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意想不到的爱
1947年的除夕之夜,时隔八年分离,我第一次和家人一起过年。按照上海本地人的习俗,吃完年夜饭,我洗了头,准备和姐妹们一起“守岁”。这时,忽然传来了敲门声,打开门,进来的是刘琼。我和刘琼马上就要在新影片《忠义之家》中扮演男女主角,彼此间已经很熟悉。我笑着问:这么晚了,找我有事吗?刘琼说:“没事,在下提前给重庆回来的大明星拜个早年。另外,还给你带来一位尊贵的客人,大名鼎鼎的电影皇帝金焰先生。”听说金焰来了,我大吃一惊。金焰从刘琼身后走出来,他身高约一米八,鼻梁笔挺,眼不大却极富魅力。电影皇帝突然造访,我慌张极了,也不知说什么好,急忙把客人邀请到楼上厢房。因为家里地方小,我有些狼狈。金焰跟我说:“我倒是很喜欢这种石库门的房子。”金焰一口上海话,我听了也很亲切,渐渐地打消了窘迫。看得出,金焰是个善解人意的人。
金焰,1910年出生于现在的韩国首尔,比我大12岁。金焰体态健美,英俊清秀,性格开朗,富有思想和青春朝气,是中国新时代青年的表率,在上个世纪30年代中国的男演员中属于代表性人物。1933年至1935年,上海《电声日报》效仿好莱坞,举办“电影皇帝”评选活动,金焰连续三次当选,成为中国影坛第一位观众选出来的“电影皇帝”。
后来我才知道,刘琼带金焰在除夕之夜登门拜访,目的是想把金焰介绍给我。刘琼和金焰是好朋友,知道金焰和王人美离婚后十分寂寞。抗战胜利后,金焰从重庆回到上海,就住在刘琼家里。后来,刘琼又听说我也是孤身一人,他就想做个月下老人。他把想法告诉了金焰,金焰也很高兴,这才有了除夕之夜的事情。对我而言,这是一段意想不到的爱。
1947年底,蒋介石挑起内战,国统区的形势更加糟糕,文化界的进步人士纷纷从内地到了香港。我和金焰一到香港,很快就见到了吴祖光、吕恩、丁聪等人。老朋友吴祖光见到我们出双入对的,就问我们为什么不结婚?我们一时也无法回答,因为我们内心并没有把结婚看得那么重要。吴祖光说:你们年龄不小了,在香港结婚吧,我来帮你们操办。看到朋友们这么热情,我们就默认了,吴祖光等一批朋友开始张罗。
1947年12月15日晚上,我和金焰的婚礼在宇宙俱乐部举行,郭沫若当证婚人。茅盾夫妇、翦伯赞、李惠堂、丁聪、夏衍、吴祖光等人都来参加我们的婚礼。一年后,我们有了个男孩,取名金捷,小名叫小弟。多了个孩子,家里的住房和积蓄都显得紧张。幸好国泰影业公司这时请我们夫妻去拍《失去的爱情》,对于我们而言,算是雪中送炭了。这部片子是新中国成立之前我拍的最后一部电影,也是我和金焰合作的唯一一部电影。
从故事来说,《失去的爱情》写了人世间的悲欢离合,是一部相当有可看性的影片。可等影片上映时,上海刚刚解放,我和金焰的首次合作虽然对观众极有号召力,一上映就场场爆满,但评论界的反映并不热烈,因为适逢解放,评论界认为影片应该更有浓烈的革命精神,因此,《失去的爱情》放映了没几天就收进了片库,后来连拷贝都找不到了。过了四十年后,在1997年初,我去马来西亚访问,在一个边远的城市,一位影迷告诉我,他在澳洲朋友那里录了我所有的片子,他一一报出片名,其中就有《失去的爱情》。我很羡慕这位观众,他至今还能看到我早就看不到的影片。
拥抱改天换地的新时代
1949年5月26日,人民解放军从上海市郊向市区挺近。我一天都待在家里,听着远处传来的隆隆炮声,我心里激动不已。到了晚上,炮声越来越响,机关枪声也听得清清楚楚,我估计着解放军可能进了市区了。就这样听着想象着,一晚未眠。
第二天一早,我抱着小弟来到马路上。一出家门口,小弟就大喊:妈妈……枪……我抬头一看,不见头也不见尾,戴着解放帽、打着绑腿、背着背包、扛着枪的解放军战士,站在军车中由北向南,沿着瑞金路前行。马路两旁的人群自觉排成一行夹道欢迎,有鼓掌的,有挥舞红旗的,还有往战士手里塞东西的。战士们不受任何影响,微笑着向路边的群众招手。
上海是中国电影的发祥地,影星云集,名家荟萃,设备先进,技术力量雄厚。上海一解放,中央电影局派出的钟敬之接管了国民党在南京的电影机构后,马上赶到了上海,在上海军管会的领导下,接管了国民党的中国电影制片一厂和二厂、中央电影制片厂摄影场和四十多家电影院。到了1949年6月,为了振兴和发展人民的电影事业,党组织把未加入私人电影厂的演员组织起来,从政治上和生活上去关心他们。在党组织的安排下,我担任学习组组长,黄宗英担任福利组组长。为了当好学习组长,我每天早晨都早早赶到位于延安中路的浦东大楼,带领演员们学习时事政治,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学习讲话的同时结合分析当时的局势,去思考为什么演戏?为什么人演戏?怎样才能演好戏?这些都是我们这些从旧时代走过来的演员从未认真思考过的。通过学习,真的感觉到毛主席阐述的全新的文艺观透彻精辟,长期生活在蒋管区的演员们都觉悟了很多。
1949年11月,上海电影制片厂成立,剧作家于伶任厂长,钟敬之任副厂长,陈白尘任艺术委员会主任。上海电影制片厂成立后,我和金焰都是基本演员,金焰还是演员剧团的首任团长,评为一级演员。我的艺术级别比金焰低一些,两人都拿固定工资,合起来每月数百元,在建国初期,这是笔不小的收入。
一切都如愿以偿,我和金焰把注意力转到事业上来,渴望多拍些电影,为党和人民服务。我生长在城市,没有到过农村、工厂和军营,不熟悉农民、工人和解放军战士。新中国成立前,我演过二十多部话剧,拍过十多部电影,塑造了不少女性形象,但往往是形似大于神似,靠技巧掩盖生活的不足,不是从正面去触及工农兵生活,称不上是演工农兵。怎么去演这些角色,我面临着全新的考验和挑战。
在扮演“工农兵”中攀登艺术高峰
我是幸运的,在新中国电影事业刚刚起步的时候,我接连参加了《农家乐》、《两家春》、《马兰花开》三部影片的拍摄,饰演的是新时代的工农兵形象。拍摄《农家乐》时,在胶东莱阳几十天的深入生活,老区人民的纯朴和友情,让我终生难忘。我在这儿找到了影片中女主角拉英的形象,发现了拉英应具备的质朴、热情、勤劳、乐观的品质,真正体会到“生活是创作的源泉”。《马兰花开》拍摄期间,夏衍两次来到摄制组看样片,他高兴地跟我说:秦怡的表演越来越成熟了,看了很舒服,希望能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我自己也认为,这是我自1946年参加电影工作以来的重大转折,从塑造人物的角度分析,我开始有了自己的发挥余地。 1956年,上海电影制片厂决定筹拍我国第一部彩色故事片,在众多的剧本中,最后挑中了基础比较好的《女篮五号》。剧本选好后,厂领导指定谢晋为导演。谢晋当时刚三十出头,精力充沛,自信健谈,是同辈导演中的佼佼者。谢晋认真阅读剧本,挑选的第一位演员就是我,让我出演《女篮五号》中的母亲林洁。后来,这个影片在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上获得了银质奖章,紧接着又在埃及开罗举行的首届中国电影周上,获得了观众的热烈赞扬。作为第一部反映运动员生活的体育片,《女篮五号》引领同类影片四十余年,至今还没有一部体育题材的故事片超过它。《女篮五号》产生的巨大影响,给我带来了很大的荣誉。1957年下半年,我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一当就是近四十年,直到2003年因年过八十,才告别了全国政协。
《女篮五号》刚一关机,我紧接着就参加了《铁道游击队》的拍摄,饰演抗日妇女芳林嫂。这部戏拍摄时间紧张,摄制组几乎没有深入生活。拍摄外景地在无锡,大队人马住在山坳里一个部队的宿舍,条件艰苦。那时赶上盛夏,烈日当空,宿舍里一台风扇也没有,晚上睡觉,大汗淋漓;早上起床,席子上会留下一个湿漉漉的“人形“。有一场戏是芳林嫂和战友一起送政委到后方养伤,在湖边与政委告别。因为是冬天的戏,我穿了棉袄,围了一条厚厚的围巾,当时地表温度达到摄氏五十度,热得火烧火燎,里面的衣服早湿透了,可我表面上还得装的若无其事。就这样拍下来,我长了一身的痱子,特别是脖子上的痱子密密麻麻连成一片,结成了块,看上去红红厚厚的一层,真是怪吓人的。欣慰的是,影片上映后,观众好评如潮。我饰演的芳林嫂的形象也深深地留在观众们心中。还有那首脍炙人口的主题歌,那优美的旋律在民间广为流传。即便在今天,只要一听到那熟悉的旋律,许多人还会跟着哼唱,心里充满激动。
1959年5月,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很兴奋,也感到自己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带着这样的心情,我参加了电影《青春之歌》的拍摄,扮演女革命者林红。这个电影取材于杨沫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为了向建国十周年献礼,北京电影制片厂决定将《青春之歌》搬上银幕。1959年6月,导演崔嵬专程从北京赶到上海找到我,跟我说了扮演林红的事情。当时,崔嵬和我不熟,他说话很客气,而且口气是试探性的。为了物色演林红的演员,崔嵬动了番脑筋,找过一位女演员试镜,效果不理想。当时,崔嵬刚看了电影《林则徐》,从我扮演的阿宽嫂身上发现了一种特殊的气质,于是决定让我扮演林红。看了剧本,我开始感到困难和压力,也感到了时间上的急促。因为去莫斯科参加首届国际电影节的日期很近了,留给我准备和拍摄的时间只有十天。要在那么短短的几天内就沉浸到剧本所描写的那个时代中去,生活到角色的心灵中去,难度是很大的。我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劳动。去剧组报到后,我没有先想人物的具体设计,而是白天阅读小说《青春之歌》的争论材料,晚上再读《革命烈士诗抄》等回忆录,读烈士的生平事迹,凭借着那些文字把我带到那个时代氛围中。在拍摄林红临别就义那场戏时,因为找到了感觉,演起来水到渠成。我没有考虑如何去表演,而是完全沉浸在角色之中,一切听凭感情的自然流露而发挥。后来我在谈到这场戏的体会时说:我感到浑身发颤,血往头上涌,完全和角色融为一体。为了不让林道静痛苦,我表现得十分平静,就跟什么都不会发生一样。拍完这场戏,我疲劳到了极点,只想一下子倒在床上,再也不要起来。后来崔嵬拉着金山一起看样片,金山看后激动地对我说:大妹子,你这个戏演得这么好,我真是没想到。新中国成立前,金山在重庆就和我相识,年纪又比我大,所以他叫我“大妹子”。剧作家曹禺也说:林红演得非常出色,这部电影就属秦怡演得最好,非常自然,与人物完全吻合。我不知道她怎么会演得这么好。
让我更没想到和激动的,是来自周总理的鼓励和表扬。《青春之歌》上映不久,周总理抽空看了影片后对我说:你演的林红很不错,所以说一个演员演一个戏不在乎戏多戏少,也不在乎是主角还是配角,关键是要把这个人物塑造得深入到人们的心中去。你看吧,林红这个人物人们是不会忘记的。也许你演的其他人物人们都忘了,这个林红是不会忘的。
黑沉沉的噩梦降临了
1966年4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此之前,因为身体的缘故,我一直在住院。刚刚出院回到家里,已没有往日的清净了。弄堂里整天敲着锣鼓,摇着红旗,到处是破四旧和抄家的叫喊声,甚至还有人跳楼自杀。我听了心里慌慌的,感觉这次的运动有点稀奇古怪,发展下去不知是什么样子。我上班了,一年病假只休息了两个月,刚上班一个月就“靠边站”,第二个月就被打成牛鬼蛇神,进了牛棚,所以有人说,我是自己送上门的“修正主义黑线的宠儿”。
在上海电影制片厂,造反派摘下厂门口的大招牌,让厂长徐桑楚扛着摔在地上,他们跑上去乱踩乱踏,然后点上一把火。看着烈火越烧越旺,造反派高呼口号,唱着语录歌,乐得不知所以。我看着这一切,心里感到又好笑又害怕。
我先是经历了抄家、蹲牛棚,后来形势越来越严峻,赵丹、白杨和张瑞芳先后被隔离审查,关进了监狱。没多久,就轮到了我的头上。1968年冬季的一天,造反派说我是“化装成美女的毒蛇”,宣布成立市一级专案组,对我重新进行审查。批斗会结束了,还不让我回家。过了两天,又要搬地方,直接把我送到上海少年管教所,我被隔离监护,开始了长达两年的囚徒生活。在少管所里,该问的都问了,该查的全查了,没有发现我有任何问题,再关下去也不会有什么结果。1970年冬天,我被专案组释放,宣布撤销隔离监护,不做结论,只是释放后还不能回家,必须先到“五七”干校报到。在干校略作安顿后,我匆匆赶回上海家中。两年没见亲人了,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了。一回到家中,我才发现全都乱套了:金焰躺在床上不能起来;小弟不断发病,已经认不出我这个妈了;母亲早在1969年初就去世了,专案组一直封锁着消息不告诉我。
在干校待了两年,我重新被调回上海,在大木路摄影棚看群众来稿,后来又被派到唐桥的电影资料仓库倒片子。到了1975年下半年,厂里拍《征途》,这是一部反映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影片,主要演员是从学校选来的郭凯敏等一批学生,导演选中我演贫下中农关婶。能有戏演,我很高兴,只要不让我演造反派,演任何角色我都不会计较。《征途》在黑龙江省的黑河地区拍摄,冬天出奇得冷,条件很艰苦。就在拍摄期间,噩耗传来:敬爱的周总理与世长辞了!回想起往事,真让我悲痛欲绝。 4月5日清明节,首都人民群众在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震惊了全国。我在摄制组里听到了这个消息也振奋不已,深信苦难的日子即将过去。
跑龙套的感觉真好
浩劫过后,我已年逾半百,但精力充沛得像年轻人一样,活跃在新时期的舞台和银幕上。从1978年6月在影片《风浪》中扮演渔轮厂党委书记开始,我相继拍摄了《苦恼人的笑》、《海外赤子》、《张衡》等十二部影片和六部电视剧,是同辈女演员中拍戏最多的一个。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这近二十部影视作品中,除了影片《风浪》等少数几部外,我演的多是配角,戏也不多。比如《苦恼人的笑》,我演一个老演员,一场戏,还特别短。再比如《张衡》,我演老夫人,也是一场戏,仅仅几个镜头。我不因这些人物戏少而马虎从事,仍是用心去演,心甘情愿当一片绿叶,从而使这些人物别具亮色,收到意外的社会效果。
1986年,我写了一篇题为《跑龙套》的短文,对从艺数十年的心得作了概括。最初的“跑龙套”是在重庆,刚上舞台,对演戏一窍不通,我总想戏少点,否则上了舞台会手足无措,不敢大声说话。这时,让我演一个群众角色,我会在一旁体会观察。比如看舒绣文演《虎符》,我自告奋勇要求演一个群众角色。有一场戏,是如姬夫人奔上高高的台阶,以荡气回肠的语言尽情抒发,舒绣文念了一大段独白,我和其他一些群众演员角色背对着观众跪在下面,激动得泪流满面,身体也控制不住地颤抖,我们完全进入了角色。戏演完了,我同样感受到创作后的愉快。如此一次次地磨练,我成了一名出色的“跑龙套”演员。在戏中与人物搭配沟通时,我从不懈怠。哪怕只是应个“是”,或者只是端个“盘”,这些轻而易举的事情,如果龙套当得不好,也会影响主角的戏,甚至还会影响戏的节奏。
解放后,我虽然名气大了,但还是一如既往地不拒“跑龙套”。在《哥哥与妹妹》中,我的戏只有两三个镜头。在《春催桃李》中,我演老校长,总共有两个镜头。在《青春之歌》中,我演林红,戏份较重,不能说是“跑龙套”,但林红的戏也是一场,相对于全剧的篇幅,时间分量也很小。这时,我对“跑龙套”的认识又进了一步,我感觉如果一个艺术家能将从心底流出的情感真切地体现到银幕上,那将是十分幸福的。
1997年,在我从艺六十周年的时候,我把平时撰写的《我的艺术生涯》以及一些随笔、散记等文章整理在一起,以一本新书的形式出版,书名就叫《跑龙套》。在书的“自序”中,我写了这样一段话:如果生命还能反复一次,我一定不会像今生这样活着,但既然生命不可能反复,那么我还是面对现实吧。做任何事情都不能不劳而获,一个人只要自己的心是大的,那么事情就没有大小之分;只要自己的心是重的,那么事情就没有轻重之分;只要自己的心是诚的,那么即使事情成败有别,也多少有些安慰了。
1947年的除夕之夜,时隔八年分离,我第一次和家人一起过年。按照上海本地人的习俗,吃完年夜饭,我洗了头,准备和姐妹们一起“守岁”。这时,忽然传来了敲门声,打开门,进来的是刘琼。我和刘琼马上就要在新影片《忠义之家》中扮演男女主角,彼此间已经很熟悉。我笑着问:这么晚了,找我有事吗?刘琼说:“没事,在下提前给重庆回来的大明星拜个早年。另外,还给你带来一位尊贵的客人,大名鼎鼎的电影皇帝金焰先生。”听说金焰来了,我大吃一惊。金焰从刘琼身后走出来,他身高约一米八,鼻梁笔挺,眼不大却极富魅力。电影皇帝突然造访,我慌张极了,也不知说什么好,急忙把客人邀请到楼上厢房。因为家里地方小,我有些狼狈。金焰跟我说:“我倒是很喜欢这种石库门的房子。”金焰一口上海话,我听了也很亲切,渐渐地打消了窘迫。看得出,金焰是个善解人意的人。
金焰,1910年出生于现在的韩国首尔,比我大12岁。金焰体态健美,英俊清秀,性格开朗,富有思想和青春朝气,是中国新时代青年的表率,在上个世纪30年代中国的男演员中属于代表性人物。1933年至1935年,上海《电声日报》效仿好莱坞,举办“电影皇帝”评选活动,金焰连续三次当选,成为中国影坛第一位观众选出来的“电影皇帝”。
后来我才知道,刘琼带金焰在除夕之夜登门拜访,目的是想把金焰介绍给我。刘琼和金焰是好朋友,知道金焰和王人美离婚后十分寂寞。抗战胜利后,金焰从重庆回到上海,就住在刘琼家里。后来,刘琼又听说我也是孤身一人,他就想做个月下老人。他把想法告诉了金焰,金焰也很高兴,这才有了除夕之夜的事情。对我而言,这是一段意想不到的爱。
1947年底,蒋介石挑起内战,国统区的形势更加糟糕,文化界的进步人士纷纷从内地到了香港。我和金焰一到香港,很快就见到了吴祖光、吕恩、丁聪等人。老朋友吴祖光见到我们出双入对的,就问我们为什么不结婚?我们一时也无法回答,因为我们内心并没有把结婚看得那么重要。吴祖光说:你们年龄不小了,在香港结婚吧,我来帮你们操办。看到朋友们这么热情,我们就默认了,吴祖光等一批朋友开始张罗。
1947年12月15日晚上,我和金焰的婚礼在宇宙俱乐部举行,郭沫若当证婚人。茅盾夫妇、翦伯赞、李惠堂、丁聪、夏衍、吴祖光等人都来参加我们的婚礼。一年后,我们有了个男孩,取名金捷,小名叫小弟。多了个孩子,家里的住房和积蓄都显得紧张。幸好国泰影业公司这时请我们夫妻去拍《失去的爱情》,对于我们而言,算是雪中送炭了。这部片子是新中国成立之前我拍的最后一部电影,也是我和金焰合作的唯一一部电影。
从故事来说,《失去的爱情》写了人世间的悲欢离合,是一部相当有可看性的影片。可等影片上映时,上海刚刚解放,我和金焰的首次合作虽然对观众极有号召力,一上映就场场爆满,但评论界的反映并不热烈,因为适逢解放,评论界认为影片应该更有浓烈的革命精神,因此,《失去的爱情》放映了没几天就收进了片库,后来连拷贝都找不到了。过了四十年后,在1997年初,我去马来西亚访问,在一个边远的城市,一位影迷告诉我,他在澳洲朋友那里录了我所有的片子,他一一报出片名,其中就有《失去的爱情》。我很羡慕这位观众,他至今还能看到我早就看不到的影片。
拥抱改天换地的新时代
1949年5月26日,人民解放军从上海市郊向市区挺近。我一天都待在家里,听着远处传来的隆隆炮声,我心里激动不已。到了晚上,炮声越来越响,机关枪声也听得清清楚楚,我估计着解放军可能进了市区了。就这样听着想象着,一晚未眠。
第二天一早,我抱着小弟来到马路上。一出家门口,小弟就大喊:妈妈……枪……我抬头一看,不见头也不见尾,戴着解放帽、打着绑腿、背着背包、扛着枪的解放军战士,站在军车中由北向南,沿着瑞金路前行。马路两旁的人群自觉排成一行夹道欢迎,有鼓掌的,有挥舞红旗的,还有往战士手里塞东西的。战士们不受任何影响,微笑着向路边的群众招手。
上海是中国电影的发祥地,影星云集,名家荟萃,设备先进,技术力量雄厚。上海一解放,中央电影局派出的钟敬之接管了国民党在南京的电影机构后,马上赶到了上海,在上海军管会的领导下,接管了国民党的中国电影制片一厂和二厂、中央电影制片厂摄影场和四十多家电影院。到了1949年6月,为了振兴和发展人民的电影事业,党组织把未加入私人电影厂的演员组织起来,从政治上和生活上去关心他们。在党组织的安排下,我担任学习组组长,黄宗英担任福利组组长。为了当好学习组长,我每天早晨都早早赶到位于延安中路的浦东大楼,带领演员们学习时事政治,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学习讲话的同时结合分析当时的局势,去思考为什么演戏?为什么人演戏?怎样才能演好戏?这些都是我们这些从旧时代走过来的演员从未认真思考过的。通过学习,真的感觉到毛主席阐述的全新的文艺观透彻精辟,长期生活在蒋管区的演员们都觉悟了很多。
1949年11月,上海电影制片厂成立,剧作家于伶任厂长,钟敬之任副厂长,陈白尘任艺术委员会主任。上海电影制片厂成立后,我和金焰都是基本演员,金焰还是演员剧团的首任团长,评为一级演员。我的艺术级别比金焰低一些,两人都拿固定工资,合起来每月数百元,在建国初期,这是笔不小的收入。
一切都如愿以偿,我和金焰把注意力转到事业上来,渴望多拍些电影,为党和人民服务。我生长在城市,没有到过农村、工厂和军营,不熟悉农民、工人和解放军战士。新中国成立前,我演过二十多部话剧,拍过十多部电影,塑造了不少女性形象,但往往是形似大于神似,靠技巧掩盖生活的不足,不是从正面去触及工农兵生活,称不上是演工农兵。怎么去演这些角色,我面临着全新的考验和挑战。
在扮演“工农兵”中攀登艺术高峰
我是幸运的,在新中国电影事业刚刚起步的时候,我接连参加了《农家乐》、《两家春》、《马兰花开》三部影片的拍摄,饰演的是新时代的工农兵形象。拍摄《农家乐》时,在胶东莱阳几十天的深入生活,老区人民的纯朴和友情,让我终生难忘。我在这儿找到了影片中女主角拉英的形象,发现了拉英应具备的质朴、热情、勤劳、乐观的品质,真正体会到“生活是创作的源泉”。《马兰花开》拍摄期间,夏衍两次来到摄制组看样片,他高兴地跟我说:秦怡的表演越来越成熟了,看了很舒服,希望能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我自己也认为,这是我自1946年参加电影工作以来的重大转折,从塑造人物的角度分析,我开始有了自己的发挥余地。 1956年,上海电影制片厂决定筹拍我国第一部彩色故事片,在众多的剧本中,最后挑中了基础比较好的《女篮五号》。剧本选好后,厂领导指定谢晋为导演。谢晋当时刚三十出头,精力充沛,自信健谈,是同辈导演中的佼佼者。谢晋认真阅读剧本,挑选的第一位演员就是我,让我出演《女篮五号》中的母亲林洁。后来,这个影片在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上获得了银质奖章,紧接着又在埃及开罗举行的首届中国电影周上,获得了观众的热烈赞扬。作为第一部反映运动员生活的体育片,《女篮五号》引领同类影片四十余年,至今还没有一部体育题材的故事片超过它。《女篮五号》产生的巨大影响,给我带来了很大的荣誉。1957年下半年,我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一当就是近四十年,直到2003年因年过八十,才告别了全国政协。
《女篮五号》刚一关机,我紧接着就参加了《铁道游击队》的拍摄,饰演抗日妇女芳林嫂。这部戏拍摄时间紧张,摄制组几乎没有深入生活。拍摄外景地在无锡,大队人马住在山坳里一个部队的宿舍,条件艰苦。那时赶上盛夏,烈日当空,宿舍里一台风扇也没有,晚上睡觉,大汗淋漓;早上起床,席子上会留下一个湿漉漉的“人形“。有一场戏是芳林嫂和战友一起送政委到后方养伤,在湖边与政委告别。因为是冬天的戏,我穿了棉袄,围了一条厚厚的围巾,当时地表温度达到摄氏五十度,热得火烧火燎,里面的衣服早湿透了,可我表面上还得装的若无其事。就这样拍下来,我长了一身的痱子,特别是脖子上的痱子密密麻麻连成一片,结成了块,看上去红红厚厚的一层,真是怪吓人的。欣慰的是,影片上映后,观众好评如潮。我饰演的芳林嫂的形象也深深地留在观众们心中。还有那首脍炙人口的主题歌,那优美的旋律在民间广为流传。即便在今天,只要一听到那熟悉的旋律,许多人还会跟着哼唱,心里充满激动。
1959年5月,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很兴奋,也感到自己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带着这样的心情,我参加了电影《青春之歌》的拍摄,扮演女革命者林红。这个电影取材于杨沫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为了向建国十周年献礼,北京电影制片厂决定将《青春之歌》搬上银幕。1959年6月,导演崔嵬专程从北京赶到上海找到我,跟我说了扮演林红的事情。当时,崔嵬和我不熟,他说话很客气,而且口气是试探性的。为了物色演林红的演员,崔嵬动了番脑筋,找过一位女演员试镜,效果不理想。当时,崔嵬刚看了电影《林则徐》,从我扮演的阿宽嫂身上发现了一种特殊的气质,于是决定让我扮演林红。看了剧本,我开始感到困难和压力,也感到了时间上的急促。因为去莫斯科参加首届国际电影节的日期很近了,留给我准备和拍摄的时间只有十天。要在那么短短的几天内就沉浸到剧本所描写的那个时代中去,生活到角色的心灵中去,难度是很大的。我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劳动。去剧组报到后,我没有先想人物的具体设计,而是白天阅读小说《青春之歌》的争论材料,晚上再读《革命烈士诗抄》等回忆录,读烈士的生平事迹,凭借着那些文字把我带到那个时代氛围中。在拍摄林红临别就义那场戏时,因为找到了感觉,演起来水到渠成。我没有考虑如何去表演,而是完全沉浸在角色之中,一切听凭感情的自然流露而发挥。后来我在谈到这场戏的体会时说:我感到浑身发颤,血往头上涌,完全和角色融为一体。为了不让林道静痛苦,我表现得十分平静,就跟什么都不会发生一样。拍完这场戏,我疲劳到了极点,只想一下子倒在床上,再也不要起来。后来崔嵬拉着金山一起看样片,金山看后激动地对我说:大妹子,你这个戏演得这么好,我真是没想到。新中国成立前,金山在重庆就和我相识,年纪又比我大,所以他叫我“大妹子”。剧作家曹禺也说:林红演得非常出色,这部电影就属秦怡演得最好,非常自然,与人物完全吻合。我不知道她怎么会演得这么好。
让我更没想到和激动的,是来自周总理的鼓励和表扬。《青春之歌》上映不久,周总理抽空看了影片后对我说:你演的林红很不错,所以说一个演员演一个戏不在乎戏多戏少,也不在乎是主角还是配角,关键是要把这个人物塑造得深入到人们的心中去。你看吧,林红这个人物人们是不会忘记的。也许你演的其他人物人们都忘了,这个林红是不会忘的。
黑沉沉的噩梦降临了
1966年4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此之前,因为身体的缘故,我一直在住院。刚刚出院回到家里,已没有往日的清净了。弄堂里整天敲着锣鼓,摇着红旗,到处是破四旧和抄家的叫喊声,甚至还有人跳楼自杀。我听了心里慌慌的,感觉这次的运动有点稀奇古怪,发展下去不知是什么样子。我上班了,一年病假只休息了两个月,刚上班一个月就“靠边站”,第二个月就被打成牛鬼蛇神,进了牛棚,所以有人说,我是自己送上门的“修正主义黑线的宠儿”。
在上海电影制片厂,造反派摘下厂门口的大招牌,让厂长徐桑楚扛着摔在地上,他们跑上去乱踩乱踏,然后点上一把火。看着烈火越烧越旺,造反派高呼口号,唱着语录歌,乐得不知所以。我看着这一切,心里感到又好笑又害怕。
我先是经历了抄家、蹲牛棚,后来形势越来越严峻,赵丹、白杨和张瑞芳先后被隔离审查,关进了监狱。没多久,就轮到了我的头上。1968年冬季的一天,造反派说我是“化装成美女的毒蛇”,宣布成立市一级专案组,对我重新进行审查。批斗会结束了,还不让我回家。过了两天,又要搬地方,直接把我送到上海少年管教所,我被隔离监护,开始了长达两年的囚徒生活。在少管所里,该问的都问了,该查的全查了,没有发现我有任何问题,再关下去也不会有什么结果。1970年冬天,我被专案组释放,宣布撤销隔离监护,不做结论,只是释放后还不能回家,必须先到“五七”干校报到。在干校略作安顿后,我匆匆赶回上海家中。两年没见亲人了,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了。一回到家中,我才发现全都乱套了:金焰躺在床上不能起来;小弟不断发病,已经认不出我这个妈了;母亲早在1969年初就去世了,专案组一直封锁着消息不告诉我。
在干校待了两年,我重新被调回上海,在大木路摄影棚看群众来稿,后来又被派到唐桥的电影资料仓库倒片子。到了1975年下半年,厂里拍《征途》,这是一部反映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影片,主要演员是从学校选来的郭凯敏等一批学生,导演选中我演贫下中农关婶。能有戏演,我很高兴,只要不让我演造反派,演任何角色我都不会计较。《征途》在黑龙江省的黑河地区拍摄,冬天出奇得冷,条件很艰苦。就在拍摄期间,噩耗传来:敬爱的周总理与世长辞了!回想起往事,真让我悲痛欲绝。 4月5日清明节,首都人民群众在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震惊了全国。我在摄制组里听到了这个消息也振奋不已,深信苦难的日子即将过去。
跑龙套的感觉真好
浩劫过后,我已年逾半百,但精力充沛得像年轻人一样,活跃在新时期的舞台和银幕上。从1978年6月在影片《风浪》中扮演渔轮厂党委书记开始,我相继拍摄了《苦恼人的笑》、《海外赤子》、《张衡》等十二部影片和六部电视剧,是同辈女演员中拍戏最多的一个。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这近二十部影视作品中,除了影片《风浪》等少数几部外,我演的多是配角,戏也不多。比如《苦恼人的笑》,我演一个老演员,一场戏,还特别短。再比如《张衡》,我演老夫人,也是一场戏,仅仅几个镜头。我不因这些人物戏少而马虎从事,仍是用心去演,心甘情愿当一片绿叶,从而使这些人物别具亮色,收到意外的社会效果。
1986年,我写了一篇题为《跑龙套》的短文,对从艺数十年的心得作了概括。最初的“跑龙套”是在重庆,刚上舞台,对演戏一窍不通,我总想戏少点,否则上了舞台会手足无措,不敢大声说话。这时,让我演一个群众角色,我会在一旁体会观察。比如看舒绣文演《虎符》,我自告奋勇要求演一个群众角色。有一场戏,是如姬夫人奔上高高的台阶,以荡气回肠的语言尽情抒发,舒绣文念了一大段独白,我和其他一些群众演员角色背对着观众跪在下面,激动得泪流满面,身体也控制不住地颤抖,我们完全进入了角色。戏演完了,我同样感受到创作后的愉快。如此一次次地磨练,我成了一名出色的“跑龙套”演员。在戏中与人物搭配沟通时,我从不懈怠。哪怕只是应个“是”,或者只是端个“盘”,这些轻而易举的事情,如果龙套当得不好,也会影响主角的戏,甚至还会影响戏的节奏。
解放后,我虽然名气大了,但还是一如既往地不拒“跑龙套”。在《哥哥与妹妹》中,我的戏只有两三个镜头。在《春催桃李》中,我演老校长,总共有两个镜头。在《青春之歌》中,我演林红,戏份较重,不能说是“跑龙套”,但林红的戏也是一场,相对于全剧的篇幅,时间分量也很小。这时,我对“跑龙套”的认识又进了一步,我感觉如果一个艺术家能将从心底流出的情感真切地体现到银幕上,那将是十分幸福的。
1997年,在我从艺六十周年的时候,我把平时撰写的《我的艺术生涯》以及一些随笔、散记等文章整理在一起,以一本新书的形式出版,书名就叫《跑龙套》。在书的“自序”中,我写了这样一段话:如果生命还能反复一次,我一定不会像今生这样活着,但既然生命不可能反复,那么我还是面对现实吧。做任何事情都不能不劳而获,一个人只要自己的心是大的,那么事情就没有大小之分;只要自己的心是重的,那么事情就没有轻重之分;只要自己的心是诚的,那么即使事情成败有别,也多少有些安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