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族史诗的调查、搜集、整理和出版工作,起步较晚,研究的基础也相对比较薄弱。这种局面与整个东西方学界关于“史诗”的概念和界定有直接的关联,也潜在地驱动了我国于20世纪50年代与80年代两度发生的“大规模”的史诗“生产运动”。它们既为我国的史诗学建设提供了更丰富的学术资源,打开了更广阔的理论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文本阐释、学理规范、田野实践建立了一种能动的反观视野,为我们进一步探讨史诗的文本形态、史诗的传承方式、史诗传统内部的基本叙事法则等问题带来了深刻的反思:⑴彝族史诗是怎样从乡土社会走入学者视域的;⑵反思史诗文本《勒俄特依》从本土社会的文化语境中被?译为汉文阅读和学术阐释的“民俗学过程”(folkloreprocess);⑶检讨《勒俄特依》文本及其相关的文本制作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⑷说明“民间叙事传统格式化”的主要弊端以及相关学术史的批评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