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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社会激荡、英雄四起，无数先烈先贤为民族解放事业献身效力，各展才华。医学界亦是人才辈出，清末丁福保，民初伍连德、颜福庆等医界先驱推动医疗卫生事业发展。而在艰辛的抗战期间，另一位医界新星，不仅在学术领域开风气之先，而且领导医疗系统投身救国事业，将新生希望带给前线官兵，那就是林可胜先生。
现代生理学奠基人
林可胜，祖籍福建厦门，生在新加坡，家世显赫，父亲是新加坡著名华人医生和社会活动家林文庆。林文庆曾追随孙中山革命，辛亥革命后回国，担任南京临时政府首任卫生司司长，也是孙中山的机要秘书和私人医生。而后十年林文庆一直担任厦门大学校长。林可胜的外祖父是清末民初著名革命家和华侨领袖黄乃裳，姨父伍连德是中国检疫防疫事业的先驱。
出身于书香门第，林可胜幼时便负笈英伦，中学毕业考入父亲母校爱丁堡大学，专攻医学。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应征入伍，以英国印度远征军准尉军医身份在法国服役两年，主要从事新兵的战地救护训练。紧张的战地医护工作，对他后来在祖国创办救护总队很有裨益。
一战结束后，林可胜复学。1921年，年仅24岁的林可胜拿到爱丁堡大学医学博士学位，翌年申请洛克菲勒研究基金，前往美国芝加哥大学深造，师从生理学家卡尔森教授，其科研团队是生理学领域研究的世界权威，林可胜也在英美生理学界渐露头角
1924年秋，林可胜学成归国，来到洛克菲勒基金资助的北京协和医学院，担任生理学系访问教授，次年成为系主任。1927年，而立之年的林可胜正式晋升教授，成为协和医学院第一位华人教授，后又被选为协和医学院三人领导小组之执行院长。
作为第一位任职协和的华人教授，少数美国教授颇不以为然，常与他为难。有次他在做神经功能报告时，一位美国神经学教授当场提出问题有意刁难，语气甚为轻慢，林可胜立即拿出彩色粉笔在黑板上绘出大脑结构，针对问题做了详细解答，随即提出一个旁类问题反问，该教授却无言以答，十分狼狈。从那时起，外国人再也不敢小看华人学者。
林可胜多才多艺，尤其擅长绘画，他画的胃黏膜的显微结构，几乎已达到当时光学显微镜所能做到的最佳状态，异常精美。他讲课生动活泼，引人入胜，深得同学们的敬慕。
在协和工作的十余年间，林可胜共发表69篇学术论文，《协医校刊》赞扬：“著述之富，一时压倒群彥，中外知友，莫不叹为世界少年科学家之一。”他带领的团队填补了中国现代生理学的许多空白，他发现的“肠抑胃素”是中国人发现的第一个激素，引起海内外医学界的广泛关注，至今仍有影响力。
林氏有心在中国打造一个足以与芝加哥大学生理学实验室媲美的研究基地，他经常奔波于欧美各地的学术会议，延揽著名学者至生理学系客座。他还与协和医学院同事合作创设中国生理学会，主编发行《中国生理学杂志》，该期刊整体水平极高，某些方面更达世界一流水平，连英国神经生理学家都翘首以盼这份中国科学刊物。
林可胜在协和的十多年间，刻苦钻研、锐意创新，在科研、教学、培养人才等方面都有突出成绩，把我国的生理学研究推向世界，协和医院成为中国生理学研究中心。林可胜以其精湛的医术和丰硕的学术成果，蜚声国际，被誉为“中国生命科学之父”。1928年至1930年，他被推选为中国最大的医学团体——中华医学会主席。1942年，他当选美国科学院第一位华人院士。1948年，荣膺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
医生报国
林可胜令人尊敬之处，不仅是他在现代生理学领域开拓进取，他的贡献超出了科学范围。尤其在抗战时期，林可胜以学者身份毅然投身军旅，组织救护总队和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为战地救护工作立下典范。
林可胜生于异国，长于他乡，西方的教育背景使他的中文欠佳，但其爱国热情却不落人后。1925年，上海发生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他毅然与协和学生一道上街游行示威，抗议英帝国主义的暴行，同时积极策划、支持学生成立救护队，援救示威活动中的受伤人员。此举激怒英国，英国驻华公使曾派非正式代表去协和，向校方负责人表示对林可胜行为的不满，并威胁说：“我们不希望看到林失去他的英国护照。”林可胜得知此事并未被吓倒，他又带领学生上街，四处张贴由他亲笔所画的反对英国人在租界对华人施暴的宣传漫画。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侵占东北，进窥华北。林可胜组织协和学生成立救护队，利用课外时间接受国际红十字会的指导，开展急救、伤病员输送和担架操练的战时救护训练，还专门制作了标准救急箱、手术器械箱。次年上海“一·二八”事变后，林可胜跟随协和学生及医师奔赴上海，在红十字会的组织下救护伤兵。此后协和医学院正式维持一支全套装备的医疗队，以应紧急之需，由林可胜领导，定期训练。
1933年，日军侵略热河，长城各口，烽火连天。中国军队在长城沿线布防抵抗，展开激烈的长城战役。
华北医学界决定组织战地救护工作，卫生署长刘瑞恒积极参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由上海派遣救护队前来，结合当时可以集结的全部救护力量，组成“红十字会华北救护委员会”，全力投入战地救护工作。
林可胜担任华北救护委员会常务委员，委员会所属各救护队的用具、服装、运输工具以及人员的救护训练，都由林氏亲自设计。救护队成员多是协和师生，他们在林可胜鼓励下，挺身而出，共赴国难。
林可胜将他在欧洲的战地救护经验，应用在中国战场，并且尝试组织训练各医学院校学生，配合医护人员组成流动救护队，弥补军医的不足。他“常亲冒炮火，临战指挥所属执行救护及输送伤员工作，于战力之维护及士气之鼓励甚多”。
整个长城保卫战，除直接的战火伤亡，亦有各种疾病所造成的损失。因此，救护委员会防疫股特别注意伤兵衣物的消毒灭菌，开始将防疫观念引进战地救护工作中。长城战役的救护工作，共计治疗伤兵7605人，死亡率较一战为低。
此次战役，为后来全面抗战时的救护提供宝贵经验。追随林氏参加救护的学生张先林、墨树屏、卢致德等人，日后都成为重要的救护领导人才。 建构战地救护体系
长城战役后，华北局势日趋紧张，全面抗战势将不免。有鉴于此，林可胜特向协和校长胡恒德建议，派遣协和医疗队南下首都待命，以便在战争爆发时为前线将士服务。胡恒德考虑到美国及校方的利益，不敢得罪日方，拒绝了林可胜的提议。七七事变后，林可胜即以休假为名，潜出北平，将子女安置在新加坡，然后只身回国，急趋南京会晤刘瑞恒。
刘瑞恒是林可胜在协和医学院的老同事和老校长。1930年代，刘瑞恒以卫生署长之资，身兼卫生行政、技术及医疗三个最高机构之首长，规划建设现代卫生医疗事业，极为倚重林可胜。此时国家遭逢巨变，在医疗资源贫乏、军医力量薄弱的情况下，整个中国卫生医疗体制何去何从的严峻问题摆在他们面前。长城战役让两人发现红十字会这个慈善团体在执行战地救护的重要性。刘瑞恒提出将军医署、卫生署和红十字会整合起来，这便是“战时三合一”构想。
此后，军委会成立卫生勤务部，卫生署则成立救护事业总管理处，二者领导人都是刘瑞恒。职务上的便利有助于刘瑞恒推进“战时三合一”政策，但红十字会作为民间组织，地位超然，并不愿纳入政府管理体制。
为此，刘瑞恒在人事安排和组织架构方面都下了一番功夫。他先后任命卫生署技正（技术人员的官职）庞京周进入红十字会并担任秘书长，林可胜为中央卫生试验处副处长，规划救援前线伤病工作。
林可胜进入红十字会任职，得以指挥策划新的救护体系，以医疗队为最重要且最基本的救护单位。医疗队因任务不同而有卫生队、救护队、医防队、医护队、医务队等。林可胜根据实际需要，还组织X光队和汽车队。
1938年初，救护委员会便在各医疗队基础上成立救护总队，仍由林可胜出任总队长。救护总队是个高度专业化的组织，医护人员多半具备现代医学专业知识，不论在防疫、急救、公共卫生等方面都有应对方法，而且它拥有200多辆汽车，能迅速有效完成救护任务。
救护总队在林可胜的领导下，以武汉为中心，派遣医疗队前往各战区，为抗日军民提供醫疗服务，每条通往前线的道路上都是望不尽的担架和伤兵。
林可胜总队长和庞京周秘书长亲往徐州、开封、西安等战区实地视察，发现传染病逐渐流行，病兵人数逐渐多于伤兵，战壕里疟疾发作时，整团的士兵倒下，连亲临战场督战的白崇禧也患上疟疾。有鉴于此，救护总队遂加强推动防疫工作。
不久，救护总队所在地武汉成为日军进攻的目标，救护总队迁往长沙。随着战火蔓延，日寇步步紧逼，长沙亦非久留之地。1939年春，救护总队再度迁至贵阳东南郊群山环抱的图云关。队员们在茂密树林掩护下搭建最基础的设施，他们用稻草搭成屋顶，竹片编成板墙，从办公室、材料仓库、修理厂到职工宿舍、集会礼堂，救护总队从最初的十几间茅草房不断扩建成能容纳三千人的医疗中心。
卫生防疫工作对提高军队战斗力、稳定地方民众生活意义重大，但从汉口到贵阳，防疫工作皆为政府的薄弱环节，军中疟疾、痢疾、疥疮等传染病流行，霍乱曾在贵州大肆流行。林可胜带领救护总队从源头寻找突破口，发现霍乱和肠胃病的流行，与饮用不清洁河水有关。救护总队马上对河水消毒，会同贵阳防疫机关成立临时防疫医院，收容患者，并向贵阳市民开展疫苗注射工作，有效控制了贵阳霍乱，改善了广大官兵与民众的健康状况。林氏将经验写成“水与污物管制计划”，先在长沙前线试行，后来推广到各个战区。
为募集更多物资，让更多世界友人认识到中国抗战的重要与艰巨，林可胜每年都要飞往美国，向国际医界和社会人士做广泛宣传。他将救护总队的工作内容写成文字，制成图表，拍成照片及影片。林可胜以其国际声望，为救护总队争取到国际人士、爱国华侨的广泛支持。总队的医药卫生器材和经费主要靠国内外友好组织和忠义人士的捐赠。从香港到岸的医疗物资经过越南海防和缅甸，一路转运到西南交通枢纽贵阳，之后再分批运送到大后方各地。
在各方的慷慨资助和林可胜的苦心经营下，救护总队参与了抗战中多次战役的救护，所属各队散布在各个战区，解放区也派有救护队。他们还在空袭时进行救护。空袭警报拉响后，他们组织老百姓进入防空洞，轰炸结束后，他们到轰炸地点清点伤亡情况，抢救伤者，掩埋尸骸。
林可胜的励精图治，建构起以救护总队为核心，贯通整个人事、训练与实地救护的战地救护体系，是中国有史以来最有系统、最具规模的战地救护组织，有效动员了当时可用的医疗资源，为医疗救护事业作出巨大贡献。
1942年至1944年，林可胜奉命随中国远征军出征缅甸，任中缅印战区司令官史迪威将军的医药总监。林可胜不负众望，他每日工作16小时，受到联军推崇，当中国远征军抵达印度加尔各答时，印度总督为了林可胜而郊迎四十里。美国《时代周刊》有文谈到中国的救护医学，其中提到两个名字，一个是白求恩，一个是林可胜。林可胜以其卓越的医疗救护贡献，多次受到中美政府嘉奖。
林可胜推广战时医护勤务训练的努力，早已因时空转移，封存于历史记忆之中。他在危难之际，以学者之身积极组织战地救护，创建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逐步完成整个救护体系的建构，全力以赴救助伤兵，在中华民族解放的伟大事业中青史流芳。
（作者系文史学者）
现代生理学奠基人
林可胜，祖籍福建厦门，生在新加坡，家世显赫，父亲是新加坡著名华人医生和社会活动家林文庆。林文庆曾追随孙中山革命，辛亥革命后回国，担任南京临时政府首任卫生司司长，也是孙中山的机要秘书和私人医生。而后十年林文庆一直担任厦门大学校长。林可胜的外祖父是清末民初著名革命家和华侨领袖黄乃裳，姨父伍连德是中国检疫防疫事业的先驱。
出身于书香门第，林可胜幼时便负笈英伦，中学毕业考入父亲母校爱丁堡大学，专攻医学。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应征入伍，以英国印度远征军准尉军医身份在法国服役两年，主要从事新兵的战地救护训练。紧张的战地医护工作，对他后来在祖国创办救护总队很有裨益。
一战结束后，林可胜复学。1921年，年仅24岁的林可胜拿到爱丁堡大学医学博士学位，翌年申请洛克菲勒研究基金，前往美国芝加哥大学深造，师从生理学家卡尔森教授，其科研团队是生理学领域研究的世界权威，林可胜也在英美生理学界渐露头角
1924年秋，林可胜学成归国，来到洛克菲勒基金资助的北京协和医学院，担任生理学系访问教授，次年成为系主任。1927年，而立之年的林可胜正式晋升教授，成为协和医学院第一位华人教授，后又被选为协和医学院三人领导小组之执行院长。
作为第一位任职协和的华人教授，少数美国教授颇不以为然，常与他为难。有次他在做神经功能报告时，一位美国神经学教授当场提出问题有意刁难，语气甚为轻慢，林可胜立即拿出彩色粉笔在黑板上绘出大脑结构，针对问题做了详细解答，随即提出一个旁类问题反问，该教授却无言以答，十分狼狈。从那时起，外国人再也不敢小看华人学者。
林可胜多才多艺，尤其擅长绘画，他画的胃黏膜的显微结构，几乎已达到当时光学显微镜所能做到的最佳状态，异常精美。他讲课生动活泼，引人入胜，深得同学们的敬慕。
在协和工作的十余年间，林可胜共发表69篇学术论文，《协医校刊》赞扬：“著述之富，一时压倒群彥，中外知友，莫不叹为世界少年科学家之一。”他带领的团队填补了中国现代生理学的许多空白，他发现的“肠抑胃素”是中国人发现的第一个激素，引起海内外医学界的广泛关注，至今仍有影响力。
林氏有心在中国打造一个足以与芝加哥大学生理学实验室媲美的研究基地，他经常奔波于欧美各地的学术会议，延揽著名学者至生理学系客座。他还与协和医学院同事合作创设中国生理学会，主编发行《中国生理学杂志》，该期刊整体水平极高，某些方面更达世界一流水平，连英国神经生理学家都翘首以盼这份中国科学刊物。
林可胜在协和的十多年间，刻苦钻研、锐意创新，在科研、教学、培养人才等方面都有突出成绩，把我国的生理学研究推向世界，协和医院成为中国生理学研究中心。林可胜以其精湛的医术和丰硕的学术成果，蜚声国际，被誉为“中国生命科学之父”。1928年至1930年，他被推选为中国最大的医学团体——中华医学会主席。1942年，他当选美国科学院第一位华人院士。1948年，荣膺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
医生报国
林可胜令人尊敬之处，不仅是他在现代生理学领域开拓进取，他的贡献超出了科学范围。尤其在抗战时期，林可胜以学者身份毅然投身军旅，组织救护总队和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为战地救护工作立下典范。
林可胜生于异国，长于他乡，西方的教育背景使他的中文欠佳，但其爱国热情却不落人后。1925年，上海发生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他毅然与协和学生一道上街游行示威，抗议英帝国主义的暴行，同时积极策划、支持学生成立救护队，援救示威活动中的受伤人员。此举激怒英国，英国驻华公使曾派非正式代表去协和，向校方负责人表示对林可胜行为的不满，并威胁说：“我们不希望看到林失去他的英国护照。”林可胜得知此事并未被吓倒，他又带领学生上街，四处张贴由他亲笔所画的反对英国人在租界对华人施暴的宣传漫画。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侵占东北，进窥华北。林可胜组织协和学生成立救护队，利用课外时间接受国际红十字会的指导，开展急救、伤病员输送和担架操练的战时救护训练，还专门制作了标准救急箱、手术器械箱。次年上海“一·二八”事变后，林可胜跟随协和学生及医师奔赴上海，在红十字会的组织下救护伤兵。此后协和医学院正式维持一支全套装备的医疗队，以应紧急之需，由林可胜领导，定期训练。
1933年，日军侵略热河，长城各口，烽火连天。中国军队在长城沿线布防抵抗，展开激烈的长城战役。
华北医学界决定组织战地救护工作，卫生署长刘瑞恒积极参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由上海派遣救护队前来，结合当时可以集结的全部救护力量，组成“红十字会华北救护委员会”，全力投入战地救护工作。
林可胜担任华北救护委员会常务委员，委员会所属各救护队的用具、服装、运输工具以及人员的救护训练，都由林氏亲自设计。救护队成员多是协和师生，他们在林可胜鼓励下，挺身而出，共赴国难。
林可胜将他在欧洲的战地救护经验，应用在中国战场，并且尝试组织训练各医学院校学生，配合医护人员组成流动救护队，弥补军医的不足。他“常亲冒炮火，临战指挥所属执行救护及输送伤员工作，于战力之维护及士气之鼓励甚多”。
整个长城保卫战，除直接的战火伤亡，亦有各种疾病所造成的损失。因此，救护委员会防疫股特别注意伤兵衣物的消毒灭菌，开始将防疫观念引进战地救护工作中。长城战役的救护工作，共计治疗伤兵7605人，死亡率较一战为低。
此次战役，为后来全面抗战时的救护提供宝贵经验。追随林氏参加救护的学生张先林、墨树屏、卢致德等人，日后都成为重要的救护领导人才。 建构战地救护体系
长城战役后，华北局势日趋紧张，全面抗战势将不免。有鉴于此，林可胜特向协和校长胡恒德建议，派遣协和医疗队南下首都待命，以便在战争爆发时为前线将士服务。胡恒德考虑到美国及校方的利益，不敢得罪日方，拒绝了林可胜的提议。七七事变后，林可胜即以休假为名，潜出北平，将子女安置在新加坡，然后只身回国，急趋南京会晤刘瑞恒。
刘瑞恒是林可胜在协和医学院的老同事和老校长。1930年代，刘瑞恒以卫生署长之资，身兼卫生行政、技术及医疗三个最高机构之首长，规划建设现代卫生医疗事业，极为倚重林可胜。此时国家遭逢巨变，在医疗资源贫乏、军医力量薄弱的情况下，整个中国卫生医疗体制何去何从的严峻问题摆在他们面前。长城战役让两人发现红十字会这个慈善团体在执行战地救护的重要性。刘瑞恒提出将军医署、卫生署和红十字会整合起来，这便是“战时三合一”构想。
此后，军委会成立卫生勤务部，卫生署则成立救护事业总管理处，二者领导人都是刘瑞恒。职务上的便利有助于刘瑞恒推进“战时三合一”政策，但红十字会作为民间组织，地位超然，并不愿纳入政府管理体制。
为此，刘瑞恒在人事安排和组织架构方面都下了一番功夫。他先后任命卫生署技正（技术人员的官职）庞京周进入红十字会并担任秘书长，林可胜为中央卫生试验处副处长，规划救援前线伤病工作。
林可胜进入红十字会任职，得以指挥策划新的救护体系，以医疗队为最重要且最基本的救护单位。医疗队因任务不同而有卫生队、救护队、医防队、医护队、医务队等。林可胜根据实际需要，还组织X光队和汽车队。
1938年初，救护委员会便在各医疗队基础上成立救护总队，仍由林可胜出任总队长。救护总队是个高度专业化的组织，医护人员多半具备现代医学专业知识，不论在防疫、急救、公共卫生等方面都有应对方法，而且它拥有200多辆汽车，能迅速有效完成救护任务。
救护总队在林可胜的领导下，以武汉为中心，派遣医疗队前往各战区，为抗日军民提供醫疗服务，每条通往前线的道路上都是望不尽的担架和伤兵。
林可胜总队长和庞京周秘书长亲往徐州、开封、西安等战区实地视察，发现传染病逐渐流行，病兵人数逐渐多于伤兵，战壕里疟疾发作时，整团的士兵倒下，连亲临战场督战的白崇禧也患上疟疾。有鉴于此，救护总队遂加强推动防疫工作。
不久，救护总队所在地武汉成为日军进攻的目标，救护总队迁往长沙。随着战火蔓延，日寇步步紧逼，长沙亦非久留之地。1939年春，救护总队再度迁至贵阳东南郊群山环抱的图云关。队员们在茂密树林掩护下搭建最基础的设施，他们用稻草搭成屋顶，竹片编成板墙，从办公室、材料仓库、修理厂到职工宿舍、集会礼堂，救护总队从最初的十几间茅草房不断扩建成能容纳三千人的医疗中心。
卫生防疫工作对提高军队战斗力、稳定地方民众生活意义重大，但从汉口到贵阳，防疫工作皆为政府的薄弱环节，军中疟疾、痢疾、疥疮等传染病流行，霍乱曾在贵州大肆流行。林可胜带领救护总队从源头寻找突破口，发现霍乱和肠胃病的流行，与饮用不清洁河水有关。救护总队马上对河水消毒，会同贵阳防疫机关成立临时防疫医院，收容患者，并向贵阳市民开展疫苗注射工作，有效控制了贵阳霍乱，改善了广大官兵与民众的健康状况。林氏将经验写成“水与污物管制计划”，先在长沙前线试行，后来推广到各个战区。
为募集更多物资，让更多世界友人认识到中国抗战的重要与艰巨，林可胜每年都要飞往美国，向国际医界和社会人士做广泛宣传。他将救护总队的工作内容写成文字，制成图表，拍成照片及影片。林可胜以其国际声望，为救护总队争取到国际人士、爱国华侨的广泛支持。总队的医药卫生器材和经费主要靠国内外友好组织和忠义人士的捐赠。从香港到岸的医疗物资经过越南海防和缅甸，一路转运到西南交通枢纽贵阳，之后再分批运送到大后方各地。
在各方的慷慨资助和林可胜的苦心经营下，救护总队参与了抗战中多次战役的救护，所属各队散布在各个战区，解放区也派有救护队。他们还在空袭时进行救护。空袭警报拉响后，他们组织老百姓进入防空洞，轰炸结束后，他们到轰炸地点清点伤亡情况，抢救伤者，掩埋尸骸。
林可胜的励精图治，建构起以救护总队为核心，贯通整个人事、训练与实地救护的战地救护体系，是中国有史以来最有系统、最具规模的战地救护组织，有效动员了当时可用的医疗资源，为医疗救护事业作出巨大贡献。
1942年至1944年，林可胜奉命随中国远征军出征缅甸，任中缅印战区司令官史迪威将军的医药总监。林可胜不负众望，他每日工作16小时，受到联军推崇，当中国远征军抵达印度加尔各答时，印度总督为了林可胜而郊迎四十里。美国《时代周刊》有文谈到中国的救护医学，其中提到两个名字，一个是白求恩，一个是林可胜。林可胜以其卓越的医疗救护贡献，多次受到中美政府嘉奖。
林可胜推广战时医护勤务训练的努力，早已因时空转移，封存于历史记忆之中。他在危难之际，以学者之身积极组织战地救护，创建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逐步完成整个救护体系的建构，全力以赴救助伤兵，在中华民族解放的伟大事业中青史流芳。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