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窑址(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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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到的时候,是上午十点来钟。村子不大,左三间右五室的,散乱趴在山脚。时而有几间新式小洋楼夺眶而出,雪白的,彩瓦的,带着尖顶,仿西洋风格,单个看上去并不舒服,一脸暴发户模样,排在一起,倒也有味道,像简化版的欧洲小镇。
  山并不高,只是深深浅浅绿成一团。树、毛竹、藤蔓们扭在一起,风中翻滚着白花花的新叶,哗啦啦作响,很闹的样子。
  他们看了看附近,不远处有个锄地的农民。是个中年人,裸着半身,露出黝黑的肌肉,兀自挥锄,一脸沉迷模样。便上去问:“这位师傅,知道两弓潭古窑址在哪吗?”那个中年人停了手中的活计,也不急,也不躁,眯着眼看这一男一女半天,很涩地一笑:
  “没听说呢。”
  “或许也叫别的什么名字?”她对他说。
  他略一想,说:“有没有个烧窑的?”
  “有个解放前烧窑的——”中年人拿手指了一下,“在那边山头,电线杆下面呐。”
  两人心想是了,道了谢,就往那边去。
  田埂路不好走。夏日初升,略还有些清凉,厚重的草茎肆虐而出,仿佛万物之气四处冲撞,不得停歇。两人只是埋头,沿着毫无道理的小路一气走。那山头看去不远,走了半天,却像依旧在原先的位置。
  “歇会吧。”他说。
  她没有话,只拿出水来喝。一时间听得四处虫叫,暑气已经上来。四野看得分明,村子、山丘、水田、电线杆,都好像存心布局好似的,立在那里。
  “你看。”她指指前面。
  他抬了头看,唬了一跳。眼见是稍远处,突突地冒出一峰,四四方方,上头被云气遮了,像一块方柱立在那里。
  “不知道这叫什么山?”
  “我们叫它麻将山,不知其实叫什么。”
  “地图上没有标的。”
  “叫它麻将山,原来是要这个时候看的。不过这地头邪,”他喘一口气,“以前是古战场,打过方腊起义的。”
  “是嘛。”
  “附近有个万家村,万姓不多见吧?”
  “是不多见。”
  “万就是方,后人为避祸改的。”
  她仍苦了心翻地图,终于绝望了,说:“什么也没有啊?”
  他也一脸懊恼,“早先来过,在城里活了十几年,只是瞎读书,后来再就没来过了。很多事可能记别了。”
  她往本子上记着什么,抬头再看一眼那山,只觉有些不安。四周是太静了,只有黑蚱在使了命地叫唤。方圆几里内看不到人。再看他,却只顾僵着头看那四四方方的山,样子很魔怔了。
  我第一次捧着那个宋朝的瓷碗去北京的时候,找了阿茂。我拖着行李(那里面有我的包了好几层旧报纸的器皿),一脸菜色,像羊孩走进了狼群。那些暴发户般的大厦把我吓坏了。那些死硬的线条,那些冷峻的面孔,那些欲望之花处处绽放的街上的人来人往。阿茂说要在这混下去,一要聪明,二要坏。不聪明容易让人骗,不坏就骗不到人。阿茂说这话时,手在电吉它上发出刺耳的锐响,仿佛狼孩在月夜的嚎叫。但阿茂自己已经消失几个月了,自从那件该死的事发生后他就再没出现过。我琢磨他还不够坏,至少不像他自己想象的那样坏。之前的几年,刚认识西风时,我跟他说,永远别琢磨那些无法琢磨的事,让我们去单纯地学坏吧。西风低着个头就出去了。第二天晚上,他再来找我的时候,说,我不行了,我去找了个女人,就是使不上劲。我哈哈大笑,我说西风你这个反革命的意淫犯。你就永远跟你的那些尼采海德格尔们做爱吧。你他妈的怎么这么像个好孩子啊。我和西风认识是在那个倒霉透顶的破旧厕所里,那时我还在学院的旧文科楼里独自发霉。我蜷在那幢鬼鬼祟祟的旧楼里面,像那些乡下来的苦孩子一样,埋着头读我的莎士比亚。在那个历史性的厕所里(后代学者将会如何皓首穷经地去考证当时的情景),西风正独自对着他那物什长叹:英雄无用武之地啊。我很愉快地笑,想,这家伙说不定是个人物。但他却说他不行了。我们跟着阿茂一起浪的时候,西风总是很快活。我们一起读那些印在劣质纸张上的文字垃圾,个个仿佛顾城和海子附體。或者听那些号称朋克精英的破烂玩意。我们在首善之区想象全国各地民间好汉们的嚎叫,想象那些带着各地方言的骂骂咧咧。当然也带着各地的口臭,山东大葱或者四川麻辣什么的。我们也喝酒和写诗,这很自然,就像西风要留长发,就像男孩子十三岁开始遗精,就像我们长大了就要学坏一样。但是阿茂失踪了,西风因此很失落,他整天忧心忡忡,一副如丧考妣的模样。我想西风毕竟还是个雏儿,尽管他喝酒和写诗。那次喝了酒后,这家伙第一百次地问我,为什么带这么个破玩意来北京?他指的是我那个易碎的宝贝。我说你不懂。西风泯灭了自尊,不屈不挠地问。我没有回答。那个黝暗的器物,在我简陋的宿舍书架上散发着永恒的光。我们一起直着眼看它。它独自存在着,毫无道理。上帝说要有光。
  电线杆下面什么也没有。他们站在那里,四处张望。空气中已经有些热度了。他们在矮山丘间茫然地走,一边踢起许多碎石块,在空寂的山野间发出七零八落的声音。低矮的橘林中浓厚的药味,香樟、杜英的清香,南方丘陵特有的温和气息,囿在天地间。四处一片清明。
  她不甘心,支了眼往远处看。左手方满眼绿色中间,有一处浅色,像是块什么牌子,符号一般戳在那里。“会不会是那个?”
  十几分钟后,他们站在那块牌子面前。是块青田石的碑,上面刻着“梁公潭遗址”几个隶字,另有政府签署的名号和时间。“但地图上叫两弓潭?”她说。“乡间讹传吧,就像鲁迅写的柿油党?”他说。
  这是个宋窑,少见的婺州彩绘瓷就出在这里,书载直到民国时亦有作坊,但现时四下里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他们缘山线走,不久,见一湖,不大,水倒很干净的样子。湖边潮湿处,白扎扎地晃眼。走得近了,果然是些破碎了的陶片。
  “是这里了。”他说。
  “是这里了。”她也说。
  他们拿了小锄头淘,碎碎渣渣的,没有几块完整。
  “是人家扔下的吧?”他有些泄气。她仍是淘,挖出一块块小片。   “毫无价值。”他又说,一边丢了锄头。
  她不说话,捧着小碎片往湖里洗,洗得净了,现出许多青色或棕色的纹样。
  真是静,静得没了世界一样。两个人坐下来,取出东西吃。一边望着湖水。洗净了的破陶片在阳光下发亮,一片一片,好像本来就这般排在那里的,或是泥里长出来的物什。他心里有许多感觉,眩目,暑气蒸腾,湖水不起波纹,心迷迷地不知往何处去。
  “真美。”
  “什么?”
  “你看这湖。”
  他看了看她。她神色仍是很淡,一路的舟车劳顿使她脸色略有些青白,或许是湖水映染之故吧。头发已经长到耳根,像雨后的青草,整整齐齐。
  湖静极,一时消了暑气,只觉神思瞑静。他们像是下决心就这么永远坐下去一样。
  一只白鹭忽地掠过湖面,晃晃悠悠地投向林子的那边去了。
  她头发剪得很短,露出青青白白的发根,煞是好看。每个周末晚上,我们总在绿岛酒吧相遇。我不知道她叫什么,于是我叫她老卡。这个名字跟别的很多名字一样,其实毫无意义。后来她跟我说,她从来就没有喜欢过我。我说我相信。她说你为什么会相信。我说其实我也不喜欢你,我们只是在逢场作戏罢了。她愣了一下,说,好吧,让我们逢场作戏吧。于是我们开始寻欢,像所有无耻的男男女女一样。她在床上充满激情,跟平时冷冰冰的样子判若两人。她的没有技巧和花样的举止证明她是个缺乏经验的人,这与她年轻的脸庞和貌似沧桑的口气同样格格不入。整个过程中她都很投入,仿佛在进行毕生的事业。她的声音压抑,克制,喉咙时隐着厚重的雨云,像是陷入长久的梦魇。高潮来临时,她总是泪流满面。在我认识的女孩中,她是最特殊的一个。当然还有别的几个,我未必都知道她们的名字。阿茂曾经说过,他很好色,他说他总觉得自己活着就是为了不断地去追逐那些精巧性感的小兽,但每次等到那些肉们脱得光溜溜地站在他面前,总会觉得无比的悲哀。这使其后的做爱变得像是例行公事。他说跟那些女孩做爱后他就会感到真实的空虚,这种空虚直到他发现另一个目标才结束。阿茂说他的生命就在这种不竭的激情和永恒的疲倦中白白虚度。他说整个过程就是一场脱衣舞表演,似乎满怀希冀,另有深意,被揭开的谜底却永远是一无所有。而我不同,我同样从事着狩猎生涯,但从不因此折腾自己。我坚信为了那几毫升液体不足以让人痛哭流涕。我说姑娘们,让我们寻欢作乐吧,让我们互相折腾,互相伤害,然后彼此相忘吧。那一天,我走在学校食堂面前那条被太阳晒得发白的路上,听着阿茂他们录的歌,那个叫“南方稻田”的鬼鬼祟祟的乐队,架子鼓,吉它贝司,键盘和碎玻璃的嚣叫,然后——毫无征兆地,响起了木吉它的声音,我听得出(同样毫无理由地)是阿茂的声音。那条路就在阿茂迷途的吉它里飘起来。那时,阿茂作为一个实物的存在已经变得虚无,然而他与我就在那个时空这样地相遇了。我知道那把木吉它,它在阿茂的房间里落满灰尘,像是史前文明的证物。在北方城市的天空下,我永远也不会想到,有朝一日它会以这样的一种方式言说。它的木质的音箱空旷辽阔,就像我们早已熟悉的家乡田野。风吹过成熟的稻田时,发出令人忧伤的声音。那天我把耳机的音量开到最大。我走在伤口一般明明白白的路上,迎着来来往往的人类,第一次在异乡的天空下流下我无比珍贵的泪水。
  碎片流了一地,没个完整的。他们呆了会,还是决定回去。收拾起东西,包括那些碎片。这时,他发现一个荷锄的老头正在不远处的田埂上看着他们,一边嗤嗤地笑。他走上去,“老师傅,怎么说话?”
  “要找老古迹么?”老头眯起眼,“到村子里去么。这里,晚了,人家是拖拉机开过来挖的。”说完又嗤嗤地笑。
  他也笑,“老人家懂得?”
  “懂嘛,不过见得多了。先前遍地都是,谁家不使来喂猪饲鸡的?再是有人来收购,一个青花碗卖一百块,再就是卖两百,再卖五百的你信不?”
  “信。”
  老头心满意足地咂咂嘴,接着说道:“也有金娃娃的,挖到那个福气呵。”
  说着话,老头拄着锄立着,不喘气,“后生家,你说我多少岁数?”
  他仔细看他,童头微须,面目黝黑,惟一双眼睛瓷瓷地放着光,便说:“有五十多了吧。”“六十好几了,后生家。”说着老头嗬嗬笑著,自顾自去了。
  他对她说了情况,两人便动身去村里。路是走熟了的,但仍不顺脚,一深一浅地彳亍着。只她还不时回头去看那块碑。沿着一团团绿走,忽然就看见一条大沟,内里全是碎石,鹅卵石,方砺石。一辆拖拉机在装石子,几个壮汉敞着衣襟忙活着。
  “以前这应该是条河吧。”她说。
  “可能。”
  他们走近了那几个人。他拦住一个问:“以前这里是条河么?”
  “不晓得。”那个说。
  “听老人家讲是的吧。”旁边一个说。
  “那是老早的事了,”另一个补充道,说着他抬头很茫然地看了看天,“听我外太公讲的呐。”
  “很宽嘛,”他比划着这条干涸的河床,“有三四十米样子。”
  “要的。”那几个纷纷点头说。
  “宋方腊与官兵战于迹水,死伤数万,流血漂橹,这条可能就是迹水吧。”他向她解释道。
  “就是你说的古战场?”
  “是啊,咱今天也算文化苦旅嘛。”
  “你还是一点都没变。”她忽然说。
  他呆了下,“不会的,不是说存心来的吗?”
  “是存心来。不过这沟——”
  阿茂从一个春天的黄昏开始消失,把他的女友孤自丢在那儿。这是阿茂结交过的女友中唯一没有做过那种事的。阿茂对我说,不知道为什么,在她面前就是不行,到别的女人那儿就行。每次在她那儿坏了,就出去找别的女人,那时他总是很威武,没有个把小时下不来。我说阿茂你别是爱上她了吧。阿茂说怎么可能呢?像我们这种人配爱谁呀你说。我们不就是为着上下两个巴活着的嘛。阿茂说完就笑,笑得很坏,也很虚无。阿茂说,我追求的只是一次次性高潮呵上帝。我一直相信他的话,就像相信一个同行中的前辈的教诲。然而我遇上了同样的事。在又一次面对老卡的时候,我忽然开始变得力不从心。我想了又想,终于泪流满面。老杰,她说。我们其实像你那个器皿一样易碎。我们是异乡流浪的苦孩子,空自咬着锋利的牙齿可哪怕咬出血呢老杰。做个坏孩子有多难啊老杰。她的话像暴虐的手指敲击着我的心灵。为什么我们不能做一对单纯寻欢作乐的无耻男女啊老卡。为什么阿茂要走而我还在这个该死的围墙里白白地活着啊老卡。为什么用最狂乱的噪音换来的是心底的纯明和无边忏悔啊老卡。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要像个自虐狂般死劲地问自己为什么啊老卡。老卡啊老卡。那是个宁静的夜晚,我抱着她赤裸的身体一遍又一遍地哭泣,就像农民大哥在暴雨的六月里痛哭着他那将要收割的庄稼。阿茂的女友长发,安静,眼睛黑得像六月里走过积满落叶的树林。她要离开北京的那天,来找了我。当时已是十一点熄灯后,我们站在黑洞洞的宿舍甬道里交谈。我趿着拖鞋,感到了北中国的寒冷。来来往往去水房的人们很是诧异地看着我们。你要去哪里?我也不知道。那你准备怎么走?坐晚上的火车,往北走。去内蒙?先去内蒙。嗯——。什么?没什么,一路顺风吧。好。你呢?我?还这样过下去?不知道啊。回去吧。回去?对,回家去吧。回家?是的,回家去吧。她留下这么一句谶言般的话,然后走了,很快地从甬道里消失。甬道的尽头黑洞洞的,像停电后瞎子眼中的夜晚。她走了,把对阿茂的记忆留给了我们。阿茂们的笑,阿茂们的呐喊,逃窜,解放,攻击?——黑暗的午夜里,简短有力的旋律,失真乐器单调音色的无限度运行,吉它张力的拉伸,鼓的翻滚嘶咬。西风是半个月前去西部的。他说在这个肮脏不堪、乌烟瘴气、几乎让人窒息的城市里,他看到太多作呕的亲热、虚假的语言、丑陋的嘴脸、爱情的欺骗。他说媒体和大众视而不见地装孙子犯坏,物价飞涨,失业增多,混子流氓满地爬,他说那人类最追求的神圣爱情在今天全然公开地变成了金钱肉体的交易。他说我们在这里会被粉碎的,一切障碍都在粉碎我,粉碎我们,我们会被当成一堆垃圾,一堆呕吐物。然后他就去了西部,从此再无音讯,留下一个手机里的空号。一个人就这样消失得毫无道理。但他并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阿茂,西风,还有其他许多人,许许多多的人,他们渐渐地从我的生活中消失,直到我再也记不起他们的名字,他们的青青黄黄的面孔。我说老卡啊,我们听音乐,读书,热爱艺术到底是为了什么?经历了文化阉割与文化殖民后文化裸体的我们不会再给这些严肃艺术一平方微米的容光焕发之地,我们的灵魂已被肥皂剧、时尚杂志、卡拉OK、微信、微博所置换,我们的太阳不知何时在中间出现一个方孔变成了一枚铜钱了。我抱着老卡泣不成声。然后,静夜里很清脆地一声剧响。那个易碎的宋代瓷碗,精巧和脆弱得让人心痛的物什,现在像一片粉碎的陨石。然而老卡不说话,她只是呆呆地看着地上。我在等待着她的询问。我在等待,等着她开口说话,就像是海上的船只在寻找可以活命的藉口。   天已偏西,满眼酽酽的一片。进了村,往腹地走。在一个广场边的代销店站住了,那里聚了团团的人,都在歇气。许多穿着不合身的西装。几辆披红戴绿的轿车停在那儿,想是要办喜事。他们要了矿泉水,欢畅地喝一气。人都看着他们。有穿着大汗衫却光了屁股的小孩,泥鳅般地挤来挤去,又忽地裂开嘴大哭起来。他们看着笑,人群也笑,陶陶地笑。这时,一人走上来说,“回来了?”他一看,正是原先指路的中年人,当即很高兴:“回来了。”“找到了?”“嗯,找到了。”一时也没什么话。中年人说他叫老万,又说:“没吃吧,村里正办喜酒呢,一道去吧?”他向她点一点头,拿起东西就走。
  缘巷子走,狗子猛觑,老万一路呵斥。到了一幢三层的小洋楼,带个不大的院子,一环土矮墙,像新衣裳外面披了条旧围巾;上头长满了草茎,迎着晚风兀自摇晃。一个小男孩老气横秋地坐在板凳上做功课,老万过去一把轰起,“去,叫你姆妈,家来客了。”
  待坐在場院里喝茶,四处已经沉重下来,暖暖的光罩住了一切。人坐在光里,莫名披上一圈光环。土茶很酽,唇齿仿佛瞬时被洗涤清静了。就说起了古窑。说起年少时的回忆和一天的探访。老万不声响,半天想起什么似地,回屋抱出一包蓝印花布包扎的物什,打开了,现出许多瓷皿。他拿起一个,就着光看,色泽鲜明,纹路清晰,并不是什么好的,递给她,也看过就放下。老万也不急,也不言语,自顾自地喝着土茶。他有些迷惑,一个个翻拣过来,一个个地摩挲,最后拣出一个小小的壶。一个不很干净的壶,还落着泥,口里略有些磨损。内里黑洞洞的,看不清爽。他捧起那壶,放在光里,四下里转着看,反反复复地看。她说怎么了。他也不说话,似乎怔住,只直着眼看那壶。她再看老万。老万也不说话,只抿着他的茶。她看他坐在光里,捧着壶,上上下下地看,像是看到了什么熟悉的东西,像是已经这样子坐了很久似的。
  跟我回去吧?回哪里去?回到我的老家,我的家,我的南方。我需要另外一个瓷器。我有过这么一个好东西,但被我自己毁了。永远地毁了。我以为我学会了很多,好的坏的,真的假的,其实我什么都不懂。我知道什么呢?我无知,无用,一首曲子从一开始就被弹坏。一首压错韵的诗。音符暴虐的诗。回去,我的老家,我和阿茂的老家。阿茂,我的兄弟,你现在在哪里?你还苟活在这个你所不喜欢的人间吗?你一定要好好地赖活着,残存着,像无论如何不肯为崇高献身的无耻之徒。为什么要我一起去?我需要你。我要找到一个新的更好的瓷器。我需要它,我需要你陪我一起,找到那个属于我们的东西。我们重新开始寻找一切好吗?我需要你。我需要你。我需要你。
  他们跟着老万,远远就听到喧哗,像一个什么事故现场。被安排在场院里的一桌,都是年轻人。众人七嘴八舌地招呼。一个穿着黑西装的精瘦黄毛朝他们看一眼,又朝她看一眼。
  “北京人?”
  他没有纠正,简单地笑笑。她看着他。这个人似乎还没回来,还在老万的院子里,在那捧着壶看呢。
  白色蓝边的小海碗,浅底阔口。谷烧,透明的液体,有股清洌的香。入口却极刺喉,一根火苗嗖地一声直接溜到胃里。
  “美女!”
  他们要给她加酒。他活过来了,拦着说,“我来吧。”
  几个年龄相仿的女孩拉她去聊天,研究她的发型和着装。又邀她一起去看新娘子。她们往堂屋那里去了。好像一切都很安静。或许是错觉。他看着面前的酒碗。周遭的声音像从海底渐渐浮出来。那个黄毛朝着他说着什么。他在说什么?他朝四周看看,各式各样的脸,同时说着话。他找不到老万,朦胧的夜色中万物次第模糊。他好像说了句什么,但没听见自己的话。他想了想,一低头,把那碗东西从嘴里倒下去。
  半个村子陷入喧哗之中。有人在隔壁桌行酒令,是开天辟地般的怒吼。几个人很兴奋地围着他,朝着他笑,说着什么话,然后纷纷端起小海碗跟他碰杯。
  他不知道喝了多少,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他看看堂前贴着的大红囍字,两支塑料红蜡烛一边放光,一边发出很腔调的音乐。两旁挂满了对联,上面写着各种名字。屋子内外,到处是人,各种声音混杂在一起,像海潮泛滥。地下厚厚一层鞭炮屑,几个小孩偶尔点爆一个,发出冷冷清清的脆响。他看到老万,被另一群人围在隔壁那桌。脸色绯红,也在大声地嚷嚷。
  他说,再不能喝了。众人很大声地说,你们首都人民这么不爽气?不依不挠。这时,他看见她从堂屋里很急地走出来,有些生气的样子。走过来,拉他的手说,我们走吧。
  众人嚷道,才刚开始呢。又腾出位置来。她不坐,从桌子上捡起一棵烟,点着了,很快走到院子外面去了。他刚想站起来跟出去,堂屋人堆里又走出一个人来,却是黄毛,几步朝他走过来,用手按住他,拉张板凳在旁边坐下。
  再喝点。他说。
  他看看黄毛刀片般的脸,浮泛的笑,说,真不能喝了。黄毛不容分说,倒一碗谷烧,有半碗溢在桌子上,举到他面前。
  那个女的,是你女朋友?黄毛忽然问。
  他一时没听明白。谁?
  你们一起来的那个。美女。黄毛说。
  他迟疑了一下。
  黄毛把碗往前送了一下,“干了”,然后自顾自一口喝完。
  他看看左右,端起来,咽了一小口,然后又咽一口。
  老万端着碗走过来了。跟黄毛先干一碗,然后朝他举起碗。他说老万我不能喝了。老万粗声说,能喝,再喝。他朝老万捅一下,老万,是我啊。老万没说话,旁边一个谁说,大家都一样。老万朝他一个劲地笑,跟白天完全两个人。都一样都一样。他看看老万,好像不认识他的脸了。现在他跟其他人变得一模一样了。
  现在他一个人坐在一群不认识的人中间,脚下是背包,里面有他刚从老万家买的旧陶壶。她走到外面去了,不知道现在在哪里。他坐在明里暗里,看月光与院子里各种灯光混在一起,所有笑着嚷着的陌生的脸浮动着,摇曳着。那些脸,每张都像他自己。他端着碗,胃里一阵翻滚,死命压下去,眼泪就涌出来。手一松,碗啪地一声碎在水泥地上。
  一时众人皆静。时间仿佛凝滞了。
  碎碎平安。碎碎平安。一个女人在人群里说。
  黄毛跳出来,想干嘛?捣浆糊啊?——早看你不顺眼了。
  他还坐着,不说话,死咬着嘴唇,仿佛一张口就会呕吐。
  黄毛说,出来!瞧不起我们农民啊,干仗敢吗北京佬?
  一个新的更好的瓷器。新的,跟被粉碎的那个器皿一样,脆弱,仿佛无物。我需要它。我需要你。我需要我们在一起,在我们被粉碎之前。
  周围的人都在叫好,仿佛听报告后的齐声鼓掌。老万用手轻轻拍拍他的肩膀,朝他赞许地笑。他有些疑惑,模模糊糊地站起来,点着头,仿佛这些都是婚礼仪式的一部分。众人围着他们,七嘴八舌地,渐渐乒乒乓乓地聚集起来,拥着他们往外面走。他被人推搡着,簇拥着。在场院门口,她惊讶地看着一切,朝他大声喊着。他已经听不真切,耳边都是海水般的本地方言,只一只手把背包远远地递给她。走了几步后,大声说道:那里有——我们的壶!他们所有人,一大堆人,深深浅浅、高高低低地往外走。月光清白,村子里四处静谧,秋虫停了嘶鸣,几只狗子不知躲在哪里,拼命地狂吠。有人打着手电,有人用手机照着。几十个人低低地说着话,像是往村庄小广场的方向走去。在那里,他们曾喝了水,短暂地休息,然后进入了村庄。之前他们徜徉在一个湖边,一些陶片整整齐齐地排列在那里。一块碑,碑名被人们叫错了很多年。他们来到乡野。他们离开一个庞大的城市,像逃离一只巨大无比的怪兽。他们包里装着一个易碎的器皿,那物什毫无意义,终于在城市里粉碎。现在,他们找到了一个新的陶壶,同样毫无意义。但这是属于他们的,等待了几百年而最终归于他们的易碎品。他和黄毛被拥护在人群中间,像义军的首领,像演唱会上的主唱,像是要去征服或炸裂一个世界。他头脑发热,热泪盈眶,被乡村夜晚的凉凉暖暖的风吹着,被一种熟悉又疏离的情绪裹挟着。他心里念着她的名字,阿茂的名字,西风的名字。他轻轻重重地走着,在陌生的乡间,在月光与黑夜之中,忽然恍然大悟,明白自己半生的秘密。原来他所有的辛苦,所有的路,其实都是为了等待这样一个夜晚啊。
  这夜晚如此真实。
  (责任编辑:游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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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很多故事一样,在见到哲贵本人之前,就听过不少关于他的传说。说得最多的,倒不是小说,而是酒量。传说嘛,总是主业之外的趣事,譬如传他千杯不醉,喝酒时稳如泰山,举杯之势又如何自如轻盈。听得多了,不免好奇,这会是一个怎样的人。一个写作者总是多种身份融合的,一个饮者,一个小说家,还有作为朋友的样子。通过小说作品去了解一个人,和通过传闻去想象一个人,看似南辕北辙,却也有意外的殊路同归。  在《上海文化》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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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叶甫纳1986年出生于云南省昆明市。2008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实验艺术系,获学士学位。2010年毕业于英国中央圣马丁艺术学院纯艺术专业,获硕士学位。2013年至今,于中央美术学院实验艺术系执教。主要群展有:“单性知识”(沪申画廊,上海,2016)、“想象的未来:今日美术馆·未来馆开馆展”(今日美术馆,北京,2015)、“COPYLEFT:中国挪用艺术”(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上海)、“电子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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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伟长这个名字好,从字面上理解,就是姓李的伟大首长。很气派的。  兄弟我第一次看见这个名字时,倒没有往气派上想,而是毫无来由地想起另外两个人的名字:李时珍和袁伟时。天理良心,我当时脑子里跳出的就是这两个名字。袁伟时在学界鼎鼎大名,是中山大学的哲学教授,本人读过他的《中国现代哲学史稿》和《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很是佩服的。必须坦诚的是,我与袁先生并不认识,只在电视上看过他的访谈,为什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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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栏的话:  作者自白:“中国当代电影在第五代第六代后,第七代就形不成一个说法,新千年以降,新锐电影进入了一个难以以时间来区分代际,而渐渐在各个地域形成浪潮的状态。贵州、内蒙、藏地、浙江……电影与地理之间形成的这种关系,既是独特地理与空间给出的视觉可能,更是成长经验与文化心理给出的叙事可能,人处于不同的处境里,而对“人的处境”的关注,是华语新锐电影的共同主题。这些笔记,试图与这些电影一起进入这些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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