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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我在媒体上看到,街上跑的许多汽车叫君威,好像是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别克系列的产品。商标和品牌常常反映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君威”的概念有卖点,说明在中国君王思想还是根深蒂固深入人心。一个汽车品牌,若是叫“民威”,恐怕就很难卖得动了。我们那个时代,国将不国,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君威崩溃。维护君威,就是维护国威。还有什么比君威更威严的呢?
老子:君威的确有很大的威力。我记得,好像秦嬴政说过,民威不过是老百姓急了后以头撞地;而一旦天子发威,便是伏尸百万,流血千里。从20世纪的记录来看,伏尸百万流血千里的记录,早就被加倍突破了。即便如此,我还是认为,君威并非至大,而且它是杀人与残暴之威,这可不是什么值得炫耀的好事。民众的威力一点也不小于君威,只是不常发作罢了。民众一旦发威,即使是最残暴的暴君也会吓得发抖。暴君在这个世界上最怕一件事情,就是民众造反。
要我说,最大的是天威,即天道之威,其次是民威,最后才是君威。乍看起来,君威是最大的,其实是最小的。君威靠的是武力。如果不靠武力,暴君的威是零。天道的威是最大的,除了自身什么都不靠。民威靠的是天威,天道之威,没有天道扶持的抗暴民众不过是暴民、草寇。如果民威不发作便罢,一旦发作君威就被夷平了。民众的问题,是能不能善用天威。通常,对君威,一开始老百姓怕得要命,后来慢慢就不怕了,再后来就挑战、摧毁君威了。如果百姓不怕君威,那么暴君的威力也就到了尽头;一旦不畏惧暴政,那么反抗暴政的大动静就要发生了。
孔子:您说的有道理。我把天道及其威力这事给忘了。当然,任何威力都无法与天道相比。之所以强调君威,还是因为我不愿意看到犯上作乱。民众要是都挑战君威,国家容易出乱子。
老子:谁也不希望暴乱。那些民众,要不是被暴政逼得没有活路,怎会冒着生命的危险去以暴抗暴?我对统治者的高压暴政也格外反感,讨厌那副自以为是、唯我独尊的姿态。这些人凭借暴力手段,以牺牲民众生命和财产利益来满足其私欲。一旦民众超过了忍耐的极限,那么接受命运就不如反抗命运了。
所以,我奉劝今天的当权者不要为了自己的别墅去强拆民房,逼他们引火自焚;不要让城管把做小买卖糊口的百姓追得满街跑,逼他们以命相拼。当官的不去逼老百姓,老百姓是不会造反的。无论反抗者最终是否被镇压下去,镇压的代价都是巨大的。
孔子:我虽然不主张用暴力反抗暴政,但是不妨用各种积极的或消极的方法加以抵制。若是道不行,我就乘桴浮于海。我是乘桴向东,你是骑牛往西。这个也表达了我们俩与无道的政权不合作的态度。孟轲走得比我远,他甚至主张放逐暴君。我记得,当时齐宣王问他:“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他对曰:“于传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他说:“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估计当时他把宣王吓得够呛。小孟还算是勇敢,后来好像没有人敢当着君王面说这样的话了。
老子:小孟的确勇敢。但如你所说,即便是这种在承认君主至高无上前提下的勇敢后来也失传了。你们儒家对待暴君的态度是前后不一的,甚至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主张用最激烈的手段对待无道的君王,所以汤武革命;一方面又强调对君王要无条件的服从,所谓三纲五常。最终还是忠君思想占了上风。
自古以来,中国的大问题之一,就是没有几个人把政治正义放在心里,作为自己政治立场与行动的指南。只要是在台上,就都把他们当君王,而不管他们是否定期得到民意的同意;只要是在世的,都把他们当贤君,而不管他们用多么粗暴的手段对待民众。所以,一个士人,在决定为当局贡献自己之前,一定要想清楚,自己的作为是否合乎政治正义,否则很可能是助纣为虐,为虎作伥。政府必须从被统治者的同意中获得其正当性,未经民众同意的统治是不正义、不正当、不合法的统治。这是最大的政治正义,或者说政治大义。
孔子:您的提醒非常重要。我虽然也反对苛政,但是也太强调尊君了。关键问题是,贤君与暴君之间常常很难区分。很多君王,既干了不少好事,也干了不少坏事,或是有时干好事,有时干坏事。有的君王的确干了很多坏事,但是承诺以后要干好事。这就让我们儒家很难办了。
老子:这里的关键是对暴政的识别。只要认清了暴政的本质,就不必去根据其一时的表现来判断了。暴政的实质是把公权力私有化为实现个人私利的工具,暴君完全置公益于不顾,而专门追逐个人贪欲的满足。这样的统治在根本上违背天道。
孔子:那么,怎样才能识别暴政呢?
老子:天道向我们提供判断暴政与否的根本尺度。江山社稷是上天赋予全体民众的,暴政的本质是篡夺属于天下人的江山然后私囊之,因此,暴君行使的是僭越而来的权力。天道要求政府首先必须为全体民众服务,保护他们的生命、自由与财产,而在暴政之下,政府首先服务的不是全体民众,而是暴君及其统治集团。天道要求政府按照体现天道的法律来治理国家,而暴君治国所依据的不是法律,而是他的专横意志。我特别同意英国人洛克的看法。他认为,当统治者企图直接或间接夺取民众的住所、断绝他们的生路、侵犯他们的财产和自由的时候,暴君就是在向民众宣战了。当统治者通过派遣强力机关穿着制服的人前去执“法”时,政权与民众就处于战争状态了,民众因此也就无需服从政府了,向天道(洛克称之为上帝)求助抵抗暴政的权利也就由此产生了。
孔子:但是,无论如何,反抗君王的事情要慎之又慎。
老子:的确,造反不是解决问题的可取方式。中国上下五千年历史上有无数次成功造反,中国从中获得了什么呢?仅仅为了打江山而造反是没有意义的,甚至更坏。关键是要建立更顺应天道的政体与政治秩序。建立政权的方式不该靠造反,而是要用和平理性的手段构建宪政秩序。对不符合天道建立起来的政府,不符合天道的法律,和不符合或违反天道的施政,民众都有抵抗的权利。这样做是维护自己的正当权利,更是维护天道本身。
我同意你对审慎的强调。推翻暴政的权利来自天道,然而,是否要行使,如何行使,需要格外谨慎。原则上说,推翻暴政的权利只在暴政之下才能生效。在符合天道的政体之下,不存在行使推翻暴政的权利的先决条件。对暴政和通向任何暴政的企图,要积极抵制,不服从,但也不要轻易诉诸暴力。暴力是个双刃剑,它是对抗暴政的重要手段,同时也会造成大量的生命财产的伤亡与损失。我希望一切对暴政的反抗都能通过和平的、理性的、节制的、教育的方法来完成。要永远保留行使天威的权利,但最好永远不用暴力的天威。
“民不畏威,则大威至。无狎其所居,无厌其所生。夫唯不厌,是以不厌。是以圣人自知不自见,自爱不自贵。故去彼取此。”
——《道德经·第七十二章》
若民众不再畏惧强权之威,暴君就要面对天道之威了。不要逼扰民众不得安居,不要压榨民众断其生计。只有不压迫民众,才能不被民众所厌弃。因此,有道的政府,要有自知之明,不要自以为是;可有自爱之心,不可唯我独尊。所以,要舍弃后者而保持前者。
老子:君威的确有很大的威力。我记得,好像秦嬴政说过,民威不过是老百姓急了后以头撞地;而一旦天子发威,便是伏尸百万,流血千里。从20世纪的记录来看,伏尸百万流血千里的记录,早就被加倍突破了。即便如此,我还是认为,君威并非至大,而且它是杀人与残暴之威,这可不是什么值得炫耀的好事。民众的威力一点也不小于君威,只是不常发作罢了。民众一旦发威,即使是最残暴的暴君也会吓得发抖。暴君在这个世界上最怕一件事情,就是民众造反。
要我说,最大的是天威,即天道之威,其次是民威,最后才是君威。乍看起来,君威是最大的,其实是最小的。君威靠的是武力。如果不靠武力,暴君的威是零。天道的威是最大的,除了自身什么都不靠。民威靠的是天威,天道之威,没有天道扶持的抗暴民众不过是暴民、草寇。如果民威不发作便罢,一旦发作君威就被夷平了。民众的问题,是能不能善用天威。通常,对君威,一开始老百姓怕得要命,后来慢慢就不怕了,再后来就挑战、摧毁君威了。如果百姓不怕君威,那么暴君的威力也就到了尽头;一旦不畏惧暴政,那么反抗暴政的大动静就要发生了。
孔子:您说的有道理。我把天道及其威力这事给忘了。当然,任何威力都无法与天道相比。之所以强调君威,还是因为我不愿意看到犯上作乱。民众要是都挑战君威,国家容易出乱子。
老子:谁也不希望暴乱。那些民众,要不是被暴政逼得没有活路,怎会冒着生命的危险去以暴抗暴?我对统治者的高压暴政也格外反感,讨厌那副自以为是、唯我独尊的姿态。这些人凭借暴力手段,以牺牲民众生命和财产利益来满足其私欲。一旦民众超过了忍耐的极限,那么接受命运就不如反抗命运了。
所以,我奉劝今天的当权者不要为了自己的别墅去强拆民房,逼他们引火自焚;不要让城管把做小买卖糊口的百姓追得满街跑,逼他们以命相拼。当官的不去逼老百姓,老百姓是不会造反的。无论反抗者最终是否被镇压下去,镇压的代价都是巨大的。
孔子:我虽然不主张用暴力反抗暴政,但是不妨用各种积极的或消极的方法加以抵制。若是道不行,我就乘桴浮于海。我是乘桴向东,你是骑牛往西。这个也表达了我们俩与无道的政权不合作的态度。孟轲走得比我远,他甚至主张放逐暴君。我记得,当时齐宣王问他:“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他对曰:“于传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他说:“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估计当时他把宣王吓得够呛。小孟还算是勇敢,后来好像没有人敢当着君王面说这样的话了。
老子:小孟的确勇敢。但如你所说,即便是这种在承认君主至高无上前提下的勇敢后来也失传了。你们儒家对待暴君的态度是前后不一的,甚至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主张用最激烈的手段对待无道的君王,所以汤武革命;一方面又强调对君王要无条件的服从,所谓三纲五常。最终还是忠君思想占了上风。
自古以来,中国的大问题之一,就是没有几个人把政治正义放在心里,作为自己政治立场与行动的指南。只要是在台上,就都把他们当君王,而不管他们是否定期得到民意的同意;只要是在世的,都把他们当贤君,而不管他们用多么粗暴的手段对待民众。所以,一个士人,在决定为当局贡献自己之前,一定要想清楚,自己的作为是否合乎政治正义,否则很可能是助纣为虐,为虎作伥。政府必须从被统治者的同意中获得其正当性,未经民众同意的统治是不正义、不正当、不合法的统治。这是最大的政治正义,或者说政治大义。
孔子:您的提醒非常重要。我虽然也反对苛政,但是也太强调尊君了。关键问题是,贤君与暴君之间常常很难区分。很多君王,既干了不少好事,也干了不少坏事,或是有时干好事,有时干坏事。有的君王的确干了很多坏事,但是承诺以后要干好事。这就让我们儒家很难办了。
老子:这里的关键是对暴政的识别。只要认清了暴政的本质,就不必去根据其一时的表现来判断了。暴政的实质是把公权力私有化为实现个人私利的工具,暴君完全置公益于不顾,而专门追逐个人贪欲的满足。这样的统治在根本上违背天道。
孔子:那么,怎样才能识别暴政呢?
老子:天道向我们提供判断暴政与否的根本尺度。江山社稷是上天赋予全体民众的,暴政的本质是篡夺属于天下人的江山然后私囊之,因此,暴君行使的是僭越而来的权力。天道要求政府首先必须为全体民众服务,保护他们的生命、自由与财产,而在暴政之下,政府首先服务的不是全体民众,而是暴君及其统治集团。天道要求政府按照体现天道的法律来治理国家,而暴君治国所依据的不是法律,而是他的专横意志。我特别同意英国人洛克的看法。他认为,当统治者企图直接或间接夺取民众的住所、断绝他们的生路、侵犯他们的财产和自由的时候,暴君就是在向民众宣战了。当统治者通过派遣强力机关穿着制服的人前去执“法”时,政权与民众就处于战争状态了,民众因此也就无需服从政府了,向天道(洛克称之为上帝)求助抵抗暴政的权利也就由此产生了。
孔子:但是,无论如何,反抗君王的事情要慎之又慎。
老子:的确,造反不是解决问题的可取方式。中国上下五千年历史上有无数次成功造反,中国从中获得了什么呢?仅仅为了打江山而造反是没有意义的,甚至更坏。关键是要建立更顺应天道的政体与政治秩序。建立政权的方式不该靠造反,而是要用和平理性的手段构建宪政秩序。对不符合天道建立起来的政府,不符合天道的法律,和不符合或违反天道的施政,民众都有抵抗的权利。这样做是维护自己的正当权利,更是维护天道本身。
我同意你对审慎的强调。推翻暴政的权利来自天道,然而,是否要行使,如何行使,需要格外谨慎。原则上说,推翻暴政的权利只在暴政之下才能生效。在符合天道的政体之下,不存在行使推翻暴政的权利的先决条件。对暴政和通向任何暴政的企图,要积极抵制,不服从,但也不要轻易诉诸暴力。暴力是个双刃剑,它是对抗暴政的重要手段,同时也会造成大量的生命财产的伤亡与损失。我希望一切对暴政的反抗都能通过和平的、理性的、节制的、教育的方法来完成。要永远保留行使天威的权利,但最好永远不用暴力的天威。
“民不畏威,则大威至。无狎其所居,无厌其所生。夫唯不厌,是以不厌。是以圣人自知不自见,自爱不自贵。故去彼取此。”
——《道德经·第七十二章》
若民众不再畏惧强权之威,暴君就要面对天道之威了。不要逼扰民众不得安居,不要压榨民众断其生计。只有不压迫民众,才能不被民众所厌弃。因此,有道的政府,要有自知之明,不要自以为是;可有自爱之心,不可唯我独尊。所以,要舍弃后者而保持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