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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祖父周震鳞(1875—1964),又名鲲,字道腴。1895年考入两湖书院,与黄兴同窗五年,毕业后回湘办学,培养革命人才,宣传革命思想。1903年参与发起组织华兴会,是同盟会会员、国民党元老,参加过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护国、护法、北伐诸役,是历史的见证人。
本文讲述周震鳞自20世纪初直至1925年孙中山逝世这20年中,追随孙中山、按孙中山具体指示从事革命工作的有关历史。
初见领袖 坚定信心
1903年,周震鳞与黄兴等发起组织华兴会(1904年2月15日在湖南长沙正式成立)。周在湖南举办新学,培养人才,积极开展革命工作。1905年,孙中山、黄兴等在日本创立同盟会。同盟会成立后,“孙、黄两公令同志宁调元、廖炳煌和陈家鼎持手书介绍同盟”,并将湖南省的党务工作托付于周震鳞。周欣然接受任务,担当起湖南省的主盟工作。是后,他多方奔走,審慎立盟,仅仅几个月的时间,原湖南华兴会的会员、军界、学界的激进人物以及各大学校的学生纷纷加入同盟会。
1906年夏,孙中山和黄兴派人到长江一带考察党务。周震鳞按约前往武汉,照孙、黄函中内容详细汇报党务工作,但此次武汉之行,周的身份暴露。后在同志的保护安排下,辗转经上海至日本。
是年秋,周震鳞到达东京,住在黄兴寓所,由黄兴介绍拜会了孙中山。两人初次会面,孙中山平易近人的态度、矢志革命的精神,给周震鳞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使周感到一见如故,视孙中山为可深信的革命领袖。周震鳞向孙中山汇报了湖南社会和革命形势:自1903年起,湖南革命党人在湘兴起了办学的热潮,明德、正经、周南等新式学校纷纷兴办,且渐具规模,新学中宣传了反清的革命思想,开化了“湘人顽固脑筋”。他还报告了同盟会员在新军中开展的工作,孙中山详细询问了湖南、湖北同盟会情况,认真听取,频频点头,面带笑容表示赞许。
当周震鳞向孙中山面言革命方略时,孙先生明确指示:革命者首先要有坚定的信念和目标,抛弃富贵利禄思想,不为做大官,而要做大事,要牢固地树立爱国家、爱人民的思想,服膺主义,不与敌人妥协。他还强调:进行革命斗争,解决社会问题,要投入到社会中去,“不能专用学理的推论做方法”。
孙中山的教诲,使周震鳞的思想更加明朗,目标更加明确,他坚定了追随孙中山、黄兴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的基本立场和态度。
周在多年后还对别人谈过:“我和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时,得到华侨的经济援助很大,有钱大家用,不分彼此。我和章太炎联合请客,中山必到。张群司厨。后来因为革命需要,各有任务奔走,离而复合者多次。”
捍卫共和 积极讨袁
1911年辛亥首义在武昌爆发,湖南首先响应。周震鳞按黄兴旨意,维护稳定局面,任筹饷局局长,筹款、筹粮,购买武器,组织队伍,积极“援鄂北伐,援赣援川”。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通过《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成立临时参议院,周被举为国会参议员。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案发生,革命党人与袁世凯合作建国的幻想破灭。袁世凯未通过国会就向五国借款2500万两。国会议员愤不可遏,催促孙中山即日兴师,周震鳞被派回湘督促兴师讨袁,策划起兵事宜,开办了军械局,调集革命军三旅,待命发动。1913年7月,江西李烈钧在湖口揭起了讨袁义旗,湘军随即北上进入鄂境。经过两个月鏖战,革命军遭受挫败。后南方革命势力大都趋于瓦解。周震鳞在湖南开办的军械局被袁世凯收买的叛徒焚烧。周迁至黄吉亭牧师的圣公会指挥工作,促谭延闿率兵北上。谭延闿被革命党人逼迫,不得已附和反袁军,宣布湖南独立后,反袁一方很快树倒猢狲散,弄得谭延闿又通电取消独立,袁世凯派汤芗铭督湘,开始捕杀革命党人。周震鳞被列为“执重要事务”的要犯,不得在国内立足,遂于1913年8月乘日轮流亡日本。
亡命日本 促进团结
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黄兴等一批革命党人先后亡命日本。这时孙、黄之间及一些同志在二次革命失败的原因、失败后的形势以及讨袁战略上产生了分歧,最为激烈的是组党问题。孙中山认为国民党已经涣散无力,决心组建中华革命党。黄兴表示不同意另组中华革命党,个人也绝不参加。由于两人态度都很坚决,一时不能取得一致意见,导致了两人分裂的表面化。黄兴拒绝参加,势必影响其他一些同志,特别是湘籍同志。江浙方面的陈其美早存排挤黄兴等人的用心,他还借韬园的修建诋毁黄兴,对黄进行人身攻击。这实际上有利于少数被袁世凯收买的叛徒充当“袁探”,乘隙进行挑拨离间,大肆宣传“孙黄分家”。
黄兴为革命奔走多年,积劳成疾,同时“烦于这种攻击”而影响内部团结、合作,再者希望能为革命争取经济援助,决定赴美疗养。临行前,黄致函孙中山到寓所叙别,向孙表明了对革命事业始终不渝的态度。孙中山特集古句书联相赠:“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并先行电告美洲同志曹亚伯、黄伯耀和各支部,照料黄兴的旅居。
周震鳞在黄赴美前半个月内,九次到其寓所探访议事。黄兴赴美前多次向他表示,此行心情十分沉重。革命者流亡异国他乡,本是为了一个伟大而共同的目标,为了拯救中华民族,为了国家自强。个人感情较之国家大利,总归为次要的。由于自己有不同观点和意见,不同意孙中山的做法,却又不忍心革命政党四分五裂,只得离开日本。周震鳞同样不愿意看到这种状况,便向黄兴表示,要留在日本,多做“连合工作”,多向孙中山做解释工作。
为了调和革命党人之间的矛盾,留在东京的谭人凤、柏文蔚、周震鳞等常奔走于革命同志之间,希望重新联合起来一致讨袁。诸位认定,革命事业,实为孙中山首创,又为孙中山的思想和主张所指导;革命队伍内部的团结十分重要:以往在与袁世凯的几度交锋中,革命队伍中各自为政,没有统一指挥,才落得今日的情形。诸位同志于是逐渐理解孙中山的苦心。最终覃振率先参加中华革命党,在覃振促使下,周震鳞很快加入,其他同志意见逐渐一致,陆续办理了入党手续。 黄兴赴美后,与流亡日本的同志保持密切的联系,9月12日,黄兴在给谭人凤、周震鳞等人的信函中,对他们提出的“以维持固有之党势入手,既与中山无所冲突,且有事时与得与以助力,实为正大稳健之至。现在所谓革命党,其弊在不能统一。公等著意在此,将来救国目的必可达到”。黄兴还告诫他们:“当此国家危急存亡之际,望公等以大度处事,以调各方面为主……不则各自为阵,不相关联,事必无济也。”而他本人也是“极力为各方面之调和”,以促革命党人再次实现大联合。周震鳞等人将“黄兴在美洲各地宣传孙中山创立的三民主义,从未谈及孙在党的改选问题上的意见分歧”等情况,告知孙中山。孙中山对战友黄兴十分惦念。国内形势的发展,需要各种反袁爱国力量团结一心。为了共同捍卫共和,孙、黄二人逐渐蠲除成见,革命阵营也趋向统一,革命党人继续进行艰苦的战斗。
1916年,全国反袁斗争出现高潮,亡命日本的各省革命同志先后回国。4月27日孙中山偕廖仲恺、周震鳞等回到上海。当蔡锷在云南揭举护国军讨袁义旗时,曾迭电促黄兴回国。黄兴速由美国启程,在日本停留时,周震鳞托赴日欢迎的同志给他带一长信,将其斡旋孙、黄关系的情况详告之。黄兴得知孙中山对他完全谅解,急于7月8日回到上海。在周的安排下,孙、黄互访。两人相见,握手言欢,共同主持中国革命之大局。这是周震鳞为维护革命队伍内部团结所做的一件大事,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南北奔走 努力护法
1916年6月,袁世凯毙命,黎元洪、段祺瑞继任大总统,下令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孙、黄在上海召集革命同志筹商反对北洋军阀的策略,周震鳞利用参议员的身份,赴北京进行分化北洋军阀的工作。
经广泛、深入工作,周震鳞认为,段祺瑞被迫召开国会和恢复约法,国内出现暂时的安定局面,十分难得,应当以合法的地位,争取全民的权益;但同时,他认为,不能为表象迷惑而丧失警惕。他力主由黄兴担任湘省都督,重整军备,扼守西南门户,待机北伐。但是,孙中山把国会和约法视作“共和国之命脉”。既然我们的目标是实现国家的共和政治,则只要是赞成共和之政的人,都可算是执政者……如果他有反对共和的实际言行,我党同志方可奋起将其铲除。周的意见虽未得到采纳,但他对于军阀本质的分析,孙中山一直记在心里。孙中山还指示周震鳞在议会中多联络北方同志,分化北洋军阀。
在分化北洋军阀的过程中,周震鳞依靠、团结国会议员,与真心拥护孙中山的参议员中的张继、林森、居正、马君武,以及众议院中的邹鲁、田桐、覃振等人,组织了一些民主团体,广泛联络各方面人士进行策动工作。但是国民党内部组织涣散的情况,令周震鳞十分担忧。他再次向孙中山提出改变当前不利局面的建议。在讨袁军事行动即将结束的时候,周震鳞曾向孙中山建议:国民党在国际国内影响较大,成员较多,不如今后仍改称国民党。由于日本的犬养毅等所组的政党也称国民党,我们可以冠上中国二字。“当时中山先生亦予默许。”
就在这时,民主革命领袖黄兴不幸于10月31日赍志以逝。周震鳞与黄兴是总角之交。黄兴遽尔去世,周震鳞深感悲痛,唯以民主共和大计为念而上下奔波。
11月4日,周震鳞在北京致函孙中山,表达对时局的分析,以及改进党务、联合各方力量、请孙中山北上莅京的
想法。
形势的变化,段祺瑞、黎元洪府院矛盾的加深,张勋的复辟,使革命党人分化北洋军阀敌对势力的设想破产。周震鳞等人创办的《真共和报》被黎元洪查封。孙中山从反思自己的国会合法斗争的途径,对黎元洪抱有幻想的失误中认识到:“民国与叛逆不能两存,拥护民国与调和不可兼得。”于是在1917年6月8日致电南方各省的督军与省长,呈请他们“克日誓师,救此危局”。就在张勋复辟当天,孙中山在上海住宅召集军政要员讨论政局,制订北伐大计。7月3日,他又与海陆军长官协商,决定通电全国,南下护法,征讨民国叛逆。自国会被黎元洪解散,段祺瑞拒不恢复,周震鳞等人在北方的工作已无法进行,于是周震鳞等人纷纷离京,还极力说服议员响应孙中山的护法号召,南下护法。至8月18日,抵达广州的国会议员已有130多人。
8月25日,非常国会召开。9月1日,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政府大元帅。10日,中华民国军政府在广州成立,形成了与北京政府南北对峙的局面。但是,这个军政府的基础很不稳定。南方滇、桂各系军阀有的表面支持孙中山护法,暗中却拥地自据,扩大势力;有的与北洋军阀串通一气,对于孙中山兴师北伐的建议推三阻四,不予施行。
孙中山深知滇、桂两系军阀的用心。在军事上,在蒋介石等人的帮助下,做了周密的策划和部署,决定西南多路护法军取道湘川,尔后会师于武汉,进而挥师北上,直向北京。这时段祺瑞政府派出直系军队进入湖南境内,湖南全省告急。1917年10月6日,护法军与直系北洋军在湖南衡阳、宝庆一带展开激战。谭延闿前往郴州率部据守湖南。护法军占领了长沙,四川、湖北、陕西、河南等省的护法力量纷纷响应。一时护法浪潮在全国范围内日渐高涨。
与此同时,北洋军阀中直、皖两系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段祺瑞原想利用冯国璋的直系军队进攻护法的北洋军,达到既保存皖系实力,又可以打垮南方军队、削弱直系实力的目的。冯国璋看穿了段祺瑞的用心,提出“和平统一”的主张。桂、滇两系军阀未经孙中山同意,便自作主张,积极响应,在湖南、四川前线停战。同时,在护法政府中排挤孙中山,在非常国会中大动手脚。1918年5月4日,非常国会竟然决定修改军政府组织法,改组军政府,取消大元帅制,施行总裁制,选出孙中山等七人为总裁。军政府实权被西南军阀篡夺。孙中山被迫辞去大元帅一职,拒绝就任总裁,于1918年6月26日离粤赴沪。第一次护法运动以失败告终。
在上海,孙中山决定先整顿党务,充实力量,准备继续战斗。他决定重整党务和党的组织工作,明确以“巩固共和,实行三民主義为宗旨”,并规定了组织制度、组织机构、入党条件、入党手续以及党员的权利、义务等。 共组同盟 筹备北伐
国民党改组后,决计先命援助闽粤军队部队回师广东,驱逐桂系势力,“以足法定人数,召开正式国会,选举总统,成立正式政府,然后大举北伐”。孙中山派周震鳞南下漳州,与粤军陈炯明、许崇智会晤,商定回师讨莫(莫荣新)事宜。陈炯明提出筹措入粤前的开拔费用等问题。孙中山允许其要求,并命国民党财务部长廖仲恺和周震鳞等人多方筹措,不足部分则用他在上海的住宅抵押款项,以便早日凑足经费,使讨伐桂系之役及时顺利进行。孙中山以为,由广东省北伐,湖南省首当其冲,为减少北伐的阻力,希望谭延闿能写信,传达孙中山的战略计划以及对他的希望。谭延闿回信,表示“唯唯从命”,听从孙中山的调遣。于是周震鳞带着孙中山的手书,离沪回湘。谭延闿表示遵守诺言,如约进行。不久孙中山又派李执中、覃振、柏文蔚等先后来长沙协助周震鳞的工作。
周震鳞等人联络湘西武装力量,讨伐桂系。湘省各界军人受到很大的鼓舞。驻长沙的军官鲁涤平、陈嘉祐和驻醴陵的李仲鳞都积极拥护北伐大业,服从孙中山的调遣,齐聚长沙待命。然而就在这时,谭延闿中途变卦,不肯发布出兵命令。截至1920年8月,援闽粤军陈炯明和许崇智多部已如期发动,谭延闿仍按兵不动。
到1920年9月底,广东讨桂战事十分紧急。孙中山虽多次敦请出兵,谭延闿以“粤人治粤”搪塞。对谭延闿态度的变化,周震鳞也是料所不及的,只得决意与湘军将领联合起来倒谭,并将此意电告孙中山,得到孙中山同意。此计划得到刘人瑞的协助。周震鳞认为时机成熟后,便委托护法国会会员陈嘉会前往劝说。谭延闿在无可奈何之下,以赴沪筹备军饷的名义,登舟离开湖南,回到上海。
赶走谭延闿,周震鳞等人与赵恒惕一道,饬令陈嘉祐等率兵南下韶关,声援粤军战事,回师之援闽粤军,一路势如破竹,1920年10月中旬,连克惠州、石龙等地,不到半个月的时间,粤军攻克广州,滇、桂军阀逃走。广东攻克后,粤军将领许崇智等电请孙中山返回广州,主管政局。孙中山于10月28日到达广州,重组军政府。广州再次成为护法北伐的中心。离粤国会议员陆续南返,1921年4月7日,非常国会重新召开。由参议院议长林森主持,通过了由周震鳞等人提出的《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草案》,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在选举过程中,众议院院长吴景濂等人忽起异议,反对选举孙中山为总统,主张南北合一,遭到全体议员的群起攻击。周震鳞更是怒不可遏,抓起墨盒向吴掷去,接着群起而攻之。吴只得悻悻离开广州。
1921年5月5日,孙中山宣誓就职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一职。广州全城张灯结彩。在庆典中,周震鳞代表非常国会向孙中山授大总统印绶。
孙中山就职后,积极筹建党军,加强部队官兵教育,同时联合革命力量,打倒军阀势力,并组织北伐军,在桂林设北伐军大本营。9月6日,周震鳞被任命为湖南劳军使,回湘慰劳诸军,筹建大本营
行辕。
周震鳞由粤入湘时,孙中山已离粤抵桂,坐镇大本营。此时陈炯明不愿再听孙中山调遣,进而公开反对北伐,杀害孙中山的得力干部邓铿,半年多不给军政府调拨一弹一粟。湖南军阀赵恒惕又拒绝北伐军过境,孙中山只得放弃由湖南北伐的计划,改道江西。1922年5月5日,孙中山一行由广州至韶关,设大本营,于8月发布进军令,开始北伐。北伐军占江西南部多县,6月13日,攻占赣州,准备直取南京。
就在北伐顺利进行时,陈炯明却与直系军阀相勾结,拟南北合击北伐军。由于形势动荡,孙中山不得已回到广州。
6月16日,陈炯明在广东发动叛乱,所部4000余人围攻总统府,轰击孙中山在观音山住所粤秀楼,遭到总统警卫队的英勇抵抗。周坐阵坚守,直到最后,由警卫队长薛岳背出。孙中山对陈炯明的叛变十分愤慨,避入“永丰”舰,亲率“楚豫”“永丰”“永翔”等舰炮击叛军。孙中山登兵舰讨逆时,周震鳞趋兵舰晋谒,孙中山命周震鳞绕道回湘领兵应援。当周震鳞经上海搭船到汉口时,接到香港同志来电,告之讨逆失利,暂勿入湘。他约集湘军同志到汉口密谋,决定暂时按兵不动,以待后命。8月9日,由于叛军势盛,北伐军回师讨逆受阻,孙中山只得离开广州,回到上海。他所领导的第二次护法北伐战争以失败而告终。周震鳞在1922年秋回到上海,追随孙中山左右,共同研讨革命方略。
整顿组织 出谋划策
自1922年开始,孙中山着手改组国民党。孙中山诚挚地希望李大钊等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党。在与共产党人接触中,孙中山的民主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周震鳞回忆:“孙中山先生经常教导我们说:‘在政治制度上一定要采取最新式的,免得走迂回曲折的弯路。我们不能再跟着它走弯路。一定要积极进步,不要保守。他对新事物感觉很锐敏,这是他的革命主张能够不断发展,不断丰富的因素……’孙中山又说:‘法美共和国皆旧式的。今日唯俄国为新式的。吾人今日当造成一最新式的共和国。’”俄国十月革命对孙中山的鼓舞是很大的。孙中山草拟电文给列宁,祝贺十月革命成功和苏维埃政权的成立时,周震鳞也在场。孙中山的情绪十分激动,给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周震鳞积极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他多次建议,国民党应积极认真发展组织。在军队中要从下级军官和士兵入手,吸收他们入党,加强军队的组织性与纪律性,从而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孙中山十分赞许,并积极采纳。对于孙中山对待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周震鳞也衷心拥护。
当时孙中山身边的一些国民党员,对于国共合作的主张持反对态度。周震鳞以一名老同盟会员和老国民党员的身份,利用自己与居正、邹鲁等人的私人友谊,积极出面说服这些人赞同孙中山的主张,并在后来以执行主席的名义召集了参议会议,对国共合作及改组国民党主张的可行性和合理性进行评议,为国共合作顺利进行提供了助力。
为壮大革命力量,周震鳞决定再次把谭延闿拉到革命队伍中来。周震鳞向孙中山分析形势,说明国民党此时力量薄弱,难与旧派军阀势力抗衡,而谭延闿三次督湘,所培植的个人势力不可轻视。他若能真心悔悟,投身革命,则可借他的影响力号召湘军旧部相助,以壮声势。孙中山开始对谭延闿反复无常的立场有所顾虑,感到他不同于国民党的忠诚分子,对周震鳞的建议颇觉为难。周震鳞再次提出此项建议,指出“应在隐忍之中谋壮大之缘由”。孙中山最后接受了周震鳞的意见,于是周震鳞重新介绍谭延闿加入国民党,并陪他首次晋谒孙中山。对周震鳞所做的聚集力量、广泛联络同志的工作,孫中山在1922年10月20日《复周震鳞函》中,以“执事锲而不舍,殊堪钦慰”,予充分肯定。 孙中山一方面着手进行中国国民党的改组工作,一方面部署广东平叛事宜。在讨贼顺利进军广州的同时,1923年1月1日,孙中山在上海发表了《中国国民党宣言》,提出了反帝、反封、改善工农民众生活等方针。1月2日,召集中国国民党改进大会,颁布党纲、党章。1月23日,孙中山任命周震鳞、覃振、于右任等18人为本部参议。1月26日发表了与苏联代表会晤、谈判的《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奠定了孙中山后期革命的理论基础。2月2日,孙中山在上海召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干部会议。会议决定组织成立中国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和政治委员会。2月15日,即农历除夕,孙中山由上海启程,偕李烈钧、杨庶堪、周震鳞、谭延闿等人南下返粤,部署讨伐平叛贼军事宜。
联合力量 启新征程
1923年2月21日,孙中山等到达广州。当天,孙中山在广州设大元帅府,以大元帅名义复职,宣布此次重返广东,意在统帅滇粤桂诸军,讨伐包括南北军阀在内的一切反动势力。周震鳞被重新任命为国民党本部总务部长,负责全党的组织工作。他一方面帮助孙中山处理日常工作;一方面往来于福建汀州、漳州、厦门和广东潮州、汕头之间,调整各军的关系。当时,革命政府面临重重困难,各军队的关系尚未协调,军需费用更显紧张。广东革命政府虽然收编了各种部队,但各部之间矛盾冲突很多,还有别有用心的人借机挑拨李烈钧等部与大本营的关系。周震鳞以“大总统代表”的身份前往福建厦门进行联络。看到各军状况后,十分担忧,尤其是李烈钧军饷奇缺,更令人不安。他多次写信向大本营报告,希望予以解决。孙中山两次复函。
4月25日,孙中山第二次复书周震鳞,答曰:
道腴兄鉴:
得汕头来书,具悉。此时计已抵厦,晤商协和,一切进行,当有计画。惟望动作敏速,以赴事机。协和所需款项,正在竭力筹措,并先饬汝为(许崇智,号汝为——引者)接济十万。房捐所收,数殊零星,每日兵站所需,皆取給于此,已予指定,殊无大宗可汇。仍恃特别筹集,收到后乃能给发,为时当不至过久。望兄以此意转告之。所需旅费,已加给千元,随饬照寄。手此,顺颂时祺。
孙文
民国十二年四月廿五日
从此函中可以看出,孙中山当时领导的革命工作是何等的艰难。革命政府财政支绌,周震鳞两手空空,运动各军。他怀着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坚贞信念和勇于身挑重担的毅力,以满腔的热情去感染、鼓动各军官兵,顺利地完成了任务。正因为如此,孙中山于1923年5月14日任周震鳞为大本营劳军使,专司各军协调工作,同时兼任督率中央直辖第一、二师事宜。
周震鳞认为,中国革命的完成,不能偏重于一隅,而应谋求各方势力南北呼应,在全国范围兴起。1923年秋,他又一次代表孙中山来到福建,与李烈钧等人晤面。他看到“南方意见分歧,革命军事屡起屡挫,不能出长江一步”,于是上书孙中山,表示“愿赴北方联络同志,起兵中原”,合力打倒直系军阀。孙中山复书嘉纳,嘱其“便宜行事”。与此同时,孙中山还委派徐谦、李烈钧等人前往北方,与周震鳞一道,共同进行策动事宜。
在曹锟贿选之后,周震鳞便离开北京,前往冯玉祥、胡景翼、孙岳所部军中进行策动工作。他以国民党元老的身份,深居幕后,并亲自往来于各军之中,从事直接的策反活动。周震鳞、徐谦、田桐等人决定,以冯玉祥、胡景翼、孙岳三人所部军队,暗中组成国民革命军,冯部为第一军,胡部为第二军,孙部为第三军,三人分任三军之军长,并推冯玉祥为三军总司令,形成一个反对直系军阀的“小三角同盟”,一旦时机成熟,便可同时发动,推翻曹锟和吴佩孚。
冯玉祥还托刘允丞通过周震鳞等人火速向孙中山报告计划,并请孙中山出师北伐,共同讨直,争取一举成功。冯玉祥发动的北京政变成功后,立即委托周震鳞、徐谦等人迅即南返,邀接孙中山速莅北京。
孙中山接到北京的电邀,当即由韶关南返,回到广州。1924年11月10日,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重申革命宗旨,号召召开国民会议,谋求中国之统一与建设。13日,孙中山偕夫人宋庆龄乘“永丰”舰来到上海。然而,此时北方局势又发生了新的变化:北京政府落入奉系军阀张作霖的控制之下。面对如此局面,孙中山感到颇为失望,决定先去日本,然后折道天津,再至北京。
孙中山于12月4日到了天津。周震鳞到天津拜谒孙中山。这时孙中山肝病已发,病势严重,但见到周震鳞到来十分高兴。他详细询问了河南军中的工作进展。周震鳞一一回答。周告之:胡景翼的所作所为,是希望以河南省为始基,“期成清明之政治”,然后“推广三民主义于全国”。孙中山听后大喜,嘱咐周震鳞速返军中,不可以自己的病势为念。这是周震鳞最后一次见到孙中山。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周震鳞“为笠僧(胡景翼——引者)诸同志日夕筹定善后,未能入京襄助治丧”。待到4月6日,孙中山停灵碧云寺时,他才急急抵达北京。于7时之前赶到碧云寺,参加祭奠,为孙中山先生执绋。葬礼毕,周震鳞又回到河南,为稳定中原局势默默工作。
孙中山遗嘱中写道:“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周震鳞与他的同志牢记孙中山的教导,视之为终生奋斗之目标,继续前进!
(编辑 杨琳)
作者周用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原编审
本文讲述周震鳞自20世纪初直至1925年孙中山逝世这20年中,追随孙中山、按孙中山具体指示从事革命工作的有关历史。
初见领袖 坚定信心
1903年,周震鳞与黄兴等发起组织华兴会(1904年2月15日在湖南长沙正式成立)。周在湖南举办新学,培养人才,积极开展革命工作。1905年,孙中山、黄兴等在日本创立同盟会。同盟会成立后,“孙、黄两公令同志宁调元、廖炳煌和陈家鼎持手书介绍同盟”,并将湖南省的党务工作托付于周震鳞。周欣然接受任务,担当起湖南省的主盟工作。是后,他多方奔走,審慎立盟,仅仅几个月的时间,原湖南华兴会的会员、军界、学界的激进人物以及各大学校的学生纷纷加入同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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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夏,孙中山和黄兴派人到长江一带考察党务。周震鳞按约前往武汉,照孙、黄函中内容详细汇报党务工作,但此次武汉之行,周的身份暴露。后在同志的保护安排下,辗转经上海至日本。
是年秋,周震鳞到达东京,住在黄兴寓所,由黄兴介绍拜会了孙中山。两人初次会面,孙中山平易近人的态度、矢志革命的精神,给周震鳞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使周感到一见如故,视孙中山为可深信的革命领袖。周震鳞向孙中山汇报了湖南社会和革命形势:自1903年起,湖南革命党人在湘兴起了办学的热潮,明德、正经、周南等新式学校纷纷兴办,且渐具规模,新学中宣传了反清的革命思想,开化了“湘人顽固脑筋”。他还报告了同盟会员在新军中开展的工作,孙中山详细询问了湖南、湖北同盟会情况,认真听取,频频点头,面带笑容表示赞许。
当周震鳞向孙中山面言革命方略时,孙先生明确指示:革命者首先要有坚定的信念和目标,抛弃富贵利禄思想,不为做大官,而要做大事,要牢固地树立爱国家、爱人民的思想,服膺主义,不与敌人妥协。他还强调:进行革命斗争,解决社会问题,要投入到社会中去,“不能专用学理的推论做方法”。
孙中山的教诲,使周震鳞的思想更加明朗,目标更加明确,他坚定了追随孙中山、黄兴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的基本立场和态度。
周在多年后还对别人谈过:“我和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时,得到华侨的经济援助很大,有钱大家用,不分彼此。我和章太炎联合请客,中山必到。张群司厨。后来因为革命需要,各有任务奔走,离而复合者多次。”
捍卫共和 积极讨袁
1911年辛亥首义在武昌爆发,湖南首先响应。周震鳞按黄兴旨意,维护稳定局面,任筹饷局局长,筹款、筹粮,购买武器,组织队伍,积极“援鄂北伐,援赣援川”。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通过《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成立临时参议院,周被举为国会参议员。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案发生,革命党人与袁世凯合作建国的幻想破灭。袁世凯未通过国会就向五国借款2500万两。国会议员愤不可遏,催促孙中山即日兴师,周震鳞被派回湘督促兴师讨袁,策划起兵事宜,开办了军械局,调集革命军三旅,待命发动。1913年7月,江西李烈钧在湖口揭起了讨袁义旗,湘军随即北上进入鄂境。经过两个月鏖战,革命军遭受挫败。后南方革命势力大都趋于瓦解。周震鳞在湖南开办的军械局被袁世凯收买的叛徒焚烧。周迁至黄吉亭牧师的圣公会指挥工作,促谭延闿率兵北上。谭延闿被革命党人逼迫,不得已附和反袁军,宣布湖南独立后,反袁一方很快树倒猢狲散,弄得谭延闿又通电取消独立,袁世凯派汤芗铭督湘,开始捕杀革命党人。周震鳞被列为“执重要事务”的要犯,不得在国内立足,遂于1913年8月乘日轮流亡日本。
亡命日本 促进团结
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黄兴等一批革命党人先后亡命日本。这时孙、黄之间及一些同志在二次革命失败的原因、失败后的形势以及讨袁战略上产生了分歧,最为激烈的是组党问题。孙中山认为国民党已经涣散无力,决心组建中华革命党。黄兴表示不同意另组中华革命党,个人也绝不参加。由于两人态度都很坚决,一时不能取得一致意见,导致了两人分裂的表面化。黄兴拒绝参加,势必影响其他一些同志,特别是湘籍同志。江浙方面的陈其美早存排挤黄兴等人的用心,他还借韬园的修建诋毁黄兴,对黄进行人身攻击。这实际上有利于少数被袁世凯收买的叛徒充当“袁探”,乘隙进行挑拨离间,大肆宣传“孙黄分家”。
黄兴为革命奔走多年,积劳成疾,同时“烦于这种攻击”而影响内部团结、合作,再者希望能为革命争取经济援助,决定赴美疗养。临行前,黄致函孙中山到寓所叙别,向孙表明了对革命事业始终不渝的态度。孙中山特集古句书联相赠:“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并先行电告美洲同志曹亚伯、黄伯耀和各支部,照料黄兴的旅居。
周震鳞在黄赴美前半个月内,九次到其寓所探访议事。黄兴赴美前多次向他表示,此行心情十分沉重。革命者流亡异国他乡,本是为了一个伟大而共同的目标,为了拯救中华民族,为了国家自强。个人感情较之国家大利,总归为次要的。由于自己有不同观点和意见,不同意孙中山的做法,却又不忍心革命政党四分五裂,只得离开日本。周震鳞同样不愿意看到这种状况,便向黄兴表示,要留在日本,多做“连合工作”,多向孙中山做解释工作。
为了调和革命党人之间的矛盾,留在东京的谭人凤、柏文蔚、周震鳞等常奔走于革命同志之间,希望重新联合起来一致讨袁。诸位认定,革命事业,实为孙中山首创,又为孙中山的思想和主张所指导;革命队伍内部的团结十分重要:以往在与袁世凯的几度交锋中,革命队伍中各自为政,没有统一指挥,才落得今日的情形。诸位同志于是逐渐理解孙中山的苦心。最终覃振率先参加中华革命党,在覃振促使下,周震鳞很快加入,其他同志意见逐渐一致,陆续办理了入党手续。 黄兴赴美后,与流亡日本的同志保持密切的联系,9月12日,黄兴在给谭人凤、周震鳞等人的信函中,对他们提出的“以维持固有之党势入手,既与中山无所冲突,且有事时与得与以助力,实为正大稳健之至。现在所谓革命党,其弊在不能统一。公等著意在此,将来救国目的必可达到”。黄兴还告诫他们:“当此国家危急存亡之际,望公等以大度处事,以调各方面为主……不则各自为阵,不相关联,事必无济也。”而他本人也是“极力为各方面之调和”,以促革命党人再次实现大联合。周震鳞等人将“黄兴在美洲各地宣传孙中山创立的三民主义,从未谈及孙在党的改选问题上的意见分歧”等情况,告知孙中山。孙中山对战友黄兴十分惦念。国内形势的发展,需要各种反袁爱国力量团结一心。为了共同捍卫共和,孙、黄二人逐渐蠲除成见,革命阵营也趋向统一,革命党人继续进行艰苦的战斗。
1916年,全国反袁斗争出现高潮,亡命日本的各省革命同志先后回国。4月27日孙中山偕廖仲恺、周震鳞等回到上海。当蔡锷在云南揭举护国军讨袁义旗时,曾迭电促黄兴回国。黄兴速由美国启程,在日本停留时,周震鳞托赴日欢迎的同志给他带一长信,将其斡旋孙、黄关系的情况详告之。黄兴得知孙中山对他完全谅解,急于7月8日回到上海。在周的安排下,孙、黄互访。两人相见,握手言欢,共同主持中国革命之大局。这是周震鳞为维护革命队伍内部团结所做的一件大事,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南北奔走 努力护法
1916年6月,袁世凯毙命,黎元洪、段祺瑞继任大总统,下令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孙、黄在上海召集革命同志筹商反对北洋军阀的策略,周震鳞利用参议员的身份,赴北京进行分化北洋军阀的工作。
经广泛、深入工作,周震鳞认为,段祺瑞被迫召开国会和恢复约法,国内出现暂时的安定局面,十分难得,应当以合法的地位,争取全民的权益;但同时,他认为,不能为表象迷惑而丧失警惕。他力主由黄兴担任湘省都督,重整军备,扼守西南门户,待机北伐。但是,孙中山把国会和约法视作“共和国之命脉”。既然我们的目标是实现国家的共和政治,则只要是赞成共和之政的人,都可算是执政者……如果他有反对共和的实际言行,我党同志方可奋起将其铲除。周的意见虽未得到采纳,但他对于军阀本质的分析,孙中山一直记在心里。孙中山还指示周震鳞在议会中多联络北方同志,分化北洋军阀。
在分化北洋军阀的过程中,周震鳞依靠、团结国会议员,与真心拥护孙中山的参议员中的张继、林森、居正、马君武,以及众议院中的邹鲁、田桐、覃振等人,组织了一些民主团体,广泛联络各方面人士进行策动工作。但是国民党内部组织涣散的情况,令周震鳞十分担忧。他再次向孙中山提出改变当前不利局面的建议。在讨袁军事行动即将结束的时候,周震鳞曾向孙中山建议:国民党在国际国内影响较大,成员较多,不如今后仍改称国民党。由于日本的犬养毅等所组的政党也称国民党,我们可以冠上中国二字。“当时中山先生亦予默许。”
就在这时,民主革命领袖黄兴不幸于10月31日赍志以逝。周震鳞与黄兴是总角之交。黄兴遽尔去世,周震鳞深感悲痛,唯以民主共和大计为念而上下奔波。
11月4日,周震鳞在北京致函孙中山,表达对时局的分析,以及改进党务、联合各方力量、请孙中山北上莅京的
想法。
形势的变化,段祺瑞、黎元洪府院矛盾的加深,张勋的复辟,使革命党人分化北洋军阀敌对势力的设想破产。周震鳞等人创办的《真共和报》被黎元洪查封。孙中山从反思自己的国会合法斗争的途径,对黎元洪抱有幻想的失误中认识到:“民国与叛逆不能两存,拥护民国与调和不可兼得。”于是在1917年6月8日致电南方各省的督军与省长,呈请他们“克日誓师,救此危局”。就在张勋复辟当天,孙中山在上海住宅召集军政要员讨论政局,制订北伐大计。7月3日,他又与海陆军长官协商,决定通电全国,南下护法,征讨民国叛逆。自国会被黎元洪解散,段祺瑞拒不恢复,周震鳞等人在北方的工作已无法进行,于是周震鳞等人纷纷离京,还极力说服议员响应孙中山的护法号召,南下护法。至8月18日,抵达广州的国会议员已有130多人。
8月25日,非常国会召开。9月1日,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政府大元帅。10日,中华民国军政府在广州成立,形成了与北京政府南北对峙的局面。但是,这个军政府的基础很不稳定。南方滇、桂各系军阀有的表面支持孙中山护法,暗中却拥地自据,扩大势力;有的与北洋军阀串通一气,对于孙中山兴师北伐的建议推三阻四,不予施行。
孙中山深知滇、桂两系军阀的用心。在军事上,在蒋介石等人的帮助下,做了周密的策划和部署,决定西南多路护法军取道湘川,尔后会师于武汉,进而挥师北上,直向北京。这时段祺瑞政府派出直系军队进入湖南境内,湖南全省告急。1917年10月6日,护法军与直系北洋军在湖南衡阳、宝庆一带展开激战。谭延闿前往郴州率部据守湖南。护法军占领了长沙,四川、湖北、陕西、河南等省的护法力量纷纷响应。一时护法浪潮在全国范围内日渐高涨。
与此同时,北洋军阀中直、皖两系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段祺瑞原想利用冯国璋的直系军队进攻护法的北洋军,达到既保存皖系实力,又可以打垮南方军队、削弱直系实力的目的。冯国璋看穿了段祺瑞的用心,提出“和平统一”的主张。桂、滇两系军阀未经孙中山同意,便自作主张,积极响应,在湖南、四川前线停战。同时,在护法政府中排挤孙中山,在非常国会中大动手脚。1918年5月4日,非常国会竟然决定修改军政府组织法,改组军政府,取消大元帅制,施行总裁制,选出孙中山等七人为总裁。军政府实权被西南军阀篡夺。孙中山被迫辞去大元帅一职,拒绝就任总裁,于1918年6月26日离粤赴沪。第一次护法运动以失败告终。
在上海,孙中山决定先整顿党务,充实力量,准备继续战斗。他决定重整党务和党的组织工作,明确以“巩固共和,实行三民主義为宗旨”,并规定了组织制度、组织机构、入党条件、入党手续以及党员的权利、义务等。 共组同盟 筹备北伐
国民党改组后,决计先命援助闽粤军队部队回师广东,驱逐桂系势力,“以足法定人数,召开正式国会,选举总统,成立正式政府,然后大举北伐”。孙中山派周震鳞南下漳州,与粤军陈炯明、许崇智会晤,商定回师讨莫(莫荣新)事宜。陈炯明提出筹措入粤前的开拔费用等问题。孙中山允许其要求,并命国民党财务部长廖仲恺和周震鳞等人多方筹措,不足部分则用他在上海的住宅抵押款项,以便早日凑足经费,使讨伐桂系之役及时顺利进行。孙中山以为,由广东省北伐,湖南省首当其冲,为减少北伐的阻力,希望谭延闿能写信,传达孙中山的战略计划以及对他的希望。谭延闿回信,表示“唯唯从命”,听从孙中山的调遣。于是周震鳞带着孙中山的手书,离沪回湘。谭延闿表示遵守诺言,如约进行。不久孙中山又派李执中、覃振、柏文蔚等先后来长沙协助周震鳞的工作。
周震鳞等人联络湘西武装力量,讨伐桂系。湘省各界军人受到很大的鼓舞。驻长沙的军官鲁涤平、陈嘉祐和驻醴陵的李仲鳞都积极拥护北伐大业,服从孙中山的调遣,齐聚长沙待命。然而就在这时,谭延闿中途变卦,不肯发布出兵命令。截至1920年8月,援闽粤军陈炯明和许崇智多部已如期发动,谭延闿仍按兵不动。
到1920年9月底,广东讨桂战事十分紧急。孙中山虽多次敦请出兵,谭延闿以“粤人治粤”搪塞。对谭延闿态度的变化,周震鳞也是料所不及的,只得决意与湘军将领联合起来倒谭,并将此意电告孙中山,得到孙中山同意。此计划得到刘人瑞的协助。周震鳞认为时机成熟后,便委托护法国会会员陈嘉会前往劝说。谭延闿在无可奈何之下,以赴沪筹备军饷的名义,登舟离开湖南,回到上海。
赶走谭延闿,周震鳞等人与赵恒惕一道,饬令陈嘉祐等率兵南下韶关,声援粤军战事,回师之援闽粤军,一路势如破竹,1920年10月中旬,连克惠州、石龙等地,不到半个月的时间,粤军攻克广州,滇、桂军阀逃走。广东攻克后,粤军将领许崇智等电请孙中山返回广州,主管政局。孙中山于10月28日到达广州,重组军政府。广州再次成为护法北伐的中心。离粤国会议员陆续南返,1921年4月7日,非常国会重新召开。由参议院议长林森主持,通过了由周震鳞等人提出的《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草案》,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在选举过程中,众议院院长吴景濂等人忽起异议,反对选举孙中山为总统,主张南北合一,遭到全体议员的群起攻击。周震鳞更是怒不可遏,抓起墨盒向吴掷去,接着群起而攻之。吴只得悻悻离开广州。
1921年5月5日,孙中山宣誓就职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一职。广州全城张灯结彩。在庆典中,周震鳞代表非常国会向孙中山授大总统印绶。
孙中山就职后,积极筹建党军,加强部队官兵教育,同时联合革命力量,打倒军阀势力,并组织北伐军,在桂林设北伐军大本营。9月6日,周震鳞被任命为湖南劳军使,回湘慰劳诸军,筹建大本营
行辕。
周震鳞由粤入湘时,孙中山已离粤抵桂,坐镇大本营。此时陈炯明不愿再听孙中山调遣,进而公开反对北伐,杀害孙中山的得力干部邓铿,半年多不给军政府调拨一弹一粟。湖南军阀赵恒惕又拒绝北伐军过境,孙中山只得放弃由湖南北伐的计划,改道江西。1922年5月5日,孙中山一行由广州至韶关,设大本营,于8月发布进军令,开始北伐。北伐军占江西南部多县,6月13日,攻占赣州,准备直取南京。
就在北伐顺利进行时,陈炯明却与直系军阀相勾结,拟南北合击北伐军。由于形势动荡,孙中山不得已回到广州。
6月16日,陈炯明在广东发动叛乱,所部4000余人围攻总统府,轰击孙中山在观音山住所粤秀楼,遭到总统警卫队的英勇抵抗。周坐阵坚守,直到最后,由警卫队长薛岳背出。孙中山对陈炯明的叛变十分愤慨,避入“永丰”舰,亲率“楚豫”“永丰”“永翔”等舰炮击叛军。孙中山登兵舰讨逆时,周震鳞趋兵舰晋谒,孙中山命周震鳞绕道回湘领兵应援。当周震鳞经上海搭船到汉口时,接到香港同志来电,告之讨逆失利,暂勿入湘。他约集湘军同志到汉口密谋,决定暂时按兵不动,以待后命。8月9日,由于叛军势盛,北伐军回师讨逆受阻,孙中山只得离开广州,回到上海。他所领导的第二次护法北伐战争以失败而告终。周震鳞在1922年秋回到上海,追随孙中山左右,共同研讨革命方略。
整顿组织 出谋划策
自1922年开始,孙中山着手改组国民党。孙中山诚挚地希望李大钊等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党。在与共产党人接触中,孙中山的民主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周震鳞回忆:“孙中山先生经常教导我们说:‘在政治制度上一定要采取最新式的,免得走迂回曲折的弯路。我们不能再跟着它走弯路。一定要积极进步,不要保守。他对新事物感觉很锐敏,这是他的革命主张能够不断发展,不断丰富的因素……’孙中山又说:‘法美共和国皆旧式的。今日唯俄国为新式的。吾人今日当造成一最新式的共和国。’”俄国十月革命对孙中山的鼓舞是很大的。孙中山草拟电文给列宁,祝贺十月革命成功和苏维埃政权的成立时,周震鳞也在场。孙中山的情绪十分激动,给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周震鳞积极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他多次建议,国民党应积极认真发展组织。在军队中要从下级军官和士兵入手,吸收他们入党,加强军队的组织性与纪律性,从而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孙中山十分赞许,并积极采纳。对于孙中山对待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周震鳞也衷心拥护。
当时孙中山身边的一些国民党员,对于国共合作的主张持反对态度。周震鳞以一名老同盟会员和老国民党员的身份,利用自己与居正、邹鲁等人的私人友谊,积极出面说服这些人赞同孙中山的主张,并在后来以执行主席的名义召集了参议会议,对国共合作及改组国民党主张的可行性和合理性进行评议,为国共合作顺利进行提供了助力。
为壮大革命力量,周震鳞决定再次把谭延闿拉到革命队伍中来。周震鳞向孙中山分析形势,说明国民党此时力量薄弱,难与旧派军阀势力抗衡,而谭延闿三次督湘,所培植的个人势力不可轻视。他若能真心悔悟,投身革命,则可借他的影响力号召湘军旧部相助,以壮声势。孙中山开始对谭延闿反复无常的立场有所顾虑,感到他不同于国民党的忠诚分子,对周震鳞的建议颇觉为难。周震鳞再次提出此项建议,指出“应在隐忍之中谋壮大之缘由”。孙中山最后接受了周震鳞的意见,于是周震鳞重新介绍谭延闿加入国民党,并陪他首次晋谒孙中山。对周震鳞所做的聚集力量、广泛联络同志的工作,孫中山在1922年10月20日《复周震鳞函》中,以“执事锲而不舍,殊堪钦慰”,予充分肯定。 孙中山一方面着手进行中国国民党的改组工作,一方面部署广东平叛事宜。在讨贼顺利进军广州的同时,1923年1月1日,孙中山在上海发表了《中国国民党宣言》,提出了反帝、反封、改善工农民众生活等方针。1月2日,召集中国国民党改进大会,颁布党纲、党章。1月23日,孙中山任命周震鳞、覃振、于右任等18人为本部参议。1月26日发表了与苏联代表会晤、谈判的《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奠定了孙中山后期革命的理论基础。2月2日,孙中山在上海召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干部会议。会议决定组织成立中国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和政治委员会。2月15日,即农历除夕,孙中山由上海启程,偕李烈钧、杨庶堪、周震鳞、谭延闿等人南下返粤,部署讨伐平叛贼军事宜。
联合力量 启新征程
1923年2月21日,孙中山等到达广州。当天,孙中山在广州设大元帅府,以大元帅名义复职,宣布此次重返广东,意在统帅滇粤桂诸军,讨伐包括南北军阀在内的一切反动势力。周震鳞被重新任命为国民党本部总务部长,负责全党的组织工作。他一方面帮助孙中山处理日常工作;一方面往来于福建汀州、漳州、厦门和广东潮州、汕头之间,调整各军的关系。当时,革命政府面临重重困难,各军队的关系尚未协调,军需费用更显紧张。广东革命政府虽然收编了各种部队,但各部之间矛盾冲突很多,还有别有用心的人借机挑拨李烈钧等部与大本营的关系。周震鳞以“大总统代表”的身份前往福建厦门进行联络。看到各军状况后,十分担忧,尤其是李烈钧军饷奇缺,更令人不安。他多次写信向大本营报告,希望予以解决。孙中山两次复函。
4月25日,孙中山第二次复书周震鳞,答曰:
道腴兄鉴:
得汕头来书,具悉。此时计已抵厦,晤商协和,一切进行,当有计画。惟望动作敏速,以赴事机。协和所需款项,正在竭力筹措,并先饬汝为(许崇智,号汝为——引者)接济十万。房捐所收,数殊零星,每日兵站所需,皆取給于此,已予指定,殊无大宗可汇。仍恃特别筹集,收到后乃能给发,为时当不至过久。望兄以此意转告之。所需旅费,已加给千元,随饬照寄。手此,顺颂时祺。
孙文
民国十二年四月廿五日
从此函中可以看出,孙中山当时领导的革命工作是何等的艰难。革命政府财政支绌,周震鳞两手空空,运动各军。他怀着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坚贞信念和勇于身挑重担的毅力,以满腔的热情去感染、鼓动各军官兵,顺利地完成了任务。正因为如此,孙中山于1923年5月14日任周震鳞为大本营劳军使,专司各军协调工作,同时兼任督率中央直辖第一、二师事宜。
周震鳞认为,中国革命的完成,不能偏重于一隅,而应谋求各方势力南北呼应,在全国范围兴起。1923年秋,他又一次代表孙中山来到福建,与李烈钧等人晤面。他看到“南方意见分歧,革命军事屡起屡挫,不能出长江一步”,于是上书孙中山,表示“愿赴北方联络同志,起兵中原”,合力打倒直系军阀。孙中山复书嘉纳,嘱其“便宜行事”。与此同时,孙中山还委派徐谦、李烈钧等人前往北方,与周震鳞一道,共同进行策动事宜。
在曹锟贿选之后,周震鳞便离开北京,前往冯玉祥、胡景翼、孙岳所部军中进行策动工作。他以国民党元老的身份,深居幕后,并亲自往来于各军之中,从事直接的策反活动。周震鳞、徐谦、田桐等人决定,以冯玉祥、胡景翼、孙岳三人所部军队,暗中组成国民革命军,冯部为第一军,胡部为第二军,孙部为第三军,三人分任三军之军长,并推冯玉祥为三军总司令,形成一个反对直系军阀的“小三角同盟”,一旦时机成熟,便可同时发动,推翻曹锟和吴佩孚。
冯玉祥还托刘允丞通过周震鳞等人火速向孙中山报告计划,并请孙中山出师北伐,共同讨直,争取一举成功。冯玉祥发动的北京政变成功后,立即委托周震鳞、徐谦等人迅即南返,邀接孙中山速莅北京。
孙中山接到北京的电邀,当即由韶关南返,回到广州。1924年11月10日,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重申革命宗旨,号召召开国民会议,谋求中国之统一与建设。13日,孙中山偕夫人宋庆龄乘“永丰”舰来到上海。然而,此时北方局势又发生了新的变化:北京政府落入奉系军阀张作霖的控制之下。面对如此局面,孙中山感到颇为失望,决定先去日本,然后折道天津,再至北京。
孙中山于12月4日到了天津。周震鳞到天津拜谒孙中山。这时孙中山肝病已发,病势严重,但见到周震鳞到来十分高兴。他详细询问了河南军中的工作进展。周震鳞一一回答。周告之:胡景翼的所作所为,是希望以河南省为始基,“期成清明之政治”,然后“推广三民主义于全国”。孙中山听后大喜,嘱咐周震鳞速返军中,不可以自己的病势为念。这是周震鳞最后一次见到孙中山。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周震鳞“为笠僧(胡景翼——引者)诸同志日夕筹定善后,未能入京襄助治丧”。待到4月6日,孙中山停灵碧云寺时,他才急急抵达北京。于7时之前赶到碧云寺,参加祭奠,为孙中山先生执绋。葬礼毕,周震鳞又回到河南,为稳定中原局势默默工作。
孙中山遗嘱中写道:“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周震鳞与他的同志牢记孙中山的教导,视之为终生奋斗之目标,继续前进!
(编辑 杨琳)
作者周用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原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