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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30年代末成立的西北联合大学，是国民政府战时高等教育资源转移和调整的一部分。北师大（时称北平师范大学）作为西北联合大学的组建一方，不仅举全校之力做抗战救国的努力，自觉投身于西北文化教育的开发和社会建设，而且在这一过程中也维系了学脉和传统的承续，成为国难时期国立大学艰难求存、教育抗战的一个代表。
日军全面侵华对北平师范大学的破坏
由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开源，历经京师优级师范学堂、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发展而来的北平师范大学，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上世纪30年代已成为一所包含三院12系、一个研究院的高水平大学，是国家的学术重镇和教育人才的培养中心。截至1936年，北平师范大学在校生近1000人。教职员233人，其中教员151人。教员中有教授43人，兼职教员84人。图书馆藏书达11万多册。还下设附属幼稚园、附属小学、附属中学、附属乡村教育实验区。仅两所附属小学在学人数就达1600多人，附属中学在学人数1000余人。北平师范大学以其鲜明的办学特色，完备的附属学校系统和实验基地建设，在全国的教育改革和探索中发挥着引领作用。
“九一八”与“七七”事变的相继爆发，一步步地把中华民族推上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作为全国文教中心的平津，真正到了“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的地步。1937年7月28日，日寇侵占北平，北平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理学院被日军南城警备司令部占据，文学院被日军空军山之内航空部队占据，学校图书仪器横遭毁坏，留守人员受到迫害。“教职员学生校工纷纷逃避，校工有在校门外观望者，竟至触怒寇军，立加逮捕绑缚。”就整个北平来说，14 所大学被日寇盘踞，高雅学府成了日军的马厩和兵营。大学作为文化的保存和传播中心，文化典籍是无价之宝，日军对其的抢掠非常惊人。北平师范大学损失图书就达32794册。北平师大附中的2886册图书、323幅挂图不见踪影。
1937年9月，国民政府电令（《教育部第16696号训令》）：“以北平大学、北平师大、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为基干，设立西安临时大学。”北平师大师生，通过各种渠道，先后奔赴西安，开始了辗转陕甘的艰苦办学历程。临时大学拟于11月1日开学，11月15日正式上课，学生自愿报到。因暑期师生多已分散，不可能进行人员的集中迁移。由平津出发，“由于华北陆路交通被日寇封锁断绝，他们不得不先向南、再向西向北绕道而行：冒着被日军搜捕的危险，先进入天津英、法租界，然后搭乘英国客轮经大沽入渤海，由山东的龙口或青岛上岸，绕一个大湾，再奔赴西安”。一些老师因病弱和家庭原因而未能成行。钱玄同先生就是一例，他虽留居北平，但坚辞日伪政府和机构的礼聘，1939年初与世长辞，许寿裳先生的挽联称他，“滞北最伤心，倭难竟成千古恨”。不少师生则或转或散，因辍学、转学而流失者数量大半。
作为骨干院校参与组建西北临时大学
新筹设的西北临时大学设文理学院、法商学院、教育学院、农学院、工学院和医学院六个学院，共23个系。六个学院中，文理学院和教育学院则以北平师范大学为主体力量。其文理学院由北平师范大学文学院、理学院和国立北平大学的女子文理学院组成。黎锦熙先生曾对此做了陈述：“西安临大成立，文理合为一学院者，乃沿平大女子文理学院之旧制。而共分国文、外国语文、历史、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理八学系，则又师大文学院三系、理学院五系之旧制也。于是师大文理两学院及平大女院遂共冶于一炉。”教育学院下设的教育系、体育系是北平师范大学的班底，其家政系主要是河北女师家政系的师生。
西迁前，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包括五个学系和两个专修科，分别为文史系、哲学教育系、经济系、数理系、化学系、音乐专修科、体育专修科，注册人数359人。北平师范大学则设有文学院和理学院，文学院下设国文系、历史系、外文系等3系，理学院下设数学系、物理学系、化学系、生物学系和地理学系等5系。北平师范大学不仅学科最全，而且学生规模最大，其文学院在学人数309人、理学院在学人数401人，两者相加几乎相当于前者的2倍，在职教师超过100人。西安临时大学文理学院的55名教师中，过半数的教师来自北平师范大学，著名的教授有黎锦熙、刘拓、赵进义、陆懋德、傅种孙、郭毓彬、杨立奎、赵学海、黄国璋等。此外，则为北平大学教师和新聘人员。
在收纳学生方面，国民政府教育部在1937年9月17日的快邮代电中规定：平大、师大、北洋三校学生约略共占70%；他校借读生及新招学生约略共占30%。截至1937年12月，共收纳学生1472人，其中文理学院439人、教育学院149人，在西安两次招考录取新生310人。两个学院学生人数在临大中的占比近一半，自然以北平师大的学生为多。附属中学也随校西迁。
1937年12月17日，原北平师大的师生在西安举行母校建校35周年纪念活动，李蒸校长在《纪念专刊》的序言中写道，“在参加西安临时大学的阶段中，庆祝师大三十五周年纪念日，真是悲感交集……想不到故都沦陷，学校流亡……本校同人同学又聚集了数百人于西安，师大生命得以延续，又逢学校诞辰，亦不可不有所纪念。”在临时大学中延续师大的生命、保持师大的存在，我想这是当时每一个师大人的心声，也是保持师大独立办学地位愿望的反映和真实写照。
与联大其他组建校的一体化建设
随着日机开始空袭西安， 1938年3月，西北临时大学长途行军迁徙陕南，并于 1938年4月改称国立西北联合大学。西北联大在联合办学方面做了许多切实有效的工作，择其影响大者简述如下。
其一是文化精神上的建设。合组院校的“一校意识”不是短期就能树立起来的。三校共同的境遇，全国上下同仇敌忾的氛围，是三校得以合组的前提。国民政府教育部组建西北联合大学的指令中，明确给出的理由是“为发展西北高等教育，提高边省文化起见”，三校也都以“开发西北”、“抗战救国”为根本的使命。1938年10月19日，联大常务委员会议决议将“公诚勤朴”作为校训，按照黎锦熙先生的解释为，公以去私，诚足胜弱，勤则不匮，朴乃反愚， “‘贫、愚、私、弱’，人皆知为吾民族之所苦；公诚勤朴，正其对症药也”，并认为，“公诚勤朴，与西北固有优良之民性风习相应”。黎锦熙、许寿裳为联大撰写的校歌，“并序连黉，卌载燕都迥。联辉合耀，文化开秦陇。汉江千里源嶓冢，天山万仞自卑隆。文理导愚蒙；政法倡忠勇；师资树人表；实业拯民穷；健体明医弱者雄。勤朴公诚校训崇。华夏声威，神州文物，原从西北，化被南东。努力发扬我四千年国族之雄风！”对联大办学使命、办学理念、办学架构以及师生精神追求进行了高度概括和全面展示。 其二是治理体制和规章制度上的探索。在校务管理上，联大在临时大学时期的商决制度的基础上，采用了常务委员会决的管理体制，学校设出纳室、庶务室、校医室、会计室，同隶属于常务委员办公室。据西北联大校刊的记载，“各学院设在城固城内本部者，一切行政事务均由校常委会所属各处组办理。其不设在大学本部之各处学院，由院长秉承常委会督率各院事务室人员办理，遇有对外重要公共普遍性之事项，并须由院送请常委会统筹办理。”据不完全统计，从1938年4月3日联大成立到1939年5月10日，先后召开的常委委员会议就达49次，议决事项大至“学校的组织系统”，小至“学生宿舍内务”。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联大常务委员会议定的规章制度达20余项。
其三是教学安排和地方服务上的统筹。联大实行了统一招生，1938年6月，招收新生471人、转学生47人。1938年9月，师范学院设立第二部并招收新生，体育、国文、英语、史地、数学、理化、家政等系各招收一班，每班20人，是以西北联大师范学院的名义招生。学校还统一实行导师制，各院系按照“学生人数多寡酌分为一组或二三组；每组设导师一人，由学校聘请教授担任，每学院设主任导师一人，由学校聘请院长或系主任担任，另设训导处负责全校学生训育及积极改进学校团体生活之责”。（见《西北联大史料汇编》，西北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02页）为期两个月的军事集训也都集中组织和安排。图书馆、宿舍、教学仪器等也都在统一规划之列。在校舍的安排上，将医学院设于南郑县居民聚居区，更多的是出于便民的考虑。农学院设于沔县武侯祠，可以利用汉水开凿沟渠，从事农业和灌溉研究。联大各院系服务西北的重大活动，背后都有联大支持并组织的身影。
联大岁月北平师大的活动与贡献
1938年4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强调“对于师资之训练，应特别重视，而亟谋实施。各级学校教师之资格审查与学术进修办法应从速规定。为养成中等学校德智体三育所需之教师，并应参酌从前高等师范之旧制而急谋设置。”同年7月，国民参政会通过了国民政府教育部制定的《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方案明确提出：“划全国为若干区，分区设立师范学院。”1938年7月，国民政府教育部“令发师范学院规程及国立中央大学等校设立师范学院办法仰遵照由”发西北联大，要求国立西北联合大学设置师范学院，下设“教育、体育、国文、史地、数学、理化、英语、家政八系及劳作专修科。各系本科及各专修科均招一年级新生各一班。各系并收第二部学生各一班”。据此，西北联大按照教育部的指令以及“师范学院规程”的规定，重新对原有院系进行改组。截止1939年8月，学校除上述八系一科外，还设有博物系、公民训育系和师范科研究所。随着师范学院作为一个日益自主的办学实体，师生恢复“师大”荣光，以教育学术之力服务抗战救国、西北开发事业的自觉性和责任感进一步高涨。
西北联大的办学条件异常艰苦。联大图书馆开馆时，图书只有2000多册。图书设备的购置不仅有经费上的促襟，购买也至为不易。教室大都由旧庙宇、教堂和祠堂改建，“水煮白菜和沙子”的伙食印象，刻进联大学生的记忆。判断学生年级的高低，最简单的办法是看着装的破旧程度，“衣服愈破，就表示他年级愈高”。艰困的条件成为同学们更加上进的动力，“挤图书馆”、“抢教室座位”成为生活常态。同学们组建的“陕南学生剧团”，排编并经常演出《这不过是春天》《春风秋雨》《古城的怒吼》等话剧，不仅向师生和地方民众做抗战上的动员，也丰富和活跃了大家艰困的生活。教授们的薪水，仅能维持最低限度。李蒸先生的女儿曾经在回忆中写道，“我的两个在城固出生的弟弟，一个长到一岁多，一个只有几个月，均因无药医治，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夭折了。”院长尚且如此，其他老师的条件更不必说。然而，教师们仍孜孜不倦于教学和研究。正如联大常委胡庶华所说，“我们西北联大，设立在城固这个偏僻的地方，没有电灯，没有自来水，一切物质的享受均谈不到。可是我们师生亦然要共同努力，发扬我们的能吃苦、有朝气的精神，来领导西北的教育。”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实施的高师改大政策，极大动摇了独立的师范教育体系，国民教育亟需的合格师资培养能力受到严重的损害。西迁之前，国立北平师范大学独立撑支，是全国唯一独立设置的高等师范机构，合组为联大后，这一“仅存硕果”面临取消建制的可能。1939年3月，李蒸作为西北联合大学的代表，并以中国教育学会西北教育分会的名义，出席第三届全国教育会议，他提交的“师范学院应一律单独设立案”获得通过。西北联合大学师范学院，还早于1938年7月筹设师范研究所，聘师李建勋兼任研究所主任，其最先设置的教育学部于当年的12月正式运行，研究生招生和专项研究工作随之展开。始于北京高师时期的教育研究科，以及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时期的研究院和研究所的学脉，由此得以接续，这无疑是对师范教育研究更加自觉化的有力推进。西北有独立的高等师范教育机构，也由此而始。
联大时期的北平师大发挥重视和开展乡村教育的优良传统，先后参与并主办、开展了“国语及注音符号讲习班”“科学知识讲习班”“陕南城固、南郑两县风俗民情及协助各县改良陋俗调查”“小学教员讲习会”“小学教员通讯研究部”“民众学校”“体育训练班”“农民业余运动会”“家事讲习班”等调查和培训工作，设立社会教育施教区开展民众启蒙、抗战宣传和移风易俗活动。它接续开展的中小学教育的研究和辅导工作，区域涵盖豫、陕、甘、宁、青、绥六省。学校还接续原来小学通讯研究处的基础，设立小学通讯教育研究处，以通讯的方式解答各地中小学教师提出的有关教学及学术文化的各种问题。这对战时教育的开展和恢复发挥了推动作用。西北联大时期的北平师大，成为了开发西北教育、服务西北社会建设的先锋和主力。
汉中地区文化资源丰厚，名胜古迹多。师生自觉以学术为利器，以文化开发为使命，自觉服务于抗战建国的民族大业。1939年3月，“以汉博望侯张骞为中国历史上不可多得之民族英雄，实有表彰之必要，乃决定将其墓冢加以整理”。考古发掘的经过及墓下情形，由吴世昌撰稿、黎锦熙书丹，树碑以为纪念。1939年7月复刊的北平师大地理系创办的《地理教学》，把学术与时局结合起来，将地理学作为增进国民爱国心的工具。黎锦熙教授完成了8部陕西地方志，对陕西的地方文化系统地整理，他为编写《城固县志》而撰写的《方志今议》，被邵力子誉为“实已踏入科学方法的途径，而富有时代精神的特色”。陆茂德教授的《汉中各县诸葛武侯遗迹考》也是这一时期张扬西北文化历史成就的重要成果。师生还积极参与了联大抗战史料编辑委员会的工作，多方搜求抗战史料，揭露日军的侵略罪行。
1939年8月，联大师范学院、医学院各自独立设置，余下的部分改为国立西北大学。联大期间，原北平师范大学校长的任命和校印一直有效，1938届毕业生的毕业证书上的发证单位仍然是国立北平师范大学。自此以后，一直到改为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并在北平复校前，由京师大学堂师范馆、京师优级师范学堂、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立北京师范大学校一直到国立北平师范大学的学统得以延续，历史传承得以维系。
（作者单位：北师大校史研究室）
日军全面侵华对北平师范大学的破坏
由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开源，历经京师优级师范学堂、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发展而来的北平师范大学，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上世纪30年代已成为一所包含三院12系、一个研究院的高水平大学，是国家的学术重镇和教育人才的培养中心。截至1936年，北平师范大学在校生近1000人。教职员233人，其中教员151人。教员中有教授43人，兼职教员84人。图书馆藏书达11万多册。还下设附属幼稚园、附属小学、附属中学、附属乡村教育实验区。仅两所附属小学在学人数就达1600多人，附属中学在学人数1000余人。北平师范大学以其鲜明的办学特色，完备的附属学校系统和实验基地建设，在全国的教育改革和探索中发挥着引领作用。
“九一八”与“七七”事变的相继爆发，一步步地把中华民族推上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作为全国文教中心的平津，真正到了“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的地步。1937年7月28日，日寇侵占北平，北平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理学院被日军南城警备司令部占据，文学院被日军空军山之内航空部队占据，学校图书仪器横遭毁坏，留守人员受到迫害。“教职员学生校工纷纷逃避，校工有在校门外观望者，竟至触怒寇军，立加逮捕绑缚。”就整个北平来说，14 所大学被日寇盘踞，高雅学府成了日军的马厩和兵营。大学作为文化的保存和传播中心，文化典籍是无价之宝，日军对其的抢掠非常惊人。北平师范大学损失图书就达32794册。北平师大附中的2886册图书、323幅挂图不见踪影。
1937年9月，国民政府电令（《教育部第16696号训令》）：“以北平大学、北平师大、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为基干，设立西安临时大学。”北平师大师生，通过各种渠道，先后奔赴西安，开始了辗转陕甘的艰苦办学历程。临时大学拟于11月1日开学，11月15日正式上课，学生自愿报到。因暑期师生多已分散，不可能进行人员的集中迁移。由平津出发，“由于华北陆路交通被日寇封锁断绝，他们不得不先向南、再向西向北绕道而行：冒着被日军搜捕的危险，先进入天津英、法租界，然后搭乘英国客轮经大沽入渤海，由山东的龙口或青岛上岸，绕一个大湾，再奔赴西安”。一些老师因病弱和家庭原因而未能成行。钱玄同先生就是一例，他虽留居北平，但坚辞日伪政府和机构的礼聘，1939年初与世长辞，许寿裳先生的挽联称他，“滞北最伤心，倭难竟成千古恨”。不少师生则或转或散，因辍学、转学而流失者数量大半。
作为骨干院校参与组建西北临时大学
新筹设的西北临时大学设文理学院、法商学院、教育学院、农学院、工学院和医学院六个学院，共23个系。六个学院中，文理学院和教育学院则以北平师范大学为主体力量。其文理学院由北平师范大学文学院、理学院和国立北平大学的女子文理学院组成。黎锦熙先生曾对此做了陈述：“西安临大成立，文理合为一学院者，乃沿平大女子文理学院之旧制。而共分国文、外国语文、历史、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理八学系，则又师大文学院三系、理学院五系之旧制也。于是师大文理两学院及平大女院遂共冶于一炉。”教育学院下设的教育系、体育系是北平师范大学的班底，其家政系主要是河北女师家政系的师生。
西迁前，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包括五个学系和两个专修科，分别为文史系、哲学教育系、经济系、数理系、化学系、音乐专修科、体育专修科，注册人数359人。北平师范大学则设有文学院和理学院，文学院下设国文系、历史系、外文系等3系，理学院下设数学系、物理学系、化学系、生物学系和地理学系等5系。北平师范大学不仅学科最全，而且学生规模最大，其文学院在学人数309人、理学院在学人数401人，两者相加几乎相当于前者的2倍，在职教师超过100人。西安临时大学文理学院的55名教师中，过半数的教师来自北平师范大学，著名的教授有黎锦熙、刘拓、赵进义、陆懋德、傅种孙、郭毓彬、杨立奎、赵学海、黄国璋等。此外，则为北平大学教师和新聘人员。
在收纳学生方面，国民政府教育部在1937年9月17日的快邮代电中规定：平大、师大、北洋三校学生约略共占70%；他校借读生及新招学生约略共占30%。截至1937年12月，共收纳学生1472人，其中文理学院439人、教育学院149人，在西安两次招考录取新生310人。两个学院学生人数在临大中的占比近一半，自然以北平师大的学生为多。附属中学也随校西迁。
1937年12月17日，原北平师大的师生在西安举行母校建校35周年纪念活动，李蒸校长在《纪念专刊》的序言中写道，“在参加西安临时大学的阶段中，庆祝师大三十五周年纪念日，真是悲感交集……想不到故都沦陷，学校流亡……本校同人同学又聚集了数百人于西安，师大生命得以延续，又逢学校诞辰，亦不可不有所纪念。”在临时大学中延续师大的生命、保持师大的存在，我想这是当时每一个师大人的心声，也是保持师大独立办学地位愿望的反映和真实写照。
与联大其他组建校的一体化建设
随着日机开始空袭西安， 1938年3月，西北临时大学长途行军迁徙陕南，并于 1938年4月改称国立西北联合大学。西北联大在联合办学方面做了许多切实有效的工作，择其影响大者简述如下。
其一是文化精神上的建设。合组院校的“一校意识”不是短期就能树立起来的。三校共同的境遇，全国上下同仇敌忾的氛围，是三校得以合组的前提。国民政府教育部组建西北联合大学的指令中，明确给出的理由是“为发展西北高等教育，提高边省文化起见”，三校也都以“开发西北”、“抗战救国”为根本的使命。1938年10月19日，联大常务委员会议决议将“公诚勤朴”作为校训，按照黎锦熙先生的解释为，公以去私，诚足胜弱，勤则不匮，朴乃反愚， “‘贫、愚、私、弱’，人皆知为吾民族之所苦；公诚勤朴，正其对症药也”，并认为，“公诚勤朴，与西北固有优良之民性风习相应”。黎锦熙、许寿裳为联大撰写的校歌，“并序连黉，卌载燕都迥。联辉合耀，文化开秦陇。汉江千里源嶓冢，天山万仞自卑隆。文理导愚蒙；政法倡忠勇；师资树人表；实业拯民穷；健体明医弱者雄。勤朴公诚校训崇。华夏声威，神州文物，原从西北，化被南东。努力发扬我四千年国族之雄风！”对联大办学使命、办学理念、办学架构以及师生精神追求进行了高度概括和全面展示。 其二是治理体制和规章制度上的探索。在校务管理上，联大在临时大学时期的商决制度的基础上，采用了常务委员会决的管理体制，学校设出纳室、庶务室、校医室、会计室，同隶属于常务委员办公室。据西北联大校刊的记载，“各学院设在城固城内本部者，一切行政事务均由校常委会所属各处组办理。其不设在大学本部之各处学院，由院长秉承常委会督率各院事务室人员办理，遇有对外重要公共普遍性之事项，并须由院送请常委会统筹办理。”据不完全统计，从1938年4月3日联大成立到1939年5月10日，先后召开的常委委员会议就达49次，议决事项大至“学校的组织系统”，小至“学生宿舍内务”。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联大常务委员会议定的规章制度达20余项。
其三是教学安排和地方服务上的统筹。联大实行了统一招生，1938年6月，招收新生471人、转学生47人。1938年9月，师范学院设立第二部并招收新生，体育、国文、英语、史地、数学、理化、家政等系各招收一班，每班20人，是以西北联大师范学院的名义招生。学校还统一实行导师制，各院系按照“学生人数多寡酌分为一组或二三组；每组设导师一人，由学校聘请教授担任，每学院设主任导师一人，由学校聘请院长或系主任担任，另设训导处负责全校学生训育及积极改进学校团体生活之责”。（见《西北联大史料汇编》，西北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02页）为期两个月的军事集训也都集中组织和安排。图书馆、宿舍、教学仪器等也都在统一规划之列。在校舍的安排上，将医学院设于南郑县居民聚居区，更多的是出于便民的考虑。农学院设于沔县武侯祠，可以利用汉水开凿沟渠，从事农业和灌溉研究。联大各院系服务西北的重大活动，背后都有联大支持并组织的身影。
联大岁月北平师大的活动与贡献
1938年4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强调“对于师资之训练，应特别重视，而亟谋实施。各级学校教师之资格审查与学术进修办法应从速规定。为养成中等学校德智体三育所需之教师，并应参酌从前高等师范之旧制而急谋设置。”同年7月，国民参政会通过了国民政府教育部制定的《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方案明确提出：“划全国为若干区，分区设立师范学院。”1938年7月，国民政府教育部“令发师范学院规程及国立中央大学等校设立师范学院办法仰遵照由”发西北联大，要求国立西北联合大学设置师范学院，下设“教育、体育、国文、史地、数学、理化、英语、家政八系及劳作专修科。各系本科及各专修科均招一年级新生各一班。各系并收第二部学生各一班”。据此，西北联大按照教育部的指令以及“师范学院规程”的规定，重新对原有院系进行改组。截止1939年8月，学校除上述八系一科外，还设有博物系、公民训育系和师范科研究所。随着师范学院作为一个日益自主的办学实体，师生恢复“师大”荣光，以教育学术之力服务抗战救国、西北开发事业的自觉性和责任感进一步高涨。
西北联大的办学条件异常艰苦。联大图书馆开馆时，图书只有2000多册。图书设备的购置不仅有经费上的促襟，购买也至为不易。教室大都由旧庙宇、教堂和祠堂改建，“水煮白菜和沙子”的伙食印象，刻进联大学生的记忆。判断学生年级的高低，最简单的办法是看着装的破旧程度，“衣服愈破，就表示他年级愈高”。艰困的条件成为同学们更加上进的动力，“挤图书馆”、“抢教室座位”成为生活常态。同学们组建的“陕南学生剧团”，排编并经常演出《这不过是春天》《春风秋雨》《古城的怒吼》等话剧，不仅向师生和地方民众做抗战上的动员，也丰富和活跃了大家艰困的生活。教授们的薪水，仅能维持最低限度。李蒸先生的女儿曾经在回忆中写道，“我的两个在城固出生的弟弟，一个长到一岁多，一个只有几个月，均因无药医治，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夭折了。”院长尚且如此，其他老师的条件更不必说。然而，教师们仍孜孜不倦于教学和研究。正如联大常委胡庶华所说，“我们西北联大，设立在城固这个偏僻的地方，没有电灯，没有自来水，一切物质的享受均谈不到。可是我们师生亦然要共同努力，发扬我们的能吃苦、有朝气的精神，来领导西北的教育。”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实施的高师改大政策，极大动摇了独立的师范教育体系，国民教育亟需的合格师资培养能力受到严重的损害。西迁之前，国立北平师范大学独立撑支，是全国唯一独立设置的高等师范机构，合组为联大后，这一“仅存硕果”面临取消建制的可能。1939年3月，李蒸作为西北联合大学的代表，并以中国教育学会西北教育分会的名义，出席第三届全国教育会议，他提交的“师范学院应一律单独设立案”获得通过。西北联合大学师范学院，还早于1938年7月筹设师范研究所，聘师李建勋兼任研究所主任，其最先设置的教育学部于当年的12月正式运行，研究生招生和专项研究工作随之展开。始于北京高师时期的教育研究科，以及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时期的研究院和研究所的学脉，由此得以接续，这无疑是对师范教育研究更加自觉化的有力推进。西北有独立的高等师范教育机构，也由此而始。
联大时期的北平师大发挥重视和开展乡村教育的优良传统，先后参与并主办、开展了“国语及注音符号讲习班”“科学知识讲习班”“陕南城固、南郑两县风俗民情及协助各县改良陋俗调查”“小学教员讲习会”“小学教员通讯研究部”“民众学校”“体育训练班”“农民业余运动会”“家事讲习班”等调查和培训工作，设立社会教育施教区开展民众启蒙、抗战宣传和移风易俗活动。它接续开展的中小学教育的研究和辅导工作，区域涵盖豫、陕、甘、宁、青、绥六省。学校还接续原来小学通讯研究处的基础，设立小学通讯教育研究处，以通讯的方式解答各地中小学教师提出的有关教学及学术文化的各种问题。这对战时教育的开展和恢复发挥了推动作用。西北联大时期的北平师大，成为了开发西北教育、服务西北社会建设的先锋和主力。
汉中地区文化资源丰厚，名胜古迹多。师生自觉以学术为利器，以文化开发为使命，自觉服务于抗战建国的民族大业。1939年3月，“以汉博望侯张骞为中国历史上不可多得之民族英雄，实有表彰之必要，乃决定将其墓冢加以整理”。考古发掘的经过及墓下情形，由吴世昌撰稿、黎锦熙书丹，树碑以为纪念。1939年7月复刊的北平师大地理系创办的《地理教学》，把学术与时局结合起来，将地理学作为增进国民爱国心的工具。黎锦熙教授完成了8部陕西地方志，对陕西的地方文化系统地整理，他为编写《城固县志》而撰写的《方志今议》，被邵力子誉为“实已踏入科学方法的途径，而富有时代精神的特色”。陆茂德教授的《汉中各县诸葛武侯遗迹考》也是这一时期张扬西北文化历史成就的重要成果。师生还积极参与了联大抗战史料编辑委员会的工作，多方搜求抗战史料，揭露日军的侵略罪行。
1939年8月，联大师范学院、医学院各自独立设置，余下的部分改为国立西北大学。联大期间，原北平师范大学校长的任命和校印一直有效，1938届毕业生的毕业证书上的发证单位仍然是国立北平师范大学。自此以后，一直到改为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并在北平复校前，由京师大学堂师范馆、京师优级师范学堂、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立北京师范大学校一直到国立北平师范大学的学统得以延续，历史传承得以维系。
（作者单位：北师大校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