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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冠肺炎疫情是一次蔓延全球的危及人类生命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疫情首发在中国，中国政府没有经验可以借鉴。在提振经济与确保群众生命安全的两难抉择中，中国政府最终选择了生命至上的路线，这就导致在抗疫期间中国的应对措施对经济运行而言显得非常激进，也是因。而导致后期出现的经济现象的根本原西方国家面临疫情防控压力时的经济政策比较温和，全期贯彻保障经济为主和兼顾疫情防控的“双抓路线”，但半年来依然未看到摆脱疫情的迹象。
关键词：疫情 畜牧业 影响 应对研究
从结果来看，中国政府的防疫路线无疑是正确的，且分为三个阶段。疫情暴发至出现拐点之前的严防严控阶段，高压的防控政策其强度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中国政府全国性阻断了人员的流动，就地隔离;二是允许保障性物资的跨区流动，但对相关人员执行防疫政策;三是禁止聚集性活动，复工复产要经过严格审批。在此政策下，中国经济的运行基本被按了“暂停键”，除医疗食品等保障性物资外，几乎没有生产、没有消费、没有流通。疫情出现拐点至零增长的双抓阶段，防疫政策由控疫情向兼顧防疫和恢复经济转变，低风险区的限制性政策放缓，允许人员流动和复工复产，但是聚集性消费仍存在防控压力，交通、餐饮、培训、旅游和娱乐等行业复苏缓慢。但这些仅是直接的影响，其间接的伤害仍在不断蔓延。一是有的企业现金流不足以支持半年以上的大幅亏损，要么裁员、要么停产、甚至倒闭。二是受冲击行业待就业和就业的人员均不同程度的面临失业压力，人们消费意愿和能力明显下滑。全面恢复经济与常态化防控阶段，该阶段的重心是恢复经济，但要有常态化的防控措施应对无症状感染者和输入型病例，除国际贸易外，国内经济生活几乎不受常态化防控阶段的影响，经济平稳复苏。
总之，从防疫阶段的演变看，国家的防控政策调整直接会影响经济政策的走向。畜牧业是民生行业，在疫情期间属于保障性行业的范畴，有政策支持的优势，但作为国家经济中的一部分，必然受到国家经济运行基本面的深度影响。因此，看待新冠肺炎疫情下的畜牧业经济，必须要从国家防疫政策对宏观经济基本面的影响视角去剖析畜牧业经济现象产生的背景与原因。
一、新冠肺炎对畜牧业生产的影响
1、畜牧业的特殊性使得该产业受到更严重的打击
以工业生产为参照，畜牧业因其特殊性，其亏损程度更深，而家禽业尤甚。畜牧业深度亏损的特殊性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畜牧养殖为活体生产，不是死物。因此无法像工厂一般随时叫停，工业生产停产期间不需要直接成本的投入，而养殖过程除非销毁活体，否则必须提供饲料、环控、人工、防疫等直接成本支出。这个特征使得畜牧养殖业在无物流无市场的环境中，损失程度要比工业生产更高，因为多支出了直接成本。
第二，无法库存。工业品生产的产品可以存库待用，养殖活体则不行，因为大部分养殖场没有配备屠宰，且黄羽肉鸡和麻鸭一直是活体销售，如果没有屠宰，只能压栏或者掩埋销毁。而达到出栏规格若压栏不出，不仅增加原有的直接成本支出，而且会出现单位面积承载活体量过高造成大量死亡（集约化家禽养殖表现更为明显）以及饲料报酬降低等损失，如果没有交易，只能持续投入，或者销毁，从而前期投入毁于一旦。
第三，家禽繁殖和养殖周期“双短”，使其在畜牧业中亏损较大。从繁殖上看，繁殖最差的鹅也比大牲畜高，且冬季不是后者的繁殖季节。而种禽孵化场几乎每天都在出苗，如果滞销只能每天不停销毁。从养殖周期看，商品肉禽大部分出栏日期为1个月左右，而大牲畜普遍要几个月。因此疫情期间很容易覆盖肉禽养殖的一个完整周期，难以避免亏损。据江苏省畜牧总站、江苏省现代农业（肉鸡、蛋鸡、水禽）三大产业技术体系联合调研的结果，仅2020年2月1-16日期间，江苏肉鸡、蛋鸡和水禽养殖环节损失3.97亿元、0.64亿元和1.29亿元。这些损失均是滞销导致的，重点冲击了活禽和种禽。
2、对畜牧业影响的表现特征
交通中断的影响。一是饲料短期断供和物资上涨。养殖场普遍位于郊区和农村，疫情期间，“封村封路”现象普遍，饲料无法运输，养殖场普遍存料在15天左右，饲料断供后，养鸡场有大批饿死的情况。其它家禽和大牲畜耐粗饲，可以通过控料和喂辅料短期应对，情况不会那么糟，但也有短缺断供的风险。饲料原粮运输困难，导致饲料厂成本增加，饲料价格上涨。二是活畜禽运不出去，压栏或销毁严重。有孵化计划的孵化场几乎每天都在出苗，运不出去只能销毁。三是人员流动限制，因疫情暴发期间恰值春节假期，工人放假，无法到岗上班。
限制聚集性活动的影响。餐饮店、工厂和学校等肉类消费场所消费被限制，户外消费市场急剧萎缩，导致肉类消费仅保留家庭消费。据研究报道，我国城镇居民户外食物消费占比平均水平达到17%，高的可达20%。因此肉类消费下降幅度可能不一定会达到17%，但考虑到户外消费的浪费情况，预计下降10%是很有可能的。限制人员聚集也必然导致工厂复工复产存在难度，疫情期间全国饲料厂和屠宰场均没有实现满产，甚至产能不到50%。
二、新冠肺炎疫情暴露的主要问题
1、对畜牧业“间接保障性作用”的认识不足
疫情发生期间，医疗和食品被认为是重要的民生保障性产业，各地对这两类保障性物资的生产和调运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可谓一路绿灯。肉类是居民不可或缺的重要食品，备受政府和群众的关心，自然不会有太大的流通阻碍。但是肉类的充足供应是需要畜牧业予以保障的，如果说肉类是保障性物资，那么畜牧业就是对肉类这个保障性物资的保障。社会各方过度关注了直接的保障性物资的供给和流通，而忽视了其关联产业的可持续性，是本次疫情给畜牧业发展带来的最大教训。正因为忽视了畜牧业的间接保障作用，才没有把畜牧业从其它行业中独立出来，并给予特殊时期的特殊关照。
2、养殖场生产性资源储备不足
自疫情暴发以来到农业农村部、交通运输部等部门出台确保饲料物资供给的文件，前后接近两周，加上政策落地和调货到位，可能要3周的时间。因此养殖场的饲料储备要尽可能的放宽到2-3周。饲料储备的短缺问题在生猪和草食动物养殖场表现不严重，但是家禽饲养场的饲料储备明显不足，也是此轮饲料短缺的重灾区。疫情期间，有很多养殖场出现资金紧张或倒闭的现象，这表明企业的现金流储备和融资能力有较大缺陷。 3、活禽交易形式的防疫风险加大
在家禽消费中，活禽交易的产品比重有下降趋势，但是仍为家禽产品消费的主要形式，集中在黄羽肉鸡、麻鸭、肉鹅和肉鸽等养殖场。新冠肺炎疫情首发于武汉市某海鲜批发市场，场内有大量的野生动物，包括野鸡、野鸭等活禽。当怀疑野生动物带毒后，国内的防疫目标扩大到所有的活畜禽产品。由于大牲畜都是定点屠宰，仅有活禽交易市场销售活禽，便被大量取缔。据了解，疫情暴发初期，除个别省份外，几乎大部分省市均将关闭活禽交易作为防疫政策的标配。由于终端销售渠道被取缔，加上屠宰产能跟不上，就出现了大量填埋、压栏等现象。现阶段，威胁到活禽交易的疫情不仅仅是频发的禽流感疫情，还有进入常态化防控的新冠疫情，而前者几乎每年都有暴发，可见活禽交易除面临市场风险外，还有极大的防疫风险，都会较大程度地影响行业的平稳发展。
4、区域市场形成产业链闭合能力不足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之前，畜牧业产业链的资源可以在三四百公里内进行配置，一些无运输半径限制的资源甚至可以在全国层面配给。但是疫情发生后，交通管制导致活动半径被限制到了具体的行政市，跨市的物资和人员流动受各地政策衔接的影响，并不顺畅。因此，市范围内产业链的完整性在疫情期间发挥了较大作用，在断料和压栏时期，配套屠宰场、饲料场的地市，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损失。现阶段，相对于大牲畜，家禽的产业链配套并不完善。在广大黄羽肉鸡、肉鸭和蛋鸡等饲养密集区可能均存在较为严重的屠宰产能不匹配问题。
5、畜牧主管部门在防疫中的表现参差不齐
疫情发生后，湖北家禽业协会网上求救饲料企业调运饲料及原料，很大程度上与当地畜牧主管部门的反应迟钝有关。有的地方县市两级畜牧主管部门则积极作为，及时向当地联防联控领导小组反应，出台通行证申办程序，引导企业办理货运通行证，快速解决物资短缺和滞销问题。在复工复产阶段，有的地方迅速协助企业完成复产前的防疫合格申报，推动饲料场和屠宰场的及时开工。在疫情期间，可以看到畜牧业主管部门两种工作作风，一种是急群众所需，主动出击，积极作为;另一种是懒政，靠等政策，吃现成饭。
三、重大疫情下企业风险应对措施研究
企业要建立风险应对机制。一是要确保合理的现金流，建议企业要保留半年以上的现金能力或者融资能力，防范资金链断裂风险。二是要合理延长饲料药物储备期。根据企业所处的环境不同，采取不同的物料储备策略。如果企业所在地能解决原料，可以储备预混料，其储备期较长。如果无原料供应，则储备全价料，尽可能储备2-3周。有条件的企业，可以测试极限风险的应对能力，找到延长物料储备的最长日期和方法。三是工人本地化。疫情期间养殖或者加工厂工人放假，但由于禁止人员跨区流动，导致工人到位难，影响企业复产。
抱团发展，增强企业抗风险能力。通过建立或加入紧密的合作组织改变企业独立应对市场风险的窘境。现阶段，尽管规模化水平有所提升，但是养殖专业户和家庭农场群体庞大，仅江苏地区就有数十万家，如果仅靠企业个体很难获得规模收益，解决物资成本和销售问题的难度较大。疫情期间，协会或其它行业组织发挥了积极的协调作用，特别是湖北家禽业协会主动发声，解决了饲料短缺的问题。而通过“公司+农户”模式抱团的养户风险由更大体量的公司来分担，也相对安全的躲过了疫情。总之，养殖主体要尽量联合发展，既可以组建合作社和协会来提高规模，还可以通过产业链整合，提高供应链控制能力。
拓展产业链，强化屠宰销售环节的控制能力。疫情期间的肉类产品是以冻品和冷鲜肉的形式在超市、农贸市场和网上销售的，这种产品形态和销售路径具有极强约束性的情况是历史上没有发生过的。从产业发展趋势上来看，调活畜禽向调肉转变是主流，电商也成长为主要的銷售渠道，有能力的企业需要加大这两方面的投入以迎合趋势的转变。养禽业这方面的布局较差，过度强调传统产品和销售形式的固有习惯，但随着年轻消费群体的增长和生活节奏的提高，便捷的产品以及深入社区和消费者的渠道更受消费者的青睐。
四、推进区域畜牧业平稳发展的建议
加强区域畜牧业产业链的布局。以市为单位出台畜牧业发展规划，强调产业链协调发展能力，确保产业链自给率达到合理水平。如果是肉类主产区，产业链的协调能力要达到70%以上;如果是主销区，产业链协调能力最好也应达到50%。如果有产业密集区，可以规划发展产业集群，甚至发展成为产业园。考虑到防疫风险，产业集群和产业园可以布局到不同的乡镇。现阶段，由于活畜禽调运的历史因素，存在主产区屠宰场配套不足，主销区屠宰场配套过剩的结构性矛盾，因此建议主产区要加大屠宰场的配套，主销区加大养殖产能的投放。非洲猪瘟疫情下，各地均有保供给的任务;而其它动物性疫情也可能导致禽肉跨区供给出现问题，因此该作法可以适用到整个畜牧业，设计适度的产业链层面的保供给配置规划。而当前，各地欠缺的恰恰是各地不重视区域畜牧业的发展规划建设。
加强畜牧业金融支持力度。长期以来，养殖场贷款难主要是缺乏担保抵押物，比如说集体的土地使用权、圈舍、饲养动物等都不好所抵押。为解决养殖场的贷款问题，各地也进行了探索。比如通过贷款养殖场的合作企业担保，或者请国家农业信贷担保联盟有限责任公司来考察担保。有的地方推出了生猪、牛羊等活体抵押贷款模式，还有的当地金融机构、保险机构、农担公司和政府机构等多方协同的贷款试点，取得了极好的成效。为扶持畜牧业发展，中央财政还有临时性贴息贷款政策。建议地方相关机构加大破解养殖场贷款难的成功案例的引进、吸收和转化，发挥金融杠杆的作用扶持畜牧业实体经济的发展。
加大屠宰端的有效补贴。过去扶持养殖业的补贴路线是抓种畜禽，补贴对象为证照齐全的祖代和父母代场，但并非是畜种的全覆盖，有的地方只给主导品种补贴。这种歧视性的补贴政策一直广受诟病，有两点原因：一是畜禽品种的差别化，有的地方蛋鸡是主导品种，其它家禽不补;有的地方补贴生猪，不补贴家禽，等等。二是补种畜禽场不会惠及全产业链。种畜禽场位于产业链的上游，其利润相比中间环节的商品代场更加丰厚，不属于广大多数和弱势群体，且补贴与否不会影响到后端供应的价格，无法惠及产业链下游。为弥补这种缺陷，个别省份尝试补贴产业链下游，即对屠宰场补贴，就是为了推动疫情期间的活畜禽收储，避免大量压栏。但是由于没有考虑到养殖环节的成本保护，仅是错放式的按屠宰量补贴，屠宰场拿到补贴后依然在不断的压价，养殖环节的利润没有合理的保护。应该说，从消费端乃至屠宰端补贴是增加供应的出口和有效举措，一定程度上会传导到上游，进而拉动整个产业链的运动，但是要考虑保护养殖端的利润。在设计上，需达到一定收购价格的屠宰场，才会给予一定的屠宰补贴。这个收购价格就要参考养殖场的成本和保护力度来决定，对于恶意压价，以低于补贴价格的收储行为不予以补贴，这个补贴才能称之为有效补贴，才能惠及上游弱势群体，并维持产业链的活力，进而达到保护整个产业链的目标。
基金项目：江苏现代农业（水禽）产业技术体系（JATS[2020]061）
关键词：疫情 畜牧业 影响 应对研究
从结果来看，中国政府的防疫路线无疑是正确的，且分为三个阶段。疫情暴发至出现拐点之前的严防严控阶段，高压的防控政策其强度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中国政府全国性阻断了人员的流动，就地隔离;二是允许保障性物资的跨区流动，但对相关人员执行防疫政策;三是禁止聚集性活动，复工复产要经过严格审批。在此政策下，中国经济的运行基本被按了“暂停键”，除医疗食品等保障性物资外，几乎没有生产、没有消费、没有流通。疫情出现拐点至零增长的双抓阶段，防疫政策由控疫情向兼顧防疫和恢复经济转变，低风险区的限制性政策放缓，允许人员流动和复工复产，但是聚集性消费仍存在防控压力，交通、餐饮、培训、旅游和娱乐等行业复苏缓慢。但这些仅是直接的影响，其间接的伤害仍在不断蔓延。一是有的企业现金流不足以支持半年以上的大幅亏损，要么裁员、要么停产、甚至倒闭。二是受冲击行业待就业和就业的人员均不同程度的面临失业压力，人们消费意愿和能力明显下滑。全面恢复经济与常态化防控阶段，该阶段的重心是恢复经济，但要有常态化的防控措施应对无症状感染者和输入型病例，除国际贸易外，国内经济生活几乎不受常态化防控阶段的影响，经济平稳复苏。
总之，从防疫阶段的演变看，国家的防控政策调整直接会影响经济政策的走向。畜牧业是民生行业，在疫情期间属于保障性行业的范畴，有政策支持的优势，但作为国家经济中的一部分，必然受到国家经济运行基本面的深度影响。因此，看待新冠肺炎疫情下的畜牧业经济，必须要从国家防疫政策对宏观经济基本面的影响视角去剖析畜牧业经济现象产生的背景与原因。
一、新冠肺炎对畜牧业生产的影响
1、畜牧业的特殊性使得该产业受到更严重的打击
以工业生产为参照，畜牧业因其特殊性，其亏损程度更深，而家禽业尤甚。畜牧业深度亏损的特殊性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畜牧养殖为活体生产，不是死物。因此无法像工厂一般随时叫停，工业生产停产期间不需要直接成本的投入，而养殖过程除非销毁活体，否则必须提供饲料、环控、人工、防疫等直接成本支出。这个特征使得畜牧养殖业在无物流无市场的环境中，损失程度要比工业生产更高，因为多支出了直接成本。
第二，无法库存。工业品生产的产品可以存库待用，养殖活体则不行，因为大部分养殖场没有配备屠宰，且黄羽肉鸡和麻鸭一直是活体销售，如果没有屠宰，只能压栏或者掩埋销毁。而达到出栏规格若压栏不出，不仅增加原有的直接成本支出，而且会出现单位面积承载活体量过高造成大量死亡（集约化家禽养殖表现更为明显）以及饲料报酬降低等损失，如果没有交易，只能持续投入，或者销毁，从而前期投入毁于一旦。
第三，家禽繁殖和养殖周期“双短”，使其在畜牧业中亏损较大。从繁殖上看，繁殖最差的鹅也比大牲畜高，且冬季不是后者的繁殖季节。而种禽孵化场几乎每天都在出苗，如果滞销只能每天不停销毁。从养殖周期看，商品肉禽大部分出栏日期为1个月左右，而大牲畜普遍要几个月。因此疫情期间很容易覆盖肉禽养殖的一个完整周期，难以避免亏损。据江苏省畜牧总站、江苏省现代农业（肉鸡、蛋鸡、水禽）三大产业技术体系联合调研的结果，仅2020年2月1-16日期间，江苏肉鸡、蛋鸡和水禽养殖环节损失3.97亿元、0.64亿元和1.29亿元。这些损失均是滞销导致的，重点冲击了活禽和种禽。
2、对畜牧业影响的表现特征
交通中断的影响。一是饲料短期断供和物资上涨。养殖场普遍位于郊区和农村，疫情期间，“封村封路”现象普遍，饲料无法运输，养殖场普遍存料在15天左右，饲料断供后，养鸡场有大批饿死的情况。其它家禽和大牲畜耐粗饲，可以通过控料和喂辅料短期应对，情况不会那么糟，但也有短缺断供的风险。饲料原粮运输困难，导致饲料厂成本增加，饲料价格上涨。二是活畜禽运不出去，压栏或销毁严重。有孵化计划的孵化场几乎每天都在出苗，运不出去只能销毁。三是人员流动限制，因疫情暴发期间恰值春节假期，工人放假，无法到岗上班。
限制聚集性活动的影响。餐饮店、工厂和学校等肉类消费场所消费被限制，户外消费市场急剧萎缩，导致肉类消费仅保留家庭消费。据研究报道，我国城镇居民户外食物消费占比平均水平达到17%，高的可达20%。因此肉类消费下降幅度可能不一定会达到17%，但考虑到户外消费的浪费情况，预计下降10%是很有可能的。限制人员聚集也必然导致工厂复工复产存在难度，疫情期间全国饲料厂和屠宰场均没有实现满产，甚至产能不到50%。
二、新冠肺炎疫情暴露的主要问题
1、对畜牧业“间接保障性作用”的认识不足
疫情发生期间，医疗和食品被认为是重要的民生保障性产业，各地对这两类保障性物资的生产和调运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可谓一路绿灯。肉类是居民不可或缺的重要食品，备受政府和群众的关心，自然不会有太大的流通阻碍。但是肉类的充足供应是需要畜牧业予以保障的，如果说肉类是保障性物资，那么畜牧业就是对肉类这个保障性物资的保障。社会各方过度关注了直接的保障性物资的供给和流通，而忽视了其关联产业的可持续性，是本次疫情给畜牧业发展带来的最大教训。正因为忽视了畜牧业的间接保障作用，才没有把畜牧业从其它行业中独立出来，并给予特殊时期的特殊关照。
2、养殖场生产性资源储备不足
自疫情暴发以来到农业农村部、交通运输部等部门出台确保饲料物资供给的文件，前后接近两周，加上政策落地和调货到位，可能要3周的时间。因此养殖场的饲料储备要尽可能的放宽到2-3周。饲料储备的短缺问题在生猪和草食动物养殖场表现不严重，但是家禽饲养场的饲料储备明显不足，也是此轮饲料短缺的重灾区。疫情期间，有很多养殖场出现资金紧张或倒闭的现象，这表明企业的现金流储备和融资能力有较大缺陷。 3、活禽交易形式的防疫风险加大
在家禽消费中，活禽交易的产品比重有下降趋势，但是仍为家禽产品消费的主要形式，集中在黄羽肉鸡、麻鸭、肉鹅和肉鸽等养殖场。新冠肺炎疫情首发于武汉市某海鲜批发市场，场内有大量的野生动物，包括野鸡、野鸭等活禽。当怀疑野生动物带毒后，国内的防疫目标扩大到所有的活畜禽产品。由于大牲畜都是定点屠宰，仅有活禽交易市场销售活禽，便被大量取缔。据了解，疫情暴发初期，除个别省份外，几乎大部分省市均将关闭活禽交易作为防疫政策的标配。由于终端销售渠道被取缔，加上屠宰产能跟不上，就出现了大量填埋、压栏等现象。现阶段，威胁到活禽交易的疫情不仅仅是频发的禽流感疫情，还有进入常态化防控的新冠疫情，而前者几乎每年都有暴发，可见活禽交易除面临市场风险外，还有极大的防疫风险，都会较大程度地影响行业的平稳发展。
4、区域市场形成产业链闭合能力不足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之前，畜牧业产业链的资源可以在三四百公里内进行配置，一些无运输半径限制的资源甚至可以在全国层面配给。但是疫情发生后，交通管制导致活动半径被限制到了具体的行政市，跨市的物资和人员流动受各地政策衔接的影响，并不顺畅。因此，市范围内产业链的完整性在疫情期间发挥了较大作用，在断料和压栏时期，配套屠宰场、饲料场的地市，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损失。现阶段，相对于大牲畜，家禽的产业链配套并不完善。在广大黄羽肉鸡、肉鸭和蛋鸡等饲养密集区可能均存在较为严重的屠宰产能不匹配问题。
5、畜牧主管部门在防疫中的表现参差不齐
疫情发生后，湖北家禽业协会网上求救饲料企业调运饲料及原料，很大程度上与当地畜牧主管部门的反应迟钝有关。有的地方县市两级畜牧主管部门则积极作为，及时向当地联防联控领导小组反应，出台通行证申办程序，引导企业办理货运通行证，快速解决物资短缺和滞销问题。在复工复产阶段，有的地方迅速协助企业完成复产前的防疫合格申报，推动饲料场和屠宰场的及时开工。在疫情期间，可以看到畜牧业主管部门两种工作作风，一种是急群众所需，主动出击，积极作为;另一种是懒政，靠等政策，吃现成饭。
三、重大疫情下企业风险应对措施研究
企业要建立风险应对机制。一是要确保合理的现金流，建议企业要保留半年以上的现金能力或者融资能力，防范资金链断裂风险。二是要合理延长饲料药物储备期。根据企业所处的环境不同，采取不同的物料储备策略。如果企业所在地能解决原料，可以储备预混料，其储备期较长。如果无原料供应，则储备全价料，尽可能储备2-3周。有条件的企业，可以测试极限风险的应对能力，找到延长物料储备的最长日期和方法。三是工人本地化。疫情期间养殖或者加工厂工人放假，但由于禁止人员跨区流动，导致工人到位难，影响企业复产。
抱团发展，增强企业抗风险能力。通过建立或加入紧密的合作组织改变企业独立应对市场风险的窘境。现阶段，尽管规模化水平有所提升，但是养殖专业户和家庭农场群体庞大，仅江苏地区就有数十万家，如果仅靠企业个体很难获得规模收益，解决物资成本和销售问题的难度较大。疫情期间，协会或其它行业组织发挥了积极的协调作用，特别是湖北家禽业协会主动发声，解决了饲料短缺的问题。而通过“公司+农户”模式抱团的养户风险由更大体量的公司来分担，也相对安全的躲过了疫情。总之，养殖主体要尽量联合发展，既可以组建合作社和协会来提高规模，还可以通过产业链整合，提高供应链控制能力。
拓展产业链，强化屠宰销售环节的控制能力。疫情期间的肉类产品是以冻品和冷鲜肉的形式在超市、农贸市场和网上销售的，这种产品形态和销售路径具有极强约束性的情况是历史上没有发生过的。从产业发展趋势上来看，调活畜禽向调肉转变是主流，电商也成长为主要的銷售渠道，有能力的企业需要加大这两方面的投入以迎合趋势的转变。养禽业这方面的布局较差，过度强调传统产品和销售形式的固有习惯，但随着年轻消费群体的增长和生活节奏的提高，便捷的产品以及深入社区和消费者的渠道更受消费者的青睐。
四、推进区域畜牧业平稳发展的建议
加强区域畜牧业产业链的布局。以市为单位出台畜牧业发展规划，强调产业链协调发展能力，确保产业链自给率达到合理水平。如果是肉类主产区，产业链的协调能力要达到70%以上;如果是主销区，产业链协调能力最好也应达到50%。如果有产业密集区，可以规划发展产业集群，甚至发展成为产业园。考虑到防疫风险，产业集群和产业园可以布局到不同的乡镇。现阶段，由于活畜禽调运的历史因素，存在主产区屠宰场配套不足，主销区屠宰场配套过剩的结构性矛盾，因此建议主产区要加大屠宰场的配套，主销区加大养殖产能的投放。非洲猪瘟疫情下，各地均有保供给的任务;而其它动物性疫情也可能导致禽肉跨区供给出现问题，因此该作法可以适用到整个畜牧业，设计适度的产业链层面的保供给配置规划。而当前，各地欠缺的恰恰是各地不重视区域畜牧业的发展规划建设。
加强畜牧业金融支持力度。长期以来，养殖场贷款难主要是缺乏担保抵押物，比如说集体的土地使用权、圈舍、饲养动物等都不好所抵押。为解决养殖场的贷款问题，各地也进行了探索。比如通过贷款养殖场的合作企业担保，或者请国家农业信贷担保联盟有限责任公司来考察担保。有的地方推出了生猪、牛羊等活体抵押贷款模式，还有的当地金融机构、保险机构、农担公司和政府机构等多方协同的贷款试点，取得了极好的成效。为扶持畜牧业发展，中央财政还有临时性贴息贷款政策。建议地方相关机构加大破解养殖场贷款难的成功案例的引进、吸收和转化，发挥金融杠杆的作用扶持畜牧业实体经济的发展。
加大屠宰端的有效补贴。过去扶持养殖业的补贴路线是抓种畜禽，补贴对象为证照齐全的祖代和父母代场，但并非是畜种的全覆盖，有的地方只给主导品种补贴。这种歧视性的补贴政策一直广受诟病，有两点原因：一是畜禽品种的差别化，有的地方蛋鸡是主导品种，其它家禽不补;有的地方补贴生猪，不补贴家禽，等等。二是补种畜禽场不会惠及全产业链。种畜禽场位于产业链的上游，其利润相比中间环节的商品代场更加丰厚，不属于广大多数和弱势群体，且补贴与否不会影响到后端供应的价格，无法惠及产业链下游。为弥补这种缺陷，个别省份尝试补贴产业链下游，即对屠宰场补贴，就是为了推动疫情期间的活畜禽收储，避免大量压栏。但是由于没有考虑到养殖环节的成本保护，仅是错放式的按屠宰量补贴，屠宰场拿到补贴后依然在不断的压价，养殖环节的利润没有合理的保护。应该说，从消费端乃至屠宰端补贴是增加供应的出口和有效举措，一定程度上会传导到上游，进而拉动整个产业链的运动，但是要考虑保护养殖端的利润。在设计上，需达到一定收购价格的屠宰场，才会给予一定的屠宰补贴。这个收购价格就要参考养殖场的成本和保护力度来决定，对于恶意压价，以低于补贴价格的收储行为不予以补贴，这个补贴才能称之为有效补贴，才能惠及上游弱势群体，并维持产业链的活力，进而达到保护整个产业链的目标。
基金项目：江苏现代农业（水禽）产业技术体系（JATS[2020]0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