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以报道世界为己任的新闻人，最忌讳的就是成为新闻本身。然而2月22日，美国人、《星期日泰晤士报》新闻记者玛丽·科尔文和法国摄影师欧赫利克牺牲于叙利亚军队对霍姆斯的狂轰乱炸：一枚炮弹击中他们所在的霍姆斯市的临时媒体中心。最初从推特上传来的消息，很快成为世界主流媒体报道重点，再度掀起了西方特别是美、英、法三国民众对叙利亚局势的关心。
有人评价道，如果仅仅是两名普通的叙利亚民众死亡，全球媒体不会这么大张旗鼓，正是因为同行去世，才会发出巨大哀鸣。是的，互联网普及之后，读者对战争报道的更快需求，以及全球大小战事频发，让很多记者都有了去报道战争的经历，不再像二战、越战时，战地记者必须是真正意义的战争专业记者才行。所以，很多媒体人都曾有过战地经验，有的像科尔文，以揭露残酷为己任，有的却像80后欧赫利克，只是年轻时候的大无畏，有人或会继续报道下去成为科尔文，有人会回到和平地区，报道其他事务。
“客观地反战”吊诡
科尔文是传统战地记者的卓越代表。今年56岁的科尔文出生在纽约郊区长岛，耶鲁人类学专业毕业。1979年，23岁的科尔文加入了合众社纽约市记者站，1984年成为合众社伦敦社长，从此一直定居英国，正好英美各住了一半人生。1985年，她加入了《星期日泰晤士报》，一直为这张报纸工作到生命最后一刻。噩耗传来，几乎所有读者看到她所在报纸的名字，都要再看一遍怕自己弄错。是的，这就是默多克拥有的、也陷入窃听门丑闻的报纸，当默多克作为她的雇主发出对她服务该报二十几年的赞扬和悼念时，肯定有很多人心里想的是：“默多克，你不配。”整个英国谈论她时，会非常自豪地加上一个定语“英国记者”。
实际上，她加入之日，默多克已经是《星期日泰晤士报》的老板。他再利欲薰心，也不会裁掉科尔文的职位。从一战开始，战地记者作为战争信使，一直有不可取代的作用，因为战争和自然灾害等一样，都是令人恐怖的“不可抗力”，是人类经济运行中的巨大外部效应，大战来临，有人卷资避难，有人却因此投机敛财。无论对战争是支持还是反对，人们都需要战地记者在现场作为“专业的眼睛”，如实报道发生的一切，为此愿意付出相当的媒体订阅费。
科尔文只有一只“专业的眼睛”，她的左眼戴着海盗式眼罩，形象彪悍得不需要解释。这是她在2001年在斯里兰卡采访时，地方武装的火箭弹在她身边爆炸，伤了一只眼睛。即便如此，她还继续报道战争。之前在她获得2000年国际妇女媒体基金会（IMMF）的勇气奖的获奖感言中说，“我争取成为见证人，因为战争造成的苦难无法用言语形容”。
在海湾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中，美方用高科技武器进行轰炸，媒体完全不在现场，遭到了全世界的质疑，为了改善战争公关，之后军方会有精彩的视频、“内嵌式”采访的机会提供给媒体。但体验过2003年伊拉克战争美军随军“内嵌”采访的记者，大概都不好意思把这段写进简历，在业内，“内嵌式报道”（Embedded journalism）成为了接受军方出钱软宣传的丑闻。伊战之后，随着公民报道的崛起，职业战争报道也恢复了其独立报道的传统。
但记者也是人，无法做到上帝般的“不偏不倚”，因此战地记者并不是一台360度全天候自动摄影机。眼睛看多了残酷，自然内心反感。正如科尔文自己说的那样，“我们的任务是不偏不倚地准确报道战争的残酷”，这其实是“客观地去反战”，在政治意识形态上，还是一般会落到“自由派”的立场上。很多记者包括曾经报道伊拉克战争的我在内，在战场上自然会反战，离开战场，才能用更宏观的思维反思战争的得失。在中国教书的著名美国战地记者彼得·阿奈特从越战开始就是新闻界的英雄，但因为反战反到接受萨达姆政府官方电视台采访，最终被美国媒体开除。即便比较能直面战地记者所谓“客观地去反战”吊诡、曾经历当年盟军对德轰炸的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又有些激进过头，在晚年成为鹰派的战争鼓吹手。
幸运的是，科尔文没有经历最有争议的战争，她眼见的残酷无一不是被公认的恶人挑起，甚至她自己也牺牲在独裁者阿萨德政府军的炮火下。她在伦敦纪念2000~2010年牺牲的49名新闻人的演讲中，认为战地记者的勇气来自“我们有信念，因为我们相信可以改变”，相信24小时滚动的新闻媒体和互联网消息，能让民众知道战争的残酷，努力制止它们。
她的死亡本身却让读者希望以另外一种方式结束战争的残酷：更多人呼吁西方政府尽快介入，结束战争的残酷，这是科尔文生前的所有呼吁中，都会回避的选择，而自己的牺牲却无言地对这种方案做出了最有力的推荐。
在战地的自由摄影师
而欧赫利克是好奇心甚至大于勇气的互联网一代记者。正好是科尔文年纪一半、年轻到尚未结婚的他1983年生于法国临近卢森堡的边境城市蒂永维尔，如果你要从卢森堡欧洲央行坐火车去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办事，就会经过这个美丽的花园小镇。他儿时的梦想是考古学，顺便周游世界，这也是富裕家庭孩子在充满中世纪文化地区的自然想法。但16岁时祖父给他一台经典金属外壳单反机奥林巴斯OM-1改变了他理想，从此爱上了摄影，并且在家乡私立中学念完后就去巴黎上了私立伊卡特摄影学院（Icart-Photo）。被梦想驱动的人是无所畏惧的，2002年9月他开始为Wostok图片社拍片子，并周游世界，而2004年的海地暴乱是他的并第一次职业突破，当年他才21岁。
他说他在海地“能感触到危险，但这就是我梦想要来的地方，如今已实现”，还把海地的照片卖了2000欧元。2005年，他和朋友们加入了一个新图片社IP3，但本质上是为了取得法国的记者证，其实他还是自己行动，更像一个自由摄影师。他拍海地地震，也拍法国总统大选，这些也都能在经济危机的时候，卖出好价钱。
但大家一般不把欧赫利克称为战地记者。出色的战争照片只是他摄影的一个重要主题，他并不仅要揭露战争的残酷真相，他是要镜头表现世界的真相，而战争是一个重要窗口。
他牺牲前领走了法国让-路易斯·卡尔德隆摄影大奖，获奖作品是《的黎波里陷落》《埃及塔希尔广场》《茉莉花革命》。他选择这一主题的动机是中东“不远也不贵”，他可以轻易从巴黎飞到突尼斯和埃及。
欧赫利克没有发表过要制止战争的演讲，他就是要用自己的激情把他看到的一切展现给世人。他死得过早，还没有到他感觉到累和怕的时候。
报道了7年前南斯拉夫地区战争的前美联社记者潘文，最后到了听不到爆炸就觉得不刺激的状态。后来厌倦了战争，跳槽到了《华盛顿邮报》，成为了驻北京社长。他告诉我，有一天走在北京的大街上，树叶落地，他突然恸哭起来。那一刻，他知道自己终于恢复了正常。
欧赫利克、潘文都不是注定的战地记者，而是去体验战地报道的职业刺激，但最终会回到普通的报道岗位中。越来越多的这样的记者在战地报道中轮换出现，加上利用互联网社交媒体的公民记者，战争才第一次以最多元化、最去政治化的方式表现出来。每个记者可以非常主观，正如欧赫利克的镜头一点都不标榜客观，具有强烈的摄影师自己的视角，但各国媒体的记者和各国的公民记者的主观报道叠加在一起，战争反而被呈现地得最完整、最立体。
在叙利亚的战地记者很多已经轮换回国了。随着战争继续，新的记者还会进去，有的像科尔文那样充满正义理想，有的像欧赫利克那样激情好奇，让我们在后方的人，对他们全体表示敬意。
有人评价道，如果仅仅是两名普通的叙利亚民众死亡，全球媒体不会这么大张旗鼓，正是因为同行去世，才会发出巨大哀鸣。是的，互联网普及之后，读者对战争报道的更快需求，以及全球大小战事频发，让很多记者都有了去报道战争的经历，不再像二战、越战时，战地记者必须是真正意义的战争专业记者才行。所以，很多媒体人都曾有过战地经验，有的像科尔文，以揭露残酷为己任，有的却像80后欧赫利克，只是年轻时候的大无畏，有人或会继续报道下去成为科尔文，有人会回到和平地区，报道其他事务。
“客观地反战”吊诡
科尔文是传统战地记者的卓越代表。今年56岁的科尔文出生在纽约郊区长岛，耶鲁人类学专业毕业。1979年，23岁的科尔文加入了合众社纽约市记者站，1984年成为合众社伦敦社长，从此一直定居英国，正好英美各住了一半人生。1985年，她加入了《星期日泰晤士报》，一直为这张报纸工作到生命最后一刻。噩耗传来，几乎所有读者看到她所在报纸的名字，都要再看一遍怕自己弄错。是的，这就是默多克拥有的、也陷入窃听门丑闻的报纸，当默多克作为她的雇主发出对她服务该报二十几年的赞扬和悼念时，肯定有很多人心里想的是：“默多克，你不配。”整个英国谈论她时，会非常自豪地加上一个定语“英国记者”。
实际上，她加入之日，默多克已经是《星期日泰晤士报》的老板。他再利欲薰心，也不会裁掉科尔文的职位。从一战开始，战地记者作为战争信使，一直有不可取代的作用，因为战争和自然灾害等一样，都是令人恐怖的“不可抗力”，是人类经济运行中的巨大外部效应，大战来临，有人卷资避难，有人却因此投机敛财。无论对战争是支持还是反对，人们都需要战地记者在现场作为“专业的眼睛”，如实报道发生的一切，为此愿意付出相当的媒体订阅费。
科尔文只有一只“专业的眼睛”，她的左眼戴着海盗式眼罩，形象彪悍得不需要解释。这是她在2001年在斯里兰卡采访时，地方武装的火箭弹在她身边爆炸，伤了一只眼睛。即便如此，她还继续报道战争。之前在她获得2000年国际妇女媒体基金会（IMMF）的勇气奖的获奖感言中说，“我争取成为见证人，因为战争造成的苦难无法用言语形容”。
在海湾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中，美方用高科技武器进行轰炸，媒体完全不在现场，遭到了全世界的质疑，为了改善战争公关，之后军方会有精彩的视频、“内嵌式”采访的机会提供给媒体。但体验过2003年伊拉克战争美军随军“内嵌”采访的记者，大概都不好意思把这段写进简历，在业内，“内嵌式报道”（Embedded journalism）成为了接受军方出钱软宣传的丑闻。伊战之后，随着公民报道的崛起，职业战争报道也恢复了其独立报道的传统。
但记者也是人，无法做到上帝般的“不偏不倚”，因此战地记者并不是一台360度全天候自动摄影机。眼睛看多了残酷，自然内心反感。正如科尔文自己说的那样，“我们的任务是不偏不倚地准确报道战争的残酷”，这其实是“客观地去反战”，在政治意识形态上，还是一般会落到“自由派”的立场上。很多记者包括曾经报道伊拉克战争的我在内，在战场上自然会反战，离开战场，才能用更宏观的思维反思战争的得失。在中国教书的著名美国战地记者彼得·阿奈特从越战开始就是新闻界的英雄，但因为反战反到接受萨达姆政府官方电视台采访，最终被美国媒体开除。即便比较能直面战地记者所谓“客观地去反战”吊诡、曾经历当年盟军对德轰炸的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又有些激进过头，在晚年成为鹰派的战争鼓吹手。
幸运的是，科尔文没有经历最有争议的战争，她眼见的残酷无一不是被公认的恶人挑起，甚至她自己也牺牲在独裁者阿萨德政府军的炮火下。她在伦敦纪念2000~2010年牺牲的49名新闻人的演讲中，认为战地记者的勇气来自“我们有信念，因为我们相信可以改变”，相信24小时滚动的新闻媒体和互联网消息，能让民众知道战争的残酷，努力制止它们。
她的死亡本身却让读者希望以另外一种方式结束战争的残酷：更多人呼吁西方政府尽快介入，结束战争的残酷，这是科尔文生前的所有呼吁中，都会回避的选择，而自己的牺牲却无言地对这种方案做出了最有力的推荐。
在战地的自由摄影师
而欧赫利克是好奇心甚至大于勇气的互联网一代记者。正好是科尔文年纪一半、年轻到尚未结婚的他1983年生于法国临近卢森堡的边境城市蒂永维尔，如果你要从卢森堡欧洲央行坐火车去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办事，就会经过这个美丽的花园小镇。他儿时的梦想是考古学，顺便周游世界，这也是富裕家庭孩子在充满中世纪文化地区的自然想法。但16岁时祖父给他一台经典金属外壳单反机奥林巴斯OM-1改变了他理想，从此爱上了摄影，并且在家乡私立中学念完后就去巴黎上了私立伊卡特摄影学院（Icart-Photo）。被梦想驱动的人是无所畏惧的，2002年9月他开始为Wostok图片社拍片子，并周游世界，而2004年的海地暴乱是他的并第一次职业突破，当年他才21岁。
他说他在海地“能感触到危险，但这就是我梦想要来的地方，如今已实现”，还把海地的照片卖了2000欧元。2005年，他和朋友们加入了一个新图片社IP3，但本质上是为了取得法国的记者证，其实他还是自己行动，更像一个自由摄影师。他拍海地地震，也拍法国总统大选，这些也都能在经济危机的时候，卖出好价钱。
但大家一般不把欧赫利克称为战地记者。出色的战争照片只是他摄影的一个重要主题，他并不仅要揭露战争的残酷真相，他是要镜头表现世界的真相，而战争是一个重要窗口。
他牺牲前领走了法国让-路易斯·卡尔德隆摄影大奖，获奖作品是《的黎波里陷落》《埃及塔希尔广场》《茉莉花革命》。他选择这一主题的动机是中东“不远也不贵”，他可以轻易从巴黎飞到突尼斯和埃及。
欧赫利克没有发表过要制止战争的演讲，他就是要用自己的激情把他看到的一切展现给世人。他死得过早，还没有到他感觉到累和怕的时候。
报道了7年前南斯拉夫地区战争的前美联社记者潘文，最后到了听不到爆炸就觉得不刺激的状态。后来厌倦了战争，跳槽到了《华盛顿邮报》，成为了驻北京社长。他告诉我，有一天走在北京的大街上，树叶落地，他突然恸哭起来。那一刻，他知道自己终于恢复了正常。
欧赫利克、潘文都不是注定的战地记者，而是去体验战地报道的职业刺激，但最终会回到普通的报道岗位中。越来越多的这样的记者在战地报道中轮换出现，加上利用互联网社交媒体的公民记者，战争才第一次以最多元化、最去政治化的方式表现出来。每个记者可以非常主观，正如欧赫利克的镜头一点都不标榜客观，具有强烈的摄影师自己的视角，但各国媒体的记者和各国的公民记者的主观报道叠加在一起，战争反而被呈现地得最完整、最立体。
在叙利亚的战地记者很多已经轮换回国了。随着战争继续，新的记者还会进去，有的像科尔文那样充满正义理想，有的像欧赫利克那样激情好奇，让我们在后方的人，对他们全体表示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