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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作家龚鹏飞的长篇小说《盛夏的果实》吸引我的不是任何叙述或形式上的革命，而是小说中那种幽幽的玄秘之思。这种执著的玄秘之思打破了近来小说创作中的些许沉闷，让人感到一种形而上学的快乐，作品寻本索源直指人心的强大力量，让人产生震撼，甚至让人产生某种重写当代文学史的冲动。加缪、卡内蒂、凯尔泰斯作如是之思因而扛鼎诺贝尔文学奖，无论怎么样都是对心灵史小说创作者的一种无形鞭策。
戴逸飞是个彻头彻尾的平民知识分子。他本是偏隅乡村的一棵蒲公英，却阴错阳差地被命运抛到了烦琐、郁闷的都市凡尘中，成了—个号称为《农民必读》杂志的聘用记者。聘用是这个社会权力分配中的一个特有符号，象征着某种主流社会的漂浮。因此，戴逸飞因“聘用”而成了一颗游离于世的小小尘埃。这个心智发达，却内省过度的家伙从此呈飘渺状，陷于一种对存在的不断的玄想和追问之中。概括起来说，戴逸飞的经典玄想大致有这些：母亲之死让作为大学生的他开始了洞穿时空的生命畅想，女儿欢欢的落地让他执拗地思考生命来源，老婆彭山花的不期之病和由此产生的出走及神秘失踪更是使他的玄秘之思进入高峰。这个本想作为农民代言人的《农民必读》聘用记者，一方面为农民这一弱势群体呐喊呼吁，显示了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良知，另一方面，他也走火入魔般地迷恋上了对宇宙和人类源头的探悉，甚至对历史真相的探悉，如对《推背图》和《烧饼歌》的戳穿西洋镜，就显示了他对坊间某种势力势图主宰历史走向的置疑和批判，也显示了他去除遮蔽、弄清真相的求实勇气和科学精神。
人类的思考与玄想其实都是一种形而上学的锻炼。在强调主体决定作用的激进时代，笛卡尔们甚至喊出了“我思故我在”的口号，把理性的思维当作了永恒的存在。我们有万种理由质疑这种主体超越一切的哲学，却不能否认和回避思想的快感。当代思想家们如海德格尔者确实想突破逻辑思维的局限，也曾一度在东方哲学玄秘之门外徘徊踯躅，但他们本质上仍然是存在的“林中路”上的漫步者。玄思成了当代思想家们的一把金色钥匙。而存在是什么一直是千古不解的谜团。正因为有这么一种难解的尴尬，人类才有了思维的痛楚与快慰，才有了活下去的精神源泉和力量，才有了作为存在者存在的理由。
戴逸飞的玄想将是没有结果的，正如他寻找他的结发之妻彭山花始终留有悬念一样。但他的每一次玄想都是对上一次的超越，都是自己精神历险的—次痛苦蜕变。因为，他的灵魂在经历了种种凡尘之变后更接近到万劫不复的真谛。小说告诉我们的不是当然的结局，而是在路上的寻找。
这让人不由地想起歌德的浮士德。戴逸飞与那个偶然相遇的女研究生宛儿的爱情，甚至让人觉得作者是刻意在摹仿浮士德与希腊美人海伦的精神之恋。浮士德经历了知识、政治、爱情等五个悲剧之后幸福地倒地而死的故事确实有种震撼的力量。《盛夏的果实》中的戴逸飞也经历了类似的悲剧，最终依然没得出结论。浮士德的悲剧与其说暗含某种辩证法精神，不如说影射出歌德的一种实践心态。歌德集其一生的阅历告诫人们：实践中的痛楚和快乐何尝不是人类精神历程的全部？而透过戴逸飞的故事，作者是否也试图告诉我们这些秘密？
龚鹏飞可能意识到歌德是其创作的精神之父，也可能意识到诗剧《浮士德》中的浮士德博士是戴逸飞的形式原型，但却未必注意到歌德的另外—部叫做《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和漫游时代》的小说。这部小说情节沉冗乏味，与激情四射的《维特》相比显得过于老气横秋，但却是歌德心灵漫游小说的另一部不朽之作。而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我认为，与其说《盛夏的果实》脱胎于《浮士德》，毋宁说跟《威廉·迈斯特》有着更深的血缘关系。因为，浮士德毕竟是个神话传说中的人物，而威廉则有着与戴逸飞太多的相似因素，他们都有着不安灵魂的不懈追求过程。不同的是，前者是对知识和时代的叩问，而后者则是对混沌宇宙的追寻。
应该说，龚鹏飞的这部小说找到了一个制高点，即玄思门。虽然文学史上不乏冥思者流，但却少有人作这么深幽的混沌宇宙之旅。因此，在这一点上，这部小说纵使看上去不是很完美，但至少它是惹人注目的。如果把小说的叙述和故事看作是坚实的一级，思想和内容则应是小说的另外一端。无疑，作者擅长的不是形式，尽管在现代小说观念中，形式革命的意义也许远远大于内容，但龚鹏飞坚守传统的小说做法也不失为一种隔山打牛般的机智。
很显然，龚鹏飞的这部小说定位于知识分子阶层。它不是一部很普罗大众的小说。虽然戴逸飞与宛儿的故事明显迎合着某种大众化的心理需求，但作者深入骨髓的潜在身份认同决定了他这些努力显得有点突兀。如果说全书行云流水，一气呵成，惟有这个部分让人觉得有点铁骑突出刀枪鸣的感觉。也许作者想告诉人们激情在恋爱中可以强烈到一个什么极限，浪漫在痛苦的现实中完全有可能转化成一种能量，这些章节里呈现出来的深沉和外显的矛盾，其实何尝不是小说本身的一种悖论？这是龚鹏飞的烦恼，也是戴逸飞的烦恼。在这一点上，作者与人物视野神奇地融合在一起。而也许正是这种大众化与高雅化的矛盾，造成了小说大众化与去大众化的深刻背离。这也许是这部小说最深刻的一种硬伤！
（作者单位：长沙学院中文系，四川大学文学院）
戴逸飞是个彻头彻尾的平民知识分子。他本是偏隅乡村的一棵蒲公英，却阴错阳差地被命运抛到了烦琐、郁闷的都市凡尘中，成了—个号称为《农民必读》杂志的聘用记者。聘用是这个社会权力分配中的一个特有符号，象征着某种主流社会的漂浮。因此，戴逸飞因“聘用”而成了一颗游离于世的小小尘埃。这个心智发达，却内省过度的家伙从此呈飘渺状，陷于一种对存在的不断的玄想和追问之中。概括起来说，戴逸飞的经典玄想大致有这些：母亲之死让作为大学生的他开始了洞穿时空的生命畅想，女儿欢欢的落地让他执拗地思考生命来源，老婆彭山花的不期之病和由此产生的出走及神秘失踪更是使他的玄秘之思进入高峰。这个本想作为农民代言人的《农民必读》聘用记者，一方面为农民这一弱势群体呐喊呼吁，显示了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良知，另一方面，他也走火入魔般地迷恋上了对宇宙和人类源头的探悉，甚至对历史真相的探悉，如对《推背图》和《烧饼歌》的戳穿西洋镜，就显示了他对坊间某种势力势图主宰历史走向的置疑和批判，也显示了他去除遮蔽、弄清真相的求实勇气和科学精神。
人类的思考与玄想其实都是一种形而上学的锻炼。在强调主体决定作用的激进时代，笛卡尔们甚至喊出了“我思故我在”的口号，把理性的思维当作了永恒的存在。我们有万种理由质疑这种主体超越一切的哲学，却不能否认和回避思想的快感。当代思想家们如海德格尔者确实想突破逻辑思维的局限，也曾一度在东方哲学玄秘之门外徘徊踯躅，但他们本质上仍然是存在的“林中路”上的漫步者。玄思成了当代思想家们的一把金色钥匙。而存在是什么一直是千古不解的谜团。正因为有这么一种难解的尴尬，人类才有了思维的痛楚与快慰，才有了活下去的精神源泉和力量，才有了作为存在者存在的理由。
戴逸飞的玄想将是没有结果的，正如他寻找他的结发之妻彭山花始终留有悬念一样。但他的每一次玄想都是对上一次的超越，都是自己精神历险的—次痛苦蜕变。因为，他的灵魂在经历了种种凡尘之变后更接近到万劫不复的真谛。小说告诉我们的不是当然的结局，而是在路上的寻找。
这让人不由地想起歌德的浮士德。戴逸飞与那个偶然相遇的女研究生宛儿的爱情，甚至让人觉得作者是刻意在摹仿浮士德与希腊美人海伦的精神之恋。浮士德经历了知识、政治、爱情等五个悲剧之后幸福地倒地而死的故事确实有种震撼的力量。《盛夏的果实》中的戴逸飞也经历了类似的悲剧，最终依然没得出结论。浮士德的悲剧与其说暗含某种辩证法精神，不如说影射出歌德的一种实践心态。歌德集其一生的阅历告诫人们：实践中的痛楚和快乐何尝不是人类精神历程的全部？而透过戴逸飞的故事，作者是否也试图告诉我们这些秘密？
龚鹏飞可能意识到歌德是其创作的精神之父，也可能意识到诗剧《浮士德》中的浮士德博士是戴逸飞的形式原型，但却未必注意到歌德的另外—部叫做《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和漫游时代》的小说。这部小说情节沉冗乏味，与激情四射的《维特》相比显得过于老气横秋，但却是歌德心灵漫游小说的另一部不朽之作。而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我认为，与其说《盛夏的果实》脱胎于《浮士德》，毋宁说跟《威廉·迈斯特》有着更深的血缘关系。因为，浮士德毕竟是个神话传说中的人物，而威廉则有着与戴逸飞太多的相似因素，他们都有着不安灵魂的不懈追求过程。不同的是，前者是对知识和时代的叩问，而后者则是对混沌宇宙的追寻。
应该说，龚鹏飞的这部小说找到了一个制高点，即玄思门。虽然文学史上不乏冥思者流，但却少有人作这么深幽的混沌宇宙之旅。因此，在这一点上，这部小说纵使看上去不是很完美，但至少它是惹人注目的。如果把小说的叙述和故事看作是坚实的一级，思想和内容则应是小说的另外一端。无疑，作者擅长的不是形式，尽管在现代小说观念中，形式革命的意义也许远远大于内容，但龚鹏飞坚守传统的小说做法也不失为一种隔山打牛般的机智。
很显然，龚鹏飞的这部小说定位于知识分子阶层。它不是一部很普罗大众的小说。虽然戴逸飞与宛儿的故事明显迎合着某种大众化的心理需求，但作者深入骨髓的潜在身份认同决定了他这些努力显得有点突兀。如果说全书行云流水，一气呵成，惟有这个部分让人觉得有点铁骑突出刀枪鸣的感觉。也许作者想告诉人们激情在恋爱中可以强烈到一个什么极限，浪漫在痛苦的现实中完全有可能转化成一种能量，这些章节里呈现出来的深沉和外显的矛盾，其实何尝不是小说本身的一种悖论？这是龚鹏飞的烦恼，也是戴逸飞的烦恼。在这一点上，作者与人物视野神奇地融合在一起。而也许正是这种大众化与高雅化的矛盾，造成了小说大众化与去大众化的深刻背离。这也许是这部小说最深刻的一种硬伤！
（作者单位：长沙学院中文系，四川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