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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世界工厂”或“制造大国”的中国，在经济“走出去”规模日益扩大的背景下，被排斥出来的一般劳动力，仅靠服务业吸纳将难以完全消化。为解决富余劳动力就业问题，必须促使部分劳动力“走出去”。虽然目前中国通过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派遣，早就形成一定规模，但与制造业“走出去”后形成的就业缺口相比，差距还非常大。本文从劳动力价值的实现形式分析着手，指出劳动力“走出去”可以重點围绕中高端商品出口、对外工程承包、劳务派遣、对外投资、服务贸易、入境旅游等形式进行。
劳动力“走出去” 传统制造业
路径研究
问题的提出及文献梳理
作为“世界工厂”或“制造大国”的中国制造业，由于劳动密集型比重太大，早些年已经关注资本深化问题，进而引发了对资本深化与要素禀赋利用谁更优的争论。正当有人担心“过早的资本深化”，会造成GDP就业弹性下降，并且资本深化也尚未取得大的进展之际，传统制造业开始了走出去的热潮。2015年底，中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创下1180.2亿美元的历史最高值，同比增长14.7%，实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连续13年增长，年均增幅高达33.6%。商务部发布的2016年上半年对外投资数据显示，境内企业对全球155个国家和地区的4797家境外企业直接投资888.6亿美元，同比增长58.7%。其中制造业对外投资达到176亿美元，同比增长245.6%，流向装备制造业120.4亿美元，是2015年同期的5.4倍，占制造业对外投资的68.4%。中国对外投资步伐加快，表明有越来越多企业将产能转移到国外，使国内产业投资开始出现低增长。
目前，一方面，中国每年有大约1500万人新进入劳动力市场，这一规模尽管未来会逐年下降，但几年内仍然有上千万的数量；另一方面，受工资成本上涨快的影响，机器代替人工的速度在加快，同样的产出规模用工数量会明显减少。在就业压力本来就有增无减的背景下，如果还要叠加大量传统制造业走出去的因素，一般劳动力就业压力陡增，将是不可回避的现实，发达国家出现的有增长无就业增加的现象，也会在中国出现。尽管2014年中国第三产业就业比重已占40.6%，就业人员达到3.1亿人，预计到“十三五”末，服务业就业占比很可能达50%。但尽管如此，还有50%左右的劳动力，要继续保留在农业和制造业领域，并且要以第二产业为主，总量应当接近3亿。由于服务业每年吸纳就业不超过900万，而要消化制造业每年减少的200-300万的就业人数，必须在扩大服务业就业的同时，另寻劳动力就业的新途径，推动更多劳动力进入国际市场，重构其在国内国外的就业结构。
在与劳动力走出去的相关研究文献中，一般认为表现为“国际劳务输出”、“国际劳务合作”、“海外就业”三种方式。夏虹（2012）认为国际劳务合作，是指一国的自然人或法人通过某种形式向另一国的自然人、法人或政府机构提供劳务以获取经济利益的一种国际经济合作方式，包括传统劳务合作（承包工程）和企业对外投资参加外国工业和基础设施工程建设而形成的劳务输出。王延忠（2002）认为真正的国际劳务合作，不仅有劳务输出，还应包括中国劳动力资源与国际生产要素相结合的各种其他类型，比如在外商投资企业工作的中国雇员和为中国出口商品提供各种劳务服务的从业人员等。潘祖永（1989）认为劳务输出不仅包括单纯的体力劳动，也包括脑力劳动，如向外输出专家、顾问、学者、医生、商务咨询等专业人才。王敏（2010）在研究我国劳动力“走出去”的方式后，认为劳务输出不仅包含传统的工程承包和对外劳务合作，还提出了通过离岸服务外包引进的工作职位也属于其中的一种重要的方式。王南（2014）认为国际劳务输出就是劳动力国际间流动，其形式包括工程项下劳务输出和纯劳务输出。所谓的工程项下劳务派遣，是指具有对外承包工程经营资格的企业，向其在境外签约实施的承包工程项目（含分包项目）派遣各类劳务人员的经济活动。
中国扩大劳务输出的主要途径
中国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要素，要发挥在国际分工中的比较优势，应该是商品出口、引进 FDI与对外劳务输出“三管齐下”。基于当前中国劳务输出的比较优势，以下方面应成为劳务输出的主要方式：
（1）围绕中高端产品出口的劳务输出
中国继续扩大传统制造业出口规模，路子已经走不通，未来必须通过出口产品升级，扩大中高端出口产品规模，带动非要素劳务及与此相关的服务贸易劳务出口。一国的设备和技术出口，不可避免地需要设备安装、调试人员、技术顾问等劳动服务，这种输出方式在发达国家较为常见。发达国家的许多服务行业，就是制造业中高技术工业规模扩大到一定水平的产物，对外劳务贸易就是在这一前提下产生的。美国计算机、通信卫星等商业化，使信息、知识等得以生产、储存和复制，并在国际间迅速传递成为可能，从而使这些部门的对外贸易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增长。
发达国家正是以高技术开发为先导，以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为优势，充分利用高端制造产品出口带动工程项目总承包、高技术开发、金融、保险、投资、技术服务等各项劳务贸易，使服务贸易额占全部出口额的40%以上。中国在这一领域的潜力最大，必将成为劳务输出的主体。
（2）围绕对外工程外包的劳务输出
一方面，中国的工程施工能力和技术水平，已经进入国际前列，能够在更多领域承揽大项目和大工程。另一方面，随着国内基本建设投资增长速度放慢，基建行业也同样面临产能过剩问题。尽管全球承包工程市场发展表现总体乏力，但中国的对外承包工程呈现明显增长态势。由于对外工程承包需要分派项目管理人员、设计人员、施工人员等，这种输出方式具有批量大、组织性强等特点，是中国主要的劳务输出方式。
（3）围绕直接劳务需求的对外输出
劳动力参与国际循环能够改变国家之间的要素禀赋，影响对最终产品的需求，外流的劳动力可以在国家间起到传播生活习惯与消费模式的中介作用。因此，中国对外劳务输出，在新时期仍具有重要作用，它不仅可以扩大就业渠道，提高劳动力素质和职业技能，而且会在一定程度上助力中国经济深度融入国际市场。虽然中国对外派遣年末在外人数，从1987年的3.19万人，已经上升到2013年的48.26万人，但与作为13亿人口的大国，数量太小。菲律宾人口不到1个亿，海外务工人员多达700万。 （4）围绕对外投资的劳务输出
发达国家通过对外投资，实现了非要素劳务的大量输出。美国对外劳务贸易中，投资收益占有很大比重，而且是顺差的主要来源。2015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10978.6亿美元，占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出存量的份额由2002年的0.4%提升至4.4%，排名由第25位上升至第8位。对外投资已经覆盖全球188个国家和所有行业类别，其中制造业、金融业、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同比分别增长了108.5%、52.3%、115.2%，流向装备制造业的投资已经达到100.5亿美元。对外投资规模的扩大，尤其是中国与一带一路國家和地区产能合作项目的迅速增加，不仅外派技术人员、管理人员数量会增加，而且产品销售、售后服务的人员也大量增加，中国企业除聘用本地员工外，也将聘用更多国内员工。国内有关招聘机构、政府服务部门等，应加快建立与此相适应的机制，更好地服务这类劳务输出需要。
（5）围绕服务贸易的劳务输出
中国服务业和服务贸易作为吸纳就业机会的主导地位日益突出。卢仁祥（2011）认为中国可通过发展对外服务，带动国内服务业的发展来增加就业，缓解就业压力。中国服务贸易虽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势头，2015年的进出口同比增长14.6%，但出口比进口近10个百分点，逆差为1366.2亿美元。印度正是通过发展软件外包，形成很大的服务贸易规模，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计算机软件大国。全球前10大离岸外包目的地中，印度有班加罗尔、孟买、新德里、钦奈、海德拉巴、宿雾6个城市入围，全球外包市场中有一半以上被印度占据。中国从事软件开发的人才队伍庞大，目前共有11个国家软件产业基地城市、14个服务外包基地城市，4个服务外包示范城市，依托这些城市发展软件出口，具有很大潜力。此外，中国的设计、创意、教育、医疗、文化、科技等领域，与世界各国尤其是数量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比较，既有规模优势，又有结构优势，还有成本优势，目前中国的对外服务贸易，也进入快速发展阶段，2013年已经成为世界第二。中国应当在这方面加大培育力度，逐步将有的服务产品发展成为对外贸易的主导产品，形成以软件、设计、技术输出、咨询、金融、管理为主体的一揽子劳务出口结构。
（6）围绕入境旅游的劳务输出
21世纪以来，中国的入境旅游呈现井喷式的增长。目前，中国已是世界第四大旅游入境接待国，入境旅游人数（含入境过夜游客）从1978年的180.92万人次增加到2015年的1.33亿人次，增长72.5倍，年均增长12.3%；旅游外汇收入从1978年的2.63亿美元增加到2015年的1136.5亿美元，增长431倍，年均增长17.8%。尽管如此，中国入境旅游的数量相对于资源而言，规模依然很小。未来应当将其作为扩大劳务间接输出的主要领域。
劳动力“走出去” 传统制造业
路径研究
问题的提出及文献梳理
作为“世界工厂”或“制造大国”的中国制造业，由于劳动密集型比重太大，早些年已经关注资本深化问题，进而引发了对资本深化与要素禀赋利用谁更优的争论。正当有人担心“过早的资本深化”，会造成GDP就业弹性下降，并且资本深化也尚未取得大的进展之际，传统制造业开始了走出去的热潮。2015年底，中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创下1180.2亿美元的历史最高值，同比增长14.7%，实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连续13年增长，年均增幅高达33.6%。商务部发布的2016年上半年对外投资数据显示，境内企业对全球155个国家和地区的4797家境外企业直接投资888.6亿美元，同比增长58.7%。其中制造业对外投资达到176亿美元，同比增长245.6%，流向装备制造业120.4亿美元，是2015年同期的5.4倍，占制造业对外投资的68.4%。中国对外投资步伐加快，表明有越来越多企业将产能转移到国外，使国内产业投资开始出现低增长。
目前，一方面，中国每年有大约1500万人新进入劳动力市场，这一规模尽管未来会逐年下降，但几年内仍然有上千万的数量；另一方面，受工资成本上涨快的影响，机器代替人工的速度在加快，同样的产出规模用工数量会明显减少。在就业压力本来就有增无减的背景下，如果还要叠加大量传统制造业走出去的因素，一般劳动力就业压力陡增，将是不可回避的现实，发达国家出现的有增长无就业增加的现象，也会在中国出现。尽管2014年中国第三产业就业比重已占40.6%，就业人员达到3.1亿人，预计到“十三五”末，服务业就业占比很可能达50%。但尽管如此，还有50%左右的劳动力，要继续保留在农业和制造业领域，并且要以第二产业为主，总量应当接近3亿。由于服务业每年吸纳就业不超过900万，而要消化制造业每年减少的200-300万的就业人数，必须在扩大服务业就业的同时，另寻劳动力就业的新途径，推动更多劳动力进入国际市场，重构其在国内国外的就业结构。
在与劳动力走出去的相关研究文献中，一般认为表现为“国际劳务输出”、“国际劳务合作”、“海外就业”三种方式。夏虹（2012）认为国际劳务合作，是指一国的自然人或法人通过某种形式向另一国的自然人、法人或政府机构提供劳务以获取经济利益的一种国际经济合作方式，包括传统劳务合作（承包工程）和企业对外投资参加外国工业和基础设施工程建设而形成的劳务输出。王延忠（2002）认为真正的国际劳务合作，不仅有劳务输出，还应包括中国劳动力资源与国际生产要素相结合的各种其他类型，比如在外商投资企业工作的中国雇员和为中国出口商品提供各种劳务服务的从业人员等。潘祖永（1989）认为劳务输出不仅包括单纯的体力劳动，也包括脑力劳动，如向外输出专家、顾问、学者、医生、商务咨询等专业人才。王敏（2010）在研究我国劳动力“走出去”的方式后，认为劳务输出不仅包含传统的工程承包和对外劳务合作，还提出了通过离岸服务外包引进的工作职位也属于其中的一种重要的方式。王南（2014）认为国际劳务输出就是劳动力国际间流动，其形式包括工程项下劳务输出和纯劳务输出。所谓的工程项下劳务派遣，是指具有对外承包工程经营资格的企业，向其在境外签约实施的承包工程项目（含分包项目）派遣各类劳务人员的经济活动。
中国扩大劳务输出的主要途径
中国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要素，要发挥在国际分工中的比较优势，应该是商品出口、引进 FDI与对外劳务输出“三管齐下”。基于当前中国劳务输出的比较优势，以下方面应成为劳务输出的主要方式：
（1）围绕中高端产品出口的劳务输出
中国继续扩大传统制造业出口规模，路子已经走不通，未来必须通过出口产品升级，扩大中高端出口产品规模，带动非要素劳务及与此相关的服务贸易劳务出口。一国的设备和技术出口，不可避免地需要设备安装、调试人员、技术顾问等劳动服务，这种输出方式在发达国家较为常见。发达国家的许多服务行业，就是制造业中高技术工业规模扩大到一定水平的产物，对外劳务贸易就是在这一前提下产生的。美国计算机、通信卫星等商业化，使信息、知识等得以生产、储存和复制，并在国际间迅速传递成为可能，从而使这些部门的对外贸易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增长。
发达国家正是以高技术开发为先导，以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为优势，充分利用高端制造产品出口带动工程项目总承包、高技术开发、金融、保险、投资、技术服务等各项劳务贸易，使服务贸易额占全部出口额的40%以上。中国在这一领域的潜力最大，必将成为劳务输出的主体。
（2）围绕对外工程外包的劳务输出
一方面，中国的工程施工能力和技术水平，已经进入国际前列，能够在更多领域承揽大项目和大工程。另一方面，随着国内基本建设投资增长速度放慢，基建行业也同样面临产能过剩问题。尽管全球承包工程市场发展表现总体乏力，但中国的对外承包工程呈现明显增长态势。由于对外工程承包需要分派项目管理人员、设计人员、施工人员等，这种输出方式具有批量大、组织性强等特点，是中国主要的劳务输出方式。
（3）围绕直接劳务需求的对外输出
劳动力参与国际循环能够改变国家之间的要素禀赋，影响对最终产品的需求，外流的劳动力可以在国家间起到传播生活习惯与消费模式的中介作用。因此，中国对外劳务输出，在新时期仍具有重要作用，它不仅可以扩大就业渠道，提高劳动力素质和职业技能，而且会在一定程度上助力中国经济深度融入国际市场。虽然中国对外派遣年末在外人数，从1987年的3.19万人，已经上升到2013年的48.26万人，但与作为13亿人口的大国，数量太小。菲律宾人口不到1个亿，海外务工人员多达700万。 （4）围绕对外投资的劳务输出
发达国家通过对外投资，实现了非要素劳务的大量输出。美国对外劳务贸易中，投资收益占有很大比重，而且是顺差的主要来源。2015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10978.6亿美元，占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出存量的份额由2002年的0.4%提升至4.4%，排名由第25位上升至第8位。对外投资已经覆盖全球188个国家和所有行业类别，其中制造业、金融业、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同比分别增长了108.5%、52.3%、115.2%，流向装备制造业的投资已经达到100.5亿美元。对外投资规模的扩大，尤其是中国与一带一路國家和地区产能合作项目的迅速增加，不仅外派技术人员、管理人员数量会增加，而且产品销售、售后服务的人员也大量增加，中国企业除聘用本地员工外，也将聘用更多国内员工。国内有关招聘机构、政府服务部门等，应加快建立与此相适应的机制，更好地服务这类劳务输出需要。
（5）围绕服务贸易的劳务输出
中国服务业和服务贸易作为吸纳就业机会的主导地位日益突出。卢仁祥（2011）认为中国可通过发展对外服务，带动国内服务业的发展来增加就业，缓解就业压力。中国服务贸易虽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势头，2015年的进出口同比增长14.6%，但出口比进口近10个百分点，逆差为1366.2亿美元。印度正是通过发展软件外包，形成很大的服务贸易规模，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计算机软件大国。全球前10大离岸外包目的地中，印度有班加罗尔、孟买、新德里、钦奈、海德拉巴、宿雾6个城市入围，全球外包市场中有一半以上被印度占据。中国从事软件开发的人才队伍庞大，目前共有11个国家软件产业基地城市、14个服务外包基地城市，4个服务外包示范城市，依托这些城市发展软件出口，具有很大潜力。此外，中国的设计、创意、教育、医疗、文化、科技等领域，与世界各国尤其是数量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比较，既有规模优势，又有结构优势，还有成本优势，目前中国的对外服务贸易，也进入快速发展阶段，2013年已经成为世界第二。中国应当在这方面加大培育力度，逐步将有的服务产品发展成为对外贸易的主导产品，形成以软件、设计、技术输出、咨询、金融、管理为主体的一揽子劳务出口结构。
（6）围绕入境旅游的劳务输出
21世纪以来，中国的入境旅游呈现井喷式的增长。目前，中国已是世界第四大旅游入境接待国，入境旅游人数（含入境过夜游客）从1978年的180.92万人次增加到2015年的1.33亿人次，增长72.5倍，年均增长12.3%；旅游外汇收入从1978年的2.63亿美元增加到2015年的1136.5亿美元，增长431倍，年均增长17.8%。尽管如此，中国入境旅游的数量相对于资源而言，规模依然很小。未来应当将其作为扩大劳务间接输出的主要领域。