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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想不到的爱
1947年的除夕之夜，时隔八年分离，我第一次和家人一起过年。按照上海本地人的习俗，吃完年夜饭，我洗了头，准备和姐妹们一起“守岁”。这时，忽然传来了敲门声，打开门，进来的是刘琼。我和刘琼马上就要在新影片《忠义之家》中扮演男女主角，彼此间已经很熟悉。我笑着问：这么晚了，找我有事吗？刘琼说：“没事，在下提前给重庆回来的大明星拜个早年。另外，还给你带来一位尊贵的客人，大名鼎鼎的电影皇帝金焰先生。”听说金焰来了，我大吃一惊。金焰从刘琼身后走出来，他身高约一米八，鼻梁笔挺，眼不大却极富魅力。电影皇帝突然造访，我慌张极了，也不知说什么好，急忙把客人邀请到楼上厢房。因为家里地方小，我有些狼狈。金焰跟我说：“我倒是很喜欢这种石库门的房子。”金焰一口上海话，我听了也很亲切，渐渐地打消了窘迫。看得出，金焰是个善解人意的人。
金焰，1910年出生于现在的韩国首尔，比我大12岁。金焰体态健美，英俊清秀，性格开朗，富有思想和青春朝气，是中国新时代青年的表率，在上个世纪30年代中国的男演员中属于代表性人物。1933年至1935年，上海《电声日报》效仿好莱坞，举办“电影皇帝”评选活动，金焰连续三次当选，成为中国影坛第一位观众选出来的“电影皇帝”。
后来我才知道，刘琼带金焰在除夕之夜登门拜访，目的是想把金焰介绍给我。刘琼和金焰是好朋友，知道金焰和王人美离婚后十分寂寞。抗战胜利后，金焰从重庆回到上海，就住在刘琼家里。后来，刘琼又听说我也是孤身一人，他就想做个月下老人。他把想法告诉了金焰，金焰也很高兴，这才有了除夕之夜的事情。对我而言，这是一段意想不到的爱。
1947年底，蒋介石挑起内战，国统区的形势更加糟糕，文化界的进步人士纷纷从内地到了香港。我和金焰一到香港，很快就见到了吴祖光、吕恩、丁聪等人。老朋友吴祖光见到我们出双入对的，就问我们为什么不结婚？我们一时也无法回答，因为我们内心并没有把结婚看得那么重要。吴祖光说：你们年龄不小了，在香港结婚吧，我来帮你们操办。看到朋友们这么热情，我们就默认了，吴祖光等一批朋友开始张罗。
1947年12月15日晚上，我和金焰的婚礼在宇宙俱乐部举行，郭沫若当证婚人。茅盾夫妇、翦伯赞、李惠堂、丁聪、夏衍、吴祖光等人都来参加我们的婚礼。一年后，我们有了个男孩，取名金捷，小名叫小弟。多了个孩子，家里的住房和积蓄都显得紧张。幸好国泰影业公司这时请我们夫妻去拍《失去的爱情》，对于我们而言，算是雪中送炭了。这部片子是新中国成立之前我拍的最后一部电影，也是我和金焰合作的唯一一部电影。
从故事来说，《失去的爱情》写了人世间的悲欢离合，是一部相当有可看性的影片。可等影片上映时，上海刚刚解放，我和金焰的首次合作虽然对观众极有号召力，一上映就场场爆满，但评论界的反映并不热烈，因为适逢解放，评论界认为影片应该更有浓烈的革命精神，因此，《失去的爱情》放映了没几天就收进了片库，后来连拷贝都找不到了。过了四十年后，在1997年初，我去马来西亚访问，在一个边远的城市，一位影迷告诉我，他在澳洲朋友那里录了我所有的片子，他一一报出片名，其中就有《失去的爱情》。我很羡慕这位观众，他至今还能看到我早就看不到的影片。
拥抱改天换地的新时代
1949年5月26日，人民解放军从上海市郊向市区挺近。我一天都待在家里，听着远处传来的隆隆炮声，我心里激动不已。到了晚上，炮声越来越响，机关枪声也听得清清楚楚，我估计着解放军可能进了市区了。就这样听着想象着，一晚未眠。
第二天一早，我抱着小弟来到马路上。一出家门口，小弟就大喊：妈妈……枪……我抬头一看，不见头也不见尾，戴着解放帽、打着绑腿、背着背包、扛着枪的解放军战士，站在军车中由北向南，沿着瑞金路前行。马路两旁的人群自觉排成一行夹道欢迎，有鼓掌的，有挥舞红旗的，还有往战士手里塞东西的。战士们不受任何影响，微笑着向路边的群众招手。
上海是中国电影的发祥地，影星云集，名家荟萃，设备先进，技术力量雄厚。上海一解放，中央电影局派出的钟敬之接管了国民党在南京的电影机构后，马上赶到了上海，在上海军管会的领导下，接管了国民党的中国电影制片一厂和二厂、中央电影制片厂摄影场和四十多家电影院。到了1949年6月，为了振兴和发展人民的电影事业，党组织把未加入私人电影厂的演员组织起来，从政治上和生活上去关心他们。在党组织的安排下，我担任学习组组长，黄宗英担任福利组组长。为了当好学习组长，我每天早晨都早早赶到位于延安中路的浦东大楼，带领演员们学习时事政治，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学习讲话的同时结合分析当时的局势，去思考为什么演戏？为什么人演戏？怎样才能演好戏？这些都是我们这些从旧时代走过来的演员从未认真思考过的。通过学习，真的感觉到毛主席阐述的全新的文艺观透彻精辟，长期生活在蒋管区的演员们都觉悟了很多。
1949年11月，上海电影制片厂成立，剧作家于伶任厂长，钟敬之任副厂长，陈白尘任艺术委员会主任。上海电影制片厂成立后，我和金焰都是基本演员，金焰还是演员剧团的首任团长，评为一级演员。我的艺术级别比金焰低一些，两人都拿固定工资，合起来每月数百元，在建国初期，这是笔不小的收入。
一切都如愿以偿，我和金焰把注意力转到事业上来，渴望多拍些电影，为党和人民服务。我生长在城市，没有到过农村、工厂和军营，不熟悉农民、工人和解放军战士。新中国成立前，我演过二十多部话剧，拍过十多部电影，塑造了不少女性形象，但往往是形似大于神似，靠技巧掩盖生活的不足，不是从正面去触及工农兵生活，称不上是演工农兵。怎么去演这些角色，我面临着全新的考验和挑战。
在扮演“工农兵”中攀登艺术高峰
我是幸运的，在新中国电影事业刚刚起步的时候，我接连参加了《农家乐》、《两家春》、《马兰花开》三部影片的拍摄，饰演的是新时代的工农兵形象。拍摄《农家乐》时，在胶东莱阳几十天的深入生活，老区人民的纯朴和友情，让我终生难忘。我在这儿找到了影片中女主角拉英的形象，发现了拉英应具备的质朴、热情、勤劳、乐观的品质，真正体会到“生活是创作的源泉”。《马兰花开》拍摄期间，夏衍两次来到摄制组看样片，他高兴地跟我说：秦怡的表演越来越成熟了，看了很舒服，希望能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我自己也认为，这是我自1946年参加电影工作以来的重大转折，从塑造人物的角度分析，我开始有了自己的发挥余地。 1956年，上海电影制片厂决定筹拍我国第一部彩色故事片，在众多的剧本中，最后挑中了基础比较好的《女篮五号》。剧本选好后，厂领导指定谢晋为导演。谢晋当时刚三十出头，精力充沛，自信健谈，是同辈导演中的佼佼者。谢晋认真阅读剧本，挑选的第一位演员就是我，让我出演《女篮五号》中的母亲林洁。后来，这个影片在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上获得了银质奖章，紧接着又在埃及开罗举行的首届中国电影周上，获得了观众的热烈赞扬。作为第一部反映运动员生活的体育片，《女篮五号》引领同类影片四十余年，至今还没有一部体育题材的故事片超过它。《女篮五号》产生的巨大影响，给我带来了很大的荣誉。1957年下半年，我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一当就是近四十年，直到2003年因年过八十，才告别了全国政协。
《女篮五号》刚一关机，我紧接着就参加了《铁道游击队》的拍摄，饰演抗日妇女芳林嫂。这部戏拍摄时间紧张，摄制组几乎没有深入生活。拍摄外景地在无锡，大队人马住在山坳里一个部队的宿舍，条件艰苦。那时赶上盛夏，烈日当空，宿舍里一台风扇也没有，晚上睡觉，大汗淋漓；早上起床，席子上会留下一个湿漉漉的“人形“。有一场戏是芳林嫂和战友一起送政委到后方养伤，在湖边与政委告别。因为是冬天的戏，我穿了棉袄，围了一条厚厚的围巾，当时地表温度达到摄氏五十度，热得火烧火燎，里面的衣服早湿透了，可我表面上还得装的若无其事。就这样拍下来，我长了一身的痱子，特别是脖子上的痱子密密麻麻连成一片，结成了块，看上去红红厚厚的一层，真是怪吓人的。欣慰的是，影片上映后，观众好评如潮。我饰演的芳林嫂的形象也深深地留在观众们心中。还有那首脍炙人口的主题歌，那优美的旋律在民间广为流传。即便在今天，只要一听到那熟悉的旋律，许多人还会跟着哼唱，心里充满激动。
1959年5月，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很兴奋，也感到自己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带着这样的心情，我参加了电影《青春之歌》的拍摄，扮演女革命者林红。这个电影取材于杨沫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为了向建国十周年献礼，北京电影制片厂决定将《青春之歌》搬上银幕。1959年6月，导演崔嵬专程从北京赶到上海找到我，跟我说了扮演林红的事情。当时，崔嵬和我不熟，他说话很客气，而且口气是试探性的。为了物色演林红的演员，崔嵬动了番脑筋，找过一位女演员试镜，效果不理想。当时，崔嵬刚看了电影《林则徐》，从我扮演的阿宽嫂身上发现了一种特殊的气质，于是决定让我扮演林红。看了剧本，我开始感到困难和压力，也感到了时间上的急促。因为去莫斯科参加首届国际电影节的日期很近了，留给我准备和拍摄的时间只有十天。要在那么短短的几天内就沉浸到剧本所描写的那个时代中去，生活到角色的心灵中去，难度是很大的。我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劳动。去剧组报到后，我没有先想人物的具体设计，而是白天阅读小说《青春之歌》的争论材料，晚上再读《革命烈士诗抄》等回忆录，读烈士的生平事迹，凭借着那些文字把我带到那个时代氛围中。在拍摄林红临别就义那场戏时，因为找到了感觉，演起来水到渠成。我没有考虑如何去表演，而是完全沉浸在角色之中，一切听凭感情的自然流露而发挥。后来我在谈到这场戏的体会时说：我感到浑身发颤，血往头上涌，完全和角色融为一体。为了不让林道静痛苦，我表现得十分平静，就跟什么都不会发生一样。拍完这场戏，我疲劳到了极点，只想一下子倒在床上，再也不要起来。后来崔嵬拉着金山一起看样片，金山看后激动地对我说：大妹子，你这个戏演得这么好，我真是没想到。新中国成立前，金山在重庆就和我相识，年纪又比我大，所以他叫我“大妹子”。剧作家曹禺也说：林红演得非常出色，这部电影就属秦怡演得最好，非常自然，与人物完全吻合。我不知道她怎么会演得这么好。
让我更没想到和激动的，是来自周总理的鼓励和表扬。《青春之歌》上映不久，周总理抽空看了影片后对我说：你演的林红很不错，所以说一个演员演一个戏不在乎戏多戏少，也不在乎是主角还是配角，关键是要把这个人物塑造得深入到人们的心中去。你看吧，林红这个人物人们是不会忘记的。也许你演的其他人物人们都忘了，这个林红是不会忘的。
黑沉沉的噩梦降临了
1966年4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此之前，因为身体的缘故，我一直在住院。刚刚出院回到家里，已没有往日的清净了。弄堂里整天敲着锣鼓，摇着红旗，到处是破四旧和抄家的叫喊声，甚至还有人跳楼自杀。我听了心里慌慌的，感觉这次的运动有点稀奇古怪，发展下去不知是什么样子。我上班了，一年病假只休息了两个月，刚上班一个月就“靠边站”，第二个月就被打成牛鬼蛇神，进了牛棚，所以有人说，我是自己送上门的“修正主义黑线的宠儿”。
在上海电影制片厂，造反派摘下厂门口的大招牌，让厂长徐桑楚扛着摔在地上，他们跑上去乱踩乱踏，然后点上一把火。看着烈火越烧越旺，造反派高呼口号，唱着语录歌，乐得不知所以。我看着这一切，心里感到又好笑又害怕。
我先是经历了抄家、蹲牛棚，后来形势越来越严峻，赵丹、白杨和张瑞芳先后被隔离审查，关进了监狱。没多久，就轮到了我的头上。1968年冬季的一天，造反派说我是“化装成美女的毒蛇”，宣布成立市一级专案组，对我重新进行审查。批斗会结束了，还不让我回家。过了两天，又要搬地方，直接把我送到上海少年管教所，我被隔离监护，开始了长达两年的囚徒生活。在少管所里，该问的都问了，该查的全查了，没有发现我有任何问题，再关下去也不会有什么结果。1970年冬天，我被专案组释放，宣布撤销隔离监护，不做结论，只是释放后还不能回家，必须先到“五七”干校报到。在干校略作安顿后，我匆匆赶回上海家中。两年没见亲人了，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了。一回到家中，我才发现全都乱套了：金焰躺在床上不能起来；小弟不断发病，已经认不出我这个妈了；母亲早在1969年初就去世了，专案组一直封锁着消息不告诉我。
在干校待了两年，我重新被调回上海，在大木路摄影棚看群众来稿，后来又被派到唐桥的电影资料仓库倒片子。到了1975年下半年，厂里拍《征途》，这是一部反映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影片，主要演员是从学校选来的郭凯敏等一批学生，导演选中我演贫下中农关婶。能有戏演，我很高兴，只要不让我演造反派，演任何角色我都不会计较。《征途》在黑龙江省的黑河地区拍摄，冬天出奇得冷，条件很艰苦。就在拍摄期间，噩耗传来：敬爱的周总理与世长辞了！回想起往事，真让我悲痛欲绝。 4月5日清明节，首都人民群众在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震惊了全国。我在摄制组里听到了这个消息也振奋不已，深信苦难的日子即将过去。
跑龙套的感觉真好
浩劫过后，我已年逾半百，但精力充沛得像年轻人一样，活跃在新时期的舞台和银幕上。从1978年6月在影片《风浪》中扮演渔轮厂党委书记开始，我相继拍摄了《苦恼人的笑》、《海外赤子》、《张衡》等十二部影片和六部电视剧，是同辈女演员中拍戏最多的一个。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这近二十部影视作品中，除了影片《风浪》等少数几部外，我演的多是配角，戏也不多。比如《苦恼人的笑》，我演一个老演员，一场戏，还特别短。再比如《张衡》，我演老夫人，也是一场戏，仅仅几个镜头。我不因这些人物戏少而马虎从事，仍是用心去演，心甘情愿当一片绿叶，从而使这些人物别具亮色，收到意外的社会效果。
1986年，我写了一篇题为《跑龙套》的短文，对从艺数十年的心得作了概括。最初的“跑龙套”是在重庆，刚上舞台，对演戏一窍不通，我总想戏少点，否则上了舞台会手足无措，不敢大声说话。这时，让我演一个群众角色，我会在一旁体会观察。比如看舒绣文演《虎符》，我自告奋勇要求演一个群众角色。有一场戏，是如姬夫人奔上高高的台阶，以荡气回肠的语言尽情抒发，舒绣文念了一大段独白，我和其他一些群众演员角色背对着观众跪在下面，激动得泪流满面，身体也控制不住地颤抖，我们完全进入了角色。戏演完了，我同样感受到创作后的愉快。如此一次次地磨练，我成了一名出色的“跑龙套”演员。在戏中与人物搭配沟通时，我从不懈怠。哪怕只是应个“是”，或者只是端个“盘”，这些轻而易举的事情，如果龙套当得不好，也会影响主角的戏，甚至还会影响戏的节奏。
解放后，我虽然名气大了，但还是一如既往地不拒“跑龙套”。在《哥哥与妹妹》中，我的戏只有两三个镜头。在《春催桃李》中，我演老校长，总共有两个镜头。在《青春之歌》中，我演林红，戏份较重，不能说是“跑龙套”，但林红的戏也是一场，相对于全剧的篇幅，时间分量也很小。这时，我对“跑龙套”的认识又进了一步，我感觉如果一个艺术家能将从心底流出的情感真切地体现到银幕上，那将是十分幸福的。
1997年，在我从艺六十周年的时候，我把平时撰写的《我的艺术生涯》以及一些随笔、散记等文章整理在一起，以一本新书的形式出版，书名就叫《跑龙套》。在书的“自序”中，我写了这样一段话：如果生命还能反复一次，我一定不会像今生这样活着，但既然生命不可能反复，那么我还是面对现实吧。做任何事情都不能不劳而获，一个人只要自己的心是大的，那么事情就没有大小之分；只要自己的心是重的，那么事情就没有轻重之分；只要自己的心是诚的，那么即使事情成败有别，也多少有些安慰了。
1947年的除夕之夜，时隔八年分离，我第一次和家人一起过年。按照上海本地人的习俗，吃完年夜饭，我洗了头，准备和姐妹们一起“守岁”。这时，忽然传来了敲门声，打开门，进来的是刘琼。我和刘琼马上就要在新影片《忠义之家》中扮演男女主角，彼此间已经很熟悉。我笑着问：这么晚了，找我有事吗？刘琼说：“没事，在下提前给重庆回来的大明星拜个早年。另外，还给你带来一位尊贵的客人，大名鼎鼎的电影皇帝金焰先生。”听说金焰来了，我大吃一惊。金焰从刘琼身后走出来，他身高约一米八，鼻梁笔挺，眼不大却极富魅力。电影皇帝突然造访，我慌张极了，也不知说什么好，急忙把客人邀请到楼上厢房。因为家里地方小，我有些狼狈。金焰跟我说：“我倒是很喜欢这种石库门的房子。”金焰一口上海话，我听了也很亲切，渐渐地打消了窘迫。看得出，金焰是个善解人意的人。
金焰，1910年出生于现在的韩国首尔，比我大12岁。金焰体态健美，英俊清秀，性格开朗，富有思想和青春朝气，是中国新时代青年的表率，在上个世纪30年代中国的男演员中属于代表性人物。1933年至1935年，上海《电声日报》效仿好莱坞，举办“电影皇帝”评选活动，金焰连续三次当选，成为中国影坛第一位观众选出来的“电影皇帝”。
后来我才知道，刘琼带金焰在除夕之夜登门拜访，目的是想把金焰介绍给我。刘琼和金焰是好朋友，知道金焰和王人美离婚后十分寂寞。抗战胜利后，金焰从重庆回到上海，就住在刘琼家里。后来，刘琼又听说我也是孤身一人，他就想做个月下老人。他把想法告诉了金焰，金焰也很高兴，这才有了除夕之夜的事情。对我而言，这是一段意想不到的爱。
1947年底，蒋介石挑起内战，国统区的形势更加糟糕，文化界的进步人士纷纷从内地到了香港。我和金焰一到香港，很快就见到了吴祖光、吕恩、丁聪等人。老朋友吴祖光见到我们出双入对的，就问我们为什么不结婚？我们一时也无法回答，因为我们内心并没有把结婚看得那么重要。吴祖光说：你们年龄不小了，在香港结婚吧，我来帮你们操办。看到朋友们这么热情，我们就默认了，吴祖光等一批朋友开始张罗。
1947年12月15日晚上，我和金焰的婚礼在宇宙俱乐部举行，郭沫若当证婚人。茅盾夫妇、翦伯赞、李惠堂、丁聪、夏衍、吴祖光等人都来参加我们的婚礼。一年后，我们有了个男孩，取名金捷，小名叫小弟。多了个孩子，家里的住房和积蓄都显得紧张。幸好国泰影业公司这时请我们夫妻去拍《失去的爱情》，对于我们而言，算是雪中送炭了。这部片子是新中国成立之前我拍的最后一部电影，也是我和金焰合作的唯一一部电影。
从故事来说，《失去的爱情》写了人世间的悲欢离合，是一部相当有可看性的影片。可等影片上映时，上海刚刚解放，我和金焰的首次合作虽然对观众极有号召力，一上映就场场爆满，但评论界的反映并不热烈，因为适逢解放，评论界认为影片应该更有浓烈的革命精神，因此，《失去的爱情》放映了没几天就收进了片库，后来连拷贝都找不到了。过了四十年后，在1997年初，我去马来西亚访问，在一个边远的城市，一位影迷告诉我，他在澳洲朋友那里录了我所有的片子，他一一报出片名，其中就有《失去的爱情》。我很羡慕这位观众，他至今还能看到我早就看不到的影片。
拥抱改天换地的新时代
1949年5月26日，人民解放军从上海市郊向市区挺近。我一天都待在家里，听着远处传来的隆隆炮声，我心里激动不已。到了晚上，炮声越来越响，机关枪声也听得清清楚楚，我估计着解放军可能进了市区了。就这样听着想象着，一晚未眠。
第二天一早，我抱着小弟来到马路上。一出家门口，小弟就大喊：妈妈……枪……我抬头一看，不见头也不见尾，戴着解放帽、打着绑腿、背着背包、扛着枪的解放军战士，站在军车中由北向南，沿着瑞金路前行。马路两旁的人群自觉排成一行夹道欢迎，有鼓掌的，有挥舞红旗的，还有往战士手里塞东西的。战士们不受任何影响，微笑着向路边的群众招手。
上海是中国电影的发祥地，影星云集，名家荟萃，设备先进，技术力量雄厚。上海一解放，中央电影局派出的钟敬之接管了国民党在南京的电影机构后，马上赶到了上海，在上海军管会的领导下，接管了国民党的中国电影制片一厂和二厂、中央电影制片厂摄影场和四十多家电影院。到了1949年6月，为了振兴和发展人民的电影事业，党组织把未加入私人电影厂的演员组织起来，从政治上和生活上去关心他们。在党组织的安排下，我担任学习组组长，黄宗英担任福利组组长。为了当好学习组长，我每天早晨都早早赶到位于延安中路的浦东大楼，带领演员们学习时事政治，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学习讲话的同时结合分析当时的局势，去思考为什么演戏？为什么人演戏？怎样才能演好戏？这些都是我们这些从旧时代走过来的演员从未认真思考过的。通过学习，真的感觉到毛主席阐述的全新的文艺观透彻精辟，长期生活在蒋管区的演员们都觉悟了很多。
1949年11月，上海电影制片厂成立，剧作家于伶任厂长，钟敬之任副厂长，陈白尘任艺术委员会主任。上海电影制片厂成立后，我和金焰都是基本演员，金焰还是演员剧团的首任团长，评为一级演员。我的艺术级别比金焰低一些，两人都拿固定工资，合起来每月数百元，在建国初期，这是笔不小的收入。
一切都如愿以偿，我和金焰把注意力转到事业上来，渴望多拍些电影，为党和人民服务。我生长在城市，没有到过农村、工厂和军营，不熟悉农民、工人和解放军战士。新中国成立前，我演过二十多部话剧，拍过十多部电影，塑造了不少女性形象，但往往是形似大于神似，靠技巧掩盖生活的不足，不是从正面去触及工农兵生活，称不上是演工农兵。怎么去演这些角色，我面临着全新的考验和挑战。
在扮演“工农兵”中攀登艺术高峰
我是幸运的，在新中国电影事业刚刚起步的时候，我接连参加了《农家乐》、《两家春》、《马兰花开》三部影片的拍摄，饰演的是新时代的工农兵形象。拍摄《农家乐》时，在胶东莱阳几十天的深入生活，老区人民的纯朴和友情，让我终生难忘。我在这儿找到了影片中女主角拉英的形象，发现了拉英应具备的质朴、热情、勤劳、乐观的品质，真正体会到“生活是创作的源泉”。《马兰花开》拍摄期间，夏衍两次来到摄制组看样片，他高兴地跟我说：秦怡的表演越来越成熟了，看了很舒服，希望能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我自己也认为，这是我自1946年参加电影工作以来的重大转折，从塑造人物的角度分析，我开始有了自己的发挥余地。 1956年，上海电影制片厂决定筹拍我国第一部彩色故事片，在众多的剧本中，最后挑中了基础比较好的《女篮五号》。剧本选好后，厂领导指定谢晋为导演。谢晋当时刚三十出头，精力充沛，自信健谈，是同辈导演中的佼佼者。谢晋认真阅读剧本，挑选的第一位演员就是我，让我出演《女篮五号》中的母亲林洁。后来，这个影片在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上获得了银质奖章，紧接着又在埃及开罗举行的首届中国电影周上，获得了观众的热烈赞扬。作为第一部反映运动员生活的体育片，《女篮五号》引领同类影片四十余年，至今还没有一部体育题材的故事片超过它。《女篮五号》产生的巨大影响，给我带来了很大的荣誉。1957年下半年，我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一当就是近四十年，直到2003年因年过八十，才告别了全国政协。
《女篮五号》刚一关机，我紧接着就参加了《铁道游击队》的拍摄，饰演抗日妇女芳林嫂。这部戏拍摄时间紧张，摄制组几乎没有深入生活。拍摄外景地在无锡，大队人马住在山坳里一个部队的宿舍，条件艰苦。那时赶上盛夏，烈日当空，宿舍里一台风扇也没有，晚上睡觉，大汗淋漓；早上起床，席子上会留下一个湿漉漉的“人形“。有一场戏是芳林嫂和战友一起送政委到后方养伤，在湖边与政委告别。因为是冬天的戏，我穿了棉袄，围了一条厚厚的围巾，当时地表温度达到摄氏五十度，热得火烧火燎，里面的衣服早湿透了，可我表面上还得装的若无其事。就这样拍下来，我长了一身的痱子，特别是脖子上的痱子密密麻麻连成一片，结成了块，看上去红红厚厚的一层，真是怪吓人的。欣慰的是，影片上映后，观众好评如潮。我饰演的芳林嫂的形象也深深地留在观众们心中。还有那首脍炙人口的主题歌，那优美的旋律在民间广为流传。即便在今天，只要一听到那熟悉的旋律，许多人还会跟着哼唱，心里充满激动。
1959年5月，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很兴奋，也感到自己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带着这样的心情，我参加了电影《青春之歌》的拍摄，扮演女革命者林红。这个电影取材于杨沫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为了向建国十周年献礼，北京电影制片厂决定将《青春之歌》搬上银幕。1959年6月，导演崔嵬专程从北京赶到上海找到我，跟我说了扮演林红的事情。当时，崔嵬和我不熟，他说话很客气，而且口气是试探性的。为了物色演林红的演员，崔嵬动了番脑筋，找过一位女演员试镜，效果不理想。当时，崔嵬刚看了电影《林则徐》，从我扮演的阿宽嫂身上发现了一种特殊的气质，于是决定让我扮演林红。看了剧本，我开始感到困难和压力，也感到了时间上的急促。因为去莫斯科参加首届国际电影节的日期很近了，留给我准备和拍摄的时间只有十天。要在那么短短的几天内就沉浸到剧本所描写的那个时代中去，生活到角色的心灵中去，难度是很大的。我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劳动。去剧组报到后，我没有先想人物的具体设计，而是白天阅读小说《青春之歌》的争论材料，晚上再读《革命烈士诗抄》等回忆录，读烈士的生平事迹，凭借着那些文字把我带到那个时代氛围中。在拍摄林红临别就义那场戏时，因为找到了感觉，演起来水到渠成。我没有考虑如何去表演，而是完全沉浸在角色之中，一切听凭感情的自然流露而发挥。后来我在谈到这场戏的体会时说：我感到浑身发颤，血往头上涌，完全和角色融为一体。为了不让林道静痛苦，我表现得十分平静，就跟什么都不会发生一样。拍完这场戏，我疲劳到了极点，只想一下子倒在床上，再也不要起来。后来崔嵬拉着金山一起看样片，金山看后激动地对我说：大妹子，你这个戏演得这么好，我真是没想到。新中国成立前，金山在重庆就和我相识，年纪又比我大，所以他叫我“大妹子”。剧作家曹禺也说：林红演得非常出色，这部电影就属秦怡演得最好，非常自然，与人物完全吻合。我不知道她怎么会演得这么好。
让我更没想到和激动的，是来自周总理的鼓励和表扬。《青春之歌》上映不久，周总理抽空看了影片后对我说：你演的林红很不错，所以说一个演员演一个戏不在乎戏多戏少，也不在乎是主角还是配角，关键是要把这个人物塑造得深入到人们的心中去。你看吧，林红这个人物人们是不会忘记的。也许你演的其他人物人们都忘了，这个林红是不会忘的。
黑沉沉的噩梦降临了
1966年4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此之前，因为身体的缘故，我一直在住院。刚刚出院回到家里，已没有往日的清净了。弄堂里整天敲着锣鼓，摇着红旗，到处是破四旧和抄家的叫喊声，甚至还有人跳楼自杀。我听了心里慌慌的，感觉这次的运动有点稀奇古怪，发展下去不知是什么样子。我上班了，一年病假只休息了两个月，刚上班一个月就“靠边站”，第二个月就被打成牛鬼蛇神，进了牛棚，所以有人说，我是自己送上门的“修正主义黑线的宠儿”。
在上海电影制片厂，造反派摘下厂门口的大招牌，让厂长徐桑楚扛着摔在地上，他们跑上去乱踩乱踏，然后点上一把火。看着烈火越烧越旺，造反派高呼口号，唱着语录歌，乐得不知所以。我看着这一切，心里感到又好笑又害怕。
我先是经历了抄家、蹲牛棚，后来形势越来越严峻，赵丹、白杨和张瑞芳先后被隔离审查，关进了监狱。没多久，就轮到了我的头上。1968年冬季的一天，造反派说我是“化装成美女的毒蛇”，宣布成立市一级专案组，对我重新进行审查。批斗会结束了，还不让我回家。过了两天，又要搬地方，直接把我送到上海少年管教所，我被隔离监护，开始了长达两年的囚徒生活。在少管所里，该问的都问了，该查的全查了，没有发现我有任何问题，再关下去也不会有什么结果。1970年冬天，我被专案组释放，宣布撤销隔离监护，不做结论，只是释放后还不能回家，必须先到“五七”干校报到。在干校略作安顿后，我匆匆赶回上海家中。两年没见亲人了，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了。一回到家中，我才发现全都乱套了：金焰躺在床上不能起来；小弟不断发病，已经认不出我这个妈了；母亲早在1969年初就去世了，专案组一直封锁着消息不告诉我。
在干校待了两年，我重新被调回上海，在大木路摄影棚看群众来稿，后来又被派到唐桥的电影资料仓库倒片子。到了1975年下半年，厂里拍《征途》，这是一部反映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影片，主要演员是从学校选来的郭凯敏等一批学生，导演选中我演贫下中农关婶。能有戏演，我很高兴，只要不让我演造反派，演任何角色我都不会计较。《征途》在黑龙江省的黑河地区拍摄，冬天出奇得冷，条件很艰苦。就在拍摄期间，噩耗传来：敬爱的周总理与世长辞了！回想起往事，真让我悲痛欲绝。 4月5日清明节，首都人民群众在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震惊了全国。我在摄制组里听到了这个消息也振奋不已，深信苦难的日子即将过去。
跑龙套的感觉真好
浩劫过后，我已年逾半百，但精力充沛得像年轻人一样，活跃在新时期的舞台和银幕上。从1978年6月在影片《风浪》中扮演渔轮厂党委书记开始，我相继拍摄了《苦恼人的笑》、《海外赤子》、《张衡》等十二部影片和六部电视剧，是同辈女演员中拍戏最多的一个。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这近二十部影视作品中，除了影片《风浪》等少数几部外，我演的多是配角，戏也不多。比如《苦恼人的笑》，我演一个老演员，一场戏，还特别短。再比如《张衡》，我演老夫人，也是一场戏，仅仅几个镜头。我不因这些人物戏少而马虎从事，仍是用心去演，心甘情愿当一片绿叶，从而使这些人物别具亮色，收到意外的社会效果。
1986年，我写了一篇题为《跑龙套》的短文，对从艺数十年的心得作了概括。最初的“跑龙套”是在重庆，刚上舞台，对演戏一窍不通，我总想戏少点，否则上了舞台会手足无措，不敢大声说话。这时，让我演一个群众角色，我会在一旁体会观察。比如看舒绣文演《虎符》，我自告奋勇要求演一个群众角色。有一场戏，是如姬夫人奔上高高的台阶，以荡气回肠的语言尽情抒发，舒绣文念了一大段独白，我和其他一些群众演员角色背对着观众跪在下面，激动得泪流满面，身体也控制不住地颤抖，我们完全进入了角色。戏演完了，我同样感受到创作后的愉快。如此一次次地磨练，我成了一名出色的“跑龙套”演员。在戏中与人物搭配沟通时，我从不懈怠。哪怕只是应个“是”，或者只是端个“盘”，这些轻而易举的事情，如果龙套当得不好，也会影响主角的戏，甚至还会影响戏的节奏。
解放后，我虽然名气大了，但还是一如既往地不拒“跑龙套”。在《哥哥与妹妹》中，我的戏只有两三个镜头。在《春催桃李》中，我演老校长，总共有两个镜头。在《青春之歌》中，我演林红，戏份较重，不能说是“跑龙套”，但林红的戏也是一场，相对于全剧的篇幅，时间分量也很小。这时，我对“跑龙套”的认识又进了一步，我感觉如果一个艺术家能将从心底流出的情感真切地体现到银幕上，那将是十分幸福的。
1997年，在我从艺六十周年的时候，我把平时撰写的《我的艺术生涯》以及一些随笔、散记等文章整理在一起，以一本新书的形式出版，书名就叫《跑龙套》。在书的“自序”中，我写了这样一段话：如果生命还能反复一次，我一定不会像今生这样活着，但既然生命不可能反复，那么我还是面对现实吧。做任何事情都不能不劳而获，一个人只要自己的心是大的，那么事情就没有大小之分；只要自己的心是重的，那么事情就没有轻重之分；只要自己的心是诚的，那么即使事情成败有别，也多少有些安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