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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和批判新自由主义对我国 改革与发展的负面影响，以“中国模式”走自己的路，应对国际 经济危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和决策层的理论贡献与创新
特邀嘉宾
卫兴华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
林德山 中央编译局研究员
马克思主义过时了，危机理论不灵了吗
人民论坛记者：近年来，围绕全球金融危机以及相应的政策应对，作为西方国家主流思潮的新自由主义的主导地位受到挑战。如何看待这种变化？
林德山：金融危机以来，受打击最大的是过去几十年在西方国家占主导地位的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的主要政策意义在于基于古典经济学的市场驱动理论，反对凯恩斯主义方式，寻求把经济的控制权力从公共部门转向私有部门，私有化、放松控制、压缩公共福利开支、贸易自由化等是其主要的政策表示。虽说典型的新自由主义政治方式主要体现在20世纪80年代撒切尔时代的英国和里根时代的美国，但面对全球经济竞争的压力和各国传统福利国家体制的危机，一些社会民主主义或社团主义传统较为突出的欧洲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对新自由主义政治方式作出妥协，表现为在经济、劳动关系和社会政策方面强调经济竞争的需要和弱化传统的社会团结政策。同时，以“华盛顿共识”为标识的新自由主义模式也在向转型国家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蔓延。
金融危机爆发后，鼓吹放松控制的新自由主义成为众矢之的，尤其是左翼力量宣称它正在失去其合法性。不过，新自由主义并非如一些人所想象的那样失去了其存在空间，因为导致过去几十年新自由主义“兴盛”的土壤并未发生实质性变化，这主要是指全球化的竞争环境和欧美发达国家传统福利制度的问题。尽管加强金融控制的呼声和努力不断，但迄今为止，包括社会民主主义以及其他更为激进的左翼力量未能提供一种切实可行的替代性方案。因此，新自由主义方式的主导地位虽然动摇，但其在经济政策领域的影响依然突出。
卫兴华：多年来，“马克思主义过时了，危机理论不灵了”的声浪在国内外高调传播。由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与经济危机是1929-1933年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以来时隔70多年的又一次大危机，它引起了国内外人们的历史回顾和反思。这次危机的突然爆发，蔓延的范围又是空前的，促使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危机理论再学习、再研究。
新自由主义的集中表现是“华盛顿共识”。它的核心思想是由曾任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和世界银行副行长的斯蒂格利茨所概括的三句话：“政府的角色最小化”、“快速的私有化”和“快速的自由化”。国际金融与经济危机，进一步宣告了新自由主义的破产。证明我国学者开展批判新自由主义的正确性和必然性。这与发展马克思主义是相联系的。新自由主义鼓吹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市场万能），反对在微观领域和宏观层次政府对经济的调控。
批判新自由主义并不是否定改革
人民论坛记者：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国家纷纷反思新自由主义的危害，并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聚焦在了中国模式上。这与国内很多学者推崇新自由主义形成了强烈反差。您如何看待这种中外思潮的差异？
卫兴华：我国马克思主义学者鉴于新自由主义在导致苏联瓦解、东欧剧变中的推波助澜作用，鉴于拉丁美洲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酿造的苦果，也鉴于国外许多有识之士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的积极意义，多年来在报刊上也进行了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明确了我国的改革与发展不能以新自由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个别学者曾反对批判新自由主义，认为批判新自由主义是批判改革。这是一种错误的观点。这次国际金融与经济危机的爆发，再次用铁的事实证明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失败。证明市场经济不是万能的，需要政府的有效调控。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应对危机中的有效性和优越性。中国率先走出国际经济危机的漩涡就是最有力的证明。
国外不少媒体在评论中国模式的世界意义，如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晨报》在2010年11月16日的文章评论中国模式时说：中国崛起取得了如此辉煌的胜利，以至于现在受到的考验不是北京的体制，而是我们的体制。中国模式成为强有力的替代模式或一种挑战，甚至让西方国家以及我们有关民主自由怡然自得的想法相形见绌。中国模式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原因何在？主要因为西方主要经济体美国、日本和欧洲仍然不景气，而中国却很兴隆。高盛公司的顾问拉马用汉字“淡”来解释中国模式。正如“淡”字融合了水和火一样，中国式的发展试图完美地实现“效率”与“公平”这两种截然相反的价值。反对和批判新自由主义对我国改革与发展的影响，以“中国模式”走自己的路，并有效应对国际经济危机带来的影响，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和决策层的理论贡献与创新。
“中国模式”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在应对国际经济危机中的作用，是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所不能解释和论证的。由于当代经济社会的新发展，出现与马克思、恩格斯所看到的资本主义经济不完全相同的情况，如经济全球化的新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存在与发展，虚拟经济的膨胀及其与实体经济新的关系，金融衍生品的创新与发展等等。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在研究与应对这次全球性经济危机中，既着眼于新旧危机的一般规律性，又着眼于这次危机的特殊规律性，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分析，并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我国决策层出手快、力度大、及时采取了一整套应对危机的有效措施，获得了成功，在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做出了贡献。
特邀嘉宾
卫兴华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
林德山 中央编译局研究员
马克思主义过时了，危机理论不灵了吗
人民论坛记者：近年来，围绕全球金融危机以及相应的政策应对，作为西方国家主流思潮的新自由主义的主导地位受到挑战。如何看待这种变化？
林德山：金融危机以来，受打击最大的是过去几十年在西方国家占主导地位的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的主要政策意义在于基于古典经济学的市场驱动理论，反对凯恩斯主义方式，寻求把经济的控制权力从公共部门转向私有部门，私有化、放松控制、压缩公共福利开支、贸易自由化等是其主要的政策表示。虽说典型的新自由主义政治方式主要体现在20世纪80年代撒切尔时代的英国和里根时代的美国，但面对全球经济竞争的压力和各国传统福利国家体制的危机，一些社会民主主义或社团主义传统较为突出的欧洲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对新自由主义政治方式作出妥协，表现为在经济、劳动关系和社会政策方面强调经济竞争的需要和弱化传统的社会团结政策。同时，以“华盛顿共识”为标识的新自由主义模式也在向转型国家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蔓延。
金融危机爆发后，鼓吹放松控制的新自由主义成为众矢之的，尤其是左翼力量宣称它正在失去其合法性。不过，新自由主义并非如一些人所想象的那样失去了其存在空间，因为导致过去几十年新自由主义“兴盛”的土壤并未发生实质性变化，这主要是指全球化的竞争环境和欧美发达国家传统福利制度的问题。尽管加强金融控制的呼声和努力不断，但迄今为止，包括社会民主主义以及其他更为激进的左翼力量未能提供一种切实可行的替代性方案。因此，新自由主义方式的主导地位虽然动摇，但其在经济政策领域的影响依然突出。
卫兴华：多年来，“马克思主义过时了，危机理论不灵了”的声浪在国内外高调传播。由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与经济危机是1929-1933年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以来时隔70多年的又一次大危机，它引起了国内外人们的历史回顾和反思。这次危机的突然爆发，蔓延的范围又是空前的，促使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危机理论再学习、再研究。
新自由主义的集中表现是“华盛顿共识”。它的核心思想是由曾任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和世界银行副行长的斯蒂格利茨所概括的三句话：“政府的角色最小化”、“快速的私有化”和“快速的自由化”。国际金融与经济危机，进一步宣告了新自由主义的破产。证明我国学者开展批判新自由主义的正确性和必然性。这与发展马克思主义是相联系的。新自由主义鼓吹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市场万能），反对在微观领域和宏观层次政府对经济的调控。
批判新自由主义并不是否定改革
人民论坛记者：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国家纷纷反思新自由主义的危害，并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聚焦在了中国模式上。这与国内很多学者推崇新自由主义形成了强烈反差。您如何看待这种中外思潮的差异？
卫兴华：我国马克思主义学者鉴于新自由主义在导致苏联瓦解、东欧剧变中的推波助澜作用，鉴于拉丁美洲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酿造的苦果，也鉴于国外许多有识之士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的积极意义，多年来在报刊上也进行了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明确了我国的改革与发展不能以新自由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个别学者曾反对批判新自由主义，认为批判新自由主义是批判改革。这是一种错误的观点。这次国际金融与经济危机的爆发，再次用铁的事实证明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失败。证明市场经济不是万能的，需要政府的有效调控。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应对危机中的有效性和优越性。中国率先走出国际经济危机的漩涡就是最有力的证明。
国外不少媒体在评论中国模式的世界意义，如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晨报》在2010年11月16日的文章评论中国模式时说：中国崛起取得了如此辉煌的胜利，以至于现在受到的考验不是北京的体制，而是我们的体制。中国模式成为强有力的替代模式或一种挑战，甚至让西方国家以及我们有关民主自由怡然自得的想法相形见绌。中国模式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原因何在？主要因为西方主要经济体美国、日本和欧洲仍然不景气，而中国却很兴隆。高盛公司的顾问拉马用汉字“淡”来解释中国模式。正如“淡”字融合了水和火一样，中国式的发展试图完美地实现“效率”与“公平”这两种截然相反的价值。反对和批判新自由主义对我国改革与发展的影响，以“中国模式”走自己的路，并有效应对国际经济危机带来的影响，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和决策层的理论贡献与创新。
“中国模式”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在应对国际经济危机中的作用，是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所不能解释和论证的。由于当代经济社会的新发展，出现与马克思、恩格斯所看到的资本主义经济不完全相同的情况，如经济全球化的新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存在与发展，虚拟经济的膨胀及其与实体经济新的关系，金融衍生品的创新与发展等等。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在研究与应对这次全球性经济危机中，既着眼于新旧危机的一般规律性，又着眼于这次危机的特殊规律性，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分析，并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我国决策层出手快、力度大、及时采取了一整套应对危机的有效措施，获得了成功，在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做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