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诉工作中的退回补充侦查是指人民检察院在审查起诉或出庭公诉过程中，对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但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案件，依法退回侦查机关（部门）进一步查清事实，补充证据的诉讼活动。退回补充侦查作为我国刑事诉讼活动的一项重要程序，是补充侦查最常用的方式，对于发挥公检法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作用，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惩罚犯罪分子，保证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刑事诉讼法修改以后，庭审方式发生较大变化，加大了公诉工作的难度。公诉人为在法庭上争取主动，充分发挥控诉职能，就需要通过补充侦查对侦查活动的过程有所了解并对侦查活动的方向有所控制，避免不能及时获取提起公诉所必需的证据，以及因不了解侦查活动的情况而在证据合法性存在争议时陷入被动。这使得在司法实践中退回补充侦查活动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各类案件审理中。然而，在退补手段被日益借重的同时，补充侦查工作中存在的一些矛盾、不足也逐渐暴露出来，并严重阻碍了退补工作的效率，影响了诉讼的顺利进行，已成为必须正视的问题。
　　
　　一、存在问题
　　
　　以临沂市罗庄区检察院近年来办理的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为例，退补案件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退补质量普遍不高，退而不查，或查而不清的事例时有发生。表现为两种情况：一是侦查人员不按照退补提纲的要求进行补查工作，明明可以找的证人不去找、可以查的物证不去查，往往以“查不清，找不到”为由，用简要说明来应付了事，例如我院审查起诉的徐某盗窃一案，侦查人员在取证时只取了犯罪嫌疑人徐某的材料，却没有询问与徐某共同参与犯罪，但是不够法定年龄的两名未成年人，仅出具了一份因为是外来人员，现在找不到人的简要说明了事。二是虽然退补工作做了，但却做得不到位，或是询问证人问不到点子上，或是查找的物证、书证与案件无关，如我院审查起诉的王某绑架一案，虽然侦查人员补充了大量的材料，但经我院承办人审查后绝大部分还是不能够说清楚王某实施绑架行为是否存在有经济纠纷的前因，证据缺口仍然存在。
　　2、退补问题集中，屡退不改。从退补提纲来看，退补的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缺乏直接证据而仅依靠间接证据定案的情况下，证据链条不紧密，导致公诉人难以起诉。如我院审查起诉的罗某合同诈骗案，缺乏证实诈骗故意的直接证据，而各种间接证据又难以连成一个紧密的证据体系，不能排除其他可能性，给案件的公诉带来了困难。
　　（2）证人证言、被告人口供缺乏系统笔录。现在卷宗中的证人证言笔录经常是案发时在派出所制作的笔录，由于侦查阶段时间所限，询问内容缺乏针对性、系统性，甚至前后矛盾，或与其他证据有冲突，相当程度上损害了其证明效力。被告人口供也存在这种情况，卷宗中缺少一份系统讯问笔录，导致对案件事实的交待较凌乱，往往需用几份笔录才能反映整个案情，其不利后果是不能排除几份口供之间的内容发生矛盾的情况。这类问题在有多人多次的案件中反映更突出。如我院审查起诉的严某等挪用公款案，侦查卷宗里犯罪嫌疑人严某供述说挪用的5万元公款，有2万元没有动用，一直锁在办公室抽屉里。而关键证人即犯罪嫌疑人的妻子却说退缴的5万元赃款都是东拼西凑借来的，这样犯罪嫌疑人与证人的证言本身就在挪用的金额等重要问题上存在矛盾分歧，又缺乏后期的系统梳理与固定，给之后的补查、提起公诉工作带来了很大的被动。
　　（3）关于抓获经过（或称查获经过）的问题。所谓抓获经过实质上就是警察证言，应按照制作证人证言笔录的程序进行制作。然而，碍于我国“大公安”的司法体制格局，检、法两家很难让公安机关的侦查人员就案件办理的经过情况、程序问题出庭作证，自然也很难将之落实为证人证言笔录的方式来处理，因此才有了像抓获经过这样妥协产物的出现。实践中，也往往把它作为书证来对待。但是，即便如此在侦查卷宗中的抓获经过或者写得简单潦草，不能反映案发当时的抓获情况，或者不是抓获行动参与人所写，或者没有出证机关的印章等，甚至有时连抓获经过也没有。
　　(4)关于主体身份的证明材料滥用电话记录或信函充数的问题。在外来人员犯罪的案件中，侦查人员为图省事，往往用电话记录或信函来代替有权机关出具的户籍证明、前科证明，这不但损害了证据的严谨性，而且证明内容的主观臆造可能性也大大提高。
　　
　　二、原因分析
　　
　　从办案实践来看，导致上述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1、侦查机关（部门）往往将案件侦破作为对侦查人员奖惩的评价标准，至于最终能否得以起诉则影响不大，导致有的侦查人员在办案指导思想上存在“重破案，轻补查”的倾向。这种倾向使得侦查人员为追求破案的比例数而将侦查工作重点放在案件的初查突破上，对于退回补充侦查的目的及补查不力可能带来的诉讼后果消极对待，随意应付、敷衍补查工作的事例时有发生。另外造成这种情况，也与侦查机关(部门）内部对补充侦查的质量缺乏细化、规范的评价标准有关。补查工作做的好不好，与量化管理没有挂上钩，自然难以调动侦查人员的积极性与责任感。
　　2、有的侦查人员业务素质不高，责任心不强。在侦查阶段取证不扎实，使案件证据一开始就存在漏洞。其侦查手段和方法还停留在突破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上，过分看重和依赖言词证据的取得和使用，认为只要突破口供就大功告成，忽视其他类型证据的收集和鉴别，这就使得证据在侦查阶段就留有隐患。当案件进入审查起诉阶段或庭审后，一旦证据发生变化，如被告人翻供、证人推翻证词，破坏了原有证据系统的证明力，起诉部门要再退查时，就会因侦查初期未能及时固定相关证据，而达不到重新提取的目的，形成屡查不清的局面。这种情况在派出所侦查人员进行的案件初查阶段表现得最为突出。如我院审查起诉的赵某盗窃一案，由于盗窃犯罪追究刑事责任年龄是16周岁以上，犯罪嫌疑人赵某的年龄刚好卡在年龄线上，侦查人员开始只取到了赵某的户籍证明，并且赵某自己也承认已满16周岁，就没有再去调查赵某的邻居等加以证实。等到案件到了审查起诉阶段或庭审阶段，犯罪嫌疑人家属或律师又提出调查年龄证明时，再去补查，取到的证据就有可能有瑕疵，就有可能导致犯罪嫌疑人因年龄不够而逃避法律制裁。言笔录的程序进行制作。然而，碍于我国“大公安”的司法体制格局，检、法两家很难让公安机关的侦查人员就案件办理的经过情况、程序问题出庭作证，自然也很难将之落实为证人证言笔录的方式来处理，因此才有了像抓获经过这样妥协产物的出现。实践中，也往往把它作为书证来对待。但是，即便如此在侦查卷宗中的抓获经过或者写得简单潦草，不能反映案发当时的抓获情况，或者不是抓获行动参与人所写，或者没有出证机关的印章等，甚至有时连抓获经过也没有。
　　(4)关于主体身份的证明材料滥用电话记录或信函充数的问题。在外来人员犯罪的案件中，侦查人员为图省事，往往用电话记录或信函来代替有权机关出具的户籍证明、前科证明，这不但损害了证据的严谨性，而且证明内容的主观臆造可能性也大大提高。
　　二、原因分析
　　从办案实践来看，导致上述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1、侦查机关（部门）往往将案件侦破作为对侦查人员奖惩的评价标准，至于最终能否得以起诉则影响不大，导致有的侦查人员在办案指导思想上存在“重破案，轻补查”的倾向。这种倾向使得侦查人员为追求破案的比例数而将侦查工作重点放在案件的初查突破上，对于退回补充侦查的目的及补查不力可能带来的诉讼后果消极对待，随意应付、敷衍补查工作的事例时有发生。另外造成这种情况，也与侦查机关(部门）内部对补充侦查的质量缺乏细化、规范的评价标准有关。补查工作做的好不好，与量化管理没有挂上钩，自然难以调动侦查人员的积极性与责任感。
　　2、有的侦查人员业务素质不高，责任心不强。在侦查阶段取证不扎实，使案件证据一开始就存在漏洞。其侦查手段和方法还停留在突破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上，过分看重和依赖言词证据的取得和使用，认为只要突破口供就大功告成，忽视其他类型证据的收集和鉴别，这就使得证据在侦查阶段就留有隐患。当案件进入审查起诉阶段或庭审后，一旦证据发生变化，如被告人翻供、证人推翻证词，破坏了原有证据系统的证明力，起诉部门要再退查时，就会因侦查初期未能及时固定相关证据，而达不到重新提取的目的，形成屡查不清的局面。这种情况在派出所侦查人员进行的案件初查阶段表现得最为突出。如我院审查起诉的赵某盗窃一案，由于盗窃犯罪追究刑事责任年龄是16周岁以上，犯罪嫌疑人赵某的年龄刚好卡在年龄线上，侦查人员开始只取到了赵某的户籍证明，并且赵某自己也承认已满16周岁，就没有再去调查赵某的邻居等加以证实。等到案件到了审查起诉阶段或庭审阶段，犯罪嫌疑人家属或律师又提出调查年龄证明时，再去补查，取到的证据就有可能有瑕疵，就有可能导致犯罪嫌疑人因年龄不够而逃避法律制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