兴，笑容满面地说：“既然大家都有和平统一的愿望，那么停止军事冲突也就有了基础。”说着，他带头鼓起掌来。马歇尔的情绪感染了张治中和周恩来，他们都发表了即兴讲话，周恩来说：“美国朋友站在朋友的地位帮助我们，特别是马歇尔将军在促进中国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上对我们的帮助，更值得我们称赞和学习。”
　　此时，国民党正准备在花园口开始黄河堵口工程，使黄河重归故道。这样，黄河故道内的解放区将被淹，四十万居民就要深受其害。周恩来就此严重问题，立即向马歇尔通报，表示同情黄泛区群众的利益，同意黄河重归故道，但是，必须先复堤，让河床居民安全迁移，才能实施堵口工程。周恩来专此向马歇尔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得到了马歇尔的理解。
　　到北平的第二天，他们又飞往张家口、集宁。3月2日，飞抵济南。在一处住所的客厅里，国共双方在山东的主要负责人王耀武、何思源和陈毅、叶飞、黎玉等早已迎候在这里。三人委员会济南执行小组作了山东停战情况的汇报。听罢汇报，马歇尔有感而发，绕开敏感的停战问题，却谈起了美国棒球。他说：“你们知道，棒球在美国很受欢迎，可是，它的裁判员却不好当，常常是吃力不讨好，双方的队员几乎都能找出点什么来，批评裁判的不公正，不为运动员所理解，可是，裁判员必须干下去，不能因为别人的指责，就拍拍屁股走人，那不行，那棒球比赛不下去了，如果都這样，还叫美国吗？因为，棒球是我们的国球。”
　　马歇尔看了一眼周恩来、张治中，又将话题转到自己所担负的使命上:“美国政府派我来调解国共两党的争端，我是负有外交使命的。你们应该相信我像棒球裁判员那样，公平公正，不偏袒任何一方，使你们的国家真正走上和平统一道路。”
　　


　　第二天，三人小组飞抵河南新乡。当时，河南还有军事冲突，处于黄河以北的孟县，已为八路军占领，国民党军却公然违背停战令，于1月14日渡过黄河进攻孟县。这是昭然若揭的事实，连执行小组的美方代表都予以确认，但国民党方面代表郑介民却百般狡辩、抵赖，中共方面代表叶剑英据理力争，并且拿出国民党军进攻的手令，双方争执得极其激烈。
　　周恩来和张治中静静地听着，不便插言，只待“裁判员”马歇尔的口哨了。马歇尔听不下去了，打着手势让他们停止争论，又以美国来说中国事了：“懂得历史的人都会知道，美国曾有过南北战争，那也是生死大搏斗，可是，战争结束后，以前的生死对头不还是携起手来共同和平建国吗？他们都没有去追究对方在战争中的是和非。战争结束了，为什么要去追究呢，以至现在，我们都弄不懂那场大战中谁是谁非，难道非要搞清楚不可吗？”
　　紧接着到太原、归绥。所到之处，国共双方终于能够坐到一起，震天的炮火声总算停息下来了。想到这里，马歇尔暗自高兴起来。下一站不就是延安吗？毛泽东、共产党，是他心中的一个挥之不去的迷团。他对身旁的周恩来说：“周先生，下一站我们就到延安了，按照你们的说法，你是到家了。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吗？”
　　“将军，请讲吧，什么问题都可以问。”周恩来开朗地笑着。
　　“在重庆，我和你几乎天天见面，还有董必武、王若飞、叶剑英、吴玉章、陆定一，你们的人，我见了不少，也共过事，有着很深的印象，只是毛泽东先生……”马歇尔说到这里欠了一下身，看了一下飞机舷窗下的茫茫无际的黄土地，又接着刚才的话茬，“听说毛先生想去莫斯科休假，是真的吗？”
　　周恩来知道这是一个试探性的提问，立即回答：“毛泽东先生告诉我，他也听到这样的传闻。但是，他对我说，即使去国外休假，我宁愿去美国，因为在那里我可以学到许多对中国有用的东西。”这并非客套性的回答，那个讨厌的赫尔利在中国时，毛泽东和周恩来就给罗斯福去信，想绕过赫尔利，直接去华盛顿同罗斯福面谈，只是因为信落到赫尔利手中而没有送达，毛、周的华盛顿之行也就自然无从谈起。
　　说话间，飞机已在延安降落。机场上早已集中了一万多人，人人挥动着手中的彩旗，呼喊着欢迎的口号。如此熱烈的场面，令马歇尔十分激动。周恩来走下飞机，将毛泽东介绍给马歇尔。
　　“欢迎马歇尔将军来延安。”毛泽东和马歇尔握手拥抱。
　　毛泽东身穿布质制服，戴着灰旧解放帽，看起来秀气随和。马歇尔端详着,重庆谣传的妖魔化毛泽东的话语顿时云消雾散。啊，就是他领导的队伍，在中国大地上唯一可以与蒋委员长的军队抗衡！想到这里，马歇尔向毛泽东投去钦佩的目光。
　　延安中央礼堂洋溢着欢乐的气氛，毛泽东在这里设晚宴款待马歇尔一行，他在祝酒辞中称赞马歇尔为“和平使者”。此前，毛泽东在接受美联社记者采访时，已经表明对马歇尔调停的态度。他说：“总的方面，中国走上民主舞台的步骤，已经部署完成，其间，马歇尔特使促成中国停止内战，推进团结、和平与民主，其功殊不可没。”
　　第二天上午，他们又登机离开延安前往武汉。登机前，马歇尔在与毛泽东握手告别时，深有感触地说：“我们的会晤是有历史意义的。”毛泽东回答：“我愿意重申我们对你帮助中国人民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事业的衷心感谢。”从武汉回到重庆，马歇尔陶醉在成功的喜悦之中，但让他始料未及的是，东北的炮声再度轰然而起，这搅得他坐立不安，手足无措。
　　
　　“能让的我都让了！”
　　
　　1945年8月，苏联红军出兵东北，中共领导的冀热辽军区部队参与协同作战，击败日伪军，收复山海关等地，随后又进驻锦州和承德。9月，中共中央又增调部队和干部十万余人，从邻近地区日夜兼程进入东北。当时，苏联红军只驻扎在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大城市。不久，东北民主联军成立，分布于苏军未能驻防或已撤防的东北各地。可是，国民党却以接收主权为幌子，于10月底分两路大举进攻东北，东北的国共双方武装已成剑拔弩张之势。
　　为此，周恩来多次与马歇尔交涉，马歇尔进退两难，只得采取折中的办法，“美国可以为国民政府运送部队去东北进行接收，但已被共产党军队接收的地区暂时维持现状”。正是马歇尔一行视察各地的时候，苏军开始从所驻扎的东北城市和铁路线撤军。国民党军乘机进驻沈阳，随后又向解放区各路进攻。抚顺、辽阳、铁岭、鞍山和营口等地，都被国民党军攻占。蒋介石心中喜滋滋的，正酝酿更大的军事行动。
　　马歇尔就要回国述职，周恩来一再挽留，希望他在东北问题解决后再回美国。他指出，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不承认中共有受降区，中共才向东北发展以谋出路。我们从未拒绝国民党从苏军手中接收主权，但政府军却往西开到热河向我们进攻，并源源不断开进东北，还反对我们派执行小组到营口去的意见。周恩来向马歇尔提出解决东北问题的两大原则：“（一）外交和内政分开，中共不介入外交，内政要协商；（二）军事和政治平行解决。政府军在东北只保留五个军的兵力，实行政治民主，地方自治。”
　　马歇尔犯了难，因为他的手中已有蒋介石的五项条件，其中最让他感到棘手的是，蒋介石要接收“一切为恢复主权必须的地方，有权接收沿长春路两侧三十公里内地境的主权，这些地区的中共军应撤出”。马歇尔没辙了，只能和稀泥。看着周恩来的愤激的表情，马歇尔表示所有的问题都是可以协商的，有些问题就等他从美国回来后再作处理。
　　马歇尔离开中国的第二天，1946年3月12日，国民党军随苏军的撤离而进驻沈阳，并以沈阳为基地从东、南、北三方面向东北民主联军进攻，十多天的时间，国民党军便占领新民、彰武、盘山、辽中、法库、辽阳、抚顺、铁岭等地。3月22日，国民党军向东北重镇四平街发起猛烈的进攻。27日，周恩来同张治中和马歇尔的代表吉伦紧急磋商，确定由军事调停处执行部派遣执行小组，前往东北调处停止冲突。
　　马歇尔在返美述职的四十天中，本打算回到乡间别墅住上一段时日，享受一下乡村恬静的生活。可是，大洋彼岸的中国东北的炮声，震得他茶饭不思，匆忙踏上前往中国的行程。
　　中共得知马歇尔就要回来的消息，采取了积极的配合态度。4月20日，毛泽东便给周恩来发来指示电：考虑到马歇尔刚刚回来，“周应和他维持过去那样的良好关系，以期争取东北停战，并解决一切国内大问题”。在与马歇尔交涉时，“应避免用激烈态度与抗议形式。周、马之间仍应尽可能保持友好关系，使国民党无隙可乘”。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就东北问题，与马歇尔谈了很长的时间。周恩来告诉马歇尔，蒋介石之所以进攻东北，就是因为他始终不承认中共领导的东北部队，还在诽谤他们为“土匪”，还要“讨伐”。“在这种情形下，他们进攻，我们便要抵抗，于是战争一直在继续。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愿意停战的，我们希望停了以后来谈一切，我们也愿意承认国民党军队的地位。这是我们和他们不同之点。”
　　马歇尔静心地听着，觉得周恩来所说是在情理之中。与周恩来共事以来，马歇尔早已被其温文尔雅的风度所折服。马歇尔曾对民主同盟的张君劢、罗隆基说：“周恩来是我未遇过的外交对手。”
　　东北战云密布，中原又起硝烟。蒋介石调集11个正规军26个师，约30万人，向中原军区驻地宣化店进逼。周恩来心情焦灼，向马歇尔提出：东北问题解决的同时，一定要撤去对中原地区的包围，并让他们安全转移。周恩来为中原军区部队的安危，多次与马歇尔和国民党交谈，签订了一些协定，其中一个重要成果，是可以将2000余伤病员和非战斗人员等，安全地遣送到河南安阳。这样，后来的中原突围才得以轻装上阵。
　　


　　蒋介石的胃口越来越大，单方面提出一个整军方案，要中共部队退出察哈尔、热河、烟台、威海卫、苏北和东北大部。周恩来接到这个方案，极为愤慨地对马歇尔说：“这是不能考虑的。”由于美国错误的对华政策，马歇尔已失去初来时的公允。周恩来在致中共中央电文中说：马歇尔“在第一时期对停战、政协、交通、复员、整军的意见和办法是公正的。第二时期对东北问题就偏了，只要我们让，不要国民党让，而且让了还不停战”。
　　6月26日，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并扬言在四十八小时内消灭中原解放军。面对危局，周恩来和马歇尔会谈，他认真地说：“能让的我都让了，不知政府是破裂呢？还是一面打一面谈？我们愿意和平，但不能接受蒋的这一套。”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也没有关闭调停的大门，而是客观分析马歇尔调停的全过程，批评美国对华政策的两面性。他在会见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裴斐时，针对他所提出中共和苏联的关系指出：“中国不会置身于一个国家的影响之下，以致成为一国的工具，而应起把同盟国综合起来的作用，至少要成为美苏合作的桥梁。如果国民政府改组成为联合政府，就可与一切盟国都保持友好关系，反过来影响国际间的合作。中国是有理想的，中国要富强起来。中共对美国是既要合作，又要批评其政策中的不对之处。”
　　
　　“让我们做个朋友吧！”
　　
　　抗战胜利前后，蒋介石先后与史迪威、赫尔利、马歇尔打过交道，史迪威被他挤兑回国，赫尔利倒是得心应手，可让中共极不满意，很快也奉召回国。马歇尔是史迪威的上级和好友，蒋介石一直对他心存疑虑。他在日记中多处记述马歇尔的调停，却很少赞扬的语气，说马歇尔实行的是“妥协绥靖政策”，“必至根本失败而后已”。
　　中原解放區陷于重围之中，7月中旬，国民党军又集中50万人，向华东解放区大举进攻，同时对国内反战和民主的呼声实行法西斯的恐怖手段，先后在昆明暗杀著名的爱国知识分子李公朴、闻一多。周恩来悲愤至极，立即去见马歇尔，愤怒地说：“不知你听到昆明的消息没有？现在国民党有一切权力可用，但却用暗杀的手段来对付民主人士，是无耻、法西斯的作风，令人愤慨。我得到消息后，愤慨得无话可说。国民党用这样的方法，还有什么谈判、民主可言？”
　　马歇尔听着，脸色凝重了。7月18日，马歇尔专为此事上了庐山，要求在此避暑的蒋介石对此做出合理解释。正是从这一天开始，到9月10日，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年近七旬的老人，竟然八上庐山，在周恩来和蒋介石之间奔走。
　　蒋介石毫无和平诚意，对马歇尔不过是口是心非，应付应付。这下可苦了马歇尔，一个誉满全球的美国五星上将，上山下山，奔走呼吁，被调停工作折腾得形容憔悴，却无果而终。老人心碎了，他对新任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说：“我真想退出军调处，回到家乡享受清新的空气，这里的硝烟太浓，我受不了。”
　　美国的对华政策一贯自相矛盾。周恩来充分理解马歇尔所担当的尴尬角色，他在接受美国记者李勃曼采访时，有意将马歇尔与史迪威、赫尔利作了比较。他说：史迪威与赫尔利政策的差别，就是史迪威主张平等地援助一切抗日军队，他是执行罗斯福政策的。赫尔利的主张却是要经过蒋介石来援华。因蒋介石反对，“赫尔利放弃了自己的联合政府主张，公然站到蒋介石方面反共，于是赫尔利的帝国主义面目暴露了。”在谈到马歇尔时，周恩来称赞道：“直率、朴素、冷静，与史迪威相似。……但在一九四六年三月东北问题起来以后，双方意见常有距离。他对苏联有猜疑，往往把苏联牵涉到各种问题上去，加上美国政府的错误政策，使我们与马歇尔无法取得一致意见。但是，我与马歇尔个人关系很好，我认为他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此时，国民党已铁定要挑起全面内战，三人委员会已是一个摆设，整整三个月都没开过一次会。周恩来认为，时下最紧迫的是重启三人委员会，他向马歇尔建议召开三人委员会会议，讨论停战问题。当马歇尔向蒋介石反映周恩来的建议时，却遭到拒绝。于是，周恩来断然退出谈判，于9月16日离开南京来到上海。
　　马歇尔和司徒雷登急了，他们致函周恩来，一再催促他速回南京。在当时的情形下，国民党毫无停战的意向，周恩来就是回南京，也不会重开三人委员会会议。周恩来致函马歇尔：“我并非不欲回南京与阁下等共商停战之确切办法者，唯因政府当局不仅无停战表示，且变本加厉积极进攻张家口、哈尔滨、安东与苏北各地，若再冒昧商谈，徒骗人民，而为政府放手大打之烟幕，于真正和平决无补益。故宁留上海以待三人会议之召开。”
　　马歇尔收到信后，认为国共双方的焦点在张家口，于是多次找蒋介石，希望停止进攻张家口。这次，蒋介石倒给了马歇尔面子，回复对张家口的军事进攻停止十天，条件是，中共应按照他圈立的名额和要求，参加国民党所召开的所谓“国大”，中共的18个师，必须在限期内进入他所规定的区域。显然，这又是一个大的阴谋，耿直的马歇尔当然难以洞察其奸，反倒高兴起来，立即给周恩来送去备忘录，请速回南京。不多日，他又专程来到上海，再次劝说周恩来速回南京。周恩来考虑到马歇尔的诚意，应允即去南京。
　　就在周恩来即将前往南京时，10月11日，国民党军攻占张家口。蒋介石于当日宣布，11月12日召开“国大”。周恩来不得不取消南京之行。但是，很多民主人士出于对和平渴望，一再劝说周恩来去南京，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回到南京，并去见了蒋介石，没想到他只给予八分钟的接见，便拒而不谈实质问题而去了台湾。
　　蒋介石置周恩来的警告于不顾，如期召开由国民党一党支持的所谓“国大”，国共和谈的大门被重重地关闭了。周恩来走访马歇尔，告诉和谈破裂的真相，并表示中共代表团将择日返回延安。马歇尔显得特别沮丧：“我已没有理由再挽留你了。什么时候你回延安，我即时为你提供飞机。我也有义务保护中共在各地代表团人员安全，负责把他们送到你们那儿去。”11月19日，马歇尔亲自到机场给周恩来等送行，登机前，周恩来真诚地说：“让我们做个朋友吧，我们共产党人是不会忘记你的。”次年1月，马歇尔接受新的任命，担任美国国务卿，结束了劳而无功的美国总统特使的使命。○
　　
　　责任编辑 张荣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