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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名理由
2014年11月24日，国务院法制办网站发布了国家卫计委起草的《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送审稿）》，这一“史上最严禁烟令”被杨功焕称为“中国控烟史上新的里程碑”。这一重大进步，是像杨功焕这样的“控烟斗士”长期努力坚持的结果，对于已离任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职务的她来说，这是最大的安慰，也让她在为公共利益孤独坚守多年后，看到了中国控烟运动前景的一抹亮色。
北京协和医学院这间并不十分宽敞的办公室里，书柜占据着两侧的墙面，高度几乎顶到天花板，但各种流行病学专业书籍、报告还是不太放得下。办公室门口挂着两块牌子：全球控烟研究所中国分中心、慢性病与行为危险因素研究中心。这就是杨功焕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的职务退下来后的主要身份：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以及上述两个研究中心的主任。作为曾经的卫生系统的一名高级官员，她为控烟工作奔走了数载之后，如今又回归自己的学者身份。
齐耳短发微微烫着卷儿，湖蓝色上衣搭配着一条色彩亮丽的丝巾，神态和蔼，说话带着点软糯的南方口音，眼前的杨功焕很难让人和媒体描述的强硬的“控烟斗士”联系起来;也很难想象她会说出“领导办公室不禁烟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让卖烟的来控烟，中国怎么能控好烟”这样犀利的言论。
但这一次，曾对中国控烟不力频频“开炮”的杨功焕，却对2014年送审的“史上最严禁烟令”不吝称赞，称之为“中国控烟史上新的里程碑”。
2014年11月24日，国务院法制办网站发布了国家卫计委起草的《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送审稿）》（以下简称《条例》），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条例》如能通过审批，将是中国在公共场所禁烟方面第一个全国性法规。用杨功焕的话说，那就完成了中国控烟履约“零的突破”。
《条例》拟规定，所有室内公共场所一律禁止吸烟，并明确了室外全面禁止吸烟的公共场所，包括以未成年人为主要活动区域的室外场所、健身场所、高校、妇幼保健机构及医院、儿童医院、公交车站等。因此又被称为“史上最严禁烟令”。
尽管如此，《条例》公布后，网上依旧有很多烟民表达了不满情绪，认为管得太严、太苛刻。但公共场所禁烟如果不做到室内100%无烟，是没有意义的。杨功焕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能够造成危害的烟草烟雾是没有阈值的，不是说你吸到多少毫克才致癌。只要你吸进去，就增加致癌风险。室内的空气都是流通的，设立吸烟室不可能隔绝这种流通。”她还举例说，“如果在一个游泳池里设立‘小便区’和‘非小便区’，你觉得能够接受吗？”
除了全面禁烟之外，《条例》中引起关注的还有这样几条规定：全面禁止所有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电影、电视剧及其他节目中不得出现烟草广告及被禁止的吸烟镜头;烟盒图形警示不得小于包装面积的二分之一。
对此，杨功焕说：“这些规定基本符合《世界和平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要求，对整个《条例》我个人能给打90分吧。”听得出，她的语气有些骄傲。《条例》可以说是她参与中国的控烟行动以来，看到的最大成果。
中国控烟进程有几个重要的里程碑，而其中每一个关键点，都能看到杨功焕的身影。
1996年，肺癌死亡率成为癌症中的第一位。当时杨功焕负责全国疾病监测系统，这件事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1998年11月23日，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布伦特兰在北京医科大学的演讲引用了杨功焕的一项研究成果：“在中国，这种流行病（指烟草使用）会杀死现在29岁以下的3亿中国男性中的1亿，其中一半死于中年。”
中国的控烟行动刻不容缓。
然而，当时这更多地只是一个学术界内部局限于理论层面的共识，缺乏有力的推动和执行。杨功焕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其实1997年的第十届《世界烟草或健康大会》上，我们报告了1996年的研究成果，已经在学术界达成了一个共识：中国控烟是一个迫不及待的事。包括当时的国家领导人江泽民也非常支持。但是大家并不很清楚在实际操作上应该怎么去做。”
直到中国控烟运动的另一个关键节点，状况才开始有了改变。2006年1月9日，中国签订的《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框架公约》（下称公约）正式生效。从这一天起，中国控烟开始了艰难的小步前行。
此时的杨功焕，已受邀在世界卫生组织无烟草行动部门工作了两年，为制定公约做了不少前期准备，又参与了中国签订公约的谈判，开始从原来一个单纯的研究者角色，渐渐转型成为懂得制造舆论、重视政府力量的执行者。2007年，国家成立履行公约领导小组，杨功焕是专家组成员。
说起这几年的控烟历程，她十分感慨：“从加入履约组开始，我才深刻地感觉到在国内控烟是一个多么困难的事情。在这个问题上，你如果没有法律的强力保证，真的是效果不大。”
摄影/董洁旭
杨功焕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新条例的起草从2013年9月就启动了。然而，如何让大众接受禁烟，并摸索具体的控烟措施，才是控烟工作中的难点。
公约对缔约国的要求是：必须立法，防止公众接触烟草、烟雾。各缔约国都应该在公约生效后5年内提供普遍保护。但各地对全面禁烟的积极性不高，觉得立法没有必要，卫生部也有很多其他的立法工作，禁烟立法排不上日程。履约小组的工作开展不起来。
面对这种状况，控烟工作采取了“曲线救国”的方式，决定搞“地方包围中央”，先从设立地方性禁烟法规入手。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007年4月启动了“迈向无烟中国”控烟项目，在中国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0个城市项目点和20个农村项目点开展控烟干预活动。
积累了一定基础之后，到2010年1月，履约组选了7个城市，以“100%无烟”为目标开始做“无烟环境促进项目”。项目的第一批城市是天津、重庆、沈阳、哈尔滨等，后来，又增加到15个城市，总共覆盖1.4亿人。
此时，地方政府的立法承诺成为最被看重的要素。如果能得到地方法制办的支持，立法的效率更是事半功倍。当时比较积极的两个城市是哈尔滨和天津。天津市法制办副主任李建华还说，“我特别愿意立这个法，比立那些拆迁法好”。2012年5月31日，哈尔滨和天津开始施行符合公寓标准的“100%无烟”标准。
这些城市禁烟立法的成功，也成为对全国性禁烟立法的有利支持。后来，这些法规的条文、经验都被采纳进了《条例》。
杨功焕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公共卫生其实是一个群体性的行为，我们的工作在其中只是一个穿针引线的作用，要有成果，还是需要社会各方面共同担负起责任。”但中国控烟工作目前仍面临着不少的困难。《条例》公布之后，烟草界也有不少反对的声音，认为中国的禁烟“扩大化”了。
“《条例》收到四万多条修改意见，其中肯定会有反对的意见，审批通过之后可能也会打一些折扣，这些都是可以预期的。但它是一个好的开始，显示了国家对控烟工作有了决心。”
杨功焕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自从2013年《关于领导干部带头在公共场所禁烟有关事项的通知》出台，可以感觉到，中国的控烟行动有了加速。
对于中国控烟的未来，杨功焕认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别的不说，我自己也给《条例》提了一条修改意见，以后烟盒上的警示图片，应当由卫生部来提供，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由烟草专卖局自己决定。”
杨功焕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原副主任，控烟办公室原主任。现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教授、全球控烟研究所中国分中心主任。
2014年11月24日，国务院法制办网站发布了国家卫计委起草的《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送审稿）》，这一“史上最严禁烟令”被杨功焕称为“中国控烟史上新的里程碑”。这一重大进步，是像杨功焕这样的“控烟斗士”长期努力坚持的结果，对于已离任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职务的她来说，这是最大的安慰，也让她在为公共利益孤独坚守多年后，看到了中国控烟运动前景的一抹亮色。
北京协和医学院这间并不十分宽敞的办公室里，书柜占据着两侧的墙面，高度几乎顶到天花板，但各种流行病学专业书籍、报告还是不太放得下。办公室门口挂着两块牌子：全球控烟研究所中国分中心、慢性病与行为危险因素研究中心。这就是杨功焕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的职务退下来后的主要身份：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以及上述两个研究中心的主任。作为曾经的卫生系统的一名高级官员，她为控烟工作奔走了数载之后，如今又回归自己的学者身份。
齐耳短发微微烫着卷儿，湖蓝色上衣搭配着一条色彩亮丽的丝巾，神态和蔼，说话带着点软糯的南方口音，眼前的杨功焕很难让人和媒体描述的强硬的“控烟斗士”联系起来;也很难想象她会说出“领导办公室不禁烟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让卖烟的来控烟，中国怎么能控好烟”这样犀利的言论。
但这一次，曾对中国控烟不力频频“开炮”的杨功焕，却对2014年送审的“史上最严禁烟令”不吝称赞，称之为“中国控烟史上新的里程碑”。
“史上最严禁烟令”的背后
2014年11月24日，国务院法制办网站发布了国家卫计委起草的《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送审稿）》（以下简称《条例》），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条例》如能通过审批，将是中国在公共场所禁烟方面第一个全国性法规。用杨功焕的话说，那就完成了中国控烟履约“零的突破”。
《条例》拟规定，所有室内公共场所一律禁止吸烟，并明确了室外全面禁止吸烟的公共场所，包括以未成年人为主要活动区域的室外场所、健身场所、高校、妇幼保健机构及医院、儿童医院、公交车站等。因此又被称为“史上最严禁烟令”。
尽管如此，《条例》公布后，网上依旧有很多烟民表达了不满情绪，认为管得太严、太苛刻。但公共场所禁烟如果不做到室内100%无烟，是没有意义的。杨功焕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能够造成危害的烟草烟雾是没有阈值的，不是说你吸到多少毫克才致癌。只要你吸进去，就增加致癌风险。室内的空气都是流通的，设立吸烟室不可能隔绝这种流通。”她还举例说，“如果在一个游泳池里设立‘小便区’和‘非小便区’，你觉得能够接受吗？”
除了全面禁烟之外，《条例》中引起关注的还有这样几条规定：全面禁止所有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电影、电视剧及其他节目中不得出现烟草广告及被禁止的吸烟镜头;烟盒图形警示不得小于包装面积的二分之一。
对此，杨功焕说：“这些规定基本符合《世界和平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要求，对整个《条例》我个人能给打90分吧。”听得出，她的语气有些骄傲。《条例》可以说是她参与中国的控烟行动以来，看到的最大成果。
中国控烟进程有几个重要的里程碑，而其中每一个关键点，都能看到杨功焕的身影。
1996年，肺癌死亡率成为癌症中的第一位。当时杨功焕负责全国疾病监测系统，这件事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1998年11月23日，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布伦特兰在北京医科大学的演讲引用了杨功焕的一项研究成果：“在中国，这种流行病（指烟草使用）会杀死现在29岁以下的3亿中国男性中的1亿，其中一半死于中年。”
中国的控烟行动刻不容缓。
然而，当时这更多地只是一个学术界内部局限于理论层面的共识，缺乏有力的推动和执行。杨功焕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其实1997年的第十届《世界烟草或健康大会》上，我们报告了1996年的研究成果，已经在学术界达成了一个共识：中国控烟是一个迫不及待的事。包括当时的国家领导人江泽民也非常支持。但是大家并不很清楚在实际操作上应该怎么去做。”
直到中国控烟运动的另一个关键节点，状况才开始有了改变。2006年1月9日，中国签订的《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框架公约》（下称公约）正式生效。从这一天起，中国控烟开始了艰难的小步前行。
此时的杨功焕，已受邀在世界卫生组织无烟草行动部门工作了两年，为制定公约做了不少前期准备，又参与了中国签订公约的谈判，开始从原来一个单纯的研究者角色，渐渐转型成为懂得制造舆论、重视政府力量的执行者。2007年，国家成立履行公约领导小组，杨功焕是专家组成员。
说起这几年的控烟历程，她十分感慨：“从加入履约组开始，我才深刻地感觉到在国内控烟是一个多么困难的事情。在这个问题上，你如果没有法律的强力保证，真的是效果不大。”
杨功焕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新条例的起草从2013年9月就启动了。然而，如何让大众接受禁烟，并摸索具体的控烟措施，才是控烟工作中的难点。
功夫在条文之外
公约对缔约国的要求是：必须立法，防止公众接触烟草、烟雾。各缔约国都应该在公约生效后5年内提供普遍保护。但各地对全面禁烟的积极性不高，觉得立法没有必要，卫生部也有很多其他的立法工作，禁烟立法排不上日程。履约小组的工作开展不起来。
面对这种状况，控烟工作采取了“曲线救国”的方式，决定搞“地方包围中央”，先从设立地方性禁烟法规入手。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007年4月启动了“迈向无烟中国”控烟项目，在中国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0个城市项目点和20个农村项目点开展控烟干预活动。
积累了一定基础之后，到2010年1月，履约组选了7个城市，以“100%无烟”为目标开始做“无烟环境促进项目”。项目的第一批城市是天津、重庆、沈阳、哈尔滨等，后来，又增加到15个城市，总共覆盖1.4亿人。
此时，地方政府的立法承诺成为最被看重的要素。如果能得到地方法制办的支持，立法的效率更是事半功倍。当时比较积极的两个城市是哈尔滨和天津。天津市法制办副主任李建华还说，“我特别愿意立这个法，比立那些拆迁法好”。2012年5月31日，哈尔滨和天津开始施行符合公寓标准的“100%无烟”标准。
这些城市禁烟立法的成功，也成为对全国性禁烟立法的有利支持。后来，这些法规的条文、经验都被采纳进了《条例》。
杨功焕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公共卫生其实是一个群体性的行为，我们的工作在其中只是一个穿针引线的作用，要有成果，还是需要社会各方面共同担负起责任。”但中国控烟工作目前仍面临着不少的困难。《条例》公布之后，烟草界也有不少反对的声音，认为中国的禁烟“扩大化”了。
“《条例》收到四万多条修改意见，其中肯定会有反对的意见，审批通过之后可能也会打一些折扣，这些都是可以预期的。但它是一个好的开始，显示了国家对控烟工作有了决心。”
杨功焕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自从2013年《关于领导干部带头在公共场所禁烟有关事项的通知》出台，可以感觉到，中国的控烟行动有了加速。
对于中国控烟的未来，杨功焕认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别的不说，我自己也给《条例》提了一条修改意见，以后烟盒上的警示图片，应当由卫生部来提供，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由烟草专卖局自己决定。”
杨功焕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原副主任，控烟办公室原主任。现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教授、全球控烟研究所中国分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