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知录》是清初学者顾炎武的代表之作，“积三十余年”始成(见黄汝成：《日知录集释》卷首顾炎武自记)。现在行世者，为三十二卷本，系由炎武门人潘耒据其手稿，于康熙三十四年(一六九五年)在福建建阳整理付刻。之前的康熙九年(一六七○年)，曾由炎武本人经理，于江苏淮安将《日知录》初成之八卷付梓。故而康熙年间的《日知录》，即有八卷本与三十二卷本之分。惟后世因有三十二卷本，八卷本遂渐为其所掩，以至不传。因之，便出现了八卷本“早已失传”之说。最近，笔者在北京图书馆善本室翻检古籍，得见一无序跋且目录亦略有残缺的八卷刻本《日知录》(以下简称八卷本)，经与该室所藏之康熙三十四年《日知录》三十二卷刻写本(以下简称三十二卷本)校读，认为是八卷本，即系康熙九年之初刻本。理由如次：
　　八卷本无序跋，亦无刻写书坊标识，且作者姓氏亦不见。字体修长、工整、清新，远远胜过三十二卷本。页九行，行二十字。(三十二卷本页十一行，行二十二字)目录起自《卜筮》条，尚缺之前的《朱子周易本义》、《巳日》、《鸿渐于陆》、《批》、《序卦杂卦》、《七八九六》等六条。全书共录札记一百四十条。卷一凡十四条，三十二卷本除《公姓》一条改作《取妻不取同姓》归入卷六外，其余诸条均依次归入卷一、二、三。卷二凡二十五条，三十二卷本依次归入卷四至卷六。卷三凡七条，三十二卷本皆入卷七。卷四凡二十五条，三十二卷本分别归入八、九、十、十一、十三诸卷。卷五凡十六条，三十二卷本依次归入卷十六、十七。卷六凡十七条，三十二卷本分别归入十四、十五、二十二、二十八三十诸卷卷七凡十九条，三十二卷本分别归入二十、二十一、二十三、二十四诸卷。卷八凡十七条，三十二卷本归入二十二、三十一两卷。
　　就目录次第而论，我们即可窥见三十二卷本的雏型，在八卷本时已经大致定下来了。尔后十余年间，作者又付出了大量的辛勤劳动，随着学识的积累，阅历的丰富，将卷帙扩至三十二，所辑条目亦增至一千零一十九。
　　八卷本与三十二卷本比较，一百四十条中，文注均同者仅十八条，文同注异者仅十七条，其他百余条，文注均有歧异，而且大多数条目都作了大幅度的改写、增详。以卷四为例，《乡亭之职》条，增写近千字。《部刺史》条，征引《元城语录》、《史记》、《汉书百官表》、《后汉书刘焉传》、《抚州刺史壁记》、《新、旧唐书》及《金史》中的大量资料，增写至千余字。尤为突出的，是《以钱为赋》条，八卷本不过寥寥五十四字，而三十二卷本则引述了《周官》、《荀于》、《汉书》、《孟子》、《长庆集》、《李翱集》、《资治通鉴》、《太平十策》等材料，全文竟增至一千三百余字。类似改写、增详的情况，于各卷中所见甚多，不遑备举。从这样一个改写、增详的劳作过程，我们不惟可以看到顾炎武迄于暮年学问的愈益成熟，而且更可以看到他谨严负责的著述态度。从中自能获致不少有益的启示。同时，对研究顾氏思想的演变亦不无助益。此其一。
　　其二，八卷本字体，除前述特征之外，与三十二卷本比较，在用字上亦见特色。譬如更作，食作，贵作，留作，初作初，等等，都是足见八卷本较三十二卷本为早的佐证。
　　其三，确认八卷本为康熙初年刻本的一个颇具说服力的依据，乃为八卷本用字并不避康熙帝诸子之讳，径直将胤书为胤(见八卷本卷一《帝王名号》、《武王伐纣》诸条)，而三十二卷本则讳作。
　　综上所述，北京图书馆善本室所藏八卷本《日知录》，确系康熙初年刻本无疑。据考，八卷本《日知录》仅于康熙九年(一六七○年)刻过。至于有人说康熙十箫五年(一六七六年)，因重印八卷本，顾炎武方才有《初刻<日知录>自序》之作，考诸炎武生平所著诗文、书札及后人所辑年谱，却未见一处述及，恐属揣测，似难成立。所以，笔者以为，有足够的理由把这个本子认定为康熙九年的刻本。
　　
　　陈祖武《日知录》是清初学者顾炎武的代表之作，“积三十余年”始成(见黄汝成：《日知录集释》卷首顾炎武自记)。现在行世者，为三十二卷本，系由炎武门人潘耒据其手稿，于康熙三十四年(一六九五年)在福建建阳整理付刻。之前的康熙九年(一六七○年)，曾由炎武本人经理，于江苏淮安将《日知录》初成之八卷付梓。故而康熙年间的《日知录》，即有八卷本与三十二卷本之分。惟后世因有三十二卷本，八卷本遂渐为其所掩，以至不传。因之，便出现了八卷本“早已失传”之说。最近，笔者在北京图书馆善本室翻检古籍，得见一无序跋且目录亦略有残缺的八卷刻本《日知录》(以下简称八卷本)，经与该室所藏之康熙三十四年《日知录》三十二卷刻写本(以下简称三十二卷本)校读，认为是八卷本，即系康熙九年之初刻本。理由如次：
　　八卷本无序跋，亦无刻写书坊标识，且作者姓氏亦不见。字体修长、工整、清新，远远胜过三十二卷本。页九行，行二十字。(三十二卷本页十一行，行二十二字)目录起自《卜筮》条，尚缺之前的《朱子周易本义》、《巳日》、《鸿渐于陆》、《批》、《序卦杂卦》、《七八九六》等六条。全书共录札记一百四十条。卷一凡十四条，三十二卷本除《公姓》一条改作《取妻不取同姓》归入卷六外，其余诸条均依次归入卷一、二、三。卷二凡二十五条，三十二卷本依次归入卷四至卷六。卷三凡七条，三十二卷本皆入卷七。卷四凡二十五条，三十二卷本分别归入八、九、十、十一、十三诸卷。卷五凡十六条，三十二卷本依次归入卷十六、十七。卷六凡十七条，三十二卷本分别归入十四、十五、二十二、二十八三十诸卷卷七凡十九条，三十二卷本分别归入二十、二十一、二十三、二十四诸卷。卷八凡十七条，三十二卷本归入二十二、三十一两卷。
　　就目录次第而论，我们即可窥见三十二卷本的雏型，在八卷本时已经大致定下来了。尔后十余年间，作者又付出了大量的辛勤劳动，随着学识的积累，阅历的丰富，将卷帙扩至三十二，所辑条目亦增至一千零一十九。
　　八卷本与三十二卷本比较，一百四十条中，文注均同者仅十八条，文同注异者仅十七条，其他百余条，文注均有歧异，而且大多数条目都作了大幅度的改写、增详。以卷四为例，《乡亭之职》条，增写近千字。《部刺史》条，征引《元城语录》、《史记》、《汉书百官表》、《后汉书刘焉传》、《抚州刺史壁记》、《新、旧唐书》及《金史》中的大量资料，增写至千余字。尤为突出的，是《以钱为赋》条，八卷本不过寥寥五十四字，而三十二卷本则引述了《周官》、《荀于》、《汉书》、《孟子》、《长庆集》、《李翱集》、《资治通鉴》、《太平十策》等材料，全文竟增至一千三百余字。类似改写、增详的情况，于各卷中所见甚多，不遑备举。从这样一个改写、增详的劳作过程，我们不惟可以看到顾炎武迄于暮年学问的愈益成熟，而且更可以看到他谨严负责的著述态度。从中自能获致不少有益的启示。同时，对研究顾氏思想的演变亦不无助益。此其一。
　　其二，八卷本字体，除前述特征之外，与三十二卷本比较，在用字上亦见特色。譬如更作，食作，贵作，留作，初作初，等等，都是足见八卷本较三十二卷本为早的佐证。
　　其三，确认八卷本为康熙初年刻本的一个颇具说服力的依据，乃为八卷本用字并不避康熙帝诸子之讳，径直将胤书为胤(见八卷本卷一《帝王名号》、《武王伐纣》诸条)，而三十二卷本则讳作。
　　综上所述，北京图书馆善本室所藏八卷本《日知录》，确系康熙初年刻本无疑。据考，八卷本《日知录》仅于康熙九年(一六七○年)刻过。至于有人说康熙十箫五年(一六七六年)，因重印八卷本，顾炎武方才有《初刻<日知录>自序》之作，考诸炎武生平所著诗文、书札及后人所辑年谱，却未见一处述及，恐属揣测，似难成立。所以，笔者以为，有足够的理由把这个本子认定为康熙九年的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