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 “格物”是儒家自我修养的起点。王阳明在环境极端险恶的贵州龙场，通过自身经验而“大悟”，体悟到“心即理”，“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王阳明以成圣之志，动心忍性，格得万般“人情事变”，从王阳明居夷诗内容的前后变化可以探究其格物正心致中和的实践经历。
关键词： 王阳明 居夷诗 格物 正心 成圣之志
一、在动心忍性的实践中顿悟格物之旨
王阳明是中国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教育家和文学家，是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集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于一身的硕儒之一。王阳明少时就认定人生“第一等事”就是“读书学圣贤”[1]。1489年17岁的王阳明拜访了当时最出色的儒家学者娄谅，娄谅阐述朱熹的格物之学，并言“圣人可学而至”，阳明从此开始对儒家学说的探求。
“格物”是儒家自我修养的起点。但王阳明在亲身实践朱子“格物”说的过程中，发现“循序格物，顾物理与吾心终判为二，无所得入”，对朱熹的格物思想产生怀疑。其后阳明经历了几次精神上的危机，在佛老思想中出入辗转，最终以亲身体验发现了人类原始亲情、家庭纽带的价值，选择了旨在济世和在特定的社会场境和人际关系中寻求自我实现和个人自由的儒家圣学。
明正德元年（1506年），王阳明因刘璟事件，被下狱、廷杖、贬至贵州龙场，人生逆转，经历百死千难，一日大悟，创立心学。“及在夷中三年，颇见得此意思，方知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决然以圣人为人人可到，便自有担当了”[2]。龙场悟道正是王阳明通过自身的经验，体悟到格物致知之旨，是阳明真正笃志于圣学的开始。
“意之所在便是物。如意在于事亲，即事亲即是一物”。“格物如孟子‘大人格君心’之格，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体之正。但意念所在，即要去其不正以全其正，即无时无处不是存天理，即是穷理”[3]。“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也”[4]。
王阳明的格物说大致有几个要点：
第一，“格物”即“正心”，格物就是“格心”。“物”，即“事”，没有进入内心的客观事物不能称之为物。“格物”即“为善去恶”，去除人心的不正，使其恢复正，恢复人心本然的中正平和。
第二，“格物”是一个动态的自我修正的过程。王阳明“把朱熹的格物从一系列零碎的自我控制活动转变为内部自我更新的连续过程。他把格物看作差不多与‘诚意’和‘正心’同义”[5]。
第三，“格物”以立志（内心抉择）为轴心。立志做圣贤，这是王阳明人生的第一等大事。在居夷处困、经历“百死千难”的每一个瞬间，王阳明都要跟圣人作比，追问“圣人处此更有何道”。王阳明的格物说突出了道德实践主体的自由意志。
第四，格物是一种体验，“须在事上磨”[6]。“正如不吃苦瓜就不知道苦瓜的味道，只有经历过整体转变的痛苦经验，才能真正理解自我实现的意义”[7]。王阳明对格物之旨的顿悟正是通过他在龙场极艰难困苦中的“动心忍性”的经历中获得的，也就是借由他真实的格物体验而得。王阳明真切的格物体验在他的居夷诗中有着清晰的记录。
二、以成圣之志格得“人情事变”
按照阳明的说法，“意之所在便是物”，“意念所在，即要去其不正以全其正”，那么进入阳明居夷诗的种种事情便是此期阳明要正心的“物”。“除了人情事变，则无事矣。喜怒哀乐非人情乎？自视听言动，以至富贵贫贱、患难生死，皆事变也。事变亦只在人情里。其要只在致中和；致中和只在谨独”[8]。王阳明的居夷诗记录了他人生风云突起的“人情事变”，因为诗中的这些“喜怒哀乐”、“富贵贫贱”、“患难生死”之“物”进入了他的心，他必须“奋力维持平静的心态”，格物即是致“人情”于“中和”。
阳明在龙场要面对的“人情事变是”：山水奇绝，谪官身份：“境多奇绝非吾土，时可淹留是谪官。”（《七盘》）[9]居无所止，陋居至陋：“草庵不及肩，旅倦体方适。”（《初至龙场无所止结草庵居之》）食无所继，稼穑极辛：“采蕨西山下，扳援陟崔嵬。”（《采蕨》）“晚归阴壑底，抱瓮还自汲。”（《采薪》）夷人质朴，终是未化：“群僚环聚讯，语庞意颇质。鹿豕且同游，兹类犹人属。”（《初至龙场无所止结草庵居之》）去国怀乡，游子思亲：“投簪实有居夷志，垂白难承菽水欢。”（七盘）“人生非木古，别久宁无思！”（《山石》）感时伤逝，道业无成：“年华若流水，一去无回停。悠悠百年内，吾道终何成。”（《溪水》）孤独寂寞，同道远隔：“窅然坐幽独，怵尔抱深警。”（《秋夜》）“如何两分植，憔悴叹西东。”（《猗猗》）
首先进入王阳明心中的“事”，不是济世化民，不是建功立业，不是君臣父子，而是最原始的生存问题——如何活下去：随时可夺命的毒虫瘴疠，心怀敌意的土著，没有住处，没有粮食，柴得自己砍，水得自己担。这些“物”涵盖了低至食、住、用最低生存层面的“夷狄患难”之事，是真真切切的生活体验，是在平常日用中、行住坐卧间的格物正心实践。一切身份头衔都被剥夺，一切名利荣华已毫无意义，一切亲情纽带已经远隔，在这种处境下如何“用世”？如何有所作为？在活下去都极其艰难的生命底层，在最消磨人意志的平常日用间，如何还要做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做一个内心自由的人？何况在此情境之下，做一个圣贤，其意义何在？
然而立志成圣，终究是阳明实践的起点和终点：“缅怀黄唐化，略称茅茨迹”（《初至龙场无所止，结草庵居之》），与僚人相处，内心升起的是黄帝唐尧时代圣人化民的淳朴景象；“岂不桑梓怀？素位聊无悔”，“邈矣箪瓢子，此心期与论”（《始得东洞遂改为阳明小洞天三首》），居于山洞時想的是“箪瓢子”颜回，比照的是圣人素位和孔颜之乐；“谪居屡在陈，从者有愠见”（《谪居绝粮请学于农将田南山永言寄怀》），将自己的处境和孔圣人当年绝粮陈地作比，坦然放下身架，开荒南山；“缅怀风沂兴，千载相为谋”（《诸生夜坐》），更是比照曾点“浴乎沂，风乎舞雩”的理想，体悟圣贤之从容洒落的胸怀。阳明正是以成圣之志格尽万死千难中的“人情事变”。 《传习录》中记录王阳明曾教育子弟“务要立个必为圣人之心。时时刻刻须是‘一棒一条痕，一掴一掌血’，方能听吾说话句句得力”[10]。从居夷诗中看阳明对“物”的心态的改变，也可以说是“一棒一条痕”，一物一物痛苦地正心，没有半点含糊。
三、养得心中平和，则其言自别
阳明以成圣之志格物正心、致中和的成效，我们可以在阳明悟道之后的诗歌内容中明显感受到。
王阳明居夷诗的主要内容是展现他身心所要面对的各种人、事、物，也就是他要正心的地方：与自然的关系（吃住生存，自然山水），与人群的关系（夷人，小仆，至亲，朋友，官员，学生），与自己的关系（乡愁，孤独，迟暮，惶恐），旧有的关系和状态被全部剥夺打破，要如何建立一种全新的关系纽带，获得生命的意义？
阳明对自己谪官身份心态的变化：开篇《弃妇吟》是对被弃身份的共鸣和悲叹，踏入贵州地还是“清世独便吾职易，穷途还赖此心存”（《平溪馆次王文济韵》），是忠而被谤的悲愤。到《龙冈漫兴五首其一》：“投荒万里入炎州，却喜官卑得自由。心在夷居何有陋？身虽吏隐未忘忧。春山卉服时相问，雪寨与舆每独游。拟把犁锄从许子，谩将絃诵止言游。”阳明用“吏隐”定位自己的谪居生活，这是从被动受处置到主动作选择的变化，内心的力量和道德实践主体的自主性被凸显。
阳明与夷人的关系：“居久，夷人亦日来亲狎。以所居湫湿，乃伐木构龙岗书院及寅宾堂、何陋轩、君子亭、玩易窝以居之。”[11]这个事件发生在大悟之后不久，表明阳明同龙场土著居民的关系有了明显的改善，在诗中的表现是“春山卉服时相问”的和谐。从“鹿豕且同游，兹类犹人属。污樽映瓦豆，尽醉不知夕。缅怀黄唐化，略称茅茨迹。”的自我观照与警醒，到“起来步闲谣，晚酌檐下设。尽醉即草铺，忘与邻翁别”（《西园》）的自然随意，这是格物正心的过程与结果。
对田园劳作的态度：居夷诗中有阳明一生中难得一见的田园诗：“物理既可玩，化机还默识；即是参赞功，毋为轻稼穑”（《观稼》），“素缺农圃学，因兹得深论。毋为轻鄙事，吾道固斯存”（《龙岗新构》），“柴水良独劳，不愧吾食力”（《采薪二首》其一），这还是从未从事过农事劳作的文人怀着一颗格物之心有意识的自我观照与警醒，是以求道之心在自我身心与粗鄙农事间获得和谐的努力。“花事纷纷春欲酣，杖藜随步过村南。田翁开野教新犊，溪女分流浴种蚕。稚犬吠人依密槿，闲凫照影立晴潭。偶逢江客传乡信，归卧枫堂梦石龛”（《村南》），所描画的乡村风光是一片清新，满含生机，漫步在田间村头的阳明则是心平气和，自在随意，连“偶逢江客传乡信，归卧枫堂梦石龛”，也没有流露出丝毫不安之绪。“方园不盈亩，蔬卉颇成列。分溪免甕灌，补篱防豕踣。芜草稍焚薙，清雨夜来歇。濯濯新叶敷，荧荧夜花发。放锄息重阴，旧书漫披阅。倦枕竹下石，醒望松间月。起来步闲谣，晚酌檐下设。尽醉即草铺，忘与邻翁别”（《西园》），更是表现出体道中的阳明在田园和劳作中喜悦地感受着自然的生命力，内心有一种别样的祥和与洒落。阳明的身心与田园劳作日渐地和谐自然起来。
对异乡山水的态度：居夷诗中还有大量的山水诗，阳明刚踏入贵州土地，面对夷地奇绝之山水，难免是“有我之境，以我观物”，“境多奇绝非吾土，时可淹留是谪官”，谪官身份的自我意识让阳明与自然山水的关系尴尬而矛盾，一方面是惊喜与热爱，另一方面却不能全心投入。阳明在“端居澄默”的秋夜，窅然独坐，升起“年徂道无闻，心违迹未屏”之叹时，自言“山泉岂无适？离人怀故境”（《秋夜》），警醒自己不是山水的问题，是心的问题，所以诗尾“安得驾云鸿，高飞越南景”，就不能仅看作阳明的思乡与归隐之情，而是阳明对身心不再相违的自由解脱的向往。随着动心忍性的格物体验的深入，阳明内心的平和之气日生，再看山水，则是“坐久尘虑息，澹然与道谋”（《水滨洞》），“道在险夷随地乐，心忘鱼鸟自流形”（《睡起写怀》），“交游若问居夷事，为说山泉颇自堪”（送张宪长左迁滇南大参次韵），“路僻官卑病益闲，空林惟听鸟间关。地无医药凭书卷，身处蛮夷亦故山”（《龙冈漫兴五首》其三），真是“心中洒洒”。
对友人的思念：在居夷诗中有表现阳明对自己平生第一同道好友湛若水的思念之情的三首诗歌：《猗猗》和《南溟》两首寓言诗，把自己和好友比作志同道合而被强力分开的翠竹和青松，瑞鸟和灵禽，表现出对命运无常的哀叹和能与同道相伴共同探讨学问的向往，诗风颇为凄苦和哀伤。到龙场后期的《夜泊江思湖忆元明》：“扁舟泊近渔家晚，茅屋深环柳港清。雷雨骤开江雾散，星河不动暮川平。梦回客枕人千里，月上春堤夜四更。欲寄愁心无过雁，披衣坐听野鸡鸣。”已变作随缘任运的平淡与洒落。
笔下的动物意象：在阳明的居夷诗中多次出现“鹤”的形象，赴龙场途中“朝弹别鹤操，暮弹孤鸿吟”（弃妇叹）中的“鹤”是孤独别离的象征；“却幸此身如野鹤，人间随地可淹留”（沅水驿），“此身未拟泣穷途，随处翻飞野鹤孤”（《即席次王文济少参韵二首》）中的“鹤”是无常不定之象征；“但闻清猿啸，时见皓鹤翻”（《无寐二首》其二），“已逐肩舆度青壁，还随孤鹤下苍松”（《白云》）中的鹤是道家遗世独立、归隐山林的符号，这些“鹤”都带有诗人自拟的意味。到“石门遥锁阳明鹤，应笑山人久不归”（《来仙洞》），“寄语峰头双白鹤，野夫终不久龙场”（《龙冈漫兴五首》其五）中的“鹤”已变成诙谐打趣的对象，诗中透露出诗人对自心与未来可以预见和把控的自信和向往，诗人内心力量的强大展露无遗。
在阳明的居夷诗中，可以明显感受悟道前与后的变化，心中平和之气让诗歌风格从之前的略微生硬与疏隔转为之后的清新与俊逸。阳明曾对学生说：“作文字亦无妨用功夫，如‘诗言志’，只看尔意向如何，意得处自不能不发之于言，但不必在词语上驰骋。言不可以伪为。且如不见道之人，一片粗鄙心，安能说出和平话？纵然都做得，后一两句，露出病痛，便觉破此文原非充养得来。若养得心中平和，则其言自别。”[12]阳明自己的居夷诗便是明证。
参考文献：
[1][11]王阳明全集·卷三十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1001，2007.
[2]王阳明，著.黄以方，录.传习录[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2：385.
[3]王阳明，徐爱，录.传习录[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2：34.
[4][6][8]王阳明，陆澄，录.传习录[M].中州古籍出版社，2012：103.
[5]杜维明.青年王阳明：行动中的儒家思想[M].三联書店，2013：210.
[7]杜维明.青年王阳明：行动中的儒家思想[M].北京：三联书店，2013.
[9]王阳明全集·卷十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580-600.
[10]王阳明.传习录[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2：396.
[12]王阳明全集·卷三十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970.
关键词： 王阳明 居夷诗 格物 正心 成圣之志
一、在动心忍性的实践中顿悟格物之旨
王阳明是中国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教育家和文学家，是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集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于一身的硕儒之一。王阳明少时就认定人生“第一等事”就是“读书学圣贤”[1]。1489年17岁的王阳明拜访了当时最出色的儒家学者娄谅，娄谅阐述朱熹的格物之学，并言“圣人可学而至”，阳明从此开始对儒家学说的探求。
“格物”是儒家自我修养的起点。但王阳明在亲身实践朱子“格物”说的过程中，发现“循序格物，顾物理与吾心终判为二，无所得入”，对朱熹的格物思想产生怀疑。其后阳明经历了几次精神上的危机，在佛老思想中出入辗转，最终以亲身体验发现了人类原始亲情、家庭纽带的价值，选择了旨在济世和在特定的社会场境和人际关系中寻求自我实现和个人自由的儒家圣学。
明正德元年（1506年），王阳明因刘璟事件，被下狱、廷杖、贬至贵州龙场，人生逆转，经历百死千难，一日大悟，创立心学。“及在夷中三年，颇见得此意思，方知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决然以圣人为人人可到，便自有担当了”[2]。龙场悟道正是王阳明通过自身的经验，体悟到格物致知之旨，是阳明真正笃志于圣学的开始。
“意之所在便是物。如意在于事亲，即事亲即是一物”。“格物如孟子‘大人格君心’之格，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体之正。但意念所在，即要去其不正以全其正，即无时无处不是存天理，即是穷理”[3]。“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也”[4]。
王阳明的格物说大致有几个要点：
第一，“格物”即“正心”，格物就是“格心”。“物”，即“事”，没有进入内心的客观事物不能称之为物。“格物”即“为善去恶”，去除人心的不正，使其恢复正，恢复人心本然的中正平和。
第二，“格物”是一个动态的自我修正的过程。王阳明“把朱熹的格物从一系列零碎的自我控制活动转变为内部自我更新的连续过程。他把格物看作差不多与‘诚意’和‘正心’同义”[5]。
第三，“格物”以立志（内心抉择）为轴心。立志做圣贤，这是王阳明人生的第一等大事。在居夷处困、经历“百死千难”的每一个瞬间，王阳明都要跟圣人作比，追问“圣人处此更有何道”。王阳明的格物说突出了道德实践主体的自由意志。
第四，格物是一种体验，“须在事上磨”[6]。“正如不吃苦瓜就不知道苦瓜的味道，只有经历过整体转变的痛苦经验，才能真正理解自我实现的意义”[7]。王阳明对格物之旨的顿悟正是通过他在龙场极艰难困苦中的“动心忍性”的经历中获得的，也就是借由他真实的格物体验而得。王阳明真切的格物体验在他的居夷诗中有着清晰的记录。
二、以成圣之志格得“人情事变”
按照阳明的说法，“意之所在便是物”，“意念所在，即要去其不正以全其正”，那么进入阳明居夷诗的种种事情便是此期阳明要正心的“物”。“除了人情事变，则无事矣。喜怒哀乐非人情乎？自视听言动，以至富贵贫贱、患难生死，皆事变也。事变亦只在人情里。其要只在致中和；致中和只在谨独”[8]。王阳明的居夷诗记录了他人生风云突起的“人情事变”，因为诗中的这些“喜怒哀乐”、“富贵贫贱”、“患难生死”之“物”进入了他的心，他必须“奋力维持平静的心态”，格物即是致“人情”于“中和”。
阳明在龙场要面对的“人情事变是”：山水奇绝，谪官身份：“境多奇绝非吾土，时可淹留是谪官。”（《七盘》）[9]居无所止，陋居至陋：“草庵不及肩，旅倦体方适。”（《初至龙场无所止结草庵居之》）食无所继，稼穑极辛：“采蕨西山下，扳援陟崔嵬。”（《采蕨》）“晚归阴壑底，抱瓮还自汲。”（《采薪》）夷人质朴，终是未化：“群僚环聚讯，语庞意颇质。鹿豕且同游，兹类犹人属。”（《初至龙场无所止结草庵居之》）去国怀乡，游子思亲：“投簪实有居夷志，垂白难承菽水欢。”（七盘）“人生非木古，别久宁无思！”（《山石》）感时伤逝，道业无成：“年华若流水，一去无回停。悠悠百年内，吾道终何成。”（《溪水》）孤独寂寞，同道远隔：“窅然坐幽独，怵尔抱深警。”（《秋夜》）“如何两分植，憔悴叹西东。”（《猗猗》）
首先进入王阳明心中的“事”，不是济世化民，不是建功立业，不是君臣父子，而是最原始的生存问题——如何活下去：随时可夺命的毒虫瘴疠，心怀敌意的土著，没有住处，没有粮食，柴得自己砍，水得自己担。这些“物”涵盖了低至食、住、用最低生存层面的“夷狄患难”之事，是真真切切的生活体验，是在平常日用中、行住坐卧间的格物正心实践。一切身份头衔都被剥夺，一切名利荣华已毫无意义，一切亲情纽带已经远隔，在这种处境下如何“用世”？如何有所作为？在活下去都极其艰难的生命底层，在最消磨人意志的平常日用间，如何还要做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做一个内心自由的人？何况在此情境之下，做一个圣贤，其意义何在？
然而立志成圣，终究是阳明实践的起点和终点：“缅怀黄唐化，略称茅茨迹”（《初至龙场无所止，结草庵居之》），与僚人相处，内心升起的是黄帝唐尧时代圣人化民的淳朴景象；“岂不桑梓怀？素位聊无悔”，“邈矣箪瓢子，此心期与论”（《始得东洞遂改为阳明小洞天三首》），居于山洞時想的是“箪瓢子”颜回，比照的是圣人素位和孔颜之乐；“谪居屡在陈，从者有愠见”（《谪居绝粮请学于农将田南山永言寄怀》），将自己的处境和孔圣人当年绝粮陈地作比，坦然放下身架，开荒南山；“缅怀风沂兴，千载相为谋”（《诸生夜坐》），更是比照曾点“浴乎沂，风乎舞雩”的理想，体悟圣贤之从容洒落的胸怀。阳明正是以成圣之志格尽万死千难中的“人情事变”。 《传习录》中记录王阳明曾教育子弟“务要立个必为圣人之心。时时刻刻须是‘一棒一条痕，一掴一掌血’，方能听吾说话句句得力”[10]。从居夷诗中看阳明对“物”的心态的改变，也可以说是“一棒一条痕”，一物一物痛苦地正心，没有半点含糊。
三、养得心中平和，则其言自别
阳明以成圣之志格物正心、致中和的成效，我们可以在阳明悟道之后的诗歌内容中明显感受到。
王阳明居夷诗的主要内容是展现他身心所要面对的各种人、事、物，也就是他要正心的地方：与自然的关系（吃住生存，自然山水），与人群的关系（夷人，小仆，至亲，朋友，官员，学生），与自己的关系（乡愁，孤独，迟暮，惶恐），旧有的关系和状态被全部剥夺打破，要如何建立一种全新的关系纽带，获得生命的意义？
阳明对自己谪官身份心态的变化：开篇《弃妇吟》是对被弃身份的共鸣和悲叹，踏入贵州地还是“清世独便吾职易，穷途还赖此心存”（《平溪馆次王文济韵》），是忠而被谤的悲愤。到《龙冈漫兴五首其一》：“投荒万里入炎州，却喜官卑得自由。心在夷居何有陋？身虽吏隐未忘忧。春山卉服时相问，雪寨与舆每独游。拟把犁锄从许子，谩将絃诵止言游。”阳明用“吏隐”定位自己的谪居生活，这是从被动受处置到主动作选择的变化，内心的力量和道德实践主体的自主性被凸显。
阳明与夷人的关系：“居久，夷人亦日来亲狎。以所居湫湿，乃伐木构龙岗书院及寅宾堂、何陋轩、君子亭、玩易窝以居之。”[11]这个事件发生在大悟之后不久，表明阳明同龙场土著居民的关系有了明显的改善，在诗中的表现是“春山卉服时相问”的和谐。从“鹿豕且同游，兹类犹人属。污樽映瓦豆，尽醉不知夕。缅怀黄唐化，略称茅茨迹。”的自我观照与警醒，到“起来步闲谣，晚酌檐下设。尽醉即草铺，忘与邻翁别”（《西园》）的自然随意，这是格物正心的过程与结果。
对田园劳作的态度：居夷诗中有阳明一生中难得一见的田园诗：“物理既可玩，化机还默识；即是参赞功，毋为轻稼穑”（《观稼》），“素缺农圃学，因兹得深论。毋为轻鄙事，吾道固斯存”（《龙岗新构》），“柴水良独劳，不愧吾食力”（《采薪二首》其一），这还是从未从事过农事劳作的文人怀着一颗格物之心有意识的自我观照与警醒，是以求道之心在自我身心与粗鄙农事间获得和谐的努力。“花事纷纷春欲酣，杖藜随步过村南。田翁开野教新犊，溪女分流浴种蚕。稚犬吠人依密槿，闲凫照影立晴潭。偶逢江客传乡信，归卧枫堂梦石龛”（《村南》），所描画的乡村风光是一片清新，满含生机，漫步在田间村头的阳明则是心平气和，自在随意，连“偶逢江客传乡信，归卧枫堂梦石龛”，也没有流露出丝毫不安之绪。“方园不盈亩，蔬卉颇成列。分溪免甕灌，补篱防豕踣。芜草稍焚薙，清雨夜来歇。濯濯新叶敷，荧荧夜花发。放锄息重阴，旧书漫披阅。倦枕竹下石，醒望松间月。起来步闲谣，晚酌檐下设。尽醉即草铺，忘与邻翁别”（《西园》），更是表现出体道中的阳明在田园和劳作中喜悦地感受着自然的生命力，内心有一种别样的祥和与洒落。阳明的身心与田园劳作日渐地和谐自然起来。
对异乡山水的态度：居夷诗中还有大量的山水诗，阳明刚踏入贵州土地，面对夷地奇绝之山水，难免是“有我之境，以我观物”，“境多奇绝非吾土，时可淹留是谪官”，谪官身份的自我意识让阳明与自然山水的关系尴尬而矛盾，一方面是惊喜与热爱，另一方面却不能全心投入。阳明在“端居澄默”的秋夜，窅然独坐，升起“年徂道无闻，心违迹未屏”之叹时，自言“山泉岂无适？离人怀故境”（《秋夜》），警醒自己不是山水的问题，是心的问题，所以诗尾“安得驾云鸿，高飞越南景”，就不能仅看作阳明的思乡与归隐之情，而是阳明对身心不再相违的自由解脱的向往。随着动心忍性的格物体验的深入，阳明内心的平和之气日生，再看山水，则是“坐久尘虑息，澹然与道谋”（《水滨洞》），“道在险夷随地乐，心忘鱼鸟自流形”（《睡起写怀》），“交游若问居夷事，为说山泉颇自堪”（送张宪长左迁滇南大参次韵），“路僻官卑病益闲，空林惟听鸟间关。地无医药凭书卷，身处蛮夷亦故山”（《龙冈漫兴五首》其三），真是“心中洒洒”。
对友人的思念：在居夷诗中有表现阳明对自己平生第一同道好友湛若水的思念之情的三首诗歌：《猗猗》和《南溟》两首寓言诗，把自己和好友比作志同道合而被强力分开的翠竹和青松，瑞鸟和灵禽，表现出对命运无常的哀叹和能与同道相伴共同探讨学问的向往，诗风颇为凄苦和哀伤。到龙场后期的《夜泊江思湖忆元明》：“扁舟泊近渔家晚，茅屋深环柳港清。雷雨骤开江雾散，星河不动暮川平。梦回客枕人千里，月上春堤夜四更。欲寄愁心无过雁，披衣坐听野鸡鸣。”已变作随缘任运的平淡与洒落。
笔下的动物意象：在阳明的居夷诗中多次出现“鹤”的形象，赴龙场途中“朝弹别鹤操，暮弹孤鸿吟”（弃妇叹）中的“鹤”是孤独别离的象征；“却幸此身如野鹤，人间随地可淹留”（沅水驿），“此身未拟泣穷途，随处翻飞野鹤孤”（《即席次王文济少参韵二首》）中的“鹤”是无常不定之象征；“但闻清猿啸，时见皓鹤翻”（《无寐二首》其二），“已逐肩舆度青壁，还随孤鹤下苍松”（《白云》）中的鹤是道家遗世独立、归隐山林的符号，这些“鹤”都带有诗人自拟的意味。到“石门遥锁阳明鹤，应笑山人久不归”（《来仙洞》），“寄语峰头双白鹤，野夫终不久龙场”（《龙冈漫兴五首》其五）中的“鹤”已变成诙谐打趣的对象，诗中透露出诗人对自心与未来可以预见和把控的自信和向往，诗人内心力量的强大展露无遗。
在阳明的居夷诗中，可以明显感受悟道前与后的变化，心中平和之气让诗歌风格从之前的略微生硬与疏隔转为之后的清新与俊逸。阳明曾对学生说：“作文字亦无妨用功夫，如‘诗言志’，只看尔意向如何，意得处自不能不发之于言，但不必在词语上驰骋。言不可以伪为。且如不见道之人，一片粗鄙心，安能说出和平话？纵然都做得，后一两句，露出病痛，便觉破此文原非充养得来。若养得心中平和，则其言自别。”[12]阳明自己的居夷诗便是明证。
参考文献：
[1][11]王阳明全集·卷三十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1001，2007.
[2]王阳明，著.黄以方，录.传习录[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2：385.
[3]王阳明，徐爱，录.传习录[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2：34.
[4][6][8]王阳明，陆澄，录.传习录[M].中州古籍出版社，2012：103.
[5]杜维明.青年王阳明：行动中的儒家思想[M].三联書店，2013：210.
[7]杜维明.青年王阳明：行动中的儒家思想[M].北京：三联书店，2013.
[9]王阳明全集·卷十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580-600.
[10]王阳明.传习录[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2：396.
[12]王阳明全集·卷三十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9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