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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权的转让包括内部转让和外部转让。在股东权内部转让上，应采取绝对自由模式；在股东权外部转让上，由公司章程规定或协议约定同意权、优先购买权或其他限制，即允许公司章程或协议在同意权和优先购买权之间选择适用。
关键词：股东权；立法模式；内部转让；外部转让
资本的流动性是公司的实质性特征，这就决定了公司股东权是经常处于变动之中的。由于有限责任公司兼有资合和人合的属性，因此，股东权在内部转让和外部转让上应有区别。我国现行公司法在股东权转让模式上处于摇摆不定的状态。我国究竟应采取何种立法模式，是学界必须加以认真研究的问题。基于此，本文拟对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权转让立法模式进行粗略的探讨，以期对我国的立法工作有所裨益。
一、股东权内部转让的立法模式选择
尽管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内部转让并不导致新股东的产生，相关法律制度也主要以“自由”为基调，但由于转让的结果可能导致原股东间利益结构的破坏，因而不同国家和地区在内部转让立法上态度仍然不一，主要形成了三种立法模式：第一种模式是绝对自由模式，即立法允许股权在股东内部自由转让，不做任何限制。采用这种模式立法的国家主要是日本。日本《有限责任公司法》第19条规定:“社员（股东）之间可以自由转让份额”。第二种模式是相对自由模式，是指立法对股权的内部转让虽不明文限制，但授权公司章程进行限制，或者立法对股权的内部转让有限制，但公司章程可以取消或放宽这种限制。采用这种模式立法的国家和地区主要有：德国、法国、英国、美国、韩国以及我国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三种模式是限制模式，是指公司法对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内部转让与外部转让同等对待，进行严格的限制。采用这种模式立法的主要是我国台湾地区。[1]
笔者赞同第一种模式。理由是：
首先，实行这种模式，可以保障转让方收回投入资本，为股东在特定的情况下收回投资提供了必要的途径。根据股东有限责任原则（准确地说，应称为“股东无责任原则”），公司财产为公司债权人的唯一担保。投资者一旦成为股东，就不能退股，不能取回自己的出资，即使股东对公司的股利率、股价或公司经营层的经营行为心怀不满也是如此。这一做法，显然有违“无论何人不负违反其个人之意思，留于团体之义务”的罗马法谚语。基于股东不能退股，立法者就要设计一套替代方案，允许股东退出公司，给予相应的法律救济。这一替代方案就是承认股东权自由转让原则。
其次，允许股权在股东之间的自由转让，维护了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之间特有的人身信赖关系。当某一股东在公司经常与其它股东发生摩擦，彼此之间失去了信任基础，影响到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甚至使公司陷入僵局，威胁到公司的存亡。这样，就可以通过股东权的内部转让，让该股东退出公司，其他股东受让其股份，继续保持公司股东之间的良好的人合基础和坚实的资合基础，维持公司的存在和发展。如果不允许股东内部的股东权自由转让，那拟转让的股东就会向公司股东以外的第三人转让其股东权，可能影响到公司的人合基础；或者导致公司陷入僵局，最终破产。
最后，允许股权在股东之间的自由转让，不仅反映了对股东自治理念的尊重，而且更多的则表现出立法者对股东自治能力的信任。股东基于对自身财力状况、投资战略、投资计划、投资偏好以及相关政治、经济、法律和社会等诸因素的综合考虑，做出自己的投资决策。[2]如：当公司经营业绩良好时，有的股东可以将自己的股份转让出去，从而获得高于原出资额的财产利益；当公司经营惨淡时，有的股东急流勇退，转让自己的股份给其他股东，从而减少自己的投资风险。同时，受让的股东相信自己有能力扭亏为盈、起死回生，从而做出该决策的。这也是法律充分尊重股东自治理念和股东自治能力的表现。
总之，股东权的内部转让既未违背有限公司之不公开性和闭锁性，又可适度补救有限公司无退股制度之缺陷，实无获得其他股东同意之必要，应许自由为之。
第二种模式，即立法对股权的内部转让虽不明文限制，但授权公司章程进行限制，或者立法对股权的内部转让有限制，但公司章程可以取消或放宽这种限制。其不妥之处在于，首先它违背了“尊重股东自治理念和自治能力”的原则，立法不应过多干预公司的事务，不应违背股东之间的意思自治；其次，授权公司章程取消立法对股权的内部转让的限制，使得法律的权威性、严肃性受到了挑战。法律的规定应为强制性的，既然规定了，就应该被遵守；怎么能因公司章程而被取消，到底是法大还是公司章程大？这样的规定，还不如不规定，授权公司章程来处理，以牺牲法律的严肃性、权威性作为代价，得不偿失。
第三种模式，即对于我国台湾地区“公司法”规定的内部转让限制制度，忽略了股东权内部转让与外部转让对公司人合基础的影响的差别，而不加区别地对待，显然不妥。多数台湾地区学者认为这种法律安排过于严苛，过分地限制了资本的自由流通和公司的活力。
二、股东权外部转让的立法模式选择
当拟转让的股东不能在公司内部谋求转让股权时，就会转向与股东无关的第三人转让出资。这将直接影响到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间的信任及其良好关系，因此各国公司立法对此均做出了限制。从具体的立法模式来看，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目前世界各国立法对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对外转让的限制主要从公司或股东的同意权和优先购买权着手，并围绕这两项制度形成了以下几种立法模式：
第一种模式，仅规定同意权，不规定优先购买权。即公司法规定有限公司股东对外转让股权时，仅需要得到公司或其他股东的同意，而不授予公司或其他股东以优先购买权。采用这种模式立法的国家主要有：韩国、德国、日本和法国。
第二种模式，仅规定优先购买权，不规定同意权。即立法仅规定在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对外转让出资时，无需征得公司或股东同意，但公司或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采用这种模式立法的主要是我国澳门特别行政区。
第三种模式，既规定同意权，又规定优先购买权。即立法既规定股东对外转让股权须经公司或其他股东同意，又授予公司或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以我国台湾地区为代表。我国台湾地区“公司法”第111条规定：“股东非得其他全体股东过半数之同意，不得以其出资之全部或一部，转让于他人。前项转让不同意之股东有优先承买权，如不承受，视为同意转让，并同意修改章程有关股东及其出资事项”。
第四种模式，授权公司章程规定或协议约定同意权、优先购买权或其他限制。这种模式以美国为代表。美国公司立法并不直接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对外转让股权的限制条款，而是授权由公司章程、章程细则、股东之间的协议或股东与公司之间的协议约定限制条款。
上述立法模式各有优劣：第一种模式简便，有利于股权转让问题的快速解决，但如果不规定股东未获同意的救济，则不利于股东投资的流动，过于死板。第二种模式也较为简捷，便于操作，与第一种模式相比有更为优越之处，即直接由公司或股东选择行使优先购买权。第三种模式属于双重限制模式，在我国台湾地区内部已经遭到诸多批判，认为限制条件过为严苛，过分强调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质而忽略了股东投资的流动性需求。第四种模式注重股东的自治权，适用于市场环境相对成熟、股东自治能力较高、公司治理比较完善的国家。
笔者主张采用第四种模式。理由是：
（1）同意权与优先购买权行使的法律效果并无根本区别，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同意权行使的法律后果有二：一是同意转让，发生股权对外转让的效力；二是不同意转让，其后果并不导致拟转让股权的股东不能转让股权，只是在达不到法定同意条件的情况下，公司或不同意转让的股东必须购买该拟转让的股权。而优先购买权的行使结果同样有二：一是公司或其他股东不行使优先购买权，则股权对外转让；二是行使优先购买权，达到防止股权对外转让的效果。可见，同意权和优先购买权行使的法律效果并无根本区别，没有重复规定的必要。从国外的立法惯例来看，同意权与优先购买权并无同时存在的必要，要么保护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要么不同意转让的股东或公司强制购买。并且，其他国家规定股东的同意权是以其他股东或公司对该股份的强制购买作为后盾的。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于第三人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被强制购买拟转让的股份。
（2）授权公司章程选择适用同意权或优先购买权，更能体现立法对公司自治的尊重。公司法对股权转让不作任何限制，授权公司章程做出规定。公司就可在同意权或优先购买权之间进行选择。如果公司章程规定了股东将股权转让给股东以外的第三人，须征得公司或股东的同意；不同意的股东须被强制购买该股东拟转让的股权。因此，不发生股权转让给第三人的问题，更不会产生优先购买权的问题。如果公司章程规定，股东拟将股权转让给股东以外的第三人无需得到公司或其他股东的同意，但在同等条件下对该股权享有优先购买权。因此，在这种条件下，也不会发生同意权和优先购买权的重合问题。至于是采取同意权还是优先购买权，完全取决于公司股东在订立公司章程时的约定，取决于他们的意愿。立法作这样的设计，能充分尊重股东的自治理念和自治能力。
我国现行《公司法》第72条第2、3款规定了股权的对外转让制度，较修订前的公司法而言，具有明显的进步性，在此不再赘述。笔者认为，我国现行《公司法》虽然规定了其他股东的同意权，但未规定其他股东不同意情况下的强制购买义务，而是规定“不同意转让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出资”，“不购买视为同意转让”，曲折迂回之后，又回到了同意转让这一原点，从而使“需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这一限制条件更容易满足。可见，我国《公司法》在同意权和优先购买权二者的价值选择上游移不定，现行立法的同意权规定并没有达到实际的效果。我国《公司法》对此应当做出一个合理的选择。笔者建议，我国公司法应做出以下规定，“公司章程可以对股东对外转让出资做出规定，在同意权或优先购买权中选择适用，但公司章程规定的转让条件应以不超过本法之规定为限”。
作者单位：湖北省襄樊学院政法系
参考文献：
[1]王艳丽.对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制度的再认识[J].法学，2006，11：56-58.
[2]刘俊海.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权的保护[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95-103.
关键词：股东权；立法模式；内部转让；外部转让
资本的流动性是公司的实质性特征，这就决定了公司股东权是经常处于变动之中的。由于有限责任公司兼有资合和人合的属性，因此，股东权在内部转让和外部转让上应有区别。我国现行公司法在股东权转让模式上处于摇摆不定的状态。我国究竟应采取何种立法模式，是学界必须加以认真研究的问题。基于此，本文拟对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权转让立法模式进行粗略的探讨，以期对我国的立法工作有所裨益。
一、股东权内部转让的立法模式选择
尽管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内部转让并不导致新股东的产生，相关法律制度也主要以“自由”为基调，但由于转让的结果可能导致原股东间利益结构的破坏，因而不同国家和地区在内部转让立法上态度仍然不一，主要形成了三种立法模式：第一种模式是绝对自由模式，即立法允许股权在股东内部自由转让，不做任何限制。采用这种模式立法的国家主要是日本。日本《有限责任公司法》第19条规定:“社员（股东）之间可以自由转让份额”。第二种模式是相对自由模式，是指立法对股权的内部转让虽不明文限制，但授权公司章程进行限制，或者立法对股权的内部转让有限制，但公司章程可以取消或放宽这种限制。采用这种模式立法的国家和地区主要有：德国、法国、英国、美国、韩国以及我国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三种模式是限制模式，是指公司法对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内部转让与外部转让同等对待，进行严格的限制。采用这种模式立法的主要是我国台湾地区。[1]
笔者赞同第一种模式。理由是：
首先，实行这种模式，可以保障转让方收回投入资本，为股东在特定的情况下收回投资提供了必要的途径。根据股东有限责任原则（准确地说，应称为“股东无责任原则”），公司财产为公司债权人的唯一担保。投资者一旦成为股东，就不能退股，不能取回自己的出资，即使股东对公司的股利率、股价或公司经营层的经营行为心怀不满也是如此。这一做法，显然有违“无论何人不负违反其个人之意思，留于团体之义务”的罗马法谚语。基于股东不能退股，立法者就要设计一套替代方案，允许股东退出公司，给予相应的法律救济。这一替代方案就是承认股东权自由转让原则。
其次，允许股权在股东之间的自由转让，维护了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之间特有的人身信赖关系。当某一股东在公司经常与其它股东发生摩擦，彼此之间失去了信任基础，影响到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甚至使公司陷入僵局，威胁到公司的存亡。这样，就可以通过股东权的内部转让，让该股东退出公司，其他股东受让其股份，继续保持公司股东之间的良好的人合基础和坚实的资合基础，维持公司的存在和发展。如果不允许股东内部的股东权自由转让，那拟转让的股东就会向公司股东以外的第三人转让其股东权，可能影响到公司的人合基础；或者导致公司陷入僵局，最终破产。
最后，允许股权在股东之间的自由转让，不仅反映了对股东自治理念的尊重，而且更多的则表现出立法者对股东自治能力的信任。股东基于对自身财力状况、投资战略、投资计划、投资偏好以及相关政治、经济、法律和社会等诸因素的综合考虑，做出自己的投资决策。[2]如：当公司经营业绩良好时，有的股东可以将自己的股份转让出去，从而获得高于原出资额的财产利益；当公司经营惨淡时，有的股东急流勇退，转让自己的股份给其他股东，从而减少自己的投资风险。同时，受让的股东相信自己有能力扭亏为盈、起死回生，从而做出该决策的。这也是法律充分尊重股东自治理念和股东自治能力的表现。
总之，股东权的内部转让既未违背有限公司之不公开性和闭锁性，又可适度补救有限公司无退股制度之缺陷，实无获得其他股东同意之必要，应许自由为之。
第二种模式，即立法对股权的内部转让虽不明文限制，但授权公司章程进行限制，或者立法对股权的内部转让有限制，但公司章程可以取消或放宽这种限制。其不妥之处在于，首先它违背了“尊重股东自治理念和自治能力”的原则，立法不应过多干预公司的事务，不应违背股东之间的意思自治；其次，授权公司章程取消立法对股权的内部转让的限制，使得法律的权威性、严肃性受到了挑战。法律的规定应为强制性的，既然规定了，就应该被遵守；怎么能因公司章程而被取消，到底是法大还是公司章程大？这样的规定，还不如不规定，授权公司章程来处理，以牺牲法律的严肃性、权威性作为代价，得不偿失。
第三种模式，即对于我国台湾地区“公司法”规定的内部转让限制制度，忽略了股东权内部转让与外部转让对公司人合基础的影响的差别，而不加区别地对待，显然不妥。多数台湾地区学者认为这种法律安排过于严苛，过分地限制了资本的自由流通和公司的活力。
二、股东权外部转让的立法模式选择
当拟转让的股东不能在公司内部谋求转让股权时，就会转向与股东无关的第三人转让出资。这将直接影响到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间的信任及其良好关系，因此各国公司立法对此均做出了限制。从具体的立法模式来看，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目前世界各国立法对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对外转让的限制主要从公司或股东的同意权和优先购买权着手，并围绕这两项制度形成了以下几种立法模式：
第一种模式，仅规定同意权，不规定优先购买权。即公司法规定有限公司股东对外转让股权时，仅需要得到公司或其他股东的同意，而不授予公司或其他股东以优先购买权。采用这种模式立法的国家主要有：韩国、德国、日本和法国。
第二种模式，仅规定优先购买权，不规定同意权。即立法仅规定在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对外转让出资时，无需征得公司或股东同意，但公司或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采用这种模式立法的主要是我国澳门特别行政区。
第三种模式，既规定同意权，又规定优先购买权。即立法既规定股东对外转让股权须经公司或其他股东同意，又授予公司或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以我国台湾地区为代表。我国台湾地区“公司法”第111条规定：“股东非得其他全体股东过半数之同意，不得以其出资之全部或一部，转让于他人。前项转让不同意之股东有优先承买权，如不承受，视为同意转让，并同意修改章程有关股东及其出资事项”。
第四种模式，授权公司章程规定或协议约定同意权、优先购买权或其他限制。这种模式以美国为代表。美国公司立法并不直接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对外转让股权的限制条款，而是授权由公司章程、章程细则、股东之间的协议或股东与公司之间的协议约定限制条款。
上述立法模式各有优劣：第一种模式简便，有利于股权转让问题的快速解决，但如果不规定股东未获同意的救济，则不利于股东投资的流动，过于死板。第二种模式也较为简捷，便于操作，与第一种模式相比有更为优越之处，即直接由公司或股东选择行使优先购买权。第三种模式属于双重限制模式，在我国台湾地区内部已经遭到诸多批判，认为限制条件过为严苛，过分强调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质而忽略了股东投资的流动性需求。第四种模式注重股东的自治权，适用于市场环境相对成熟、股东自治能力较高、公司治理比较完善的国家。
笔者主张采用第四种模式。理由是：
（1）同意权与优先购买权行使的法律效果并无根本区别，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同意权行使的法律后果有二：一是同意转让，发生股权对外转让的效力；二是不同意转让，其后果并不导致拟转让股权的股东不能转让股权，只是在达不到法定同意条件的情况下，公司或不同意转让的股东必须购买该拟转让的股权。而优先购买权的行使结果同样有二：一是公司或其他股东不行使优先购买权，则股权对外转让；二是行使优先购买权，达到防止股权对外转让的效果。可见，同意权和优先购买权行使的法律效果并无根本区别，没有重复规定的必要。从国外的立法惯例来看，同意权与优先购买权并无同时存在的必要，要么保护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要么不同意转让的股东或公司强制购买。并且，其他国家规定股东的同意权是以其他股东或公司对该股份的强制购买作为后盾的。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于第三人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被强制购买拟转让的股份。
（2）授权公司章程选择适用同意权或优先购买权，更能体现立法对公司自治的尊重。公司法对股权转让不作任何限制，授权公司章程做出规定。公司就可在同意权或优先购买权之间进行选择。如果公司章程规定了股东将股权转让给股东以外的第三人，须征得公司或股东的同意；不同意的股东须被强制购买该股东拟转让的股权。因此，不发生股权转让给第三人的问题，更不会产生优先购买权的问题。如果公司章程规定，股东拟将股权转让给股东以外的第三人无需得到公司或其他股东的同意，但在同等条件下对该股权享有优先购买权。因此，在这种条件下，也不会发生同意权和优先购买权的重合问题。至于是采取同意权还是优先购买权，完全取决于公司股东在订立公司章程时的约定，取决于他们的意愿。立法作这样的设计，能充分尊重股东的自治理念和自治能力。
我国现行《公司法》第72条第2、3款规定了股权的对外转让制度，较修订前的公司法而言，具有明显的进步性，在此不再赘述。笔者认为，我国现行《公司法》虽然规定了其他股东的同意权，但未规定其他股东不同意情况下的强制购买义务，而是规定“不同意转让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出资”，“不购买视为同意转让”，曲折迂回之后，又回到了同意转让这一原点，从而使“需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这一限制条件更容易满足。可见，我国《公司法》在同意权和优先购买权二者的价值选择上游移不定，现行立法的同意权规定并没有达到实际的效果。我国《公司法》对此应当做出一个合理的选择。笔者建议，我国公司法应做出以下规定，“公司章程可以对股东对外转让出资做出规定，在同意权或优先购买权中选择适用，但公司章程规定的转让条件应以不超过本法之规定为限”。
作者单位：湖北省襄樊学院政法系
参考文献：
[1]王艳丽.对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制度的再认识[J].法学，2006，11：56-58.
[2]刘俊海.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权的保护[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95-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